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宫阅读答案精选(九篇)

第1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高尔基

时间做为世界上极为少有的公平代表，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确定时间，是靠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周期变化的规律。时间的形状是不规则的，或者无形的。但也可以认为它是有形的，因为在现实中人们把时间表达为时钟，每一个时代的名人显要都认为，钟表体现了崇高的人类理想――公平、创造力，优美。而怀表的诞生则标记着阅读时间成为了随手可及的动作，在每一次阅读时间的过程中，又何尝不是一次次对理想的重新审视。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第一只怀表在德国诞生，由德国锁匠Peter Henlein所制作，后人呢称其为纽伦堡铁蛋。怀表的发明预告着钟表全新纪元的来临，从此不再是时钟的年代，阅读时间成了随手可及的动作。手工打造的怀表成为经典、风格及洗练的象征，更是结合钟表及微型化工艺的完美珍品。

1886年，在改进了齿轮装置和擒纵器之后，瑞士人设计出了便宜的怀表。这样，有不少人能够购买怀表，怀表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庭。瑞士也因为掌握这种先进的制表技术，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充当世界制表业的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男子穿长袍马褂，时兴在左侧小口袋内装挂金壳怀表，表链系于衣扣之上。佩戴一块怀表，在一些场合小心地拿在手里，“啪”地一响，表盖打开，露出白表盘、黑表针，神态整个就是一个傲慢的绅士。

一直到了1887年，爱美、追求时髦的女士们才开始佩带手表。表带取代了怀表的表链起到固定的作用。随着20　世纪的来临，人们在生产力水平高速发展的同时，在服饰上，也开始追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更加随意的风格。在服饰风格改变的同时，原来只有穿着正统的西装才能佩带的怀表就不能满足需求了，人们需要一种佩带随便，没那么讲究派头的表。手表就这样取代怀表迅速地占领了市场。

纵使历史在不断发展，时间却永不遗忘。曾经做为时间重要阅读方式的怀表，在完成了其实际使用的使命后，做为一种经由历史沉淀而来的尊贵、优雅、派头和绅士的符号，被博物馆和收藏家们珍藏起来。当我们再见怀表时，仿佛总能看见几个世纪前名利场里绅士淑女们衣香鬓影“满场飞”的画面，这是怀表的魅力，也是时间的魅力。

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与她的怀表

1783年，宝玑先生收到了一份来自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护卫官的神秘订单。订单的要求令人惊讶：宝玑要为王后制作一块集合了当时所有复杂功能的怀表，制作时间与成本并没有限制，并尽可能采用黄金来打造作品中的每一处细节。

王后的这款怀表配备了一套当时只有宝玑先生能完全掌握的自动上链机构：这套自动机构曾令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着迷，更有哲学家将怀表的机芯比喻成一个微缩的世界。尽管怀表被冠以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名称，但王后却未能有幸亲眼欣赏到这件作品。漫长的制作过程使这块时计器直到1827年始完成，当时无论是王后还是宝玑先生均已离世。 “Perpetuelle”通过铂金的振荡坠进行自动上链，所有的轴承、套筒和滚轴都完全采用蓝宝石水晶制作。表壳以纯金打造配以白色珐琅表盘及一块天然水晶表盘，最初的订单得到了充分履行。这件作品名副其实地成为了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怀表，虽历经一个多世纪，其地位依旧不变。

这个故事的结局原本应该很简单，但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4月16日，“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博物馆内失窃了。多年来，尽管国际刑警多番努力，失窃品却一直未被发现。出于渴望能将这件神话般的被盗珍品展示于自己的博物馆内，尼古拉斯・海耶克先生于2004年决定制作一块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怀表以替代这件失落的杰作。而这项工作只能依靠宝玑档案库中所发现的只言片语的描述、祖率的设计图纸以及寥寥数张照片。

与此同时，宝玑公司的两名技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一棵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喜爱的橡树，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后，在凡尔赛宫面临倒塌。尼古拉斯，海耶克先生获知此消息后便立即派遗代表前往凡尔赛宫，期望凡尔赛宫的首席园艺师能够考虑让出部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橡树，为怀表度身打造一个华丽表盒以赋予这棵橡树另一次生命。凡尔赛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将部分橡树赠予宝玑公司。橡树木料踏上了前往瑞士的旅程，整个工程计划进入全面运作。家具工匠打造怀表盒，而制表大师则全力打造全新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怀表。2007年，擒纵机构的摆动标志着怀表的复活。2008年4月，“海耶克先生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华丽表盒的陪伴下首次在巴塞尔世界钟表展上向公众展现，而人们也仿佛透过这块传奇的怀表，又看见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手执玫瑰时的微笑。

黄金珐琅十字架型挂表，以Girard-Perregaux名义制作，约1870年出厂，正面饰以珐琅宗教图案，背面刻上《Ave Maria》拉丁文版本。白色珐琅表盘，钻石表圈，十字型机芯。

FOUDROYANTE追针计时怀表，具有追针计时及跳秒功能，以Girard-Perregaux名义制作，约1880年出厂，镍制表壳，透明表背，白色珐琅表盘，计时秒针、追针分段计时，计时精确至1／4秒，累积分钟定时器。

La Esmeralda三金桥陀飞轮是最经典的怀表，堪称Constant Girard的代表作，约1889年出厂表壳雕刻极为细腻，包括CG重复图案，珐琅表盘。机芯装置经典的三金桥夹板、陀飞轮及黄金底板。此表于19世纪末呈献给墨西哥总统。

新世纪的怀表

第2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关键词】高效激趣 质疑创新 引导探索 指导学法 讲练结合

提高课堂实效性，实现有效课堂、高效课堂是我们教师时刻想实现的目标。所谓提高课堂实效性，就是要最大程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功能和作用，即在课堂40分钟内要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达成育人目标，在课堂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实现教育教学的三维目标整合，以求得课堂教学的最大效率。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的普通教师，在此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浅谈一点自己的拙见。

1 高效语文课堂要高效利用时间，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人的一种带有趋向性的心理特征。它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学生对所学知识一旦产生兴趣，就会产生一种对知识的好奇与渴望，就想探究其奥秘，就会主动、积极、执着地去探索。这样你的课堂才有可能是高效的课堂。那么如何利用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1.1 教师以饱满的激情感染学生。教师应把自己的激情完全融入授课过程当中，让教师的情感与授课内容同兴奋、同疑问、同激昂、同探求。充分利用自己的形体语言来配合授课内容，并且要把学生的情绪也引入教师的激情当中。如：学习《一面》一文，让学生朗读文章最后一部分时，教师先渲染气氛，再和学生齐读，以自己富有激情的朗读，引领学生，让学生和老师同兴奋、同疑问、同激昂、同探求，从而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1.2 教师以精心的导入唤起兴趣。导语是一堂课的切入点。精心设计课堂导语，先声夺人，可以唤起学生强烈的“乐知”、“乐学”的欲望。设计优美生动的导语，创设一种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美的情境，叩开学生的心灵，是很重要的，可使学生或悄然动容，或神思飞越，或跃跃欲试，或期待盼望，从而很快进入“共振”的境界。如：学习《凡尔赛宫》一课，导入时课件出示有关凡尔赛宫的图片，让学生初步感知凡尔赛宫的气势磅礴、金碧辉煌，进而产生走进文本的欲望，达到一种“未成曲调先有情”的效果，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

2 高效语文课堂要鼓励大胆质疑，引导学生创新。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无数事实证明，"问"是培养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的切入口。有人说，学习的过程是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的过程。只有学生有了疑问，才会产生探究的兴趣。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必须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即培养质疑问难能力。因此，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提出自己的疑问，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发言，让学生在探究中寻找答案，这一过程中，教师适当做以点拨和补充，这与老师将现成的答案一下子"端"给学生，效果会截然相反。

3 高效语文课堂要转变教学行为，引导学生探索。

教师应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变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状态，把教学看成学生通过探究性活动主动建构学习的过程。改变教师单向传递知识的教学行为，树立以活动促发展的教学观念，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给学生心理上的支持，注意培养学生自觉、自律、自主学习的能力。 如：学习《一面》一课时，教师提问；你看了题目有什么疑问吗？生1：谁和谁见了一面？生2：为什么见面？生3：在哪儿见了一面？生4：见面发生了什么事？……学生所提的问题，其实就是课文的主要内容，再加上教师的点拨、引导，学生就能顺利了解文章所写的内容了。这部分内容若以“教师讲解明白”为主，学生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若以“学生探索明白”为主，学生就变成了主动探索者。

4 高效语文课堂要加强学法指导，提高课堂效率。

俗话说：“予人以鱼，惠其一时，授之以渔，惠其一世”若学生学语文知识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会事倍功半。所以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应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认知方法。学生通过学法指导后练习学法，最后掌握学法，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是有法可依的。教师要有意识的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分析、归纳来得出结论，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

5 高效语文课堂要加强讲练结合，落实学习课堂目标。

传统教学总是缺少一个必要的环节：课堂的训练。教师喜欢把训练的时间安排在课后，布置大量的作业，致使学生课余大量的时间埋在大量的作业中不能自拔，教师课余的大量时间消耗在作业的批阅上、精神疲惫。孰不知，课堂是最佳的训练时间。每节语文应当在读读、议议、练练中完成，这一定是高效课堂的必要环节

语文课堂练习应包含说的训练和写的训练。首先，给学生创造说的机会。以前的语文课堂，学生只是可怜的倾听者，谈不上和谁去“交流”。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课堂教学中，我总给予学生充分的自学时间，用时间来换取学生的思维空间。给学生一个交流的空间，实现“文本对话”，“师生交流”，“生生交流”。因此，应在教学的关键之处、重点之处设计同桌交流、小组讨论的环节。这样，可以让学生全面深入地思考问题，理解课文内容；可以给学生提供展示个性的机会，培养他们团结合作、互相竟争的精神。

第3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苏教版初一语文目录上册

第一单元 亲近文学

一 为你打开一扇门

二 *繁星

三 冰心诗四首

四“诺曼底”号遇难记

五 古代寓言二则

郑人买履

刻舟求剑

诵读欣赏 古代诗词三首

泰戈尔诗三首

写作 有感而发

语文实践活动 我爱文学

第二单元 金色年华

六 往事依依

七 幼时记趣

八 十三岁的际遇

九 *伟人细胞

诵读欣赏 现代诗二首

写作 说真话，抒真情

口语交际 与人交流注意对象、场合，用语文明得体

名著推荐与阅读 《汤姆 索亚历险记》

第三单元 民俗风情

十 社戏

十一 *端午日

十二 本命年的回想

十三 中秋咏月诗词三首

十五夜望月

水调歌头

*我的思念是圆的

诵读欣赏 对联六副

写作 从生活中找到“米”

语文实践活动 走进图书馆

第四单元 多彩四季

十四 春

十五 三峡

十六 济南的冬天

十七 *夏

诵读欣赏 古代诗词三首

写作 观察和描写景物的特点

口语交际 说话有针对性，有吸引力，善于打动别人

第五单元 关注科学

十八 斜塔上的实验

十九 事物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

二十 *宇宙里有些什么

二十一 《梦溪笔谈》二则

诵读欣赏 《论语》八则

写作 简单地说明小制作

修改文章专题训练

语文实践活动 模拟科技新闻会

专题 狼

第六单元 奇思妙想

二十二 天上的街市

二十三 *七颗钻石

二十四 蔚蓝的王国

二十五 皇帝的新装

诵读欣赏 古诗二首

附录一 应用问示例

附录二 名家书法赏析

附录三 字词表

苏教版初一语文目录下册

第一单元 人物风采

一 童年的朋友

二 一面

三 *我的老师

四 *展示华夏文化魅力

五 赵普

诵读欣赏 古诗二首

周，你在哪里

写作 观察人物特点，写出人物个性

口语交际 做一回小记者

第二单元 童年趣事

六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七 月迹

八 *三颗枸杞豆

九 我们家的男子汉

十 *柳叶儿

诵读欣赏 两小儿辩日

黄纱巾

写作 记事写人线索清楚

口语交际 劝告

第三单元 建筑艺术

十一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十二 巍巍中山陵

十三 *凡尔赛宫

十四 短文两篇 黄鹤楼

于 园

诵读欣赏 文笔精华(二)

写作 观察和描写事物特点

口语交际 话须形象才动人

第四单元 动物世界

十五 松鼠

十六 *松树金龟子(节选)

十七 国宝——大熊猫

十八 黔之驴

诵读欣赏 古诗三首

写作 抓住特点介绍动物

语文实践活动 保护野生动物的一次活动

名著推荐与阅读 《西游记》

第五单元 信息传播

十九 三个太阳

二十 录音新闻

二十一 *“神舟”五号飞船航天员出征记

二十二 新闻两篇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港隆重举行

诵读欣赏 七子之歌

写作 写消息

修改文章专题训练

语文实践活动 网上读写与交流

第六单元 诗词拔萃

二十三 毛泽东词二首

二十四 古代诗歌三首

二十五 现代诗二首

二十六 *歌词三首

诵读欣赏 古诗三首

写作 自由作文

语文实践活动 赛诗会

附录一 应用文示例

附录二 语法简表

附录三 字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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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关键词：初中语文；改进模式；创新方法；提高效率

初中语文教学活动中，教师一定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在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等方面下工夫，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究，提升能力、提高效率，促进学生语文知识、认知能力与情感体验的全面发展。

一、注重学习方法指导，提高语文学习效率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学法的指导，让学生了解、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才能有效地促进教学效率的提升，能力、情感的生成，使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得、学有所获。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课前预习，让学生对需要学习的内容提前介入，便于教学活动的开展。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阅读书中各类注释，研究课前提示、课后习题，从整体上感知文章内容，理清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情感，感受语言特色。对一些字、词、句在阅读过程中利用网络或工具书进行解决，并将自己一时“搞不懂、吃不准、摸不透”的问题标志出来，以便在课堂上与老师、同学共同解决。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学会思考，依据学习要求以及提示进行深入思考，让学生可以带着问题开展阅读，课文中有答案的划出来，养成作批注，做笔记的习惯，同时，引导学生学会归纳总结，活学活用，不断提高语言教学效率。

二、注重改进教学模式，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初中生大多处于13-17岁年龄，在这一时期的学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语文学习基础、独立思维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采取有效措施将学生引入教学双边活动过程之中。笔者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采用合作探究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在分组合作探究教学中，可以将学生分为多个学习小组开展双边活动。在分组时坚持“优势互补、数量适中、分布均衡”的原则，每个学习小组安排5-8人，兼顾优秀生、中等生、学困生的学习情况和认知能力，发挥优秀生对后进生在思维方式、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带动作用。笔者结合教学目标设计足够数量的探究题目，引导学生通过合作探究开展学习活动，自行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组间巡视，对后进生开展辅导，对其他学生进行思维方式上的点拨、启发、引导，让学生的思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用自己的思维获取知识，引导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归纳总结，帮助学生形成系统认知，提高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

三、注重开展因材施教，满足学生认知需求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存在学习基础与认知能力上的差异，采取因人而异、因需而导、因材施教等有效措施，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在教学中开展分层施教，使全体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域内得到发展、提高。教师在备课时就要统筹考虑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课堂提问设计上既要有拓展性较强的问题，也要有难度一般、基础性的问题，既要考虑优等生的认知能力，也要兼顾后进生的学习实际。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考虑全体学生的实际，尽量兼顾更多的学生，在开展分组探究时注重优秀、中等、一般合理搭配，课堂提问时向优秀生提问一些难度较大的思考题，并要求他们讲述自己的思考过程，供其他学生借鉴。对于优秀生，可以在课堂作业以外专门布置一些难度较大的练习，防止他们在学习中出现“吃不饱”的现象，学困生则注重基础知识训练。教师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学因生夯实语文基础，注重课本知识理解与语言文字基本运用，对中等以上学生强调灵活运用与深入理解，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处于积极的学习状态，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实现素质教育的教学目标。转贴于

四、注重运用电教媒体，优化课堂教学结构

随着科技的发展，教改的深入，以多媒体为代表的现代电教媒体，在声、影、形等方面具有“形象、直观、生动”的优势，活化了教育方法，优化了教学结构，提高了教学效率。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可把多媒体手段引入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催生学生学习情感。如笔者在教学《凡尔赛宫》一课时，先为学生播放了一些凡尔赛宫美丽景色的画面，让学生在希望和探究愿望中学习课本内容，让学生在充满激情中学到语文知识，提高认知能力；课堂教学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制约，学生难以了解掌握更多的信息，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扩大信息容量，拓展知识面。如笔者在教学《美丽的西双版纳》内容时，我将文中涉及到的景色以课件的形式展示给学生，有效补充了教学所需信息；语文教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情感需要一定的情景，多媒体营造老师所需要的情境。如笔者在教学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时，为了让学生深切感受到父母对孩子无私的爱，笔者选取社会生活中一些生动事例加以补充，选择了武汉55岁的陈玉蓉，患有重度脂肪肝，为了割肝救子，每天暴走10公里，7个月后，体重减至60公斤，脂肪肝消失，医生连称“简直是个奇迹”……母亲割肝救子的感人事例，打动了所有学生的心灵，激发了学生的学习情感。

五、注重开展主题活动，拓展语文教学内容

第5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一、复习导入法

复习导入法就是从学生已有的生活和已学过的知识出发，并结合所授课文的内容及其特点导入新课的一种方法。学生的认识是逐步向前发展的，他们的知识积累也是个递进的过程，不可能要求一下子产生大的跳跃。因此，由已知走向未知易于成功，新的知识用旧的知识作为台阶更易于被学生所接受。用已知知识做铺垫，促进知识的延伸，顺势过渡。这种方法注重知识衔接，做到“温故而知新”，一举多得，极有实用价值。回顾旧知识是导入新课的常用方法。如在讲授鲁迅的《孔乙己》一课时，可与学生一起回忆所学过的鲁迅的文章，如《故乡》《社戏》等，简单的回忆可让学生了解鲁迅及其作品的风格，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不但重温旧的知识，而且还有助于理解新课文，从而更好地学习新课文的内容。

二、情感共鸣导入法

情感是教学艺术魅力形成的关键，没有真挚、强烈的感情，不可能把课上得成功。教师的感情，犹如一切艺术家的强烈的创作欲望，当他对学生、教材了如指掌时，感情激动了，灵感产生了，课堂气氛激活了，教学效果自然就最佳。在运用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教师的语调、语速和口气叙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目的是使学生的心理状态一开始就向作者靠拢，能初步感受到作者的写作情怀，这样一个开场白，一下子就能抓住了学生的情感，使他们沉浸在作者的深切情怀之中，与作者的感情产生共鸣。如在教朱自清的《背影》时，我用一些饱含对父亲的爱的深情话语导入课文，学生快速产生了情感共鸣。情感语言是教师语言表达功力的体现，能激发起学生阅读的兴趣。

三、情境导入法

平时的生活和课文中所描绘的情境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创设出一个与课文相符合的情境，让学生在最短时间内进入角色，将会大大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在学习《音乐巨人贝多芬》时，我首先让学生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音乐声响起，在激昂的乐曲声中，我介绍道：贝多芬的耳疾起于28岁的时候，自此至57岁逝世，其间二十余年全是聋疾为祟的时候，然而他的大部分的作品却在这段时期产生。站在演奏台上听不见听众掌声的时候，他仍是继续创作，终于谱写出了伟大的《第九交响曲》。所以，贝多芬的伟大，绝不只在于他是一个音乐家，还在于他勇于直面人生的极度苦闷并将音乐融入与命运的不屈抗争中，他是心的英雄，他的音乐就是这英雄心的表现。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巨人贝多芬》，看看耳聋后的贝多芬，这个被命运扼住咽喉的人，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形象。

四、 故事导入法

课堂教学中，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能使课堂气氛立刻活起来，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进而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所以，在具体的课堂导入时，笔者通常会精心选取一个与课文内容相联系小故事作为开场，以充分调动起学生的浓厚兴趣。例如，在教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教师先将杜甫的生平故事娓娓道来，特别强调其安史之乱后国破家亡的凄苦，个人际遇在国家沦亡的事实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学生听得为之动容，感同身受，接下来理解诗中表达的情感，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五、审题导入

