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爱情精选(九篇)

第1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徐志摩是一个复杂的诗人，历来对其评价不一，徐重庆曾说“徐志摩是一个资产阶级诗人”，因为他曾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胡适在《追忆志

摩》中说：“他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要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而他自己也曾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的

确，徐志摩是一个一直追求其“单纯信仰”的人，他的“单纯信仰”就是由爱、美和自由组合起来的理想主义人生观，而爱情观作为其人生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

不可避免的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可以说徐志摩追求的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绝对的、永恒的、完全的、圆满的理想爱情。从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婚恋

以及其众多的爱情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爱情观具有以下特点：

一. 爱情是神圣至上的，对爱情的追求要不懈而执着。

众所周知，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煞费苦心，当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年仅16岁的林徽因时，就彻头彻尾的喜欢上了她，当时他感觉到眼前出现的就是美神，是仙女下凡

，当然当时的林徽因也为这位多才的浪漫诗人倾心，因此后来，康桥边、叹息桥、芳草甸、伦敦的书屋……便处处留下了他们初恋的倩影，飞扬着浪漫的爱情，不幸的

是后来林徽因提出只有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她才会和他结成伉俪，而此时的张幼仪也在伦敦，徐志摩便将她送往德国，不久张幼仪便产下二儿子彼得，如果是一般人，是绝

不会在此时抛下张幼仪母子提出离婚的，即使他并不爱她，也要处于一种婚姻的责任和义务继续把这种关系维持下去，而徐志摩毕竟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他心中那完

美圣洁的爱 ，不惜顶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毅然在这时候提出了离婚，无耐造化弄人，当他与张幼仪离婚之后，林徽因却受其父之意回国并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达

成口头婚约，当徐志摩知道此事后痛苦万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苦苦追索的希望就这样被埋藏了：“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下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

我如何埋掩？”――《希望的埋藏》 后来，当徐志摩得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未正式订婚，仅是个口头婚约时，他死了的希望又开始重新开始冒烟，他想，爱情面前人人

平等，徽因若最终选择思成，我尊重她的选择，但她若是最后选择了我，我还是可以敞开怀还接受的，于是他便频繁的给林徽因打电话、写信、找她聊天、散步，还送

给林徽因许多诗篇，也许是徐志摩追求林徽因的决心过与坚定，梁启超才不得不将思成和徽因送往国外求学，这就使得徐志摩的希望彻底破灭，他和林徽因《在那山道

旁》做了最后的道别。

二. 爱是光明正大的，爱情是无罪的。

在徐志摩看来，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爱情是无罪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张幼仪的婚姻上，当徐志摩决定与张幼仪离婚后，首先写信告知了他的好

友们，尤其是其师梁启超，梁启超收到信后苦心相劝，希望能有挽回的余地，但他给梁启超的回信却振振有辞的说道：“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

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这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徐志摩是在柏林由吴经熊、金作霖作证同张幼仪正式解除婚姻关系的，此后，他便在《新浙江》

报副刊《新朋友》上正式发表《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向世人告知他离婚的消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这样的事情都是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知道，所谓

“家丑不可外扬”，而徐志摩倒好，不但告知了其朋友、师父，还把消息发报公告天下，真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西式离婚的第一人。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求也是光明正大的，虽然在外人看来，林徽因只是小徐志摩很多的他的一个“小朋友”，可徐志摩可不管这些，只把她当作心中的女神来追求，在

泰戈尔来华是，他还托泰戈尔为其说情，希望林徽因能回心转意，而此时的林徽因已与梁思成基本确立了关系，此事一方面可以说明他对林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说

明了他的坦率与勇敢，从不怕外界的非议。徐志摩在8月21日和19日的《爱眉小札》中分别写到：“只要爱情是真的，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恋爱本事光明事。

”“真爱无罪”。因为坚定了相信了这一点，徐志摩才会在重重的社会和家庭压力下仍有着追求真爱的勇气和决心。

三. 爱情是情爱和的完美结合。

徐志摩认为，爱情不光是精神上的沟通与共眠，更是灵与肉的完美结合。这集中体现在他与陆小曼的爱情中，徐志摩在1925年3月3日写给陆小曼的信中直接阐明了自己

的灵肉观：“灵魂是需要救度的，肉体也不能永久让人家侮辱蹂躏；因为就是肉体也含有灵性的。…… 因为灵与肉实在是不能分家的。”徐志摩当时说这些话的目的

是鼓励陆小曼彻底的与家庭决裂，既心已有所属，就不能维持身心分裂的局面，继续原来的夫妻生活。在同年6月26日从欧洲写回的一封信里，徐志摩说的更为直接：

“你身在那鬼世界的中心，也难怪你偶尔的气馁，我也不妨告诉你，这时候我想起你还得与他同住，同床共枕，我这心痛，心血都迸出来似的！”，徐志摩在这里希求

的，已经不是与其他女性之间的心灵的默契，而是全身心的占有。

徐志摩的灵肉观在其诗中也有体现，先看比较含蓄的《雪花的快乐》与《翡冷翠的一夜》。《雪花的快乐》基本上是一首托物言志的诗，但那朵雪花最后“贴近她柔波

似的心胸”，“溶入她柔波似的心胸”，已经接触到身体了，在徐志摩后期的作品中，对的描写则更为直接，例如经常被别人拿来批评的《活该》和《别拧我，疼

》。特别是后一首，具体而细腻的描写了欢爱时女方的表情、声调和眼神。在另一首《春的投生》的诗中，诗人使用了一系列象征性的暗语，如雷雨的猖狂、春投生于

残冬的尸体、潭水缠绵等，来展示男女双方欢爱时爱和欲的和谐、愉悦、欢畅和美妙，而较为露骨的，如脚下的松软、耳鬓的温驯、桃花开上脸，以及呼吸的投射，肢

体胸膜的异常跳动，敏锐的消受眉，手臂迫切地要求缠身，等等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则强化了男女欢爱时的灵与肉的律动感和亢奋感，正因为作者有这样的情感体验，

他才能将男女在一起的欢娱表达的如此酣畅淋漓。可见，追求灵与肉的完美结合也是其理想主义爱情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徐志摩的爱情理想中的大胆追求、执着热烈、积极向上的精神特质是值得肯定的，其爱情理想是对传统恋爱观的挑战，在新旧交替的20年代，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徐志摩所追求的爱情太过于理想，在错综复杂和物质化的现实社会中是很难有市场的，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世界，正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所

说的“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一样，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和完美的爱情的。

徐志摩为爱而生，为爱而死，而他与张、林、陆的情爱故事，连同他为爱而歌的情诗，必将愈久愈真，愈久愈新。

参考书目及文献

[1]顾永棣 《徐志摩诗全集》 学林出版社 1997年7月第2版

[2]高恒文/桑农 《徐志摩与他生命中的女性》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诗人徐志摩》 重庆出版社 1982年版

