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贸易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印同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其两国的双边贸易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越来越重要。虽然目前中印贸易额迅速增长，但在各自的贸易总额中分量尚轻。文章分析了中印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简单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印贸易 经济因素 非经济因素 自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贸易也发展迅速。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后，双边贸易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中印双边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04、2006、2007年分别达到136、250、387亿美元。但中印双边贸易总额占各自对外贸易总额都很小。以2005年为例，中国对印度贸易额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0.8%，印度对华贸易额也仅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5 %。其原因是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中印贸易的发展。 一、经济因素 （一）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具有明显的重叠 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性的存在；中国和印度均存在着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以及中印经济技术水平差距不大；中国和印度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似，对产品的需求结构或需求档次相似。中印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进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中印2005年出口产品构成: 中国农业原材料、食品、燃料、矿物和制成品分别为0.5%、3.2%、2.3%、1.9%、91.9%，印度1.5%、8.9%、11.4%、6.9%、70.3%; 进口构成：中国 3.6%、 3.3%、 9.7%、 8.1%、75.1% ， 印度2.0%、 3.3%、 36.3%、 5.0%、52.4%。中印 2005年进口来源出口去向构成：两国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货物分别为55.2%、45.1%，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分别为44.8%、54.98%；从发达国家进口分别为38.5%、34.4%，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分别为 61.5%、65.6%。从以上数据得知，除制成品的进出口额及个别外，各项基本一致，这表明中印两国进出口和经济结构雷同，发展水平相似。明显这成为双方贸易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印度高关税与非关税壁垒 印度的贸易保护水平之高在全球开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除了近30%的制成品平均关税之外，印度还对进口维持着一系列的额外收费，各种非关税措施纷繁复杂，贸易争端的立法不规范，解决程序也缺乏透明性。近年来印度关税已陆续下调，但仍居较高水平，最高关税由 400%降至50%，平均关税由87%降到27%。高关税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中国商品同样也难以进入，阻碍中印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印度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行政干预多。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 （三）投资领域重叠 中印两国经济起步都较晚，且两国经济增速很快，在很多领域，具有相同的需求。特别是对基础建设领域的大量资金投入，这种共同的资金缺口使两国不得不寻求其他国家的投资。这种在需要投资领域的重叠，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印两国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相似的投入，使中印的产业结构以及国内需求产品趋同，从而增强了竞争性，阻碍了中印贸易的发展。 （四）两国间贸易摩擦频繁 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随着在各方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大，但两国的贸易摩擦不断。但由于印度的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中印两国间贸易摩擦频仍。从1994年印度对我国发起第一例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06年7月，印度对我国反倾销调查98起，特保措施l起，保障措施2起，总计涉案金额716亿美元，印度正成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频繁的贸易摩擦给中印两国贸易开展造成了障碍，也阻碍了两国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进程。 二、非经济因素 （一）政治和安全因素障碍 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是个经济问题，但政治和安全上的因素也对其产生着间接的影响，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印方看来，密切的中巴关系为中印政治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也为中印贸易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长期以来，印度对于中巴的密切关系依然怀有戒备心理，把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正常的国家关系看作是对印度国家利益的威胁这使中印在政治上的互信度降低，影响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发展。其次，“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使印度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畏惧心理，对中国的的商品产生抵制情绪，使得中国在印度的市场缩小，中印贸易发展受挫。再次，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中印作为亚洲的邻国，边界长达2000公里。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我国西南边疆进行侵略时遗留下了许多边境问题，直至目前双方仍未找到最终妥善解决边界问题方案。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多次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不允许西藏的反动势力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华活动的官方立场。这不仅给中印政治上的互信蒙上了阴影，同时也阻碍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和贸易的便利运输业。（二）交通运输费用高 对于贸易的发展，交通运输可谓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因为他直接关系到双方贸易的运费问题。中印两国虽为紧邻，且有数千公里边界相连，但至今却没有作为基本交通设施的公路和铁路相通，使双方之间交通运输极为不便。双方大部分贸易商品只能通过南中国海，绕道马六甲海峡，经过遥远的海洋运输，从而大大增加运输成本。这不仅严重阻碍中印商品贸易扩大。而中国目前提出的第三亚欧大陆桥的修建，成为解决中印交通运输费用的一条极其可行的办法，但印度尚存疑虑，反映不是很强烈。这为中印贸易的长期发展造成障碍。 （三）印度的大国意识和经济发展战略 印度的大国意识和大国目标决定了印度对中国的经贸战略中始终以赶超为目的、 以竞争为主题。印度是一个具有强烈大国意识的国家，但印度又缺乏一个大国所应具有的自信和风范。印度施行了内向型经济战略思维，奉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战略。一方面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学习和借鉴中国引进外资、促进出口的经验，另一方面，印度又过度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印度的开放度不够。在享受别国经济开放带来的好处时，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政策来保护自己，这种体制制约着印度进一步向外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也阻碍了中印贸易的发展。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在合作共赢中求得发展，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例证。如何更快、更好的促进中印贸易的发展，成为两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的强劲动力。从上面对中印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可以看出，要促进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首先，在经济因素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要主动去了解印度的投资和合作环境。尽量避免中印贸易中的重叠性，促进互补性产品的开发，减少贸易摩擦；在非经济方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通过高层互访来增强政治上的互信，修建第三亚欧大陆桥及构想其他通道，为中印贸易的快速发展准备条件。 > 倪香芹，王晓莹，试论中印贸易合作发展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06（4） 杨文武，倪香芹，中印经贸合作现状、问题及其对策[J]，社会科学，2007（9） 熊德禄，中印贸易关系发展现状分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李铁峰，李军，中印贸易问题透析及解决[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lzw
第2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已开始着手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研究。本文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作经验，探讨了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 北美自由贸易区 中印自由贸易区 经验 启示 随着南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南亚战略地位的不断上升，与南亚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印度开展合作也越来越受到中国的重视。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建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不仅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现实选择，而且也是促进中印两国关系向深度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贸易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资借鉴之处 (一)经贸联系密切 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方面，加拿大与美国互为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 中印经贸关系在两国各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经贸往来愈益密切，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的0.3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86.5亿美元。中国对印度出口的主要产品为电机、有机化学品、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蚕丝、特种机织物等，自印度进口的主要产品为矿砂、钢铁、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珠宝、棉花等。截至2007年底，中国公司在印度累计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39.6亿美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2290万美元。2007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印度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580.5万美元。2007年，印度对华投资项目78个，实际使用金额3404万美元。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8年1月，双方确定到2010年，实现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 (二)地缘关系占优 地理临近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地理临近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便利。高昂的运输费用增加商品成本，使之失去价格竞争优势；长途运输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气候可能使某些商品变质，使之失去品质竞争优势。同时，地理临近的国家，尤其是地缘相邻区域的居民，历来在文化社会方面的交流较多，且比较熟悉各自的消费习惯，从而更有利于相互间的通商往来。 (三)经济互补性强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同样，中印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阶段，这种发展水平的梯度决定了互补的可能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中印两国有着一定的差距。从国内经济总产值、经济发展速度、投资环境指标、引进外资等指标看来，中国处于优势地位。尽管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水平都还不高，但是经济结构还是显示出了相对较强的互补性。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相对和绝对的资源和禀赋不同，同时中国经济改革开始得早，经济结构总体水平要高于印度。中国在工业和机械设备、加工制造方面的优势，与印度在软件和高技术方面的优势为两国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创造了合作空间。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印贸易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印度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为原材料，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则主要是制成品。 (四)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国借助地区经济的整体实力与竞争对手抗衡的产物。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推动因素，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有的成员则参加二十个区域集团甚至更多，区域间贸易额已超过全球贸易额的一半。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欧盟的东扩，拉美地区小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亚洲遭受到贸易转移的影响，对策之一就是成立自己的自由贸易区，在开拓北美和欧盟市场方面发挥影响力 。中印自由贸易协定则是理想的起点。虽然中国已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印度也寻求建立印度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但若中印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协定，亚洲自由贸易区则缺乏效力。如中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亚洲其他国家会与中国和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中印两个崛起的亚洲大国，实现双边FTA可有利于增强两国在大区域内有利地位，加强彼此在政治上的合作，还有利于提升两国的国际竞争力。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 (一)南北共存 地区性贸易安排一般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接近的有关国家组成，这样可以大大减小实际运行中的“调整成本”。