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来往如梭范文
企业LOGO更新，新战略，新征程……在2012年新CEO上任后，去年梭子鱼又经历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变化不仅没让它沉寂于竞争趋于白热化的企业市场，反而令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可能会有人说，梭子鱼的“运气不错”。但在全球经济环境并不十分理想的当下，获得这样的“运气”似乎并不容易。到底是什么令梭子鱼成为少有的“幸运儿”？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梭子鱼股价的攀升？带着这些问题，本报特别约访了梭子鱼中国区总经理沈培基。
“运气”不是偶然
今年1月中旬，梭子鱼了2013年Q3财报。财报显示，梭子鱼的服务续费业务与新业务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服务续费业务尤其突出，在其整体营收中占比近70%（财报数据显示，梭子鱼2013年Q3营收为5940万美元，其中来自服务续费业务的收入为4120万美元）。
很多硬件厂商近年来都在向服务转型，希望从基于硬件产品的服务中获得增值，并逐渐实现将服务增值变成核心利润来源的目标，最终摆脱硬件利润日趋微薄的困局。但和梭子鱼相比，这些企业却是“后知后觉”。让服务成为核心利润来源本身就是梭子鱼一直以来的生意模式，由于其长期立足于专业信息安全领域，这种生意模式并不难以开展，所以转型对梭子鱼而言根本不存在，再加上其全球化的发展所获得了海量用户基础，梭子鱼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并不意外。
在信息安全领域，上市公司并不算多，因为业务难以规模化常让这类企业受到资本市场的质疑。作为一个长期立足于邮件和内容安全领域的厂商，梭子鱼为何变成了“例外”呢？“去年，是梭子鱼的关键一年，也是梭子鱼真正变化的开始。”在沈培基看来，新CEO上任后，将梭子鱼的产品开发方向重新规划为安全与存储的结合，也是让梭子鱼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的关键的一步。“在企业业务中，安全与存储的结合、统一是一个明确的发展趋势。目前，梭子鱼已有十几款产品，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安全和存储两大类。有了明确的方向，不管是产品研发还是企业的并购，都会有着力点。另外，如果将梭子鱼目前的产品规划展开，比如垃圾邮件、邮件的归档与备份、下一代防火墙等，其实每一个产品的市场规模都很大。”
让过去、现在与未来握手
去年5月，梭子鱼宣布收购电子签名公司SignNow。SignNow的价值在于其在云服务电子签名领域的技术优势，它可以保障企业用户注册、备份恢复和存储重要文档的安全。SignNow当时已拥有100多万用户，包括10万小型企业以及超过半数的全球500强企业。其电子签名还适用于各种网络，以及智能手机和平板上的应用。在收购SignNow后，梭子鱼表示将进军云存储领域，以便提高云存储服务的安全性。正如沈培基所说，这一布局将让未来IT产业中机遇最广泛的“云”，直接影响梭子鱼的生意。
诚如沈培基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云，正在让IT产业发生急剧变化的大数据、移动化，无疑不与安全和存储发生了强烈的需求关联。
与大数据相关的最清晰不过的一个诉求恰恰是：在完成数据分析之前，海量数据一定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廉价的存储方式。“大数据的核心正是数据的存储、安全与利用。首先要用便捷的方法来存储数据，保护这些数据的安全，最后才是考虑如何利用、使用数据。从这三个环节来看，前两个环节的相关技术正在逐渐成熟，利用和使用数据的技术还在探索中。将这三个需求与梭子鱼的产品规划、定位相对应，就会发现梭子鱼在大数据时代将获得怎样的生意机会。将存储、安全、归档三者结合的产品，将满足大数据对数据存储、数据安全和数据利用三者的需要，而这三大技术都是梭子鱼当前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并且在大数据未来最关键的企业邮件领域形成了成熟的产品。”
沈培基认为，移动化的发展也在锁定对安全和管理的需要，让所有的产品支持多种移动OS、能被手机接入、能通过手机进行归档管理，是企业市场IT产品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现在梭子鱼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表面上看，在业务的本质上梭子鱼并未脱离传统，新战略让梭子鱼以往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基于传统优势市场还能挤进数据归档市场，跨界后生意圈的扩大确实可以成就其业务的快速增长。但事实上，这一点并不能完全决定其未来股价的持续攀升。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梭子鱼在未来市场中的潜力——那些与云、大数据、移动化紧密相联的东西。
别被市场表面的饱和蒙住双眼
在中国市场，梭子鱼能为人所识主要源自它的反垃圾邮件产品。但近年来，这一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梭子鱼想保持其向资本市场承诺的增长，并不是一件易事。
针对这种质疑，沈培基却有不同的看法：“去年，有很多人告诉我这个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甚至趋于饱和。但是，我们做了一年后发现，反垃圾邮件产品的增长率反而是最高的。”
他指出，目前决定这一市场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客户更新产品的需求以及客户对安全管理的关注。“反垃圾邮件产品被很多人视为安全产品，但其实它是管理产品。它是为管理邮件、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而服务的。客户越重视管理，反而会越需要这样的产品，当然前提是反垃圾邮件产品能做好管理。反垃圾邮件类产品的真正价值往往隐藏在背后，比如没有专业研究室的分析支撑，通过遍布全球的‘探针’防御未知威胁，产品就不可能有好的效果。”他认为，市场并不是饱和，反而是出现了新的机会，用户正在从成本和管理的角度来考量这类产品，而这样的机会恰恰是向梭子鱼的产品倾斜的。
除了反垃圾邮件，梭子鱼近年来在防火墙、WAF、ADC领域均有快速的发展。梭子鱼的防火墙、WAF、ADC产品已经走入了Windows Azure和亚马逊的云服务数据中心。在梭子鱼产品完成安全与存储的统一规划并锁定云市场后，这家企业能释放出怎样的能量，值得拭目以待。
背景
2012年11月，梭子鱼任命威廉·詹金斯（William Jenkins）为CEO，并成为董事会成员之一。威廉·詹金斯曾任EMC BRS（Backup Recovery Systems） 部门的总裁，拥有16年IT资深经验。他曾带领EMC获得强劲的营收增长，并帮助EMC从单一产品过渡到全系列产品。
第2篇：来往如梭范文
走进这座摩梭传统的四合院，正前方就是祖母屋，另外三面是两层的木房，一楼是牲口圈，二楼是卧室，包括姑娘们的花房，可以从一侧的木楼梯走上去。
天色已经暗下来，家中的老祖母还没有回来，她二十岁的孙女说：“奶奶每天早晚都要去村口的玛尼堆转经祈祷，为家人求平安，每天如此，从不间断。”说着话，奶奶进了家门，微笑着带我走进祖母屋。 摩梭老宅里有四百多年历史的经堂大门，图案均为家族先祖亲制手绘，至今依然古朴精美。
祖母，是对家族里辈分最高的女性的敬称。祖母屋通常门楣很低，门槛很高，要弯着腰小心地跨进去。因为祖母屋里有火塘、有神龛，既供着菩萨、宗族的图腾，也有往生之人必经的生死门，这一特定的修建法式，提醒来人需要尊神敬祖。火塘是祖母屋的中心，它是做饭的灶炉，也是用餐和集会的中心，在摩梭人心中，火塘就是家、母亲和幸福的象征。小小的一间祖母屋，蕴含了摩梭人祭祀、礼仪、饮食、饮酒、集会等各种文化内涵，祖母屋和火塘文化，共同传承着摩梭人的民族信仰、天人观念和代代传承的生死观，走进祖母屋，就走进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奶奶坐在女柱一侧的火塘边，开始煨茶，茶煮好，首先倒一些敬给火塘上方的佛像与火神。人享用饮食之前，一定要先供奉神灵，这是千年传统。
老人不大会讲汉语，但能听懂，这让我们的交谈得以顺利进行。我是第一次到摩梭人家做客，向奶奶请教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礼节，奶奶捂着嘴笑，说不必拘礼，大方地来就是了，摩梭人都好客。孙女在一旁插嘴说：“第一次去人家做客，可以买一些茶叶、烟酒、糕点之类的，表示一下尊重就好了，别的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随后又靠在我耳边悄声说：“和长辈聊天的话，不要涉及恋爱啊男女啊、这方面的字眼就好啦，大家会害羞的，我们在家里也不会讲哒。”
奶奶告诉我，摩梭人喜欢客人是天生的，二十多年前，当地还没有大路，都是土路，村里有个男人在山上砍柴，远远看到山下好像有个人在到处找路，急忙跑下来帮忙;天快黑了，他热心地把那个外乡人请到家里，那时候各家都穷，粮食也不多，他把过节才舍得吃的腌肉拿出来招待客人，第二天还给那人准备了一大包干粮带着在路上吃。“过去的人没坏心眼儿，对谁都好心好意。不能做坏事，菩萨是看着你的。”
现居于泸沽湖区域的摩梭人主要有三种：湖西云南境内，信仰藏传佛教，有格鲁派和萨迦派的寺庙;湖东四川境内，信仰苯教;此外还有本土古老的达巴教，渗透在摩梭人的日常生活中。达巴也是代代相传，负责占卜、诵经超度、主持各种祭祀活动，近代达巴文化渐渐式微，在离泸沽湖较远的古老摩梭村落，如永宁乡温泉村和前所乡的一些村落里，达巴信仰还较为浓厚。
此外，摩梭人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河流或某些特定的动物都有自己的神力，敬畏之则能受神灵庇佑，健康平安，触犯神灵则会遭到相应的惩罚。摩梭人相信每一座山都有神灵居住，会在山中挂上经幡，祈福烧香，格姆女神山的地位更是崇高。奶奶说，直玛嘎拉（摩梭语中的格姆女神）是摩梭人的祖先，是泸沽湖的守护神，传说格姆女神与她的阿夏（情人）夜晚相会，白天分别两地，后来情人骑马远走他乡，在大地上留下一个大大的马蹄印，女神日夜思念阿夏，眼泪灌满了那个马蹄印，就形成了泸沽湖，女神则化成一座山，格姆女神山就像一个女人躺在湖边的样子。除了格姆女神，摩梭人也很信奉火神，每天都要祭拜，搬家也要请火神，叫“进火”，有隆重的仪式，会请喇嘛来念经祈福。此外，逢大年初五、孩子成年礼、婚丧等大日子，或是家中有人生病，或是遇到什么奇怪的事，也要念经，求菩萨保佑。
我缠着奶奶再多讲些故事，她往火塘里添了一根木柴，对着火炭大大吹了两口，火苗迅速蹿上新柴，哔哔剥剥燃开，为奶奶接下来的讲述营造出一种原始、神秘的气氛。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个放羊的穷孩子，每天跟着羊群在森林里走，常常吃不饱饭。有一天，他在山洞的缝隙里发现一只神奇的大鱼，只露出大半个身子，大鱼让他割下自己的肉来充饥，但要保守这个秘密。孩子将信将疑地割了一片肉，那肉奇迹般地又重新生长出来。就这样，孩子每天都能饱餐一顿，身体日渐强壮，村里人觉得奇怪，有几个人悄悄跟踪孩子进了山洞，发现大鱼，起了贪念，找来绳索，想把鱼从洞里拉出来，最后一共动用了九架牛（一架牛为两头并排）才把鱼拖动，那一刻，山洞里迸发出一股巨大的洪水，没日没夜地流，村庄尽毁，土地成河。洪水来临时，那个放羊孩子的妈妈正在喂猪，她迅速将几个孩子放进猪槽，把猪槽推开，自己却被洪水吞没。洪水终于停止，那些涌出的水汇成了泸沽湖，摩梭人则因为那位了不起的母亲而得以存活。
我不禁有些惊叹，这个故事和诺亚方舟的典故惊人地相似，是否可以佐证在大洪水时期这片土地就已经产生了文明？至少，从这个古老的传说中，我得以了解猪槽船的得名，以及摩梭人敬仰母亲的传统。定居在泸沽湖边的摩梭人世世代代在猪槽船里玩耍长大，在猪槽船里打鱼为生，猪槽船是他们生存的必备媒介。同时，摩梭人对女性的感激和崇拜也延续到今天，祖母是一家之长，也是传统得以沿传的核心，她们含辛茹苦养大子女，再呵护孙辈长大，教导他们尊老爱幼、热爱家族，照顾好家庭里的每一个人，经营好这个儿女们的精神港湾，对她们来说就是最大的使命和价值所在。泸沽湖的儿女无论身在哪里，对母亲的依恋都始终不变，就像摩梭歌谣里唱的： “母亲的家，是摩梭人的根;母亲的心，是摩梭人的家。”