[4]杨新敏《徐志摩传》 团结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论文摘要] 中国现代诗人的杰出代表徐志摩一生都把爱、自由、美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但现实的残酷，个人情感生活的一再受挫，让这只无忧无虑的性灵黄鸸啼唱的却是灰色的人生。本文从现实和情感两方面的关照中，分析徐志摩诗歌创作所投射的人生惆怅，并探究其背后的原因。

徐志摩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和他那永远让人道不完的情感生活，让他的诗和他的人生成为现代文学史中不可缺少的最为浪漫多彩的一章。胡适在《追忆志摩》中曾经说过：“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 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汇合在一个人生里 ，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 追求这 个单 纯 的信 仰 的实 现历史 。”但是如果我们仅从浪漫的一面来理解徐志摩和他的诗，只能让我们对诗人的理解 流于表面。

仔细研读徐志摩的诗 ，我们会或隐或显地看到徐志摩 内心深处的另一面。当信仰在黑暗的现实和失败的个人生活的面前一再受挫，诗人很难再一心一意做那只追求性灵的黄鹂；现实不断消退诗人原来附着在人生之上的绮丽色彩，让他在诗歌创作中投射的更多的是人生的惆怅。灰色的人生逐渐成为笼罩在诗人人生和诗歌中的主旋律。

一、 灰色人生——温柔情爱的消退

徐志摩个人情感经历的坎坷，时刻影响着他诗歌中情感的起伏，从快乐、空灵，到四处弥漫着一种灰色的人生的无 比惆怅的悲伤。我们不禁要问，是爱情的真相封杀这位性灵诗人吟唱天籁之音的歌喉，还是诗人的多情让 自己迷茫于温柔的陷阱?恐怕两者皆有之。

1． 自我的逃避，个人主义者的虚伪与怯懦

众所周知，1922年 2月 24日，张幼仪在德 国柏林生了次子德生不久，徐志摩为了向自己心中的女神林徽因表明爱慕的决心，迫不及待地在同年 3月与张幼仪离婚。这件事情的本质再清楚不过了就是徐志摩的移情别恋和抛妻弃子。但是诗人却将 自己的负心统统算在反对忠孝节义的账上，俨然将 自己装扮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礼教的先驱。再冠冕堂皇的诗也掩盖不了徐志摩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的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自私和虚伪。而在其与陆小曼的婚姻 中，徐志摩骨子里的另一面也探出了头，面对 已经将 自己逼到窘迫生活尽头的婚姻 ，他的表现不像当年争取这桩婚姻时所表现的那样敢作敢为，除了能在好友面前吐吐苦水外，面对别人他就只能强颜欢笑，自食苦果 ，完全丧失了承认自己婚姻失败的勇气。徐志摩骨子里的怯懦 ，让他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面对自我 ，都不可能成为鲁迅所说的“勇于面对现实的勇士”。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个人主义劣根性当作徐志摩品性的全部。但是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徐志摩在感情面前看似一往无前 、敢爱敢恨，实际上内心多少是自私、怯懦的。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有使之成为必然的原因，我们在这里讨论徐志摩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虚伪和怯懦 ，要说明的是他诗歌中弥漫的灰色人生调子，是与他的这种性格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春宵酒醒后进退失据的迷茫彷徨

恋爱的快乐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但是恋爱的快乐，乃至痛苦，也让诗人堕入进退失据的尴尬。

首先表现在诗歌内容的庸俗空虚。这些饱受评论家批评的诗有《别拧我，疼》、《深夜》、《活该》等等。批评家们对这些诗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些诗里充斥着“无聊的男女调情的东西”，是“庸俗、无聊、颓废的混合物”，甚至认为诗歌的内容达到“难 以人目的程度”这些诗歌创作的时间都在 1928年 以后，正处于诗人与陆小曼婚姻的磨合期，可是显然他们磨合得并不好，“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 自在的戏 。我想在霜浓月澹的冬夜独 自写几行从性灵暖处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们到涂蜡的跳舞厅去艳羡仕女发金光的鞋袜。 (《情死》) 。从中不难窥见这种纸醉金迷的婚后生活困扰着诗人，枯竭了诗人的灵感 。

其次面对爱情、婚姻失败后的悲观失望。徐志摩的一生中真心爱过两个女人——林徽 因、陆小曼。每一次的爱情徐志摩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全身心的投入，可换来的却是伤害与失望。

二 、灰色人生——现实残酷的凸现

很多人都认为 出身富商家庭，求学、事业之路一帆风顺的徐志摩 ，除了会写些爱情诗以外 ，对残酷的现实生活是不会有多么深刻的体会的。实际上，徐志摩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反映现实的作品。有人曾经统计过 ，“以上海书店 1994年出版的《徐志摩的诗》(共五册)第一卷中的 149篇(不包括 22篇译诗)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诗有 60首，占总数的 40％。”。如果说徐志摩在他的情诗 中描写的灰色人生仅是个人情感世界悲观情绪的流露，那 么在他描写现实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诗人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后的震撼以及沉 痛的反思 。

在“欧风美语”的熏陶下，这个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到处寻找美的理想主义者，开始对这个与自己理想相悖的古怪世界发出了自己的疑问，“……／老年人有什么悲哀，为什么凄伤?／为什么在这快乐的新年，抛却家乡?／……我独自的，独自的沉思这古怪的世界……／是谁吹弄着那不协调的人道的的音籁?”(《古怪的世界》)，在疑问中，诗人渐渐认识到了现实的真相，痛苦的清醒让诗人明白了自己生活在怎样一个灰色的人生中，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喊让更多的人 了解这是个怎样的世界，“来，我要你们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 的，罪恶的，自杀的，一一和这深夜的风声雨声～ 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灰色的人生》)。这个灰色的人生中，“到处是奸淫的现象 ：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猥亵着勇敢，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 ，黑暗践踏着光明…”(《毒药》)这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现实最真实的概括，也是对现实最痛心的诅咒。面对如此的现实，诗人也曾经尝试寻找改造现实的途径，可是阶级的局限性和他的英年早逝，让他的种努力只能停留在“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的阶段。诗人只知道婴儿诞生要付出巨大的痛苦和代价，但具体婴儿该是什么样 ，这个人道主义者也着实找不到确切的方向，注定诗人只能继续在黑暗中徘徊，寻觅。

三、灰色人生背后的思考

灰色人生表现诗人内外交困的人生境遇，这是浮现在诗人人生悲剧之上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总结反思。通过探究其背后原因，可以看到当时文人普遍的内心痛苦和矛盾。这种痛苦和矛盾表现在徐志摩身上就是个人的追求与时代氛围的错位，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

