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艺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艺术；艺术史；历史叙事；理论叙事；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 J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7-005-3

艺术史是由艺术史家撰写的，艺术史家是艺术史的叙事人。艺术史叙事具有二重性，它具有作为自然历史的遵循时间线性而不断延展的一面，也有作为非自然历史的虚构性的一面，需要叙事人以艺术史的语言进行建构与讲述。自艺术史这门学科诞生以来，概观作为教材的、作为评论的、作为传记的艺术史著作，其撰写工作基本依照两种模式展开：一是撰写自然历史的历史叙事模式，二是注重史论融合的理论叙事模式。

一、作为历史叙事的艺术史

英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哈里斯在《新艺术史批评导论》一书中指出，所谓“艺术史”，一般用来指涉“出版物或以永久固定的文件形式的现成物。这包括艺术史的文本，以及通常记录了特定地点和特定时间展出的艺术作品的展览目录和电视节目”。

艺术史作为“史”，首先是一种历史叙事。它遵循自然历史的时间线性，兼顾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国别与地域特色。翻开《加德纳世界艺术史》、《剑桥艺术史》、《牛津西方艺术史》等艺术史经典著作，再浏览《视觉艺术史》等年轻的艺术史成果，以及《欧洲绘画史》、《中国绘画通史》等部门艺术史著作，不难发现皆是按照时间先后佐以地域划分作为章节撰写线索的。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弗兰克撰写的《视觉艺术史》是全球许多视觉艺术专业使用的经典教材。全书共有三部分十二章，分别从“艺术文化传统”、“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三个角度划分视觉艺术史，又按照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再到18-20世纪的时间线索论述了欧洲艺术，具有鲜明的历史叙事色彩。弗兰克在该书最后附上一张“世界艺术史年表”，横轴跨越了公元前三万年到公元后两千年的时长，纵轴按照地域划分为“美洲”、“俄国”、“北欧”、“南欧”、“中东”、“非洲”、“印度”、“中国”及“日本”，试图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使这部艺术史呈现更为全面完整的样貌。

弗兰克以历史的线索串连起各个年代、不同地域的艺术家、艺术品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审美活动，可见艺术史的历史叙事模式是对艺术之历史的连贯与整合。但历史叙事模式对艺术史而言也是一种割裂。艺术史家以特定的文化背景、、政治立场等视角重新梳理全球范围内的艺术活动，这种撰写模式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叙事结构。将之强加于组成艺术史的诸种元素与片段后，这种叙事结构难免成为对艺术史的主观建构。然而，艺术史本身未必遵循一种有内在逻辑和特定规律的发展线索，这种连贯性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构性与主观性，使艺术史有别于真实客观的自然史。

固然，自然历史是艺术史存在的背景，也是艺术史叙事的时间载体，这是无可回避的。作为历史叙事的艺术史撰写要遵循自然历史的线索展开，必然要叙述艺术家的生平、创作轨迹、作品风格的演变分期。“世界艺术史年表”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将艺术史附庸于自然历史，以自然历史的线性逻辑来同一艺术史的发展脉络并不是唯一的叙事路径。艺术史家与艺术史学科的教育者常以历史叙事的模式来撰写并讲述艺术史，这自有其便利之处，之于学习艺术史的受众而言也有线索鲜明而便于记忆的益处。但“艺术史”是否等同于“艺术的历史”？这一问题对艺术史的撰写而言至关重要。如不进行解答，艺术史的撰写只能停留在历史叙事的传统模式中，而无法应对后现代语境在艺术史叙事中引发的变革。

二、作为理论叙事的艺术史

我们不妨借鉴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对历史与文本的论述来思考这个关键问题。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方法论在北美兴起，其所关注的是文学、文化与历史之间的内在亲缘关系。“新历史主义者将文本形式解读为意识形态与认识论的复杂性反思，以及一种毫无层次感的投入与赋予。……新历史主义者不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视作一种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亦非一种前景与背景的关联，而是坚持认为，对文本的理解实质上是一种散漫化与物质化的实践网络中的享有特权的瞬间”。约翰・布莱尼根在《文学人造物中的历史、权力与政治：新历史主义》中指出，“文学与历史是须臾不分的。历史并不是集合了客观知识的连续体，不能简单地将历史应用于对文本的阐释以见出文本反映了何种内容。文学是一种载体，其所承载的是对历史的再现，……换句话说，文学并不是像一面镜子那样反映历史”。可见，艺术史之“史”并不等同于自然历史，它依托于自然历史而成，其本身却不是具有内在时间逻辑延展性的真正的历史。艺术史是“艺术”的历史而非艺术的“历史”，要恢复其独立地位，还须从艺术自身的独特性入手。而艺术家将自身对艺术独特性的理解表述为理论、应用于创作并组建流派的活动，便是艺术史的理论叙事所观照的对象。

艺术家在创作之外的理论化行为是出于一种书写艺术史的自觉意识。毕加索与勃拉克发觉从多角度观看事物会获取其不同的呈现面，便以此作为描绘对象的新技巧，开创了立体主义。莫奈与雷诺阿发觉事物在不同光线下呈现丰富的色彩变化，注重被描绘对象向眼睛呈现的印象色彩而非其本身的色彩，便以此作为试验手段，开创了印象主义。这两个流派的命名皆来自艺术批评家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却在艺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当初为之戏谑命名的批评家与开创新画风的艺术家们便是以理论叙事模式撰写这段艺术史的叙事人。除艺术家彼此携手之外，艺术家与哲学家的联合也是引导艺术史走向理论叙事的一大因素，譬如福柯对马格里特作品的阐释、海德格尔对凡・高作品的阐释、福柯对委拉斯开兹作品的阐释等，也必然成为艺术史理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更有艺术家以创新观念压倒作品形式技巧，来彰显理论叙事的鲜明趋向，譬如马歇尔・杜尚、安迪・沃霍尔等创作的现成品艺术便是典型案例，作品本身毫无技巧可言，作品所传递的对后现代语境的反思便是作品留名于艺术史的全部原因。随着此类艺术家的觉醒与此类作品的问世，艺术史难以再维持单纯的历史叙事模式。艺术史不仅需要理论话语，更将理论话语当作艺术史的语言本身，作为叙事的最基本工具。

三、史论结合的艺术史叙事

必须指出的是，艺术史撰写模式中的历史叙事和理论叙事并不是截然分立的，艺术史总是包含着“史”与“论”两个维度。从古典到现代再到后现代，推进艺术史的动力发生了变化，撰写艺术史的叙事模式亦随之变更。

历史叙事侧重于“史”，按照时间顺序以艺术家和作品的流变发展作为主导内容；而理论叙事倾向于“论”，受社会历史语境变化的影响，以艺术家、艺术批评家、艺术史家自觉创新求变的观念为观照对象。历史叙事是一种围绕艺术家和作品展开的艺术史叙事。在历史叙事的观照下，艺术史的主体维度是针对单个艺术家的，表现为其生平和创作轨迹，这是一种有所依据、可被查证的相对客观化的主体维度；艺术史的客体维度表现为作品的物质形态、形式特征、创作技巧等因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与之相应的，理论叙事是一种围绕流派和理论展开的艺术史叙事。在理论叙事的观照下，艺术史的主体维度是多个艺术家组成的流派，阐述其创作观念、动机、意图，以及艺术革新的口号，是一种主观化的主体维度；艺术史的客体维度是各流派提出的艺术理论，阐述艺术与现实、艺术与历史、艺术与社会或者艺术自律等观念，具有相对鲜明的变动性与变革性。

所谓史论结合，不仅指艺术史撰写中的史论结合，也包含艺术创作实践中的史论结合。莫奈、毕加索、利希滕斯坦、马格里特、杜尚、沃霍尔等艺术家颇具试验性的艺术创作将创新和变革引入艺术之中，甚至将艺术作为哲学化思考的形象手段。他们的艺术创作之所以成为艺术史的重要环节，不仅因技巧的特色，更因其为艺术观注入新生命。西方艺术史上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还有许多，其试验性的创作实践本身就是有意识地书写艺术史的行为。

如前所述，艺术史的撰写通常包含史论二维，但具体到某位艺术家，史论模式的界线与差异或可鲜明显现。譬如，艺术史家在叙述毕加索的艺术创作时，常将其多产而多变的创作生涯细分为八个时期：蓝色时期、玫瑰时期、受非洲影响时期、立体主义时期、古典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田园时期。蓝色时期与玫瑰时期的命名方式显现出艺术史家对毕加索早期作品形式层面尤其是色彩特征的描述；受非洲影响时期、古典时期、蜕变时期与田园时期分别侧重于艺术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而立体主义时期与超现实主义时期则是典型的史论结合的艺术史叙事。既然由毕加索所书写的一段艺术史是丰富多变的，对其创作实践的叙事便不得不采用史论结合的方式，不仅介绍毕加索的生平尤其是婚姻生活对艺术创作风格转变的影响，还要兼顾他本人对艺术创新与试验变革的原创理念与巨大影响。

四、后现代语境下的新艺术史叙事

当艺术史行进至后现代，即便是史与论的全面结合也面临被解构的危险。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西方文化所惯用的宏大叙事已不再适用于当下，“宏大的、包罗万象的诸如人文主义这样的理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文化的不断演变，理解文化的形式与实践无止境的结合与再结合的过程”。据此，安・达勒瓦指出，“现代主义的艺术史是建立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叙事上的，这种叙事为后现代主义所批评”。在后现代语境冲击艺术史叙事之前，艺术史撰写以罗马、巴黎、柏林、伦敦等欧洲城市中心为核心地带。“它根据一种理性与进步的模式来展开――所有的艺术史（不可避免地）都是走向当下的一种进程”。在这一模式的观照下，不仅欧美艺术中远离艺术主流的边缘地带被忽略，西方中心主义之外的东方文明及其艺术实践也被严重忽视，欧洲白人男性艺术家之外的欧美女性艺术家与东方女性艺术家更难以在艺术史叙事中列席。但她们的创作及作品理应在完整的艺术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被排斥在宏大叙事之外，并不意味着其不存在或不重要。因此，后现代语境对艺术史叙事的冲击不仅表现在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与颠覆上，还表现为对非主流微观叙事的正名与归位。