上课伊始，教师先板书选题，然后从探讨题意入手，引导学生分析选题导入新课。一般来说，语文选题都有一定语法结构，教师可引导学生找出修饰语和中心语（题眼），中心语一般已指明文章的写作内容或中心思想。关键是教师善于针对教材，围绕选题精心设计一系列问题，然后谆谆善诱，使学生思维迅速定向，很快进入对中心问题的探讨。如教读茅以升《中国石拱桥》，我先板书“桥”，让学生说出自己所见过哪些桥；再写“拱”，看哪些是拱桥；再板书“石”，看哪些是石拱桥；最后板书“中国”：明确标题从地域、材料、形状三个方面对说明对象作了限制。有时可以引而不发，让学生到课文中去寻找答案。

六、直观演示导入法

初中生还处在青少年时期，偏重感性认识，思维正处于由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时期。根据这种心理特点，在教学中，应大胆采用直观教具导入。这种方法是利用实物、标体、模型或挂图等直观教具，引发注意力，激发兴趣。直观教具可利用现成材料，也可自己制作。如学习《苏州园林》一文时，我就直接拿着一副苏州园林扑克牌，进课堂导入新课，一下子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从而引导学生更直观深入地理解了课文内容。

七、运用电教媒体导入法

第6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关键词： 《荷马史诗》 古希腊神话 神人“同形同性” 神人“二分”

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这就是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②马克思的论断切中肯綮地指出了古代神话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实质，古希腊神话传说也是这样。古希腊神话传说产生于古代希腊人史前文明发展的时期，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认识自然的努力，是他们借助想象力征服自然的产物。古希腊神话堪称人类各民族中最为系统、最为完整的神话。它是古代希腊人创造的伟大的文化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被恩格斯誉为古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③古希腊神话或传说大多来源于古希腊文学，包括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赫西奥德的《神谱》，奥维德的《变形记》等经典作品，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在荷马史诗中对于奥林帕斯神系的描述方式一直以来都归于所谓“二同”，即神人“同形同性”论。通过神人同形同性的描述对神灵进行去神圣化、去英雄化，在这样的消解中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后世的人类中心主义从这里得到了支点。然而，正所谓古今异调，我们后人对于这样的消解有没有重新解读的可能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1.神人“同形同性”

古希腊神话有自己明显独特的特点。它曾经经历过图腾时期，但后来逐渐拟人化，具有了丰富的形象。神明与凡人同形同性是古希腊神话最鲜明的特点。神明也像凡人一样具有丰富的情感，像凡人一样喜怒哀乐。这在《荷马史诗》的歌唱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荷马史诗》讲述的是发生在距诗人生活的时代四五百年以前的故事。奥林匹亚山上的神灵有人的心理动机、思考和行动，亦有人的七情六欲，具备人的社群特点，沿用人的交际模式。

特洛伊战争起因即有所体现：阿喀琉斯的父母举行了盛大的婚礼，邀请了所有的神，但是偏偏遗漏了不和女神厄里斯。厄里斯来到婚宴上留下了一个不和的金苹果，上面写着“给最美的女神”。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爱神阿弗罗狄忒果然争吵起来，她们争执不休，为此来到天神宙斯那里。宙斯让她们去找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帕里斯评判。三位女神找到帕里斯，都许诺给他不同的好处。赫拉许诺让他成为最伟大的君主，雅典娜许诺他成为最伟大的英雄，阿弗罗狄忒则许诺他娶到最美丽的妻子。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了阿弗罗狄忒。当帕里斯远游到希腊的斯巴达，见到国王美丽的妻子海伦时，他知道是爱神帮他实现愿望的时候了。在阿弗罗狄忒的帮助下，他将海伦带回特洛伊城。为了海伦，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展开了持续10年之久的战争。与此同时，奥林匹亚山上的神灵也分成了两派，各自为阵。在神的助佑下，希腊人获得了成功和胜利，最终攻下了特洛伊。

《荷马史诗》中神有着和人一样的私心、狭隘、偏执。古希腊哲学家塞诺芬尼论述道：“荷马把人间认为是丑行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偷盗、奸淫、彼此欺诈。”神人是同形同性的。

《伊利亚特》开篇第1卷571行至600行中唱道：

为了安慰他的母亲，白臂神赫拉，

著名的神匠赫菲斯托斯第一个开口：

“如果你们为了凡人的小事

争吵不休，以致引起战斗，

这将是一场灾难。

……

您心平气和地同他谈谈吧，

他会马上恢复对我们的宽厚和荣誉。”

……

说着，他跳了起来，把一只双重的酒杯，

送入母亲的手中，说道：

“忍耐吧，我的母亲，压制住你的烦恼。”

……

他的劝言使白臂神赫拉眉开眼笑，

含笑接过儿子手中的酒杯。

赫菲斯托斯从调缸中舀出甜美的奈克塔耳，

从左到右逐个斟满天神的酒杯，

幸福的天神们看到他在宫廷中忙忙碌碌，

个个忍不住地畅怀大笑。

正当人间的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时，奥林帕斯神山上最重要的两位――神王宙斯与神后赫拉也在“开战”，但是这场争吵很快被匠神赫菲斯托斯巧妙化解。

《伊利亚特》第14卷中赫拉诱惑宙斯，使之坠入情网，其中唱道：

乌云神宙斯立即答道：

“赫拉，别那么匆忙，你改天再去吧，

现在让我们躺下，尽情地寻欢作乐吧。

任何一个女神或凡女，从未象现在这样，

如此强烈地激起我的。

……

赫拉，我同这所有的女子

寻欢作乐，都不及今天，我对你的冲动。”

……

说罢，宙斯伸出双臂，紧紧抱住妻子。

……

被睡眠和爱情驱使下的天父，抱着动人的妻子，

安闲地沉睡在伽尔伽朗峰顶。

……

神后赫拉不愿意丈夫宙斯为了前情人忒提斯去帮助特洛伊人。为了帮助几乎溃不成军的希腊联军，神后赫拉便将自己精心打扮，使用美人计和调虎离山计欺骗了多情的宙斯。

又如《奥德赛》第八卷266行至366行中唱道：

听罢，女神情意绵绵，引他走向睡床，

他们刚躺上睡床，匠神赫菲斯托斯

精制的巨大罗网从上落下，将他们罩住

使他们手脚无法活动，无法起身，

他们心中暗暗叫苦，可是毫无办法。

……

护佑凡人的永生的天神们挤在卧房门的，

看到里面的情景禁不住哈哈大笑，

尤其是看到赫菲斯托斯的罗网。

一位天神对身旁的一位这样说道：

“这真叫恶有恶报，可笑！脚快的

反而被腿慢的抓住。

……

听罢，赫耳墨斯这样答道：

“远射神阿波罗，高贵的宙斯之子。

如果我真的可以睡在阿弗罗狄忒身边，

那么即使被比这牢固三倍的罗网罩住我！

被所有天神观望，我也心甘情愿！”

匠神用计将正在的妻子美丽的阿弗罗狄忒和战神阿瑞斯罩在网上，奥林匹亚众神前来观看。匠神场面的描述着实让人忍俊不禁。在神灵之间这样一出出的闹剧和喜剧中使得两部史诗的调性变得丰富起来。

通过以上所述，在两篇史诗中，荷马是在唱说神灵交给的诗篇的同时，愉悦凡人的心怀。荷马及其一批行吟诗人唱出美文来愉悦听众，使他们有持续的热情来聆听并为之神迷。两篇史诗的题材即战争和历险都充满紧张感，是凶险、血腥甚至是惨烈的，但是我们从中能够读出盎然的生趣来。

2.神人“二分”

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部距今过于遥远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价值理念、道德风俗、生活方式等前置判断因素不自觉的影响，因此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有意地淡化甚至忽略某些东西，或者强调某些东西。神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想象的产物。古希腊神与凡人的主要区别是神强大，具有超凡的力量，凡人不可企及；神生命长久，常生不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是不死的“凡人”。这是古希腊人按照自身创造了神的结果，这些神与人相区别的方面正是自然力固有的本质特征的反映。那么荷马真的只是在唱“二同”吗？事实上荷马在唱“二同”的时候反复唱着“不同”。荷马唱得非常清楚，我们却把它忽略了。

荷马不止一次地唱到神与人从来就不是一个族类，神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使是宙斯也不能。

《伊利亚特》第16卷唱道：

牛眼的赫拉这样答道：

“可畏的克罗诺斯之子，你在说些什么呀？

如果一个凡人命中注定要死去，

难道你想挽救他，让他不会死吗？

你尽管做吧，

不过，其他天神绝不会同意。

另外，还有一点请你三思：

如果你从激烈的战场上救回萨尔佩冬，让他回家，

那么其他天神也有理由挽救在激斗中的自己的儿子，

若你阻止，他们就会非常仇恨你。

不光只有你的儿子在普里阿摩斯的都城下参战！”

神族有自成一套的不越雷池的定律。因为死是凡人的定理，宙斯不能违反神的意志而去救自己的凡人儿子，结果洒下铺地的泪水。

《伊利亚特》第5卷中太阳神阿波罗救爱神之子时诗人唱道：

远射神阿波罗发出愤怒的吼声：

“提丢斯之子，莫要痴心妄想，乖乖地退回去，

不要试图与天神争个高下。

天神永生不灭，而凡人双脚离不开大地！”

神和人从来不是一个族类。人是有限的，必死的，人是微贱的，凡人的脚跟离不开泥土。

除了必死和微贱，人生也充满了苦难。宙斯悲叹道：“不幸的凡人，一切生聚和爬行在地面上的生灵中，凡人是最多灾多难的。”不幸的人类、卑微的人类、有限的人类、必死的人类――这就是荷马对照神灵生活状态，提示我们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性状和生存境遇。

在《荷马史诗》中最聪明的俄底修斯也充分领会了人的宿命，他的叹息呼应了宙斯：“在大地哺育的生灵中，所有行走在地面的族类里，人是最孱弱的一类。”这是俄底修斯的人生体悟。荷马还用“幸福的神”和“不幸的人”来区别神和人。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荷马在唱着“二同”的时候强调了“不同”。

荷马还唱道：“人的生命有限，智慧也是有限的。”神和人判然有别，以人的理性和智慧去把握猜测神的意志是猜不透的。因为神灵高深莫测。但敬信是人的宿命，《荷马史诗》的唱诗无碍于对神灵的信仰。

3.结语

以人为神的形象，以人的精神承认为神，这是古希腊有别于其它民族发端文化中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通过对神人同形同性的重辩，对神的定性和人的定性这两个不同族类的判断，凸显了古希腊人深厚的神灵信仰，这是古希腊人重要的价值观。随着古希腊神话的形成，形成了最初的希腊人本主义观念，它成为整个希腊文明的灵魂，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我们在承认神人“二同”的同时，不应忽视神人的“二分”。

注释：

①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OL 2：113.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OL 4：22.

参考文献：

［1］陈中梅.神圣的荷马：荷马史诗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王焕生译.荷马史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王佐良主编.欧洲文化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

第7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关键词：伏尔泰 哲理小说 语言编码

伏尔泰用戏谑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影射、讽刺现实并阐明深刻的哲理，开创了哲理小说的新体裁。从1740年到1774年，伏尔泰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哲理小说创作，完成的哲理小说达26部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查第格》《老实人》和《天真汉》。伏尔泰的成功，归因于他将哲理小说这种文体发展成为一种集叙事、议论和教诲于一体的一种独特文体，并使之成为启蒙思想家在文学场中可以利用文学符号进行语言编码，从而夺取启蒙话语权的手段。

一、18世纪法国“文学场”中的伏尔泰

如果说把欧洲18世纪完全视为“伏尔泰的时代”，这是有失偏颇的；但在重估整个法国18世纪启蒙文学的成就时，若忽视伏尔泰的文学创作，那将是巨大的遗憾和失误。“伏尔泰――这位法国18世纪的文学天才，正是通过欧洲，才较少地受民族化宣传的拖累。他身上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优越感。他超越了民族的本位主义。他使最优秀的欧洲人法国化，他的做法不是让他们成为法国的顾客，而是让他们成为‘诚实的人’。他拥有的最光荣的荣誉之一就是因为此。”为伏尔泰作传的20世纪法国作家让・奥里优曾经这样评价伏尔泰对于18世纪欧洲的贡献。伏尔泰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对整个欧洲的贡献，也体现在他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哲理小说的创作把18世纪法国巴黎文学公共领域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和声音传播到了欧洲的各个角落。他也是最善于利用文学话语及符号的力量来实现对大众进行文化启蒙的作家。

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文学产生在法国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政治走向衰落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法国自17世纪以来一直是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靠王权、教权和专制暴力的手段来维持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伏尔泰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初登文坛时，封建王权和教权力量还十分强大，资产阶级文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他们尚没有任何话语权。伏尔泰早年因写作《哲学通信》和戏剧《俄狄浦斯》，而遭到凡尔赛宫廷和巴黎大法院的指控。他在1716年和1726年曾两次被关进巴士底狱以及被流放至英国，都是政治权利场对其自由言说的惩罚和自由权利的剥夺。1744年，伏尔泰作为宫廷史官和路易十五王朝的官员，重返巴黎“政治权力场”，开始活跃于巴黎政治公共领域，这使得伏尔泰在巴黎文学场一度拥有某种特权。后来伏尔泰从“政治权力场”回归“文学场”，尤其是1753年之后，他基本上“无官一身轻”，定居于自己的庄园，作为自由作家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文学生涯。经济上的独立使他可以不依附王权而获得更多的人格独立，这些都为其自由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伏尔泰在其后期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更多的个性和自由意识。他可以漠视政治权力场的挟制，依据个人的自由意志从事文化批判，并得到巴黎文学场自主性的庇护。伏尔泰从1744年到1778年去世为止，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多产时期，先后发表了哲理小说20多部，悲喜剧10部，历史著作3部，他所创作的作品数量在18世纪启蒙文学作家中堪称第一。

二、从《老实人》看哲理小说的语言编码

在18世纪法国文坛上，尽管戏剧和诗歌这两种文学样式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哲理小说对传播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此，哲理小说主导法国文坛将近50年。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这一文学样式如何转变成为巴黎“文学场”中一种公共文体，成为文学场对抗政治权力场的一种权力符号？当然促成哲理小说这种公共文体的出现有外在的社会语境所致，即18世纪法国缺乏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任何真理的言说都被禁止。所以，为了争夺话语权和反抗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和教会的迫害，巴黎文学场中资产阶级自由文人巧妙地运用这种文体进行语言编码和解码，利用文学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的权利，与专制权威进行斗争，最终成功地将他们要变革社会、建立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思想和声音表达了出来。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理小说在18世纪文坛上的成功既是一种文学形式的有效性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时又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问题。因为它的成功最终是通过启蒙思想家在文学场中利用文学符号进行语言编码和解码活动，从而完成了夺取启蒙话语权的斗争。可以说，哲理小说从演变成公共文体起，就注定成为启蒙思想家在文学场中所运用的特殊文化资本了。

《老实人》写于1758年，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代表作。《老实人》是针对当时法国社会流行的一种“乐观主义”，即“一切皆善”的哲学观点而创作的。《老实人》的主题是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哲学，小说的主人公老实人是一个纯朴、善良的青年，他相信老师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一切皆善”和“十全十美”的。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他原是一位男爵的养子，只因爱上了男爵的女儿，却被逐出养父的家门。在流浪过程中，他受尽苦难，看到的是各种社会罪恶。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认识到“地球满目疮痍，到处是灾祸”。小说通过老实人的各种遭遇，说明这个世界既不完善，更不美好，批判了“一切皆善”的哲学观点。指出这种盲目乐观，只有利于现存社会秩序，说明只有进行变革才能使社会变得美好。正如小说所说，唯有“工作可以使我们消除烦闷、和饥寒三大害处”。小说结尾描写了一个理想社会――“黄金国”，那里遍地黄金，没有专制，没有奴役，科学发达，国王贤明，人民富足，寄托了伏尔泰的政治理想。小说最后以“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田地”这句名言，点明小说的主题――人们的幸福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小说哲理深刻，韵味无穷。

作者用第三者的口吻在讲述着故事，笔调出奇的冷静，从容，我们看不到多少作者的评论，一切顺其自由的发展，目的在于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震撼感。艺术的反差让我们的内心为之一振，看到作者如此冷峻的语气，我们也才明白应严肃阅读这部作品，而在阅读中严肃地思考关于人生的问题，冷静地审视这一切。“老实人”这个概念在作品中，作者赋予它一个特定的内涵，除了说他生性温和，性格率直，思想单纯外，作者更多的是把老实人塑造成为一个盲目崇拜完美主义者，行为是愚蠢可笑的。作者是通过对老实人一路上不幸的遭遇，甚至近似于天方夜谭的旅程来表现社会现实的残酷，以至于老实人幻想破灭的必然性。像黄金国那样理想的国度，只能是乌托邦似的一个梦想，从某种意义而言就是作者的理想，可是这与现实的冲突表明了它们是不会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老实人不懂得去反抗，他的一生更多是在别人的掌控下过活，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任由这世界伤害自己，他也无力甚至没有意识去抗争，这样的老实人其实是可悲的。

《老实人》在阅读过程中带给读者的“离奇颠簸”，显然来自于创作者本身的心路。书中老实人一连串的荒诞遭遇、所见所闻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当时腐朽愚昧的社会现实和世态人情。伏尔泰通过老实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关于“世界尽善尽美”哲学的错误，其宣扬的一切都是维护旧社会、旧制度、旧礼教的欺骗人民的一类谎话，一种愚民的政策。从这点来看，《老实人》的小说色彩削弱了不少，反倒更像是一部寓言。而书中邦葛罗斯的命运也验证了这一点――被统治阶级价值观所裹挟，所洗脑，迎来的却绝不是“尽善尽美”的结局。伏尔泰的反抗意识、启蒙意义在《老实人》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

从情节结构和叙述方式上来讲，《老实人》以叙述主人公的漫游经历为故事线索，尤其是通过叙述主人公精神成长的过程，来确立一种叙述的范式，即叙述者要追溯主人公精神成长的原因，即主人公在现实世界中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及挫折，以及他们从中所获得的教益，而这些磨难和挫折也正是促使他们内心发生变化，促使其精神成长的主要原因。在揭示主人公精神成长的原因时，伏尔泰有意识地通过构造典型的社会空间，即作品主人公所处的生逢乱世、社会动荡、战争不断的具体生活环境，来呈现现实社会的种种危机。伏尔泰通过对主人公坎坷经历的叙述，试图从主人公所置身的社会空间去揭示现实社会到处潜伏着种种危机和黑暗，如统治者的专横、官场的腐败、教会的压迫，僧侣的道德败坏、法律的不公正等问题。而正是这些现实问题和社会的黑暗才是造成主人公命运坎坷的主要原因。尽管作者有意识地展示社会混乱的画面，但他们的真正用意似乎并不是仅仅以暴露社会的黑暗为最终目的，而是要去探求如何消除社会危机的方法。《老实人》这部哲理小说的写实不是完全按照现实社会的样子原原本本地记录和描绘下来，而是按照作者的主观愿望对之加以想象、改写和虚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启发人的思想觉悟，使人思想醒悟。作品中暴露性的描写不完全是客观再现现实，而是蕴含着作者某种启蒙教化的目的。其结尾往往有很深的寓意，作者要把小说故事层面所蕴含的寓意或叙述者的主观意图告诉读者，并提供一个主人公一直在探索的解决危机和困惑的答案。

三、结语

第8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The pile of books next to my bed has become a Tower of Doom. Last month， I was two-thirds of the way through The Age of Extremes when its author， Eric Hobsbawm1）， died. Just below it was The Railway Man， the wartime memoir of Eric Lomax2）. He passed away too. A week after I finished Hunter S. Thompson3）’s Fear and Loathing on the Campaign Trail ’72， defeate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George McGovern， one of its key characters， went. Christopher Hitchens4）， Nora Ephron5）， Gore Vidal6） … My must-read list resembles a kill list.

It reminds me how much I hate those litanies7） of things to read， see， hear or experience before you die， and the way they turn entertainment into an impossibly epic assignment to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ultimate， non-negotiable deadline， as if you will be on your deathbed guiltily confessing to your grandchildren that you never got around to8） watching the Three Colors trilogy9） even though you somehow found time for all six seasons of Lost. I find the beat-the-reaper10） concept irrational and self-defeating， not because I feel above it all but because it highlights how irrational and self-defeating my own attitude to cultural consumption has become.

