世界农业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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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一.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有人归纳为两点，有人归纳为三点或五点，等等。[59a.29a.58.42a.64.50b]不管具体表述如何歧异，人们的分析一般是从生产技术和生产结构两方面着眼的；最近亦有人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业及其相互关系考察我国传统农业。对我国传统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则有不同认识。

生产技术的特点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这是国内外学者所公认的，但对精耕细作内涵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对它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则存在较大分歧。

董恺忱考证了“精耕细作”一词的来源，指出古代文献中虽屡有“深耕疾耘”等证，但“精耕细作”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它实际上是近人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体系的一种概括[59c]。这一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至于这一技术体系的内容，开始时人们偏重从耕作栽培技术上去理解它，并以南北不同的土壤耕作体系的形成作为农史分期的重要标志。外国人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中世纪“休闲农业”相对称者，也是着重在土壤耕作体系的区别[69]。与此同时，人们又纷纷强调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率高（较早由休闲制进入连和制和复种制）这一特点，而与精耕细作并列。随着人们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认识的深化，人们对精耕细作内涵的理解也大大拓宽了。1989年出版的《中国农业科技史稿》“结束语”在论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时，就把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如育种.种子处理保藏.对农业生物之间互养或互抑关系的利用等）和改善农业生物环境条件的技术措施（如土壤耕作.施肥.灌溉等）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上述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一方面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以“三才”理论为指导，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也可以用“精耕细作”来概括。文中又指出，精耕细作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原则也被应用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其它领域中[49]。已有人试图用这种认识具体阐述中国传统的农学体系。[29b]

精耕细作属集约经营的范畴。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属劳动集约类型。精耕细作与多劳集约关系密切，以至有论者往往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来。最近有人指出精耕细作不一定和多劳集约相联系，并以汉代的代田法和区田法为例，说明可以有产量和效率并重型精耕细作和多劳集约型精耕细作，只是由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小农分散经营越来越占优势，精耕细作也就越来越被限制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运行了[29e]。

至于精耕细作传统形成的原因，或强调人口多耕地少格局的影响[8a.11]，不过这种格局的形成相参对晚后，难以成为精耕细作形成的主因。更多学者从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予以解释，本综述下篇还将具体论及。席海鹰的思路与众不同，他强调自然条件形成的压力，认为精耕细作是在中国人民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发展的。他不是用封建地主制解释精耕细作的形成，相反，是用精耕细作来解释封建地主制的形成，把精耕细作视为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48]从某些精耕细作技术在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前即已出现看，[29a]这种说法有其一定道理。农史界的学者则多倾向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精耕细作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与不利的自然条件的斗争中所创造的巧妙的农艺，它的形成和发展既与封建制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有关，亦与逐步形成的由局部到全国性的人多地少的格局有关，同时，它又是各民族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结果。[49.29a]

生产结构的特点 农业生产结构指农业生产中各个生产部门或生产项目之间的结合形式和比例关系。它的中心是农牧关系。中国古代农牧关系有着与西欧中世纪不同的特点。在广大的农区，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导，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畜牧业只占次要地位。故古人有“辟土殖谷为农”（《汉书·食货志》）之说。对这种历史现象，论者鲜有不承认的，而认识则大相径庭。

国外学者有称中国传统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的。五十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学史》认为我国自春秋以来形成“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影响颇大。[7a]。宁可基本上承袭了这一观点，认为“从汉代开始，除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相结合的大规模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其原因则是：个体生产，不宜大规模畜牧业，精耕细作，连种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生产率偏低，无法广种饲料。[11a]唐启宇分别以“主谷式”农业（先农后牧）和“谷草式”农业（农牧并重）来概括东亚和西欧的传统农业。[51]曹隆恭也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偏重粮食，不是农牧结合，而是农牧分区。[58]有些研究世界史的同志也从中外比较的角度谈到中西农业生产结构的不同特点。例如吴于廑认为无论东方西方，封建社会的经济都是农本经济，以足衣足食为根本目的，耕织结合，但对牧养牲畜的需要各不相同。中国养畜主要为农耕提供动力，牛耕发展缓慢，纺织原料不靠畜产品。南欧中亚土质粘重，很早就使用重犁，要用二牛.四牛以至八牛拉犁，养牛较多；纺织原料主要是羊毛，养羊业比较普遍；加之很早就有食肉.饮乳酪的习惯，故畜牧业在农本经济中的比重较大。[28]马克思垚也有类似的论述，但他认为中国牧轻农重特点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对西欧中世纪畜牧业比重也不宜高估。[1]

以上论断，如局限在农区个体农户经营的畜牧业的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或部分正确的。所以说是部分正确，是因为如“跛足农业”一类提法虽然形象，但欠全面，容易引起误解（台湾学者许倬云就曾指出，中国农业自成体系，但是中跛足的[64]）。中国传统农业不是农牧结合的提法亦未必符合实际。有些同志更由此走向极端。陈平认为西欧一直是半农半牧，以牛为主，中国则自井田制崩溃以来，就形成以粮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34a]。

这种观点引起一些同志的批评。他们指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是不科学的。因为这里的“经济结构”实际上只是指生产结构，不应与小农经济混为一谈，小农经济一般同时经营多种生产项目，其生产结构不可能是“单一”的。我国春秋以后畜牧业并没有走向衰落，而是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至中唐以来才逐步产生农牧关系畸轻畸重的现象，但也不能笼统称之为“单一经济”。我国农区生产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耕桑并举，农牧结合的综合经济。就农牧关系而言，虽然畜牧业只是农区农业经济中的副业，但一方面利用农副产品牧养牲畜，另一方面利用畜粪肥田和畜力耕作，也是农牧结合.互养互促的一种形式。除农家小型养畜业外，地主和国家往往经营较大规模的畜牧业，而广大牧区又有比较发达的游牧经济。我国古代农牧关系可概括为“两个并存”，即：农耕民族占统治地位的，种植业为主的地区和游牧民族占统治地位的.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同时并存；在以农为主的地区内，则是以养马业为基干.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规模较大的国营牧业和以牧养猪.牛.羊和家禽为主，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的.规模较小的民营（农民和地主经营）牧业同时并存。[29b.c.d.2]

关于“多元交汇”

我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农业类型，不能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模式。由于各种原因，以前的农史研究偏重于汉族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欠全面。在编纂《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时，曾提出要反映各民族对农业科技的历史贡献，不能写成单一的汉族农业科技发展史。这方面的工作已陆续取得一些成绩。在此基础上，近年来有人提出中国传统农业是“多元交汇”的体系的命题，指出中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广阔的地域内的若干地点同时或先后发生的，各地区各民族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渐形成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精耕细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其巨大生命力的源泉。论者谓这一观点能更全面.更真实地反映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农业发展的面貌与机制。它与费孝通提出而为民族学.考古学界普遍接受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相互衔接，而又有所区别。[29e]

关于“水利农业”

十七.八世纪以来，西方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完善的农田灌溉系统，是集约化农业的组成部分。近世言“亚细亚生产方式”者，或把水利灌溉.农村公社.土地国有.专制主义作为其主要特征，而中国亦被归入其中。主要根据之一是马克思说过人工灌溉设施是东方农业的基础。这种观点颇有影响。最近的例子是孟庆琳.王朗玲的文章，认为“我国封建农业是主要的特征是水利农业”，水利灌溉在任何地方都是农业生产的支柱，黄土地区在适当灌溉条件下的“自行肥效”是中国农业具有持久性的主要奥秘。而中国封建官僚体制.宗法制度，以及封闭性都是水利农业的产物[43]。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并没有获得响应。因为很明显，像我国最早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反映的那种旱作农业技术体系，是很难划入“水利农业”范畴的。已故王毓瑚先生曾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系统的批评。他指出十七.八世纪以来欧洲人传说的中国古代农田灌溉制度是出于想象和误解，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不包括中国在内。农田水利建设兴起的战国时代，也正是土地私有制实行之时。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类似灌溉网的广泛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和集权政治没有必然联系，分裂时期的某些割据政权，反而往往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做出成绩[4]。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既不象西欧那样完全依赖天然降雨，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古代东方完全依赖人工灌溉，各地区是在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以不同方式解决水的问题，不存在遍及全国的灌溉网。他的观点基本上继承自王毓瑚，但并不否定井田沟洫体系的存在，只不过认为它的作用在排水洗碱。沟洫农业是垄作形成的旱作农业，而非灌溉农业。[29f]最近史学界批判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关于“治水社会”理论时，也指出它背离了中国历史实际。[12]

二.对中国传统农业评价中的肯定论和否定论

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紧密相连的。七十年代末，我国曾从美国引起成套的农业机械化设备，一时间在部分同志中引起近乎天真的乐观情绪，似乎只要照搬西方的技术和设备，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农业现代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被认为是小农经济手工操作的产物，甚至不再值得一提。在生产结构方面，有人也主张学西方，走“以牧为主”的道路，改变我国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传统食物结构。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对解放后三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评价问题。生产结构不大合理，生态环境恶化是三十年农业遗留的突出问题之一，有些同志对此估计较重，认为是执行“以粮为纲”方针所致；“以粮为纲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与历史上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结构一脉相承。这样，他们就从对三十年的否定进而为对传统农业的否定。这股思潮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动乱.贫困.闭关自守的病根》等一系列文章。在作者看来，单一经济.精耕细作.小农经营是三位一体的。它破坏自然生态，引起劳动生产率递减（如说“精耕细作，复种套种，加上灌溉，使地力不得休息，土壤沙化.盐碱化日益严重”等），造成人口问题和周期性土地危机；阻碍分工，抑制交流，使资本主义不能顺利产生（作者称之为“稳定性最高.进化度最小”的“超稳定结构”），等等，总之是坏到了极点。《病根》一文在《学习与探索》发表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全文或摘要转载，一时造成颇大影响。[34]”

这种观点在农史界引起了几乎一致的反对。较早提出不同意见的，如杨直民.董恺忱指出，从农业历史看，集约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传统农业以劳动集约为特点，技术上表现为精耕细作；西方农业现代化，也是提高农业集约度的过程，技术上表现为机械化的精耕细作。因此，不应把机械化和精耕细作对立起来。在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吸收精耕细作传统中合理的.有用的因素[33]。郝盛琦等人批评了把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归罪于“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观点，反对全盘否定我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艺。指出“精耕细作的传统，虽然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却是我国农民智慧和经验的结晶，不便许多技术经验足资今天借鉴，而且就通过精细管理提高单产这一发展方向而言，也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决不能简单地贬之为‘老路’。我国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应当继承和发扬，但我国传统农业建立在手工劳动.部分使用畜力和直观经验基上，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状况也一定要改变”。“农业机械化必须有利于精耕细作和促进单产的提高，否则，就将在中国的土地上失去生命力”[46]。更多的同志是从正面对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和它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给予肯定的评价。尤其是原农业副部长刘瑞龙《正确对待我国农业历史遗产》和《论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等文，影响较大。作者指出：“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不是放弃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相反，必须利用精耕细作的传统来实现现代化。把精耕细作和现代化结合起来，这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是加快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基本的依据。”由于这些文章曾广泛征求和汲取农史界的意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农史界的共识。[19]