哈里斯对这一现象作了详细的介绍与深刻的分析。他指出，“艺术史学科在总体上已经比过去变得更加开放，更具有问题意识和自我批判性――强有力地特别挑战了设定为一种单一的、确定无疑的历史真理的假定或信念”。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谓“新艺术史”（The new art history）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符号学、心理分析学等一系列新阐释方法在艺术史叙事中的扩展范围，可用“激进的艺术史”、“批判的艺术史”或“艺术社会史”代替“新艺术史”进行表述。弗雷德・奥顿与格里塞达・波洛克认为，与后现代语境下的新艺术史相对应的传统艺术史是“体制化的主导艺术史”。它由大学等研究机构中的学者生产，在教学过程中复制，被文字形式固定在白人男性艺术家的专论以及“枯燥的专业文献”中，并在收藏、管理、展览艺术品的过程中被画廊、博物馆、出版社等机构所强化。而在后现代主体自我意识变得支离破碎、迷茫无拘的语境下，“体制化的主导艺术史”受到质疑，艺术家试图摆脱艺术史家对自身的固定风格与流派的定位，以自发自觉的艺术创新精神不断地试验着去探索一条冲破传统艺术史叙事牢笼的路径。

艺术史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迷茫与挣扎与分析哲学对“艺术”概念界定工作的解构与质疑是一致的。随着艺术创作实践的不断革新，新奇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拓展了欣赏者的审美视野、培养了新的审美习惯，更对传统艺术定义造成了颠覆性的挑战。毋宁说行为艺术、大地艺术、装置艺术，即便是电影、摄影也难以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传统艺术。与之相应的，艺术史的撰写活动在现代、后现代语境下也遭遇了类似的尴尬，其边缘不断扩张、范畴不断增殖、意义不断模糊，同一性的定义越来越难框定日新月异的艺术创作。

哈里斯在界定“艺术史”的概念时曾指出，除了出版物、作品展览与电视节目之外，艺术品的保管与维护、欣赏者面对艺术品所产生的彼此交谈、艺术史的课堂教学及研究机构所承担的项目都应被纳入艺术史的范畴中。这一概念的扩展大大丰富了艺术史叙事所要囊括的对象。多元化趋势使体制化的传统艺术史叙事难以招架，试图以时间线性单一线索将全球艺术实践同一化的路径难以令人信服地容纳上述纷繁复杂的艺术史领域。艺术史的撰写模式何去何从，尚待艺术家、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美学家、收藏家以及博物馆策展人的共同商讨。再者，随着接受美学日渐深入人心，艺术史的审美欣赏之维更不容忽视，欣赏者在艺术史叙事中占据何种地位的问题尚没有得到明确解答。欣赏者在传统艺术史叙事中处于不在场的地位，哈里斯已意识到，“艺术具有的效果总是作用于和影响特定的观者。没有观者就没有所谓的‘影响’”，然而，强调“中立”和“客观”的传统艺术史却“含蓄地否定了特定观者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一缺憾在后现代语境下已渐渐被弥补，至少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兴视角始终致力于恢复艺术史中被传统撰写模式所排斥和忽视的边缘成员，而这一努力的重点不仅指向艺术家，也包含了对受众群体的考察与分析。

上述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虽表征了艺术史的撰写工作在后现代语境下所面临的瓶颈，却同时也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新契机。它所引发的反思的规模与深度将史所未见，正如达勒瓦指出的，“对于艺术史学者而言，后现代主义促成了对这门学科，还有对我们与过去的艺术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的重新评价”。

参考文献：

[1]（英）乔纳森・哈里斯.新艺术史批评导论[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2]（美）帕特里克・弗兰克.视觉艺术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

[3]Julian Wolfreys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4]Julian Wolfreys.文学理论导读和术语[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第2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素描造型 表现 艺术诚实 写实 夸张

“素描——这是高度的艺术诚实。”这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安格尔对素描非常经典的概括。通常人们会从他的高度写实绘画风格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那就自然会将人们导向认同“把对象画得越真实，素描造型的水平就越高”这种观点。尽管在进入了21世纪，我们的绘画艺术已经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在各种不同的绘画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绘画理念，并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风格流派。但持上述观点的依然大有人在。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和肤浅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混淆了“艺术诚实”与“真实”的本质区别。这里所谓的“真实”是指事物的客观自然状态。而“艺术诚实”是指画者在获得了对事物的感受之后进行的艺术表现，它是人对事物的主观认识。不同的人描绘同一个客观事物，而得到的画面决不会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本文所提的素描造型的“写实”与“夸张”问题的讨论就无法进行。因此，在我们将要对这一命题展开探讨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艺术诚实”与“真实”的本质区别。

“写实”造型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素描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必须强调“写实”的表现能力。

素描的“写实”造型是“艺术诚实”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真实”的复制和再现。这种“写实”的造型表现能力主要体现在对描绘事物形体和画面的结构、比例、位置、运动、线条、明暗调子等造型因素的准确把握。通过严格的素描训练，掌握造型艺术的基本规律，研究造型艺术诸因素，培养正确的观察方法、思维方法和表现方法，提高审美情趣。只有获得了扎实的写实造型的素描技能，才能真正为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建筑、工艺设计以及其他一切与绘画造型相联系的造型艺术服务。古今中外的绘画和设计艺术大师无一不是在具备了扎实的写实造型的素描基础之后才做出令世人称道的艺术成就的。在中国，与西方素描造型体系相对应的是一直延续了上千年的线描造型艺术，南朝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中的“应物象形”“传移模写”就包含着对“写实”造型的追求。晋代的顾恺之、唐代的阎立本、吴道子等都是杰出的代表；近现代有张大千、齐白石以及熔中西绘画于一炉的蒋兆和、徐悲鸿、刘海粟等一批著名画家。在西方，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的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以及17世纪荷兰著名画家伦勃朗是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绘画艺术大师。还有18世纪法国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达维特和安格尔。他们的素描作品一直被后世奉为写实造型的经典范例。

“写实”造型的表现形式，在以往的中西方绘画及其他一切造型艺术活动中曾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作为造型基础的素描写实造型表现能力，自然就显示出至高无上的权威。在现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发展，对造型艺术的写实表现也是众说纷纭。甚至在某些造型艺术表现领域出现了对是否一定需要具备写实造型能力的怀疑或者干脆持否定的态度的论点。认为长期的写实造型训练会阻碍艺术家想象力的发挥，继而导致造型艺术表现的僵化。笔者不赞同这种将造型艺术表现的僵化归罪于写实造型训练的认识。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两面性，既有积极的进步性又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造型艺术的发展也不例外，这就如同中国古代的工笔重彩画，当它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便有了中国文人画的兴起。又如同西方的古典主义绘画发展到极盛之后便诞生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印象主义等等。这说明，当一个事物发展到极致，它的局限性就会显现出来，就会有新的事物替代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新事物的出现必定包含着对旧事物中有价值的、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展。在造型艺术的领域，作为基础的素描写实造型能力与造型艺术表现的僵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它也决不可能成为造型艺术发展的局限性因素。它无疑是我们应该继承和不断发扬的部分。因此，恰恰是那些具备了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的人，才真正有可能突破藩篱，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拓展造型艺术的新空间。

无论在什么时代，也无论造型艺术发展到何种程度，写实造型的表现形式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永恒魅力。而作为造型基础的素描写实造型能力，不仅在绘画表现上，在其他任何的造型艺术领域都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夸张”的素描造型是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的必然要求

“夸张”的素描造型指的是在充分理解和把握事物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比较自由地、更突出地表达艺术家视觉和心理感受的素描造型表现形式。

这种“夸张”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它探索心灵与外在现象的默契，寻找个体在现象世界中的表述方式。这种造型活动折射的是生命的充溢，是经过内心体验而迸发出的激情。艺术家将自己由事物唤起的情感映射到作品中，并将这种感受传达给观众。它注重感性，不满足于对事物的形体、空间的准确分析和表现，抛弃事物原有的比例结构，抓住能反映事物本质的造型特征展开艺术的想象，并运用独特的视觉语言进行表现，从而创造出极富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

第3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倪贻德(1901-1970)，浙江杭州人。1919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留校任教。1927年留学日本。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时代所赋予的。倪贻德的艺术思想经过了“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生而艺术”的转变。他钟情自然但绝不做自然的奴隶。“要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创作美术作品，偏于空想或泯于写实都不能成为好的美术家”是他的信条。因为无论怎样忠实地描写，也只不过再现自然的表面，并不能满足对自然本质的要求。

 

本文以两位学者杨成寅与蔡涛研究倪贻德的论文作为思考范畴，分别从他们研究的内容，研究角度，使用的方法对倪贻德的艺术理论做一个系统的分析与比较。

 

《从创造社到决澜社倪贻德日本游学考》为中国美术学院蔡涛《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中第二大章改写而成。

 

此文从倪贻德留学日本期间的艺术思想的形成发展，包括组建决澜社的动机，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与日本的不同的艺术思维的环境，并且也交代了当时国家对现代艺术家艺术发展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派别之争。

 

本篇文章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本文作者主要阐明了倪贻德早期的艺术观点是站在一个自我的角度，强调自我感情的抒发，希望艺术能够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第二部分交代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战争的影响，倪贻德初次从军的经历，并且提出社会革命与内心革命的观点。第三部分与第四、五部分主要描写了倪贻德留学日本中所作的一系列活动以及在日本所产生的相对之前更加成熟清晰的自我的绘画的精神艺术表现。 最后一部分，作者结合时代背景，1928年济南惨案，中日交流中断，倪贻德回国，在此时倪贻德提出了一个艺术本位伦的观点，他批评将叙事性题材和作家时代性、民族性作为绘画鉴赏的标准，提倡一个实在的艺术-即一个被限制在平面上，用线条、色彩、明暗的对照，照应、均衡所筑成的有段落有统治的世界的构成。

 

此文以时间为线索，着重研究倪贻德早期艺术思想的形成，组建决澜社的动机，对此后武汉黄鹤楼大壁画再到决澜社的解散都有着潜在的影响。这些都表现出文章的脉络条例清晰，这类研究对倪贻德早期艺术思想形成是十分必要却又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

 

《“新写实主义”的流变—折衷的理论策略与“孤岛”时期倪贻德的洋画创作》

 

为蔡涛《1938年：国家与艺术家黄鹤楼大壁画于抗战初期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中第五大章改写而成。

 

此文中着重强调国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作者从倪贻德的去职事件，凸显了在国家和权力面前，艺术家独立身份和自由意志的脆弱性。此篇文章结合了倪贻德在上海时期的创作及相关活动，梳理了“新写实主义”理论输入中国之流变脉络，理解倪贻德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行为及其现代艺术主张。

 

在“战前新写实主义的输入与争论”中作者研究了三位人士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第一位为鲁迅，鲁迅提倡苏联流行的健康、写实的绘画作风，将其称为写实主义，又叫革命的写实主义的绘画。并且之后的影响触发了中国普罗美术运动的酝酿和展开。第二位为华宾，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这一派和野兽主义、表现主义活着所谓未来主义相近，这对鲁迅的苏联版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三位便是倪贻德，他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为，一、需要有质感;二、需要有量感;三、需要有实在感。以上的作画的练习基础都完备了，那么应当表现的，是作者的气象。