In the most heartfelt chapter of his book Retromania11）， the music critic Simon Reynolds admits to a strange nostalgia12） for the boredom of his youth. “Today’s boredom is not hungry， a response to deprivation； it is a loss of cultural appetite， in response to the surfeit13） of claims on your attention and time.” One of the many ways in which technology leaves the human brain gasping to keep up is in its provision of almost limitless choice， because time remains as limited as ever. “Life itself is a scarcity economy，” writes Reynolds. “You only have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Technology has birthed new versions of the bedside pile of books： the neglected links stacking up in my Twitter Favourites column； the high-minded Netflix queue14） I compiled； the earnest documentaries waiting in silent accusation on my DVR， like an unused gym membership， until the day the device mercifully crash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igital buffet can erode your ability to commit to one thing at a time. The main reason I don’t own a Kindle or iPad is my suspicion that， without the firm anchor of a physical book， I will get restless and float away in a sea of options.

The great joy of immersion in one particular story is that it stops you thinking about time and how to spend it. I recently counted the books in the Tower of Doom， estimated how long it would take to read them all， tallied this against my available reading hours on an average day， and concluded that the only realistic solutions were to shoot myself in the foot like a panicky first world war Tommy15） or get sent to jail， where I might be able to fit in some regular exercise too. Obviously， what with having a job and two young children， these both had drawbacks. Perhaps I could read faster.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16） allegedly finished up to three books a day， advising his son： “The wise thing to do is simply to skip the bosh and twaddle17） and vulgarity and untruth， and get the benefit out of the rest.” This is good advice for anyone who considers watching all six seasons of Lost， but it also makes the process more akin to data processing than actual enjoyment.

Time anxiety induces a perverse reaction to recommendations. Links to “must-read” articles or rave18） reviews of “must-see” box sets make me sigh. Must I？ Conversely， if I hate， say， the first episode of a new TV drama I feel a thrill of elation： “Thank God for the Newsroom19）’s smug20）， self-parodic hokum21）！ I’ve just saved myself hours.” Recently I was a few chapters into Henry Miller22）’s Tropic of Cancer （which belongs alongside On the Road and The Magus in a subcategory of Books You Should Read Before You’re 18 or Not at All） when I realised I loathed it and could exile it to the charity shop with a clean conscience. It felt great.

When I hate something these days I find it liberating rather than disappointing because I like too much. It wasn’t just the deprivation that Reynolds mentions that guided my teenage choices； it was a certain militant23） narrow-mindedness24）. With cheerful ignorance I consigned vast swathes of culture to the Land of Not My Kind of Thing. Even though I missed out on countless books， films and albums that were， in fact， My Kind of Thing， I didn’t know that at the time， so I was free to go deep instead of broad. I never had the sense that the clock was ticking and Middlemarch25） wasn’t going to read itself.

More importantly， I didn’t care. I don’t know why I do now—why， in my mind， availability leads to obligation. I don’t attend the hideously competitive dinner parties or academic confabs. Frankly， nobody except me is interested in hearing about the ones I have read. Looking at the Tower of Doom and its digital equivalents， I wonder： does manically devouring as much culture as possible make me a better person or just a better armchair26） University Challenge27） contestant？ I think I know the answer to that one.

我床边的那摞书已成为一座“毁灭之塔”。上个月，我刚把这堆书里的《极端的时代》读了三分之二，它的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就去世了。放在它下面的《铁路人》是埃里克·洛马克斯的一本战争回忆录，埃里克也驾鹤西去了。我看完亨特·S·汤普森的《恐惧与嫌恶：跟踪1972年的总统竞选》一周后，这本书中的关键人物之一、落选的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也与世长辞了。此外还有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诺拉·艾芙隆、戈尔·维达尔……我的必读书单俨然是一张死亡名单！

这让我意识到，所谓有生之年必读、必看、必听或者必须要经历某些事的陈词滥调是多么让我深恶痛绝。同样令我憎恶的是，这些说法把娱乐活动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宏伟任务，要在一个没得商量的终极期限内完成。听起来就好像你在临终之时还要向自己的子孙们羞愧地忏悔：虽然自己不知哪来的时间把《迷失》的六季全看了，但却一直抽不出时间看《三色》系列电影。我发现这种妄图战胜死神（来完成宏伟计划）的想法是荒谬的，只会适得其反。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我自认为能超脱这一切，而是因为这种想法更凸显出我在文化消费上的态度已变得多么荒谬和适得其反。

音乐批评家西蒙·雷诺兹著有《怀旧狂》一书。在该书最真情流露的章节中，西蒙坦承自己对年轻时的无聊情绪有种莫名的怀念。“当下人们的无聊情绪并不是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饥渴；而是一种文化欲望的缺失，这是对注意力和时间的过度要求所导致的结果。”科技使人脑疲于跟上其步伐的众多方式之一是为人们提供几近无穷的选择，因为时间仍是一如既往的有限。“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经济，”雷诺兹写道，“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科技催生了各种新形式的“床边书堆”：比如那些堆在我的推特收藏栏里无暇点击的链接；那些我在Netflix网站上编制的品位不凡的电影列表；还有那些躺在硬盘录像机里等待被播放的严肃纪录片，它们像一张未用过的健身房会员卡一样，默默无声地谴责我，直到某天那个机器大发慈悲地自行崩溃。与此同时，数码“自助餐”也会削弱人们一次只专注做一件事的能力。我之所以没有Kindle或者 iPad，就是因为我预感到，如果不用纸质书来凝聚注意力，我会变得焦躁不安，在选择的大海中漂泊不定。

沉浸于某一个特定故事的好处在于，它能让你忘记时间的存在，你也就无须思考如何利用时间。最近我数了数“毁灭之塔”中的书，估算了一下需要多长时间能把这些书全读完，再将这个时间与我平均每天能用来阅读的时间进行比照。结果我发现，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像一战中惊慌失措的英国士兵那样，举起枪打自己的脚，或者进监狱——在那儿也许我还能进行一些规律的运动。不过，对于有一份工作和两个年幼的孩子的人来说，这两种解决办法显然都不是万全之策。或许我可以提高我的阅读速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号称一天能读完三本书，他给儿子的建议是这样的：“读书的明智之举不过是忽略书中的鬼话、废话、粗话和假话，然后从余下的部分中汲取有益的知识。”这对打算看完六季《迷失》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个不错的建议，但这也会让观影过程变得更像数据处理而非真正的享受。

对时间的焦虑导致我对“推荐”抱有抵触的态度。“必读”文章的链接也好，对“必看”影片套装赞不绝口的评论也罢，都只能唤起我的一声叹息——我真的有必要看这些东西吗？反过来，如果我不喜欢某样东西，比如某个新推电视剧的第一集，我则感到得意洋洋、兴奋不已：“多亏了《新闻编辑室》那自以为是、自我解嘲的俗套情节，我才节省了自己的时间。”最近，我只看了几章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该书与《在路上》和《巫术师》一起被列在《十八岁之前非读不可的书》的子目录中），就发现我很不喜欢这本书，这样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把它送到慈善商店了。这种感觉太棒了！

现在，当我讨厌某样东西时，我会觉得这是一种解放，而不会失望，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影响我青少年时代好恶选择的不仅仅是雷诺兹所提到的资源匮乏，还有我们那时的激进思想和短浅目光。那时无忧无虑又无识无知的我将诸多文化打入“非我所爱之物的冷宫”。尽管我与实际上“为我所爱”的无数书、电影和音乐专辑失之交臂，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所以我就由着自己的心意深入探索而非广泛涉猎。年少的我从来没有时光飞逝的感觉，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应该抓紧时间读《米德尔马契》。

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不在乎这些。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会在乎——为什么在我看来，可获得的资源会成为一种义务。我并不参加唇枪舌剑式的晚宴和学术会谈。坦率地说，除了我自己，没人会有兴趣听我讲我读过的书。面对纸质书和电子书形成的“毁灭之塔”，我不禁自问：狼吞虎咽地疯狂吞下尽可能多的文化食粮，究竟会使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还是一个只不过会纸上谈兵的更熟练的“大学挑战赛”选手？我想这个答案对我来说已了然于胸。

1. Eric Hobsbawm：埃里克·霍布斯鲍姆（1917～2012），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代史大师

2. Eric Lomax：埃里克·洛马克斯（1919～2012），英国军官，因写作《铁路人》（The Railway Man）一书而闻名于世。

3. Hunter S. Thompson：亨特·S·汤普森（1937 ～2005），美国记者、自由作家

4. Christopher Hitchens：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949～2011），美国作家、记者

5. Nora Ephron：诺拉·艾芙隆（1941～2012），美国知名导演、编剧，代表影片有《当哈利遇见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和《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等。

6. Gore Vidal：戈尔·维达尔（1925～2012），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

7. litany [?l?t?ni] n. 陈词滥调

8. get around to：设法找到足够的时间去做（某事）

9. Three Colors trilogy：《三色》系列电影，波兰著名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1941～1996）所导演的《三色：蓝》（Three Colors： Blue）、《三色：白》（Three Colors： White）和《三色：红》（Three Colors： Red）三部电影的总称。

10. beat-the-reaper：击败死神

11. Retromania：《怀旧狂》，其完整名称为《怀旧狂：流行文化对自己过去的瘾》（Retromania： Pop Culture’s Addiction to its Own Past），英国音乐评论家西蒙·雷诺兹（Simon Reynolds， 1963～）的著作。

12. nostalgia [n??st?ld??] n. 对往事的怀念；怀旧

13. surfeit [?s??（r）f?t] n. 过量，过度

14. Netflix queue：指用户在Netflix视频网站上按照想观看电影的先后顺序编制的电影列表

15. Tommy：又称“Tommy Atkins”，对英国士兵的一种称呼

16. Theodore Roosevelt：西奥多·罗斯福（1882～1945），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四届（第四届任期未满）的总统，被学者评为美国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之一。

17. twaddle [?tw?d（?）l] n. 废话

18. rave [re?v] adj.〈口〉狂热褒评的；赞扬（性）的

19. Newsroom：《新闻编辑室》，一部由艾伦·索金原创的美国剧情类电视剧，于2012年6月在HBO电视台首播。该剧讲述了一个虚构电视台“亚特兰大有线新闻台”（简称ACN）台前幕后的故事，同时也描述了ACN主播威尔·麦卡沃伊及其制作团队在“电视台商业需求与个人新闻操守发生冲突时”的一系列表现。

20. smug [sm?g] adj. 自以为是的

21. hokum [?h?uk?m] n. （为追求感情效果而加进戏剧等中的）俗套情节，低级噱头

22. Henry Miller：亨利·米勒（1891～1980），美国“垮掉派”作家，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下文中提到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是亨利·米勒的自传体小说。

23. militant [?m?l?t?nt] adj. 激进的，好战的

24. narrow-mindedness：目光短浅，坐井观天

25. Middlemarch：《米德尔马契》，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小说。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

第9篇：凡尔赛宫阅读答案范文

康熙为清最隆盛之时代，而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引为殷鉴，不立太子[2]。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本文即著眼此点，对世宗夺嫡始末加以推勘。

从来论世宗事者，疑似之间，不免依违。本文则从隐显之际，断其得位全由图谋。阿、塞、年、隆诸狱，本为泯灭图谋之迹，而不知其迹愈显。正赖有此，始能得其端倪。故本文以允礽再立再废始，以阿、塞、年、隆终。宫禁事秘，传闻多误，下语必慎。取材未充，拾遗补阙，期以时日。

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676年1月27日）册立皇子允礽为皇太子[3]，是为清代立皇储之始。太子立且三十余年矣，何以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1708年10月17日）忽有废斥之举[4]？又何以有四十八年三月初九日（1709年4月18日）再立，五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712年10月30日）再废之举[5]？苟始以“赋性奢侈”，“暴虐淫乱”，“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坐致废黜；继以“虽被镇魇，已渐痊可”，复立为皇太子；终以“狂易之疾，仍然未除”，“狂疾益增，暴戾僭越，迷惑转甚”[6]，再行废黜禁锢；似不足以塞后人之疑窦！须知太子髫龄诵书，即承父教[7]，六岁就传，多属名师[8]，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每从行幸，赓咏颇多[9]。三十五年（1696年）帝亲征噶尔丹，命其居守，处理政务；明年行兵宁夏，亦然[10]。足证三十六年以前帝之于太子，教之诲之，且试之以政者再。不特此也，大抵在四十七年未废之前，太子之眷宠未尝一日少减，声望未尝一日少堕，仪制亦未尝一日少损[11]。何以知之？证之南巡至德州之回銮，宋荦之颂扬，高士奇之陛辞及李炳石之觐见[12]，可知也。

然则四十七年突然之变，大捕太子党羽，且拘太子于上驷院旁，继而幽禁咸安宫[13]。骤视之殊不可解。仔细案之，太子结党，密谋大事，其关键恐在索额图一人。索于四十年已告老矣，逾年太子病于德州，帝召之待疾一月，未半载而被逮[14]。谕中云：“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凡五六见。岂有相处一月而不相告者乎？索固拥戴太子之党者，“施威吓人”，徒众极伙[15]。所谓结党“议论国事”，必是胁帝让位于太子一事无疑。如拘索谕中有“背后怨尤之言，不可宣说”、“朕若不先发，尔必先之”之语，与废斥太子谕中所云：“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16]，可相印证。意者胁帝退位，索为主动之人，太子不过被动耳。帝虽明知，或牵于天生父子之情，迟迟未发；孰知一逮主动之人，而被动之人亦汲汲不可终日。故四十七年上谕，一则曰：“鸠聚党与，窥伺朕躬”；再则曰：“令允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三则曰：“置索额图于死，而允礽时蓄愤于心。”[17]是太子由被动一变而为主动之人，帝自为计，遑论父子之情，故一旦有“逼近布城裂缝，向内窃视”、“中怀叵测”[18]之事实发生，太子之不被废，其可得乎？

太子之所以废而复立者，实非因被镇魇而痊可之故[19]。当时“太子党”外，尚有皇子诸党。其最著者为“皇长子党”、“皇四子党”、“皇八子党”是已，彼此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无有已时[20]。不有太子，无以阻阿哥之野心。明诏欲于诸子中推举一人[21]，昭然若揭。储贰之位未正，诸子党争尤烈。圣祖未逾年而再立太子，即所以弹压诸子之党，去其觊觎之念；而以一切暗中构煽，悉推之索额图父子，盖以主动罪索之子孙，而废太子为被动耳[22]。

苟明乎此，则太子再立再废之故，不难迎刃而解。何则？盖再立太子，不特不能解诸子之党，反而加深太子之党，主动被动，合为一体[23]，图谋不轨，日甚一日，故谕中有云：“允礽……与恶劣小人结党……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测之事，则关系朕一生声名”；“数年之间，隐忍实难”；“今众人有两处总是一死之言”[24]。洵以“皇帝”一念，横亘胸中，于是父子之间亦不能相容，圣祖年逾六旬，盖世猜雄，于此则束手无策[25]。自是太子再废之后，无复有敢言之者，王掞、朱天保等请立东宫之得罪，徐倬“道贵堂类稿”“应皇太子教”诗及朱彝尊“曝书亭集”青宫再建诗之削去，即其明证[26]。

皇八子允禩希冀为皇太子者久矣，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祯（即允禵）结为死党[27]。其聚集党羽，欲杀害太子，早始于太子未废之前，且有势将及于圣祖之虞，是即所谓张明德谋刺之案，由皇长子允禔告发之[28]。其实允禔何尝不有希冀皇储之意，故拘禁太子时，竟有“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之奏[29]。争夺之烈，骨肉相残，有如是者！只以皇三子允祉告发喇嘛巴汉格隆为允禔厌胜太子事，帝斥其行事比废太子更甚，计不得售，不得不与允禩结成一党矣[30]。

太子既废，诸子觊觎之志加剧，而谋害之念如故，性命可谓危殆之至[31]。诸党以允禩为最横，皇子自允禔、允禟、允祯、允（原字为左示，右我）[32]而外，满大臣有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辈，汉大臣有王鸿绪辈[33]。声势之大，党羽之众[34]，莫能与之抗衡。平日沽名，传播众口[35]。办事之材，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即圣祖及世宗亦尝称誉不已[36]。故东宫之废，以为舍我莫属，俨然以皇太子自居[37]。先之以允禔之推荐，及事败露，允祯至以死保；继则满汉大臣为之荐奏[38]，复被黜落；其铺谋设计，都成泡影。岂真以“身婴缧绁……母家微贱”而致落第耶？[39]

细案之不然。此次推选太子，允禩之所以失败，其咎似在马齐一人。自表面观之，马齐固亦禩党，决无破坏之理。乃马齐起自微末之员，纯系贪得之人[40]，蹿至高位，图谋专擅，必先已探得消息。不然，帝何以有“勿令马齐预之”[41]之谕？及其所举皆同，无一异议才，不得不招圣祖之疑，反复究问，查出马齐必系暗通消息之人[42]。盖圣祖属意于允禩，确已胸有成竹。读四十七年之谕：“今立皇太子之事，朕心已有成算”；与四十八年帝自谓：“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允禩，默喻于众”；及上谕云：“马齐……乃潜窥朕意而蓄是心，殊为可恶”[43]，则知帝心目中之皇太子，舍允禩其谁？参以允禩落选之后，而佟国维犹以“总之将原定主意，熟虑施行为善”为言，尤可证也[44]。惟帝以大权在握，不能旁落[45]；于是允禩之图谋大位，竟由马齐一手断送。

五十一年太子再废后，圣祖绝口不谈此事。允禩辈果能为之绝念乎[46]？此又不然。证之五十三年谕云：“允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及雍正二年上谕：“伊等结成朋党，竭力钻营……巧行贿赂，收服人心……偏置耳目，以愚弄人。专欲待间乘时，成伊大志”，与夫允禟寄书允（原字为左示，右我）内称：“事机已失，追悔无及”云云[47]。可见圣祖储位尚虚，则诸子之野心不死，固昭昭然也。

帝之所以始欲立禩而中变者，固惧大权之旁落于大臣之手，尤患重蹈允礽之覆车。诚如上谕所云：“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允禩者……不然，朕日后临终时，必有将朕身置乾清宫，而尔等执刃争夺之事也……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允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48]。则允禩之不得立与太子之再废，实同一命运。

雍正元年（1723年）上谕内阁：“朕在藩邸……皇考知朕中立不倚，断无杀戮之事，是以命朕继承大统”；同年又谕：“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继承统绪”；此外屡言：“历年身居藩邸，享安闲之福”；“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死生利害，听之于命”；“并无希望大位之心”；“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49]。据此知世宗之继承，纯出于圣祖一人之授与，似已无疑义者矣。

夷考其实，则大不然。雍亲王之为人，“喜怒不定”四字，足以定评；“戒急用忍”，尤其天性险诈，似远出诸阿哥之上[50]。试举一二例以证之：平昔小心谨慎，能体父意，殷勤恳切，竟获“诚孝”之美名，固无论矣；太子初废，目击诸邸公然角逐，乃反其道而行，阳若不争，且为之保奏，复得“伟人”二字之褒语[51]。不特此也，且于众前强辩其无此奏[52]。非矫饰之人，不克臻此。果友于兄弟，何以圣祖在日，有“二阿哥恐有妨于己，遂至以非理相加”之事；又何以太子临死，有“二阿哥断不可放出”，及其既死，有“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今既如此，其罪已毕”之语[53]？真情忽吐，乃知其阴险诈伪之极，不能矫饰于平时。

若谓雍邸向日并无希望大位之心，又无结仇结党之事，谁复信之？虽世宗尝自为之辩曰：“倘如伊等营谋，朕亦不让伊等；伊所纠合之人，朕岂不能纠合？伊能市恩小义之名，朕岂不能邀取？朕素无此志，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又谓：“朕在藩邸，甚恶此风（指朋党），断不为其所染。廉亲王至今与朕结怨，亦即此故”[54]。一概推托，且举允禩为证。而不知其结党邀名，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观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上谕明云：“沈竹、戴铎乃朕藩邸旧人”，而四年八月三十日上谕竟云：“巴海、戴铎、沈竹皆八阿哥属下之人。”[55]似此推诿，可谓欲盖弥彰。更证之以阎若璩之客于雍邸，几为当时掩饰殆尽，终难逃后世明人之勘断也[56]。