1．超离现实的爱情不堪一击

徐志摩情感上的一路挫折是他灰色人生的开始。他的人生信条让他宁可与整个世界为敌，也要追求自己的爱情，可是他却忘记了爱情本身不只是精神的产物 ，它附属、依赖于现实。徐志摩忘记了自己生活的时代封建势力还很强大，他从欧美泊来的自由、理想，仅仅是上流阶层交际圈里时髦的点缀 ，落实到现实生活上，就会变得无比脆弱。就是在荡尽 旧势力的今天，这种纯理想主义的爱情也不会有多大的胜算，没有哪个女人会天真地把 自己嫁给一个能跟 自己生产不久的妻子离婚的男人，何况这个女人是第一才女林徽因，天下大概只有徐志摩敢在爱情上下这个赌注。哪个男人会娶一个花钱如流水 ，一身是病 ，已为人妻却还在交 际场上风光无限的女人，世上也只有徐志摩敢冒这个险。时代进步到今天，谈起徐志摩的风流情感，我们也会为他捏一把汗，何况在战乱连连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时、地利 、人和，徐志摩在情感上哪一样都没占到，所以他的爱情、婚姻注定失败。对待现实一向冷静睿智的鲁迅曾借子君之口说出了爱情在现实中得以存活下去的真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 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不得不说在爱情上，徐志摩的的确确在正面印证了鲁迅的前半句话，在反面印证了鲁迅的后半句话。有人曾这样总结鲁迅 的爱情观，“爱情婚姻不是孤立的行为，也不是共生性的结合，它要受到社会的种种制约和规范 ，甚至于要受到金钱的支配。

2．离开时代的人生理想最终化为空中楼阁

胡适说徐志摩一生追求爱、自由、美，他说出了徐志摩骨子里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但是这种人生态度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让他的人生与众不同，就 像他 的诗 中的那 只黄鹂，“艳异 照亮 了浓密——象是春火 ，火焰，象是热情。”(《黄鹂》)；另一方面，这种对美，自由，爱的执着追求，是很难经得起现实考验的，在这一点上，胡适也看到了，“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 ，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 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当时内忧外患 的中国，战乱连连，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大的时代潮流是如何将中国带出黑暗 ，为中国寻找一条光明自救的道路。狂飙突进的“五四”，已经昭示了时代所呼唤的精神力量。这时的徐志摩却还在一边吟唱着康桥的微波，向往着雪花的快乐，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这种人生理想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终究会化作空中飞沫。

3．发现了理想与现实错位后的茫然失措

陆小曼曾说过 ：“说起来，志摩这是一个不大幸运的青年，自从我认识他之后 ，我就没有看到他真正的快乐过多少时候。那时候他不满现实 ，也是一个爱国的青年。可是看到周围种种黑暗的情况(在许许多多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当时的性情)，他就一切不问不闻，专门浸沉在爱情里面。他想在爱情中寻找了许多时候的‘理想的快乐 ’，也只不过象昙花一现，在短短的一个时期 中就消灭了。”啪显然残酷的现实让这个没有做好准备的诗人很快迷失 了自己的方向。诗人也曾经努力想为改变现实做出些什么，比如曾经认为“达廷顿”庄园的道路是直达人类理想乐园的捷径，并且拿着恩厚之资助的数百英镑资金，想在中国实践农村建设计划，结果却是不了了之。躲藏在恋爱里，换来 的是对婚姻 的失望和无尽的为生计所 累的痛苦。他后期 的作品中所吟唱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是诗人发现了理想与现实的错位后 的茫然失措心态的最好注释。

徐志摩别样的人生经历、人生追求演绎的是一只性灵黄鹂别样的舞蹈，的确很美，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只美好的黄鹂终究摆脱不了啼唱灰色人生的命运。此乃诗人之不幸，更是时代之大不幸 !

[参考文献]

[1]胡适之．追悼志摩[c]．邵华 强．徐志摩研究资料[a]．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2]陆耀东．评徐志摩的诗[c]．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a]．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3]徐志摩．爱眉小札[m]．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1988．

[4]朴安洙．对徐志摩诗中现实反映的考察．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5]张荔．鲁迅参照下徐志摩的精神生活分析 [j]．鲁迅研究月刊2003(8)．

[6]赵遐秋．徐志摩传e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第3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意象

意象凝聚了诗人的人格特征，是其创作灵感和个体生命经验的体现，它们在营造氛围，揭示主题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徐诗意象的分类

（一）描写性意象

诗歌意象的获得大多数来源于大自然当中的客观事物，因此，诗人需要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仔细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正如宗白华所言：“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①

描写性意象在徐诗中主要表现为自然意象的运用，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比如：山脉河流，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都为徐志摩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激发出他对生命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徐志摩在诗歌中绝不是简单的堆叠意象，而是寄予意象深刻的内涵，从而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

（二）象征性意象

象征性意象的使用，使诗歌含蓄而不浅显，意味深长。比如在徐志摩诗歌当中，“白云”的意象通常是诗人自我性格的象征，云在天空中轻盈的飘来飘去，和徐志摩洒脱的个性气质极度相符。对于《黄鹂》一诗，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徐志摩人生轨迹的象征，诗中的黄鹂用尽全部力量，冲破层层迷雾的阻隔，变成一朵云彩，飞向遥远的地方。徐志摩一生不为社会常规所束缚，是追求自由之人的典范，无奈最终不幸遭遇空难，令人扼腕。

二、徐志摩诗歌的意象美

新月派强调诗歌的语言和格律，在此影响之下，徐志摩在创作时，也格外注重诗歌本身的辞藻，句式和韵律，呈现出独特之美。

（一）音乐美

受古典诗词以及西方自由诗体的影响，徐志摩格外重视诗歌的音乐感。徐志摩的诗歌带给人们的节奏美感，与他重视诗歌的音乐性相关，他认为诗歌的真谛不在于字义，而在于诗歌音节的整齐和流动性。童庆炳说：“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最强调音乐美。”②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首先表现在意象的重复上面，如《雁儿们》，全诗前四节第一句都在重复，看似非常嗦，实际上诗人正是通过这种重复的形式向读者传达一种迷惘，不知所措的情感状态。

除了意象的重复，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还得益于句式和韵律两个方面。在句式方面，诗歌主要是运用长短不齐的语句来形成一种交替错落之感。徐志摩还在韵律方面做了尝试，韵律，简单说来，是指诗歌的押韵，成功的押韵可以使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与白话诗过于散文化的形式相比，押韵可以让诗歌结构更加整齐。

（二）动态美

徐志摩的诗歌里面大量运用了富有生命力的意象，一切动态的事物都能激发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从而传达给我们一种动态美。风掠过的痕迹，白云飘过的影子，低头娇羞的少女，都被他贴切地应用在诗歌当中。如《黄鹂》，诗人眼中的黄鹂美艳，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它迅速的飞上树梢，霎时又展开翅膀，冲破浓密，飞走了。徐志摩多动者的性格使他释放出充分的创作热情，积极地面对一切，他暴风雨式的感情，使他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偶像时都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力量，其过度的精力使他不断地往生命的顶峰攀爬，最终在命运的烈焰中死亡。