倪贻德1930年以来关于新写实的理论主张，作者梳理了一个承前启后的脉络。1933年，

 

由徐白灵翻译的前田宽制的文章《绘画论-新写实主义的要诀》，该文揭示了倪贻德的艺术主张，实为对这位日本画家相关文章的编译。前田宽制强调社会伦理艺术价值观与塞尚所提倡的绘画形式构成要素进行了融合，而倪贻德在引进这一流行观念时，忽略了前田在新写实理论中的左翼思想背景，所看重的是其中与塞尚造型有关的内容。在此之后，倪贻德的好友温肇桐发表《新写实派绘画的认识》对写实的定义延续了倪贻德的观点，但是温显然对如何定义新写实主义还有着现实的顾虑，一方面他积极鼓吹纯粹艺术主张，一方面，又急于指出新写实主义与大众艺术的实效性联系。

 

杨成寅《倪贻德的艺术研究理论》

 

在这篇《倪贻德的艺术研究理论》中杨成寅先生从五个方面来探讨了倪贻德的艺术理论。第一个方面，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人民而艺术。第二个方面，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我认为是作为为人民而艺术的补充。第三个方面，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反对油画照搬传统中国画的形式和手法。第四个方面，对石涛“一画” 论道分析。第五个方面，提倡研究形式美，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倪贻德主张研究形式美，但他主张用形式美去表现内容，反对为形式美而形式美。研究出倪贻德在将形式美时贯穿着现实主义原则。

 

对倪贻德艺术理论蔡涛和杨成寅研究的不同之处

 

蔡涛对倪贻德的研究建立在一个以时间线索为基准的立场上，倪贻德早期晚期思想形成的背景不同做了分开的描述，以及形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也进行了许多史料性的研究。比如川端画学校的调查报告，纠正了以往的一个错误，在当时倪贻德的老师为富永胜重而不是以往研究者所讲的藤岛武二，这对倪贻德在日本绘画风格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考证意义。蔡涛并且仔细列举了倪贻德在留学日本时的著述，发表刊物与出版机构，这对倪贻德思想理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向。并且在研究倪贻德的同时，更多的也研究倪贻德身边的朋友、上司、老师、赞助人，对立者。这些人对倪贻德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比如田汉、鲁迅、徐悲鸿、王道源，成仿吾。当时的社会背景，左翼联盟，倪贻德的从军经历，留日经历都对倪贻德的艺术理论思想的发展产生或多或少的关系。而杨成寅先生做的是不同于蔡涛的艺术研究，杨成寅先生研究的是倪贻德一生的艺术实践中所达到的最高水准，研究倪贻德在作品的形式、技巧和精神含蓄等方面做出的独到贡献，其中特别讲到倪贻德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中的观点，深入的谈到了形式的问题，对于照搬中国画上的表现方法，其结果是冷冷清清，软弱无力。杨成寅先生还研究了倪贻德对石涛一画论的分析，这是蔡涛所未做到，但是杨成寅先生写的不够详细，在例证方面有所欠缺。

 

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社会交替，学术思潮蜂拥而起之际。由文学革命催生出艺术运动，此时的倪贻德，作为一名小说家艺术理论家评论家兼画家，在其一生中，致力于新写实主义艺术理论研究，成为中国现代艺术转型时期一位不可忽视的中坚人物。蔡涛的论文从史论求证中挖掘出中国近代艺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其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进而对倪贻德所产生的影响做的非常全面的分析。而杨成寅先生的理论研究把倪贻德的美术理论做了许多非常特别的阐述，例如倪贻德对石涛一画论的解释，对形式主义的看法。对当下的现代艺术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 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 毕业论文 指导方法

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是每个艺术设计类毕业生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这四年来设计学习生涯的一个总结。对于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这一特殊群体来说，论文与设计往往使他们绞尽脑汁，烦恼不已。那么，艺术设计系的教师如何指引他们交上满意的答卷，为四年的学习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呢？我结合实践教学经验作出探索，旨在找出适合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本科生的论文指导方法。

一、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毕业论文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通过实际教学指导实践，我总结出了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类的毕业生在论文方面存在着以下种种问题。

1.有一小部分学生重设计而轻论文。

这与许多学生头脑中存在着重设计轻论文的观念有关，平时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认为论文无关紧要，只要设计能过就行了，有的甚至认为自己是设计师，不屑于将自己的设计理念、构思过程用文字表达出来，认为艺术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有的学生不按规定的时间完成初稿，对指导老师的修改意见不予以理会，从而使毕业论文的质量不高。

2.大部分学生文化底子弱、写作功底差。

大部分艺术设计类毕业生对于论文有心无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高考中属于艺术类考生，总体文化考分普遍偏低，而入学后，大部分时间都侧重专业技能学习，对《艺术概论》、《中外设计史》等专业文化课程普遍学习热情不高。这样的学习态度导致毕业论文写作理论功底较差。如有一学生论文题为《浅谈中外卡通发展史》的论文，首先这个选题就有假、大、空的潜在问题，中外卡通发展史本身已经是一门历史，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一些真实性的记录，而不是谈出来的，这是假。而大呢，中外，包括中国和国外，而国外包括各个大陆上的国家，卡通包括卡通人物、场景、剧本等，题目选题范围太大，自然就难以写得详细，从而产生了空的问题。

大部分学生写作基本功底差，语言表达不清晰，结果论文颠三倒四、牛头不对马嘴，连自己都看不明白。对自己所要论述的观点不能从几个方面分清条理来论述，也分不清主次。如谈“古代龙凤纹在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运用”，重点应在“运用”上做文章，但学生却用大半篇幅来解释什么是“龙凤纹”、“龙凤纹的由来和历史”，等等，而对龙凤纹究竟如何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运用”却聊聊数字，草草结束，还没说到重点就没有下文了。

二、民办院校艺术设计类论文指导探索

针对民办综合性院校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通过实际教学指导实践，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探索，总结出以下几点。

1.端正学生的写作态度，提高对毕业论文重要性的认识。

这一点对艺术设计类毕业生来说尤其重要。应该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端正学生对毕业论文无所谓这一错误认识，让他们了解到毕业论文质量如何会影响整个毕业设计过程。

2.加强写作训练。

可以结合专业课学习，进行针对性的小论文，重点在于寻找相关资料和建立个人论点，对论文字数和规范性要求不高，但应符合论文的基本格式。以包装设计课程为例，学生独立确定主题、选择材料、制作1―2套包装成品；以论文形式完成相应的课程报告。具体报告可能包括“设计背景、设计构想、设计形式、材料应用、后期问题、市场定位等”。通过应用和分析促进学生对设计基本知识的综合理解，能够用更理性和研究性的方式对待设计，对于学生独立参加各种比赛、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的顺利完成相当有益。另外，文献检索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查找学术资料非常重要，因而在二三年级阶段有必要开设文献检索课程。

3.实行理论与实践现结合的模式。

为了提高毕业论文质量，让论文内容更充实，同时也是为了提高毕业生综合能力和毕业设计的质量，应当实行理论结合实践的操作模式，即学生在完成毕业设计的同时，还要完成与设计紧密结合、息息相关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这种模式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大篇幅是对自己设计的一个阐述，相当于一个完整版的设计说明。这个设计说明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其他格式及具体要求与普通本科论文要求相同。这种模式通过对作品的创作过程、构思和材料等方面进行阐述，形成论文，由于都是自身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因此说明详尽、到位，能够很好地阐释设计思想，不仅可以弥补毕业论文无话可说，毕业设计说不出口的缺陷，而且可以有效地避免抄袭现象，提高毕业生论文与设计质量。

4.加强指导环节。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老师的指导十分重要，只有在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及时给予学生针对性的指导，学生在写作时才能避免走弯路。如：选题时要指导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要大小合适，便于操作；修改文章时主要从调整结构、充实内容、修改文字等方面进行。

总之，民办综合性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有其特殊性，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作为艺术设计系的教师，我们应当因材施教，针对其特殊性制订特殊的指导方法。毕业论文与创作的指导不是一成不变、完全一致的，每个高校需要不断地改革、尝试、总结，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操作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王苏凤，王兴亮.综合性大学艺术设计教育的创新思想与实践［J］.中国电力教育，2010.

［2］田蓉辉.艺术设计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学的思考［J］.大众文艺，2010，（08）.

第5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1973年生于湖南醴陵，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第十二届油画创作研修班。

现为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湖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南省油画学会执行秘书长、湖南省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美协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写意油画在近百年的探索积淀下，在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的实践拓展中，出现了新鲜多元的研究角度及丰富多样的探索表达，虽面貌各异，但有一种血脉相连之感。自由感、情感化、精神性、文人画倾向是写意油画的共同特质。在艺术实践和表达过程中这四个特点每个艺术家的作品往往兼而有之，但更多的是各有侧重，下面就我作为油画创作实践者的角度对当意油画家的创作特质进行挂一漏万的粗略阐述和分析。

自由感。具体地说，写意油画的自由感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写意油画从西方的写实性与再造性的造型观念中挣脱出来，吸收了东方写意之精髓，它不求形象的准确与逼真，而求形象的内在神似与气韵的生动；二、它不受严谨、僵化的造型规律的限制与束缚，它根据主体心绪与意趣的支配，追求一种新奇的构图方式和鲜活生动的造型手段；三、写意油画打破了现实对象的原初结构与特征，重在抒发主体自由的心理体验与心灵感受，它以反常规的点、线、色和非常态的肌理、质感来表现主体内心世界的创造性表达；四、它摆脱了陈腐观念与程式化语言，往往以奇取胜、以新悦人，充满了视觉活力与美感变化，使人感到一种审美上的陌生感与愉悦感，因此观者常常被艺术家奇妙的构思和新鲜的视觉所感动和折服。写意油画中的自由特质在当代的油画作品中随处可见，如戴士和的《金山岭》《金融街》《兰溪春暮》《司徒亮先生》等作品，艺术家以别出心裁的构图和既主观又客观的色彩来自由表达他的审美世界，抒发自己人格化的物象感受，作品在形式语言上强烈奔放，酣畅淋漓，给人以很强的视觉享受和冲击；周春芽的《桃花》《绿狗》等系列作品以粗犷松动的笔触，主观强烈的造型和激荡奔放的色层、肌理表现出画家对艺术自由感的执着追求。