而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经济发展水平迥然相异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处在一个区域经济集团中，因此，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既存在着美、加之间的“水平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又存在着美、墨与加、墨之间的“垂直形态的经济合作与竞争”，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这决定了美、加、墨之间既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基础，又客观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 (二)一国主导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集团，美国既是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得以正常运行的主要支撑力量。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三个成员国中，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在双边贸易、直接投资及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等诸领域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加拿大虽属发达国家，但它的总体经济实力远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墨西哥则是一个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总体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差异，造成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尤其是美、墨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这也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方向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利益与意愿。 (三)协商制度比较健全 三国所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法律形式规范着三国的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约束力。 另外，北美自由贸易区还有一套固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定期协商机制，包括：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下设的不同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咨询机构，仲裁法庭，保护仲裁法庭的程序特别委员会。这些机构具有相应的职能，对三国的争端冲突进行多方位和多层次的协调。 (四)准司法性争端解决机制 北美自由贸易区根据不同类型的争端设有9套争端解决机制可供选择使用，包括《协定》自创的5套争端解决机制(即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劳工争端解决机制，反倾销、反补贴争端解决机制和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解决机制)、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和3套国际仲裁程序规则。9套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是规定以法律方法解决争端中的仲裁方式，但在《协定》中仍强调有争议的成员国应首先试图通过磋商或谈判等外交方式解决争端。ADR模式适用范围仅限于成员方与成员方之间，其具体程序为磋商——调解——仲裁，即争议双方以磋商为首选的解决争端的方式，若不成功就进入调停、调解程序，最后才是仲裁。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程序上，不存在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的协商和提请调解程序，由投资人直接提起仲裁。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以仲裁为核心的政治性或准司法模式，这与其促进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和宗旨是协调一致的。 三、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所面临的挑战 (一)冷和平思维的存在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里，印度国内谈论“中国威胁”的不乏其人，为“中国威胁论”在印度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冷和平思维的存在不仅成为制约中印关系深化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二)缺乏有效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司法程序 中印贸易摩擦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印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从2001年以来，印度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位居各国第一，平均每年约9起左右，占中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近15％，占印度对外发起案件总数的近50％。2007年，印度对中国发起的10起案件中有1起终止调查，总涉案金额约8.34亿美元，是继欧盟和美国后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最多的国家，也是对中国立案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印目前没有对解决双方贸易摩擦方面进行司法程序的制度安排，所以处理这些贸易纠纷还存在着较大的 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到目前为止，虽经中方多层次、多方位交涉，印度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印度在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裁决中大量使用第三国国内价格或结构价格来确定中国产品正常价值，导致中国产品倾销幅度被人为地大幅提高。印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中国涉案产品在印度市场竞争力受到较大影响，一些企业甚至被迫退出印度市场。此外，2005年以来，印在所有原审裁决中未给予任何一家中国应诉企业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影响着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正如印度商业部长纳什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只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获得印度承认后，印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 (四)两国民间交流限制着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 1962年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甚少，许多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程度。在舆论多元化的印度，部分媒体对中国有负面报道，使部分印度人对中国印象不佳。正如印度总理辛格2008年1月访华时所言：“我们必须拉近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认知距离，我们应该做出长期的努力，确保相互之间有正确的了解。” (五)高关税限制印度对外经贸合作 印度政府实行高额进出口关税制度。一是保护个别产业，确保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有充足必需品供应，国内市场不被洋货充斥，增强对外贸易中的讨价还价能力，促进新兴工业的发展等等；二是大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印度商界担心降低关税将导致低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而中国的关税已经处于低位。所以印方担心印度生产商难以从FTA上受益。中方降低关税难以增加印度对中国的出口。 四、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对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一)尊重相互主权和独立 北美自由贸易区既能保全美加墨三国享有充分完整的主权又能保证一体化组织高效运作，这一成功模式值得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借鉴。中印两国尽管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地缘与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两个民族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语言文化和民族性格，还是风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中印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目前仍然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对于双方特别是印方来说十分敏感，因此尊重相互主权和独立就显得很重要。 (二)构建开放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 中印自由贸易区应定位于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南亚其他国家在地理上与中印两国毗邻，经济联系也十分紧密，因而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应该为其留下空间。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实际上就将中国、印度、东盟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在中印自由贸易区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规模的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以期实现区域空间集聚规模效应。 (三)选择几个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先期合作 由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牵扯到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因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可以考虑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先期合作，如合作潜力很大的IT、钢铁、能源、农业、生物制药、汽车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可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也可以相互投资，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联合研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也可以为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四)对印度的实际利益给予适度关切 鉴于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劣势，中国的关税税率较低的现状，在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过程中，印应分阶段就某些制造品、服务产品和农产品降低关税，最终目的应是商品、服务、投资、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区重点放在中印之间的互补性，中国应适度开放服务业，从而印度可以发挥其比较优势。 (五)机构设置 结合中印实际，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未来的中印自由贸易区也可以设立类似的组织机构，包括：中印自由贸易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秘书处、劳工合作委员会、中印合作银行、各类咨询委员会、仲裁法庭及特别委员会，其职权范围也可以比照北美自由贸易区机构职权划分进行定制；考虑到中印边境的现实，可以成立特别的边境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印边境地区的安全、边境贸易以及边境地区的环境保护等相关事务。 (六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 未来中印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可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这种准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套数多、规则细密、机构设置较为完善、程序与实体结合、外交方式和法律手段并用等特点，不需设立超国家性质的司法机构就能为自由贸易区的顺利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在适用法律上，当事双方可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WTO协议以及由此签订的任何协定中自主选择，具有很大灵活性；另外，ADR模式还给双方当事人留有很大的回旋空间。概言之，中印之间选择的最理想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是不需要让渡国家主权，二是又具有充分的权威性可以保障制度安排顺利推进和自由贸易区高效运作，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操作简单易行又不失效率的准司法性模式，是未来中印自由贸易区制度安排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选模式。
第3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一、中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特点
在过去20年中,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不仅贸易额迅速攀升,而且双方相互直接投资的额度也呈较快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对两国贸易摩擦问题的不当处理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双方的贸易利益,应尽量避免简单地使用贸易报复措施。
(一)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且贸易失衡日益严重
1992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3.39亿美元,此后双边贸易持续增长,2000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上升至29亿美元。在随后10年里中印双边贸易额出现了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40%以上。其中在2008年达到了517.8亿美元的高峰。虽然在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中印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度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但仍比2007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总体而言,两国双边贸易额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中印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长期以来,中印贸易基本保持平衡,然而到2006年,印度对华贸易出现赤字。2004年,印度对华贸易保持着17.4亿美元的顺差,到了2006年变成了43亿美元的逆差,2009年逆差扩大到了159.5亿美元(如图1所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617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贸易逆差201亿美元,逆差较2009年扩大25%。
(二)双边直接投资规模呈上升趋势
与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相比,中印两国双边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规模较小。截至2009年,印度对华的投资项目累计402个,实际使用金额27055万美元;同期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累计为12509.1万美元。虽然双边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但从图2中可以看出,两国之间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上述数据表明,中印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保持良好的经贸关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正确处理两国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印度对华贸易摩擦的特征