摩梭人没有文字，这些传说都没有典籍记载。据说以前有两个达巴，带着祖先写有摩梭文字的羊皮去取经，路上饿了就把羊皮煮了吃掉了，摩梭文字就此失传。“这些故事以后慢慢就传不走咯，孩子们从小在外读书，有的已经讲不来多少摩梭话了，只能听。”
摩梭语言的未来让奶奶隐隐担忧。老一辈的女人基本都不识字，但她们就是活的百科全书。以前女孩子是不上学的，在母亲的带领下操持家务，学习传统仪式，让老祖宗的东西得以薪火相传。现在，在一些偏远的村子，传统思想很重的家庭依然不让女孩子上学。在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过程中，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如何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寻求发展，是摩梭后辈们需要审视的重要命题。
Tips
如何到达
可以从云南、四川的两条线路进入泸沽湖。
■ 云南线路
先到丽江，再坐客运大巴到泸沽湖的大落水村或里格村。丽江所有的客栈和各类车票预订处都可买到第二天到泸沽湖的大巴车票，非常方便。通常早晨发车，车程约七八个小时。目前丽江至泸沽湖的二级公路在建，完工后预计车程可缩短至三个多小时。
景区外刚建成宁蒗泸沽湖机场，目前已开通昆明至泸沽湖的航线，除周三、周五外，每天都有航班。
■ 四川线路
先到西昌，在西昌旅游客运车站乘坐西昌至四川泸沽湖镇的客运大巴，早上发车，每天两班，车程约六至八个小时。
泸沽湖与摩梭人
历史学家曾经考证过泸沽湖一带的人种来源，其中一种说法是，忽必烈时期曾派一支蒙古军队驻扎于金沙江一带，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族群文化，后来沿金沙江河谷迁徙至今天泸沽湖一带定居下来，“蒙所”演变成今天的“摩梭”。四川木里县境内的屋脚乡有一个保存完好的蒙古村落利家咀，当地人就认定自己为蒙古人的后代，他们和泸沽湖一带的摩梭人保有相同的语言和习俗，具有浓厚的母系传统、达巴信仰，也是现在整个摩梭群族最原始、风俗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如今，摩梭人逐渐向汉族融入，大家庭渐渐拆分为小家庭，农耕时代一去不复返，许多传统仪式日渐简化乃至消失，人们在当地从事旅游业，或外出打工，开始了新的生活。 少年 日出的回忆
泸沽湖的早晨比平原地带更冷，春天还要穿厚棉衣。在这个摩梭家庭，早起划船的任务由少年和奶奶负责。天边才见一道亮起来的云，少年就翻身起床了。记得小时候和奶奶一起出海看日出，奶奶会给他披上自己的羊皮背心，把他裹得像只温顺的小羊，现在他已满18岁，会裹上爸爸的大皮袄子，踱出门去。
别家孩子的父亲，不是隔山隔海，便是与母族各居各家，家里的男丁就是母亲的兄弟们。孩子们都怕舅舅，舅舅总是很威严，会拎起耳朵来教导，不听话会打屁股，他们像父亲一般陪伴、教诲和守护着孩子们，是家族里女性和孩童的依靠。
准备去看日出的游客在湖边聚集，少年安排他们上了船，解开木桩上的绳索，站在船尾用桨一撑，船渐渐离岸。近年游人日益增多，少年渐渐习惯了用汉语名字“泸沽湖”来称呼面前这个海子，小时候，族人们都叫它“海子”或者“亮海”，与“亮海”相对，四川境内的湖里长满芦苇和野草，叫作“草海”。少年母亲的家族在云南，父亲则来自四川那边的村子。未通公路时，地里种着土豆、青菜，大米、面食要去山后面的市集上买。平常，奶奶在地里劳作，阿妈骑着自行车沿着山谷的小路去市场卖鱼卖菜，再买回生活所需;男人们大多打鱼为生，有些商业头脑的，就在湖边各村收些山里、湖里的特产――松茸、虫草、银鱼干、虾干之类，带到外面卖了，再倒腾些外面的产品进来，多少能补贴点家用。 泸沽湖里格湾的船只。
别家孩子的父亲，不是隔山隔海，便是与母族各居各家，家里的男丁就是母亲的兄弟们。孩子们都怕舅舅，舅舅总是很威严，会拎起耳朵来教导，不听话会打屁股，他们像父亲一般陪伴、教诲和守护着孩子们，是家族里女性和孩童的依靠。
而少年的父亲，算是族群里少有的一个特例。
大多数走婚的摩梭男女，在建立夫妻关系后，男人们会偶尔抽时间去妻子家帮着下地干活，过年过节时会相互往来;有了孩子，父亲会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短暂地出现，比如满月时宴请亲朋，参加13岁时的成年礼，节日送礼问候，此外就是两个家族有生老病死之时尽一尽探望的礼节。在夫妻异居的传统中，男人最重要的家庭责任，就是扶养姊妹的孩子――外甥和外甥女们，走婚的男人极少会选择离开自己的家族，与妻儿住在一起。不过，哪个父亲不深爱自己的孩子？孤老弥留之际不能看到亲生子女绕膝相伴，多少还是有些残酷和遗憾。所以，少年的父亲不顾族群传统，勇敢踏出这一步，和妻子孩子住在了一起。于是，少年成了当时村里第一个叫着“爸爸”长大的孩子，他的童年与众不同，这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幸福。如今，多半摩梭家庭也都由以往的大家庭分成了各自的小家庭，夫妻共同生活、抚养小孩。
望着天边渐渐晕开的色彩，船上的游人们兴奋起来。少年在船头稳健地拉着桨，早晨的风吹得他脸上的皮肤皴裂开了，望着微微漾动的暖黄色的湖水，他想起小时候好多个在船上醒来的清晨。那时，一入夜，父亲便拿着渔网、拎起水桶，抱着他跨进小船。当时的猪槽船也不如现在的宽敞，就是一根完整的大木头，中间挖空，粗粗磨砺一下，有个简洁的轮廓，的确跟猪食槽差不多，就是长一些，仅可容下两个人。划到湖中间，父亲摸着他的头说：“你好好地坐起，别出声，阿爸给你看个好玩儿的！”他便睁大眼睛，看着父亲打开一支手电筒，让光在水里晃动，不到半分钟，水面有几片银色的光泽一闪。父亲把手电筒稳住，水里的闪光慢慢多起来，集中到手电光下，原来是上百只小鱼。父亲拿起网勺捕捉猎物，很快就抓了大半桶。他满心欢喜，不觉困意袭来，迷迷糊糊中，看见父亲在撒网、扎浮漂，之后有什么东西裹住了他的身子，他就在周围弥漫的淡淡腥味中睡去。再睁开眼时，父亲躺在他身边打着鼾，脚边的水桶里多了几只大大小小的鲫鱼。他坐起来，看见周围一片片白白的薄雾在湖上流动。天开始亮了，他叫醒父亲，两人又收了一次网，然后在雾色里慢慢划船回家。途中，渐渐有阳光暖暖地照在背后，前方，家里的木楞房子上升起了炊烟，披着金色的阳光，迎候着他们……
这就是泸沽湖的日出留在少年心底的印记。
那时候，他们家不像现在这样离湖有五六十米远，而是依水而建，每天妈妈和奶奶就在家门口的湖边打水、洗菜、洗衣服，夏天水位上涨，起浪的时候湖水会漫进屋子，不时还有鱼冲进家里，他和姐姐就在家里捉鱼玩儿。时过境迁，十年间，他们搬了两次家，最后全村人都将老屋移至湖后面的路边，湖岸则修葺成沙滩、码头，供游客赏玩。旅游的快速发展，使这些湖边的居民渐渐走出了农耕渔猎的淳朴年代，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摩梭人掌握了更多信息，也拥有了更多生活方式的选择。少年一边怀念着以往简单的快乐，一边也在为了更好的将来努力奋斗，这种感情有些复杂，不过，无论如何，能在这里的山水中间长大，他都感到自豪和幸运。
朝阳金色的微光已经洒到格姆女神山的山顶，少年用力拉桨，将船靠在日出观赏点。银湖半岛的岸边，太阳在山峦背后缓缓升起，游人们纷纷感叹这如画的风景。来的路上，也有游客向少年问起当地的风俗，关于日常生活、节日之类，他会简单回答一些，至于走婚，他往往会回避。摩梭人，哪怕在自己家里，都极少谈论婚嫁一类的事，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空间，谁也不会过多干涉，这是传统，也慢慢融入他们的性格：羞赧，内敛，顾全体面。最后少年讲了这么一句：“摩梭人也是常人，外来人总以为我们有什么不同，有多少特别之处，我觉得这应该是对摩梭人最大的误会吧。”
Tips
不可忽视的存在――摩梭男人们
泸沽湖母系王国的印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然而，摩梭人在生活中并非单一地由女性扛起沉重的生计大旗，摩梭男人也是一个个性丰满、不可忽视的群体。
第3篇：来往如梭范文
在政治上，卢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卢梭的言论后来成了法国大革命者行动和言论的依据。他对平等的热爱，成了雅各宾党行动的纲领。他的《社会契约论》几乎没有一段不在法律、公众宣言、报纸文章、演讲辩论，以及共和国的宪法中重现出来。大概可以这样说，自由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源于伏尔泰，而博爱则源于卢梭。
卢梭晚年写了著名的自传《忏悔录》（The Confessions，写于1765―1770年，先后发表于1782年和1789年），回忆了作家从出生到1765年流亡到圣皮埃岛的六十余年的历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卢梭的真诚和坦率，他试图在自传里将自己的灵魂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说：“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也许永远不会再有的一幅完全依照本来面目和全部事实描绘出来的人像。”“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效仿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人……’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更好！’”卢梭信誓旦旦，终于感动了无数读者。于是，人们通常认为，这部自传具有如下特点：
1. 自传是一个激进的平民思想家与统治阶级发生激烈冲突的结果。卢梭借此为自己的原则、思想和生活进行辩护。自传中充满了一个平民的自信、自重和骄傲。自传中写到他在伯臧瓦尔夫人处不愿与下人一起用饭，其情景与《红与黑》中的于连如出一辙。
2. 自传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但却非常坦诚的自我形象。在作者身上，既有崇高与优美，也有卑劣与丑恶；既有坚强和力量，也有软弱和怯懦；既有朴实真诚，也有弄虚作假；既有精神和道德的美，也有某种市井无赖的习气。总之，这不是为了要享受历史的光荣而绘制出来的涂满了油彩的画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复杂的个人。因此这部书也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部真实的自传。
3. 自传表明了“人性本善，但罪恶的社会环境却使人变坏”这一理论。卢梭的撒谎、懒惰、偷窃的习性就是在他师傅那里学成的，是在社会坏境的逼迫中逐渐形成的。譬如，卢梭由于偷苹果而挨打。他说：“后来我觉得这是抵消偷窃罪行的一种方式，我倒有了继续偷窃的权利了。……我心里想，既然按小偷来治我，那就等于认可我做小偷了。”
4. 自传宣扬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自传宣扬了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的感情、兴趣、意志为出发点，一任兴之所至的人生态度。
但现在看来，事情恐怕远非如此简单。《忏悔录》是一部影响巨大而又颇受争议的著作，有关其是非得失的议论至今仍不绝于耳。人们已越来越多地发现这部自传中的不真实、非自传的成分，因此，在更多的人看来，《忏悔录》与其说是一部客观、公正的自传，不如说是一部充满激情和想象的文学作品。它算得上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既是回忆录，也是日记；既是自传，也是小说；既是精神分析，又是抒情诗歌。就其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来说，它究竟是自传体的小说，还是小说体的自传？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它究竟是自白，是控诉，是辩护，是曲解，还是辩解？