情感化。写意油画都以“畅神”和“写心”为核心，强调艺术家主体心灵的情感抒发，重视艺术家的主观心理机制的变化。它要求艺术家高扬主体内在激情的自主性与自律性，强调直觉、灵感、顿悟、想象等主观心理因素在创造中的地位。为了抒发强烈的审美情感，必然舍弃或淡化某些本质特征，打破现实物象的真实造型，对它进行必要的变形与重构，最大限度地表现人灵魂深处的情绪和感受；同时它还要求改变对象的固有色彩，使之强烈地表现艺术家的情感指向、文化观念与价值追求。情感化以心灵的内在冲动为源泉，注重形式语言的自律性建构和心理现实的主观化营造，充满了艺术活力与文化冲击力。写意油画由于强调情感化，因此其必然抛弃或消解理性逻辑与科学真理，从而呈现出一种自由的状态与联想的空间，这种运动与静止、现实与虚拟、情感与理性等矛盾转换形成了冲突与和谐并存的综合视觉景观。并且，在这种一张一驰的张力运动中，理性让位于情感，冷静让位于迷狂。正是由于精神张力的不停释放，飘移和播撒，使写意绘画形成了特有的自由奔放和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从而产生动人心魂的艺术感召力。如贾涤非的《尴尬图系列》《斑马线系列》和《桑拿图系列》等作品，艺术家以激情的大写意方式把当代人对社会状态的反思与批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且他始终以充沛的精力和独特的视角去注视这个世界，以饱满的人文热情对当代人的心灵世界进行深刻的情感透视和表达；许江的《历史的风景》《葵巷》《葵阵》《葵瀑》等作品，让我们感觉到艺术家一种伟大崇高的热情，一种真诚磅礴的气势，一种博大深遂的思考，一种深沉的热爱与强烈的震撼。

第6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张彦远；瓦萨里；美术史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110-02

美术史是由美术史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美术作品、美术文献、美术遗迹进行研究，揭示美术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的人文科学。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美术史著作，它开创了撰述中国美术史体例的先河。西方最早的美术史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画家瓦萨里写作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这是一本记叙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画家和雕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的著作。《历代名画记》与《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是东西方两本源头性的美术史，体现了两种美术史的方法论。同时，这两本著作也给后世东西方美术史写作体例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一、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

张彦远于公元847年完成《历代名画记》，内容按照四个部分记叙：绘画的发展史，画家传记及有关资料，绘画技法与理论，作品的鉴赏、收藏与考证。写作方法采取了画史与画论想结合，先总结前人的画史和画论，然后进行品鉴，这是一种史与论相结合的写作模式，开创了编写绘画通史的完备体例。在提出明确的史观之外，还提出了系统的绘画理论。

张彦远的美术史具有如下的特质。其一，以儒家观念为主导的绘画与外部世界关系。张氏开篇点明绘画与政教、伦理的关系：“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在此，他强调了绘画这种文化载体形式的功能性，指出了绘画在国家意识形态与伦理教化中的作用。在他的论证中强调视觉图像在文化记忆、传统沿续等方面的功能。张彦远出身富贵，家传的书画作品数量丰富，张彦远本人也是晚唐一个重要的书画家与书画理论家。书画本身就是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封建帝王“雅好丹青”，帝王的品味促使绘画、品评、画史著录活动活跃。张彦远的这种身份和品味，决定绘画品评与画史的编撰的思想，使得他与王朝正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保持着一致性。

其二，以道家审美观念为主导的绘画本体论。张氏对谢赫“六法”进行了进一步阐释，认为绘画中国中立意与经营位置为主要地位，而“传移模写”为“画家末事”。在他的绘画理论体系中，他论述了形似与骨气、气韵的辩证关系，强调了立意的核心地位。抓住了中国画的本质特征，使“六法论”具体落实到了笔法论的形式语言的基础之上。此外，张彦远将道家理念的“自然”作为创作与品评的最高标准。在论及画家创作时，认为要“意存笔先”。

其三，外儒内道的画学理论结构。张彦远具有崇古抑今的艺术史观，经张彦阐释与发挥的“六法”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画学理论结构，一直主导着传统的中国传统画论与画史的写作。中国早期画学著作，主要是品第类与著录类。在张彦远之前的画学史，基本上都是以品评为中心，按照品第高下来排列著录画家，撰写画家传记。而张氏对所记叙的画家，打破了以往的以品第高下来编排的顺序，而是按历史时期来编次，这就体现了他的绘画史的体例。他尽量搜求散轶名画，以自己亲眼所见来加以评判，不一味地根据前人画论人云亦云，这体现了他的绘画史的信度。此外，由于他的身份和环境，决定了他眼光比前人要开阔得多，他的绘画史涉及内容较前人全面广泛。

二、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Artists)

瓦萨里(Giorgio Vasari)，意大利画家、美术史家，因在1562年创立了迪亚诺学院被誉为世界美术教育奠基人。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详述了自契马布耶以来的画家、建筑师及雕刻家的生平、艺术和创作，其美术史写作为列传体美术史。《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记录了从 13 世纪的著名画家契马布埃到 16 世纪的著名画家，共 200 多名艺术家的生活故事、艺术和主要作品， 对于某些作品的创作细节也有详细描述。

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特别之处在于：其一，瓦萨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采用列传的体例。他采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短篇小说写作形式，以此为体例，通过为一系列艺术家作传的形式，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发展历程。这本美术史给人印象深刻之处是穿插了画家的传说和趣闻轶事，并加上了作者的评价。采取艺术家传记和理论评述想结合的方式，集趣味性和学术性为一体，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趣的是瓦萨里在书中还模仿圣徒传的形式，描述了一系列奇迹用以增加艺术家作品的魅力。比如述说拉斐尔的一幅画在被送往帕勒尔莫德途中遭遇海难，同船旅客全部遇难，而只有这幅画被冲到了热那亚海岸得以幸存。瓦萨里还将艺术家的声明和美第奇高贵人士的名望相连，借以说明那个时代艺术家拥有引人注目的社会地位。《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是第一部为艺术家立传，突出艺术家个人成就的艺术史著述。

其二，瓦萨里的确立了人文主义的艺术发展史分期。瓦萨里将人类艺术发展史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古典风格时期”， 即自艺术诞生到公元 4 世纪。此时期艺术从起源走向了完美的创造。二是“旧式风格时期”， 即从公元 4 世纪到公元 13世纪中期 ，此时期艺术从完美的创造走向衰落。三是“现代风格时期”， 即从公元 13 世纪中后期到瓦萨里自己的时代，此时期艺术在托斯卡纳地区开始缓慢地复兴并走向完美的巅峰。

其三，瓦萨里提出了 “风格主义”。瓦萨里在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理论。他对于作品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样式”，即画风。他认为将最美的手、头、躯干、腿等组成一个比现实美得多的整体，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描绘其他形象上，这种艺术风格就是“美的样式”了。他认为要创造“美的样式”的方法就是临摹大师的作品，从中归纳出永恒美的规律，他不强调绘画的写生。这便是他的著名的“样式主义”的核心所在。瓦萨里是第一个用“样式”来表述16 世纪艺术风格的评论家， 在他眼中这种对自然进行理想化的模仿是16 世纪具有解放性的发现，当时的美术才摆脱了 15 世纪美术由于依赖客观真实而形成的自我束缚，并进一步超越了代表着人类创造力高峰的古典艺术。

三、张彦远与瓦萨里的美术史体例比较

张彦远与瓦萨里的美术史代表了东西方两种美术史的写作体例。《历代名画记》采取以作品为中心的体例。《意大利艺苑名人传》采取以艺术家为中心的体例。

（一）以作品为中心的体例的《历代名画记》

风格是作品整体结构体现的艺术风貌和艺术感诉力。而从艺术发生看，风格则是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物化形态。风格史最初出现在艺术史研究中，一部造型艺术史往往就是一部风格史。温克尔曼在《古代艺术史》中认为，艺术史的目的就在于叙述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变迁史。他认为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四个时期因时代不同而体现为四种不同风格，即“远古风格”、“崇高风格”、“典雅风格”和“模仿风格”，这一过程也是古希腊艺术由发展、繁荣、逐渐转向完全衰落的过程。唐代艺术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这部中国画史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思路概述了上古至唐代绘画风格的变迁：“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将画史分成四个时期四种风格，由简澹而精致，由新创而摹仿，由鼎盛而衰落。张氏采取了以作品风格为中心的体例来形成了他的美术史。

（二）以艺术家为中心的体例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所谓个体创作史，即完整系统地评述和研究作家个人的创作历程和文学成就的文学史类型，通常称为“传记”、“评传”。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最古老的研究方法，最注重 “个人活动”的个体创作史。在西方，个体创作史兴起于文艺复兴时期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这是一部艺术家个体创作史的专集。瓦萨里的美术史具有西方特有的历史思想特点，即强调发展或进步的观念。这是对历史认识的线性发展观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麦考莱的《英国史》也许可视为这一组观点的代表性的论述。个人的传记也开始按照这一发展的观念来组织编排了，这也体现了西方的文化对个性的重视。

四、两种东西方艺术史文本比较

瓦萨里的美术史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详尽的艺术史，著作生动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生活和艺术创作，瓦萨里的美术史使艺术以一门独立学科的身份进入到公众领域，同时对确立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创作的地位和提高艺术家的社会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瓦萨里的美术史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在中世纪，人们普遍推崇“帝国承续”论 。瓦萨里提出了艺术“复兴”的概念，他第一次正式把 “Rinascita ”（复兴）作为专有术语来描述艺术的发展历程， 并把它作为一个新时代列入西欧历史中。自此之后，欧洲历史三阶段划分传统模式一直沿至今，而“文艺复兴”一词也作为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型时期的特征，为后世艺术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沿用。

从《历代名画记》来看，传统画史不是一门独立的史学科目，而是被包摄于画学理论之中。画史的写作，也往往是结合着绘画的品评、画家传略和作品著录。画学史的写作往往具有目的性，一是站在传统观念上，强调绘画的社会功能。二是根据统治者及士大夫审美标准品评画家以及作品。三是保存绘画史料。四是总结画及技法理论。从历史观来看，崇古抑今的历史观，也对画史的写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这种史观的意识形态下，画史编撰者由于本身是集士大夫、画家与学者于一身，故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传统辩护者，但在在绘画批评上具有自己的个人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中国第一部完善的传统画史，从作者身份、史观、以及写作方法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画学史结构，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至直至清代的画学史没有一部能摆脱这样一个“超稳定的结构”。

二种美术史在写作方法各有侧重。从《历代名画记》来看，画史画论画评三者一体，画家传记以年代顺序单列其后，体例上也会稍显单调。此外，张氏的画学史具有“随类品藻”的特点。瓦萨里在选择轶闻故事来诠释，《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虽生动有趣，但不免会在某些情况下偏离历史。瓦萨里在书中的有些评论个人主观的成分。历史局限了瓦萨里，他在表达米开朗基罗已经达到完美的巅峰的同时，也未能得到揭示艺术进步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真解。他认为只要刻苦模仿大师的技法就能永葆艺术的青春，这也是其历史局限性所至。