三、徐诗意象的人格体现

意象带有诗人的主观感彩，由于每个诗人的个性不同，其在创作中运用的意象也不尽相同。因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特意象，我们可以以意象为中介，来窥探徐志摩的人格特征。

（一）皈依自然

皈依自然是诗人获得生命力量的不二法则，徐志摩在大自然当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充实他空虚的心灵。徐志摩的诗歌大体表现出积极乐观向上的特征，但细细阅读，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一种失落悲观的情绪。在《月下雷峰影片》一诗中，徐志摩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与人间截然不同的虚幻世界，让读者沉迷于其中，不断的去幻想，于是一种超现实气息向我们扑来。中国当时压抑的社会环境，道德的沦丧堕落，使徐志摩无力面对现实。大自然则为徐志摩提供了一个心灵庇护的场所，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他忘记了尘世的烦恼，并以此来安放自己无所依靠的灵魂。

（二）追求爱的理想

梁实秋曾经说过徐志摩毕生的时间都在为实现一个单纯的理想而努力，即不断地追求浪漫的爱。对徐志摩而言，生命的意义在于爱情，爱情的成功，意味着生命的成功；爱情的失败，意味着生命的结束。爱情伟大神圣，不可冒犯。阅读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可以体会到，徐志摩眼中的爱常常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的，死亡才是爱的最后归宿。如在《翡冷翠的一夜》一诗中，徐志摩明确的表达到，爱情的强大魅力让他无法呼吸，几乎快要走向死亡。这首诗歌展现的是处于热恋当中女人的自我独白，她完全沉浸在炙热的爱情当中。为了爱情，她放弃一切，即使与当下社会格格不入，跟随心上人进入地狱，也要不断地抗争，勇敢地维护自己的爱情。

注释：

①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1

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71

参考文献：

[1]陆耀东.徐志摩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第4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关键词：徐志摩　《再别康桥》　多重情感内涵解读

《再别康桥》是现代诗人徐志摩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它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诗歌意境柔美悠远，风格清新飘逸，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正因为它那柔美飘逸的意境和欲别不能的缠绵情谊，多少年来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与钟情。高中语文教材几度更易，也从未把它删除在外。由此可见，《再别康桥》一诗地位之非同寻常。

一个纯粹的中国诗人，缘何会对一座异国他乡的康桥如此依恋，如此挂肚牵肠、萦萦于怀呢？笔者认为，那是因为康桥承载了作者一生的理想，亦即《再别康桥》诗中所说的，康桥有他“彩虹似的梦”。“彩虹”是色彩丰富的，诗人在康桥的“梦”也是丰富多彩的。

胡适尝言：“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

我想以“彩虹似的梦”和胡适的这句话来引领我的这篇文章，浅析徐志摩的康桥情节，解读《再别康桥》一诗中情感的多重内涵。

一、爱情梦——爱

1920年，徐志摩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其间邂逅了在当时称为"中国第一才女"的林徽因，从此他便堕入了一场不能自拔、刻骨铭心的爱恋中。他爱上了像精灵一般的林徽因，为她写下了无数情真意切的诗句。应该说，对林徽因的爱，是徐志摩第一次真正的恋爱，也是他人生中迟到的初恋。

然而，他与林徽因的爱情无果而终。 他不无留恋而又遗憾地写道“我这辈子就只那一春”。从此林徽因成为徐志摩梦中可望而不可及的一个完美身影，他只得自我安慰似地说道：“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访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至美如金的康桥，对徐志摩来说，留下了太多初恋的美好回忆，是他一生刻骨铭心的爱的圣地。康桥的记忆，是为了那个叫林徽因的女子，倘若没有她，康桥也不过是一座桥，一种存在的风景。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徐志摩对康桥的赞美，包含着他没有明说的言外之意——对爱情的歌颂。也就是说，康桥成了徐志摩对林徽因爱的一个象征、一个载体，这构成了他所寻之“梦”的内核和真正的秘密。

二、政治梦——自由

在剑桥学习期间，徐志摩确立了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在中国建立英国似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认为德国人太蠢，干事机械；法国人太阴，干事过分；南欧人太乱，头脑混乱；美国人浅薄，文化历史不长。所以比较像样的是英国。他曾说过“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机械；是保守的，但不顽固”。所以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

但是归国后，内忧外患、战火连连的中国在“五四”后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这片土壤里找不到生根发芽的沃野。徐志摩的单纯信仰在中国缺乏实现的社会基础，它注定是要破灭的。诗人曾经无比向往的政治梦想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外辱内患、民不聊生的残酷现实中夭折了。

三、文学梦——美

徐志摩是一个热情地拥抱、深情地爱恋英国文化的人。留学欧美期间，他喜与名士交往，广泛涉猎世界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的创作意念。欧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莱、拜伦的风流与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时冲击着徐志摩，他崇拜的偶像也由美国的汉密尔顿转向了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弃政从文，走入了诗人的行列。

然而，彩虹绚丽，终归虚幻；“梦”虽绝美，终归成空。这一华美的诗句下，掩饰不住的是诗人曾经热情万种却背后无奈的凄凉，而“揉碎”一词更是暗含破碎幻灭的无言悲苦。

狂飙突进的“五四”，已经昭示了时代所呼唤的精神力量，这时的徐志摩却还在一边吟唱着康桥的微波、向往着雪花的快乐，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这种浪漫飘逸的文学理想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都统统化作了空中飞沫。诗人曾经一度狂恋的美政理想和文学梦幻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彩虹似的梦”最后终归是被“揉碎”在了现实的“浮藻间”。

故地重游，再一次回到这个曾让他热情燃烧的母校，满是忧伤失落的他怎能不感慨万端？

刻骨的爱情，炫美的理想，别样的人生，徐志摩演绎的是一曲性灵的舞蹈，华美绝伦，但身处灰色的年代，终究摆脱不了灰色的落幕。他宛如云中那一只闲云野鹤，轻轻的飞走，将那华美空影留给日落和黄昏。此乃诗人之不幸，更是时代之大不幸，但能借助《再别康桥》一诗感受到绝美的自然、纯美的人生、华美的梦想却是我们无数读者的幸运。

参考文献

第5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关键词】徐志摩；文学作品；西方文化

徐志摩是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噪一时，有着独特文学个性、独特生活经历的文学家。他的新诗、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历史进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徐志摩从小受“诗书礼”教育，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却非常丰富，曾留学美英，有双重留学经历，回国后又两次游历西欧，到过很多西方国度。徐志摩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其创作的作品体裁十分广泛，涉猎过多种文体；写作与自由体诗不同的格律诗、创制“跑野马”的散文、抒写“完全的抒情诗”式的小说与童话、与陆小曼合撰唯美风格的悲剧，并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信和日记。除了创作，徐志摩还译介了大量的作家与作品，他的译作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39位作家，涉及多种文体和流派。徐志摩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去自如，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与阅历使其能对不同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取舍，他横贯东西的痕迹决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独特位置。