雍邸之腹心，自以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为最[57]。倚赖之深，信任之专，始终如一，人莫能与之抗。鄂，满洲也；李，汉人也；田，汉军也[58]。世皆知田曾为藩邸之“庄头”，乃上谕于擢用田之原委，竟谓：“朕在藩邸时，不但不识其面，并不知其姓名”，其谁欺乎[59]？此外藩下人有年羹尧、傅鼐、博尔多、诺岷、戴铎、沈廷正、沈竹、金昆、黄国材、黄炳、魏经国、常赉、官达[60]辈，皆在康熙时，各为总督、巡抚、提督，遍布于四方。而上谕云：“朕在藩邸，懒于交接”[61]。不知由马尔赤哈之荐，于园中一见蔡珽，即加优礼；复由蔡珽而拔用李绂[62]，非广事交接结纳羽党而何？他如与禅僧相接，致后来有“密用僧人赞理”[63]之流言，岂偶然之故哉？此其所以登极二年之后，犹谆谆谕以：“尔等应以大统视朕躬，不应以昔日在藩之身视朕躬也”，及“诸宗室家毋妄与外边汉人来往。……伊等但诱人多事，从中侥幸得利，遂其志愿。尔等敬识之。”[64]若非亲身经历，何能深悉情伪以为丁宁告诫如此？

雍亲王既结党邀名，亦不可谓不“僭越”矣[65]。潜萌希冀，预谋攘夺，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能于圣祖晏驾之日，安然绍承大宝者，隆科多一人之力为多。盖隆时为步军统领，身操警卫京师之兵权，然则榻前受命，口衔天宪，谁敢不从[66]？上谕所云：“仓卒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授受之际，太平无事”，[67]虽平淡数语，最能探出当时消息。何以征之？圣祖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戌刻崩于畅春园，亥刻回都，是夕铁骑四出，用以弹压[68]。翌日之命，在内以马齐、降科多总理事务，在外以年羹尧允禵西陲军务[69]。马固禩党，反复构煸其间，卖禩求荣，任马即此以制禩死命；隆、年俱兵权在手，任隆、年即足以控制反侧[70]。故能“中外敉宁”[71]，此即所谓“太平无事”也。至十六日宣读遗诏，并未宣布汉文，而以“宣读清字诏书……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为谕，良足以骇天下人之听闻[72]。此即所谓“一言而定”也。观其监事之周密，即事前之深谋可知。乃以轻言细语了之，深心人作浅语，固知其语更深。虽巧不可阶，其如难逃天下后世之明鉴何！

后来种种传闻，散播人口，并非事后野人之语，如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之传说[73]，岂皆禩党所能捏造？证之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之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世宗登极，颁诏大赦，有云：“朕之昆弟子侄甚多，惟思一体相关，敦睦罔替，共享升平之福，永图磐石之安”[74]据此可知世宗于即位之初，固尚以“保全骨肉”相号召。曾几何时，乃报复旧怨，翦除兄弟，务绝根株，大兴朋党之狱。上谕所云：“朕之弟兄及诸大臣。……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伊等其谓朕宽仁，不嗜杀人，故任意侮慢乎?此启朕杀人之端也”，及“朕当以社稷为重，虽系兄弟，亦难顾惜”[75]，即共明征。然则初以允禩总理事务为四大臣之一，继而封廉亲王，授理藩院、工部尚书，无非借以父安反侧，牢笼天下人心，姑且容忍于一时[76]。不然，何以防范之严，甚于往时，致招诸大臣之不平；而竟有“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之忿语耶[77]？

其实允禩之才力，本与世宗相当[78]。只以大位已落人手，生杀予夺之权，操之在人。明知“过为贬损”，“小心谨畏’，仍不得免于诛戮；然犹委蛇柔驯，正欲使其兄负屠杀兄弟之名，蒙天下后世之不韪[79]。此时世宗所以不遽致之死者，不外散其党孤其势，且隐示禩在掌握，得免与否，全视其徒党敛迹与否为断[80]。以允禟、允禵为禩死党，又皆数百万之富，其权谋术数，足以耍结人心，煽惑众听[81]。故于父死未满百日之际，即先迫允禟远徙西宁，着都统楚宗加以约束，旋即拘禁允禵于汤泉，以李如栢为之监视[82]。观后来上谕所云：“朕即位以来，离散伊（指允禩）党，令居远地，惟望伊等改悔前行。朕今日岂惧此等匪人党与，所惧者万一事生，必致杀戮多人耳”；“设使当日允禵、允禟俱留在京，必致相济为恶。欲如今日之安宁无事，其可得乎”，惩治弟辈，得心应手，见于词色，毫无手足之情；而禵则一母所生者也[83]。忍哉!

即如碌碌庸才之允（原字为左示，右我），亦必逐往张家口外严寒之地，抱病而医，立加拘禁；至若已拘禁十数年之大阿哥、二阿哥，均禁锢终身，死于监所；允祉亦以幽死；允禑命守景陵，不数年而卒[84]，谓非良死，自无确证，然以世宗之残忍，决不肯听其苟延。至若崇任怡亲允祥，厚奖果郡王允礼，则别有故。世宗之所以任允祥者，正以专未尝“纠党邀结一人”，而又能为其穷治邪党，“彻底审出”；所以奖允礼者，正以其能参奏抬写廉亲王之处[85]。既得其用，复博友于之名，以掩盖一切杀弟丑事。

世宗尚恐廉亲王素怀大志，其心不死；于是穷治党羽，谓之“整理变化”，自谓即被人加以“苛刻严厉”之名，亦受之不辞[86]。如其所云：“暗附朕之兄弟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向日结党之弟兄，无附会济恶之人”；又云：“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人人皆知廉亲王之非，则党援自散，廉亲王一人又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87]故费尽苦心，必刬除罄尽而后已。如苏努、勒席恒、七十、秦道然、陈梦雷、陶赖、张廷枢、吴尔占、普奇、经希、色亨图、阿布兰、马尔齐哈、常明、德宁、佛格、汝福、阿尔松阿、阿灵阿、鄂伦岱、满都护、噶达浑、栾廷芳、武正安、鲁宾、揆叙、五格、二德、阿尔逊、郭允进、徐元梦、巴海辈[88]，莫不坐以“邪党”。或谴责，或降级，或革职，或削籍，或除名，或监禁，或禁锢高墙[89]，或充军边地，或正法，或立斩枭示，或已死而犹追治其罪。凡此皆在禩、禟生存之时，恐其助之为害，犹可说也；迨禩、禟既死之后，仍有鲁尔金、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法海、佛保、达尔当阿、托时、查弼纳、萧永藻、高成龄、董永芠、四格、李凤翥辈[90]之放流诛殛，谓非怨毒之深而何?

当禩、禟之未死也，世宗帅折磨之凌辱之，无以复加。兄弟骨肉之间，“情如水火，势如敌国”[91]。观其以一都统约束允禟，令之下跪听诏；因遣人买草，竟革去贝子[92]。而允禩之掌工部也，节省不可，推诿亦不可，即无心之过，亦莫不推之允禩一人[93]。既以梓宫奉移山陵，减省一半，为不遵例矣；而供奉御容，自我作古，又以“悲思罔极”为合法[94]。又如诸母妃迎养廉王府之初，允祹请不时入宫相见而不见许矣；乃三年后，又以诸母妃未尝一造殿下为“系允禩从中阻挠[95]。似此自相矛盾，令人何所适从?

世宗欲杀禩、禟之心，早已蓄于同为皇子之时，决不肯贷其一死。如康熙四十八年即奏：“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雍正元年亦谕：“但迫朕于不得已之时，将凭皇考之威灵，执法诛戮，谁曰不可乎?”及三年三月又谕：“廉亲王……每事烦扰朕之心思，阻挠朕之政事，惑乱众心，专欲激朕杀人”[96]可证。三年十二月，拘禁允禩，并革去亲王，严行禁锢；四年三月，废允禩、允禟为庶人；旋改允禩名阿其那，其子弘旺名菩萨保；五月改允禟名塞思黑[97]。八月二十七日（一七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塞死于保定，九月初八日（十月三釰）阿死于监所，阿、塞之死，决非良死[98]，下手者李绂，而授意者则世宗也。请以事实为证：世宗先差胡什礼往西宁，带颁塞思黑回京，塞“一路……谈笑如常”，固强健也；途过保定，留住两月，饮食亦如常，犹无恙也；乃李绂忽以“腹泻”奏闻，随即痊愈，不数日而病故矣[99]。证以李绂有“俟塞思黑一到，我即便宜行事”之语，及世宗已有“俱交与李绂，尔不必管”之明旨；而七年上谕又责李绂“并不将塞思黑自伏冥诛之处，明白于众”[100]，真所谓狐埋狐搰。塞死才旬日耳，阿又以病故闻，何其巧也[101]！以世宗迫允禵“若欲同死，悉听尔意”[102]之谕推之，则阿之暴卒，非世宗授意杀之而何?

阿、塞死且百有余日矣，五年四月十八日之煌煌上谕，因李恒荣之案论及阿、塞之死曰：“阿其那、塞思黑二人之恶，不可枚举，实逆党之渠魁也。二人一日不除，则逆党一日不散，国家一日不安，是以无奈将伊二人拘禁。此时诸王大臣奏请即行正法，而朕未即俞允者，乃一时小不忍，意略迟回耳。不意二人遂服冥诛。然朕为宗庙社稷计，若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将伊明正典刑，以彰国宪。

盖朕受皇考付托之重，不得顾小节而忘大义，亦不得顾一身之毁誉而忘国家之安危。朕只论阿其那、塞思黑有必可诛之罪，有必当诛之理，而断不避诛阿其那、塞思黑之名也。诸臣试思：此二人者，宽以容之，不可；严以待之，不可；放纵之，不可；禁锢之，亦不可；果如何措置而后可以除国家之大患乎?”[103]世宗必死共兄弟，特不欲负杀兄弟恶名。允禩明知不能免死，但不欲独死，欲世宗多杀兄若弟，以负千载骂名。观世宗前后上谕，种种忸怩，及允禩种种言辞，皆以此一念为关键。至于既死其弟之后，知骂名不可避免，乃明明白认。向来特小不忍，非避恶名，其实仍是掩饰，用心亦良苦矣。世宗尝责廉王曰：“外市慈厚之虚名，而内忍行惨酷杀人之实事；虽工于掩饰，而欲盖弥彰。”[104]若以此评还诺世宗，尤觉至确至当。两人智术相等，不过一成一败。圣祖一生弄术，而诸子若此，知其后半生之苦恼不少。世宗既殁，高宗即位，首先将主谋助凶之文觉禅师，驱逐回籍；后来阿、塞二人仍复原名，收回玉牒[105]。是世宗之行事，又不见谅于其子矣。

自是而后，诸邸停止阿哥行走，改为上书房，以课皇子[106]，遂为一代定制。

世宗之立也，年、隆最为有功。隆以是封一等公，复加“舅舅”之称；年则封三等公，悉付以西陲之寄[107]。其所以信任之尊崇之者，蔑以加矣。隆之入朝，见亲王不过起立，亲王则欠身微趋而过[108]。其于年“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赐佐领”；年在外，督抚跪道迎接，受之不辞；每入京，公卿跪接，策马而过，不稍为之动容；即王公下马问候，亦颔之而已[109]。复谕将年之子熙过继与舅舅隆科多为子，而隆竟有“我二人（指隆与年）若少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110]之言。是又暗示隆、年并重，豪无轩轾，共尊宠若此。满朝望风承旨，孰敢不媚此二人?后来乃独责诚亲王“待隆科多、年羹尧越礼致侯，作谄媚卑污之举动”[111]，而不知皆自己过于隆重，有以启之也。

阿、塞在必诛之列，尽人皆知。独年、隆以功首而就夷戮，且年之显戮，犹在阿、塞之前，则不得共故。世或以年恃功骄蹇，不缴朱谕[112]，为致死之由，当属皮相之论。若深察世宗之为人，则年、隆之戮辱，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不然，年尚可以骄蹇目之，隆则何说乎?此外则年、隆赞佐密谋时，必有许多不可告人之隐，若留活口，终是后患。此亦不得不亟亟加以诛戮之一理由欤?今即由世宗先后谕旨比勘，知不只字字深险。极尽操纵抑扬之能事。于年尤甚。年之才能，远在隆上，故年显诛而隆瘐毙。观其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谕：“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

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备示牢笼，正所以暂安其心；同年十二月十一日未刊朱批年羹尧折忽云：“凡人臣：圆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已略露抑制端倪；及三年未刊朱批年折则云：“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明明道破即将下其毒辣之手[113]。而年、隆不悟，年犹有“夕惕朝乾”之语病，有类讥刺；而隆则私抄玉牒，存贮家中，授人把柄[114]。

今考隆之罪案凡四十一款，其中有云：“妄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与“狂言妄奏：提督之权甚大，一呼可聚二万兵”[115]。证以雍正五年上谕内阁：“皇考升遐之日，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则隆此二语，不啻李斯临死上书之以罪为功，触犯世宗所忌，安能免于“永远禁锢”[116]？年之诛也，尤早于隆。罪状至九十二款之多[117]，实皆非必杀之罪。盖年之入雍王府，早在康熙四十八年前；而抚川时，世宗即责其有“今日之不负皇上，即他日之不负王爷”之语为“无法无天”[118]。所谓“无法无天”，即此等密谋，只能存之于心，不能宣之于口。迨世宗即位之后，年恳请陛见折云：“臣受恩最深，忠君之念不自今日。我皇上至孝本乎性成，自古帝王所未有，此臣平日所深知者。”[119]可见年早预夺储之谋。读雍正元年正月初二日未刊朱批年折云：“舅舅隆科多，此人朕于尔先前不但不深知他，真正大错了!此人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希有大臣也!”[120]可见世宗篡夺之谋，年、隆实预腹心之寄。所谓“先前”二字，至少当在年为川抚之时，与年折“不自今日”可相印证。故谓世宗蓄谋过二十年，即此可以为证。后来遂责年“今日之功，岂能及鳖拜之大?而所省巨之罪情，则甚于鳌拜。”[121]以鳖拜为此，不杀何待?甚且谓其居心“期于必遂其缘木求鱼之大志，主意断不改悔也”，则疑年由怨望而萌异志矣；所以有此疑，则由于预断其人必反复也[122]。而年犹不悟，于奏折中“故意隐约其辞，以启天下之疑”，尤足以激世宗速杀之心。不知所谓大功告成，正是死期已至之日，犹斤斤以功自诩，卒致杀身并杀其子[123]。

年、隆皆以兵权在握，得为佐命。世宗初登大宝，即对隆阳尊其名位而阴夺其实权[124]。年则储之以制允禵、允禟，独处西秦，手握重兵，而竟一车两马，仆从数人，布帏轿车，帖然受命赴任杭州者，实由任年之始，即早储岳钟琪以制年矣[125]。而昧昧如王安国者，

乃奏称：“皇上既烛年羹尧之奸，夺其权而调之内地，在今日不过釜鱼几肉耳。正法亦可，放流亦可”，致遭世宗“笑而鄙之”[126]。明明道出世宗心事，不能怒骂，乃以此“笑而鄙之”四字解嘲耳。

年之羽党，似多于隆。如胡期恒、金启勋、边正烈、彭振义、刘世奇、张泰基、黄起宪、武正安、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阮阳璟、黄焜、张适、李世倬、彭耀祖、杨廷柏、张梅、王希会、周文泽、靳树榛、梁奕鸿、马灼、王持权、金式训、靳光祚、高世禄、董正坤、魏世瑛、杨书、葛继孔、李继泰、赵健、许启盛、刘子正、严世杰、金德蔚、周元勋、王国正、杨文斌、崔鸿图、张纯、周仁举、年悦、王景灏、王嵩、宋师曾、王允猷、汪景祺、邹鲁、净一道入、田帝育[127]辈，曾获谴责或诛戮。至于钱名世以党年致负“名教罪入”[128]之骂名，又处分之罕见者。以视阿、塞，“年之结党，为时尚浅，是以易于解散”[129]。乃隆于年案，有意扰乱，亦得严加议处[130]。所谓“隆党”，不过牛伦、程光珠、张其仁、姚让、吴达礼、查嗣廷、马武、塞尔图、塞楞额诸人，其交结揆叙、阿灵阿、菩萨保[131]，菩萨保即允禩之子弘旺，后来撰“皇清通志纲要”者也；并为敌党，又罪之大者。盖世宗时时心目中有反复二字在[132]。攻击年党最力者为李绂、蔡珽，昔深仇也，故世宗赐以所籍年之服物赀财，年赐自尽时，特派蔡珽监刑，使珽快心，兼使年痛心[133]。然未久绂、珽又皆得咎，凡甘为鹰犬者下场往往如是。

依据上面所列论证，知世宗之用年、隆，识共反复，早预存欲杀之心。制之之法：先削其兵权，后则按定步骤；初若隆重，继示裁抑；又继则吹求无所不至。先后历时四五年，始了其事。重视之，殆与阿、塞相等。所以不遽诛戮，意在离其党羽，兼为用人取舍之资。唯世宗自谓亲理万几，不假手于人，不似督抚之有幕宾[134]。然“永宪录”谓阿、塞、年、隆之大狱，皆由文觉禅师主谋。高宗初立，严饬僧人，曾放还山；独令文觉徒步南行，且年逾七十矣[135]。“永宪录”著者萧奭[136]，亲见亲闻，所述如此，自足取信。然与世宗无幕宾之言，大相谬刺矣。文觉能为世宗主谋，其人本领可知。惜共事不详，遍考诸书，竟无所得，仅得其所为文一首[137]。信能文之高手也。

此文作就，尚有可得而论者，综括为三：第一，世宗篡立，确凿有据。即年羹尧为川抚时“他日不肯负王爷”，及雍正元年二折，不啻自画供招，已足为世宗图谋大位逾二十年作一铁证。而旁证若康熙四十七年太子之废，雍王亦在与诺子同被圈禁之列[138]。又康熙五十二年戴铎有“诸王当（太子）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之语，所谓“诸王不并立”，其中自有世宗；及康熙五十七年李光地奉旨进京，系为立储之事，乃语戴铎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而铎密告之曰：“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139]，虽事实不详，而图谋二字已有注脚。再证以世宗即位后，四五年间，皆为清除敌党，苏努、七十之追罪，鄂偷岱、阿尔松阿辈之正法，以及阿、塞之死。苟非数十年以死相搏之仇恨[140]，何必一一置之死地而后快意？即年、隆之不可容，卒致或诛或禁，固有种种衅端；而非虑当初密谋，留为他日话柄，又何必过为已甚?凡此皆可作篡立之最好证据也。故分言之，则篡立为一事，阿、塞为一事，年、隆又为一事；合言之，则前者为主，后二者为余波。必合而考之，其事始明，其迹自显[141]。