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在《阅读的寓言》一书中专门设置了一章：“辩解（《忏悔录》）”。该章主要论及所谓的玛丽永“丝带事件”。在《忏悔录》的第三章卢梭写到，他在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那里当仆人时，偷了一条小丝带，然后诬陷女仆玛丽永。在当面对质时，玛丽永哭起来了，只是说：“唉！卢梭呀，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你害得我好苦啊，我可不会像你这样。”于是，玛丽永和卢梭都被辞退了。卢梭后来说道：“在我诬陷那个可怜的姑娘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害人之心。我所以嫁祸于这个不幸的姑娘，是由于我对她所抱的友情。说起来这太离奇了，但却是事实。我心中正在想念她，于是就不假思索地把这件事推到她身上了。我主动干出来的事，却诬陷是她干的，说是她给了我这条丝带，这是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送给她。……我不太害怕惩罚，我只害怕丢脸；我怕丢脸甚于怕死亡，甚于怕犯罪，甚于怕世界上的一切。”于是，卢梭从羞耻变为，以致晚年遭受的那么多的不幸和四十年来痛苦都与此相关。最后，卢梭说道：“请允许我以后永远不再谈了。”但是，卢梭又撒谎了，在日后写作《漫步遐想录》时，他又谈及了此事。他说自己“童年撒的那个恶劣的谎”使他“终身为之不安”。
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梭选择玛丽永事件和具有特殊感情意味的丝带作为策略安排在叙述中并以特别炫耀的口吻讲述的情节，但是它是一场大谎言、大骗局。”德•曼认为，“忏悔就是为真实的缘故而战胜内疚和羞耻心：它是一个语言的认识论运用，在这个运用中善和恶的伦理价值被真实和虚假的价值所取代，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像、妒忌、贪婪等等这样一些罪恶之所以是罪恶，主要因为它们逼迫一个人去撒谎。通过如实地陈述事情，伦理的平衡得到了恢复，因而赎罪可以在毫不犹豫地揭露罪恶的一切恐怖的真实的明晰氛围中开始。”忏悔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这是一个有关善与恶的伦理问题，而卢梭却将这一问题转化为一个真与假的认识论问题，或修辞性问题。卢梭之所以有罪过，是因为他曾经撒谎，而撒谎则另有隐衷。这隐衷便是一个内心情感的问题。既然卢梭勇于陈述事实，因此有关善恶的伦理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剩下的只是一个修辞问题。卢梭陈述事实的目的不在于忏悔，而在袒露自己内心隐秘的想法，这种想法虽然不能说都是完美的，至少不是恶意伤人，因此卢梭的忏悔就变成了辩解。保罗•德•曼说：“辩解确实将会为忏悔者开脱罪责，从而使忏悔（和忏悔的文本）从一开始就变得多余。……按照被揭示的真实情况的方式表达的忏悔和按照辩解的方式表达的忏悔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证据是指称性的（小丝带），而后者的证据只能是词语性的。”偷窃是行动，而忏悔却是东拉西扯，是话语。任何话语都有自身的逻辑和结构。忏悔一旦变成了辩解，它的目的就不是陈述，“而是使人们确信，而这本身是一个只有词语能够证明的‘内在’过程”。
卢梭偷窃丝带，是因为他想把丝带送给玛丽永。保罗•德•曼认为，“卢梭想望玛丽永，正如玛丽永想望卢梭。但是由于在维尔塞里斯伯爵夫人家的充满阴谋和猜疑的氛围中这个对称的相互关系的幻想受到禁止，因而这个幻想的形象即丝带必须被人偷掉，并且这个犯罪的人必然可以被替代：如果卢梭不得不想偷丝带的话，那么玛丽永就不得不想代替卢梭完成这个行为。我们至少有了两个替代（或移置）层次产生：丝带替代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本身是一种替代的欲望。……如果假定玛丽永是值得想望的，或者假定卢梭的欲望竟然炽热到如此程度，那么偷窃的动机就变得可以理解并易于得到原谅。他是出于对她的爱而那么做的，因而谁会成为一个非常顽固的、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而让一点点财产妨碍年轻人的爱情呢？”于是，卢梭的偷窃和诬陷都变成了浪漫爱情的见证，确乎合情合理。
有关玛丽永的“丝带事件”在卢梭记忆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痕，但是，那些在卢梭的记忆中“挥之已去”的事件，卢梭又该如何处置和描述呢？卢梭说：“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什么又是至关重要的，卢梭的看法与读者的看法恐怕并不能完全一致。卢梭记住了什么，没有记住什么；他能记住什么，不能记住什么；他愿意记住什么，不愿意记住什么，这些问题都与《忏悔录》的真实程度密切相关。记忆在记忆之前已经做了选择，记忆者对他有深刻印象的某些插曲极为关注，但同时却忽略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起他在很多正常情况下所做的事情。依据现代心理学理论，记忆总是记住那些愿意记忆的事情，而忘却那些不愿意记忆的事情。这与记忆者的意识有关，更与记忆者的无意识相关。而无意识的内容，往往代表着记忆者更为真实的一面。并且，那些无意识的内容永远也不会通过记忆的召唤而到来。
卢梭在《忏悔录》第三部中写道：“别人在我跟前所说的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的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这种根据事后的感觉和记忆来对以往的人和事进行判断的做法，已经不属于正常的记忆范围，而应当归属于精神病患者中的判断错误症状了。
况且，卢梭写作《忏悔录》时53岁，完稿时58岁，此时年事已高，疾病缠身，精力不济，且孤独寡合，仅凭自己的记忆写作，不确切的地方自然在所难免：
我写《忏悔录》时，人已经老了。那些无谓的人生乐趣，我都经历过了，而心灵则感到空空如也，对它们我已经厌倦了。我凭记忆去写，但这种记忆又常常不足，或者只给我提供一些不完整的回忆。我便用我想象的、但又不与事实相违的细节去弥补回忆的不足。我爱在我一生的那些幸福时辰上流连忘返，神情的眷念常常叫我用华丽的辞藻去美化它们。对我忘却了的事情，我就把它们说成我觉得应该是或者实际上可能是的那样，但绝不走失我记忆中的样子。我有时给事实赋予各种奇特魅力，但我从未用谎言取代事实以掩盖罪过或欺世盗名。
卢梭这时已患有较为严重的被迫害妄想症。他所记录的已经不是卢梭的过去，而是这一过去在今天的记忆。历史已经被笼罩上了现今的光晕。关注的重心改变了，观察的角度不同了，叙述的语言变化了，感彩不一样了，于是，记忆中的往事的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让-路易•勒赛克尔认为：“《忏悔录》并不完全是卢梭生活的历史，而主要是他的精神和情感的历史。这是对心理分析的杰作；是动人的论辩；是对他的论敌慷慨激昂的责难（虽然这种责难往往有失公正）；同时也是一首抒情的诗歌，一首世界文学中最美的诗。卢梭是浪漫主义时代行将大放异彩的抒情文学的大师。”
第4篇：来往如梭范文
论文关键词 卢梭 理想国 自然状态 社会契约
启蒙主义一直有着两个胶着在一起的身影：一个是理性主义——代表着中世纪蒙昧状态下的光明与进步，另一个是浪漫主义——代表着前者的阴暗面与焦灼 。大部分作为“在法国行将而来的革命启发过人民头脑的那些伟大的人物”都站在了理性主义的一边，而卢梭以他天赋的敏感站在了它的对面，并且敏锐地预见了它即将带来的种种是与不是。这种天赋的敏感也就决定了他的思想体系中的“理想国”的建构有着非凡意义，这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等一系列政治学著作中得到体现。
一、“理想国”的诞生：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
“自然状态”是卢梭建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建构“理想国”的原初本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和平等的状态，人们之所以会达成社会契约，是为了获取更舒适和平的生活，这与卢梭的设想基本一致。但人是如何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这就出现了区别。
卢梭设想，自然状态发展到人类个人不能逾越的绝境，如果不加以改变的话，人就无法继续生存，而且也没有新的力量可以为个人所用，所以人就只能去结合——共同协作，社会也就产生了。共同的生活是不同于个人自然自由的生活的，因此就必须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种形式必须是符合自由的人性的。于是，契约来了。
我认为，卢梭的设想是基于他对自然状态下人性的基本判断：自恋，即保存自己，只有这样，人才可能在那种绝境下寻求结合而不是坐以待毙；对他人的怜悯之心，也只有这样，人才可能以某种形式结合，以延续他们以往自由的生活。
这份契约又是如何达成的，理想国又是如何形成的？卢梭归结道：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集体。而人们又是如何信服的？卢梭解释道：首先，入伙的条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同等的，即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的奉献出来，不存在谁是谁的负担的问题；其次，转让是毫无保留的，那么个人也就不可能有剩余的权利来破坏这个结合体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最后，每个人向全体奉献出自己，而同时又从这里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这都符合当初签订契约的本意的，所以它是可以达成的。达成契约的一瞬间，个人的结合也就形成了公共人格（公意），也就是那个时刻，理想国就诞生了。与理想国相应的是主权， 契约达成之时，就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当它受公意指导时，也就获得了主权。公意是个别利益的一致，即共同利益，而意志是不可转移的，主权也只不过是公意的运用，所以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否则一个人的意志凌驾于公意之上时，就是主权消失、政治体崩溃的时候；同时主权又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各种具体的权力只是主权的运用，而不是它的构成部分，或者说，主权更像灵魂 。
我认为第一个条件还是有待商榷的，在每个结合者达成契约前，他们是否还是平等的，这在《论不平等》中早已有判断。但如果不这样，第二个条件就无法成立，谁拥有保留权利的话，谁就会破坏契约。所以契约还是必须这样签订的，这似乎陷入了矛盾之中。但我更愿意去相信它，就像信仰自然状态一样。
既然，人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那么奴隶制的国家的存在是否就是一种悖论？
卢梭论述道，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对合法的权力才有义务服从，因为只要失去这种强力的话，人们就不会去服从，这也就不是义务，这明显也不是“契约下的国家”。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国家。我认为，这完全与人性是背道而驰的，是违背契约精神的，人们可以不再遵守，而问题恰恰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点，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点。
二、“理想国”的保护神：立法者