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摩擦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在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上以采取反倾销措施为主;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的强度也呈上升趋势。下面本文就这三个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贸易摩擦的表现形式以反倾销为主
反倾销在贸易摩擦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保护措施。中国出口产品从1979年开始遭遇到反倾销的困扰,截至2010年6月底,中国共遭受了784起反倾销调查,占到了同期全球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3752起)的21%,并从1992年开始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共体等发达贸易伙伴是反倾销的主要使用者,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运用反倾销来限制中国产品,其中印度最为突出。根据印度商工部网站案件列表统计,从1992年印度对外发起第1起反倾销调查以来,截至2010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137起反倾销调查,1起反补贴调查,6起特保措施调查和11起保障措施调查。总体来讲,中印两国之间贸易摩擦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反倾销措施为主,占比高达到90%。
(二)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数量不断攀升且为“单向”贸易摩擦
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主要是以欧盟和美国为主。与印度发起反倾销的数量相比较可以发现,我国对印度发起反倾销可谓是少之又少,2005—2010年只有1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并没有将反倾销作为对等的措施报复印度,具有明显的单向性。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6年间,从数量上来说,印度对华的反倾销呈逐渐上升趋势,并在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印度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达到峰值,高达14件之多。但随后2003年及2004年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下降,而到2005年由于纺织品服装配额的取消,印度对华反倾销从此又开始呈逐渐攀升趋势。印度国内一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加之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印度为保护本地市场,不断地挑起贸易争端,同时在“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下,印度更是不断地针对中国产品实施反倾销,力图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高达15件,使得我国产品深受其害。此时印度成为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已超过了欧美等发达国家。
(三)印度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强度也逐渐加大
自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发起第一起反倾销调查开始,印度就不断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与印度对全球发起的反倾销对比可以发现,印度对华发起反倾销的案件数量占其对全球反倾销调查的比重自2004年以来(29%)明显高于1995—2003年阶段的水平(21%)(见图4)。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数量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最频繁时印度曾经在一年内连续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15宗反倾销调查。不仅如此,这些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均十分庞大,仅2008年一年,印度对外反倾销涉案金额就高达16.7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20倍,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正常发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第一,在表现形式方面,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近几年来较为单一,主要是以反倾销为主。第二,在数量方面,虽然在2003年和2004年出现了一个小幅度下降,但是总体上来说,呈现不断上升趋势。第三,在强度方面,不管是从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占对全球调查的比重,还是涉案金额来说,印度对华采取的反倾销调查呈现加强趋势。
三、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分析
(一)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机制的理论分析
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贸易最容易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并且差异越大,潜在的贸易规模也就越大。相反,如果两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相近,则潜在的贸易规模较小。新贸易理论基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解释贸易的产生,认为产业内贸易最容易在收入水平相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产生。由于中印两国都属于低收入经济体,相比于工业化国家都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因此要素禀赋理论更适用于对中印贸易的解释。由于贸易失衡通常是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而由于H-O模型中贸易总是平衡的,因此具体对中印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事实:①2005年至2008年中印贸易额增长速度达到了33%~54%,而同时中国对印贸易顺差以更高的速度增长;②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总量和总的贸易顺差规模逐年扩大;③这一时期中国对欧美发达国家从总体上呈贸易顺差且不断扩大,对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呈现顺差。本文认为,中印两国之间贸易迅速增长和贸易失衡扩大,根本上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外部依赖性和中印两国要素禀赋相近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投资在维持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家庭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这些投资大都属于“出口偏向型”投资。也就是说,投资形成的生产潜能无法被本国消费所吸收,最终形成更大规模的出口。从表面上看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质上则是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在20世纪90年代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我国过剩产能主要通过发达国家市场消化。由于我国同工业化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较大,因此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容易向这些国家出口,并引起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但随着“出口偏向型”产能的进一步扩张,发达国家的市场日益饱和,同时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伙伴关税壁垒的降低,我国出口产品开始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由于要素禀赋相近,对发展中国家的过剩产能输出更容易引起贸易伙伴的贸易失衡和就业恶化,也就更容易遭受来自发展中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并且此类贸易摩擦呈现出发起国集中度高、单向性明显、贸易限制程度高和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的特点。而中印贸易摩擦只不过是中国与发展中贸易伙伴贸易摩擦的典型代表。结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印度对华贸易摩擦产生的内在机制为:①由于消费的不足,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严重的外部依赖特征,加大了遭受贸易摩擦的潜在可能性;②随着工业化国家市场进入壁垒(如技术性贸易壁垒,两反一保等)的提高和加入世贸组织后整体外部贸易壁垒的降低,中国出口开始转向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③由于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中国的剩余产能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印度的贸易逆差;④由于印度就业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其国内将就业问题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相联系,强化了“中国威胁论”的社会观念;⑤上述原因直接导致了印度对华频繁采取保护性贸易措施,并由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而有所加强。该机制可以用图5表示。
(二)中印贸易摩擦的具体原因
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印贸易摩擦产生内在机制涉及的具体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细致分析。
1.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的共同作用
一些研究认为,由于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相似,两国贸易缺乏互补性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但从理论上讲,对于中印的发展中国家性质和要素禀赋特征而言,产业结构的相似应当是降低了贸易的可能性,特别是降低了贸易的潜在规模,而不是导致剧烈的双边贸易摩擦,特别是该观点不能解释中印之间的“单向”贸易摩擦现象。本文认为,是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增长高外部依赖共同导致印度频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由于类似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两国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处于竞争地位。但由于中国内部消费性需求的不足,导致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断通过投资性需求来满足增长的需要,而这些投资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出口偏向型”的,当过剩的产能无法在本国市场上消化时,必然导致出口的迅速增长。而发达国家的市场无法消化这些产能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必然转向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中国对要素禀赋与产业结构相似国家的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单向”贸易摩擦。
第4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一)中印两国人口和经济状况比较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和经济大国。2010年，两国人口分别以13．7亿、11．7亿而名列世界第1和第2位。两国也都是高人口密度的国家，尤其是印度，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达3562．01，是中国的24．9倍;中国人口增长率为0．57‰，而印度人口增长率为1．3‰;中国GDP总量是印度的6．2倍，人均GDP是印度的5．17倍(见表1)。庞大的人口基数、不同的人力资本结构和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使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不同特点。
(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规模的比较
近年来，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都保持着稳定上升的趋势。200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301．46亿美元、162．68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85倍，中印两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别为358．58亿美元、145．76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46倍;201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分别为1703亿美元、1243．09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1．37倍，中印两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别为1922亿美元、826．94亿美元，中国是印度的2．32倍。2000年两国服务贸易总额都在世界前十名之外，201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出口分别上升至世界第4和第7位，进口上升至世界第3和第10位(见表2)。从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情况可以看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符合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速大于进口增速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占有优势，但与印度的差距在缩小。而且，与中国贸易逆差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不同，2000年以来印度服务贸易持续顺差，①2010年顺差高达416．15亿美元。从服务贸易出口额占GDP的比重看，两国的比重都在提高，但印度的增加更快。200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52%、3．54%，2010年，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占GDP的比重分别上升为5．24%、12．90%，显然印度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
我们利用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