第二，“大义觉迷录”不足置信。此则雍正七年因曾静、张熙之案而刊布。世人皆知为讨论“华夷”之见而发，不知其所以“明目张胆，宣示播告”，正为“更有大奸大恶之徒（指允禩允禟）捏造流言”，而加以强辩耳，如云：“若非因曾静之事，则此辈（允禩允禟）之谣言，展转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142]即可印证。今请就谋父、逼母、弒兄、屠弟四端，举其事实抵触处，为之驳正，以证其诬。圣祖之崩，世宗尚在南郊，乃云：“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侯日增之故”，而一字未及传位之事，固可疑矣；证以遗诏之不在寅刻，果亲王允礼之不在寝宫，则录中所云，必非当日实事[143]。此谋父之终可疑者也。自谓为仁寿太后“孝顺之子”，已宣言欲慰母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矣，终未赐封号，仍称贝子；乃母死之日，欲一面同胞之弟而不可得；即如诸母妃三年中不许入宫一见，而录中犹云：“无不尽礼敬养”，所言与所行自相抵触[144]。此逼母之又可疑者也。以大阿哥、二阿哥曾有“断不可放出”之谕旨，此录则改为“二人断不可留”；虽一字之易，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录中又云：“将来二阿哥亦可释其禁锢”[145]，证以二年上谕：“其身若在，仍属负罪之人”之语，则录中所云，何可为信?即以锡赉及临死之言而论，前后亦复不同[146]。是弒兄之名欲盖弥彰也。至若屠弟一事，世宗自云：“不辩亦不受”[147]。谓之明明白认，亦无不可。唯录中涉及此事，纰缪百出。如阿死于四年九月，塞死于同年八月。乃录中云：“不意此际阿其那遂伏冥诛，塞思黑从西宁移至保定，交与直隶总督李绂看守，亦伏冥诛”[148]。二人之死，其间相去虽止旬日，而一先一后，故意颠倒，决非健忘；不过佯若不知其实情，以图掩饰授意之迹而已。再如允禵于元年四月留驻汤山，越数日而逮其家人，永远枷示，五月复革其禄米，平日亦不许往拜陵寝；即母后临死之前一日召见，以部文未载谕旨而中止。[149]非拘禁而何？乃录中云：“允禵之拘禁，乃太后升遐三年以后之事。”[150]岂非欺入之语？然则屠弟自是实事，而复譸张为幻如此。此录之不足置信，彰彰明矣。

第三，实录有意删改上谕之处，历历可考。关于上谕诋斥阿、塞之处，竭力为之掩饰，当出高宗有意为之。兹分全删及润饰二端，各举一二例以明之。其全删者，如：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如阿其那、塞思黑之在皇考时，悖逆之心固已显然昭著，尚不敢于大廷广众公然肆行其悖逆之语。此与四凶之在尧世，有不臣之心，而尚无不臣之迹同也。是以皇考姑容之。朕以藩封，继承大统。彼阿其那、塞思黑之视朕，犹四凶之视舜也。遂肆其欺罔，恣共傲犯，种种逆迹，不可枚举。且敢公然于王公大臣之前，诅咒詈骂。此与四凶之在舜世，悍然肆其不臣之迹同矣。夫舜之去四凶，岂有些微嫌隙私怨于其间哉？盖殛放奸回，为世道人心计耳。故史称：舜流四凶族，于是四门辟。言无凶人也。朕在藩邸四十年，从旁观看，凡党恶渠魁，潜蓄邪谋，背公枉法之事，靡不洞悉。今受皇考付托之重，既知习俗流弊，关系甚巨，如坐视而不为整理，朕实不忍。是以屡降谕旨，谆切开导，冀其悛改，四年于兹矣。而阿其那、塞思黑及同党之巨恶数人，自知平日叛逆之罪，为朕所深知，必不能逃于诛戮，而怙恶之念愈坚。不但不肯悛改，且至肆无忌惮。正如左氏传所谓四凶者，告之则顽，舍之则嚣，诬盛德而乱天常也。朕荷宗社之重寄，念经国之远图，不得已将伊等同党巨恶数人置之于法。而阿其那、塞思黑为天地所不容，相继俱伏冥诛。……”[151]云云。此全段之被删者；其它类此者甚多，不胜枚举。向来修实录，于上谕有删减，无笔削，意在存其，犹可说也，乃润饰斧削之处，屡见于篇。如二年四月初七日上谕原云：“朕即位后，不念旧恶，惟笃兄弟之谊，恩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以期终始保全。伊等不知感思，罔俊旧恶，益复妄行。在昔皇考时，朕尚以兄弟之故，如彼周旋；岂今绍承大宝而有凌逼兄弟指瑕求疵之理乎?”改云：“朕即位后，惟笃兄弟之谊，曲予包容，指示教诲，冀其改过，以期终始成圣。此朕向在皇考时，即志愿如此。岂今绍承大宝而于兄弟间有指瑕求疵之理乎?”又如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有云：“总因伊（指鄂伦岱）私相推戴之人（指允禩）未得大位”，改作：“总因伊私相依附之人未遂其愿”。[152]此字句之删润者。“世宗实录”成于乾隆六年。前此“上谕内阅”颁于雍正九年。“永宪录”撰成在乾隆十七年，其凡例自谓曾录自邸钞。尝以三者对勘，“永宪录”虽间有漏遗删节，而语句尚保有最初之真面目。“上谕内阁”则已有修改痕迹。实录则又加修改[153]。若以实录字字皆为信史，岂非谬误？不特此也，“圣祖实录”成于雍正九年，实录中从来未见允祯之名。若非见于“皇清通志纲要”，后人决不知允祯为允禵之本名矣。修实录时，必将康熙时上谕提及允祯者一一改正。此可改正，其它何不可以修改？以是疑宜录中盛奖世宗及唾骂禩、禟之处，未必皆能得实。今日故宫所存文献，关于废太子者，从未发见，殆昔焚毁无遗矣[154]。然则为灭迹而无不焚毁者，当无限量。因考世宗事，除上谕外，几于无征。而上谕又有足信有不足信。又因世人喜论康、乾间修改前代实录，而未注意康、雍两朝实录初修时已有若干讳饰，故略及之。

[1]参内藤虎次郎：“清朝初期の继嗣问题”（谢国桢译：“满清初期之继嗣问题”，载“国学丛编”第一卷第一期），见“史林”第七期页42——56；今西春秋：“清の太宗の立太子间题”，见“史学研究”第七期页1——2。以上二文皆只讨论太宗以前之继嗣问题，顺治入关以后则未之及。

[2]“上谕内阁”（雍正九年刊本），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云：“建储一事，必须详慎。……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是为密建之制。据王闓运“湘绮楼日记”（商务本）卷1页21上有云：“点‘魏书’一卷。……波斯王即位之后，密书其子贤者之名，封之于库。王死，发书视名立之。此世宗立嗣之法，未知为见史而效之，为暗与之合也？”聊备一说。迨乾隆四十八年敕撰“古今储贰金鉴”（乾隆四十九年刊本），首引是年十月十九日上谕云：“因建立储贰致酿事端者，不可枚举，自当勒成一书，以昭殷鉴。……书成，名为‘古今储贰金鉴’。”其实密建之制，自乾隆以后，并未见诸施行。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商务影印本）卷8页43下云：“为荫轩（即徐桐）校书二卷，内论建储宜早云云，窃以为与我朝故事未合。”同书卷18页30下云：“己卯三月二十五日，……是日召见东暖阁，首问书房功课，以近日不甚静穆对；次问吴可读折，具次古今典礼本朝不建储之说对。上意踌躇良久，则又以大统所归，即大宗所系。次第详陈，仰蒙首肯再三。”又“越缦堂日记”(商务影印本)卷32页33上下引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邸钞两宫皇太后懿旨：“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绪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大统之归，实于本朝家法不合”云云，可与翁记相参证。证以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帝之立，并未预建，自是事实。

[3]“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以下简称“圣祖实录”。又“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简称“世宗实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简称“高宗实录”)，卷58页19下、21上。又按同书卷56页1下——2上，同年六月癸亥已有欲以嫡子允礽为皇太子之谕，则早在半年以前。

[4]同上卷234页1下——4下，10下——12下。按皇太子被执在九月初四日，而帝决定废斥太子，则在九月十八日。

[5]同上卷237页4上；卷251页7下——12下。

[6]同上卷234页3上、2下、10上，卷237页3上下，卷251页8下，卷252页5下，卷253页9下。

[7]同上卷234页11上。按王士禛“居易录”（原刊本）卷3页8下有云：“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诵覆讲一过，务精熟贯通乃已。士大夫家不及也”，可相印证。

[8]“圣祖实录”卷234页11上下云：“继令大学士张英教之。又令熊赐履教以性理诸书。又令老成翰林官随从，朝夕纳诲。”又“清史稿”（联合书店缩印本）页1002于张荚、熊赐履之外，多李光地、汤斌、耿介三人。按“古今绪贰金鉴”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上谕特云：“皇祖时理密亲王亦尝立为皇太子。且特选公正大臣如汤斌者为之辅导。乃既立之后，情性乖张，即汤斌亦不能有所匡救占”今“望溪先生集外文”（“四部丛刊”本）卷六页1上——3下“汤司空遗事”条亦云：“汤某以理学为时所崇，辅教太子，非某不称。”再汪琬“尧峰文钞”（康熙三十二年刊本）卷14页4上——8下有“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汤公墓志铭”亦及此事。唯“居易录”记东宫会讲之事最详，如卷2页12上——13上东宫讲官有：张英、尹泰、艾肃、李鎧、魏希征、许汝霖。此外东宫讲官尚有：顾八代，努黑(又作努赫)，耿介，常在，杨大鹤，特默德，汪灏、巢可托、胡任舆，来道、常寿辈（见卷19、20、22、29——31、34），可补正史之阙。再如卷31页10下有云：“（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命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张英日侍东宫，进讲性理”；页7上亦云：“（康熙三十八年）闺七月十七日，驾幸古北口。命吏部尚书熊赐履、礼部尚书张英侍东宫，日讲‘周易’。”足为实录佐证。

[9]“圣祖实录”，卷234页11下；“清史稿”，页1002。参“圣祖五幸江南全录”(“振绮堂丛书”本)页22上皇太子赐山阴耆民王锡元对联：五枝荆树起今代，百秩仙筹萃一门。盖以其兄弟五人，年岁均在七八十以上故也。又页33上赐灵谷寺对联：沧池彰静千潭月，碧树香傅五叶花。其它类是者甚多。又高士奇“蓬山密记”（“古学汇刊”本）页4下皇太子赐高五言律诗一首，但未及载。今按“居易录”卷31页1下-2上云：“皇太子赐（徐）嘉炎睿书‘博雅堂’大字。又一联云：‘楼中饮与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又赐睿制诗一首云：‘玉台词藻重徐陵，经笥由来博雅称。每见趋陪鹓鹭侧，神仙风度在觚棱’。”东宫诗之遗留于今而尚可考者，如“晚晴簃诗汇”（得耕堂本）卷5页2上-3下录其过开山庙、黄河、陪驾幸五台、恭侍圣驾阅视河堤、菩萨顶雪月及瞻仰盛京宫阙念祖宗创业艰难恭赋凡五首。小注云：“诗话理密亲王居东宫，三十二年以疾黜；既乃复立，又三年终黜。圣祖聪明睿知，家庭父子间，非事有至难，必不至若是。诗载‘文颖’中，述祖勤民，其言悱侧，固未尝有不克负荷之征。渔洋尝举其赐致仕内阁学士徐嘉祥绝句云……亦复斐然可诵。”此中所云“三十二年以疾黜；既乃复立，又三年终黜”者，盖未之深考。又同书巷7页9下云：“辅国公弘嚥，号思敬，理密亲王允礽子，官宗人府右宗人，谥恪僖，有‘石琴草堂集’”；卷8页1上云：“辅国公永璥，字文玉，一字益斋，号素菊道人，理密亲王允礽孙，袭封，有‘清训堂集’。”据此知皇太子之子孙均有著述。

[10]同上卷171页20上，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甲寅谕大学士等有云：“此次各部院衙门本章，停其驰奏。凡事俱著皇太子听理。若重大聚要事，著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又同书卷235页23上谕曰：“朕初次中路出师，留皇太子办理朝事。举朝皆称皇太子之善。”同上卷180页7上，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亥：“是日上行兵宁夏，命皇长子允禔随驾。”同书卷183页21下：“五月壬辰皇太子允礽……等迎驾。”虽未言留守而云迎驾，则皇太子居守可知。

[11]同上卷277页9上论：“前允礽为皇太子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竟与朕所用相等。”参“清史列传”（中华本）卷8页12下“索额图传”末引上谕：“昔允礽立为皇太子时，索额图怀私倡议：凡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几与朕相似。骄纵之渐，实由于此。”可证太子之仪制仅次于天子。其实太子既立之后，凡元旦冬至诸节，群臣亦行朝贺之礼。“居易录”记载最为明晰。如卷17页18上下云：“礼部会同内阁、内务府议得：凡遇元旦、冬至、万寿庆贺令节，皇太子随皇上于皇太后宫行礼，皇太子率众皇子诣乾清宫皇上前行礼。又臣等伏覩睿龄（指太子）滋茂，敬德日新。凡属臣僚，宜行朝贺之礼。嗣后元旦、冬至、千秋节，设皇太子仪仗于文华门外，皇太子于主敬殿升座作乐。王以下、入八分以上，排班于主敬殿阶下；文武各官，排班于文华门外；进笺，行二跪六叩头礼。其谢恩诸王各官于皇上前行礼毕，俟驾还宫后，诣昭德门前，于皇太子前行二跪六叩头礼。每月六次常朝官员，免诣皇太子前行礼可也。其行礼仪注，届期具题；乐章，翰林院撰拟；陈设仪仗，交与銮仪卫。奉旨：谢恩官员启皇太子前行礼着停止，余依议。”故卷22页18上云：“（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上亲祭南郊。次日，御太和门行庆贺礼毕，诸王群臣诣昭德门行东宫庆贺礼。”及卷23页2下云：“甲戌（康熙三十三年）元旦，上御太和门，受朝贺。诸王百官仍诣昭德门行贺东宫礼。”据此知太子仪仗亚于天于，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如此，固不得追罪索额图一人。

[12]同上卷209页23上，康熙四十一年九月癸酉：“上巡视南河，命皇太子允礽……随驾。”同书卷210页2下，同年十月壬午：“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驻跸德州行宫。”又页6下同月戊戌：“谕扈从诸臣：朕因阅河南巡，今以皇太子允礽患病，朕驻跸此地，为时已久，应即回銮，明岁再阅视河工。允礽病体虽稍愈，尚须调理。著暂留此，俟大愈后回京。”参宋荦“西陂类稿”（康熙五十年刊本）卷41页3下“迎銮二纪”所引上谕：“朕乘冬月巡阅河工，途中皇太子抱恙，耽延数日，今已全愈。但身体尚弱，宜加调理。朕不便遽舍前往。若再候数日起行，恐河冻天寒，水夫纤夫未免苦累。朕因此停往阅河。江南官员各有职守，不必越省迎接，惧著回去。来岁春，朕巡阅河工，应备各项俱著于来春预备。可作速行文晓谕。”圣祖于太子之宠眷如此。

同上卷237页6上，康熙四十八年复立允礽为太子，诏有“皇太子允礽久践青宫，夙标誉望”之言。再证以“西陂类稿”卷41页16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驻跸苏州，宋荦对曰：“臣幼蒙先帝恩遇如此。及臣之壮也，蒙我皇上破格简拔，扬历中外，滥竽旌节。今又得瞻觐皇太子。臣何人斯?遭逢之盛，无以加矣!”可知。

“蓬山密记”页4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十九日高士奇自西苑（指畅春园）出，“午刻至皇太子处时，皇太子将至御前，见臣士奇，仍回辇入宫。召至榻前，慰闻再四。赐五首律诗一首，南陔春永扁额，绒帽一顶，有金刚石宝蓝龙缎袍、红青四团龙褂各一袭。又欲赐鞍马，以舟行辞。复命侍卫四格舆近侍周进朝送至。又令备皇太子自骑走缧送至通州。少顷，又追赐鼻烟合四枚，鼻烟一罐。”再参以“圣祖五幸江南全录”及“西陂类稿”，其中所载太子赏赐之频繁，殆舆圣祖相埒。可以想见太子体制之隆。

“圣祖五幸江南全录”页6上，康熙四十四年三月初九日驾幸江南，至清江闸口，“有扬州丁卯举人李炳石恭迎圣驾。皇太子云：‘你是何官’回：‘左都李楠子。’皇上又问：‘你是谁？’回奏：‘臣是扬州举人李炳石，是左都李楠的儿子”’云云。可见人臣朝帝之前，得觐太子；即陛辞之后，亦得一辞太子，高士奇即其一证。

[13]“圣祖实录”卷234页4下——7下，四十七年九月丁丑圣祖垂涕下谕废皇太子。谕毕，复痛哭仆地。又谕：“其允礽党羽，凡系畏威附合者，皆从宽不究外，将索额图之子格尔芬、阿尔吉善，暨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财邦阿，俱立行正法。杜默臣、阿进泰、苏赫陈、倪稚汉著充发盛京。”既废允礽而圣祖未尝安寝者凡六夕。同上卷234页10下——11上：“先是拘执废太子允礽时，沿途皆直郡王允禔看守。至是抵京，设毡帷，居允礽于上驷院旁。上特命皇四子胤禛同允禔看守。”同上卷234页16上。

[14]同上卷205页16下，四十年九月戊申：“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以老乞休，允之。”同上卷210页2下——3上、13下。同上卷212页13下——16上。

[15]同上卷212页13下谕中有云：“举国之人尽惧索额图之人乎？”又页14上云：“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又页16下云：“索额图施威吓人，议论国事。伊之大党，尽已锁禁。”则索党之众可知。

[16]同上卷212页15下、16上；卷234页3下、19下。

[17]同上卷234页2下、3下——4上、19下。

[18]同上卷234页3下、19下。

[19]同上卷235页16上下，卷237页3上下。

[20]同上卷180页4下——5下，三十六年二月初四日谕吏部，都察院云：“自皇子诸王及内外大臣官员有……交相比附倾轧党援理应纠举之事，务必大破情面，据实指参。”又卷234页13上下，四十七年九月庚寅谕云：“今允礽事已完结，诸阿哥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姑容也。”又卷236页11下——12上，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谕曰：“嗣后舅舅[佟国维]及大臣等，惟笃念朕躬，不于诸王阿哥中结为党羽。谓皆系吾君之子，一体看视，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又“上谕内阁”二年七月十六日：“圣祖仁皇帝亦时以朋党训诫廷臣，俱不能仰体圣心，每分别门户，彼此倾陷，分为两三党。”其“皇长子党”，见“圣祖实录”卷237页16下云：“大阿哥党羽甚多。……再闻大阿哥之席北驻扎乌拉白都纳者一二百人。……又闻各处俱有大阿哥之人。”至若皇四子、皇八子两党，详后。

同上卷234页3下谕云：“允礽……不遵朕言，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滋甚。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戴铎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页1下亦云：“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此二语之大害也。”可相印证。又卷234页20下——22上谕诸皇子云：“尔等护卫官员……并随从人等多系下贱之人，必有各为其主，在外肆行者。”又页23下谕：“当废允礽之时，朕已有旨：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允禩……党羽早相耍结，谋害允礽。”又“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从前大阿哥畏人暗害，每夜各门加锁。侍卫夸色亦恐人杀之，窗楞俱用板钉。此等人生在世，日恐见杀于人，虽生何为？”彼此防范如此，其互相倾轧之烈可知。无怪乎圣祖有“观伊等以强凌弱，将来兄弟内或互相争翻，未可定也”（见“圣祖实录”卷235页2下）之叹。

[21]同上卷235页19上下，卷236页4上。

[22]同上卷236页8下——9上谕满、汉臣：“皇太子虽缧被幽禁，并不怨恨。乃谆切以朕躬为念，故今释之。……所以拘执皇太子者，因其获戾于朕耳，并非欲立允禩为皇太子而拘执之也。……且果立允禩，则允禔将大肆共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朕悉睹其情形，故命亟释皇太子。”又卷261页8下——9上谕皇诸子：“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允礽放出。”

同上卷235页16下——17上，卷248页17下——18下。如蔡升元之革任，即是一例。“五十一年十月谕吏部曰：‘学士蔡升元前皇太子恶之，革任’。”见“汉名臣传”（菊花书屋巾箱本）卷9页2上。

[23]同上卷248页15上，卷250页6上——7下。

[24]同上卷251页9下、10下、11上。

[25]意大利人马国贤：“Memoirs of Father Ripa”（London，1855），P．83，于描述皇太子被废之后，随云：“On the fourth day of April，1713……”按一七一三年即康熙五十二年。则知马书所云，当是皇太子再废之事。尤以所记诸皇子立成一行，皆脱帽露头，两手缚于胸际。皇太子当亦如是。此则马所目覩，所记必为实录。然则因废黜皇太子而捆缚诸皇子，彼此倾轧争夺之烈，尤可想见。今按弘（原字为左日右玉）“皇清通志网要”（邓文如师五石斋钞本）卷五页60上云：“五十年十二月畅春园复废皇太子允礽圈禁。”舆马记之所在地畅春园相吻合。或者拘禁允礽在五十年而正式颁布废斥之诏在五十一年十月耶?