肯定论者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

1．总结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肯定它在世界农业史中的崇高地位。这方面文章发表得很多，尤其集中在农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史》（季刊）.《农业考古》（半年刊）和《农史研究》（不定期论文集）上，这一时期出版的若干专著和小册子也以很大篇幅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下面只举两例予以说明。董恺忱在《从世界看我国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一文中，广泛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评论，指出：一.中国是世界上栽培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二.中国框形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它的特点是具有曲面壁和摆动性。西方近代犁吸收了中国犁的特点，成为近代农业革命的契机。三.我国是世界上有较高土地利用率的国家之一。和南欧中世纪长期实行休闲制不同，中国很早就实行连种制和复种制。四.在世界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中，我国是没有出现地力衰竭的几个仅有国家之一，这主要得力于中国农民善于利用生产.生活上的废弃物给土地施肥。五.我国传统农业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精耕细作农艺和较高的单产上。西欧中世纪收获量只有播种量的三四倍，而中国达到十几倍.几十倍以至上百倍[59b]。原江西省博物馆陈文华等主办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则以具体事实说明我古代许多农业工具和农业技术，比西欧领先一两千年。

2．揭示我国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强大生命力，肯定它在我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如方原反对脱离我国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完全按西方模式改造我国农业，他指出，我国解放后的三十年间，农业发展速度和粮食单产均居世界前列，并非什么都是落后的。这期间粮食总产增加近三倍，以不到世界总耕地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1/4的十亿人口，主要依靠以现代科技初步强化了的精耕细作传统；这一事实集中表现了这一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他主要走强化和发展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路[8b]。为什以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与精耕细作的传统相结合？一些同志强调了农业科学技术的继承性，认为在农业生关系统中环境条件和生物特性变化较慢，不少传统技术是基于对这些条件的深切认识，故能长久适用，不会过时。还有人从系统论角度对此作了阐述[39.5]。这些论述解释了农业科技的一般性，但还没有揭示中国农业科技的特殊性。就特殊性而言，精耕细作是以增加单产.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攻方向的，正如许多同志指出，这可以用较少土地养活较多人口，非常符合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缺的基本国情。同时，精耕细作是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条件（“天”“地”）.农业生物（“稼”）和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人”，视为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农业生物与环境条件之间，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比较正确地处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因而也就比较符合农业的本质，这也是这种农业技术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49.29]

第2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苹果；文献计量学；WebofScience；研究态势

中图分类号：G250.252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4）01-0131-06

苹果是世界性果品，由于其生态适应性强、果品营养价值高、耐贮性好及供应周期长，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主要消费果品而大力推荐[1]。美国、中国、印度、波兰、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德国、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国家广泛栽培苹果，其产业是这些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近几十年来，科研人员对苹果果实品质[2，3]、营养物质代谢[4，5]、呈色机理[6～8]、核心种质构建[9，10]、遗传结构和遗传多样性[11，12]、基因表达和生物信息学[13～15]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已成为国内外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

文献计量学基于文献事实，能客观定量地反映学科的整体布局，揭示新理论发展的方向，已被广泛用于诸多领域[16]，如化学学科[17]、数学学科[18]和PM2.5[19]等的分析。但目前利用文献计量学分析世界苹果研究状况的相关报道尚未见到。WebofScience数据库共包括9000多种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的高质量期刊，收录的文献能够反映科学前沿的发展动态，已成为世界公认的自然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评价工具。因此，为了解世界苹果的研究动态，利用WebofScience数据库对2001年以来的苹果文献进行了分析，从科研文献产出的角度揭示了苹果研究领域的发展态势，以期把握苹果科学研究的整体发展状况，为国内外苹果科研工作者和决策者提供参考，促进苹果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1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研究采用WebofScience数据库作为分析数据源，基于SCI-EXPANDED数据库，以“apple”为关键词。选择出版年为2001～2012年的数据作为分析资料，于2013年1月进行检索。对检索出的文献用WebofScience自带的引证报告进行分析，部分数据项用Excel进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世界苹果文献总体概况及趋势分析

WebofScience引文数据库中收录的2001～2012年有关苹果研究的相关文献共17699篇，文献类型包括研究论文、会议摘要、会议记录、综述、社论、通讯、新闻、图书等，其中研究论文为主要类型，有15857篇，占发文总量的89.593%（表1），说明学术论文是苹果研究文献的主要发表形式。

2.2世界苹果文献产出概况

2001～2012年苹果研究发文量居世界前20名的国家如表2所示。发文量最多的是美国，其发文量（4578篇）分别是中国（1384篇）和西班牙（1173篇）发文量的3.3倍和3.9倍。美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发文量位居世界前五位，发文量均在1000篇以上。

近十年来，各国非常重视苹果产业的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表2）表明，中国的苹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种植面积约是印度（第二位）的8倍，总产量约是美国（第二位）的6倍，远远超过其它国家。美国苹果的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但总产量位于第二位。波兰和土耳其苹果种植面积分别位居世界第三和第五位，土耳其、波兰和意大利苹果的总产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三、第四和第五位。单产位于世界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瑞士、新西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其丰产栽培的模式值得借鉴。

3结论与讨论

利用WebofScience数据库对各学科研究产出进行科学计量分析和比较，有助于从一个侧面了解国内外相关机构的学科布局、整体科研实力和学科优势[20]。对2001～2012期间WebofScience数据库中发表的苹果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表明，苹果研究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要发表形式；发文量逐年增加，2011年最高，约是2001年的2倍。在国家分布方面，美国、中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论文产出水平遥遥领先。近年来，中国的苹果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居世界第一，研究论文数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位居世界第二，可见，中国对苹果的产业和科研越来越重视，科研水平逐渐提升，论文的产出量大幅度增加。

按苹果发文量遴选出的前20名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和西班牙等，属于美国的研究机构最多，占到45%。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服务中心、康奈尔大学、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研究所、华盛顿州大学和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发文量位居世界前五位。前20名研究机构中有12所是高等院校，可见，高校是苹果科研的领导者。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和浙江大学在苹果方面的研究位于世界前20位，这说明，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苹果研究机构数量较少，赶不上美国。我国科研人员应把握好苹果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利用自身丰富的种质资源和产业优势，使在苹果方面的研究突飞猛进。

苹果研究方面的核心作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德国、瑞士和斯洛文尼亚，有7位来自美国。匿名作者发表文章数量最多，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的Nicolai教授排名第二，主要从事苹果采后技术方面的研究[21～23]。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程来亮教授排名第三，主要从事苹果光合作用[24]、碳氮代谢[25]和逆境生理[26]等方面的研究。

世界上四分之一以上苹果方面的文章刊登在美国、英国和荷兰承办的期刊。美国的《HortScience》、《JournalofAgriculturalandFoodChemistry》、《Phytopathology》，荷兰的《PostharvestBiologyandTechnology》和英国的《JournalofFoodEngineering》5种期刊载文量居世界前5位，是苹果相关研究投稿的理想期刊。

农业和食品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是目前苹果研究的重点领域，发文量占总文献的一半以上。营养保健涉及的学科多，但发文量较少。苹果果实富含类黄酮等抗氧化性物质，对肺癌[27]、心血管疾病[28]和糖尿病[29]等有显著地抑制作用，营养保健功能较强，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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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文革以后农史研究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其特点是在前一阶段整理农书的基础上，以农业科技史为中心，对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农业政策、农业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专业农史机构的研究和专业农史机构以外的各学科的有关研究也获得初步的整合。由于内容较多，本节分为两部分，首先概述新阶段的一些主要特点，然后简要介绍重要研究领域及其重要成果。

（一） 农史研究新阶段出现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

1、 新形势出现的主客观原因

客观上，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从农史研究中获取借鉴，这给农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主观上，建国后十七年以资料整理为中心的工作已经为农史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循此继进，开展全面的史的研究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在文革中被人为地中断了。文革结束后，人们被压抑的研究农史的热情迅即迸发出来。这在1977年安徽合肥召开的中国生物学史（包括农、医史）学术讨论会上已有所表现。1978年，农业部和农科院不失时机地提出了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的任务。1979年，在郑州召开的第一次编写会议，被农史界学者喻为"农史研究春天"的到来。继之，80年代初又有《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上马，该书特设《农业历史卷》，在草拟框架时，确定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农业生产史、农业经济史、农业思想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世界农业史等学科分支或项目，实际上是大致明确了农史学科的"四至"。从1995年开始，在郑重会长的倡导下，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全面反映中国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历史发展《中国农业通史》，全书分原始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代卷和边疆民族卷，另有附录一卷，共10卷，规模宏大，目前仍在编写之中。这些动员整个农史界力量编写的大工程的启动，对农史学科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不同学科加速交叉融合的形势下，友邻学科理论方法以至资料的引入，也为农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这些既促进了农史研究新阶段的到来，也成为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下面简单介绍这一新阶段的一些主要表现和特点。

2、 研究队伍空前壮大

文革中被解散的研究单位恢复了编制和活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的恢复在文革后期，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恢复在1978年。同年，北京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成立了农业历史研究室，不久浙江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成立了农史研究机构。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称：到1990年，广义范围农业各业务部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的农史研究机构已近20个。这些单位的农史研究者，都在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80年代初期起，这些研究单位大都着手招收培养农史学科的研究生，这样，在老一辈学者焕发学术青春的同时，新一代农史研究骨干也迅速成长起来。除了农史专业研究队伍自身的壮大以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史学界、科技史界、经济史界、民族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纷纷加盟农史研究，有些甚至已经进入农史界的圈子。最明显的是考古文物界。江西省在70年代末成立了陈文华主持的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该中心开始设在江西省博物馆内，后来设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内），编辑《农业考古》，打出"农业考古学"的旗帜，成为农史研究领域中一支活跃的力量。农业部下属的农业博物馆，1983年开始筹备，1986年正式开馆，馆内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的常年陈列，她下设的研究所亦以农业历史为重要研究方向，出版了一批图谱和专著，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活动，该馆是农业历史学会的挂靠单位。科技史与农史联姻是有传统的，胡道静先生就称自己是科技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在农史学会正式成立以前，农史工作者主要是通过科技史学会的农史专门委员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这种联系现在还有继续。李根蟠由于曾在中国农科院工作的关系，成为出入经济史界和农史界的"两栖动物"。从1981年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于1987年9月正式成立，由刘瑞龙任名誉会长，王发武任会长，会员包括了农史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以及业余农史爱好者共283人。1993年换届，由郑重任第二届理会长，会员增至382人。1998年再度换届，郑重继续任会长，会员增至570人。90年代，农业部成立当代农史研究室，1994年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下设立当代农业历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史学会成立以来，已经举行了8次学术年会，对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进农史研究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河南省和广东省也先后成立了农史学会，广东省农史学会的活动尤为正常和活跃。

3、 农史刊物的创办

1981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当时还是筹委会）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联合创办的《中国农史》季刊和中国农业考古中心主办（后与中国农业博物馆合办）的《农业考古》半年刊几乎同时创刊。前者是我国农史学科第一份专业性学术期刊，内容包括农业史、农业经济史、农业科技史、地区农业史、少数民族农业史、外国农业史和古农书研究等，大大超越原来该室集刊的范围。后者把考古文物与农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反映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少数民族农业史、中外比较农业史、农业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为一体。从1991年起，每年增加两期茶文化的专号。在此稍前，华南农学院农业历史研究室受农业出版社的委托主编了不定期《农史研究》丛刊，从1980年到1990年共出了10辑；该刊一度计划改为季刊，但只出版了1983年第1期。1987年，中国农业博物馆创办了《古今农业》半年刊，1991年改为季刊；刊登有关农业历史、农业考古、农业资源、农业经济、农业博物馆的建设等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1994年，农业部当代农业史室也编辑出版了《中国当代农业史研究》。作为一种专史拥有几种学术刊物，这在中国史学界是罕见的。这些刊物不但为农史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而且促进了专业农史研究圈与圈外各种信息和成果的交流，促进农史研究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大有利于农史学科的发展。