个人意志与公意是有根本区别的，可以说公民始终有“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的倾向，那又由谁来保证契约的实现呢？
立法，卢梭是这样回答的。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他们就会只考虑着他们自己了，而这个时候没有谁会不公正，因为没有谁会对自己不公正，也就是这种行为称之为法律。可见，法律是公意的行为，是结合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的行为，是记录我们自己意志的行为。可以说，法律只不过是公意的宣示与记录，但又是必须的。
我认为，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但是，法律的制定真是“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这里面有很大的差距。一个国家的人口与疆域，就是个大问题。
既然“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是个问题，那么就必须有人站出来，他们又是谁？
立法者，卢梭是这样回答的。虽然卢梭认为服从法律的人民就是法律的创作者，但是个人又往往是盲目的，他们知道的太少，他们并不清楚什么东西才是对自己好的，就好像人希望幸福，但并不知道幸福是什么，同时这种“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请教自己的理性”的人是很少的，它往往会被个人意志所引诱。但是立法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至少这些立法者应该代表人民良好的判断力，即人民的理性、知识与道德，他们知道公共的幸福是什么。卢梭寻遍了所有的人类，但还是将立法者归于神明——宗教。当然，卢梭也借鉴了一些方法，如投票、选举等等。
法律的创制者，如果仅是公意的记录者，那倒不是十分复杂，但服从法律的人民也是必须考虑在内的，这又是如何考究人民的？卢梭认识到，一个民族的风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就是法律难以改造的。所以，一个习惯于在君主制下过活的民族，即使意外地获得了自由，也难以保存自由的。要改变一个腐化的民族来迎接自由是多么得困难！考究人民就必须考究到这些。
所以，我认为，民族的秉性是这个民族能否享受到社会契约下的自由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没有奴性的人们才能意识到“契约”的存在以及它是否是符合人性的，才能做出推翻还是继续遵守的判断。
卢梭还给法律作了分类：主权者与政治体的关系法是政治法，政治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法是民法，确保前两种法得以实施的就是刑法，但还有一种法，即只铭刻在公民们内心里的那些——风尚、习俗，尤其是舆论。卢梭认为，最后一种法才形成了国家真正的宪法。我认为，卢梭对他心目中的宪法的钟爱是基于他对人民的认识与宗教力量的信服。
三、“理想国”潜在的摧毁者：脱离公意的政府
什么是政府？卢梭给出定义，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是在臣民与主权者的中间体，因为人民是主权者的成员，他们制定法律，同时他们又服从法律，就是臣民，人民与臣民的结合就是公民，而政府就是负责执行法律，以使臣民与主权者相互适应。
我认为，政府似乎具有了契约达成时赋予给国家的全部权力，那么它就是危险的，它就有篡权的冲动，因为政府的组成人员也是公民，他们存在三种意志：个人的特殊意志，官员的共同意志，公意。而公意往往是他们最后考虑的对象。所以必须有什么来防范它的发生。
卢梭认为，创制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而只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既然这样，契约的签订只是各个政治体成员之间的行为，而政府及官员也就是在执行法律的规定，是在履行公民的义务，所以他们的篡权是不道义的，如果是他们引起的政治体的崩溃，他们应付全责，人民将不负任何造反的道德责任，因为政府是人民自由意志的产物，契约如果不能保证人们原来的签订的本意，人们就有权废除一个未发自己意愿、剥夺自己自由的政府，夺回他们转让出去的权利。那么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的最好方法，在卢梭看来，就是集会。在这个集会上，永远有两个先开始的提案：第一个是主权者愿意保留现有的政府形式吗？第二个是人民愿意让那些目前实际在担负行政责任的人继续当政吗？前者是针对整个政府的，后者是针对个别政府官员的。这从理论上，主权者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
我认为，如果集会被政府以各种理由阻扰时，那么它就失效了。所以集会应该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不受政府干扰。当然，前面的所有论证都是在小国寡民的状态下进行的。卢梭的理想国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国土上的。
四、“理想国”的精神维度：公民宗教
前面我们就认识到了立法的难度，也知道立法需要一个精神的权威。一种良好的社会精神是良好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而好的制度同样需要好的社会精神，这个循环论证使得卢梭将立法的目光转向宗教——不用暴力，但能约束人；不用论证，但能说服人。
卢梭最终将立法的希望寄托在宗教上，是期望通过人心中的精神力量来实现立法，这也是基于其对人类心灵的判断。
第5篇：来往如梭范文
听了这个故事，也许你会说，这条梭子鱼真是笨死了。
梭子鱼原来并不笨，捕食小鱼是它的生存本领，它是一条能够独立生活的正常鱼。可是，在无数次的碰壁后，梭子鱼开始怀疑自己捕鱼的能力，后来，它彻底绝望了，坚信自己是一条笨鱼。这种无能感最终害死了它。人的心理其实有时是和这条鱼相似的，当自己丧失信心后，也会变得很无能，甚至会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孩子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笨死”的梭子鱼的现象，被人们称之为“习得性愚蠢”。也就是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因为某些原因，逐渐产生对学习的无能感，并因此丧失了自信心。在家长的眼里，就会觉得孩子是越学越笨了。
那么，孩子是怎么变“笨”的呢？就以孩子喜爱玩的游戏来说，如果是一个永远也赢不了的游戏，这个游戏的难度超出孩子现有的理解能力，而我们又不向他做任何讲解，结果孩子总是不知道该怎么玩，每次尝试都失败，孩子的感觉会越来越糟糕，不用别人说，他也会觉得自己很笨。
在孩子的生活里，他如果很少体验到“赢”的感觉，最终，孩子可能就会变成一个看起来笨头笨脑又畏手畏脚的人。
家长过早地对孩子进行知识传授，也容易导致孩子变笨。一些热衷于所谓“智力开发”的家长，积极地对幼小的孩子进行读、写、算训练。那些学业知识不符合幼儿的认知特点，孩子虽然也能靠鹦鹉学舌的方式死记硬背下来，但并不理解，所以往往未能促进他们的智力发展，反而给孩子带来很大的学习压力，降低了对学习的兴趣，挫伤了自信。
家长无形中给孩子大量的负面暗示，也是很容易使孩子变笨的。
当家长的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笨，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去体验成功的喜悦。
第6篇：来往如梭范文
关键词：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环境美德伦理
【中图分类号】G642
一、研究背景
"环境美德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对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给予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定义和解释，它重视的是一个有德之人应具备的性格特点，而非定义人-环境行为的规则和义务，它的目标是人与自然共繁荣。简单地讲，"环境美德伦理学"探索了两个问题--"人应该如何对待环境"和"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才能与环境和谐相处？"这是因为当出现某一环境破坏行为时，人们往往会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做了这么缺德的事？"许多环境行为的严重性往往不足以上升到法律层面，法律和措施只能硬性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不能规范个性和态度。
《瓦尔登湖》前1/3的内容主要是对商业主义的现实批判，探讨人如何定位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而后2/3的内容则转而描述作者在林中的生活。国内对《瓦尔登湖》的生态批判研究一般尚停留在分析其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的层面上，也就是侧重于后2/3内容的分析，忽视了前1/3内容与后2/3内容的联系，缺乏对该作品的全面理解。如果把该书放在环境美德伦理视角下和当代的环境危机背景下，对它的解读能变得更具体完整。
二、梭罗作为生态道德人的个性表现
《瓦尔登湖》兼有自传和社会批判色彩，著于十九世纪中期。作者在瓦尔登湖独居两年又两个月，主要活动包括林中散步、建房、做家具、耕种、阅读、沉思和创作。他把这段时间的生活称为一种"实验"。他这期间独特的生活方式，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思考是基于对作者所生活的地方和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反思。十九世纪早期，杰弗逊总统强调经济发展，经济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发展着。康科德位于新英格兰地区，自然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恶化，主要有两类来源--纺织业和铁路建设。该地区水资源丰富、有技能的工人多，是当时纺织业发展中心。据统计，1840年全美有1200家纺织工厂，其中的2/3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童慧雁，2005：15）由于经济发展的需求，该地区当时的森林覆盖率甚至比当今的还低很多。（Cain，2000：24）此外，1830年代美国铁路线长大约23英里，40年展到3千英里，1860年代则扩展到3万英里以上。（28）随着更多铁路的修建，工厂增多，人群变得密集，森林减少、物种变少、淘金热、以及1837年的经济危机，都促使梭罗思考人、经济和环境的关系。《瓦尔登湖》中的梭罗体现了一个生态道德人的品德--经济简朴、简单、自由和生态感知性。
经济简朴、生活简单、自由。《经济篇》的开头部分提出"人在一个错误的逻辑下劳动"，大部分人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因为无知和错误，忙忙碌碌于虚构的忧虑，赶着忙不完的粗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Thoreau， 2008： 7）、"人类在静静地过着绝望的生活"。（8）可见，一个人若要让生命过得有意义，就得首先严肃管理好自己的物质生活。梭罗批判商业主义，提倡生活简朴、自食其力。因为商业活动引导人们为了物质上的收获而忙碌，使人们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即限制精神世界的发展。（26）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实践，是为了探索人是否可以独立于各种"机构"和社会制度的束缚。他直白地指出，工厂的主要目标只是为了公司要赚钱，不是让人们获得物质独立的最好模式。他通过卖农产品和做日工挣得36.78美元。与开支相减所得为他开始独居生活实践的资金。在这样的生活中，他花费很少，得到闲暇、独立和健康。梭罗希望借此生活实践唤醒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思考。