“圣祖实录”，卷235页4上、19上，卷236页9上；“世宗实录”，卷18页6上。

[26]同上卷251页12上下。同上卷253页8上——10上：康熙五十二年二月赵申乔请册立太子。谕以皇太子事未可轻定，将原折发还。又卷275页19下——21下：至五十六年十一月大学士王掞及御史陈嘉猷等八人又密疏奏请建储。谕掞等勿为名起见，不许。又卷277页6上——12下：五十七年正月已巳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疏请复立允礽。圣祖御行宫正门亲问天保，语及其父都纳。天保斩决。又卷291页25下——30上：六十年二月十八日王掞又具折复请建储。随又有御史陶彝、陈嘉猷等十一人亦曾衔上疏。而“文献丛编”第四辑“康熙建储案”案语谓：“六十年庆贺元旦典礼王掞又具折”者，误读“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不悦，以朕衰迈，谓宜建储”之故。“皇清通志网要”卷5页72下云：“六十年辛丑三月十五日王掞奏保皇太子。”亦误。同年三月圣祖手谕诸王大臣斥之。群臣请议王掞等罪。奉旨发往西陲效力。时掞年已七十，由其子奕清代往。其王掞奏请建储原折四件，陈嘉猷等原折二件，存故宫懋勤殿内，今刊于“文献丛编”第四辑页1下——8上。又按王奂曾亦有请复东宫一的（载“旭华堂文集”，乾隆十六年刊本，卷1页18上——20下）未载年月。既有“既经复立之后”一议，则在五十一年以后可知；又云：“皇上敬事圣母”，圣母崩于五十六年十二月丙戌，见“圣祖实录”卷267页8上，则知此折必在五十一年与五十六年之间无疑。王奂曾官御史，今其名不见六十年御史陶彝等十二人之中，或在五十六年十一月御史陈嘉猷等八人之内耶？故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上谕内阁”斥之云：‘及二阿哥废为庶人，已见斥于皇考。又有一等奸宄之徒妄思复立，以图侥幸。此又背纪乱伦之罪人也。”

乾隆刊本，卷中页14下——15上恭诵杜鹃花应皇太子令，页17下恭诵皇太子咏白杜鹃花诗敬和原韵应教，页18下淮上送驾蒙皇太子召至舟次赐诗扇一柄敬和睿制原韵，页20下——22下纪恩词有序；卷下页21下及23上下恭进东宫全唐诗录刻样剳子及页37上下恭跋睿书后；各首涉及废太子者均已划去，当在康熙五十一年以后。其康熙四十二年恭跋睿书后有云：“……及端视帧端，有‘恭临御书之章、为之欢欣忭舞。盖皇太子视膳问安，既尽孝于凤寝龙楼之内；而承欢养志，自洋溢于临池饮墨之间。乘露偃波，无非愉色；悬针倒薤，总出小心。此宝国家万年之有庆，非止臣一家之私荣也!”云云。此则尤见皇太子于未废之前，已微露动摇不安之状。不然，悼何以谆谆以小心谨慎为丁宁耶，至“曝书亭集”刻于四十八年，成于五十三年。“四部丛刊”本系涵芬楼景印原刊本，故卷23页2上下有（四十八年）三月十日诏下青宫再建喜而赋诗。诗云：“震惊由地奋，巽命自天申。复覩重光日，毋烦四老人。堂悬银膀旧，笥出紵衣新。愧远青云路，难扬蹈舞尘。”而重刊之本（五十三年以后？）卷23页2下其诗皆已剜去，痕迹尚存。则削板必是五十一年再废以后事，其为忌讳之故可知。

[27]“圣祖实录”四十七年十月丙午谕：“允礽自幼，朕亲为教养，冀其向善。迨年长，亲近匪类，薰染恶习。每日惟听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乱至极。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诳众人，希冀为皇太子。……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纠合党类，妄行作乱者有故。”

“皇清通志网要”卷5页16下：“二十七年戊反正月初九日皇十四子祯生。”又页55上：“四十八年己丑……三月初十日封……皇十四子讳祯贝于。”又页67下——68上：“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中旬命皇十四子桢授王、抚远大将军。”又页71上：“五十九年庚子…”二月十六日命抚远大将军王祯以西宁进兵，驻扎穆鲁乌苏。”再按弘（原字为左日右玉）“皇清通志纲要元功名臣录”（五石斋藏绥福堂珍藏本）卷上1页16下：“恂勤郡王讳允祯，圣祖皇十四子，改名禵。”同书卷1页23上：“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抚远大将军王讳允祯，改讳禵。”知允禵本名允祯，以迄五十九年尚未改易，则改名禵必在六十一年世宗即位以后无疑。

[28]“圣祖实录”卷235页3下——5下、8上、23下。

[29]同上卷234页4下——5上谕：“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允禔为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圣祖虽无立允禔之意，而允禔希冀皇储可知。同上卷234页20下。

[30]同上卷235页12上下，卷237页16上——18上。按同书卷234页6下谕：“三贝勒允祉平日与允礽甚相亲睦”云云，知允祉或系党于太子者。

同上卷235页14下——15上，四十七年十月壬申谕：“大阿哥允禔素行不端，气质暴戾。朕尝对众屡加切责。尔等俱悉闻之。九月初四日谕旨内，亦曾决绝言之。今一查问其行事，厌呪新弟及杀人之事，尽皆显露。所遣杀人之人，俱已自缢。其母惠妃亦奏称其不孝，请置之于法。朕固不忍杀之。但此人断不肯安静自守，必有报复之事。当派人将允禔严加看守。略有举动，即令奏闻。伊之身命犹可多延数载。共行事比废皇太子允礽更甚，断不可以轻纵也。”翌日革去允禔王爵，即幽禁于其府内。

同上卷236页4下，四十八年正月癸巳圣祖曰：“允禩乃允禔之党。曾奏言：请立允禩为皇太子，伊当辅之。可见伊等结党潜谋，早定于平日矣。”

[31]同上卷235页23下——24上谕：“皇太子既执之后，在途中行时，若非朕委任亲信侍卫，加意防护，废皇太子必为允禔害矣。到京后，令废皇太子居咸安宫，朕亦熟筹及此。凡彼处宦侍，俱责令小心守护。”“上论内阁”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二阿哥旧在东宫，失储君之道。故阿其那、允禟等潜萌希冀之心。而阿灵阿、揆叙、鄂伦岱等又复相附和，将二阿哥百计倾陷，以便遂其私愿。”可相印证。

[32]散见“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八日、八月二十二日，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四年正月四日、五月十四日，七月十七日，九月二十九日。

[33]“圣祖实录”卷236页8下，卷235页19下，卷236页4下。

[34]“上谕内阁”四年五月初九日：“从前阿其那、允禟、允禵等结党营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及医、卜、星相，甚至优人、贱隶，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员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与来往，以备共用。”又同年七月二十八日：“魏廷珍向日是阿其那家西席。”又六年十月初五日：“高成龄……原系在阿其那门下书馆行走过。据此则高成龄平日必与阿其那、塞思黑之党与往来情熟。”按允禩书馆行走之最有名者为何焯。焯为人短小，麻胡，绰号“袖珍曹操”（见“徐星伯先生小集”，“烟画堂小品”本，页23上“义门小集跋”）。其入八府在康熙四十一二年间，见沈彤“义门何先生行状”（“义门先生集”，宣统元年平江吴氏刊本，附录页2下）有云：“四十一年冬……李光地……以先生荐，召直南书房。……寻命侍读皇八子贝勒府。”集中卷7页9上“与某书”云：“昨者追随师[即李光地]席，意外天语，下询幽微。忽有随从藩邸读书之命。”及卷4页7上“舆友人书”云：“至京师为藩邸伴读。”所谓藩邸即皇八子允禩也。今“掌故丛编”（一九二八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第六辑刊有允禩致何焯书二影片，内云：“先生女儿在内极好。”据“秦道然口供”（见“文献丛编”第一辑页5上下）：“允禩将何焯小女儿养在府中。府中之事，俱是福金做主。允禩实为福金所制。”“上谕八旗”（雍正十三年刊本）卷4页33上则云：“将何焯一幼女私养于宅中，以为己女。”其关系之深可以想见。再按“上谕内阁”四年三月三十日：“向来如钱名世、何焯、陈梦雷等皆颇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汙。”今姚范“援鹑堂笔记”（道光刊本）卷46页9上有云：“安肃黄芽欲作茎，如饴辇建入神京。晴（原字为上窗下心）泼墨缘何事？偏动忧葵贱女情。此长洲何编修焯为友人扇头墨笔生荣题句也。时值景陵倦勤，储位久虚，虽宪皇当璧，天眷所归；而中外臣民，未测渊旨，何故托寄漆室之忧云尔。”考焯卒于六十一年六月九日，见沈彤行状，适在圣祖崩之前半年。不然，焯之获罪，必重于钱名世，陈梦雷辈，可断言也。

[35]“圣阻实录”卷234页23上，卷235页8上。参“上谕八旗”，卷4页32下；“上谕内阁”，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及四年正月初五日第三谕。

[36]同上卷235页25上谕：“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允礽若亲近伊等，使之左右辅导，则诸事皆有箴规矣。”是圣祖亦尝称许允禩矣。世宗诋毁之余，仍赞不绝口。如“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七日：“朕之此弟软诺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非允禟、允等可比。”又三年四月十六日：“廉亲王允禩果肯实心任事，部务皆所优为。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又四年正月初五日第三谕：“允禩平日素有才干。”皆可参证。

[37]“上谕内阁”四年五月十四日：“当时伊等[指允禩、允禟等]见二阿哥废黜，妄以为伊等奸讦之所致，邪党愈加坚固。公然欲仗邪党之力，以东宫之位为可唾手而得，慢无忌惮，竟有敢与皇考相抗之意。”“圣祖实录”卷234页23上谕：“八阿哥到处妄博虚名，凡朕所宽宥及所施恩泽处，俱归功于己。入皆称之，朕何为者？是又出皇太子矣。”

[38]“圣祖实录”卷234页23下、24上，卷235页19下——20上，卷236页12上。参“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从前众皆保廉亲王为皇太子，视为奇人。”既有“奇人”之称，其得众心可知。

[39]同上卷235页20上，卷236页4下、8下——9上。

[40]同上卷236页10上——11上。

[41]同上卷235页19下。

[42]同上卷236页5上下、6下、8下。按马齐喜暗递消息，大抵习性早成，晚年亦未能改。如“上论内阁”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今朋党之人，尚犹未息。即如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处得信，于先一日晚间密告之，俾得预为之地。伊系皇考任用大臣，年高如此，岂宜如此行事?”可以为证。

[43]同上卷235页3上，卷236页5下、11上。

[44]同上卷235页20上，卷236页7下。

[45]同上卷236页9上谕：“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允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允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于尔诸臣，不由于朕也。”

[46]同上卷251页12上谕：“前废皇太子之时，朕所诛不过数人，昔系皇太子恶劣所致。今锁拏之人虽多，朕惟将一二怂恿皇太子为恶者诛之。其余概不深究，不忍令臣庶无辜受戮也，嗣后众等各当绝念，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又卷261页10下——11上谕诸皇子：“允禩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为何等人，于复废二阿哥之时，来朕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愿卧病不起。’朕云：‘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伊以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试朕躬，妄行陈樊，岂非大奸大邪乎？”其未“绝念”可知。

[47]同上卷261页9上；“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九日，四年正月初四日及五年四月十八日。

[48]“圣祖实录”卷261页9上下。

[49]“上谕内阁”元年四月十八日。二年七月十六日亦云：“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按此谕中之“欲”字，据“世宗实录”卷22页12上已改作“必能”二字，共为后来修改之痕迹显然。同上元年八月十七日、二月初十日。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同年八月二十二日亦云：“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按此句“世宗实录”卷23页16下已删去。同上二年八月十二日：“朕未登大位之先，不但朕之兄弟宗室，即八旗大臣官员，并无一个与朕有仇，通国所知。所以方可于尔等之前下此谕旨。即日有之，今便与尔等明言之，以共改此陋习，岂非美事？朕在藩邸时，不特不与人结仇，亦不与人结党。尔宗室等，一家骨肉，视若仇讐。反将母党、妻族，子婿及漫不相干之人，视为至戚，亲密往来。朕在藩邸有年，与舅族、皇后族及诸姻戚之家，并无一亲密太过者。亦众所共知也。且亦并无与满汉大臣及内廷执事人、侍卫等一人交结亲密往来者。”按“世宗实录”已将“通国共知”至“在藩邸时”凡四十四字及“亦众所共知也”一句删去。细味已删之“即日有之”一句，则世宗结仇结党又明明自认也。

[50]“圣祖实录”卷235页25上。按圣祖批评在康熙四十七年，由世宗恳求免予记载。迨雍正四年始谕实录馆添入。参“上谕内阁”四年十月初八日第二谕及“世宗实录”卷49页8上——9下。“上谕内阁”二年闰四月十四日：“皇考每训朕：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又“珠批谕旨”（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卷12页13下：“急快二字圣祖当日常以此训戒朕躬。朕现今将‘戒急用忍’四字悬诸座右，时自警惕。”可以互证。

[51]“圣祖实录”卷235页25上、27下——28上。

[52]同上卷235页8上。按“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二阿哥得罪，令伊保全者，谁之力欤？虽二阿哥亦知感激也。”末一句虽见删于“世宗实录”卷23页16上，而世宗强辩其无保奏太子于圣祖之前者，即位二年之后又自居其功。

[53]“上谕内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三日第二谕、十二月十五日。又五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当日二阿哥在束宫时，广蓄奇巧珍贵之物，数倍于皇考宫中之所有。朕仰思皇考恭俭至德，实可垂法万世。钦服之诚，切于五内。益觉二阿哥之所为，可轻可鄙。人人当以为鉴戒也。”按“世宗实录”卷55页38上改“可轻可鄙”为“实属无益”，删“人人”及“以”三字。则知世宗于太子死后四五年，犹有余惧也。

[54]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按“世宗实录”卷18页8下——9上删改为：“亦不效伊等营谋，有所纠合之人，以市私恩小义之名。他人容或不知；深知朕者无过允禩也。”语气轻重，大不相同。又同上二年五月二十日。按“世宗实录”卷20页22下同。

[55]同上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再证以“朱批谕旨”卷15页3上：“不但尔[沈廷正]为其[沈竹]叔，不能化诲；朕昔在藩邸时，何言不加训诫。”“文献丛编”第三辑刊有戴铎奏折，凡十件。戴铎自称“奴才”，称世宗为“主子”。沈戴二人俱为雍邸旧人无疑。又同上四年八月三十日第二谕。按此谕亦不见“世宗实录”。

[56]邓文如师“骨董三记”（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版）卷6页612——613“阎百诗客于雍邸”条。

[57]世宗自言：“朕之所以信重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者，正在此等处。”（见“朱批谕旨”卷15页55下）又云：“朕每品评督抚优劣，辄以卿[田文镜]、鄂尔泰、李卫三人，指为标准。”（同上卷32页11下）又云：“目今天下督抚诸臣中，朕所最关切者鄂雨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耳。”（同上卷40页44下）其它散见各篇，不可枚举。兹举三例以概之，如“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有云：“李绂曾在朕前密参田文镜，朕降谕旨训诲开导。伊情亏词屈，但云：‘不知皇上何以信任田文镜至此？’朕比时谕之曰：‘尔若如田文镜之居心奉职，则朕之信尔自亦如待田文镜矣。’乃李绂毫无愧悔之心。”（按此段“世宗实录”卷87页8下已删去）同年同月二十二日第二谕亦云：“若谓朕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尔泰，使得尽展才猷，悉心教养，以成风俗之美，受上天之恩，此则朕所不辞者。”（按“世宗实录”卷87页20上下同）又“无益之谈”（缪荃孙藕香簃钞本）页11下有云：“一日又玠[即李卫]上折，愿改授总兵，以展所长。以稿示宾阳子[即顾陈垿字玉停，太仓人。观其所著书，知亦系诚邸之人，于雍正三年十月三日离京，即在诚亲王被幽之前三年，自云：‘吾于虎（指年羹尧）几相值’，虽不敢必断其‘相值’；然终未罹祸者，未始井离诚邸甚早之功也。]，曰：‘君知吾所求否？’曰：‘不知。’乃附耳言：‘吾能豫决折回批语如是云云。’既而有旨：‘李卫总督两浙，加兵部尚书。’又玠密示朱批云：‘朕知卿善用兵，惜承平无事，屈卿坐镇浙江。’盖悉如耳捂所料焉。”知三人为世宗之腹心则一。

[58]“清史列传”卷14页16上。按鄂尔泰后来与恰亲王允祥联姻，见“朱批谕旨”卷25页20下——21上。“上谛内阁”六年八月初九日。

[59]“批本随园诗话”（一九一四年中国图书公司本）卷上页15下：“田文镜，宝坻人，世宗藩邸庄头也。”又同书卷上页1下：“鄂西林以寒士起家，深于阅历。能容众，能知人。由举人初为拜唐阿，贫甚。因世宗在藩邸相识，为心膂中第一人。”鄂田既均为雍邸人，疑李卫亦是藩邸之人，尚待考耳。“上论内阁”四年十二月初八日；按“世宗实录”卷51页9上改“不但不识其面”为“从不识田文镜之面”，微异。

[60]“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联藩邸属下人中可用者惟年羹尧傅鼐二人。论才情，年羹尧胜于傅鼐；论忠厚，年羹尧不及傅鼐。”（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按年羹尧于康熙四十八年任川抚，五十七年任川督，五十九年二月授将军，六十年五月管川陕；见“皇清通志纲要”卷五页64下。傅鼐参“啸亭杂录”（“掌故丛编”本）卷五11下——12下“傅阁峰尚书”条。博尔多见“朱批谕旨”卷9页9下、91上，卷13页53上；参“永宪录”（五石斋钞本）卷4页60上下。诺岷见“珠批谕旨”卷45页19上。戴铎、沈廷正、沈竹见“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参“珠批谕旨”卷29页32上、46下。金昆见“上谕内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黄国材、黄炳见“朱批谕旨”卷7页102下。按黄国材任福建巡抚在康熙六十一年十月，见“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73下。魏经国见“上谕内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魏经团系藩下至微极贱之人，蒙圣祖仁皇帝高厚深恩，由末弁屡次超迁，用至湖广提督。”参“朱批谕旨”卷23页82下，卷39页83下。按魏经国任提督在康熙六十年，见“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9下。常赉见“上谕内阁”六年六月十四日：“常赉系朕藩邸属下，因其为人谨慎安静，平日尚有上进之志，是以用为外任，升授巡抚”；参“朱批谕旨”卷13页55上。官达见“朱批谕旨”卷4页105下。

[61]“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

[62]同上：“因马尔赤哈通晓医理，常在府中行走。后马尔赤哈补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向伊访问明于医理之人。马尔赤哈则举蔡珽以对，且言相交甚好。朕因令伊邀来一见。而蔡珽辞以职居学士，不便往来王府。且医理粗浅，不能自信。朕深为嘉重，亦未强之。后年羹尧来京，在朕前力称蔡珽、塞尔图二人才守识见，出众超群，我所不及。朕向年羹尧告以前马尔赤哈言蔡珽深通医理，朕曾合相招而伊未来之故。年羹尧乃云：‘我传王谕，伊必来效力行走也，’朕言：‘若来见亦可。’后伊见蔡珽面言，而蔡珽仍坚辞如前。彼时朕心不但不生嗔怪，且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补授四川巡抚。是时朕扈从避暑热河，蔡珽以身属外官，远行在即，向年熙转求欲到朕园中一见。朕相见时，观其相貌言论似有才识，优礼待之。彼时蔡珽则极称李绂才品操守，为满汉中所少。是时朕方知李跋之姓名也。朕御极之初，延访人才，以资治理；因记蔡珽之言，起复李绂原官，旋授侍郞。”（按“世宗实录”卷87页6上——7上略有删改，大意相同。）观世宗所云，无非掩饰。问医而马尔赤哈以“医理粗浅，不能自信”之蔡珽对；述珽数次不相见矣，而方授四川巡抚即求一见；世宗必有嘱托指授可知。