1．中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比较。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即TC指数，也称为贸易专业化系数、比较优势指数或净出口比率，是指进出口贸易差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可对一国的服务贸易总体及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TC取值范围在(－1，1)，当其取值接近0时，说明竞争力接均水平，当TC取值小于0时说明竞争力弱，越接近－1，服务贸易的(总体或行业)竞争力越弱。当TC取值大于0时，说明竞争力强，越接近1，该国服务贸易(总体或行业)的竞争力越强。从表3的TC总体指数可以看出，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差距较大。2000年以来，中国TC指数均为负数，显示一直为服务贸易的逆差国，处于竞争劣势，但TC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表明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劣势逐年改善，贸易逆差也呈逐年缩小的趋势。印度TC指数均为正数且增长速度非常快，表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从服务贸易行业的TC指数看，两国差距也较大。从运输行业看，两国的TC指数均为负值，说明两国在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处于劣势，中国货物贸易发达，运输是中国服务贸易第二大行业，运输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却弱于印度;从旅游行业看，2007年以前，中国的TC指数高于印度，竞争力超过印度，2007年以后出现负数，竞争力下降，印度超过了中国;从通讯行业看，中国的TC指数波动较大，2001、2004、2005、2006四年出现负数，印度除了2002年以外均为正数，2010年的TC指数是中国的两倍，表现出远高于中国的竞争力;从建筑服务行业看，中国的TC指数高于印度，并呈现增长趋势，比印度具有更高的竞争力;从保险行业看，中国的TC指数一直为负数，印度该指数值虽小，但均为正值，中国的竞争力弱于印度;两国在金融服务行业的TC指数都是负数，但是印度的国际竞争力明显高于中国;计算机服务行业更凸显出印度在计算机软件业发展上取得的突出成就，TC指数大大高于中国。据世界银行调查，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的综合指数位居世界第一，占有世界软件开发市场份额的20%，是世界5大软件供应国之一，并且是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印度软件已出口到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仅次于美国。①中国的计算机服务业发展也较快，TC指数增加显著，2010年是2000年的3．4倍，但与印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2．中印两国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比较。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匈牙利经济学家BelaBalassa于1965年提出的测算部分国家贸易比较优势的一个指标，用来衡量一国某类产品的出口量占世界该类产品出口量的比重。若RCA小于0．8，则表明该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弱;若RCA介于0．8和1．25之间，则认为该国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若RCA介于1．25和2．5之间，说明该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RCA大于2．5，说明该国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从RCA总体指数可以看出，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服务贸易RCA值一直低于0．8，而印度的RCA指数则逐年上升。2000年，印度的RCA指数是中国的2．56倍;2010年，印度的RCA指数上升到中国的3．98倍。显然，与印度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印度则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见表4)。从服务贸易行业RCA指数可见，印度服务贸易的结构更优化，其服务业中竞争力强的行业可以带动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印度的运输、通讯、金融及其他商业服务具有中度以上的竞争力，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只有运输、保险行业具有中度以上的竞争力，其他行业的竞争力都较弱。显然，印度的服务贸易结构已转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我国的服务贸易内部结构还有待优化。
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制约因素
(一)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有利条件
1．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为两国的服务贸易合作奠定了基础。与中印服务贸易总体发展态势相对应，两国双边贸易近年来发展迅速。2000年中印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29亿美元，2005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同时，印度也成为我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06年中国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2007年，中印双边贸易额突破386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印度则是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2008－201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分别为517．8亿美元、500亿美元、600亿美元、739亿美元。①2010年双方确立了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目标。印度驻华大使苏杰生因此而推论:“按照这样的速度，相信在未来五年，印度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①
2．渐趋密切的政治联系促进了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印两国的经贸往来深受双方政治联系的影响。随着两国领导人之间不断做出更多政治承诺，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包括联合经济体、联合研究小组等)逐步建立，经贸关系发展中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多。自1984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贸易协议》签订以来，两国已签订多个双边协议，推进了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2010年12月总理访印，双方决定建立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除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国还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起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中印开启战略经济对话，将使得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进行平等对话，加强双边合作。”②
3．产业结构差异和优势互补构成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内在动因。从前面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源要素禀赋优势的部门，如旅游、运输、建筑及其他商业服务中的咨询等传统服务贸易行业，近年来计算机硬件和信息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印度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竞争力较强，与贸易相关的服务、通讯服务、商业管理咨询及公共关系、法律服务、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行业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制造业相对较弱。“中国制造”、“印度服务”的特点体现了中印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优势可以互补。正因如此，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以及因特网技术的发展，被一些印度人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不是潜在的对手。
4．经济格局调整与目标市场的重新定位成为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契机。印度服务业出口中竞争力最强的软件服务外包业务，主要面向欧美市场。由于文化、传统、地缘及语言等关系，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则一直是中国软件外包服务的主要发包市场，两国面对的发包市场重合度并不大。①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调整，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强，印度软件产业的服务贸易受到很大限制。与此同时，中国软件外包业由于邻近日韩市场，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发展的比较优势明显。中国已是印度服务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扩大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已成为印度政府和企业的努力方向。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因提高了对印度投资机遇的认识，而从“向西看”转为“向南看”。
5．应对国际竞争实现双赢形成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理性选择。由于中印经济发展总量的内在驱动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两国服务贸易都主要以低成本、低价格的优势提高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分额，这难免不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如果不进行共同规划和合作，就难以避免为了争夺市场而出现恶性竞争，从而导致两国在国际市场上出现零和博弈，甚至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在国际上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阻碍两国服务贸易的有序发展。因此，为了保证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两国具有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合作和规划，积极引导服务贸易发展方向的内在激励。
(二)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的制约因素
1．资源禀赋相似的国情使得两国服务业发展战略竞争意识强烈。中印同为人口大国，两国人口合计占到全世界的40%。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是两国政府的首选，这不仅能充分利用本国低廉的劳动成本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而且能极大地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作为亚洲地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两国体现服务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似，竞争意识强烈。
2．印度对中国开拓印度市场采取了诸多歧视性限制措施。中国早已加入WTO，但印度至今不给予其市场经济地位，反而在很多方面对两国的贸易往来设置制度。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反倾销对象国，自1992年印度反倾销和联合税收总局开始运作以来，共发起272个反倾销调查，其中向中国发起了149个，占印度反倾销案件总数的近55%。②印度对中国的投资、外汇管理、自然人流动等均采取了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国企业投资印度受到远高于其他国家的严格管制，面临严重的外汇风险，劳务输出被设置了很多不公正的阻碍措施等。这些歧视性限制政策，不但有违WTO平等、开放的原则，使中国企业遭受了很大损失，更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投资和贸易。③
3．两国服务行业和管理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国际竞争力依然较低。同为服务贸易承包市场上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主要在低成本、低价格方面，而在产品品质和产品技术标准，以及服务业总体竞争力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两国服务企业不仅存在专业技术人才缺乏、人才流失、技术和管理落后等问题，而且不乏服务产业组织效率低下、决策机制落后、机构运行效率低、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弊端，这使得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存在许多困难。
4．两国文化、贸易体系、经济体制的差异，延滞了双方的合作进程。两国文化、贸易体系、经济体制的差异使双方在合作与合作的执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目前中印两国的交流并不充分，特别是“面对面的、不借助第三方媒介的直接交流”。“由于缺乏直接交流，中印两国长期以来其实都在通过西方的视角观察对方。误会、曲解、偏见随处可见。”由于语言的障碍，限制了信息传递的渠道，中国人主要从西方著作来看印度，树立印度人形象;印度人对中国同样如此。印地语和汉语之间的翻译，是通过“印地语－英语－汉语”的间接路径，以英语为媒介完成。“辗转翻译中，许多有效的信息丢失了，误解甚至曲解慢慢就产生了。”④
5．地缘政治和领土之争阻碍了双方经济的进一步合作。西方范式下的“文明冲突论”对中印两国一直存在消极影响。独立以来的新印度和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一直缺乏双方互认的话语体系。西方范式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印学者。印度传统的“强大的邻国是最大威胁”理论，视“中国的崛起将可能带来中国的霸权”为必然。中国的“远交近攻”战略，虽强调重视睦邻友好关系，其与“地缘”理论还是异曲同工。两国在边境领土、南海方面存在的争议问题也成为中印贸易合作的最大障碍。
结论与建议
“中印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①“世界正在入迷而敬畏地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然而，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两国之间加强经济联系的意义可能更为深远。”②尽管中印服务贸易存在竞争，但两国服务贸易存在共同发展的潜力与优势，为双方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一)加强两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联合对话
由于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弱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设置的各种壁垒面前都处于被动地位。囿于技术和规模的制约，两国国内市场不能贸然开放。但两国均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战略，服务业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市场，必须在多边服务贸易开放框架下寻求维护本国服务贸易利益的最佳路径。因此，中印两国可以联手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增加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提高与发达国家对话的实力，通过多边机制下的双边磋商与需要获取市场准入，为两国寻求更多的国际市场机遇，争取更多利益。
(二)提高两国服务贸易政策和制度制定方面的合作水平
欧美服务贸易市场的衰退为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印度已将目标市场转向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国，这些新兴市场同样也是中国的目标市场。两国政府应在一些制度和政策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上有所侧重，如中国的制造业闻名于世，而印度的服务培训、技术教育享有盛名，两国在充分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维护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达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的。在中印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双边的合作领域和渠道，探索构建中印FTA机制的可能性，促进双方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三)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领域的合作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人力资本是服务贸易竞争力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的开发对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竞争力推动的服务贸易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印度服务贸易行业尤其是IT产业取得的惊人成绩，其教育及教育服务贸易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印度教育失衡的现象也非常严重，高等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之间的差距较大。③中国教育的发展则相对均衡。两国在人力资本投资领域可以展开合作，互送人才到对方接受培训和教育。还可以采取“请进来”和“送出去”相结合的方式，互邀对方的学者、人才前来交流，充分利用中印两国教育资源，相互为对方培养急需人才，并逐步消除自然人流动的制度障碍，为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
(四)构建中印服务贸易互认机制
由于经济背景、技术能力、技术基础和偏好的不同，中印两国服务贸易标准客观上存在差异。互认(相互承认彼此的认证)是一种消除贸易认证所致技术壁垒的灵活的、有吸引力的做法。WTO/TBT协议第6条对各成员国相互承认合格评定结果予以鼓励，“但是，迄今为止，达成双边或多边互认协议的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而且仅限于合格评定程序”。④中印两国应在相关的服务贸易行业和产品上引进国际标准和技术，建立共同的检验机构和认证制度，共同培训相关人员。通过行业合作，使两国间的优势能够真正做到互补共赢，增强两国在共同制定行业标准上的实力。提高两国的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提高两国参与国际互认的程度。