4、 研究领域的拓宽，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这是新时期农史研究发展的重要特点。在这个题目下实际上包括了三方面的问题，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系，难以分割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叙述。上面谈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的农史研究是以整理农书为中心的，本时期，这一工作仍在继续，但重点已经转到史的研究。大体说来，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前，研究是以农业科学技术史为中心展开的；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以《中国农业通史》的编纂为契机，转入更全面的农业史研究的阶段。与研究领域拓宽紧密相联系的，一是新资料来源的开辟，二是与友邻学科的交叉融合。文革前农史研究收集和运用的主要是农书的材料、历史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后，除继续发掘和利用这些材料以外，又加入了新的材料，最突出的是考古学的材料、民族学的材料和以"满铁"调查资料为中心的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1] 。农史学科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和广阔。这一时期农史研究的方法，除继承前一阶段的传统外，还引入不少学科的理论方法，又有其他学科的学者加盟农史研究，于是出现了农史研究与友邻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以至形成农史研究的新领域或新的生长点。上面说到的考古学、民族学材料加入农史研究，同时就是农史学与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交叉融合。它如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气候史、比较农史法、自然辩证法等的引入或加盟，都给农史研究增添新活力，使之出现多样化的绚丽局面。

这一时期农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浮燥的风气的漫延，在有关论著大量涌现的同时出现了忽视质量的倾向，对材料和论据缺乏严谨的考据和论证、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文章已不是个别的现象，急功近利的求多、求快、求大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又缺乏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在20世纪末，商品经济的大潮对农史研究的队伍的冲击越来越大，农史研究面临新的困难。

（二）重要领域及重要成果举隅

1、农书和农业文献的整理、校释和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在文革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成绩最显著的是中国农业遺遗产研究室的缪启愉，缪氏在50、60年代已积极参与万国鼎领导的农书整理校注工作，万氏1963年去世后，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农书整理工作遂由繆氏牵头。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文革后期即已开始在辛树帜的领导下整理出版石声汉的遗著；此外马宗申也独立做了不少工作。现按时代的先后对综合性农书的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先秦：夏纬瑛五十年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时已致力于先秦农书和农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60年代调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管子地员篇校释》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后，完成了《周礼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诗经中有关农事章句的解释》和《夏小正经文校释》，分别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农业出版社出版。他的工作为先秦农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王毓瑚的《先秦农家言四篇别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是在研读夏著《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的基础上写成的，对夏著作了不少有益的补充和校勘。

两汉魏晋南北朝：缪启愉继《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后推出的《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再版），是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集大成之作，而考订之翔实、校释之精审，超越前人，是迄今最完善的一本《齐民要术》校释本。缪氏还有《齐民要术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一书，对《齐民要术》的科学内容作了分析。游修龄的《疑义考释》（收入游氏《农史研究论文集》）运用现代化科学知识考释《齐民要术》中难读难解问题，是继《及其作者贾思勰》之后研究《齐民要术》的又一力作。

隋唐宋元：这方面的成果有缪启愉的《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石声汉的《农桑辑要校注》（农业出版社1983），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8年），马宗申的《元刻大字本农桑辑要译注》也将要出版；王毓瑚校点的《王桢农书》（农业出版社，1981年），缪启愉的《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缪氏的校释后出转精，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

明清：石声汉在身患沉疴情况下奋力完成的《农政全书校注》遗稿，经过整理压缩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是明清农书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研究《农政全书》及其作者徐光启的论著，在农书及其作者的研究中居于首位；据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所载，截至1991年，有关论文达167篇。就本时期的研究而言，梁家勉的《徐光启年谱》是研究徐氏生平的力作；《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纪念徐氏逝世三百五十周年专集和席泽宗、吴德铎主编的《徐光启研究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6年）也收集了部分成果。明清不少地方性农书，如《农桑经》、《马首农言》、《三农纪》都有了校注本[2] 。王达对王恒力《补农书校释》作了增补[3] 。宋湛庆对明代马一龙的《农说》进行了整理和研究[4] 。我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亦由马宗申作了校注，由农业出版社从1991年到1995年分4册出齐；至此，我国重要的综合性农书已全部整理出版。

专业性农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作物、植物专书有傅树勤、欧阳勋的《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伊钦恒的《群芳谱铨释》（农业出版社，1985年）等。两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不少记录岭南植物的"志录"类著作，最著名的是《南方草木状》，旧题西晋稽含著，对该书作者和撰期历来有争议，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会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杨竞生撰写了《南方草木状考补》，堪称有关研究成果的总汇。缪启愉、邱泽奇的《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农业出版社，1990年），则开创了整理古代农业典籍的新体例。畜牧兽医书和水利书的整理也很有成绩。前者如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兽医研究所的《元亨疗马集选释》、杨学聪点校的《新刻马书》（均为农业出版社1984年出版）、许长乐校正的《新刻注释马牛羊驼经大全集》（农业出版社，1988年），后者如马宗申的《营田辑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汪家伦的《筑圩图说及筑圩法》（农业出版社，1980年）和《浙西水利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84年）。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转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又有《茶》、《古兽医方集锦》、《常绿果树（上编）》、《稻（下编）》等分册问世。另外又出版了《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陈祖椝、朱自振编，农业出版社，1981年）、《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方志茶叶资料汇编）》（朱自振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中国古代栽桑技术史料研究》（章楷著，农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科技史资料选编--农业机械》（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研究组编，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董智勇主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年）等资料集。为了摸清明清农书的家底，经过王达的长期努力，已知明清农书（包括佚书）已逾千种；有关成果在2001年的《中国农史》中连载。作为传统农学资料精华的整理，彭世奖编著的《中国农业传统要术集萃》（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是别开生面的一种。

对农书各别研究或综合研究（包括中外农书比较研究）的论文相当多，《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各编的有关部分，综合了有关研究成果，对历代农书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还应该提出的是在中国农业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中，中国与东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其一，被吴德铎称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的《全芳备祖》，它的宋刻本传到日本后，长期被珍藏于宫内省图书馆，文革后，承蒙日本友人、尤其是天野元之助教授的帮助，原书被全部摄制寄来我国，1982年由农业出版社作为"中国农学珍本丛刊"的一种影印出版。其二，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传到日本后，天野元之助教授根据他三十多年来对中国农书版本的研究，70年代撰写了《中国古农书考》，作为对《中国农学书录》的补充，并与它合刊发行；天野这本书，文革后亦由彭世奖翻译成中文出版（农业出版社，1992年）。

2、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生产史

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中心，对农业生产各个部门、各个项目的研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各种因素和领域的研究，均已展开。

作物史的研究涉及各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和嗜好作物。从研究论著数量看，粮食作物中，稻最多，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棉花最多；园艺作物中，果树最多，蔬菜和花卉次之，嗜好作物中的烟和茶均可观，尤其是茶，研究论著的数量冠于各种作物，但相当部分是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述的。在作物史的各种论著中，游修龄的《中国稻作史》是最重要的成果。游修龄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旗手之一，他善于把现代科学知识与农史研究结合起来，熟练而巧妙地把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训诂学、历史语言学、历史地理学、古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与方法应用到农史研究中去，视野开阔，新见迭出。这种治学特点在《中国稻作史》中鲜明地表现出来。游氏新时期撰写的农史论文，大多收集在《农史研究文集》（农业出版社，1999年）中，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论述作物史的。作物史方面的论著还有章楷的《植棉史话》（农业出版社，1984年）、倪金柱的《中国棉花栽培科技史》（农业出版社，1993年）、郭文韬的《中国大豆栽培史》（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朱自振的《茶史初探》（农业出版社，1996年）、唐启宇的《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5] 等。农业生产的其他部门史亦成果累累。如畜牧史方面，谢成侠的《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中国养禽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相继出版，《中国养马史》也再版并出版了日译本。张仲葛、朱光煌主编的《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程绍迥、张仲葛主编的《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亦已问世。林业史论著有张钧成的《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年）、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年）、陶炎的《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等。渔业史的论著有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张震东等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等。蚕桑史的论文数量亦可观，其中蒋猷龙关于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的研究较有影响[6] 。土壤学家王云森写了《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据报道，他的《中国土壤科学技术发展史》正在出版中[7] 。研究农具史的学者不少，其中周昕用力最勤，《中国农具史纲及图谱》（建材工业出版社，1998年）是他研究成果的总汇。水利史是与农史密切相关、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一个学科，在本时期相当活跃，成果丰硕。其中与农史关系较大的专著有：汪家伦、张芳的《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繆启愉的《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彭雨新、张建民的《明清长江流域农业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张芳的《明清农田水利史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等。除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外，也有不少从总体论述中国传统农业科技特点的论著，其中董恺忱、杨直民的《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1年第2期？）较有新意。

在史学领域内，综合性的通史著作更能反映了该学科的总体研究水平。作为农业科技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自然科学史·农学卷》堪称两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前者梁家勉任主编，动员了农史界几乎全部的力量，数易其稿，经过8年的工作，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全书将近100万字。该书集80年代中期以前农史界研究之大成，并广泛吸收了史学界的新成果，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后者范楚玉、董恺忱先后任主编，北京的几位学者参加编写，游修龄为主审，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余万字。该书在《史稿》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80年代中期以来农史界和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中国传统农学体系的特点，按长时段分篇，每篇依次介绍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历史背景，该时期的农书，然后按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关系阐述该时期农学的发展；在材料的发掘、内容的开拓和论述的深化方面都有新的创获，基本上代表了90年代农史研究的水平。近代农业科技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农业博物馆编撰（具体组织者为闵宗殿）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它的出版填补了农业科技史的一个空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研究偏重于古代状况。

以生产史为中心的农业史综合研究，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比较重要的成果。该书把"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特点和发展主线，突破以前研究中只讲农区和汉族农业的局限，把农业区域、农业结构、农业类型和不同民族农业联系起来作动态的考察，是建立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相适应的农史新体系的尝试。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屯垦史，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集体编撰的《中国屯垦史》[8] 、彭雨新的《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3、农业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利用考古发现研究农业史上的事物，可以上溯到30年代徐中舒的《耒耜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的第二本第一分）和胡厚宣的《卜辞所见之农业》（载《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不过在很长时期内这种工作是零散的、主要是史学界的学者在做。70年代，裴李岗、磁山、河姆渡等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农具、作物、牲畜等农业遗存，震撼了考古界，也震撼了农史界，促进了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和把考古文物运用到农史研究中。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1976年）、《从河姆渡出土稻谷试论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分化和传播》（1978年）就是影响很大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时有些学者自觉地把考古文物、民族学资料引入农史研究。例如宋兆麟，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本人参加了许多民族地区的调查，他对河姆渡骨耜、钱山漾"石犂"、汉代牛耕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特点。从70年代后期开始，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合作进行原始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系列研究，用的就是考古学材料、民族学材料、神话传说材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方法。有关研究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原始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对推动这股潮流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是陈文华。在陈文华的直接操持下，江西省博物馆1978年冬举办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1980年该展览修改后应邀赴京展出。这是首次利用考古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全面系统反映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1981年，在原农业部长何康的支持下，江西省博物馆成立了"中国农业考古中心"，出版了《农业考古》。这样就树起了一面旗帜，开辟了一个阵地。把原来被忽视的农业考古资料、民族学资料汇集起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农史界，又促进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成果在"农业考古"旗帜下交流融汇，为农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对农史学科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还有中国农业博物馆。她是"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赴京展出后开始筹建的。她设立了常年的大型农史展览，编辑出版了《古今农业》和一批资料和论著，并支持了《农业考古》出版，是《农业考古》合编单位之一。闵宗殿和曹幸穗先后任博物馆研究所的主任。农业考古的资料和研究成果，除在刊物发表的外，还有的编成专著问世。如：中国农业博物馆的《中国古代耕织图》（王潮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夏亨廉、林正同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陈文华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彭邦炯的《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等。