[63]同上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第二谕：“朕在藩邸时，披阅经史之余，每观释氏内典，实契性宗之旨。因是与禅僧相接。”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朕在藩邸时，因府第与栢林寺相近。闲暇之时，问与僧人谈论内典，并非以僧人为可信用也。况今临御天下，岂有密用僧人赞助之理？”按“世宗实录”卷32页22——23上全同，惟“弘”字作“宏”，避高宗讳耳。证以阿、塞、年、隆诸狱，文觉禅师实为主谋（详后），则世宗之言无往而不自为掩饰。

[64]同上二年八月初三日。（按此句“世宗实录”卷23页2上已删。）又同月二十二日：“尔等毋犹视朕躬为昔日之雍王。”）按此句“世宗实录”卷23页17上亦删。自是高宗有意为之掩饰。不知“朱批谕旨”卷6页93上所批：“今日此身非当日雍亲王可比”及卷6页89上批：“当今皇帝即昔日之雍亲王也”与卷6页100上批：“昔日雍亲王即当今皇帝”云云，皆可参证。

同上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23页20下——21上删改为：“尔等宗室如有读书作文等事，欲资讲习，当用汉人中举人进士。此辈皆吾国家考取录用之员，其心本自无他。有一种考试不中之人，不安本分，在外各处寅缘，诱人不善，从中觅利。乃汉人中之贱流，断不可与之亲近。尔等敬识之!”两相此较，意味迥乎不同。

[65]同上：“朕初为贝勒时，人称为主，辄为赧颜。”虽赧颜而仍受之，非“僭越”而何？

[66]“清史列传”卷13页7上隆科多传：“康熙五十年授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事；六十一年……十二月授吏部尚书，仍兼步军统领。”按“圣祖实录”卷299页12上下六十一年十月辛西着和硕雍亲王胤禛带领弘升、延信、隆科多等查勘仓粮事。是世宗与隆科多已有交接，于此得广旁证。受命事见“上谕内阁”五年十月初五日，“世宗实录”卷62页9上——10上同。

[67]“上谕内阁”元年八月十七日，“世宗实录”卷10页15下同。同上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与朕。朕岂可明知而任国家之扰乱乎?不得已缵承大业。皇考圣明，凡事预定。所以大业授受之际，太平无事。以成国家之善庆。”按“世宗实录”卷23页16下删改为：“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宾之后，朕缵承大业，授受之际，中外敉宁，以成国家之善庆。”其掩饰之迹，显然明白。再证以“朱批谕旨”卷20页29下：“尔[石云倬]今日之苦[其父石碘病故]，即朕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苦也。然朕之苦，更有甚于汝者，其间难以言悉!”真情忽吐，其中自然大有交章在。

[68]“圣祖实录”卷300页七上；“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74上。又详见马回贤：“Ripa”，描写圣祖崩命之夕，无数之铁骑四出，殆若当时北京城内发生一大变乱之状。而是夕世宗登极，人人为之慑服。则马为身临其境，目击其事之人，所记必为实录。按“永宪录”卷1页54上云：“甲午[十三日]戌刻，上崩于锡春苑。上宴驾后，内侍仍扶御銮与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次日至庚子[十九日]，九门皆未启。”所录虽不及马记之详，而马与Aagelo，Scipel三人往吊未得入城，尤与录中所云相合。惟隆科多先护雍亲王回朝之传为不足据。因“世宗实录”卷1页6上——7上云：“甲午戌刻圣祖宾天。……十三阿哥允祥、尚书隆科多备仪卫，清御道。上亲安奉大行皇帝于黄舆，攀依号哭，欲徒步扶辇随行。诸王大臣以大行皇帝付托至重，神器攸归。当此深夜，执事繁杂，请上前导以行。上乃前导，哭不停声。”与马记雍王骑马相符。再者马记所云铁骑四出，必是隆科多所指挥之步军巡捕三营，用以弹压诸王者。证以“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七日有云：“朕若果欲将允禩治罪，当令其不及措手。”（按末句“世宗实录”卷18页8上已删。）及四年正月初四有云：“倘若机会不失，伊等首领尚得保乎？”（按“世宗实录”卷40页7上同。）可知世宗潜谋已久，临事周详，岂有不预为之备以防万一者乎？

[69]“世宗实录”卷1页8下——9上，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命贝勒允禩、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据“永宪录”卷1页54下：“传大行皇帝遗诏命领侍卫内大臣总理銮仪卫事嗣三等公马尔赛、提督九门巡捕三营统领兼理藩院尚书隆科多、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马齐辅政。”则马、隆辅政是实，禩、祥徒有其名。年羹尧代允禵事见“世宗实录”卷1页9上——11上。

[70]“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5上：“五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马齐入阁办事二次。”又同书卷5页74上载六十一年十一月之前，马尔赛为领侍卫内大臣六人之一，马齐为大学士五人之一。参以“永宪录”卷4页58上所云：“八年秋，因恰亲王薨，降旨矜衈允禵，欲加委任。相传令大学士马尔赛谕以圣意，回奏有‘杀马尔赛方任事’语。”则允禵辈之恨马齐辈必与传位事受其掣肘有关。

“文献丛编”第四辑戴铎口供二有云：“奴才自汤山叩送，蒙主子天恩教诲。至今四五年来，刻刻以心自勉。虽不敢谓希贤二字，而天地神明可鉴，各处官民可访。在任时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终始不避嬷疑，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会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有事，当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据此知世宗用年羹尧以箝制允禵，而并年亦防范之。再证以“上谕内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谕：“年羹尧因皇考大事来叩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州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诚何言!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则允禵之为年所扼可知。即世宗亦尝自谓：“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等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大义觉迷录”，香港书局本，页181。）而林语堂乃谓：“焉知康熙非重用允禵以监视年羹尧?”（见“人间世”第三十期页36）未免失之过诬，与事实适相反也。

[71]参注[67]。“朱批谕旨”卷21页51上所批四川巡抚蔡珽十二月十二日叩接遗诏后之奏折，亦云：“尔不必过虑，中外平安景象，皆赖我皇考六十年来煦妪仁恩之所致也。”则实录改“太平无事”为“中外敉宁”四字，固为有据。

[72]“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谕及“世宗实录“卷1页12上下。而“永宪录”卷一1页54下谓颁遗诏在戊戌即十七日者误。详见同上第三谕，前云：“御史杨保等参奏鸿胪寺官宣读大行皇帝遗诏时，未宜汉文。”据马国贤“Ripa”，PP．120—121之记载，知其中所谓“An act of justice”谅必指“宣读遗诏”一事而言。按“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皇太后懿旨：‘予自幼入宫，蒙大行皇帝深恩，备位妃列，几五十年。虽夙夜小心，勤修内职，未能图报万一。钦命予子缵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梦想一语又世宗故意借此掩其图谋之迹者。再参以“永宪录”卷1页61下所录皇太后懿旨：“我自幼入宫为妃，在先帝前毫无尽力之处；将我子为皇子，不但不敢望，萝中亦不思到。”知“永宪录”所据系录自邸报，自是本来面目。若“上谕内阁”必经后来删改润饰，即是一证。

[73]“大义觉迷录”记之颇详，如页177——178：“据曾静供称：伊在湖南，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禵，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据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强孟劬师“答梁任公论史学书”（“遯堪文集”，一九四八年上海张氏刊本，卷1页28上下）有云：“世宗夺嗣事，某仅于宗室弘旺‘皇清通鉴’中得一条。其书于抚远大将军皇十四于允禵下注云：‘原名允祯。’由此以推，则遗诏改十四为于四（原注：此已见雍正谕旨，详‘大义觉迷录’）改祯为禛，固自易易。”可以证改字之说十分近于情理者矣。兹据“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御史杨保之参奏，知当时宣读遗诏，并未宣布汉文；则其遗旨为隆科多所隐显然明白，更无论其改字否也。又同上页178——179。

[74]“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

[75]同上元年二月初十日，按自“百日之内”以下，“世宗实录”卷4页10下已删。同上二年四月十八日。按“世宗实录”卷18页13下略同。

[76]“世宗实录”卷1页8下——9上；卷1页10上，卷2页17下；卷2页26下，卷4页20下。“朱批谕旨”卷21页51上蔡珽奏折有云：“至八旗之人，诚为股肱：然近居肘腋，繁多不齐，俱宜令其心安为最要”可作一旁证。“上谕内阁”元年二月初十日：“朕承皇考大统，自临御以来，诸王大臣人人得享太平之福。朕并无此时姑且容忍，待一二年后渐加诛戳之心。如朕果怀此心，天地宗社皇考神灵鉴之!”按此段“世宗实录”卷4页11全删。世宗言虽如此，证之事实不然。则知所言在牢笼天下人心，正姑且容忍于一时。

[77]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朕既受皇考所付重任，则朕之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防范。以皇考之圣神，犹防允禩等之奸恶，不能一日宁处。朕身视皇考何如耶？且于皇考则为父子，于朕则为兄弟；父子与兄弟，相去甚远。伊等在皇考时，毫不逊顺，恣意妄行，匪朝伊夕，至今犹然不止，所当深虑。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永贻子孙之安乎，”按自“以皇考之圣神”以下，“世宗实录”卷18页9下删改为：“且允禩于皇考时，毫不逊顺，姿[应作恣]意妄行，匪朝伊夕，至今犹然不止。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永贻子孙之安乎？”又四年十月初二日第三谕：“盖以朕之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密结匪党，潜蓄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此朕不及皇考者也。”（按此段“世宗实录”卷49页3下全删。）于防范之迹，一概抹去。然此自为安全计，犹可说也。乃三年二月十四日：“朕每事俱令众人观看。若与较论，则罪名甚大。朕尚有难以喻众而隐忍不出诸口者，亦复不少。”（按此段“世宗实录”卷29页12上亦全删去。）然则每事令人观看，谓非监视凌逼而何？同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及三年四月十六日。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有足取重之处，能有益于社稷国家，联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按此段“世宗实录”卷18页9下全删。

[78]同上三年四月十六日：“无如朕心如此，而允禩惟欲行其诈伪，显伊一己之是，仍冀遂其大志，使众人议朕之不是，以见皇考之付托于朕为误。允禩虽具此深心大力，但向既遇皇考睿照烛奸之圣父；今又遇朕才力能与相当之兄，不能逞其伎俩，益自增其愧恨耳。”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1页21上全删。

[79]同上二年十一月初二日；三年四月十六日。同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朕曾降旨与廉亲王：‘汝心即有不服，便当令汝政事。’廉亲王奏云：‘若如此，我惟有一死而已。’揣其意，若彼时诸臣顺从，廉亲王亦直任而不辞；若诸臣不容，则竟舍身以成其名。朕岂肯明知而堕其术中，逼致死地乎？朕此一举又万不可也。”按此段“世宗实录”卷26页12下全删。

[80]同上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允禩百般激朕之怒，使朕治伊罪，联岂肯堕其术中？但将伊行事谬妄之处，俾众闻之耳。自亲王以下，闲散人以上，若有归附允禩结为朋党者，即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也。”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隳废，使朕受不美之名。且每遇奏事，并不身到，亦不检点，苟且草率，付之他人。故激朕怒，以治伊罪。朕断不使尹志得遂也。朕之此弟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非允禟、允（原字为左示，右我）等可比。朕今惟加以教诲，令其回心改过，至诚佐理政治，堪为得力之人。斯不但成朕友于之谊，亦以全皇考慈爱之衷。伊果抒忱于朕，即无异尽心于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矣。如此则诸王大臣谁复外视伊者，不但伊自受恩，传之子孙，亦永永勿替。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按“世宗实录”卷18页7下——8上删改为：“诸凡事务，不实心办理，有意隳废。且每遇奏事，并不身到，亦不亲加检点，苟且草率，付之他人。岂非欲故激朕怒，以治伊罪，加朕以不令之名乎？允禩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非允禟、允（原字为左示，右我）等可比。是以朕屡加教诲，令其回心改过，殚厥至诚，佐理政治，为国家得力之人。不但成朕于子之谊，亦以全皇考慈爱之衷。伊果尽心国事，即尽心于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也。岂惟身受隆恩，且传之子孙，亦永永勿替。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矣。”皆可参证。

[81]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按“世宗实录”卷29页26下已删。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按此段不见“世宗实录”。

[82]同上元年二月初十八，“世宗实录”卷4页9下同。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同。按“掌故丛编”第九辑卷首影印雍正朱批年羹尧密折有云：“贝子允禟近日行事光景，颇知收敛。臣此次路过西大通[即西宁]，……已留人在彼。凡贝子允禟有何行事之处，臣皆得闻知也。”批：“第一要紧’如此方好!”共监视之严可知。同上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不见“世宗实录”。

[83]同上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按自“朕今日”至“多人耳”凡二十五字，“世宗实录”卷23页19上改作：“不致生事，罹于国法耳。”同上三年四月十六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1页20上全删。唐邦治“清皇室四谱”（一九二三年上海聚珍仿宋本）卷3页15下——16上。

[84]允（原字为左示，右我）事见“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八日（“世宗实录”卷18页11下——13下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实录”卷48页29上——30下同）及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实录”）；同上二年四月初八日及同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18页23上下同），五年四月十二日（“实录”卷56页13下同）。允禔、允礽事见同上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世宗实录”卷27页12下——13下略同）。二阿哥允礽卒于雍正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见“实录”卷27页12上及“清皇室四谱”卷3页12下。大阿哥允禔卒于雍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见“实录”卷149页1下及“清皇室四谱”卷三页12上。允祉拘禁于景山之永安亭，以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卒，见“世宗实录”卷119页11下——12上及：“清皇室四谱”卷3页13上。允（原字为左示，右禺）卒于雍正九年二月初一日见“世宗实录”卷103页3上及“清皇室四谱”卷3页16上下。

[85]“上谕内阁”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宗实录”卷13页21下——22上略同）。再参以张廷玉奉敕撰和硕怡贤亲王行状（“澄怀园文存”，光绪十七年刊本，卷14页1下）亦云：“同侪中有以诈术煽诱诸王者，王独不为所动。皇上[指世宗]肇登宸极，恭已以临，特授封恰亲王，命总理事务。盖知王忠孝纯挚故也”，足资佐证。同上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宗实录”卷26页21下——22上略同）。允礼事见同上三年三月十三日第三谕，不见“世宗实录”。

[86]同上二年四月初七日：“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世宗实录”卷18页7下删“由此观之其大志”七字。）又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廉亲王允禩与年羹尧居心相类，期于必遂其缘木求鱼之大志，主意断不改悔也。”（按此段“实录”卷38页6上全删。）其所删必为世宗掩饰泯减之迹显然易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朕之诸弟中，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禵者，权谋术数，足以耍结人心，煽惑众听。故恶习湔染甚深，至今尚未悛改。数十年来，朕亲知灼见。是以即位以后，费尽苦心，欲为整理变化。为世道人心久远之计，非苛刻以为能，察察以为明也。”按此谕“世宗实录”不载。同上：“故谓朕过严，朕所不受；谓朕过宽，朕亦不受也。若加朕以苛刻严厉之名，冀朕闻知，遂曲为宽纵，任若辈之作奸犯科。此岂帝王治天下之道乎?”

[87]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按“世宗实录”卷29页31上改作：“暗附其党者朕必明正其羿，置之重辟。使伊等党援解散，无附会济恶之人”，仍是为其掩饰之笔削。同上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按“世宗实录”卷26页12上下删为：“党援必由众人附和而成。若廉亲王一人何所恃而如此行为乎？”

[88]苏努见同上二年五月十四日，“世宗实录”卷20页11下——13上略同。勒席恒、七十见同上元年二月初十日，“世宗实录”卷4页7下——11下略同。泰道然见同上及五年六月十六日第二谕。陈梦雷见同上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第四谕。陶赖、张廷枢见同上元年二月初十日。吴尔占、色亭图见同上元年三月十三日，“世宗实录”卷5页10下——11下略有删改。普奇、经希见同上二年闰四月初五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19页4上——6上略同。阿布兰见“上谕内阁”二年闺四月十四日，“世宗实录”卷19页12下——14上略同。马尔齐哈、常明见同上二年五月二十日，“世宗实录”卷20页20下——23下略同。德宁见同上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世宗实录”卷20页39下——40上略同。佛格、汝福见同上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不见“世宗实录”。阿尔松阿见同上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25页17上下删改甚多。阿灵阿、鄂伦岱见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31下删改颇多。满都护见同上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34页23下——25上略有删改。噶达浑见同上三年九月三十日，不见“世宗实录”。乐廷芳见同上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不见“世宗实录”。武正安见同上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第三谕，不见“世宗实录”。鲁宾见向上四年三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42页12上下略同。揆叙见同上四年五月初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4页14下——16上全同。五格见同上四年五月十四日，“世宗实录”卷44页20下——23下略同。二德见同上四年七月十五日，不见“世宗实录”。阿尔逊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郭允进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6页33上下略同。徐元梦见同上四年八月初十日，“世宗实录”卷47页10下删削殆尽。巴海见同上四年八月三十日第二论，不见“世宗实录”。

[89]“永宪录”卷4页43下云：“圈禁之制：为屋数间，宽不满丈，高倍之。墙之厚数尺，留穴以通饮食。家人亦得随从，后多物故。”自是禁锢高墙之制。又同书卷3页69下有云：“闻国法圈禁有数等：有以地圈者，高墙固之；有以屋圈者，一室之外，不能移步；有坐圈者，接膝而坐，莫能举足；有立圈者，四围并肩而立，更番迭换，罪人居中，不数日委顿不支矣。又重罪，颈、手、足上九条铁链，即不看守，亦寸步难前也。”则知禁锢高墙不过圈禁中之一种。然证以李绂奏报为允禟在保定预备住处折（刊于“文献丛编”第二辑“允禩允禟”案页13上下）所云：“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俟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与禁锢高墙之制相吻合。

[90]鲁尔金见“上谕内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不见“世宗实录”。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见同上五年四月十九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法海见同上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不见“世宗实录”；按“永宪录”卷5页4下——7上列此谕于五年正月逮尚书法海之下，其中异同甚多。佛保见同上五年二月三十日，不见“世宗实录”。达尔当阿见同上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托时见同上五年四月初三日，不见“世宗实录”。查弼纳见同上五年六月十六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58页27下——28上略同。萧永藻见同上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世宗实录”卷63页24下——25下略同。高成龄见同上六年十月初五日，不见“世宗实录”。董永（原字上草，下文）见同上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不见“世宗实录”。四格见同上七年正月二十七日第四谕，“世宗实录”卷77页15上——16上全同。李凤翥见同上七年五月初二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

[91]同上三年四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31页18上——21上略同。

[92]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31下略同。又“世宗实录”卷18页22上。

[93]“上谕内阁”二年十月初十日第三谕（“世宗实录”卷25页6上下大部删去），世宗不受山东修理文庙银四万两之公捐。同上三年六月初二日，不见“世宗实录”。同上二年五月十四日：“廉亲王今日具奏贝子允禟事，又将议处满丕事，一并具奏。谓之无心可乎？……由此观之，伊等党与尚自与朕为仇。朕又岂可默默而已？岂有数日一次扰乱朕心之理？即日无心，亦必允禩身有获罪于天之处。冥冥之中有莫之为而为者!”按“世宗实录”卷20页11下于廉亲王下添允禩二字，自“由此观之”以下凡六十字删减为：“是以间日一次，欲以扰乱朕心耳”十三字，情景迥殊。

[94]同上三年二月十四日，按“世宗实录”卷29页10下——12下颇有删改。同上四年正月初五日第三谕，“世宗实录”卷40页8上——16下略同。

[95]同上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0页16下——18上全同。

[96]同上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有云：“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拏问允禩。开赦后，次年春皇考从霸州回銮。自行宫起身，至南红门，言及鄂伦岱等结党之事，皇考震怒。……朕遂泣奏云：‘皇父圣体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世宗实录”卷29页24上——31下略同。）同上元年四月十八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6页18上已删。同上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按“世宗实录”卷30页34下删“专欲激朕杀人”一句。