伽达默尔在他的阐释理论里认为历史阐释就是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对话，没有完全超然的主体之间的对话。每部美术史也都带着个体写作者的痕迹，《历代名画记》和《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也在撰写者的生命痕迹里流传在历史里。书写的历史是由个体的人来完成的，虽然受到种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撰写者个人的因素是主要因素，其中个人价值判断尤为重要。书写的美术史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不同单个主体关于美术作品的看法与意见，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美术史文本。

第7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云南油画；风景写生；历史沿袭；现状

中图分类号：J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76-02

一、云南写生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沿袭

云南，拥有着丰富的人文自然环境，地理上北高南低，北部香格里拉与自治区接壤，一片牦牛草甸雪山的风光。海拔递减至南方西双版纳又是一幅热带的旖旎风情。作为云南省文化艺术中心的昆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这里灿烂的阳光映照着红土的高原，映入眼帘的是浓翠的植物、清澈深邃的湖水、湛蓝的天空。南濒滇池，三面环山。属于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由于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四季如春，气候宜人，是极负盛名的春城。高原的耀眼阳光是所有到过云南的人最难忘的记忆。对云南的自然特征，云南画家多有体验，如毛旭辉在对其早年圭山写生的回忆：“在云南你不可能不画一些与土地有关的东西，因为高原的大地和阳光，土著人的形象实在是太感人了。”独特的气候、土地资源和多元的文化，成为滋生自由和幻想的最佳条件。如其所述，云南省的自然环境为写生特别是室外风景写生提供了优良的外部条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气候温和稳定，气温宜人。特别是在昆明周边，除连日阴雨之外一年中几乎所有的时间都适宜户外写生；日照时间长，高原阳光强烈。室外景物明度对比高，色彩饱和强烈，给画家强烈的客观现实感受，便于画家把握。室内写生光线有适足的强度；云南省有26个民族，人文环境丰富。地貌植被多样。为画家提供了多样的原始直观素材。

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法国的殖民统治给云南融入了一些欧洲文化的色彩。20世纪初，西方油画传入中国，风景油画写生便成为云南油画发展中的主要脉络。风景写生作为内容出现在艺术家的作品之中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事实，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在画家单纯面对自然时更容易进入真诚本质的绘画人生思考。云南，地处边疆，艺术文化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显得相对滞后。西方美术在云南的最早引入者应当是留洋回来的李廷英先生。他于清末赴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学习了油画技术和理论，在多年教学中，推广了油画、水彩、木炭和色粉画的应用，室外风景写生是他主要的绘画方式。在这之后，云南油画开始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路。在近两三年时间内，昆明连续举办了多名前辈艺术家的回顾展。如廖新学、刘自鸣、林聆等。现在的观众得以观看云南早期油画的风格面貌。同时室内外写生在他们的作品中占有很大比重。

早期云南油画实践者许敦谷、江心用、周生甫、黄公敌和李实清，求学海外或国内的艺专，西方古典油画或印象派风景是其所学专长。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专迁至云南，为云南带来了最早的油画认识。主要了油画老师是法国留学生。林风眠校长倡导基本功练习，风格主要秉承印象派。良好的基础训练为今后云南油画写生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其中学生有董希文，群，吴冠中，赵无极等。刘付辉，黄继龄等一批云南学生毕业后留在云南，把其所学流传在云南美术界。1949年前后，云南还有一批杰出的画家相继到法国去留学，如廖新学、刘文清、熊秉明、刘自鸣等。而真正在云南油画中影响深远的是廖新学和刘自鸣。在新中国成立前期，云南油画总体上发展是稳定。艺术家真诚笃行。各方面带来的法国古典特别是印象派思潮在这个时期为云南油画根植了一个重要的的思想——尊重个性风格。

20世纪50年代中期，云南独特的人文自然环境吸引着文化中心地区的画家来采风和写生，促进了本地艺术创作的发展。同时云南艺术学院的成立以及油画教学，为云南油画艺术起到了基础传承作用。此外，大量的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到云南来工作，姚钟华、张建中、夭永茂、高临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夭永茂回忆说：“刘付辉先生鼓励我们抓紧时间画写生，为了提高我们对色彩的敏感色调的把握，提倡多画小油画。在同班同学张建中的带动下，掀起了小油画的风气、并影响到全校及社会，当时的麻园、学校附近各样风光，同学们早餐前画一张，晚饭后画一张，傍晚的余晖，那是我一生中回忆起来最愉快的时光。”可见当时的油画写生普遍意义上以基础感受能力训练之上存在着。

国家艺术文化全面向苏联学习的大环境下，马克西莫夫训练班在中央美院培养了一大批苏派油画学生。他们又把苏派油画的技术与审美布道到了全国。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批省外毕业生把苏联风格引入了云南。又为云南油画界提供了苏俄油画语言模式。的开始，《去安源》成为整个中国美术的样板。国家的整体政治背景为苏俄油画路线提供了有力的宣传。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强调扎实的基本功，它的重要意义是为写生提供了基本的入手条件。同样事实上苏派云南画家在风景写生多有建树影响。

1966年的“”开始，云南也卷入了这场政治运动。 进入七十年代云南美术的开展以创作训练班的形式有组织的走进大自然进行写生活动。创作训练班是在这个特殊时期里国家为推动主题创作而设立的美术创作机制。它非常显著的促进了云南美术的整体发展，并使一大批美术新生创作力量成长起来。这种广泛性和群众性奠定了云南美术的基础。同时为苏俄风格的实践与掌握创造了条件。在这个时期具代表性的画家如姚中华、孙景波、蒋铁峰、工人画家沙璘，部队画家梅肖青、林聆、尚丁等，在享誉美术界的作品之后，都有大量的室内外写生作品。

在七十年代的中、后期，不断的革命阶级斗争使云南油画限制在主题创作中。风景写生却给云南画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在当时的云南兴起了一股走入大自然去画风景的热潮。省内外的专业画家有组织地下到山寨、河川，创作出大批真实的写生作品。当时的昆明，活跃着一批外光画家。他们创作的油画风景写生作品被称为“外光画”，他们当中有陈崇平、邹昆凌、裴文琨、裴文璐、曾晓峰、苏新宏、蒋高仪、沙磷等，其中大多数都没有在正规美术院校受过系统的训练，他们完全凭着对自然的崇敬和热爱，加上本人的艺术天分，实践着风景写生。毛旭辉回忆，他们每次去海埂，都可以见到一些支着画架，或把画箱支在单车后座上的画家。毛旭辉，张晓刚，叶永清等这些八、九十年代崛起的画家大多启蒙与这个时代。风景写生这是当时最广泛的一项艺术活动。这种来源于生活中的积淀，形成了色彩灿烂而富有表现力的云南油画的独特风格体系，也为后来一些富于云南特色的版画和现代重彩画创造了基础条件。

从七十年代末期，在云南昆明工作的丁绍光、蒋铁锋、姚钟华，王尽源，刘绍荟，王瑞章等艺术家组成了申社艺术团体，这群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他们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立体派”、“野兽派”的思想和画风，追求艺术中的形式美语言。他们很多作品来自于西双版纳的写生体验。他们的绘画大多具有一种平涂和装饰变形的倾向，色彩绚丽，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描绘，传递出一种梦幻和抒情交织的、具有异域风情与想象的美学风格，这在当时还在普遍流行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画坛，尤如吹进一股清新的风。吴冠中、袁运生、詹建俊等大量国内的知名画家来到云南，写生于西双版纳、大理等地，吴冠中以云南地域文化和民族艺术特色为主流的创作风格和创作态势，一直贯穿着整个80年代。并伴随着袁运生首都机场壁画风格与题材的争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形式美的大讨论，这也是云南美术在全国引发的第一次震动。

写生在在云南艺术教育系统延续下来，1979年，还在上大学的毛旭辉、张晓刚、叶永青、杨一江等去到他们向往中的圭山写生，圭山是距离昆明100多公里的撒尼族村寨，这是一个有着蓝天、红土、白羊以及纯朴的撒尼族村民的农村，自然这些艺术家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大自然的安慰和抒情的特征。 在这之前，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已去过那里，他们运用苏派写实方法和印象主义的光色语言来描绘圭山，毛旭辉他们一开始也是用类似的语言来表现，但总感到这种对漂亮光色的描绘总是和自己内心的感觉有距离。当时的昆明，张仃、吴冠中、袁运生等艺术家频繁到云南写生和办展览，作讲座，毛旭辉等人一开始也是受这些艺术家提出的“形式美”的影响，但当他们在1982年的夏天在北京看到德国表现主义的画展后，内心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震动，他们意识到表现主义才是契合于他们内心状态的表达方式。此后的几年，他们又到了圭山许多次，并逐渐找到了吻合于他们各自内心的语言。当时的作品如毛旭辉的《红土之母·圭山系列》，张晓刚的《山后》、《晚风》，叶永青的《牧羊村的撒尼姐妹们》，这些写生作品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写生作品，从而开创了云南风景写生新的可能性。在写生中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方向，主导了他们之后的创作。正是圭山的情景给了这些封闭的城市画家以可能性。为85新潮运动做了基础准备，从而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开端。在八、九十年代，省内外的艺术毕业生如曾晓峰、马祥生、杨一江、马云、陈恒、赵建国、毛杰、李季、曾浩、唐志冈、惠远富、苏江华、苏新宏、武俊、赵力中、马云薄、郝维平、白实、栾小杰、段玉海等，他们带着了新的思潮与认知，回到云南从事艺术工作，同时又在实践着云南油画写生。使云南风景油画写生延续至今。

二、云南油画写生现状

进入新的世纪，写生在云南的延续却面对着如下的社会背景。学院教学是云南美术界的主流力量，写生在传统中延续，同时当代艺术如火如荼，艺术家又面临当代艺术观念的思考。艺术家们在受当代艺术影响的同时，对传统的艺术形式重新进行了关注和反思，思想的解放面对思想的回归，云南艺术家面对写生有不同的实践。整个云南美术界的写生活动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作为云南先锋艺术的代表，创库loft艺术社区于2001年，它坐落在昆明市中心西坝路101号原昆明市机模厂空置的旧厂房。2000年，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等首先发现了这里，决定把它改造为艺术社区，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创库形成了有近40位艺术家工作室。它作为一个艺术交流与实践的平台，组织且进行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写生活动。主要的社会活动如2003年的“百人风景写生大行动”，是云南美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写生活动。由毛旭辉、唐志冈、苏新宏等艺术家发起，是唤醒云南艺术界与社会对云南油画写生认识的一次有影响力的活动。之后“2005年云南风景大家画”系列活动又在创库开幕。参加的创库画家如唐志冈、毛旭辉、刘亚伟、胡晓钢、金志强等。他们的目的在于让所有热爱风景画的人都有一次参与的机会，建立起一个风景写生的群众基础，让云南成为全国风景画的基地。如唐志冈描述：举办风景写生活动是为突出业余的亮点，因为平民化曾经是先锋艺术的特征，在当下，平民化代表了边缘的姿态，而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在偏离主流的边缘才有更多表现自我的可能。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成为主流之后，一度不被重视的风景画又受到先锋艺术家们的关注。