农业起源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焦点之一。以此为主题，已举行了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稻作起源地是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时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距今一万年前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玉蟾岩、仙人洞遗址，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稻谷遗存，江苏吴县草鞋山、湖南澧县城头山古稻田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人们的认识。对水稻的起源地有各种不同见解，立足于考古发现的中国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步取得优势。这一时期，人们还广泛介绍国外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并对中国农业起源的途径进行探索，取得了一些共识。对于这个问题讨论，古为农在《中国农业考古的沿革与农业起源问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中已有所总结。

4、农史研究中民族学资料之利用与民族农业史

民族学和民族史与农史学的交叉融合是新时期农史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农业考古》设"少数民族农业研究"专栏，其他农史刊物注意刊发这方面的文章，有利于这种趋势的发展。这种交叉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利用近现代仍然处于原始社会或初期阶级社会的民族的有关资料，研究农业发展的早期形态；或利用这些资料研究农业历史上的有关事物。李根蟠、卢勋在实地调查和广泛利用民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学者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耦耕、耦犂等也取得可喜成绩。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尹绍亭的《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2册和罗钰的《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二是研究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农业的发展，它与中原汉族农业的交流与融汇，它对中国农业总体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李根蟠较早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史中少数民族的伟大贡献》[9] 一文，并在这个基础上与卢勋合作撰写《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民族出版社，1991年）。有关少数民族农业史的论文已有相当数量，涉及的方面也相当广。对北方草原民族牧业生产研究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最近，王建革利用满铁资料研究北方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别开生面[10] 。对南方民族农业史的研究也比较活跃，专著有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年）等。

转贴于 5、 地区农业史

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例如，1965年出版的《浙江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所收集的，就是浙江地区农业史的论文。陈恒力也曾致力于太湖地区农业史资料的搜集。不过，比较系统地开展地区农业史的研究，还是80年代的事情。这是农史研究深入发展自身所要求的，亦与当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息息相关。做这方面工作的有专业的农史研究者，也有经济史的研究者，有关成果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农业出版社1990年）、张波的《西北农牧史》（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1620-1850年间江南农业的发展》（英文，英国麦克米兰公司1998年）、衣保中的《东北农业近代化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等。近年张泽咸也发表了论述了汉唐时代边疆地区农牧生产的系列文章，如《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1999年第1、2期）等。应当指出的是，历史地理学者的加盟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史[研究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包含了不少与农业史有关的内容；他指导的研究生的博士论文，形成了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农业地理的系列著作，相当一部分在90年代后期陆续出版，如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陈国生的《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周宏伟的《清代两广农业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李令福的《明清山东农业地理》（中华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五南图书出版公司联合出版，2000年）等。一些省区也在编写本地的农业发展史，如江苏省农林厅的《江苏农业发展史略》（江苏省科技出版社，1992年）、陈钧《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杨新才的《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广西，不但有《广西农业经济史》（左国金等编著，新时代出版社，1988年）、《广西农业科学技术史》（廖振钧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且有农业的各种专题史和生产部门史，如土地利用史、土壤肥料史、植物保护史、农业机械化史、水利史、粮食生产史、油料作物史、糖业史、甘蔗史、烟草史、林业史、畜牧史、渔业史等。随着西部大开发热潮的到来，对西部地区农业史的研究，对不同于中原地区的绿洲农业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6、 农业文化史与农业思想史

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研究农业史，把农业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也是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农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一方面是受到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文化热的影响，同时，当时教育界提倡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史的结合，也成为这种研究取向的动力。80年代末就有人呼吁以文化学作为农史研究的新视野[11] 。从1994年，《农业考古》开辟了"农业文化研究"和"农业与饮食"专栏，另增加每年两期的《茶文化专号》。同年底，中国农史学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了第七次学术年会，主题是以吴地文化为重点的区域农业史。有关论著也逐步多起来。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史，要求注意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与整个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观念形态等等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研究大致上也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各别部门、各别项目或各别地域农业文化的研究，如稻作文化、茶文化、烟文化，吴越文化、齐文化；其中茶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已经先后召开了3次国际茶文化学术讨论会，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亦成果累累。二是总体的研究。从文化角度对农业史的总体考察，首推石声汉。邹德秀的《中国农业文化》（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我国农业文化史和农业文化理论的专著。李根蟠的《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12] 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立论的。学术界对我国农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存在不同的认识，可参阅叶茂等的综述《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的第五部分[13] 。

与农业文化史关系密切的有农业思想史。在农史界，农业思想史研究的倡导者是王毓瑚。从发表的有关论著看，有从农学思想的角度研究的，有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研究的，均有论著问世。在农学思想的研究中，对"三才"理论的论述最多；它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核心。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继起研究的有范楚玉、李根蟠等[14] ，该问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中有较详细的论述。

7、 农业史与环境史、灾害史

在欧美，环境史研究大体上是20世纪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中国的有关研究并不比国外晚。例如60年代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创之作。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尤其是90年代后期各种环境灾害纷至沓来，环境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学者在做，农史研究者只是其中之一。如历史地理学界等广泛开展对各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及其与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其中对历史上农牧交接地带的研究最令人瞩目[15] 。史念海对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的论述最多，《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是其总结性著作，内有"生态环境编"、"农林牧分布编"、"农牧分界编"等。朱士光的有关研究成果结集在《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对河西地区沙漠化和农牧史的研究，李并成做的工作较多[16] 。其余如蓝勇对西南地区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研究[17] ，王建革把生态学理论与经济史、社会史结合的一系列论文[18] ，萧正洪关于环境与技术选择关系的论述[19] ，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气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竺可祯[20] ，继起研究的有文焕然、张丕远、邹逸麟、满志敏[21] 等人。1999年，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起草了《过去2000年中国环境变化综合研究》预研究报告，列出5个研究重点，即：过去2000年气候变化研究，过去500年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过去2000年来人对环境变化适应的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的历史演变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物物理过程研究，过去2000年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模拟研究。又有从经济思想或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以至东亚古代自然观的，强调这种自然观的特点是主张人与自然协调。例如90年代后期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持了环境与东亚文明的国际合作研究[22] 。以上研究，不限于农业史，但均与农业史有密切关系。关于农业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农史界主要是从农学思想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上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古代各业协调发展、物质循环利用的生态农业雏形；彭世奖、倪根金、闵宗殿、李根蟠等人都在做这方面工作[23] 。《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24]

与环境史关系密切的是灾害史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20世纪初历史学者就开始收集历史上的灾害资料并进行研究，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10卷，中法大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5年第1期）就是其代表性的成果。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8、90年代，灾害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成果累累。许多省区都编辑了地方的自然灾害史料，水利部水管司还编辑了几个大河流域的旱涝档案史料；人们从多角度探讨灾害的成因（自然因素中的气候、人文因素中的过度垦殖，尤为学者所注意）、灾害对农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历史灾害发生的规律性、灾害与人口关系、减灾措施与荒政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有各学科的学者，但研究内容多与农业史有关。在农史界，西北农业大学古农学研究室做的工作较多，他们选编了《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张波、卜凤贤还对灾害学和灾害史的理论进行了探讨[25] ，《农业考古》90年代末开辟了"农业与灾害"专栏。

8、 关于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讨论

在新时期的农史研究中，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中心之一。这一讨论的背景是，文革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的传统农业，无论理论上或实践中都成为突出的问题；史学界在批判封建主义过程中，如何评价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也成为讨论的焦点之一。此外，这一讨论又与国外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批评联结在一起。讨论最热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后一直没有中断。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一、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的特点。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之一是精耕细作，这是大家公认的。论者把精耕细作理解为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综合技术体系。农学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参"。又提出"多元交汇"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特点，学界有不同认识，或认为是重农轻牧的"跛足农业"，或认为是不同于西欧的另一种农牧结合类型。二、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评价。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种完全否定小农经济和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传统的意见，这种观点受到多数学者的批评。在基本肯定传统农业历史作用的前提下，不同学者对它的评价的差距相当大，分歧集中在对传统农业（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劳动生产率的估计，以及是否出现如同美籍学者黄宗智所说的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过密型"农业。对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前，中国传统农业是否已经落伍，如果已经落伍，这种差距是如何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上的分歧更大。三、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的作用。论者大致肯定在农业现代化中应该把现代科学与传统农业中的精华相结合，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新模式。有关讨论文章，几个农史刊物都有刊载，《农业考古》设有"农业历史与农业现代化"专栏；专著则有郭文韬等的《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6年）。关于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特点及其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的两个结束语，有较系统的论述。有关讨论情况，可参阅叶茂等《传统农业与现代化》[26] 综述。

9、 世界农业史、比较农业史及其他

我国学界对世界农业史的介绍始于30年代，1949年以前出版过几本有关世界及欧美农业史的译著。但开展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和把中国农业史放到世界农业史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是文革以后的事。王毓瑚是这种研究的倡导者，并已着手译介外国农学史和比较（包括经济与技术方面）农业史的有关资料。1980王氏逝世后，这一工作主要由董恺忱继续进行，他给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和教师讲习班讲授这方面的课程和开设讲座，译介和撰写有关文章，并主编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的"世界农业史"部分。近年来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增多。1996年，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德秀的《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史》。

新时期农史研究还涉及其他一些方面，这里不一一介绍了。需要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了一些工具书，如闵宗殿编的《中国农史系年要录（科技篇）》（农业出版社，1989年），中国农业博物馆资料室编的《中国农史论文目录索引》（林业出版社，1992年）等，给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方便。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编纂《中国经济史研究一百年》，包括研究综述和大型论著索引的数据库，将以文字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出版。

注释

[1] "满铁"是1907年日本在大连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日本政府当年为了侵华的目的通过满铁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社会调查，调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为我们今天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社会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是中国学者首次系统利用满铁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尝试。曹氏目前正在主持对满铁资料的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工作。由于本文舍弃了农业经济史的内容，关于满铁资等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材料的整理和利用的介绍也只好从略。

[2] 李长年：《农桑经校注》，农业出版社，1982年；高恩广、胡辅华：《马首农言注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第2版；邹介正：《三农纪校释》，农业出版社，1989年。

[3] 农业出版社，1983年。

[4] 《的整理和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5] 该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农史稿》，虽然都是80年代中由农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却是作者文革前完成的。

[6] 【日】吉武成美、【中】蒋猷龙：《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2期，1988年1期。

[7] 《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8] 该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是杨向奎、张泽咸、王毓铨；农业出版社，1990-1991年出版。

[9] 在《农业考古》1984年第1、2期、1985年第2期、1987年第1期、1989年第1、2期连载。

[10] 《游牧圏与游牧社会》，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1] 王利华：《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1期。

[12]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3]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6-118页。

[14] 石声汉：《中国农业遗产要略》、《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范楚玉：《中国古代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3卷第3期，1984年；李根蟠：《从"三才"理论看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载《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国际波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5]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韩茂莉《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环境研究与思考》，载《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出版。

[16] 李并成著有《河西走廊历史地理》，此书计划出3卷，.第一卷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17]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还有关于三峡地区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变化的系列论文。