徐志摩留学欧美时期，广泛涉猎过外国文学各个时代、各种文学思潮的作品，包括现代主义诗歌、小说、戏剧等，受西方浪漫派、唯美派、悲观派以及象征派诗人多方面的影响。他的诗有拜伦傲藐一切的反抗性格，有雪莱的理想与热情，也有济慈的唯美情绪；有华兹华斯的清脱高远，也有哈代的悲观厌世；有泰戈尔式的沉思、流丽，也有波德莱尔式的直面丑恶人生。从文化角度来看，西方文化的分支中影响徐志摩文学创造最多的是贵族精英文化、个人主义文化和基督文化。

1.贵族精英文化

英国文化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一文化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偏于保守、讲求渐进、厌恶竞争、追求高雅、崇尚自由独立。隶属于它的康桥文化，更富有精英气息。康桥文化是以剑桥大学为中心形成的，蕴涵了强大的贵族气、保守性与独立性。1921年，徐志摩只身飘洋过海，来到康桥河畔，加入康桥社团，康桥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全身心地沉浸在了英美诗歌的气质和氛围中。正如他所说：“我的眼睛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最先受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华兹华斯是英国湖畔派诗人，他的诗不崇尚奇幻，以其宁静的沉思和富于想象力的风格写得真挚自然、亲切质朴，笔调清淡朴素，具有“天然去雕饰”之美。华兹华斯息影田园，寄情山水，全身心去拥抱大自然，这种浪漫主义情思在徐志摩心中激起了共鸣。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但我只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再看华兹华斯的《我有过阵阵奇怪的的悲痛》诗：“我一面不住把月亮凝视，一面在草原上前进；马蹄儿轻疾，那些亲切的小径儿已越来越近。”亲切质朴的盛情，整齐的句式，ABAB的韵律结构，这便是徐志摩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之处。如果说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给了徐志摩清新洒脱、高远的一面的话，那么，拜伦和雪莱的影响则使他的诗充满反抗的力量的追求的热情这一面。除上述诗人外，徐自摩还受到济慈、白朗宁夫人、惠特曼等诗人的影响，对这些诗人的诗歌，他都有翻译。这些诗人所代表的英国贵族精英文化，对徐志摩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深入到了他的灵魂深处。

2.个人主义文化

欧洲的文明，名流的思想，雪莱、拜伦的风流与浪漫如同一道道洪流，不时冲击着徐志摩，使他走上了爱、美、自由的理想主义道路。他期待着“馨香婴儿”的出生，这一理想使他对生活有着积极向上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折射到思想上便演变成一种不可一世的个人主义。他的个人主义，不愿受任何束缚，崇尚自我、真我的精神追求。他在《列宁忌日—谈革命》里说：“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以徐志摩诗歌受雪莱的影响为例，反叛社会是他们共同的个性。雪莱特立独行，为世之所不容而又钟爱人生。雪莱的诗作丰富了徐志摩的精神世界和诗歌领域，徐志摩与雪莱在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倾向上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他们的作品里都浮动着飞扬的情思和丰富的想象，充满动感，崇尚变化，追求真善美。雪莱的作品在思想上给了徐志摩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使得本性柔弱的徐志摩在《谁知道》、《火车擒住轨》、《庐山石工歌》等诗歌中发出了自己的最强音。追求自由是他们理想的精灵。雪莱的《致云雀》借对小鸟的赞美倾诉了自己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向往和憧憬。徐志摩通过对雪莱的接受，用自己的想象力对作品加以改造。通过释放雪莱作品中蕴藏的潜能服务于自身。在1924年《黄鹊》里，就再现了雪莱的云雀精灵。“一掠颜色飞上了树……艳异照亮了浓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但它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徐志摩的黄鹊与雪莱的健康向上边飞边唱的云雀联系得十分紧密。他们诗中的鸟都已不是鸟，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灵，象征着诗人对幸福自由的讴歌与向往。

3.基督文化

徐志摩在国内就曾接受教会学校——上海浸信会学院的教育，而几度在欧美流转，更直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文化里的宗教，亲身经历了圣诞节仪式、宗教建筑、宗教绘画和宗教音乐。西方的人文科学与基督教文化精神水乳交融，徐志摩在学习西方文学艺术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基督教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其核心有这样一条威力巨大的律令：“你应当全心全意地爱上帝，爱你的邻人，犹如爱你自己。”这条律令清楚地说明基督教是一种爱的宗教。在徐志摩那里，“爱”是无价的，他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赤裸裸的灵魂们甸甸在主的跟前；/我爱，那时间你我不必张惶，/更不须申诉、辩冤，在不必隐藏，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并蒂莲，/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在主的跟前，爱是惟一的荣光。”“我爱”成为徐志摩生命全部价值的追求，或者说成为一种神秘。他的诗作中流露出的“主”的意识犹如在基督教国度一样自然，传递出的“爱”的真情与基督教所表达的一脉相承。在《最后的那一天》中，徐志摩借用了《圣经》中关于“末日审判”的典故，用诗的语言和形式创设一个理想化的，想象出来的情境，寄托并表达自己对纯洁美好而自由的爱情的向往和赞美：“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赤裸裸的灵魂们甸旬在主的跟前。”诗人着力描绘那一天的不同寻常，这自然是为了对比出两类人在这一情景面前的不同心境，坏人只能惶惶然，好人却能坦坦然。在那一天，一切现实中习以为常甚或神圣不可动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重新估价甚至完全推翻。

徐志摩在新旧历史矛盾和东西文化碰撞中，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要求在思想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实现民主、自由；另一方面，“五四”以后封建势力回潮，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根本不可能为实现民主、自由提供最起码的条件。一方面，他受欧美人生观影响，有着积极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却不断陶醉于传统文化闲适隐逸的情调。一方面，他受英国各流派诗人影响甚深；另一方面，传统的审美情趣却又时时体现于他的作品中。这是新旧交替的夹缝时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历史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殊的遗赠，也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

透过徐志摩短暂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我们会发现，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去分析，都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园地。他的思想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他以他的纯情与明丽诉说着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悟与认识，表达着自己的爱与恨。他多重思想就像一棵树一样，虽然每个枝干都奔向不同的方向，每一片叶子都展示着各异的光彩，但它们本是同根生，血脉相连，意气相通。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源于一个“爱”字，源于他对生命，对生活有着强烈的热爱与渴望。他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然主义以及他对爱情的体悟都是他生性本底的真纯、善美、率性的生发与展示。这种种思想成分是相依相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这就他的多重思想成为一个矛盾复杂的统一体，使得他的思想之树生机盎然，虽经历史沧桑而仍具独特魅力。转贴于

参考文献

[1]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M].上海书店，1981.