一个人若能够自愿地简朴生活，低成本地获取生活必需品，那么他将能自由地去完善自己的内心。践行经济简朴，使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人生目和获得劳动的自由。能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才能、沉思和创作是很重要的。所谓自由就是能全面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对于人的内心发展起积极作用。其次，自由指的是身体感官上的自由。菲利普・卡法罗（Pilip Cafaro）指出，在梭罗的美德理想中，自由也涵盖自由地思想和想象。（2004：215）肢体上和感官上的自由是梭罗理想的重要一部分。一个感官自由的人可以自由地听、闻、看、品尝和表达。这些都是对于自由思考和想象非常重要的感官功能。梭罗进入林中生活是为了成为一个在身体上更自由的人。这样，人的感官和精神都会恢复活力，而后人的才华禀赋就又可以去试着完成崇高的生活了。在梭罗看来，感官上的自由是与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提升紧密联系的。
生态感知性（Ecological Sensibility）。生态敏感性，或者生态感知性，也是一个生态道德人的关键个性品质。经济简朴、简单和自由这一范畴的个性品质主要影响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而一个具有生态感知性的人，首先是一个经济简朴的人，同时这样的人欣赏自然界所具备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不刻意改变和索取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审美享受。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人类的利益高于其他任何生物的利益。在基督教的观念之中，人是万物的主宰。（Holly Bible， 1：26） 19世纪开始则是一个不断探索、征服、开采自然界用于经济发展的年代。
梭罗认为，自然具备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人类对自然的正确"利用"应该是审美性、娱乐性和精神性的，商业利用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独居期间的劳动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生存需求，而非赚取经济利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观察自然、思考，劳动只是一小部分。《瓦尔登湖》大部分章节都有对自然界细致生动的描写，对于自然的接触往往是很轻松自然的方式进展的。视觉和声觉体验是梭罗欣赏自然界的主要方式。《声》这一章是对自然界介绍的引入章，这章描述了许许多多梭罗在木屋中听到的自然界的声音--麻雀的叫声（79），树枝忽然折断的声音（80），黄昏中听到甜美、有旋律感的森林中的牛叫声，是不花钱的音乐（87），夜晚听到猫头鹰的小夜曲是大自然中最悲惨的声音，好像人类临终的声音（88），夜深时听到哇叫声，它们是古时候醉鬼的精灵，互相敬酒、互相嘲笑（88）......每种大自然声音都引起他的各种想象和享受。同样，视觉观察到的各种动物和美景也让梭罗的林中时光变得丰富多彩，他细致观察林中的景象。林中的愉悦时光使他感慨："我有时体验到，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最甜蜜温柔、最天真和鼓舞人的伴侣，即使是对于愤世嫉俗的可怜的人也是这样。"（91）他把大自然很自然地当成了自己共处的邻居，甚至自己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了"（90）。从娱乐和审美的观察过程中，梭罗逐渐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梭罗在大自然中度过的时光不是纯粹为了索取其经济利益，他通过"听"和"看"认识大自然，这样的时光本身就有精神价值。梭罗对于生态环境的审美和精神体验，使他看到了大自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在价值，思考如何处理人和自然关系这一道德问题。
三、 梭罗作为生态道德人的行为表现
环境美德伦理学认为，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应同时思考"我们该如何做和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Sandler，2007：2）《瓦尔登湖》并没有提供一套适用于任何人的有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或原则。然而，在梭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生态道德人所应具备的美德，同时梭罗在瓦尔登湖独居过程中的活动，也是有利于人与自然共同繁荣的。
捕鱼、打猎和素食主义：梭罗倡导贫困人们通过捕鱼打猎等方式来摆脱经济社会的枷锁。《贝克田庄》中，当得知贫困的爱尔兰人约翰.菲尔德不堪做工辛苦时，他建议他通过捕鱼和打猎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Thoreau， 2008： 141）。梭罗本身也打猎和捕鱼。《湖》一章节中有许多文字都描述他的垂钓时光。在他经济简朴的理念下，他的捕鱼和打猎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生存需求，是他亲近自然的一种方式，这与当代社会的贪婪大量索取不同。
梭罗认为捕杀动物应仅限于青少年人当中。在他人生早期，捕鱼打猎是他的一种嗜好，但在人生后期，他逐渐减少了这些活动，提倡素食主义。究其根源主要有两点：首先，梭罗认为食兽肉不干净。（146）现代人，尤其是科学家，都认为素食是最健康的饮食方式。研究显示，素食有益长寿。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数次批判"肮脏"，如他评价农夫Flint是"肮脏且愚蠢的农人"。反之，他赞美瓦尔登湖和周边湖泊--"纯净"，"是森林的十全十美的明镜"。（129）人应该像湖一样保持着自己的纯洁。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节制懒惰、无知、以及自己的胃口。其次，梭罗不食兽肉与他追求内心精神健康、追求一切美好事物和品质息息相关。他认为一个热衷于把"他更高级的，诗意的官能保存在最好状态的人，必然是要特别低避免吃兽肉，还要避免多吃任何食物"。（146）纯洁是一种美德。洁身自好是接近灵性、神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在他人生后期，他已经"不再捕鱼了"。（145）他认为一个具备高尚品德的人应热爱和保护大自然。他提倡不食兽肉更是对大自然的尊重、对动物的怜悯之心。
农耕与环境保护：梭罗崇尚经济简朴，他仅从农耕劳作中获取个人生存的必需品。他第一年种植面积为2.5英亩，为的是将一部分收成粮食的收入用于建房花费所需，而第二年种植面积则骤减到三分之一英亩。他发现一个人只需耕作6周就能满足一年所需。（40）他的农耕情况表明要满足一个人的粮食需求只需很小的面积，只需很短时间的劳动就可以。
梭罗提倡环境保护，反对投机利用土地。由于纺纱业等工业的发展，新英格兰地区的森林砍伐现象严重。梭罗在文章中也提到这样的现象--"在康科德城，木料价格一直走高，若机械师或者商人亲自到森林里来，那肯定是为了林木的拍卖。"（169）梭罗承认人类自古以来就生火取暖煮饭，他也一样。然而，他反对投机利用土地。如果人类只是贪婪地把土地看做自己的财产或是获取财产的手段，那么风景会被破坏。（168）他引用英国改革家Gilpin的论述表明在森林中砍伐、筑篱笆、建房子"会使飞禽恐惧、使森林受损"。他反对森林砍伐，提倡森林保护--"我比猎者或伐木者更关心森林动物和森林保护，仿佛我就是护林官一样......我希望每个农夫在砍伐一个森林时，能够感觉到那种恐惧。"（169）梭罗反对功利投机性地利用森林，他虽简朴却又愉快的林中生活本身就表明大自然具备非以人类为中心的内在价值。森林的经济价值只是大自然价值的一小部分。保持森林固有的风貌，能够保护森林和其他动物们的繁荣生长，也让人类同时享受感官上（听觉、视觉）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森林是创作灵感的来源。梭罗直接将他的缪斯创作女神与鸟及其生长的树林联系在一起--"如果我的缪斯自此沉默了，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树林被砍伐了，鸟儿还会继续歌唱吗？"（132）在梭罗的价值观中，农耕只是让人们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而人类品德和内心精神的发展远远比经济利益更重要。梭罗描述了保护环境的理念--大自然的繁荣生长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因素。他的独居生活试验也显示了一种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成功的生活模式。
四、结论
林益仁认为人类有关环境的思想以及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应该为人类社会环境运动提供动力并为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方向。（62）梭罗以批评人类社会对于商业价值和经济索取的狂热作为《瓦尔登湖》一书的开始，认为这些狂热的追求有碍于人类内心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希望以自己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思考警示人们改变生活方式。继而描写他在林中的愉快独居生活，凸显自然界具备非以人类为中心的内在价值。在梭罗身上，他的经济简朴、自由、生态感知性都是有益于人类与大自然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德。梭罗在林中垂钓、耕种等行为过程中逐渐形成素食主义和森林保护的环保理念。瓦尔登湖独居实验是环境美德伦理生活的典范。人类社会要改善环境问题，首先应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德）开始，在一个具备环境美德的人看来，人类社会保护大自然，充实内心精神世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梭罗的环境美德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人具有启发意义。
引用作品
[1] Cain， William E.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A Brief Biography" [A]. A Historical Guide to Henry David Thoreau [C]. Ed. William E. Cain.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Cafaro， Philip.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alue [M].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4.