[18] 如《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游牧圏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21] 文焕然，文熔生著《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历史地理》第8集。

[22] 参见王守华、戚印平著《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

[23] 彭世奖：《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农史研究》第8辑；《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2000年第3期。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 1993年底台湾学者刘翠溶和澳大利亚学者伊懋可（Marle Elvin）在香港主持召开了有台、港、大陆和西方学者参加的"中国环境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心之一就是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会后出版了题名《积渐所至》的论文集。

第4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1 文化转向背景下农业科技日语译介活动叙说

上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渗透到翻译研究领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代表作品有巴斯纳特和勒夫维尔主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文集（1990）、其中包含了《女性主义话语/翻译的理论化》等相关文化权力的论文，以及尼兰贾娜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语境》（1992）、铁木志科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翻译：爱尔兰早期文学英译》（1999）等专著，提出翻译活动不可能不受权力、时间或各种文化行为的影响，将翻译研究目标引向文化领域。接着，对翻译学文化转向风潮进行定性和定位，出现了“社会翻译学”一说。代表作品有兹拉泰瓦的《作为社会行为的翻译》，考拉·沃夫更提出翻译研究从“文化转向”走向“社会转向”的主张（2006），杰罗德·帕克斯等人则广泛采用社会学方法或借鉴社会学理论来探索翻译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①

受欧美翻译思想风潮的影响，日本语言学界也将目光转向了文化研究领域。氏家洋子在其著作《言語文化学の視点――「言わない社会と言葉の力》（1996）指出语言与说话者、听话者，以及以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社会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南雅彦在其著作《言語と文化》（2009）中提出了文化的导入问题，指出统合文化研究在语言研究领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翻译学界，大桥良介在《文化翻译的可能性》（1993）中提出“异领域间”、“异次元间”概念，河源清志主张界定翻译射程，探讨翻译领域和境界划分问题，认为将翻译看作社会事项，进行文化现象分析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翻译学的文化转向问题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孙艺文提出了跨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2003），许钧提出对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加以系统研究（2003），王洪涛在《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和文化转向》（2007）中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及最终归宿问题。这股思潮在英语学界不断推进，不过在日语学界却略显滞后。②目前此类研究并不多见，而结合农业科技翻译方面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仅有林全庄、林松、付伟伶的《科技日语翻译中的两个突出问题》（《中国科技翻译》1991）等十余篇论文，且研究内容基本定格在语言现象、研究方法、研究技巧上。

对于农业科技日语译介本文由收集整理

的翻译活动，国内日语学界主要表现在理论探究、策略分析、作用及意义探讨等方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甲午战争侵华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来自西方的近代农业科技专著大多由日文译成中文，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农业科技出版物，其中代表性译著有《农政学》、《农业本论》、《农业经济篇》、《农艺化学实验法》、《农务化学问答》、《植物杂交种法》、《农作物病理学》等，涉及农业政策、农业经济、农业教育、作物栽培、土壤学、肥料学、育种学、病理学、园艺学、水产学、农业气象学、林业等多种领域，书中所述内容都是我国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这一时期农业科技书籍的刊行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传统农业图书仍被重视、发行，但已呈颓废之势；二是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书籍被大量引进、翻译，并呈兴盛之势。近代农业科技的引入、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世界农业科技的水准，虽然译文有的粗糙、有的简约、有的不符合我国国情。这些早期启蒙书籍开启了我国知识分子对新事物的认知能力、扩大了视野，提供了观察和解决农业问题的新途径。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目的在于翻译、介绍日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帮助科技工作者掌握了解日本的农业科技动态，从日语科技文献资料中汲取营养、获得进步。于是《日本的农业和食品》（1978）、《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农业》（1981）、《日本水产统计》（1980）、《农业生产与消费能源》（1980）、《近年日本农业的重要变化》（1980）、《世界经济中的日本》（1986）等译著被大量出版发行。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在历史变迁、文化发展、社会构成上都有相似、相同之处，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相似性以及日本在高科技领域一直保持优先的发展态势，国人对日本科学技术的关注度一直在提高，表现在农业方面，日本环保型农业科技的发展、生态农业的循环建设、高素质农民的培育，成为翻译学界的热点工作。代表译著有《农民教育生活论》（2000）、《国际化时代的日本农业》（2002）、《农业保护理念与现实》（2010）等。

第5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历史，机遇，以城带乡

 

正文：“三农”问题、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等是我们近一时期最紧迫而又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重要阶段。从国家层面讲，早已减免了农业税，并赋予农村更多的惠农政策，但从根本上说，有些地方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做的还远远不够，有的地方在工业发展、城市扩建的过程中还以占有“三农”财富为代价。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再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重视三农、会议重视三农上了，而要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吸取历史教训，抓住战略机遇，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那么，吸取哪些历史教训？有哪些战略机遇？如何抓住？这里仅从回顾历史，抓住机遇两个方面，谈一些浅薄的认识。

一、回顾历史（一）不能割断历史。主要指1700年--19世纪末期，我国经济所处位置。历史上我国也曾经是经济大国，在清朝时期，GDP的总量和增长率都远远高于欧洲诸国。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从1700年到1820年，我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我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而同期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我国经济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增长幅度上，都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但是我国不是一个经济强国，到 1840年为止，我国年产铁仅有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我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才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我国毕业论文提纲，纺纱女手工日产五六两，高的也才十两，昼夜加班才纺出十二两；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就能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在回顾这近200年历史的时侯，我们为自己曾经的辉煌而自豪，这表明中国人民有信心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曾经是经济大国，但与历史的长河相比，也是昙花一现。即便那时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但还没到工业革命，即连工业化前期的启蒙阶段还没到，更谈不上重点解决“三农”问题、以工促农、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了。（二）历史欠账太多。主要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几十年，我国在损害“三农”利益发展论文服务。在这一段的历史发展中，事实形成先城市后农村、先工业后农业、先市民后农民的局面，即历史欠账太多。

1、先城市后农村。集中表现为多年前的“剪刀差”、城里人下放和无偿征地。即先城市后农村的三把刀。第一把刀是间接地侵占农村财富：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计划经济几十年，城市低价收够农副产品，再凭粮票低价卖给城里人，城里人又把低价的工业品高价卖给农村。这样的“剪刀差”每年间接夺走农村的1/3财富〔1〕。第二把刀是直接分占农村财富：就是60年代初城里干部下放，文革期间学生下乡，无论是那一种，其直接后果都是城里人到农村直接分占农民的财富。第三把刀是抢占农村财富：在计划经济年代，城市扩建无偿占地是常有的事，就是改革开放后的10年，城市扩建、工业园区等无偿征农地也是普遍现象。这三把刀的最终结果都是把农村大量的财富让给城市，即先城市后农村。

2、先工业后农业。根本原因就是农业要有新的进步、新的起色，没有工业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铁器，没有机械，没有化肥、药物，没有排灌设备等，农业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就出现了一个定式——农业要有新发展，就得先发展工业〔2〕。我国在150年以前农业为什么发展这么慢？就是因为工业很少，农业生产力总是停留在刀耕火种的水平，那时农民全部被捆在农业上，没有余粮养活工人，农民只能从事农业，工业几乎停滞不前，人们的生活方式几千年几乎没什么变化〔3〕。再者，农业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制约多、比工业受益少而慢，而工业才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旋律。因此，到了现代社会，才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我国就是：在工业大干快上、保护城市的时候，在开发园区、发展城市的时候，在工业集聚到城市扩建的时候，牺牲的统统是农业。

3、先市民后农民。在生活必需品供应紧缺的年代，多数都是凭票证供应的，而这些票证都是优先发给市民。从享受低价的粮票、煤票、肉票、糖票到住公房，农民总是不如市民〔4〕。多年前市民的子女当兵回来就可安置工作，农民的子女就不行。最不可理解的是，在工伤意外身亡的赔偿中，同一个事故，市民的赔偿标准都高于农民。在我国很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就业上班也是先安排市民，有了非农业户口就等于有了工作，招工先招城市户口，有一段时间只要是国家正式工子女就可以顶替转为国家人；到了后期更为愚蠢的是，有的农民白白花了几代人的血本为子女买了个非农业户口毕业论文提纲，但城里职工又下岗了，由于不学无术，还是没有工作。

（三）借鉴国外经验。主要指借鉴一些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以城带乡的做法和经验。这一段历史虽然发生在外国，但他们有很多工业管理农业的做法和以城带乡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借鉴。美国高额补贴“三农”功不可没，数额巨大，这种补贴涵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美国农业十分发达。德国“城乡等值化”是新农村建设最具代表性的模式，是指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等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实现与城市生活相同等值的目的。荷兰的农业奇迹得益于走重视科技、优化结构发展高效农业的道路，从传统农业弱国发展为现代农业强国。丹麦长期致力于发展高效创汇农业，农业经营向高度集约化、专业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并超出预期目标。墨西哥调整生产经营方式，推出“农村发展计划”，通过联合零散的农业生产者建立合作社，达到一体化的规模生产、加工和销售模式，成立“联盟在身边”互助基金。澳大利亚较低的土地产出率却造就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形成了以粗放和集约并存提高生产率为主的农业发展特色。韩国农业发展得益于“新村运动”和“农协”两个动力：“农协”向农民普及农业新技术、建立购销渠道、向农民提供信贷和保险，为农民致富提供资金保障。

这些国家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主要重视和加强农业农村立法、加大政府投资和融资支援、充分发挥农业协作合同组织的作用、遵循“三农”的发展特点和规律、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开发和调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些做法和经验正是我们加快以城带乡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学习的。二、抓住机遇

（一）抓住关键时期。我国现在所处位置GDP虽然世界第二，但人均仍在100名左右；到2020年，我们GDP可能上百万亿，但人均仍远不及美国和日本。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这个阶段中，工业化已越过了前期达到了中期，这是城市大建设快速时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最好时期，是以城带乡的关键时期。我们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元又恶意贬值，我国又是持有美元资产最多的国家，但我们率先在全球走出危机低谷；我们虽然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还不成熟，各地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但我们已经从仿造、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我们虽然以城带乡的道路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农民进城直接就成了城市人口，没有户口之分，而我国农民进城至少若干年不能享受城市户口的待遇，但近些年我们城镇化的速度很快，这一次人口普查结论我国城镇化达49%还多。我们要抓住这些以城带乡的关键时期论文服务。（二）适应城市预测。据2020年前国家城市结构和预测〔5〕，2010年，我国已有城市1100个，其中特大城市60个，大城市70个，中等城市352个，小城市616个。到2020年，我们的城市总量要达到1400个，其中，特大城市98个，大城市78个，中等城市490个，小城市734个；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的建制镇将从23600个增加到28500个，全国城市化率达60%。以上仅是不同规模的城镇统计及发展预测，实际发展可能比预测的更快。当前，正是新一轮的全国旧城改造、扩建提升、拓展城市空间、增强承载力的高潮，这将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以工促农、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能力，进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我们要主动适应国家城市发展的预测，特别在今后的10年时间，我们要乘势而上，在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中，在城镇化的征迁拆违中，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三）利用有利环境。国际大环境对我们有利，尽管世界很不安宁，美韩日联合军演、利比亚战火不断、反恐趋于复杂化，但我们长期形成的和平外交、善意外交政策使我们在世界上交了很多朋友；我们虽然不是人均很富裕的国家毕业论文提纲，但我们是发展中的大国，并正朝着强国富民的目标前进；伊拉克、利比亚等人均不是很富有吗？但富有不能说明他们军队强大，我们党领导的人们军队是强大的；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友好关系是历史上最稳定的，至少说在今后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安全、稳定建设的环境。国内呢？国内环境对我们更有利，共产党执政对人民百姓有无比的优越性，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加快以城带乡的必然性。我们十一五取得了辉煌成就，奥运会、残奥会、亚运会、世博会在我国圆满举行足以说明我国和平盛世、安全稳定的环境；各种强农惠农政策出台、灾区恢复重建速度如此之快足以说明党以城带乡的决心和能力。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环境，借博鳌亚洲论坛、金砖五国峰会之力，以十二五规划为指导，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四）按照规划要求。我们已胜利完成了一五到十一五的目标任务，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启之年。从五级十二五规划统筹城乡发展内容看，国家层面：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省级层面（安徽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市级层面（蚌埠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推动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跨越，着力破除束缚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县级层面（五河县）：稳步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乡镇层面（五河县十五个乡镇）：十五个乡镇为了以镇带村，围绕五河县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要求，以征迁拆违为抓手，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根据五个级别的十二五规划中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内容，我们深知在“十二五”期间，“三农”问题是最重要的工作，同时还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但在统筹“三农”和 城市的发展中，城市支持农村是主线。我们要围绕这个主线，加快以城带乡的步伐。