[2]顾永棣编.徐志摩日记书信精选[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

[3]韩石山.徐志摩传[M].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4]王亚民编.徐志摩诗全集[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第6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他鄙夷她是“乡下土包子”

徐家是江南一带有名的富商，家里开着电灯厂、蚕丝厂、布厂、酱厂、钱庄，产业做得很大。徐志摩作为徐家第十三世唯一的男丁，当然备受宠爱。他成年后与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韩湘眉还有赛珍珠、史沫莱特的传说，似乎也印证了他处处留情，风流而不下流的形象。

至于张幼仪的家庭，也是名门望族。张幼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谈不到好看，也谈不到难看”，性情和善，为人颇受好评，“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

那为什么徐志摩独独不乐意亲近之呢？作为一个追求自由和浪漫的青年，徐志摩对爱情充满诸多的幻想和期待，对于包办婚姻，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的刺。所以徐志摩会在看到张幼仪照片的时候，鄙夷地说，“乡下土包子。”

遭遇绝情的丈夫

林徽因曾经评价徐志摩优雅、善良，总是苦自己而不肯伤害别人。可是挪到张幼仪身上，怎么看怎么觉得，徐对张的态度与这些评价毫不相干。

在英国沙士顿，举目无亲的妻子，惴惴不安地告诉丈夫，自己怀孕了。那男人眼皮都不抬，“赶紧打掉”。妻子一句“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换来比石头还硬的一句：“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没多久，这个男人居然失踪了，把怀着他骨肉的妻子，丢在那样一个陌生的环境。十几天之后，徐志摩托了一个叫黄子美的人来敲门，只是找张幼仪来要一个答案，“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在兄长的帮助下，万箭穿心的张幼仪强忍痛苦，在柏林生下了二儿子彼得。那个绝情的丈夫又追过来，不看望妻子和孩子，只为了一个迫不及待的心愿――“离婚”。 张幼仪知道无可挽回，只有含泪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其时孩子出生还不到一个月。

离婚让她更坚强

在离婚不久，张幼仪一边抚养儿子彼得，一边进了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继续她17岁时中断的梦想。很多人都误以为张幼仪是一个旧式的小脚女人，实际上，在精神和行为上，她比陆小曼更符合新女性的标准，和林徽因一样有上进心，只是少了一点自我和轻灵。

现在位于上海南京东路480号二楼的上海工商银行黄埔支行，在40多年前，是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也是张幼仪叱咤风云、施展才华的地方。她把自己的办公桌安置在大堂最后的角落，为的是观察、监控所有职员。身为银行的副总裁，她每天上午9点准时上班，从不迟到。“有主见、有主张、且相当主动”的“三主”女强人，以她铁娘子似的勤勉和严格再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就在金融界风生水起，大获成功。

她的气度让人敬仰

张幼仪难得的隐忍和坚强，多年以后，提起那场沸沸扬扬的离婚，她淡淡一笑：“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成长。”

张幼仪非常有气度，有才干。离婚后，她和徐志摩友好相处，以义女的身份操持徐家，照顾徐志摩的双亲，最后甚至掌管了徐家的经济大权，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更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版的《徐志摩文集》也是在她主持下完成的。

当然，徐家一直器重这个儿媳。1931年，徐母病重，徐志摩父亲坚持要张幼仪出面主持家政，张幼仪认为自己的身份不合适，坚持必须徐志摩打电话，她才能去。接了徐志摩的电话，她去了，里里外外，井井有条，一直侍候到徐母去世，操办完丧事。而徐志摩此时的正牌妻子陆小曼却被拒之门外，只能住在一家小旅社里。

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陆小曼昏死过去，用拒绝认尸来拒绝事实。张幼仪心痛之极，但没有晕倒，也没有不知所措，她分寸不乱，像一个理智的妻子一样，为丈夫尽最后的心，遣儿子去山东收尸，自己主持丧葬。

骨子里的传统

“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正如梁实秋所言，张幼仪并非没人追。刚刚离婚不久，就有一个留学生常来看她。有一天终于开口问她，还打算结婚吗？张幼仪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

据说20世纪30年代，张幼仪又遭遇过罗隆基的追求，此人清华大学毕业，也曾赴英美留学。他很会讨女人喜欢，又是送鲜花，又是请喝咖啡，张幼仪一概婉言谢绝。

据徐志摩的侄子徐炎说，张幼仪一直是希望能够复婚的。张幼仪总是把徐志摩的油画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将关于他的信息放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虽然能干的张幼仪内心明白：只要她愿意，在很多方面她都可以做得比男人还好，可是一个骨子里传统的女人，还是会把她的第一个男人当作终生。

第7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一直以来父母都是陆小曼最强有力的后盾，他们不仅给陆小曼提供了富足优越的物质条件更加以自身的出类拔萃和言传身教将她培养成为一位知书达理且才情横溢的温柔女子。另父母感到骄傲的不仅是陆小曼的一副天赐外表，更多的是来源于她琴、舞、外语样样精通的本领，而书画，她更是胜人一筹。

这样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女子，婚姻却是不幸福的。和丈夫王赓有名无爱的婚姻让她终日郁郁不得欢。其实王赓是非常爱她，不要怎么会在徐志摩罹难后还想再次牵起她的手。这就是爱，只是爱的方式不同，但他不说，陆小曼又怎么会懂。此时的陆小曼仿佛是笼中的金丝雀，奢华的大院内锁着一颗寂寞的心。她想要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想要爱，却没有人让她去爱。

这个时候出现的徐志摩无疑是她苦涩生活中的凝露，带给她无限的春意与活力，打开了她的心花。徐志摩是诗人，所以他懂情，徐志摩是乐人，所以他懂爱，这正是军人出生的王赓所远远不及的。善良的王赓也深深明白，爱的时候要让爱自由，不爱的时候要让她自由。从此，徐志摩有了红袖添香，陆小曼有了温雅公子。

陆小曼和徐志摩的爱是热烈的、是浓厚的，放佛是开在四月里最美的樱花花潮。在最不适宜的时候，他们却邂逅了最美的爱情，这也许也是徐志摩日后不幸的缩影。生活的坎坷让他们在学会爱的同时也学会了争吵。争吵、复原，复原、真吵，他们还在继续的爱着，直到有一天，他们再也不能爱了。

一九三一年是一月十九日，徐志摩坠机生亡了。他带着对父母的愧疚，对林徽因的眷恋，对陆小曼的爱永远的离开了，只留下了陆小曼一个人生活。这对她而言是打击，也是折磨。分别的痛磨练了她的意志，也带走了她永恒的爱。但她没有因此而消沉，因为她要永远做徐志摩最爱的陆小曼的样子。其实不见面也有不见面的好，这样在她的心里，志摩永远是最初的样子。