[3] Sandler， Ronald L. Character and Environment-A Virtue-Orient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第7篇：来往如梭范文
论文关键词：陶渊明；梭罗；隐逸；比较
一、引言
有人说，归隐于自然，一种智者的人生观。我国历史上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开启的诗人归隐文化并非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独有现象。相比较，在美国的梭罗经历和其极力倡导的湖畔生活同样契合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底蕴。
放眼陶渊明的代表作，大多数都在向世人阐述的是其向往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心境，这在当时有其自身的原因和背景，可以看作是不畏权贵的一种气节，更是大隐于市的精神境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描述了作者出仕以后赏心悦目的田园生活及其乐趣，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诗人那颗强烈的归隐之心。事实也如此，陶渊明41岁辞归，自此终身不仕，一直过着躬耕自给的田园生活。
而在陶渊明之后1000多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在康科德镇原本很平静的生活，受到导师爱默生的影响，对超验主义的另一番独到的见解，并且亲身感悟自然，体验恬静的湖畔生活。1845年3月，他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他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可以看做是一段隐居的生活，并写下了著名的《瓦尔登湖》。该书将自然生活阐释的淋漓尽致，令人神往。特别是书中贴近自然的极致唯美的文字描述，在那个推崇工业文明的社会，对比鲜明。
陶渊明和梭罗都试图摆脱现实的种种束缚，来到山林过起了“隐逸者”的生活，并且在各自的隐居生活期间都用文字记录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那么，作为中西方的代表，人们在提到“隐者”时，不免会将二者相提并论，并作比较。虽然两者为对抗现实的选择了同一的方式，笔者认为通过二者的比较是可以找出其共同性和差异性的。
二、回归自然的一致
虽然陶渊明与梭罗分属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陶渊明深谙中国传统孔孟之道以及老庄哲学，另一方面，梭罗沿袭的是美国自由观的传统，但他们在实践行动上同样选择“隐逸”。至少对于他们来说，隐逸自然、返璞归真被看作是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保全人的完整性的明智选择。
陶渊明在自己的诗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从世俗社会遁退、归耕山林、隐逸田园的精神思想，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描述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羁鸟”、“池鱼”系现世中为世俗所困的芸芸众生包括他自己的真实写照，要想逃离这久困于己的世俗“樊笼”，大概归隐山林，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才能得到真我的实现。“返自然”再次强调和点出了诗的主题和诗人的心境，因为这既奠定这组田园诗的基调，也是诗人人生理想和憧憬。
同样，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过类似的表述：“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和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由此，对于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以及那些所谓的“奢侈品”和“生活的舒适”都只不过是通往我们质朴生活的一种阻碍。简单才是最自然，梭罗如是说。
三、内心的升华的同一
陶渊明隐遁后的田园生活是躬耕劳作，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有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又譬如：“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这些诗句折射出诗人当时已经近乎融入了山林生活。田园生活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从精神层面来看陶渊明达到了他当初归隐的目的，内心世界真正从“久在樊笼里”的挣扎与苦痛中得到了解脱升华。
“当我的锄头叮当地打在石头上，音乐之声传到了树林和天空中，我的劳役有了这样的伴奏，立刻生产了无法计量的收获。我所种的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种豆；当时我又怜悯又骄傲地记起来了，我的一些相识的人特地到城里听清唱剧去了。”在瓦尔登湖畔，除了漫步、阅读、与大自然对话，梭罗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劳动。不过，对于劳动，梭罗从来不把它当作生活的直接目的，而只是当作获取生活必须用品的一种手段。他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的生活费用是27美分，这些钱只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他既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也不再进行任何多余的劳动。所以，梭罗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他都沉醉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之中随心所欲地生活，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梭罗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物质生活并非是决定幸福的唯一条件，在简陋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酿造幸福，也同样能够生活得非常富足。因此，梭罗同样在归隐自然后内心世界得到了简单却又极大富足的精神境界，这是在当时工业文明后对物质生活疯狂追求的独树一帜。
四、生活思想的迥异
海子曾经将陶渊明与梭罗做过比较：
“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为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该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后来生活每况愈下。他在《有会而作》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此时的生活穷困潦倒。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他即使在这样的困苦境地之中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行，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的文人后世所景仰。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会不禁感叹陶渊明的命运多舛。
反之，梭罗“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他的归隐带着探究生活的目的。“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梭罗远离大众生活，来到瓦尔登湖畔，是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能让他实现他的生活憧憬和社会理想。而《瓦尔登湖》的创作正是为了很好地分享他的探求所得，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
“可是那唯一的真正的美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可以自由地过种生活，没有(茶、咖啡、肉)这些食物也能过得好，在这个国土上，并不需要强迫你支持奴隶制度，不需要你来供养一场战争，也不需要你付一笔间接或直接的因为这一类事情而付的额外费用。”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他通过自己的生活探求，启示世人不要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迷失了方向，从而失去了生活意义。
五、隐逸动机的差异
“归隐山林”是一种走向山野的宁静乃至孤寂的生活。隐士中的大多数胸怀大志，尤以知识文人居多。可惜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的统治者，总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心。但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却正是知识分子不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而退而保守自己内心的纯洁和理想的高尚。
陶渊明，二十九岁入仕，做过州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吏，期间偶有离职赋闲。四十一岁，在他任彭泽令八十一天后，终于绝决地脱下官服，从此远离了仕途，过起了亦读亦耕的生活。后来即使生活境遇很窘迫的情况下，始终不愿为官求禄。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陶潜仕途坎坷的这样一个事实让他不得不退而求“穷则独善其身”。反之，设想其仕途平步青云，会不会去过隐逸山林的生活呢？所以，我认为陶渊明的“隐”归结到一点，更多的是当时乃至后世的封建士大夫怀才不遇后的逃避现实的一种抒发和寄托方式。
他的归隐，实际上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于是选择退而思隐，由怀疑、厌恶、否定现实俗世转向亲近、欣赏和感悟自然，然后将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融入“隐逸山林”之中，最终又以诗词歌赋的艺术形态阐释出来。在《桃花源记》中借助虚构加以形象的表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社会。他常常把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合为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然而“世外桃源”，却在当时的现实中无处可寻。因此，他只能将自己有限寄托在田园生活中以求精神上暂时的解脱。
梭罗面对工业文明日趋压迫和趋使人类社会忧虑不已，同样他也对现实感到不满，但他没有逃避。梭罗说：“无论你的生活多么卑微，你都要勇敢地面对，坚强地生活，不要回避它，也不要谩骂它，它毕竟还没有你坏。最富的人往往也是最穷的人，就是在天堂，喜欢挑剔的人也会找岔子。热爱你的生活吧，尽管它很贫穷，就是在贫民院，你也可能度过一些快乐宜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落日映照在富人的寓所，同时也映照在贫民院的窗上，而且同样光辉灿烂。门前的积雪也同样在早春融化”。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追求新的生活，实际上想在孤独的心境中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探索。在孤独中他的生活追求和思想应运而生。瓦尔登湖不仅给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给他造就了一种朴素淡泊的心境。他在这里观察、倾听、感受、沉思，并且梦想。“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他承诺要将独居湖畔孕育出的珍珠奉献到公共福利上来。事实证明他说到也做到了：例如他在瓦尔登湖边居住时，曾积极写文章反对1846至1848年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这说明他虽然身在瓦尔登湖，可他的心在社会。他虽然不太满意他所处的社会，但他并不因为不满而放弃了它，而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它。这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表现得都很突出。1859年，约翰?布朗发起哈帕斯渡口起义，袭击美国军火库，同年12月布朗被判处死刑时，梭罗曾发表了激烈的演讲来为布朗呼吁。而且，梭罗决不只是说说而已，正如他谴责那些空谈者一样，他用实际行动来说话，比如帮助逃亡的奴隶，以及帮约翰?布朗起义军中的一个人逃往加拿大。
第8篇：来往如梭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分析卢梭教育忍想中的高尚教师何以产生、儿童中心和教师专例倾向及自然主义教育现、国家主义教育观之间的矛质等问题时，发现其中都陈含着悖论，如在追求索高的道德理想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家长型专制主义”的倾向。即便如此，其教育忍想也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教育在追求高调的积极自由时，必须要坚持“不伤害”的伦理底线。
卢梭是一位存在着巨大争议的思想家。康德认为是卢梭纠正了他对无知群众的轻视，让他学会了尊重人”。而有些哲学家认为，卢梭具有潜在的专制主义的倾向，甚至认为“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追随洛克的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
相对于卢梭政治哲学的研究，我们过去对其教育思想的认识比较平面化，对其思想中的消极方面注意不够。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一方面由于积极肯定人、肯定人性，追求自然纯净的道德理想，给整个教育思想带来了积极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在强烈的道德救赎情怀的推动下，卢梭教育思想又内在地隐含着道德暴力、教育暴力的种子。
一、卢梭教育思想中的悖论
卢梭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爱弥儿》、《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和《论政治经济学》等著作中，尤其是《爱弥儿》。《爱弥儿》的小说体形式和卢梭动人的文笔使其教育思想充满了感染力，但也遮蔽了不少论证上的不足和悖论之处。笔者以为，卢梭的教育思想中至少在如下方面存在着悖论:
(一)高尚的教师何以产生?
在《爱弥儿》中，卢梭对教育者提出了道德上绝对纯洁、高尚的要求。卢梭认为对教师而言，第一个品质是“他决不做一个可以出卖的人”，表示“有些职业是这样的高尚，以致一个人如果是为了金钱而从事这些职业的话，就不能不说他是不配这些职业的”。在文中他用饱含感情的语句写道:“一个教师，啊!是多么高尚的人!
教师需要有较高的道德，这看起来是许多教育家都反复强调过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卢梭在《科学和艺术的发达对于道德的影响》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等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所有已然的社会都是腐败的，所有的文明发展的过程都是人异化的过程;注意到其在《爱弥儿》中另一处的表述:“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那么，第一个悖论就出现了:这个高尚的教育者怎样才能从这个“腐败的文明世界”中产生呢?