参考文献：

〔1〕〔2〕〔3〕〔5〕迟福林、殷仲仪.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4〕徐希燕.农村发展经济学〔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第6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主题词】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宝藏”与“山岳” 科学社会主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反思主义思潮，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宣传“大同”理想。本文探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指出如同世界上曾经出现过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以孔、孟为代表的，体现“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体现为以“安贫乐道”论、“不患寡而患不均”论、“奇技淫巧”论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以“农本”论、“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以“大同” 主义、“礼运” 精神为号召的中国古典“公有”论。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乃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既为“宝藏”，又为“山岳”。“宝藏”存在于“山岳”，经由对传统的珍视、扬弃与弘扬，对“山岳”的攀越、“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为“宝藏”。反之，任“山岳”为 “原生态”的存在，其必为中国现展的“精神大山”。笔者站在这样的思考平台上，尝试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作思想的梳理。

一、对“物质论”、“科学论”的深刻省视与“幸福论” 、“非富国论”的提出

杜亚泉1918年发表《迷乱之现代人心》，惊异地发现，自己生活的地球，居然变成“物质主义大炽”的地狱。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叔本华的“意志论”，争相登台，一概演化为强权主义。西方在堕落中，宗教本位的希伯来文化惨遭破坏，理性本位的希腊思想也被“蔑弃无遗”。世界失去道德的界限，“权利”与“意志”成为人间的主宰。“国是之沦丧”、“教育之破产”、“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教育界之实用主义”，诸多弊端，源出于一，此谓“物质主义”。

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看来，西洋学说尚未传入之时，中国人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而今西学大盛，“纲常”失坠，国民迷茫。值此现状，杜亚泉主张师法周公、孔、孟，实行“文化统整”。“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当代之“整统”，即为集孔孟之大成，拒西学之邪说。1

1920年梁启超发表《欧游心影录》，对曾经向往过的欧洲文明大失所望。他告诉人们，世界大战的炮声给了世界一个莫大的刺激，自己的人生观也因此发生“大变化”。他确认西方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他为西方的前途悲哀，认定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他情不自禁地大声疾呼：“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王国维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从“科学方法”，其实“科学方法”所能驾御的，也只是空间和时间、物质和人类与动植物的躯体，至于心灵境界及社会国家，“万不能以科学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这个道理，迷信“物质”与“科学”，实在是“务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圆，知往而不知返”。2梁启超告戒国人：欧洲人长期做着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醒了过来，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3章士钊沿袭清末顽固派的口吻，将科学与“奇技淫巧”相提并论。他反复宣传：中国本有农家淳厚之风，而今“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丧。如此以往，中国一天天走向沦亡，恐怕就要害在工业国之“物质文明”。

反思主义者提出“幸福论”，与“物质论”与“科学论”作思想的对峙，进而提出“非富国论”与“非富强论”，力陈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均“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岂可“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章士钊坚决发愿：“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

梁启超用他惯习的“情感的笔触”，将“富强”、“物质”，比喻是一个“大黑影”。中国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现在是走在路上的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的凄惶痛苦。

梁启超庆幸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为不要再去追那个影子了，并且还广播“幸福”种子于世界。他牢记中国人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对于人类的幸福，应负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取消“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让世界和中国一道，“安贫乐道”。4

中国万不可“以富强为国是”。为此，王国维痛心疾首：有了这个“国是”，国与国争、上与下争，人与人争、贫与富争，一个“争”字，“其病在贪”，病深无治，“反以自毙”。5

张君劢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复述他在《国宪议》中的旧话:国而富也，不过是在国内多了若干个工厂，海外多了若干个银行代表。国而强也，不过是在海上多几只兵舰，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责问为什么至今还有人抱着“富国”论不放，居然还“以此为长策”，这是在做“一场梦”！6

二、反对“商业精神”与“竞争市场”，主张“长为农国”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与“工商立国”。辜鸿铭直论“商业精神”为“世界大敌”，“今日世界最大的敌人是体现在人们身上的商业主义精神，而不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由自私而形成的商业精神”造成强权崇拜与军国主义，最终引发世界大战7。

章太炎早在1907年写《讨满洲檄》时就说过：中国“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8梁漱溟将章太炎说的“泰西文明”，称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势将“内而形成阶级斗争”，“外而酿发国际大战”。这是一条食利者“发财的路，而不是养人的路”，“实为一种病态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辙”。9

反思主义者反对“商业精神”，此乃“商业精神”本于“竞争精神”，而此“竞争”为人类理念所悖，为“农国精神”所无。他们强调：“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为中国“农国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是西洋“工国精神”之恶政，任“竞争”滋长而无阻，必导致世界大乱、国家不安。10

1922年章士钊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出经济竞争导致世界“血战”的结论。“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欧洲各国家，以工业为立国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竞争。且因有多数大规模之工厂，其出品过剩，乃不得不谋销于国外，致生国际间之竞争。欧洲大战，原因虽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两国之工业竞争。” 11

由反对“商业精神”、“市场竞争”，进而反对“工商立国”，主张中国“长为农国”。“发展工商”，祸害农村。刘师培竭力说明：“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岁江淮之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12

章士钊认为工商立国有二恶。其一，造成“乡里”与“通都”的格差对立：“人人轻去乡里，觅食通都，都市生活为之盛涨，一方田亩荒芜，食料不给，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畅遂”；其二，导致穷人与富人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无伦”，一方面又制造贫困，民不聊生，“贫富两阶，相去太殊”。13

反思主义者认为，西方与中国原来都有其“建国之本原”及所谓“国本”。“工商”与“市场”不符合中国立国“本原”，绝非中国“国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国立足生根。章士钊在《农国辩》一文中说：中国与西方，“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14

章士钊论“国本”乃中国延续数千年不坠的固有传统与习惯。“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以农立国”向来是中国的“国本”，怎么可以另择道路。他很了解“国本”，因此“谋国至此，可无遗憾”。

有“国本”，还应该有“国是”。1923年他写《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提出“国是”论：中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 15

章士钊将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及二十世纪初仅有的一点工商进步，都贱视为违背“国本”的歧路旁门。中国“工商”与“市场”发展了，他就不幸与郁闷。发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与通畅。“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16

既然工业立国有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国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农业立国。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农村之健全与否，农业之兴隆与否，不仅为农民生死问题，也亦为“国家民族存亡问题” 。梁漱溟强调，中国“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振”。杨开道则称：过去的中国本是农业民族，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现在的中国不仅工业幼稚，且还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几样重要资源；除去农业，何以立足。17

三、“大同主义”的再弘扬与“均平寡安”论、经济“统制”论的新阐述

1902年康有为完成《大同书》，述论建立在农本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上的大同社会愿景。在此社会中，“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有了土地公产还不够，还要实行“资本”公产。具体而言，一是“公商”：“大同世之商业，不得有私产之商，举全地之商业皆归政府商部统之”；二是“公工”，“使天下之工必尽归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厂、铁道、轮船皆归焉，不许有独人之私业矣。”18

孙中山也受到“大同主义”的影响，特为手抄《礼记·礼运》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精神，成为民生主义的强力思想依托。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19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着重将“民生主义”定义为“平均地权”，以后具体充实为“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节制资本”。孙中山将这样的思想与当时已经流行开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作等同的思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0

“大同主义”现代承接的结果，是把财富私有视为现代社会的万恶之源。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的时候，从家里的旧书堆里拣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其中讲到“资本家”、“劳动者”这样的话，虽然没有骤然接受书中的观点，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意思却深深地印进了脑海。“我即不断来思索这个问题。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终至引我到反对财产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对，好象忍耐不得。”张君劢则主张：“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尊社会之公道，然限个人之自由，“废除私有制收归社会所有，化私人经济而归国有”。21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者由反对财富私有而主张产品平均分配。王国维说：“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人治政，未有不务均中者”。22张君劢认识到资本主义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这样的社会“除生命财产之保护上所必要的干涉至最少限度外，政府不应再有作为”；“国民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应一律停止”；以个人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市场为“最高原则”。23他反复权衡，觉得这样的制度不适于中国，“均平寡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刘师培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一个传统者。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看，他有推翻旧社会的幻想，然而即使激进如斯的他，也对中国古典社会主义颔首赞同，大力鼓吹。他说：既然没有了政府，那么“人民共产，无统治被统治之分，然后物质文明，力求进步，以利益民众，斯为善政。”24

他反对清末新政，因为“新政”包藏着“兴实业”与发展资本家的内容。他历数新政危害在于：

实业既兴，佐以资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产机关，握于少数富民之手，垄断市利，致小民自营之业，不克支持”，“既奖励资本家，至不惜封以崇爵，不出数年，舍资本家之外，殆无一而非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劳力辱身，而所制物品，其利咸属于富民，以视工商之自由营业者，果孰利而孰害耶？加以实业既兴，则贫民为富民所制，豪商奸贾，权势日伸，因富而而贵。25

他进而反对一切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革活动，斥其为“病民之根”：“中国自古迄今，凡朝廷之变法，恒与民变表里。王莽变法而新亡，荆公变法而宋弱。盖举行新政，名曰图富强，则尤为病民之根。”

反思主义者主张高度集中管理的“统制”论，而梁漱溟则是“国家统制”的坚决倡导者。他说：“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国内倾向这条路的人可能还要更多一点，更有势力。26

中国现代反思派大都属于中学派，而西学派则站在相反的立场，表现出对于反思的“反思”。梁漱溟曾与胡适、吴景超为有过激烈的交锋。胡适与吴景超“希望中国社会仍走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发达工商业，繁荣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为“主观的梦想”。他坚信中国“走集团主义国家统制的路来开发中国的产业，进行中国的经济建设”。27

反思主义者希望中国出现“共同设立之总机关”，对全国经济作高度计划性“统制”。章士钊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买卖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一概“由公共买卖局设立”。28

康有为主张建立“公政府”，赋予它以最大的经济权力，成为全国“计划经济”的总指挥部，日常生产悉从“指拨之命令”。公政府之下又设“农部”，“总天下之农田”，然后“各度界小政府皆立农曹而分掌之，数十里皆立农局，数里立农分局，皆置吏以司之”。29

“统制”之利，在于形成“自足”的经济社会：“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他们倡议“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 30