第8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1924年4月12日上午10时，一艘轮船沿黄浦江缓缓驶进上海汇山码头。轮船上红帽银须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出现在欢迎者的视线内时，岸上响起了一阵激动的欢呼声，中印两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交流就此拉开了序幕。

泰戈尔在上海入境，经南京、济南到北京，一路上会见各界著名人士，发表演讲，全由诗人徐志摩翻译。泰戈尔在上海、北京等地用英语发表演讲，以其独特的诗的语言、诗的意象，表达他深奥的政治、哲学观点。要把他的讲话精确地译成中文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对英语有很深的造诣、文学功力深厚的徐志摩，翻译起来却显得游刃有余。他以华丽的辞藻，抑扬顿挫的声调，从容不迫、声情并茂地把泰戈尔的思想传递给众多听众。

徐志摩是真心诚意地崇拜泰戈尔。在泰戈尔来华前，他频繁地与泰戈尔通信，安排来华的具体细节。在泰戈尔访华过程中，他与泰戈尔形影不离，陪诗哲一同觐见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亲自参演泰戈尔名剧《齐德拉》，以庆祝泰翁64岁的生日；泰戈尔访华结束，徐志摩又陪他访问日本，后一直把他送到香港，才依依惜别。

然而，令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春雷般的掌声和美丽的鲜花，也有尖利刺人的荆棘。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包括陈独秀、茅盾、瞿秋白、吴稚晖、沈泽民、林语堂等，要“激颜厉色送他走”；而以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化界人士，千方百计为他辩护，热烈地歌颂他、宣扬他、欢迎他。

泰戈尔受到激烈批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批评者对他的误解有关，也与赞美、欢迎者大有干系，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徐志摩。

无论是精神上、思想上还是在性情上，徐志摩与泰戈尔都是心心相印的。泰戈尔是徐志摩一生最为崇拜的偶像，也是他最知心的朋友。

然而，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极端的崇拜，徐志摩没能向中国人民客观地介绍泰戈尔，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把泰戈尔敬若神仙。对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进行诗意的神化和过分的颂扬。当时，泰戈尔正在积极为世界和平运动奔走，主张建立一个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王国。这位伟大的印度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世界观是矛盾而又复杂的，他支持正义，反对战争，但他所传播的“爱”的福音和哲理显然是中国的现实革命斗争所不能接受的。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人民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泰戈尔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博爱主义，这让那些革命者看来就是在消磨人们的革命意志。

泰戈尔也从一开始就对徐志摩产生了好感，觉得“这是一位诗友”，“是一个性情活泼的人”。对诗歌艺术同样的热爱，对心灵自由共同执著的追求，敞开了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心扉，使他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在泰戈尔访华形影相随的日子里，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经常互相交换诗和画。徐志摩称泰戈尔为“老戈爹”，泰戈尔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泰戈尔为他的中国知音起了一个印度名字――苏萨玛。在孟加拉语中，“苏萨玛”意谓雅士，这对风流倜傥的徐志摩来说，是个贴切的名字。

徐志摩的故居坐落在浙江嘉兴海宁硖石镇。逝去的岁月给这600多平方米的小洋楼留下了沧桑，但诗人的浪漫气质却穿透沧桑，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情思和馨香。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硖石镇保宁坊的一户富商人家。徐志摩自小过着优裕的公子生活。1910年春，徐志摩离开家乡，进入杭州府中学学习，跟郁达夫是同班同学。1915年夏，他在杭州一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年秋回家乡与当时政界、金融界赫赫有名的张氏的千金张幼仪结婚。然而徐志摩并不爱张幼仪。时值“五四”爱国运动正在孕育之时，徐志摩于1918年从上海搭乘客轮留学去了。在美、英等国家，他广交名流，受到那“奇异的风”的吹拂。

徐志摩初试啼声，在英国剑桥开始了他的写诗生涯。徐志摩气质浪漫，但并非花花公子。来到英国后，他的情绪由热烈转向淡泊，生活由紧张转向闲暇，性格越来越趋向于清高和超脱，徐志摩敏于交际，善于言谈，他在英国剑桥这个文化沙龙里周旋自如。

1922年10月15日徐志摩回到祖国。他的文学活动贯穿新月社的始终，被称为“新月的灵魂”。对于新月社的名称，曾有不同的说法，但陈西滢与梁实秋都说“新月”二字套用自泰戈尔的一部诗集《新月集》。

新月社最初是想通过搞戏剧“露角”，但直到1924年泰戈尔来华才演出短剧《齐德拉》。容貌出众的林徽因在剧中饰公主，风流儒雅的徐志摩扮演爱神。

泰戈尔在北京天坛草坪上登台演说时，由林徽因搀扶着，“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当时报纸上刊登有这三人合影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于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问世了。26岁才华横溢的徐志摩爱上了风华绝代的林徽因，但结果是林徽因成了徐志摩恩师梁启超的儿媳妇。就在徐志摩极其沮丧的时候，能歌善舞、能写会画的陆小曼走进了他的生活。徐志摩把小洋楼亲昵地称为“香巢”，每日都要为陆小曼买一束鲜花。他故居后面有一口水井，徐志摩用诗一样的语言对陆小曼说：“眉！这一潭清冽的泉水，你不来洗濯，谁来？你不来解渴，谁来？”陆小曼来了，1926年10月3日，他们在北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之后，便双双翩然南下。

泰戈尔在访华期间，由徐志摩陪同，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等各界名流。泰戈尔访华后回到印度，将他在中国的演讲汇编成《在中国的讲话》，此书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朋友苏萨玛，由于他的周到照料，我得以结识伟大的中国人民。”泰戈尔把印中两国文化交流当作他访华的使命，此题词是对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徐志摩热诚相助的充分肯定。

频繁的越洋鸿书，不断加深着泰戈尔和徐志摩的友情。1929年，泰戈尔结束在国外的讲学，回国途经上海，在徐志摩家小住。徐志摩夫妇早为他布置了一间富有印度情调的房间，可泰戈尔却偏偏喜欢摆着古色古香家具的徐志摩的卧室，徐志摩当即作了调整，让泰戈尔度过几天愉快的时光。临别前，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写了一首赠诗：

亲爱的，我羁留旅途，

光阴枉掷，樱花已凋零，

喜的是遍野的映山红，

显现你慰藉的笑容。

An Unforgettable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By Fei Siming

Year 2011 is the 150th birth anniversar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a Bengali poet, novelist, musician, painter and playwright who reshaped Bengali literature and music. The great man was the first non-European in history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13.

On April 12, 1924 Tagore arrived in Shanghai, starting his first visit to China at the invitation of Dr. Sun Yat-sen. Accompanied by Xu Zhimo (1897-1931), a celebrated early 20th-century Chinese poet, Tagore made this visit that marked the biggest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 modern history.