[97]“世宗实录”卷39页25上，卷42页2下，11上；参“永宪录”卷4页17上。允禟改名见“世宗实录”卷44页23下；按“永宪录”卷4页23上以改名塞思黑列在四月之末。或者改名在先，五月始为正式宣布之期耶？至于“上谕内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于上谕之首，已有塞思黑一名（“上谕八旗”卷3页33上，“永宪录”卷3页48上及“世宗实录”卷34页23下均作贝子允禟），显然为后来修改之印痕。不然，何以此谕中仍称允禟，即在四年五月以前之一切上谕中，未一提及塞思黑之名耶？

[98]按“世宗实录”卷37页23上云：“直隶总督李绂以塞思黑于八月二十四日病故奏报。”谓死于二十四日者误。“永宪录”卷4页47上载于九月，尤误。据“皇清通志纲要”卷4页8上云：“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薨，葬东便门外”，及其“元功名臣录”卷上一页30上云：“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卒于保定府。”再参以李绂奏报塞思黑病故折（“文献丛编”第二辑“允禩允禟案”页17上下）称“塞思黑于本月二十七日卯时已经身故”，及“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今日李绂奏报塞思黑病故”之语，足证实录之失。至于允禩之卒，按“世宗实录”卷48页13上云：“初十日病故”，恐误。因“元功名臣录”卷上一页10下云：“雍正四年九月初八日薨”，著者弘旺即允禩之子，所记月日当可信。节本“永宪录”（“古学汇刊”本）页7上云：“塞思黑死于正[保]定”，小注云：“李卫（绂之误）毙之于行台”；又云：“阿其那死于监所”，小注云：“非良死也。”两注均不见足本“永宪录”，不知何人所加。

[99]允禟之罪状不过“视朝廷如同敌国，造作字样，巧编格式，密缝于骡夫衣袜之内，暗传信息”（即“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谕中语），详见“允禩允禟案”，刊于“文献丛编”第一、二辑中。其一路情事见“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世宗实录”卷47页23上——25下及“永宪录”卷4页47上——48下，三书互有异同。按允禟于五月十五日至保，见“允禩允禟案”页14下李绂奏报查出年羹尧与塞思黑往来密书折。又页16下李绂奏报塞思黑病笃折中有“塞思黑在于保定圈住，从前饮食如常。至七月十五日忽患泄泻，随即痊愈”之语。知自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两月之间，饮食如常，固无恙也。其李绂奏报塞思黑病笃折续云：“至八月初九日以后，饮食所进甚少，形容日渐衰瘦。至二十二日，……语言恍惚也。至二十五日早上，声息愈微，呼亦不应。至晚更觉危笃。”据此知允禟病势剧增，在腹泄已痊半月之后。其死固非腹泄之故，可谓彰明昭著者矣。再参以李绂“穆堂别藁”（道光十一年刊本）卷32页15上——18上有雍正四年五日十七日谢赐端午锭子药、八月初四日谢赐荔枝佛手柑及八月二十九日谢赐香水梨三劄子，适在允禟抵保及其既死之第三日之间，赏赐频颁，谓非世宗酬劳而何？

[100]“上谕内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7页25下——26下及“永宪录”卷4页48上下，三书颇有详略。参“允禩允禟案”页15上——16下李绂奏报塞思黑晕死复苏折。同上四年八月三十日；按“世宗实录”卷47页28上下已将此句删改为“已有旨交与李绂矣”八字，与原文意味迥乎不同。同上七年十月初六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87页6上——8下删改甚多。

[101]“大义觉迷录”页199引上谕云：“阿其那、赛思黑……不料旬日之间，二人相继俱伏冥诛。实奇事也!”是世宗亦自知之。

[102]“上谕内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48页29上——30下及“永宪录”卷4页57下——58上，三书稍有异同。

[103]同上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04]同上三年十一月初二日，“世宗实录”卷38页3下——7下同。

[105]“永宪录”卷5页30下——31上云：“文觉日侍宸扆，参密勿，上倚之如左右手。是年[雍正五年]腊，七十。……十三年冬，今上降谕，严饬僧人。其侍帷幄者，皆放还山。文觉独令沿途步行，归长洲。勅地方稽查管束，无致生事。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诛，皆文觉赞成，故圣心隐痛。”

“高宗实录”卷7页37上下，高宗于即位之初，即雍正十三年乙卯十一月癸亥下旨：“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与红带，收入玉牒。”又同书卷1048页17下——19上在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甲戌（“清史稿”页1003引高宗谕同），亦可参证。唯据“皇清通志纲要”及“元功名臣录”两书成于乾隆十四年，著者不称菩萨保而称弘旺，似“仍复原名”亦在乾隆之初。

[106]按“白田草堂存稿”（葛堂本）卷首有“雍正元年十一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公、舅舅隆[科多]传旨王懋竑授为翰林院编脩着在三阿哥处行走。知阿哥行走之制，雍正初年尚存，其停止自在五六年以后。又“清史稿”页448“詹事府”条小注云：“皇子在上书房读书，选翰休官分侍读、讲，简大臣为总师傅。总师傅之称，自乾隆二十二年以介福、观保等为总师傅始。”

[107]“上谕内阁”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谕只言着袭舅舅佟国维公爵，“世宗实录”卷1页25上于“公”上则增“一等”二字。“世宗实录”卷1页6下云：“[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丙午谕内阁：隆科多应称呼舅舅，嗣后启奏处书写舅舅隆科多。”则加“舅舅”之称在封公爵二日之后。同上卷5页8上云：“[元年三月戊子]封川陕总督年羹尧为三等公。”而“永宪录”卷2上页27下列于戊戌之径，戌字自是子字之误。唯云：“是月进隆科多、马齐、年羹尧太保阶，登极恩也。”可谓实录。“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谕年羹尧：“授尔为川陕总督，又用尔为抚远大将军，将西陲之事全畀于尔，事事推心置腹。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俱听尔之分别用舍。”“世宗实录”卷39页14下全同。

[108]“上谵八旗”卷3页21上及“永宪录”卷3页12下——31上。

[109]“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页16下。“永宪录”卷3页79上，“世宗实录”卷39页8上同。“啸亭杂录”卷5页12下——13上“年羹尧之骄”条。

[110]“年羹尧奏折”页10下。

[111]“上谕内阁”六年二月初五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66页5下已删。“宾阳子年谱”（见后）中下页28下有云：“宾阳子曰：年公起家词林，宜须缟柠；况曩者曾下明诏：有敢不敬，王子且以不孝论。”可证年之尊宠，实世宗有以启之。

[112]同上三年五月十七日，“世宗实录”卷32页14下——16上全同。

[113]“上谕八旗”卷2页36下。“年羹尧奏折”页17上，同上页31上。

[114]“上谕内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30页31下——32上略有删减。同上五年六月初八日第三谕，“世宗实录”卷58页14下——15上略有删减。

[115]“世宗实录”卷62页6下、7上。

[116]“上谕内阁”五年十月初五日，“世宗实录”卷62页9上——10上略同。按隆之议罪四十一款在五年十月初五日，上谕与实录同；而“永宪录”卷5页98上下列于“秋七月乙卯朔”之下，非。

[117]“世宗实录”卷39页6下——13上及“永宪录”卷3页77上——83下。

[118]按孟森“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第三篇）页12下据年羹尧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回奏孟光祖至川情形折（“掌故丛编”第四辑“年羹尧折”页8下）有“臣属雍亲王门下，八载于此”之语，断定年入雍府在康熙四十八九年间者误。盖年之抚川，即在四十八年二月（见“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64上）；自是十数年，久任川陕，升至总督。果年于四十八年始登雍府之门，岂有立谈间外放巡抚，即属门下之理耶？以傅鼐年十六（见“啸亭杂录”卷5页11下）入藩邸例之，则年之入邸，必在幼年无疑。世宗此谕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初七日第二谕，按此谕“世宗实录”今已删去，而“永宪录”卷3页18上——19上所引，大致相同。无法无天语见“文献丛编”第一辑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真迹。

[119]“年羹尧折”（“掌故丛编”第十辑）页71上。

[120]同上页70下。

[121]“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八日。按此段“世宗实录”卷34页15上已删，亦不见“永宪录”卷3页38上下所引谕中。

[122]见注[86]。“朱批谕旨”卷1页72下云：“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按此批在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齐苏勒折，先于年之议罪一年。

[123]亲刊朱批“年羹尧奏折”（页13下谢赐荔枝折）有云：“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大乐事。”在二年七月十八日。又同年八月初五日批（页14上谢赐鲜枣折）：“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云云，表面视之，所谓“大功告成”，似指平定青海而言。然证以二年八月十五日“年羹尧奏折”（页14下）内有：“今年直省以及口外耕种之种，并获丰收，咸书大有。此诚所谓普天同庆，而因以知造物视一人为转移。内外诸臣，身际唐虞，共沾化育。未矢报于万一，复何功之可言？”之语，则年谓功，明明归之世宗承袭一事。而世宗于此下朱批云：“卿奏可保皆出于至诚。”又自己默认矣。赐年羹尧自尽，见“求宪录”卷3页84上。按“无益之谈”页19下——20上云：“雍正乙巳[三年]十月初三日申时，京师忽有虎突入齐化门，登城。人噪逐之。行至宣武门下西米巷，入年遐龄家就擒。遐龄即太何大将军羹尧之父也。羹尧败，赐死之地，即虎就擒之地也。”年之子甚多，惟年富立斩。余子充军。见“世宗实录”卷39页13下——14上。

[124]隆之尊崇敬已说前矣，其实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命总理事务之同一日，即以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暂管理藩院事务（见“世宗实录”卷1页10上）；因此前隆科多实兼理藩院尚书也（见“圣祖实录”卷300页6下）。再加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加称“舅舅”之同一日，谕“步军统领隆科多总理事务，甚属繁剧；著护军统领袞泰署理步军统领事”（“世宗实录”卷一页26下），虽逾月而仍以隆兼管步军统领事务（同上卷2页26下），不过徒有其名；迨三年正月终解步军统领之任（“清史列传”卷13页7上），而以阿齐图实授矣（见“世宗实录”卷28页7下）。

[125]年之制禵禟见“年羹尧奏折”页37下。按后来李绂虽有奏报查出年羹尧与塞思黑往来密书折（“允禩允禟案”页14上下），而朱批：“二人各有所犯不容诛这罪，何必牵连一事？”是世宗以年制禟，不复疑也。又“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年之受命赴杭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与“永宪录”卷3页25下——26上颇有异同。同上五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至于平定青海，实系岳钟琪之功，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而已。若非岳钟琪智勇超群克期决胜，则年羹尧亦不能成功如此之速。然岳钟琪之所以奋勇直前者，乃为国家殚忠宣力，以靖边疆。岂因年羹尧之私情而遵其调度乎？”按此谕不见“世宗实录”。最近文如师托王剑英同学从太仓图书馆抄得“宾阳子年谱”，其中可资考证者甚多。尤以世宗于用年之初即存去之之念，与钟翰所持之说相吻合。如谱中下页22下——23上雍正二年甲辰云：“初冬龚念伦入京，云：‘闻年太保声势喧赫，欲一识其人。’宾阳子曰：‘不足见也，行败矣！上之崇之，乃所以踣之也！吾乡张大复泰基为年入幕宾，亦吾戚也。求附年者，必梯于张；求援张者，必即吾门。吾门限欲断，则谢客曰：如当往者，宜莫吾先！君辈但谨伺我！苟我举足，君辈踵之，何后之有？我戒大复，亦当见几，无与其难。昨年之入，有敕臣毕迎，臣吾以疾不出。太保之门不通名纸者，应未有两也!’”云云，可为佐证。又文如师跋云：“‘宾阳子年谱’六卷，顾陈垿撰。陈垿字玉停，太仓人。康熙乙酉举人。负王佐之才，通知天文、律历、占算、声韻之学，尤精于医。以大学士王掞荐，入内府湛凝斋纂修秘书。诚亲王胤祉总裁其事，颇破礼遇，叙行人司行人。未几，告归。雍正之初，诸邸宾客多获重谴。独陈垿萧然物外，不与党祸。李卫亦故人也，礼为上宾。见其治狱株连，去之若凂。盖知其时君相无能用之者，甘心匿影远患。诸王角立，记载多阙。谱中所具，虽词旨隐约，而大端已见。昔年缪艺风丈藏抄本本‘无益之谈’，即自此谱摘录，别本单行，不免错伪。疑未睹全书，故无从校正。太仓图书馆存此谱钞本，从之借钞。从此人间有第二本矣！已丑[一九四九年]十月大雪节文如居士识于成府村居。”此谱关系康雍两朝史事之大，可想而知，故亟引跋语以为介绍于此。

[126]“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

[127]胡期恒至杨书见“永宪录”卷3页84下——85上。葛继孔见“上谕内阁”三年六月十六日，“世宗实录”卷33页19上——20下及“永宪录”卷3页24上——25上，三书异同之处甚多。李继泰至年悦见“上谕内阁”三年七月十二日，“世宗实录”卷34页7下——8下同。王景灏见同上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37页15上下同。王嵩见“朱批谕旨”卷24页95上。宋师曾见“永宪录”卷3页11上下。王允猷见“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汪景祺见同上五年三月十一日，“世宗实录”卷54页14上——18上同。邹鲁、净一道人见同上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不见“世宗实录”。按邹鲁与年富立斩，见“上谕内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二谕及“永宪录”卷3页84上下。田帝育见“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28]“上谕内阁”四年三月三十日，“世宗实录”卷42页20上——21上及“永宪录”卷4页18上下略同。惟“永宪录”列此谕于四年夏四月癸亥朔之下者误。

[129]同上五年正月十五日。按此段均不见“世宗实录”及“永宪录”卷5页3下。

[130]同上三年六月初七日第四谕，“世宗实录”卷33页8下——9上同。

[131]牛伦至姚让见同上四年正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0页33下——34上略同。唯“永宪录”卷4页8下——9上列此谕于四年春二甲子朔之下为稍异。吴达礼见同上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查嗣廷见同上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48页24上——27上及“永宪录”卷4页52上——54下，三书异同甚多。马武见同上五年七月初四日，“世宗实录”卷59页5上——7上删减甚多。塞尔图见同上五年七月初五日，不见“世宗实录”。塞楞额见同上六年十月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揆叙、阿灵阿见同上四年五月初九日第二谕，“世宗实录”卷44页14下——16上全同。菩萨保见同上五年五月二十八日，不见“世宗实录”。

[132]“朱批谕旨”卷五页87下有云：“深信二字不可，亦何必乃尔。若过于深信，必受深欺。……如隆科多等，朕若过于深信，未必能如此一旦觉察也。”不特世宗不深信隆科多等，并藩邸一切门下人，从来不之信也。同上卷27页42下——43上又云：“从上观人原易，朕当年藩邸门下人，知之甚确。……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证。

[133]“穆堂别集”卷39上页24上——26下有议覆请诛逆臣年羹尧疏。年参蔡珽，见“上谕内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世宗实录”卷28页4上——5上同）及五年三月十一日（“世宗实录”卷54页14上——18上同）。“永宪录”卷3页33上下，卷5页24下。

[134]“朱批谕旨”卷1页21上有云：“朕日理万几，刻无宁晷，毫不体朕。且值岁底事繁，那得工夫览此幕客闲文？”同上卷1页27下又云：“似此无故烦渎，宁不念朕日理万几之劳乎？在尔[范时绎]未必出于至诚，在朕实费心目观览。即此数行朱字，殊乏幕宾门客代为书也。”可以为证。

[135]参注[105]。按“永宪录”雍正五年腊，文觉年已七十；至十三年之冬，应为七十有八岁矣。唯据文觉所为“花影庵杂记序”（见后）末谓“雍正癸丑，时年七十”，知癸丑即十一年，至十三年不过七十有二。此则足纠萧爽传闻之误。

[136]“永宪录”六卷，江都萧奭撰。卷首纪清初列朝创造制度，卷一纪康熙六十一年事，卷二纪雍正元年事，卷三纪二年事，卷四纪三年事，卷五纪四年事，卷六纪五年至六年二月以前事。吴庆坻“蕉廊脞录”（求恕斋本）卷5页15下——17下并摘录其自叙。知是书成于乾隆十七年。本文所据者第五石斋钞本，前有文如师题识云：“‘艺风藏书记’有此书云：‘江都萧奭龄著。原稿十三巨册，只残存一卷，后以印于“古学汇刊”。今以此本相校，艺风所见，亦记康熙六十一年至雍正六年事，唯有纲无目。此本缺三年一年事，亦因知同出一本矣。六年以后及乾隆初事皆已随时叙及，知原书断自六年止，意在详叙年、隆、阿、塞诸狱。然则云十三巨册者，恐未必真有其书也。”钟翰按钞本实缺雍正二年一年事。盖卷3之首虽云“二年岁在甲旋”，而自第一页第二面以后即纪三年事。

[137]“花影庵杂记序”一首，作于雍正癸丑三月，自署文觉禅师元信，其姓待考。此序载于查为仁“蔗塘外集”（乾隆八年刊本）中。查，宛平人，号心毅；一名成苏，号莲坡；固以诗鸣于时者也。

[138]“皇清通志纲要”卷5页54下云：“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既云开释，其被圈禁可知。

[139]“戴铎奏折”（“文献丛编”第三辑）页1下、4下——5上。

[140]“上谕内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世宗实录”卷83页1下——15上略同。世宗于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其中有“蓄必深，发必毒”两语，即以为“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是世宗必先有长期以死相搏之事实存在，然后一见此两语而连想及之；不然，此两语何所见而必系指允禩等而言耶？

[141]孟森“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页1上云：“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惟恐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堕入五里雾中，莫能暸其实状。”此则适得其反，故与本文立论迥乎不同。然则读本文者或不以为重复繁琐耶!

[142]“大义觉迷录”页10。“上谕内阁”七年十月初六日，“世宗实录”卷87页4下——6上略同。又按“朱批谕旨”卷27页48下鄂尔泰奏：“逆贼曾静捏造浮词，恣意狂悖，暗布匪党，耸动大臣。其所以能如此得如此者，臣以为其事有渐，其来有因：如诬谤圣躬诸事，若非由内而外，由满而汉，谁能以影响全无之言据为可信？此阿其那、塞思黑等之本意，为逆贼曾静之本说也；如毁诋天朝等语，则江湖恶烦、山野狂愚，不识天日者皆能造伪说，而不至若此之甚，此怀疑贰，蓄怨望诸汉人等之隐意为逆贼曾静之藉口也。”最足说明当时情事。意者“大义觉迷录”或即刊布于七年十月之际耶?

[143]“大义觉迷录”页12。参“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页3上下、37上。按隆科多之言自较世宗之谕为可据。

[144]“大义觉迷录”页13。“永宪录”卷2上页五2下、49上。“大义觉迷录”页15。

[145]同上页16。

[146]“上谕内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二阿哥奏曰：‘臣当日与皇上虽无好处，亦无不好处。臣得罪皇考，系大不孝之人，应将臣弃置不问。乃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心实深感激!臣今福薄，病已至此，安敢虚言？前若赐臣二寸白纸一条，岂能延至今日乎？臣心稍有知识，岂不知之？仰蒙圣恩，别能他愿，惟望病愈而已。’又训伊子理郡王[弘晳]曰：‘于尔君父之前，有一分之能，即竭尽一分之力；有三分之能，即竭尽三分之力。若能一心竭诚效力，以事君父，方为令子’等语。”（“世宗实录”卷27页12下——13下删为：“二阿哥奏曰：‘臣蒙皇上种种施恩甚厚，臣心实深感激！’又训伊子理郡王曰：‘尔若能一心竭诚効力，以事君父，方为令子’等语。”）而“大义觉迷录”页16——17上则云：“二阿哥感朕深思，涕泣称谢云：‘我本有罪之人，得终其天年，皆皇上保全之恩也。’又谓其子弘晳云：‘我受皇上深恩，今生不能仰报。汝当竭心尽力，以继我未尽之志!’”两相此较，不同自见。

[147]“大义觉迷录”页22。

[148]同上页20。

[149]“永宪录”卷2上页33下、34下、46六下。“上谕内阁”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不见“世宗实录”。参“永宪录”念2上页51——52上。

[150]“大义觉迷录”页184。

[151]“上谕内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谕，不见“世宗实录”。

[152]“上谕内阁”二年四月初七日。“世宗实录”卷18页6上下。“上谕内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世宗实录”卷29页30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