第5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摘要：中印两国贸易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中印高层互访频繁，签订一系列经贸协定，推动了双边经贸发展。在短短15年的时间里，中印贸易额从1990年的2.64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00多亿美元。中印两国贸易计划到2010年，将达到300亿美元。两国贸易中，制成品的贸易增长速度之快出乎人的意料，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农副产品贸易增长速度。中印两国的生产要素相似，本应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不可能出现持续稳步的贸易增长，然而近年来两国制成品贸易发展迅速，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原因何在？本文试图运用国际贸易相关理论对近几年的中印制成品贸易的发展进行浅表的分析，以期能解释这一现象。
关键词：比较优势；竞争性；贸易
以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要素禀赋论为代表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末以前的中印贸易难以开展起来，这是因为它们两国有着相似的生产要素，都是典型的劳动力富余的国家，造成了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口产业相似，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缺乏互补性。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印两国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每年都以超过40%的速率在增长。这样迅猛增长的势头，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
克鲁格曼（Grubel）于1975提出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intra—industrytrade，IIT）来测算两国进出口商品在产业贸易中所占比重，进一步表述两国之间的产业贸易情况。1989年，巴拉萨（Balassa）提出“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comparativeadvantage，RCA）指数来测算两国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额及其在世界所有商品贸易中所占份额的比率，阐述两国之间商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和劣势。上述指数的运用对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和产业贸易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为两国的贸易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提供理论依据。
尽管中印关系及经贸发展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尚待解决，但是从长远看，中印两国在贸易领域正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互补性，两国贸易的发展符合共同利益。研究两国贸易的比较优势，可为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关系做出选择和判断提供政府理论和政策思路，因而具有现实意义。
1中印双边贸易关系回顾及现状
中印两国贸易源远流长。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二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表明，中印之间的民间贸易一直没有停止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双边经贸发展迅速，但两国都不以对方作为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及金额虽然有增长，占两国GDP总值比例较小，与两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印度改变其外交策略，实施“向东看”政策，中印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并签订一系列经贸协定，同时中印经济改革也使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凸显，目前两国GDP增长速度已进入世界最快的国家之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生丝、淡水珍珠、药品、生铁、煤和焦炭等，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珠宝、胶合板、高压锅炉、油田设备、化工品、电子元件及软件等。到90年代中期，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有，生丝、豆类、焦炭、化学原料、药品、化肥、机器设备、电子产品、电缆、船舶等，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铁矿砂、海产品、皮革、纸产品、宝石、钢铁、化工品、烟叶等。到90年代末期，中国向印度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化工产品、纺织品、煤和焦碳等矿产品、机械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光学仪器、采煤、冶金及发电等机器设备等，从印度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矿产品、加工食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动植物及其油脂、皮革及其制品、宝石及其制品等①。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印度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是矿产品；其次是纺织原料及产品；再次是化学品。而中国向印度出口最多的是制成品。
中印两国的这种商品贸易结构与两国的资源优势是一致的，由于两国属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在独立之初与中国的发展道路极为相似，在工业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双方选择的贸易政策也很相似，导致双方在商品贸易结构上相似性较多而互补性较少，成为竞争性的贸易伙伴。这也是在过去50年中印两国商品贸易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与90年代的印度拉奥政府及历届政府的改革，两国的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在国际贸易中，表现为两国贸易额不断扩大并呈现出增长势头。
中国和印度两国都拥有众多的农业人口和显著的二元经济特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不同，中国沿着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1990年时，中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为27%、工业（包括制造业和采掘业等）占GDP的比重为42%、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3%、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31%。到2006年，这些数据变化为15%、52%、39%和33%。而印度采用从农业到服务业再到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具体两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比较，我们可在下面中看到：
从产业结构上来说，印度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程度却高于中国。从表3可以看出，至2006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7%，而中国仅为34.3%。
2中印制成品贸易结构的比较优势分析
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靠制造业的强力支撑，制造业产值超过GDP的1/3，“中国制造”在全球已成为一个品牌。相比之下，对印度经济高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服务业，其次才是制造业。由于印度在拉奥政府经济改革的几个五年计划中，都把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因此印度的经济政策对第二产业支持较弱，而且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发展制造业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制造业增长率一直在8%左右。2005/06年度第一季度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9.8%、11.5%、12.6%。
2.1中印两国制成品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现仅对中印两国贸易中制成品的比较优势做一分析，故将RCA指数做如下修改或设定：
RCAi=（Xi/X）÷（Wi/W）
式中Xi代表中国对印度出口i类制成品的出口额，X代表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Wi代表中国对世界出口i类制成品的出口额，W代表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在这里，RCA指数是将中国对印度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中i类制成品所占比例与中国对世界出口该类制成品总额中i类制成品所占比例之比。如RCAi>1，表明中国i类制成品对印度的出口比重特别大，因而对于印度而言。中国已具有比较优势,数值越大,表明比较优势越显著；如RCAi<1，则表示中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对印度出口制成品贸易中比较优势的产品集中在非食物原材料和化工类产品上，其RCA指数大于4。1986年化工类产品贸易的RCA指数最大为27.05。在以后的年间RCA指数徘徊在4-6之间。
从表3可以看出：1998-2002年期间，印度对中国出口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制成品也集中在这两类商品上。
2.2中印两国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比较优势分析根据修正后的产业内贸易（IIT）指数公式，
IITi=1-|Xi-Mi|/（Xi+Mi）
按此公式计算，当Mi=0时，IITi为1；当Xi=0时，IITi为-1。如果两国相互出口同一种制成品数额相等时，即Xi=Mi时，IITi值为0。因此，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越接近0，表明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高。IIT指数越接近1或-1，表明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低，专业化程度越高，则该国的该类商品在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竞争性强。
通过对中国与印度制成品贸易发生额度较大的3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计算，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印两国化工类商品的产业间贸易指数在逐年下降，说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两国在生产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上的差距较大，近几年这种差距已逐渐缩小。1995-2006年期间，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值变化不大，且IIT大于0.78，说明两国的机电产品及零部件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在机电生产方面，中国的专业化和技术水平要高于印度。
对比分析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可以看出中印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有如下一些特点：
2.2.1中印双边贸易具有互补性，中国向印度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如化工产品、机电产品，中国从印度进口的产品主要是初级产品，如生物食品。
2.2.2中印双边贸易同时也表现出一些重叠，如双方每年都大量购买对方的纺织品。1996年双方棉布的产业内贸易比率为19％。此外，在化工、钢铁、玻璃、食品等制造部门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产业内贸易。
2.2.3中国出口印度的制成品种类多，分布较广泛，出口商品的结构比较稳定，中国从印度进口的制成品相对而言种类较少，结构较为单一，进口商品的结构变化较大。原因在于印度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不仅限制了出口的多样性，而且也减弱了出口的竞争力，而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80年代以后已经明显超过印度，出口产品多样，且竞争力较强。这也是中国方面近20年来处于贸易总顺差的原因之一。
2.2.4中国与印度在制成品出口贸易中既有产业内贸易同时也存在产业间贸易。纺织原料及制成品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两国在纺织业生产方面专业化和技术革新水平接近。而化工类和机电产品及零部件的贸易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
3中印制成品贸易政策探源
中国与印度均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尤其是制造业产品，除部分商品外，对出口商品免征关税。并通过出口融资、出口保险和担保等措施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两国根据各自的产出结构调整出口政策。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初级产品呈下降趋势，同期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目前已经占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最大比例。中国对印贸易的主要商品集中在非食物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上，RCA指数都大于4。同时，印对中的出口产品也集中在非食物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上，RCA指数都大于2。中国的制成品对印出口占绝对优势。
出口政策方面：
中国方面，以中国2003年的出口退税机制改革来看，对优化制成品出口结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以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为例，新的出口退税方案规定，对船舶、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等11类机电产品继续保留17%的退税率，其它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从17%和15%调整为13%，新的出口退税方案实施以来，继续保留17%出口退税率的机电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对印的机电产品出口已成为中国制成品出口中的第一大类产品。[1]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发展与中国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政策是分不开的。工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41.6％上升至2006年的52.3％，在这13年的GDP累计增长中占了整整54％。制成品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表现在对印贸易中，中国的制成品贸易占比较优势。
印度方面，以其对纺织品的保护为例，由于两国纺织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较明显，印度为保护国内纺织企业的利益，一方面加快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实行反倾销措施。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性尤其激烈，美国一直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最大消费国家，近年来中国纺织品频繁受美国的反倾销调查，甚至限制进口。印度借此也对中国纺织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并借美国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的机会，加快对美国出口纺织品的步伐，成立黄麻委员会，为扩大黄麻制品和手工艺品在内的印度纺织品出口。
4建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对比和分析中印贸易之后，中国在以下几方面有大量工作可以改进：
4.1继续增强中印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中印经贸关系迈出了巨大步伐。中印民间交流也进一步展开。中印两国近十年来贸易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两国贸易的互补性增强。