云南美术家协会与油画学会也于2007在民族博物馆举办了云南油画风景展。云南艺术的最高学府云南艺术学院与云南大学艺术学院中，写生作为学生的基础能力训练与语言培养进行着。优越的自然环境与写生传统让风景写生更多的进行。

同时云南70后、80后的年轻艺术家却面对消费与时尚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主流价值观，如何丽斌所说，年轻艺术家呈现出明显的美学观念的分流，一部份承袭了上一代艺术家的焦虑情境，具体在作品中则体现为自我放逐和反都市化的倾向；另一部份则崇尚并身体力行地实践酷、炫、流行的、瞬时的美学观，把自身抛入都市消费文化的场景中，来获取新的灵感与创作资源。风景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均呈现多样化的思考与尝试。2003年开始，云南70后、80后艺术群体通过几次展览体现出年轻艺术家对自身成长与周遭环境变化的关系的敏感与关注，何丽斌个展《行者日志》是代表性的写生尝试。

可见，从油画这种西方绘画形式传入云南这块土地开始，伴随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家的继承与创新，写生伴随了云南油画独特的沿袭与发展。如今薪火相传，云南当代油画将拥有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武俊，彭晓.当代油画论集.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刘淳.艺术人生新潮——与四十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话.毛旭辉访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杨一江.方言·语境与地方油画—论云南油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

[4]武俊，陇艺梅.民间天空——云南当代美术档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第8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艺术概论；体验式教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素质

在我国高职艺术专业的课程设置中，《艺术概论》作为文化基础课程之一，是艺术专业所有课程中最为抽象和深奥的课程。目前高职院校《艺术概论》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资素质等方面与高职艺术专业的教学目的、学生文化水平、学生的性格特征并不吻合，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使得《艺术概论》成为学生逃课率最高的一门文化课程。这与《艺术概论》课程本身的重要性并不相符。所以，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有待提高。本文认为有必须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素质等方面，采取体验式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从而促进优化教学效果。

一、教学内容的体验式教学改革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艺术专业学生所使用的《艺术概论》课程的教材一般依照普通艺术院校的教材进行教学，这是存在问题的，因为高职院校艺术生的文化水平和教学目的与普通院校的艺术生并不相同。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而普通院校的艺术生培养理论性和技术性都较强的人才，应此，对于高职院校艺术生的教学内容与普通院校应该区别开来。目前普通高校所使用的《艺术概论》课程的教材多达二十种之多。虽然教材各各不同，但主要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有三个方面：艺术原理、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这三个方面是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只是各个教材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有所侧重。这些教材编写者的专业背景可分为三类:艺术类、文学类、哲学类。编写者在编写的时候，是从他们的知识背景出发，进行观点的选择和材料的取舍的。哲学背景的编写者侧重于艺术原理的内容，文学背景的编写者侧重于艺术欣赏的内容，艺术背景的编写者侧重于艺术创作的内容。其实，艺术问题必然离不开艺术、文学、哲学，但不同的编写者在内容上的侧重使得所编写的教材不一定适用于艺术专业的学生。对于艺术专业的学生而言，接受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方面比较容易，但接受艺术原理则有一定的难度。原因在于艺术专业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象一般文科学生那样高。总所周知，艺术生的高考文化分数数要比普通文科生低得多。许多大学本科艺术生的文化水平只相当于优秀高中生的水平。所以，理论性、抽象性较强的《艺术概论》课程对于他们而言，接受的难度比较大。这一点在高职的艺术生身上得以集中体现。

高职教育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要求毕业生应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的素质。对于高职艺术生的教学目的而言，最主要的是培养其技术应用能力，至于基础理论知识，适度即可。所以，在《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上不必依照普通高校艺术专业的教材和内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有三：一是编写一本适合高职艺术生的《艺术概论》教材；二是在已有的教材中选择比较适合高职艺术生的《艺术概论》教材；三是教师在选择已有《艺术概论》教材的基础上，针对高职艺术生重新编写教义。这三种方法的目的都是为了教授与高职艺术生学习目的和文化水平相应的教学内容，以提高他们的艺术素质和专业技能。

针对高职艺术生的特点，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始终围绕在提高学生艺术技能的基础上去培养其艺术理论素养。也就是说教学内容中应加强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等艺术实践方面的内容。《艺术概论》的课程设置一般在高职艺术生的最后一年，学生在前两年的学习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对艺术问题有着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艺术创作的思想源泉、创作灵感、创作过程和艺术家等方面的内容，学生在具体的创作过程过程中是有所体会的，教学因势利导进行理论的提升。对于艺术欣赏问题的理解也是如此。学生的艺术学习必然离不开对大量经典作品的欣赏和描摹，而且他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有着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评品，他们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也会进入欣赏者的视野。学生既是欣赏者又是创作者，所以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去欣赏他人的作品。学生在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过程中也会对艺术理论有着一定程度的思考和理解。教师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引导。比如艺术起源问题，学生通过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践很容易接受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来源于现实生活这一理论。目前一般《艺术概论》的教材中关于艺术起源问题有艺术产生于巫术、图腾崇拜、游戏、模仿等几种观点，本来这是很难辨析的问题，但学生通过他们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践体验，就比较轻松地辨析出艺术起源于劳动实践这一观点与其它观点的区别。诸如此类，学生可以通过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感受和体验去理解艺术理论的相关问题。

综上所述，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结合高职艺术生的文化水平、学习目标、思维方式、兴趣爱好等实际情况，将教学内容融入在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践体验当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艺术概论》课程中理论方面的内容。

二、教学方法的体验式教学改革

目前，我国高职艺术专业《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学基本上采取教师讲授的方式。这样的教学方式是普通高校文化课程教学的传统方式。这一方式对于普通高校的艺术生而言，可能比较合适。但对于高职艺术生而言，则不太适合。高职的艺术生与普通高校的艺术生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学习时间多被艺术实践活动所占用，长期的艺术实践活动使得他们的思维习惯、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知识结构与普通高校的艺术生有所不同。高职艺术生偏重学习艺术的实践技能，他们的动手能力比较强。他们喜欢直观性的、形象性的图像，而不喜欢抽象化、深奥化的理论。所以，如果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式，高职艺术专业学生的课堂纪律比其它普通高校的艺术生要差得多，课堂纪律也难以维持，自然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不过，高职艺术专业的教师可以发挥高职艺术生动手能力强的特点，选择与他们能力和兴趣相适应的教学方式。

（一）还原情景式教学。教师可以通过还原学生创作实践情景的教学为主，讲授为辅的教学方式来改变过去一味说教的教学方式。还原情景式教学方式比较直观、形象、生动，就是一些比较抽象化的理论通过这一教学方式也容易被高职艺术专业的学生所接受。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拍摄和制作学生创作和欣赏艺术品情景的影像资料。当然，在制作这些影像资料时，注意把生动化、形象化的影像资料与教学内容相结合。这些图像材料自然就能感染学生，让学生深刻地理解相关的教学内容。比如说讲授艺术起源于模仿理论时，可以还原再现学生写生的场景和过程，边再现边进行引导，学生自然就会理解艺术起源模仿的理论。这样的教学效果比说教明显好得多。

（二）讨论问题式教学。现在的高职艺术生个性较强，喜欢凸显自我，喜欢发表言论。因此，可结合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设置一些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导入、展开、深化。教师在讲解某一艺术理论之前，先设置问题进行导入，然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最后进行深化总结。学生都有艺术创作和欣赏的经验，他们对艺术的一些理论性问题有过自己的理解和见解，只是没有进行深入地思考和总结。教师在课堂上进行讨论问题式的教学，可以让学生对一些有过接触但不明其理的问题有了清楚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艺术的审美追求问题。这是每个艺术生都有话可说的话题。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先让学生根据自己从事艺术实践的体会和经验去思考这一问题。因为学生在艺术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审美追求的问题，他们也可能思考过这一问题，但在他们的心里多停留在感性的认识而没有理性的总结，而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会很热烈。在学生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比如说审美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审美的个性和共性，审美的当下性和终极性。学生的观念和看法的可能有偏差，等到学生的讨论到一定程度时，教师就他们的观点进行纠偏和深化，然后在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这一教学方式可让学生对一些理论化问题的理解比单纯的灌输式教学深刻得多。

（三）自评作品式教学。高职艺术专业的学生注重实践教学，他们一般都有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艺术作品。因此，在《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学中，可组织学生带来他们满意的作品，先组织学生鉴赏和评论，然后让学生结合所讲授的某一艺术理论进行点评，这样点评的学生和听课的学生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也使得他们在以后的学习和实践中，能够更好地理论联系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比如说在讲授中国传统艺术中意境这一范畴时，就可以采取这一方法。意境是中国艺术中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以理解的范畴，许多教师在讲授这一范畴时说不清道不明。意境的特质在于“象外之象”，而什么是“象外之象”，真可谓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教师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作品中的“象”和“象外之象”。学生在创作作品时总会希望通过艺术形象去传达许多精神追求，这些超越艺术作品形象本身的情思和意蕴就是“象外之象”。这样一来学生就会很好地理解意境范畴。

通过以上这些体验式的教学方式，既可让学生很好地把握《艺术概论》课程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艺术理论问题，又可让教师能够创新教学方式，不断开拓教学新境界。

三、师资素质的体验式教学改革

在教学活动中，再好的教学方法也需教师来完成，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着教学效果。目前，在高职艺术专业从事《艺术概论》课程的教师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从事艺术理论的教师，一种是从事艺术实践活动的教师。这两种教师在教授《艺术概论》课程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事美术史专业的教师往往缺乏艺术实践经验而偏重于理论知识，从事艺术实践活动的教师则往往缺乏理论功底而偏重艺术实践经验。针对高职艺术生的特点，高职教师不仅应具备较好的文艺理论素养，而且还须具有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艺术概论》课程教师的素质。

第9篇：写实艺术论文范文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自20世纪传入中国，它的生根首先出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一种自我需求，并伴随着中国在20世纪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思潮而发生侧重面与内涵的变化。