“统制”将使中国出现平均主义的“乐园”：“凡国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谋所配置之，取义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远。”31社会产品悉据“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32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复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无私室”；吃饭一律排队进大食堂，“饮食列座万千，日日皆如无遮大会”，“亦有机器递入会室，听任取乐。”33

四、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的精神链接

如同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以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为代表，名为“民粹主义”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则出现倡导“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反思主义，实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接续与现代展示。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以“安贫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奇技淫巧”为标识的非物质论、非科技论与非国富论。中国儒家反对“聚敛”，反对财富积累，更反对财富向“资本”转化，视商业为社会“失衡”之源。“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34由“均”而“安”，由“安”而“和”，由“和”而国家“无倾”。

由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引出中国古代道德论与“幸福”论。儒家之义为道德之首，“富且贵，与我如浮云”35，由此安贫乐道的颜回受到孔子的嘉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6当一个文化中非物质论、非国富论占据话语主权，此文化中的科技意识也随之畏缩。“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科技与机械的制作，被斥为“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的工具。37

其二：以“农本”论与“抑商”论为表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维护论与市场经济反对论。孟子斥商人为“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中国历代以农为本。汉文帝下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重要思想家庭晁错强调：“方今之务，莫若便民务农而已矣。”38贾谊认为：“今驱民而归之农，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39《盐铁论》则更明确主张：“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农本论”与“抑商论”创制于周秦，定说于汉朝，以后历代相延，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其三：以“大同” 主义、“礼运” 精神为号召的古代“公有”思想。《礼记·礼运篇》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突出反映中国古代的“公有”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40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

“大同” 主义云：“天下为公”，“大道之行”。“货”，“不必藏于己”，一切贡献于公家；“力”，“不必为己”，一切服务于社会，结果社会安定，“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反其道则“天下为家（私）”，“大道之隐（消失）”，伦理浇漓，物欲横行，结果“众以为殃”，“兵由此起”。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省视“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既体现为对五四精神的质疑与审视，也表现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非物质论”、“非国富论”、“非科技论”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商业精神”，主张“长为农国”，既体现对洋务运动、上世纪初“新政”改革，及至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弊端的省察与思考，也表现对以“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为表征的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回护与挚爱。

“社会主义，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与今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41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将当代社会思潮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作链接的思考。中国现代反思主义经济“统制”理念的提出，实为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及古典“公有”论，即“古代井田制”思想的延伸与阐发。

五、贵重的“宝藏”与沉重的“山岳”

试想对中国现代反思主义做准确的评价，必须先对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取中允的认识态度。我们想说的是，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是“贵重的宝藏”，同时又是“沉重的山岳”。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是历史的存在与客观的现实。它虽属“空想”，但又不是穿凿之想、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中国社会“底版”的必然“镜象”。“农民”与“土地”，是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市民”与“市场”，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底版”）的基本元素，只要中国的古代“底版”还未达到现代型“元素”升级，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镜象”）还会长期发生作用，而具强大的思想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农本”、“民本”、“公有”、“公正”，是古代中国的“太平之道”，了解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将使我们对中国特有的文化国情与民众心理，发生深切清醒的感悟：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在中国传统、国情与人心的基础上开展，必须关切民众的思想习惯与精神要求，在民众所能达至的精神平台，渐进徐行，过细操作，制定民众所能接受的政策方略。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它能够对今天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思想助益。“农业中国”转型为“工业中国”、“市场中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产生众多的问题。中国古典社会主义提出的社会方案——“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可为今天调适保障体制，建立和谐社会，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的长期稳定开启宝贵的思路。

它是贵重的宝藏，是因为就像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大同”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建设的民族资源。李大钊认为世界必然由“民主主义、联治主义”，通往“世界大同”；陈独秀预言“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青年毛泽东则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42探究他们的思想，可见“大同”思想的清晰印迹。4344

然而，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又是沉重的“山岳”。这是因为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包含着与时代不合的成分，犹如“山岳”，横亘于现代人的面前，处理不当，会成为精神的大山，思想的包袱。事实上，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消极思想成分，已在中国现代反思主义那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社会离不开“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唯当“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到达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才可能构成基础”，进而形成“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人类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5。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反思主义，漠视“物质”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作用，将“物质”与“精神”作对立的二元论思考，从而落入以“超精神主义”为特征的唯灵论窠臼。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山岳”，是因为这个“主义”是一个低次元的制度构图，是一个“向后看”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理方式理论指出：亚洲古代存在着以“村社”为组织基础，以“公有制”为产权特点，以国家统合为政治形态的原始社会形态。这种形态的长期存在，是亚洲现展遭遇阻滞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分析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基本理论元素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元素契合无异。中国历代王朝叠现，都以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为指针，其结果，中国封建社会进步受阻，长期沉沦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中国现代反思主义举擎古典空想社会主义的旗帜，就负面意义上说，同样会对中国现展发生阻滞作用。

再有，这样的“主义”违背“历史的发展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原始社会演进到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列宁曾对俄国民粹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赫尔岑、车尔尼雪斯基将“村社”的原始社会主义指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结果否定人类社会必经的工业社会进程，希冀以躐等冒进的方式“直进”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结果混淆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线，严重影响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传播与实践。中国古典空想主义与现代反思主义，反对工业化，设置了与俄国民粹派相同的思想误区。难怪乎，列宁对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也做了客观的评价。当孙中山将大同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又将此说成“社会主义”的时候，列宁称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真正人民的伟大的思想”，是“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然而又指出：这个思想与民粹主义发生着联系，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46

现代化一旦在某一个国家与地区出现，其他国家与民族为“生存与自保”，必然采用现代化之道。现代化乃是一种理智化和效率化的过程，其结果将有效的组织民众，强化这个民族国家，最终达到民族的“生存与自保”。47

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有“安贫乐道”论与“农本” 论，中国反思主义者则主张“返求诸农，先安国本，而后于以拙胜巧之中，徐图捍御外侮之道” 48，将“捍御外侮”，放置到“徐图”次要的地位，认为：“幸福”是根本的，假如“富强”耽搁了中国人的“幸福”，宁可“牺牲富强”；“国本”是主要的，假如“富强”动摇了中国人的“国本”，宁可舍弃“富强”。然而，假如中国不改革，不进步，不富强，假如中国人贫弱且愚，做了列强的臣民奴子，还有什么“幸福”可“享”？还什么“国本”可“安”？

总之，对于中国古典空想社会主义当持两点论的看法——认其为宝藏，而知其为山岳。“宝藏”在“山岳”之中，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体现为对“山岳”的攀越、勘察、“开采”与利用，“山岳”由是而为“宝藏”。否则，“山岳”无法转化为“宝藏”，而为“原生态”的精神“大山”，而为中国现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包袱与道路障隔，而与科学社会主义发生抵牾。我们当见“宝藏”而开发之，见“山岳”而攀越之，而不是相反，废弃了宝藏，反倒把山岳背在了身上。

【注释】

1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15卷4号（1918年4月）。

2 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5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6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7 辜振铭：《中国人的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8 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712-713页。

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第5卷第1-2期。

10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页。

11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9页。

12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13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159页。

14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67页。

15行严：《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12日。

16章士钊：《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5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17杨开道：《中国以何立国？》，《新蜀报》1940年1月7日。

18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56年版，第246页。

19 《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

20《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页。

21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1号。参考郑大华：《张君劢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4页。

22吴泽主编，袁英光选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罗继祖：《王国维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页。

23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参考巴图：《张君劢经济策论评析》，北京：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24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25李妙根编：《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26梁漱溟：《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中国工业化问题》，《乡村建设》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27同上。

28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206页。

29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0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4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6页。

31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4），267页。

32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参考陈鹏鸣：《试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学2000年第4期。

33康有为：《大同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页。

34 《论语·季氏》。

35 《论语·雍也》。

36 《论语?雍也》。

37 《周书·泰誓下第三》。

38 《汉书·食货志》。

39 《汉书·食货志》。

40 《礼记·礼运篇》。

41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新民丛报》，46-48号。

42 毛泽东：《伦理学批语》，1917～1918年。引王素莉：《“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C:\\Documents and Settings，人民网。

43《李大钊文集》(上)，第625～626页。

4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4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46《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425页。

第7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必要性

为适应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要求,各行各业开始实行信息化发展方针,在信息发展迅速的现代社会,农业的改革也离不开信息化发展方向的指导。作为当代农业创新的前进动力,农业信息化为现代的农业提供了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导了其前进的方向。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化的农业过渡,虽然,整体状态都有所提供和改善,但是,我国却开始面临新的挑战,无论是在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上还是发展知识型农业上都将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难题。另外,如何发展市场农业经济和如何根据市场机制合理配置资源也都是我国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可以采取同步发展策略,有机结合各种相关知识,与其他各产业互相帮助,互利共赢,提供一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二、农业创新管理的必要性

农业管理的创新研究已成为近几年世界各国的热门研究课题。我国对农业管理的创新意识提出的时间相对先进国家来说比较晚,虽然我国对此项目研究的起步晚,但是我国已经摆脱过去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越来越向多样化研究趋势发展。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农业的经济管理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学科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定性研究,开始引入数学模式这一先进的手段,进行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分析研究,方法的使用逐渐灵活多变,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为主要研究方法,另外还常采用理论实证结合分析法。这些各具优势的研究方法都有着其相应的研究效果。理论分析有理论归纳又有逻辑演绎,建立命题又对理论分析。世界上大批的专家学者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农业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就是理论研究的其中重要的代表。实证研究则是对实证进行归纳总结或者进行演绎分析,绿色生态食品的研究以及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大部分属于实证研究。

经过观察可以发现,近十年来,世界先进国家对农业的管理方法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阶段,保持现有的高水平,又向另一种未知的研究方法扩展。研究手段一直在优化,不断改进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计量经济模型应用范围的扩展和发展的日益成熟稳定性。此外,他们在发展的同时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创造新的研究模型。通过新理论的应用和多角度思维方式的引入来发展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丰富其知识内容,结合多学科的有关知识文献,把一个个新的研究课题尽可能地发挥其研究价值。以下提出几点相关建议:

1、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以围绕模型创新为主要入手点。国外许多专家学者敢于在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时采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勇于对知识探索创新,其中以着名的选择实验和乙醇扩张实验为代表。通过新方法的研究开发,不仅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还有助于科研人员挖掘内在的探索发现的欲望和潜力。

2、优化已经存在的研究方法,并尽可能地扩展这些方法的应用范围。有一批钻研创新的同时,也存在大批的优化完善已有研究方法的科研人员。对所存在的研究方法的改进工作已经有了显着的成果。不仅得到广泛的应用还促进了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为其他研究课题提供研究方法和经验,这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3、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农经研究领域的应用开始逐渐盛行。进入新世纪以来,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方法也逐渐出现在农经问题研究中。行为经济学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的研究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为经济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复制性和可控性。

第8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的信仰，存在主义，本体论的信仰，本体论的信仰。

的信仰与任何人都相关，但很少有人能说出信仰是什么。有很多争论，没有尽头。人们的信仰植根于人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只有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才能澄清信仰问题。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信仰进行阐释，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谓主客二分，就是人类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改造和征服自然，以经济建设换取生活资料。因为自然不能满足人，人只能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这种主客体二分法表现在人与自然的转化转化关系、人与人的阶级统治关系、商品交易主体之间的分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精神支配身体是建立在人与自我的身心分离的基础上的。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人类在脚下爬行自然与自然对立是人类实践和人类进步的结果，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标志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三次社会分工，手工业和商业的出现。手工业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商业代表和工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文明时代开始了。分野是东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四大文明古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大河流域建立了农业文明，古埃及文明是尼罗河的礼物，古印度是印度河和恒河的作品，古巴比伦文明的历史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产物，古代中国是黄河的母亲孕育的。由于河流泛滥和枯竭，大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中有三个灭亡。只有中国没有因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回旋余地大而灭亡。它的农业文明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并被西方强行打破。