4.2优化中印制成品贸易结构，扩大互补性贸易。目前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前三类商品分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制成品，主要商品品种为：纺织、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机电产品、有机化学品、医药品等。对此，中国可在保持和发展传统产品贸易的同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发展我国有比较优势的电子、有机化工、家电等产品的对印度出口。
4.3中国在扩大化学成品出口的同时，加强与印度的医药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虽然中印两国的制造能力上都已进入世界大国先列，但中国制药业有基础设施发达、劳动力廉价优势，而印度医药世界领先，在生物技术方面具有优势。
4.4在反倾销问题上，近年来，由于中国公司未积极应诉，不少原料和制成品被印度当局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很难进入印度市场。今后我国化工医药产品、家电产品可能是印度反倾销重点。
5结语
作为正在崛起的两国亚洲大国，是“龙”“象”竞争还是“龙”“象”合盟？笔者认为：现在是一个合作的时代，一个共赢的时代。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两国的贸易关系必然向更加友好的方向发展。
第6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TBT) 纳什均衡 帕累托最优
一、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认识
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简称 TBT)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制定的一些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或实验程序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障碍。
随着全球经济化的进一步发展,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大程度上依赖国际贸易的发展,而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又在不断撞击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使两国都获利。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贸易保护却频频亮相。不同国家政府通过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商品竞争。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非关税壁垒中最重要和最广泛的贸易保护工具,成为各国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政策手段,并在近年来不断升级,表现出数量越来越多、覆盖领域越来越广、区域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等一系列发展趋势,而中国的玩具市场可谓是处在由技术性贸易壁垒所诱导的水深火热之中。
二、中国玩具出口贸易简介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制造国、出口国。中国制造的玩具由于廉价、功能多、美观,而在世界玩具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其中又以欧美玩具市场为重。
然而今年来,玩具出口由于发达国家设置过于严格复杂的技术标准而导致出口增长缓慢:
以美国为例,据有关统计显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下令召回的我国玩具在近5年内增长1倍,2006年我国玩具在美国被召回的总次数达到467次,占美国所有产品召回总数的60%, 2007年8～9月间,美国美泰公司召回3000多万件中国制造的铅涂料超标玩具,中国玩具业的问题刹那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技术壁垒、环保和安全问题俨然已成为“中国制造”玩具出口的瓶颈,2008年11月11日起生效的美国《消费品安全改进法案》规定:各国对美出口的儿童产品须实行强制性第三方检测;2009年1月10日开始,美国玩具自愿性标准ASTMF963转为强制性标准;2009年8月14日前,玩具上需加贴可追溯性标签,对玩具在内的儿童用品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质量安全要求。据估计,超过五成的中国玩具出口企业可能被拦在美国门外。
甚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高度依赖进口中国玩具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在2009年1月公告称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理由是“中国玩具有毒”,禁期6个月。
海外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不断升级使得中国玩具企业生存环境堪忧,中国玩具出口金额自2008年9月份以来一直处于下滑态势;2009年2月份玩具出口额下滑幅度超过四成,海关数据显示,2009年2月份玩具出口金额为3.08亿美元,而1月份出口金额为5.39亿美元,使得环比下滑幅度达到42.9%。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立对中国玩具出口贸易带来了重大打击,对于外国玩具市场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基于美、印国内玩具市场的博弈分析
国际贸易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个国家之间都试图从国际贸易中使自身利益得到最大化,因此会有不同的贸易策略,做出不同的策略选择。而一国的国内消费者对于国家政府选择的贸易策略能够做出回应,并且反过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对贸易策略的选择。就外国玩具市场而言,我们可以简化为有两个直接参与方:国家政府与国内消费者。国家政府面临着实行或者不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选择,而国内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中国玩具。
(一)以美国为例
美国玩具市场的现状如下:1.来自中国的玩具在美国市场上占有超过80%的市场份额;2.中国玩具尚未达到进口国美国合理的、符合WTO/TBT协定的计算标准;3.自2007年美泰公司玩具召回事件所引发的羊群效应,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玩具的信心不足和质量质疑,认为中国制造不可靠。
美国政府可以做出的策略选择是实行或者不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国内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中国玩具。假设美国政府选择对进口玩具不设立TBT,即自由贸易,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6,不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5;美国政府若选择对进口玩具设立TBT,则美国消费者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4,不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5.我们可以得到图3的标准模式(Normal Form)。
从图3的矩阵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和美国消费者都没有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最终的纳什均衡是美国政府对进口玩具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而美国消费者选择不购买中国玩具。而矩阵的帕累托最优解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政府选择自由贸易,对进口玩具不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而美国消费者选择购买中国玩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政府最终选择的对进口玩具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策略带来了效率的损失,却因为达到了一个纳什均衡,能够稳定的实行下去。
比较优势学说和H-0理论为代表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无论贸易伙伴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一国实行自由贸易总是最佳的选择,此时会达到帕累托最优解,而美国对中国玩具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虽然达到了纳什均衡却使资源配置未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个看似矛盾的悖论实际上可以用福利经济学和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
(二)以印度为例
印度玩具市场的现状如下:1.中国玩具在印度市场上占有超过70%的市场份额;2.印度制造玩具技术标准不及中国制造玩具;3.印度消费者对中国玩具的青睐,价格低廉,性价比高。
同样地,印度政府可以做出的策略选择是实行或者不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印度国内消费者可以选择购买或者不购买中国玩具。但是由于美国和印度由于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大小地位不同,国内玩具制造业技术差异以及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层次不同,在国家政府都选择了对进口玩具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情况下,给博弈方带来的收益也是不同的。假设印度政府选择对进口玩具不设立TBT,即自由贸易,印度消费者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8,不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4;印度政府若选择对进口玩具设立TBT,则印度消费者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5,不购买中国玩具的收益是4.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图4的标准模式。
图4 印度情形下的标准模式
从图4的矩阵中我们可以发现,印度政府和印度消费者都有占优策略。印度政府的占优策略是对进口玩具不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即自由贸易,而印度消费者的占优策略是选择购买中国玩具。由此得到的一个纳什均衡,同时也是占优策略均衡(Dominant Strategy Equilibrium)即:印度政府对进口玩具不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印度消费者购买中国玩具,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帕累托最优解。
美国心理学家马歇尔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消费者需求是有层次的,对商品的需求首先是个人效用的满足,然后才是对卫生和安全指标的要求。而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是处于不富裕状态中的。印度对中国玩具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之名禁止进口中国玩具,不仅没有使资源配置未达到帕累托最优,并且没有达到纳什均衡,因此印度政府的禁令极大程度上恶化了国民福利。而根据博弈模型理论分析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是契合的:印度国内进口玩具价格猛增,消费者怨声不断。
(三)推广分析
对于任何一国A,对于来自中国的玩具A国政府有两种策略:设立技术性贸易壁(TBT)。
或者不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TBT);而A国消费者也有两种策略:购买中国玩具或者不购买中国玩具。但是这是不确定情形下,我们引入概率p、q。即A国消费者购买中国玩具的可能性为p,不购买中国玩具的可能性为(1-p);的并得到图5的标准模式。
图5推广情形下的标准模式
若使A国政府在对中国玩具进口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条件下的收益大于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收益,则对p的要求:
10p+9(1-p)
得出 p
否则,对原产中国的玩具设立TBT会使该国整体福利变差。
四、结论以及对中国玩具制造行业的启示
从上文对美国、印度两个国家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实行这种贸易保护策略的必要性是不同的。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经济结构和消费水平高,技术标准严格,消费者需求层次高,消费者对中国玩具的偏好并不很强,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会使一国的整体福利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会变好。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经济结构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国内技术标准相对宽松,消费者还停留的较低的需求层次上,对中国玩具的偏好很强,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很大程度上恶化了印度的整体福利。
根据近两年的发展来看,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大行其道,并且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会愈演愈烈,中国玩具制造行业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对严峻的出口形势。
在行业协会层面,一方面,应该制定完善的行业标准。玩具行业协会要积极发挥他们的优势,配合上述标准的实施,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标准化水平,从而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比如引入国外通行的质量认证体系,比如ISO9000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和ISO14000环境管理认证体系,并尽量使出口企业按照这些体系进行产品生产,用高质的产品打破进口国设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建立行业协会预警机制。玩具行业协会应该建立玩具行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主动获取与本身产品生产有关的市场准入条件(包括产品生产适用的国内外法律法规、标准等要求)信息,充分利用TBT协议中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通知和评议程序,为中国企业争取缓冲期,从而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
在企业层面,应努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1.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品牌。中国玩具制造企业应该加大开发设计力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品牌意识,利用品牌效应提高产品的售价,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走上以质取胜之路。2.加强检验管理,严把质量关。企业应降低出口玩具的风险,加强物料控制,选择环保原料,重视在供应链上的信息控制和验证,保证和提高产品安全性能,同时强化生产过程的监控。3.出口产品和市场多元化。我国生产的玩具中99%为儿童玩具,却忽视了成人玩具市场。在美国,40 %的玩具就是专为成年人设计的。成人玩具的潜在消费群中,各年龄段有不同的偏好,性别之间也有所区分,这就为整个玩具行业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总之,在如今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涨,人民币升值造成的价格上比较优势丧失,国外新法规不断出台的形势下,我国政府和玩具制造企业应该尽快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为中国玩具出口争取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周茂荣、杜莉《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分析-论单边的贸易自由化为何寸步难行》《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6期。
[2]徐蔓莉、徐俊芳《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及对策选择》,《现代商贸工业》2007年第9期。
[3]李唯滨、毕克新、王晓红:《基于产品质量差异策略的应对技术贸易壁垒博弈模型》,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4]肖文圣:《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创新性思考》《时代经贸》2008年4月。
[5]常江:《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理论解释和对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年第8期
[6]范如国、韩明春:《博弈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7]Avinash Dixit, Susan Skeath : 2003, Games of StrategyW. W. Norton& CompanyNew York, London.