其实，卢梭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悖论，指出:“教师必须受过教育，才能教育他的学生”，“必须受了一层教育又受一层教育，一直受到谁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为止。”但是，在“这个堕落的时代，谁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还能达到多么高尚的程度呢?”至少他认为自己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但是卢梭并没有正视这个悖论，而是用一句简简单单的话:“不过，我们假定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找到了。”回避了这一矛盾。从小说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样未尝不可，但悖论无疑依然存在。
(二)儿童自由的浮现与丧失
卢梭是“儿童中心”说的首倡者，他对儿童天性的推崇，对儿童主观能动性的尊重，要求把儿童当成儿童来看待的观点在教育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往往被忽视的是另外一个方面:卢梭在《爱弥儿》中描述的教师有着明显的专制主义的倾向，只不过这种专制是一种不让人感觉到专制的专制，是一种家长似的专制。
在《爱弥儿》中卢梭表示，教师最好是儿童的父母，如果不是，那么也必须是父母的朋友。这位教师应当只有爱弥儿这一位学生，而同时这位学生也只有这一位教师。在《爱弥儿》中，这位教师所提出的任职前提是:教师继承了父母的全部权力。“他应该尊重他的父母，然而他应该服从的只是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我唯一的条件。”作为这个条件的补充，他说“除了我们两人同意以外，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意味着，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了类似于儿童与父母之间的监护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解释为教师对学生必须充满类似父母对儿女的爱、理解和关注，但也可以理解为儿童必须像服从父母一样服从教师。在卢梭的观点中，实际上也确实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过去我们往往强调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这位教师控制着受教育者接触的所有的环境:爱弥儿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够接触什么人或事，怎么接触，实际上都是教师精心安排好了的，爱弥尔并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自由。卢梭也排除了其他人参与教育的过程，“我决不愿意其他的人来搞坏我的事业;我希望单独教他，要不然，我宁可不插手这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只能沿着教师所制定的方向前进。正如卢梭表述，“不错，我在表面上是让他独立的，但实际上他是受到了严格的约束的，因为，正是由于他愿意受我的约束，所以他受到的约束是最严格不过的”。
在卢梭教育思想的师生关系中，一方面强调儿童的中心，强调儿童自然的自由本性，另一方面儿童又必须完全沿着教师所指定的目标前进，并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这又是一个悖论。
(三)“自然主义”与“国家主义”
卢梭在《爱弥儿》和《关于波兰政治的筹议》中的教育观点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在《爱弥儿》中卢梭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社会倾向，主张爱弥儿尽可能地疏离社会，在自然的环境中成长。他不提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而是反复强调家庭是理想的教育园地，认为’‘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卢梭试图把爱弥尔培养成的无疑是前者—“自然人”但在《关于波兰政府筹议》中，他却提出教育要培养的是民族国家的人，认为最最重要的一条是“教育之事必须给予人民的心灵以民族的形式，又这样形成其意见和嗜好使得他们不但由于必要而且也由于性向和愿望而成就其为爱国者”，认为所培养的人应当“只想到他的国家而不及其他。他生着只是为他的国家。至于他自己个人，那是不值得什么的”，甚至指出“教材的正确的排列，他们学业先后的顺序及其方式都由法律决定”。这又是一个明显的悖论。
这个悖论早已被学术界发现，过去我们往往把《爱弥儿》和《关于波兰政府筹议》中的观点割裂开来，认为卢梭持有的是“双重教育目的”。这样的解释恐怕很难真正让人信服。
二、卢梭教育思想悖论探源
要深人理解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悖论，无疑需要把握其教育思想与其哲学、政治思想的内在联系。正如朱学勤指出的:由《爱弥儿》提供的个人的内心良知—道德和由《社会契约论》所提供的集体的聚合良知—公共意志是卢梭用以架起横渡世俗浊流进人一个人间天国—道德乌托邦的天桥的两个逻辑支点。这两个逻辑支点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卢梭对“自然”的认识上，同时又互相支持，共同导向卢梭希望建立的人间天国—道德乌托邦。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就说:“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却无时不在枷锁之中。“这典型地表述了卢梭对“自由”的看法。他把人类的生活分为“自然的状态”和“社会的状态”。人在自然状态中是道德的、自由的，表现出的是人的本真状态，但是进人社会状态后，人就开始了“异化”的过程，社会的不平等摧残了人性中的“善”，产生了贪婪、虚荣、仇恨、压制等等反道德现象。卢梭的“自然”并不是对人类历史的实然的追溯，而是他为人类社会设定的先验的道德乌托邦的模型，是他用以批判已然人类历史的武器。“可以说卢梭的“自然”和他的“道德乌托邦”是一体之两面，是逻辑起点与应然终点的统一。
从其“自然”观出发，在公共政治领域，卢梭对已然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投去了怀疑的目光，将社会发展的历史加以层层解构，认为已然的社会都是腐败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的。为了将人类社会从文明腐败地自发流变中拯救出来，他提出了所有人民和所有人民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大契约”，通过“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形成公共意志。在公意的约束中，人类收获了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得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而公意既是约束也是自由。问题是怎样才能获得这样的自由?卢梭认为‘公共权威取代了父亲地位，并履行父亲的重要职责，通过履行他们的责任，获得他们的权力。也就是说，“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对于卢梭公意理论中的反自由的一面，包括赛亚·柏林、托克维尔、卡尔·波普尔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有所论及。
在教育领域，卢梭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肯定了“全善”的自然人性，由此也就确立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既然自然状态是“全善的”，所有的“恶”都来自于社会状态，那么唯一未受社会恶的“污染”的就是儿童，故儿童必然是教育的出发点和中心。这就是卢梭“儿童中心”说的真义。如果说在社会政治领域，作为逻辑起点的人类“自然”原初状态和作为理想终点的道德乌托邦，是同质异态的话，我们甚至也可以说，在卢梭的教育思想中，“自然人”与“道德人”也同样是同质异态的，即儿童的“至善”的自然本性，不仅提供了教育的起点，同样也提供了教育的目的—维护和培育“自然人”。这样我们看到，卢梭的思想在欧洲实际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不也有过只有圣洁的儿童才能带领人们到达彼岸天国的思想吗?
但是教育毕竟是一项社会性的工作，没有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社会性交往活动就不存在教育。教育怎样才能完成卢梭所希望的崇高目标呢?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回答是:一位了解、掌握了“自然”奥秘的教师，遵循着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对儿童进行的教育。面对卢梭假设已经找到的这样一位道德崇高、掌握终极真理的教师，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这位教师是如何在“腐败”的文明中产生的?为什么他掌握着终极真理?这真的是终极真理吗?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给这位教师一个更加准确的名称—“先知”。在面对“先知”时，作为教育中心的儿童当然只有服从，当然需要遵循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我们也可以将这种服从看成不是服从于教师，而是服从于“自然”。在这一情况下，专制的教师才可以与儿童中心并行不悖!于是“自然”将“自由”先验化，推到极点之时，“道德”又将“自由”收回，崇高的道德理想成为“教育的暴力”、“心灵的暴力”—一种“道德的暴力!” 转贴于 类似的思想在欧洲教育思想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的神学教育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为了“真理”、“至善”，为了受教育者的“未来的”、“根本的”利益，所以要对受教育者进行强制。这就是“家长型专制主义”。虽然在卢梭的表述中，他反复强调儿童自然本性中的善，强调教师必须按照“自然”展开对儿童的教育，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自由，但这仍不能掩盖这种专制的本色。只是比较其他以“社会和谐”、“家族利益”、“民族国家利益”面目出现的类似思想，卢梭的为了“自由”、“道德”并“遵循自然”的“家长型专制”更具有诱惑力而已。
这种“家长型专制主义”扩展开来就是“国家主义”。《爱弥儿》描写的是面对一个个体的、虚拟的教育思维实验，作为小说，卢梭的确完全可以虚设一个“爱弥儿”，虚设一个环境，进行某种“思维试验”，但更大规模的、要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的教育实践却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参与。于是把国家作为实现个人自由、实现乌托邦理想的中介的“制度唯心论”登场了。正如朱学勤先生指出的那样，卢梭“这个潜在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道德理想主义实践要求的推动下，无意中转过了身子，成了一个最强烈的国家主义者，政治全能主义者”。同样这个教育上的“自然主义者”一转身也成了一位“国家主义者”。当哲学家不能建立“乌托邦”时，哲学家便要求成为“哲学王”。这样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和“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就内在地统一起来了。
这一点与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教育实践也是吻合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雷佩尔方案的“国民教育之家”一方面是国家主义的，同时也是“与世隔绝”不受社会不良环境影响的。这不正是卢梭教育思想的体现吗。
这种统一，实际上在杜威的著作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就指出，在实践中“最初争取自由的热情浪潮一旦衰退，顺应自然的教育理论在建设方面的弱点立刻显露出来”。国家主义实际上是用抽象的民族国家代替了“先知”教师。正如杜威认为的那样:卢梭的教育思想“就其正确的方面而言，无人超过;但就其错误的方面而言，也无人超过”。卢梭的教育思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悖论展现着它的魅力，对自由的积极追求却暗含着自由的沉没，对道德生命大我的设计却导向道德对人的奴役，对道德教化改造人性的强烈信心却导向对人性的道德监护。这正是卢梭的悲剧!
三、启示:教育伦理底线的坚守
揭示卢梭教育思想中的悖论，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卢梭的教育思想。卢梭教育思想对整个教育哲学的开创性贡献早已永载史册。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悖论所展示的理论张力才使得卢梭教育思想显得如此深刻和丰富。通过揭示卢梭教育思想中的悖论，我们真正想追问的是:作为使人成为人的事业，教育在弘扬人性、教化道德，创造更加合理的社会时，是否应该坚守一定的伦理底线?这一伦理底线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既像卢梭那样无畏追求理想，又能避免高调理想进入现实层面后造成的悲剧呢?