文明发展的最大变数是古希腊的崛起。古希腊文明不是本土的农业文明，而是建立在已灭绝的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原因是古希腊半岛多山，不适合发展农业。但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有适合全年航行的天然无冰港口，适合渔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工商业有了很大发展。政治上，因为有许多岛屿，每个岛屿上都建立了城邦，城邦就是城市。从古希腊到古罗马，这种生产方式生活在继续，创造了伟大的古罗马帝国，罗马奴隶主是工商奴隶主，罗马文明是工商文明，罗马法律是古代社会最完整的商品交换法。随着日耳曼的入侵，古罗马的工业和商业文明消失了，欧洲进入了农业文明的中世纪。然而，文艺复兴和罗马法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开启了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复兴。资本主义在工商业文明的基础上崛起，是以大型机械工业为基础的工商业文明。以海洋环境为基础的工商文明又称海洋文明，是主体与客体二分法的主要支撑。这种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的自由时期达到顶峰。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改变过度的主客二分，向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靠拢。r

·

所谓天人合一的生存模式，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生存模式。它不仅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是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进而是人的身心的统一。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最成熟的国家，也是天人合一生活方式的代表。近代西方列强强行打破和中断了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迫使中国走上了工商文明之路，结束了中国人民几千年的天人合一。中国工商文明的大发展,正处于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工业文明是一种进步,但过度工业化必然导致主客体过度二分法,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体与心灵的分裂,向生态文明过渡,回归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这种回归是建立在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的，不同于古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期天人合一。

。信仰是人们自觉生活方式的结果。由于在大自然脚下爬行，万物有灵，衣食匮乏，再加上洪水和野兽的威胁，原始先民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主观世界也不发达。一切都是盲目的探索，没有意识到意识的主观基础。如果说原始人有类似的信仰，那就是崇拜，崇拜整个自然，崇拜区别于自然的氏族图腾，崇拜刚刚死去的祖先。但这里的崇拜不是信仰，原始人不具备形成信仰的主客观基础。在文明的奴隶社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人类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主观世界的发展，人类有了信仰产生的客观和主观基础。当人类有了信心，信仰就产生了。农业文明中的人们认为，日出工作日落休息的生产节奏和生活方式在农业文明改造自然的程度上并不高，而只是使自然适应农业物种种植的植物和适合驯化的动物是固定的。人们定居生活。人与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氏族解体，家庭建立，男耕女织。这个家庭幸福和睦。乐生，受过教育的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还有耕读传家。他们的信仰是对农业文明生存方式的信仰。他们相信来年会更好，天气会更好，他们相信子孙满堂，会有接班人，他们相信知识和理性，以及人类的和谐。因此，农业文明中的农民最怀念家乡，与其说是怀念家乡，不如说是怀念黄土地这一代农民。这是他们植根于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这种信仰的对象是他们所依附的熟人世界，他们的父母和村民，他们的山、水、植物和树木，他们生活在其中。这种信仰可能不是有神论人的，但它必须是深情的、正义的和美味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扩大的家园，它已成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最高信仰，中国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本体论信仰。

的本体论信仰不同于农业文明的本体论信仰。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信仰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工业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工业是自然的加工和改造，商业是商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交换人之间的平等交换。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分离的。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然对象总是被分割的。这种划分是无止境的吗？人们开始探索自然的起源，原子论成为他们的哲学。继续问，原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创造了它。当他们找不到答案时，他们推测不仅大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也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被称为上帝，可以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特别是古代科学的不发达，无法解释现实。工业依赖于技术，技术需要探究，而科学无法回答，所以只有猜测。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个体信仰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出生的孩子没有信仰。孩子独立于父母，他有自己的独立性，独立面对和处理问题。在实践经验中，他开始建立自己对成功的明确信念。正是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信念让她最终站起来，站起来，长大，开始了家庭和事业。随着成年人有了系统的实践和精神空间，他们的信仰开始形成。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就会形成天人合一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主要从事工商业，生活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我们往往会形成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信仰。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就会形成共产主义的信仰。

。本体论是一个探索世界起源或母体的哲学理论。本体问题是关于本质和共性的问题。本体论，即本质主义，专门探索事物的本质、矩阵和起源。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是打破砂锅，最后提出要求。对与错,黑与白有着明显的区别,，这显然是工商文明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信仰是相信本体存在并努力追求本体的信仰。上帝信仰是典型的本体论信仰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的二分法。本体论是研究一切事物统一的整体知识，它包含一切事物。人们通过自身的生存来展示自己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对一切事物的一点精神认识和对世界的一个展示。本体论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论是整体的，而本体论是个人主义的。本体论是一个复杂的范式，本体论是一个简单的范式。本体论信仰是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一个整体，追求这个整体，并将自己融入整体。本体论信仰的生存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西方人认为信仰是本体论的信仰，所以它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事实上，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论信仰。中国人民基于农业文明对儒家的信仰是在现实生活中寻找目的地，而不是来世的天堂。由于

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伟大时代，农业文明的印记还没有完全消失，工业文明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两种信仰一直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本体论信仰的基础——工业文明优于农业文明，本体论的信仰处于攻势和斗争的优势，而本体信念的基础——农业文明处于劣势，所以本体信仰处于防卫和不利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冲突这两种信仰已经演变为当今时代的文明冲突，以及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间的冲突。基督文明是侵略性的，尽管伊斯兰文明已经撤退，但它仍然顽强，原教旨主义大学已经崛起。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强烈渗透下衰落，但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解。本体论信仰有望在生态文明时代重生，这也是一种回归。

对当今世界的信仰只不过是这两种。伊斯兰信仰介于两者之间，这是游牧民族的信仰。游牧民族的畜牧业和农业是相互关联的，但他们的“旅行”与工商文明的商业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伊斯兰的信仰传达了本体论的信仰和本体论信仰。按照本体论本体论的顺序，目前的信仰体系大致如下：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新教强调主客二分，佛教强调天人合一。新教征服了世界，佛教充满了同情心。所有宗教都宣传自己的教义，这些教义是合理的，反映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宗派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时代造成的，也是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解决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不能靠争论，而要靠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超越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生态文明。

思想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思想教育是建立在解决思想问题的物质实践的基础上的。一些跨时代的思想问题不能在思想上解决，而应该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来解决。信仰冲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在人类生产中找到答案。本体论信仰与本体论信仰冲突的实质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生产矛盾的解决，思想矛盾的解决。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经历了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在未来，它还将经历信息时代、生态文明时代等等。渔猎时代的原始初民没有系统的信仰。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建立了第一个信仰体系，这表明人类取得了成功和自信。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是一种进步和必然。然而，古希腊在欧洲进入了奴隶社会的工商业时代。原来,历史时代的冲突已经转化为共产主义时代的冲突,转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已经固化为东西方文明的冲突。这种固化的思维影响了历史思维的形成，扩大了东方与西方的矛盾还有西方。随着人类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两种信仰之间的冲突将消失。

认为，当今时代的人类已经跨入了生态文明的门槛，但离生态文明的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真正的生态文明正在到来共产主义将真正成为现实。马克思指出,“这座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客观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斗争“共产主义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主义，不是农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道主义，不是工业文明时代未完成的人道主义。农业文明的自然主义必然与工业文明的人道主义发生冲突，形式完整的自然主义与形式完整的人道主义不可能发生冲突，因为两者是一体的，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共产主义是生存与本质之争的真正解决方案。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存在与本质之间的斗争无法停止。作为本体论与本体论之间的斗争，二者之间的斗争具有理论魅力。本体论阵营也有现象学、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形态。本体论的营地有本质主义，现代性、简单性和其他理论，而斗争一直在进行。存在主义信仰和本体论信仰之间的斗争在所有生物中都很普遍。我们无休止地争论，坚持自己的话，失去了片面性。这场辩论将持续到共产主义的建成。

第9篇：世界农业论文范文

关键词:多哈回合,世界,农产品贸易,影响

    由于在农业自由贸易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世人瞩目的多哈回合谈判再次破裂。这场发端于2001年11月的、继西雅图和坎昆会议失败后的漫长谈判再次无功而返。2006年7月 24日,WTO总干事拉米悲伤地宣布,多哈回合将被无限期终止。这一失败向世人昭示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复杂性及未来世界自由贸易前景的黯淡。由于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多哈回合失败对未来中国农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就非常值得关注。

    一、多哈回合失败意味着什么?

    农业问题始终是谈判的焦点所在,本次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议题是提高市场准入、减少出口补贴和农业支持。有研究表明,多哈回合谈判如果成功而给全世界的贫困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中,有63%来自农业贸易领域的进一步开放,而在这些可能实现的收益中,又将有93%取决于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然而,由于农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中均占有着举足轻重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各国均不肯在此问题上做太大的让步,发达国家尤其如此。面对多哈谈判的失败,作为世界三大农业供应集团的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美国农场主将继续享受美国政府提供给他们的每年220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欧盟的部分成员国如法国,作为欧盟第一大农业生产国将可以继续获得22.1%的欧盟农业补贴;而原指望通过多哈谈判大幅度削减农业支持从而扩大其粮食出口的加拿大凯恩斯集团则非常失望;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生产链最低端的贫困国家而言,由于进入发达国家的困难增大而使得它们与全球市场融合的步伐更迟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按照拉米的说法,多哈谈判的被迫中止,对所有成员都是一个失败;这将使多边贸易体制受损,发展中国家失去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良机,对世界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保护主义也会趁机抬头。

    二、多哈回合谈判失败对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意味着世界农产品自由贸易进程的推迟,西方高额的农产品补贴将扭曲世界农产品供应。西方国家农业国内支持和补贴额历来很高,其中美国、欧盟及日本的农业补贴约占世界总额的80%,且对部分农产品维持高关税,严重扭曲世界农产品贸易。如日本,2004年农产品进口关税仍保持17.7%高税率,其中大米407%,魔芋粉1124.1%。日本农业仅占其GDP的1.0%,但政府农业补贴却高达1.4%;美国1996年后的农业政策计划7年内给农民补贴356亿美元,《2002年农业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规定今后10年将给农业补贴 1900亿美元,《2003年农业援助法案》再次规定向遭受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及其他紧急情况损失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多哈谈判失败后,这些国家可以继续堂而皇之地给予本国农业以巨额财政支持,导致国际农产品市场长期处于扭曲状态。

    凯恩斯集团是世界上农产品自由竞争程度最高的国家,他们试图通过多哈谈判以提高本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从而更多地占领世界农产品市场份额。多哈谈判失败后,他们只能在扭曲的世界市场体系下进行农产品生产,这时它所释放的生产能力将小于或等于其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产量水平。

    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在一些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粮食)生产上本没有优势,如果大规模的削减农业支持,大量农产品的进口将对国内粮食生产者产生冲击,多哈谈判失败,使得中国暂时避免了这一冲击。按照我国目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今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还会继续加大,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自给率依然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从世界粮食市场进口的数量会比较稳定。然而,喜忧参半的是,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如水果、蔬菜等,在出口时也会面临较高的市场门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这样的结论:多哈谈判失败后,今后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将有所抬头,各国在农业补贴上将会形成攀比,导致世界农产品市场供应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其平均价格的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