    一、科学写实精神

    20世纪之初，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豁然醒悟：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客观世界，都可以实证地认识、科学地把握。这正如李大钊等人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形态是有规律地发展和演进的。这种思想渗透到当时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由此，具有科学和民主思想内核的写实绘画在中国盛行就尤其具备了合理性。

    1917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中发出的疾呼“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敝极矣”、“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者，其在今乎”，是20世纪最早对中国画进行清算和讨伐的文字，也是最早在美术上提出向西方画学学习的文献。该文通过为作者自己的“万木草堂”藏画编目作笔记的形式，对中国历朝画作的发展作了梳理和品评。文章从《尔雅》、《广雅》和《说文》等上古文献中释读“画”作为“存形”的文字本义始，进而论证所谓图画之制，就是“非取神即可弃形，更非写意即可忘形也”，这是康有为提出向西方画学科学性造型体系学习的逻辑起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陈独秀理所当然地把改良中国画作为新文艺运动的一部分，他在《美术革命》这篇文章中更加鲜明地提出了美术革命的任务就是改良中国画，而改良中国画就是要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②。因此，他比康有为更为猛烈地抨击所谓“王画”，指责它们是“临”、“摹”、“仿”、“抚”中国恶画的“总结束”，他提倡的是能够自由发挥、抒写个性、不断创造的新美术。可以说，革“王画”的命，冲破文人画的禁锢，倡导写实精神，是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精神在美术革命中的体现。

    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上世纪20年代，无论思想认识还是鉴赏研习，既存在怎样认知西洋美术的问题，也有怎样追问民族艺术存在价值的问题，两者都关涉到艺术创作中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1917年负笈日本的徐悲鸿，又于1919年赴法留学，《中国画改良论》一文即发表于他留法的第二年。在中西画法的比较上，在中西美术道路的选择上，他都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味，因此，该文开篇就提出了民族振兴与画学的关系。画学上所谓的“颓坏”，其实是“守旧”和“学术不独立”的结果，他为画学的振兴开出了“中国画改良”的方案：一方面他看到“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都有各自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守住佳者、继承垂绝者；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尽艺”的缺憾，必须改之、增之、融之③。中国画改良论无疑是中体西用方案，它和“中西合璧”、“西画化”的文化策略实际上存在较大区别。《中国画改良论》同时阐述了徐悲鸿倡导写实绘画的思想，即关于“妙”和“肖”的关系。在他看来，未有“妙而不肖者也”，“故妙之肖为尤难”。因此，他“实写”的主张既来自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写实绘画体系，也本源于对中国传统绘画“不能尽术尽艺”的痛陈，而写实主义的思想和技巧，无疑更加强了他对于中国画“实写”的迫切性认识。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和写实主义主张为20世纪人物画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了这个世纪人们对中国画特别是人物画的认识。

    徐悲鸿执意推崇写实主义，不仅受到了那些引进现代主义的画家的批评，而且也遭到了传统中国画家的围攻。从维护中国画纯粹性的角度而围攻他的，主要是指责他用素描替代笔墨，用写实造型取代了意象写形。徐悲鸿所谓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师法造化，“非一空言即能兑现”，这就必须有十分严格的素描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④。

    在文人画家看来，艺术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分析等背道而驰的，因此，文人画以极不形似为立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艺术都以表现主观为旨归。但“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毕竟是深刻认识到了科学对于改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论，都无一例外强调绘画写实精神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求真的理性精神的崇拜。关于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梁启超在为北京美术学校作的“美术与科学”讲演中，阐述得更为明确。他推崇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认为绘画对自然的复现，是让主观符合客观的求真认知。他说：“美术所以产生科学，全以‘真美合一’的观念发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⑤

    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推动向西方画学学习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欧洲的写实绘画传统，它以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为科学手段，以“摹仿”和“再现”为美学内核。从欧洲绘画史的角度，这种写实绘画并非全是库尔贝、尚弗勒里等人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或许，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初，在中国人开始认识欧洲再现艺术之初，中国倡导写实精神的艺术家，还不能明确分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流派和同样具有写实精神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其他绘画流派在思想主张上的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具有科学写实精神的欧洲绘画文明的追求。

    二、民主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所谓的“真”，就是实证性地使主观符合客观；所谓“善”，就是对现实存在的人的社会关系即伦理道德进行价值判断；而“美”，则是表达客观现实及社会价值判断的审美理念。现实主义首先以承认审美的客观性为前提，并以表现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属性为主要的创作方法。

    20世纪上半叶，蒋兆和的《流民图》不仅用写实的表现方法再现了中国现实中的人物形象，而且作品通过对流离失所的人民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性。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九方皋》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中的人物形象，但作品以写实的形象塑造和以历史、神话故事表达的对现实的隐喻，体现了写实绘画的民主思想。这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实际上，现实主义和写实绘画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表达的是艺术主体对于现实社会构成的一种审美判断。由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虽没有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概念，但新兴木刻运动的艺术创作都指向了现实。受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影响，那些作品都成为投向黑暗社会的“投枪”和“匕首”。新兴版画面向现实的审美姿态，决定了其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走到大众前面，为救亡图存而呼唤和抗争。利刀劲笔，直面人生和社会，这正是在抗战时期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够像版画这样活跃和兴盛的原因。这些现实主义作品不仅具有革命性、宣传性，有的还具有纪实性、叙事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战时版画作品的内容题材包含了抗战宣传、战争场面的描绘、战时民众生活的写照和对解放区新生活的讴歌与赞颂等方面，被誉为“几乎独步中华大地的形象化宣传战斗武器”和“历史的缩影”。它们“决不是冢中枯骨，换了新装”，而“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要求”。它们“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⑥。

    到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巡回画派批判现实主义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进一步在学理上确立了中国现实主义的内涵。它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的民主思想，其理论家斯塔索夫坚持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美学观点来指导这个画派，这些原则是“美就是生活”，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现实生活，而是要真实地再现生活。而作为绘画现实主义的精神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画家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艺术的第一个作用，一切艺术作品毫无例外的一个作用，就是再现自然和生活。艺术再现现实，并不是为了消除它的瑕疵，并不是因为现实本身不够美，而是正因为它是美的。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他进一步指出：“艺术作品的目的和作用，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而是再现它，充作它的代替物。”⑦

    面向生活，是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20世纪50年代，传统中国画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怎样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对此，王朝闻在《面向生活》一文中认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前人在反映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技巧之所以可贵，不在于它古老，也不只因为它曾经适当地为他们的创作服务，而是在于它可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以此来表现我们当前的生活以及生活在画家头脑中的反映。王朝闻明确指出：“生活，是一切艺术的基础，是作品成功的重要条件。”“对于客观事物的状况和性质的深切感受与理解，正是保证能够发挥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改变因袭陈套的作风、避免内容与形式脱离和充分运用想象的必要条件。”⑧ 这里，他不仅强调了“感受生活”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不仅提出了面向生活对于作品主题选择与主题表达的决定作用，而且强调了“感受生活”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技巧的重要作用。

    在整个50年代，强调艺术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再现生活成为中国美术创作的主流，但由此也产生了直接将生活搬进画面、直接在画面说故事、讲道理、宣传政治口号的现象，出现了在主题性创作中，以主题的大小及政治性作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的问题。怎样区别艺术与生活呢，王朝闻用“一以当十”概括艺术对于生活的单纯化、典型性的创造作用，他特别强调了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的表达方式，批评了人们在创作中注重了共性而忽视了个性的对于典型性的错误理解。他说：“艺术，特别是造型艺术，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生活的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艺术家难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不能在认识生活时，发现事物的内在意义，形成新颖的主题；能不能为了适应新颖的主题，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切合特定艺术样式，塑造不落陈套的形象，典型形象。”⑨ 王朝闻关于“面向生活”和“一以当十”问题的论述，都是针对50、60年代中国美术创作现状尤其是主题性创作而进行的关于现实主义实践性的理论探索，是将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加以中国化和造型艺术化的理论发展。它反映了50年代前后，中国现实主义怎样把反映现实问题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内涵，而典型性只是现实主义造型艺术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怎样发挥主体创造作用的一个命题，现实主义的核心还是强调审美的客观性，而且作为一种主体创作，“艺术作品任何时候都不及现实的美或伟大”。

    三、理想现实主义

    20世纪50年代俄罗斯美术对中国美术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对中国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美术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4年，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写进了作家协会的章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⑩ 虽然，认识和反映生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不同于原有的现实主义。它要求艺术家们从客观现实出发，从现实不断革新的过程中去描绘现实，表现旧事物必然死亡、新事物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用社会主义精神鼓舞和教育人民群众。因此，这个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并不修正现实，并不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它所谓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存在，而是理想的现实，修正的现实。

    “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就好像水中的倒影反映岸上的景物一样，只能反映近岸边涯上的一点，稍微远一点的景物就反映不出来了；这就是说，作者们不能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它的发展，看到它的将来，所以也就看不清现在，看不见生活斗争的巨大意义，看不见生活里的美；有些作品所谓‘反映现实生活’，实际上只作到反映狭隘的视线所能接触的生活局部的‘真实’，而不能集中地反映生活里存在的那些更高更美的东西，不能把生活现象和生活的意义联系在一起，不能把现实的斗争和未来的远景联系在一起。这些作品的产生，我以为是美术家对于生活缺乏远大理想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艺术家对于生活没有理想，对于生活前进的道路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那么，他能用什么眼光来观察生活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万象中去发现美呢？他的作品又怎么能够在劳动人民中起鼓舞斗志的作用呢？”这是蔡若虹1958年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番话。讲话不仅要求艺术反映现实，而且要求艺术能反映“更高更美”的现实，为此也要求作者“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在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方面，作者们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和想得不深，恐怕是创作思想的通病。什么是站得不高呢？高的立足点是什么呢？从远处说，我以为高的立足点就是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近处说，就是政治挂帅。”(11)