第7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互补性 贸易特化系数 金砖国家
一、引言
2010年，随着南非的加入，“金砖国家”由过去的“金砖四国”正式变为“金砖五国”。当前，金砖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金砖五国”已成为决定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增量贡献上已成为非常重要的增长极。并且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日益靠前，并逐步引领着世界格局的变化。
高盛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前景极好，四国将在2050年位列世界最强经济体。其中，中国在2041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大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无论从任何方面讲，金砖国家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金砖国家，既不是像欧盟一样的政治联盟，又不是像东盟一样的贸易联盟。但是，他们已经逐步开始开展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他们加强协调、携手合作是大势所趋，也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新特点。并且也将成为国际社会不可小觑的力量，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对于金砖五国的贸易互补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间的货物贸易互补性的研究是加强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间贸易合作的基础，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
在现有研究中，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或者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进行了研究。薛荣久（2012）分析了金砖国家货物贸易的特点以及金砖国家之间货物贸易的关系，并提出了对金砖国家货物贸易合作发展愿景与建议；吴凤娇（2006）运用贸易结合度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数对中国和新加坡双边贸易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基于产业内分工、相似需求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内互补成为中新两国贸易关系的主要特征；对于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宣国江（2009）从实证角度上分析了中国与巴西的贸易互补性，得出了中巴两国在经贸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较大的发展潜力等结论。王进（2010）以比较优势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为依据，利用近5年来的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各个指数值及其变动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中印两国具有很强的产业间贸易互补性，但产业内贸易互补性不强。王伶（2012）对中国与印度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印在初级产品上存在较强的互补性，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存在激烈的竞争性，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等结论。
虽然以上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大多是中国和某一个金砖国家进行分析，没有对中国和其他金砖四国的总体比较进行分析。本文应用贸易特化指数，在得出各国贸易互补性结论的同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各项贸易产品进行分类，具体中国在哪些产品上具有竞争力，应该重点发展哪些产业，因而对中国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二、金砖国家之间贸易发展现状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2010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其中仅中国的贡献就达到30%。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金砖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领跑者。
近十几年的时间里，五国经济发展迅速，同时贸易额也迅速增长。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更是令人震惊。巴西、俄罗斯、南非的贸易额分别以5.75%、2.42%和6%的平均增长率增长。到2011年金砖国家的总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高打11%，可见金砖国家贸易在世界上已经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金砖五国”各个国家贸易发展的同时，中国与其他四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贸易额飞速增长。2011年，中国同金砖国家的其他四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28.5亿，出口印度的贸易额更是高达505.3亿。中国同金砖国家的其他四国的货物贸易进口额为958.3亿，其中从俄罗斯进口达到403.6亿。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下面笔者将进一步更加详细的分析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间的贸易情况，为此，我们选取SITCRev3标准，将产品进行分类，表1所展示的是2011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各种不同的产品上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
三、货物贸易互补性分析
1.分析方法——贸易特化系数
2.数据计算及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对贸易特化系数进行计算，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网站。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特化系数情况如下：
0、5类是中俄间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商品，分别为食品和活畜、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其贸易额为总贸易额的10.9%。1、4、7、8类是中国具有贸易竞争力的商品，均是一些工业制成品，说明中国的制造业在中俄市场上具有优势，这类贸易占贸易总额的34.4%，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在中俄贸易中，俄罗斯具有贸易优势的是2、3类，均是一些工业原料，占据贸易额的40%以上。这与俄罗斯丰富的资源和中国近些年崛起的工业实际情况是相符的。
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不存在产业内互补的情况，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集中在饮料，烟草，机械及运输设备等制成品，占据贸易额的34.4%，且机械与运输设备一项就占据了34.3%的高比例，说明在中印贸易中，机械与运输设备占据着绝对优势。印度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集中在粗材料，动植物油等原材料上，占贸易额的20.2%，且粗材料一项就占19.8%，这与印度的经济结构现状是相符的。在3、5、6、8类商品中，贸易特化系数也是较大的正值，说明相比于印度，中国还是具有较大优势的。
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是中国和南非间贸易具有产业内互补的商品，其贸易额仅为3930640美元，只占了贸易总额的0.00865%，几乎可以忽略，且该产品为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可见，具有产业内互补的产品为初级产品。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为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均为制成品，占贸易额的20.3%。南非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为粗材料；矿物燃料、剂和相关材料等初级产品，占贸易额的58.8%。这表明了南非资源的丰富。
四、结论
通过对金砖国家货物贸易发展现状的情况分析，以及应用贸易特化系数对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竞争力及互补性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金砖国家经济增长迅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增长极，他们在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并且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越来越深远。各国要抓住这份告诉增长的势头，制定更加有效的经济贸易政策，保持经济又快有好的发展。
第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因为各国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联系紧密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的优势，避免劣势，从而更好的促进彼此的发展。金砖国家要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逐步健全产业结构，以提升综合竞争力。
第三，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具体表现为按照SITC3标准划分产业，中巴贸易和中印贸易中只存在产业间互补关系；中俄贸易既存在产业间互补也存在产业内互补，产业内互补的产业主要是食物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化学品及有关产品，产业间互补的产业主要是SITC标准中饮料和烟草、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剂和相关材料、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类产品；中南贸易既存在产业内互补又存在产业间互补，产业内互补产业主要是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产业间互补的产业主要是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剂和相关材料、机械和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类产品。
综合而言，金砖国家的出口结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相对于其他金砖国家，在工业制成品上，中国具有较大的优势。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分工与合作并积极调整和升级本国的产业结构，双方则仍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并实现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薛荣久.金砖国家货物贸易特点与合作发展愿景[J].国际贸易.2012（7）
[2]吴凤娇.中新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06（3）
[3]宣国江.中国与巴西的贸易互补性分析[J].北方经贸.2009（10）
[4]王进.中印贸易互补性实证分析[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0（2）
[5]王伶.中国与印度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实证分析[J].商业经济.2012（8）
[6]吕博.“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J].国际经济合作.2012（10）
[7]卢锋，李远芳，杨业伟.“金砖五国”的合作背景和前景[J].国际政治研究.2011（2）
[8]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和贸易互补性[J].世界经济，2003，（5）.