教育是一个追求理想的事业，教育的过程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教育应该努力帮助每一个人发展他自己的能力，从而实现亿万人民潜在的能力，解放群众的创造力”。这意味着，教育是实现受教育者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最有力武器。积极自由的.基本要旨是“源于个人要想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强调“只有当一个人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并且积极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生活时，他才是自由的”。如果教育不能使人成为一个“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思想、有意志而积极的人，是一个能够为我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并且能用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来解释我为什么做这些选择的人”。教育就丧失了自身的意义。但是，作为“积极自由”的教育，在使人成为人的过程中，也就内在地蕴含着强烈的“塑造”倾向。这种倾向走向极端便是:有些人或者团体能够较一般人更早、更全面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所在，于是其他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听从那些知道这一切的精神导师的领导”而这是违背教育的本意的。
面对教育作为追求积极自由的有力武器时，存在着走向教育本身的反面的这一可能性，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 )或可为之解毒。消极自由意指“在什么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或应当被容许，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到别人的干涉。教育在帮助受教育者提高实践积极自由的能力时，应以不限制和破坏人的消极自由为基本前提，也就是不能以不自由的方式对待人。这就是教育伦理的最底线!这就是波普尔指出的:“那些信任我们的人(指学生—引者)不应受到伤害。”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育和教师可以激励学生对崇高道德理想的兴趣，也应该激励学生对更高道德理想的追求，但是不能将这样的价值强加于学生，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是违背教育的初衷的，无论这样的强制是为了“学生的将来”还是为了“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卢梭教育思想中的悖论正是在强烈的救世情结推动下，跨过了这一教育伦理底线的产物。
今天，坚守这个教育伦理的底线，看起来是如此的简单，似乎并不难做到。但是鉴于在我们的教育现实中还屡屡被违背，我们还是有反复强调的必要。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宗法制度”传统的国家，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之下，“家长型专制主义”在以“为了孩子的将来”、“为了学生好!”的面目下出现时，是很容易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的，这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坚守这一教育伦理的底线，意味着保持一种多元和开放的心态。世界上没有“救世主”，在一个没有人能够掌握终极真理的时代，我们的教育更需要宽容、开放。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研究人员要尊重教育直接参与者的首创精神;教师和家长更是要尊重儿童，尽可能地为儿童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教育环境。
坚守这一教育伦理的底线，意味着我们需要改造我们的教育理论的表达话语。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采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表达教育、教学的基本原则，例如:“教育应当……”、“教育可以……”。我们现在是否可以考虑首先采用诸如:“教育不应……”、“教育不能……”这样的否定性话语来加以表达呢?
第9篇：来往如梭范文
关键词：瓦尔登湖；文风；诗性语言
梭罗的文风质朴而富于诗性。梭罗散文的叙述语言是一种内指性的语言，这种语言强调内心感悟的表达。梭罗研究专家W・哈定盛赞梭罗的散文语言。他认为，与同时代大多数作者转弯抹角、抽象的言词相比，梭罗的文字具体、清晰、准确 。梭罗用清晰的语言内指于人的精神层面。梭罗说：“除非怀着热忱去写，否则我们写不出优秀和真实的东西。身体，也就是知觉，必须与心灵协作。表达是整个人的行为，我们的言辞也许与血脉相连。没有心和肝以及身体每个成员的作用，才智在表达思想时苍白无力。我经常感觉当需要我的头脑沉浸其中时，它却过于冷静地置身事外。一个作家，也就是写东西的人，他是自然万物的笔录者，他是玉米、青草和挥着笔的大气。基本要求是我们热爱所做的事情，用心去做。心灵的成熟仍然可能会与某种冷漠并存。
梭罗大学毕业刚开始写日记时，“他的文字风格还不够成熟，有一部分读起来颇为枯燥，但那不时闪烁的智慧的火花，却预示着一种完全个性化的、才华横溢的写作风格即将出现。”《瓦尔登湖》、《河上一周》中有大量的妙语都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情感与思考。比如谈及神话，梭罗说“神话只是最古老的历史和传记。”，说明了神话记载着人类的历史和先民最初的记忆。在表达这些思想时，梭罗反对用复杂、夸饰的句式，他主张使用朴实的语句，在他看来，“简朴意味着生机勃勃”，故此他特别钟情于那些如格言警句式的表达思想的语句。让我们来看一组梭罗这样的语句：①“Society is commonly too cheap.”（“社交往往廉价”）梭罗认为人们可以深入交流思想是可贵的，而社交中人们只有简单的寒暄，肤浅的对话，这样的交际实在是浪费人们宝贵的时间，因此它是廉价的。②“With thinking we may be beside ourselves in a sane sense.”（“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梭罗一生向往真理，追寻真理，所以阐述了有了思想、发现真理的欣喜若狂。此外，梭罗谈及工艺，他说“学徒中不乏灵巧熟练者，工匠中的大师却寥寥无几。”说明了“知”与“行”的关系。谈到时间，梭罗说：“我喜欢像印度的普里人，据说对于他们，代表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是同一个字，而在表示不同的意义时，他们一面说这个字一面做手势，手指后面的算昨天，手指前面的算明天，手指头顶的便是今天”。谈到人的生活态度，他说：“农夫与庄稼的生长和四季的周期同步，而商人则与市价的涨落同步。注意一下他们在街上走路的样子有多么不同。”谈到我们的变化“我们在夏天入睡，在秋天醒来；因为夏季在某一难以想象的时刻转入秋季，犹如翻过一页书。” 谈到风的声响，“风吹橡树和棒树瑟瑟作响，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它好比一个粗心大意的失眠者半夜起来到处走动，整理物品，偶尔一口气搅动了满满一抽屉树叶。”谈到人的异化，他说：你可曾想到过哪些躺在铁路底下的枕木是什么吗？每一根枕木就是一个人，一个爱尔兰人，或者一个新英格兰人哪。铁轨铺在他们身上，他们被黄沙掩埋起来，列车在他们身上平稳地奔跑。他们才是牢固的枕木。他谈到工业文明中人们的生活命运并没有因技术发展而得到丝毫的改变，他们的一切无一不被大工业的机器怪兽所吞噬。梭罗在谈到人价值时，有自己深刻的思考和见解。他说：“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他比较，他们的命运算什么？他们还不是在给一位繁忙的绅士赶驴马？他们有什么神圣，有什么不朽呢？”这些都体现了梭罗的心灵的哲思。
梭罗认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作家必然会形成一种好的文风，相反，只有那些没有思想的作家，才会克隆某种文风，如其所言，“由于缺乏独有的思想，才会人云亦云。” 在梭罗看来，散文叙述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有没有叙述者思想的在场，倘若没有思想，那么，哪怕它的风格再怎么优雅，哪怕修辞再怎么华丽，都于事无补。梭罗说：“吸一口五月的余风，我幡然醒悟，没有那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堕落。林鸫鸟是哲学家，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要现代。哲学家现在都成了教条，而林鸫鸟却在传播者当下的教义。他谈什么会是人生的意义，他说：“农夫们常想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问题。为了需要他的鞋带，他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性，他正要拔脚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穷困的，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他谈到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是多么荒谬，缺乏真正的意义。他说：“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时之用，而对自己浪费的时间及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人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和慷慨大度的模样，只是让人们信任你，以便揽一些做鞋子、帽子或上衣以及代买食品之类的活计；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他谈到了人们对于财富和物质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是人拥有了财富，而是财富束缚了人的自由。他说：“等到农夫得到了他的房屋，他并没有因此就更富，倒是更穷了，因为房屋占有了他。依照我所能理解的，莫墨斯曾经说过一句千真万确的话，来反对密涅瓦建筑的一座房屋，说她“没有把它造成可以移动的房屋，否则的话就可以从一个恶劣的邻居那儿迁走了”；这里还可以追上一句话，我们的房屋是这样不易利用，它把我们幽禁在里面，而并不是我们居住在里面；至于那需要避开的恶劣的邻居，往往倒是我们的可鄙的“自我”。我知道，在这个城里，至少有一两家，几乎是希望了一辈子，要卖掉他们近郊的房屋，搬到乡村去住，可是始终办不到，只能等将来寿终正寝了，他才能恢复自由。梭罗的这些见解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梭罗的散文才在同时代的散文作品中脱颖而出。
梭罗还认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作家必然会形成一种诗性的文风。这种诗性的文风和语言的选择关系密切。梭罗提倡如土地一般的质朴语言。“有时我徜徉到松树密林下，它们很像高峙的庙字，又像海上装备齐全的舰队，树枝像波浪般摇曳起伏，还像涟漪般闪烁生光，看到这样柔和而碧绿的浓荫，便是德罗依德也要放弃他的橡树林而跑到它们下面来顶礼膜拜了，有时我跑到了灵特湖边的杉木林下，那些参天大树上长满灰白色浆果，它们越来越高，便是移植到伐尔哈拉去都毫无愧色，而杜松的盘绕的藤蔓，累累结着果实，铺在地上；有时，我还跑到沼泽地区去，那里的松萝地衣像花彩一样从云杉上垂悬下来，还有一些菌子，它们是沼泽诸神的圆桌，摆设在地面，更加美丽的香章像蝴蝶或贝壳点缀在树根；在那里淡红的石竹和山茱萸生长着，红红的桤果像妖精的眼睛似地闪亮，蜡蜂在攀援时，最坚硬的树上也刻下了深槽而破坏了它们，野冬青的浆果美得更使人看了流连忘返” 。这些描写里处处可见“松树、波浪、蝴蝶、贝壳、石竹、浆果等充满自然气息的词语和美丽、闪亮、柔和、闪烁、碧绿朴素的形容词的结合，形成了质朴的富有土地气息的言语表达。
梭罗对词语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大自然的启示，因此他在语汇的选择上还特别注重与大自然的关联，其目的在于凸显出大自然所具有的精神意义上的象征性。梭罗曾清楚地表达过这种语汇择取的意义，“在描述自然景物的时候最好使用源于自然的词语。”“一次巧极了，我就站在一条彩虹的桥墩上，这条虹罩在大气的下层，给周围的草叶都染上了颜色，使我眼花缭乱，好像我在透视一个彩色的晶体。这里成了一个虹光的湖沼，片刻之间，我生活得像一只海豚。要是它维持得更长久一些，那色彩也许就永远染在我的事业与生命上了。而当我在铁路堤道上行走的时候，我常常惊奇地看到我的影子周围，有一个光轮，不免自以为也是一个上帝的选民了。”这里的彩虹，草叶，海豚等都富有自然的启示。
梭罗说“学者经常羡慕农夫的语言是那么鲜活而准确”。因此他提倡使用鲜活生动的大众词汇，认为它们比专业性的语言对他更为适合。他在《瓦尔登湖》中写了许多诗歌，比如“入口是愉快的田野，那里有些生苔的果树，让出一泓红红的清溪，水边有闪逃的麝香鼠，还有水银似的鳟鱼啊，游来游去。”可以看出这些质朴的大众词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诗性之美。
总体看来，梭罗在语言的择取上，认为质朴、生动，富有自然韵律的诗性语言才能表达散文的诗性。《瓦尔登湖》正是由于梭罗诗性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态意识，被称为绿色圣经。
参考文献：
[1]Walter Harding.“Henry D. Thoreau，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one， A Brucecoli Clark Book，Petroit，120， P.175转引自陈凯《泛舟河上，驰思万里――评梭罗《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2]Henry David Thoreau：The Journal of Henry David Thorean，Dover Publications，1962， Vol.1，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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