    艺术形象的塑造，离不开艺术主体的想象。现实主义认为想象不是对生活的臆造，而是作者对于生活的美的探索和体现。但理想现实主义同时又认为，想象“又是作者的美的情操在艺术创作中的直接反映”(12)。因此，理想现实主义不仅仅允许想象，而且提倡那种加入主观审美判断的“修正现实”的想象。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如表现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地道战》、《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等经典之作，不仅注重对于历史主题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形象塑造与刻画，而且注重视觉艺术中对于文学叙述性瞬间的选择与描绘，注重艺术主体对于历史事件的想象与重构，注重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的表达与发掘。即使像《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题材，也是“雄壮华彩”的气概大于“悲惨哀伤”的成分，不是悲戚哀恸、惨烈忧伤的实写，而是豪迈激昂、雄浑壮丽的想象与塑造。因此，“崇高”是50、60年代战争主题的现实主义美术作品的主调。“在生活里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情，作者不可能样样都耳闻目睹，更不可能样样都经过亲身体验，艺术的创造，也并不局限于生活实践的重复，生活实践无论怎样丰富也是有限的，而艺术的创造却是无穷的；这道理就在于植根于生活的想象在艺术里可以开更多的花，结更多的果；未曾体验和无从目睹的生活现象，只要能通过想象，能通过作者思想感情的反照，也仍然能够发现和体现生活的美的光辉。”(13)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是英雄与理想的颂歌，是现实理想对于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如果说理想现实主义对于现实和历史主题的再现与重塑，是“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和客观真实取得一致”的辩证统一，那么到60年代中后期所总结出的“三结合”创作经验，以及“文革”中被极度庸俗化的创作方式，则将这种理想的现实主义推演到和“现实真实”背道而驰的“伪现实主义”之中。当理想现实主义夸大了“正确的人生观和崇高的思想感情”在表现现实中作用的时候，同时也就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反面。而从理想现实主义滑落到“三结合”的创作模式，即“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群众出生活”(14) 则已经和现实真实无关，它的负面影响必然会使艺术受到政治理念的支配——“美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的艺术就是要从属于我们的政治”。所谓“画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就是一种政治理念的图解——第一，充分表现伟大的革命的时代精神；第二，必须描绘最新最美的题材；第三，必须塑造出最新最美的形象；第四，必须具有最新最美的艺术形式。然而“要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首先要求我们的美术工作者要具有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感情，要画革命画，先要做革命人”(15)。所有这些理念不仅不是现实的反映，不仅是用主题先行、观念先行替代现实，而且对艺术主体提出了所谓的“政治审查”要求，从而将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探讨，更换为关乎政治内容、政治身份和政治前途的惟一选择。    四、人本现实主义

    新时期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逐步实现的。解放思想，无疑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们从极左错误思想的羁绊中冲决出来的重要武器。当时人们不仅要把曾经被神化的领袖还原到人的地位，而且要把对英雄主义的简单颂扬转换为更多地对社会现实的揭露，由此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和怎样理解现实主义相关联。1980年1月，《美术》杂志召开由中央美术学院教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有人提出“不要只抱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放”，“今天谈思想解放，不应回到五六十年代，而应当迎接八十年代”等观点。在解放思想的“八十年代第一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由此开始。当时以笔名“奇棘”发表的《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美术创作中的一些问题》(16)，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异议的文献之一。文中提出质疑的，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它是从时间艺术假借到空间艺术从而取代了绘画的本质特征；二是我们都用一种规定的方法去观察生活、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绘画反映生活的广阔可能性失去了它潜在的力量，绘画内容狭隘到最终被规定的政治内容代替了。对这两个问题的质疑，都切中了“文革”时期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要害，因此，作者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方法”提出的“是否从根本上存在着深刻的内部的矛盾”的疑问，也蕴藏着对于绘画艺术存在自身规律的肯定。

    而胡德智发表在《美术》1980年第7期的《任何一条通往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一文，则首次提出“现实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精神”两个概念的区分。文章指出：现实主义精神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也不是现实主义流派所独占的，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思考和表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这个论点的提出，在于矫正了人们长久把“现实主义流派”误作“现实主义精神”的认识。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引申出了两个话题，一是“现实主义不是惟一的正确描写世界的方法”，二是“任何通向真理的途径都不应该忽视”。显然，文章的本意，是通过这个论点来肯定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艺术流派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肯定现代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和情绪，肯定现代主义反映了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社会现实，尽管现代主义已远离对事物的描绘与再现。这样，也就为当时人们重新认识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在如何认识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上，邵大箴说得更为准确：“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作为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们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作为表现手法，它和写实同一概念，只是一种艺术的写实，不排斥凭藉想象的夸张，其基本要求是明白易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写实表现手法是不能等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作者还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艺术主体认识世界的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强调“创作者对待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的态度是构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他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家决不会仅仅把艺术作为一种赏心悦目和自我娱乐的手段和工具，决不会满足自己的作品只有少数知音者而置广大群众的需求、接受能力与欣赏水平于不顾。相反，这些艺术家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真诚地表达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以自己的创作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艺术家可以在画布上，在油泥中，驰骋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可以运用写实、寓意、象征、抽象等多种多样的手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作品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和将要产生的艺术效果，但他无疑是忠于生活和忠于自己的感受的。他决不会远离生活去拼凑去臆造，也决不会为了某种一时的需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趋炎附势。他要求自己反映的内容和人民大众息息相关，要求自己的艺术语言为更多的人所能理解和接受。因此，写实的手法通常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采用。”作者并不认同“一切艺术流派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说法，他提出的观点是辩证的：“我们应该有气魄，有胆识，肯定现代派艺术中一切从内容到形式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东西，但不能全盘肯定现代派，不能不加分析地给现代派送上一顶‘现实主义’的桂冠。”(17)

    这些文章在廓清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误区，特别是从美术图解政治的主题性创作和伪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禁锢中挣脱出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总括起来说，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当时人们认识的现实主义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清理：

    1. 现实主义不应以情节性的绘画为主，不应以文学性的描绘削弱或取代作为空间艺术的绘画的本质特征。2. 现实主义具有两个基本内涵：既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3.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美的享受，或者通过对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状况的描绘体现艺术主体的人文关怀。4.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和写实属同一种概念，但写实仍包含着艺术主体的想象创造。5.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并不是有了现实主义流派后才产生的，历史上许多艺术流派、许多艺术作品，所表现出的当时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思考和呈现，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6. 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真实，尤其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的意愿难以得到实现的时候，暴露与批判也因此成为现实主义艺术表达这一意愿最有力的武器。

    因此，顺理成章地，新时期美术的起点就是从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暴露与批判开始的。连环画《枫》、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从揭示“文革”伤痕到暴露“人性”真实；罗中立的《父亲》，从乡土写实到人道主义的精神孤旅等等。当时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让人们从对英雄和领袖的崇拜中，从理想和教条的束缚中回到现实世界，特别是回到现实中人的真实精神世界。新时期历史主题的现实主义创作更加注重对于历史真实与人性的发掘与表达，当时提出的革命历史画要“忠实于历史真实”的观念和强调造型艺术的独特规律，“忌用说明性、解释性的细节来表现故事和情节”的思想，都影响了新时期以来关于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在审美精神上，由原来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了悲情现实主义和平民主义，像现实中的“伤痕”美术一样，画家们往往也通过战争素材寻找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痕”。因此，这个时期以表现“大屠杀”为内容的作品非常广泛，而且作品大多通过酷烈的场景描绘，宣泄历史悲剧的纵深面。某种程度上它和50、60年代在表现“悲壮”时的只“壮”不“悲”有所不同。就表现人物而言，也由原来的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而转变为对战争中普通人的描写，像沈嘉蔚《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鸿篇巨制，却刻意把领袖人物隐藏到平民和战士之中，这和理想现实主义时期的领袖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照。

    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对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思，拓宽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人们从单一的写实绘画，开始探索绘画艺术发展的自律性，关注“形式”在视觉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关注个性精神、主体精神对于现实世界的呈现、超越及其独立性。对于“现实主义”的讨论，对于“内容和形式关系”的讨论，对于“艺术以自我表现为目的”的讨论，对于“艺术本体独立性”的讨论，都试图摆脱“社会政治意识”和“社会人伦判断”的束缚，而走向艺术主体的张扬与整个社会人本主义精神的表达。

    从“’85新潮美术”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国现代艺术用了几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近百年以张扬主体创造精神为内核的艺术历程。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之所以能潮水般地涌入，正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本主义精神的饥不择食。那时，人们要摆脱的是那些教条主义的理念。的确，“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的观念摧毁了人们许多固有的观念，从90年代起，中国艺术开始了更高层面的本土艺术自觉和人本主义精神的重建。

    90年代的所谓“近距离”对当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倾心，是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类”意识再现，转换到自我视角的“个体意识”的表现。在中国当代都市文化中，个体生存体验已成为艺术表达的主要方面，从具象、表现而走向非具象、抽象、超现实，再到实物直呈，都掩饰不住作品中对于社会与自然的“人”此时此刻“自我存在”的肯定，都体现出精神的寓意和心理的体验。它是从个体“人的存在”表现出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总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中国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理论梳理，没有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人们便不能从“文革”伪现实主义的禁区中冲出来，去真正表现生活中的“人”，也不可能把现实中的“人性”和“个性”放在揭露“文革”黑暗的首位。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疑也拓宽了现实主义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1. “写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表现方法，但不是现实主义惟一的和独有的标志，“写实”作品也可能表达“形而上”的精神观念(如后现代主义一些作品)，也可能反现实或伪现实(如“文革”中创作的许多作品)。2. 现实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不只存在于现实主义的流派中，人类艺术史上的许多流派、许多优秀作品(包括众多现代主义流派及作品)都具有现实的指向或现实的针对性，都在一定程度或某些侧面上体现了反映或折射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创作方法。3. 更加注重造型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规律，而不再移用文学创作中的典型性和情节描绘的瞬间性，将写实传统和象征、寓意、夸张、意象、表现、抽象、超现实、挪用、并置等现代造型艺术语言的探索相融合，发展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 将现实主义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转换到对现实中“人”的关注，特别是对现实中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存价值与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于精神寓意和心理体验的现实性表达、对于放逐人性纯粹艺术语言的探索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不可能在“不修正现实，不粉饰现实”所体现的“审美客观性”的时代而产生和放大。

    新时期美术实践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显示出的思想意识，内置了对于20世纪引进的科学思想体系与方式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对于社会个体的“人”的尊重和对于“个体存在”价值的肯定，它从审美的社会性走向了人本主义的个体性审美表达，承认并强化了消费社会中艺术主体的精神独立和与物欲横流相对立的艺术主体的创造价值。

    注释：

    ①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钱景长撰写的“写实主义”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②陈独秀：《美术革命》，载《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

    ③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载《绘学杂志》第1期(1920年6月)。

    ④徐悲鸿：《新国画建立之步骤》，载《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6日。

    ⑤梁启超：《美术与科学》，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22日。

    ⑥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68页。

    ⑦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⑧王朝闻：《面向生活》，载《人民日报》1953年9月17日。

    ⑨王朝闻：《一以当十》，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10日。

    ⑩参见邵大箴、奚静之编著《欧洲绘画简史》，天津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11)蔡若虹：《向工农群众学习，从生活实践中提高创作思想水平》，载《美术》1958年第12期。

    (12)(13)蔡若虹：《造型艺术问题杂记》，载《美术》1959年第4、6期。

    (14)石坚：《关于“三结合”》，载《美术》1965年第2期。

    (15)梁寒冰：《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画出我们时代最新最美的图画》，载《美术》196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