Tagore’s first stop in China was Shanghai. Traveling northward through Nanjing and Jinan, he ended his visit in Beijing. Xu Zhimo was with him all the way, interpreting his thought to Chinese people vividly and expertly. Xu adored Tagore wholeheartedly. Through busy correspondence before Tagore’s visit in China, Xu made detailed arrangements for the Bengali poet’s visit. During the sage’s days in China, the two scholars were like peas and carrots. They even granted an audience with Pu Yi,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who has been dethroned as the result of 1911 Revolution. After his visit to China, Tagore visited Japan. On his way home the poet stopped over Hong Kong. Xu accompanied Tagore to Japan and then all the way to Hong Kong before waving farewell.

Tagore liked this Zhejiang poet at first sight. He regarded Xu as a poetic companion, a lively buddy. Sharing the same devotion to poetry and art, seeking for the same kind of mental freedom, Tagore opened his mind to this romantic fellow. They soon became good friends despite great difference in age, being in each other's confidence. They exchanged poetry and paintings frequently, spending hours in a pleasant conversation. They even gave nicknames to each other with good wish.

However, Tagore did not bargain for so much difficulty in China. Besides praise and applause, there were also thorns on the way.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wo streams of thought in Chinese society. The defenders of the achievement of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including Chen Duxiu, Guo Moruo, Mao Dun and other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gave him cold shoulder, calling for his leave. While more conservative Chinese cultural celebritie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Xu Zhimo and Hu Shi, defended him, praising and advocating his work passionately.

The reason why Tagore was criticized was manifold. It was both due to some critics’ misconception and some Chinese scholars’ over-glorification of Tagore’s attainments.

Tagore and Xu shared each other’s interest. They were very much alike both in mind and temperament. Xu regarded the Bengali poet as an idol, a bosom friend. Perhaps it was Xu’s excessive adoration made him fail to introduce Tagore to Chinese people objectively. With a strong personal emotion, Xu deified him, eulogizing the great man inappropriately.

Tagore was canvassing for the world peace in many countries at that time, advocating a Utopia without war. He stood up for justice, opposing conflict. Such kind of philosophy of love was undesirable in Chinese society under the ongoing revolutionary endeavors in those days. The most urgent mission for Chinese at that time was to comba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them wa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national revolution at hand. Tagore’s propaganda for love, peac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hilanthropy was great, but many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thought it would wear down people’s determination to fight.

During Tagore’s days in China, he visited Liang Qichao, Mei Lanfang, Shen Junru and other Chinese cultural and art celebrities in the accompaniment of Xu Zhimo.

After Tagore finished his visit in China and returned to his country, he put his speeches made in China into a book. On the title page of the book was printed a sentence, “To my Chinese friend. Under the care of him, I was able to make acquaintance with the great Chinese people”.

第9篇：徐志摩的爱情范文

北京城的一道风景

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陆小曼无疑就是一个典范，18岁的时候陆小曼就已经名满京华，她年轻漂亮，能诗善画，还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又精通英法两国语言，经常参加外交部举办的舞会，为北洋政府接待外宾担任翻译。她出生于上海，成长于北京，兼有南方女子的温柔婉约和北方姑娘的热情大方，在外事活动中，其聪明机智的翻译让人称赞。

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各种西方式的礼仪社交方式开始传入中国。人们常把活跃于上流社会交际圈中的女子称为“交际明星”或“交际花”，这个称谓既有艳羡之意，又有一丝轻佻。陆小曼当时算是北京最著名的“交际花”，更由于她父亲陆定是北洋政府的高官，显赫的家世背景使得她成为社交场合最耀眼的明星，当时畅销的时尚刊物如《良友画报》、《北洋画报》、《上海画报》也常在封面上刊登陆小曼的靓照。她爽郎的笑靥和曼妙的舞姿，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时有人说：“假如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快，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到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为快。”对此，就连一向稳重的胡适教授也情不自禁地评论道：“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1922年的一次舞会上，小曼的父母把一位英俊的青年军官介绍给自己的女儿，他叫王赓，1895年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是第一名走进美国西点军校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在父亲陆定看来，这位前途无量的优秀青年军官理应成为自己的女婿，而情窦初开的陆小曼与王赓也都互相满意，于是1个月后他们就正式举行了婚礼，这一年陆小曼19岁。

与徐志摩的恋爱婚姻

当新婚的激情渐渐消退，陆小曼也渐渐由于王赓对她的约束而产生了不满。但两人的感情也还过得去，王赓经常会带上爱玩的陆小曼与朋友一起出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小曼认识了丈夫的好友徐志摩。3年后王赓调到外地任职，独居北京的陆小曼更加空虚无聊，深爱妻子的王赓便委托徐志摩就近帮忙照顾陆小曼，谁知徐志摩与陆小曼意趣相投，对文艺诗歌有着共同的爱好，于是渐生情愫。徐志摩诗人性格里的浪漫和对小曼一味的迁就迎合，使两人愈陷愈深，直到双方都无法自拔。1926年，在画家刘海粟的劝解下，依然深爱小曼的王赓同意与她离婚，并且大度地祝福徐志摩与陆小曼今后能够幸福。然而事后，陆小曼却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王赓的骨肉，为了顺利离婚，她毅然去做了流产手术。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手术导致了陆小曼今后再也无法生育。

1926年10月3日，陆小曼和徐志摩在北海公园举行婚礼，这年陆小曼24岁，徐志摩31岁。虽然在传统道德上，徐、陆二人的婚外情本应受到舆论的谴责，但在当时的反封建背景下，两人的结合又被一些新派青年当做反抗封建家庭的模范。婚后，他们迁居上海。

挥霍无度与志摩之死

浪漫过后，陆小曼性格中奢侈挥霍的一面也渐渐暴露出来。她一贯养尊处优，好讲排场，还非常贪玩，不但家中雇了许多佣人，还要到戏院捧戏子，逛，沉迷于旧上海十里洋场的夜生活中，在上海的社交圈中也很快出名。更不堪的是，陆小曼还染上了大烟瘾，徐志摩虽然痛心，但却无力约束自己的妻子。为了应付陆小曼的开销，徐志摩不得不同时在3所大学兼职授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如此依然不能满足陆小曼的无度挥霍，以至债台高筑。

陆小曼愈加挥霍，徐志摩只好愈加勤俭。作为堂堂大学教授，徐志摩时常穷到穿着破旧的西装外出授课，而陆小曼却只知索取，不知体恤，脾气也愈加蛮横起来。据徐志摩的好友郁达夫回忆说：“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随着眼镜碎掉的还有徐志摩的心，那次争吵后徐志摩负气离家，几天后，也就是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为了省钱，搭乘一架免费但安全性较差的邮政货运飞机去北京，结果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凄凉的人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