[9]武敬云.“金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2（2）
第8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限制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调查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1-0100-02
当今的国际贸易是全球性质的。一些国家为了获得较多的利益，就对国际贸易进行干涉。具体的做法就是利用一些救济措施。反倾销是一种合法的限制进口，保护本国产业的手段。所以很多国家都把反倾销作为首选的救济措施，当然也包括印度。尤其进入20世纪后半期，反倾销是印度对华贸易救济措施的主要手段。据调查，从2009年起，在全球201起反倾销案件中，印度共发起了31起，其中对华的反倾销是10起。印度的反倾销总局主要负责立案，调查，裁决，执行反倾销案件。印度政府在实施反倾销政策前，必须满足前提条件。首先，反倾销的证据要充足。其次，国内的产业利益确实因为倾销而受到危害。反倾销的措施主要包括：征收临时、最终反倾销税，价格承诺。
1 印度对华反倾销的特点
2002—2003年，印度反倾销调查了30项进口产品，其中调查了15项中国的产品，这已经占反倾销调查案件的一半了。2007年印度对华反倾销案件是11件，2008年是14件，居反倾销目标国的首位。虽然2009年经济不景气，但印度对华的反倾销调查也有10起，占反倾销调查总数的三成。据统计，印度从1994—2009年一共对华发起132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已成为印度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对象。
第9篇：中印贸易论文范文
对于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而言，建立一体化的经济组织不仅是顺应全球化潮流的现实选择，而且也是为促进中印两国关系向深度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经济区域主义是民族国家对共同的政治问题和高度相互依存同时又充满竞争的世界经济做出的积极反应”。正因如此，当总理2005年4月访印期间，中印经贸科技联合小组提议建立中印区域贸易安排之后，两国总理同意指定一个联合工作组，对中印区域贸易安排的可行性及其利益进行详细分析。因此，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发挥中印双边贸易的集聚效应，扩大两国贸易规模
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影响中印贸易发展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简化进出口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拓展中印（一体化后的）市场空间和市场规模，释放贸易潜能，促进中印双边或多边贸易的集聚效应。因为“从中印经济的互补性以及它们的市场规模来看，两个邻国之间日益加强的合作可能极大地改变世界贸易平衡”
（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提升综合国际竞争力
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两国企业均面临一个拥有超过23亿消费者的庞大需求市场，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大、企业产品销量的增加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定会带来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增强两国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由于目前中印两国均缺乏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支柱产业，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例如，目前中印两国没有一家具备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汽车企业，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国汽车企业目前均未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中国人均收入增加、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有3.5亿中产阶级的印度市场的开发，定会为两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在市场，从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三）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由于中印发展的历史路径与现实条件不同，在某些产业内部形成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且互补性较大。以IT业为例，印度是众所周知的软件业大国，但硬件业却比较落后；与之相反，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硬件业大国，软件业却相对。要做强整个IT行业，就必须有机整合两国的软、硬件领域。这种整合的有效途径就是借助建立自由贸易区，消除贸易壁垒、投资限制等制度，从而将两个分隔的国内市场整合为一个统一市场，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转化为两国的共有优势，进一步促进合作，优化资源配置。
（四）有利于优化两国产业结构，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随着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非耐用消费品市场将逐渐饱和，而耐用消费品的市场空间将不断扩展。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转移原来生产非耐用消费品的技术与资源；印度居民目前主要以非耐用品消费为主，需要外来的相关技术与资源。中印自由贸易区一旦建立，将为两国顺利完成各自的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印度非耐用消费品可以借助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技术与资源；另一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自由贸易区和市场经济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和有效利用，使一国的GDP总值和人均GDP增加，从而有利于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两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速经济跨越式发展。
（五）有利于加速两国落后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
中国西部落后地区不仅与印度接壤且在历史上与印度有通商的传统。正是这种地缘和历史上经济关系的存在，为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西部地区有许多省、自治区特别是、云南、新疆、四川等省级地区，都有开拓印度市场的条件和潜力。而印度东北部有大量的煤、铁、生物等资源，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之后必然会加速中国西部和印开发与建设，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也为实现地区安全提供条件保障。
（六）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利于扩大市场空间、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规模经济和促进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这种健康、互动的区域经济关系又会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随着经贸往来的增加，国家之间彼此相互依赖的程度将会增加，冲突的机会成本也会提高，国家之间会尽量减少动用武力的次数”， 以维持稳定的政治局面。一旦两国政治关系恶化而有可能导致某些相关利益团体受损，尤其是当这种恶化导致的贸易损失机会成本增加时，这些团体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维护两国政治关系的愿望，会使理性的政治家谨慎思考两国政治关系，以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进而有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二、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历史机遇
（一）蓬勃发展的双边贸易，使两国经济关系得到不断加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经贸往来愈益密切，双边贸易额由1990年的0.3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6亿美元，增长了450多倍。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贸易史上是少见的。2004年的中印贸易额比2003年增长了79.1%（中国对印度出口59.3亿美元，同比增长77.3%；自印度进口76.8亿美元，同比增长80.6%。中国逆差额为17.5亿美元，比2003年的17.8亿美元略有下降）。目前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两国贸易额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中国有可能在五年之内超过美国（2004年印美贸易额为220亿美元），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
当前，中印蓬勃发展的双边贸易，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化，其特点表现在：
1．印度出口商品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呈现增强态势
2004年印度对中国的出口为76.8亿美元，约占印度全年出口额（759.9亿美元）的10%，占印度当年GDP(6600亿美元)总值的1.2 %。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印度从中国进口因素而印度对华出口继续以2004年80.6%的速度增长，同时印度出口占GDP的比重不变，对华出口将拉动印度2005年出口增长8个百分点，同时将带动印度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印度出口商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有不断增强态势。
2.中印两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
贸易结合指标是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的，是指一国对其贸易伙伴的出口总额的比重之比。该数值越大，两国的贸易关系越紧密。据计算，2004年印度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为1.63，中国对印度为1.00，平均数为1.35，这表明中印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均较高，两国的贸易关系比较密切。
3．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印之间贸易存在明显的互补性
印度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为原材料，而中国出口到印度的则主要是制成品。由此可见，中印之间贸易互补性较强。这主要是因为两国的出口商品基本上与两国的工业化水平相一致。印度的制造业产值占G DP的比重只有17%，对华出口以原材料为主；中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在机电中印两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
贸易结合度指标用公式表示就是：TAB = （A国对B国出口额/A国总出口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总进口额），其中T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贸易结合度大于1，表示两国贸易关系密切。是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的，是指一国产品、机械制造、高新科技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国对印出口以制成品为主。可以预见，随着中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两国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
（二）相邻的地缘关系，为深化两国贸易关系提供了便利
“地理临近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方面，地理临近为国与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便利。”季铸：《世界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高昂的运输费用增加商品成本，使之失去价格竞争优势；长途运输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气候可能使某些商品变质，使之失去品质竞争优势。同时，地理临近的国家，尤其是地缘相邻区域的居民，历来在文化方面的交流较多，且比较熟悉各自的消费习惯，从而更有利于相互间的通商往来。因此，许多国家都愿意在相邻或相近区域内培养贸易伙伴。
中国和印度是近邻。虽然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在中印之间，但却有许多山口可以作为贸易通道，著名的乃堆拉山口就是其中之一。地理位置优越的乃堆拉山口离拉萨只有400公里，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中印贸易的一条重要通道。如果该山口重新开放，对于促进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将会十分有利。如果二战期间修建的史迪威公路能得到修复，也必将成为联结中印贸易的新丝绸之路。此外，印度政府准备修建连结新德里与河内（中越之间的铁路是连接在一起）的铁路，这也可以成为连结中印贸易的新动脉。
（三）收入水平、消费结构的相近会使两国消费需求产生巨大的空间集聚效应
虽然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高于印度的600美元，但是中印两国仍属于人均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且居民消费仍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因而两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均存在着较大的相似性。这种重叠（或相似）的消费需求会使两国消费市场产生巨大的空间集聚效应，而这种效应还会随两国跨越式经济发展的不断实现而进一步得到提升。因此，总计达23亿的消费者不仅为两国工业企业尤其是为熟练的中国非耐用消费品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且也会使两国制造业获得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
（四）日益健康的双边政治关系为中印贸易区的建立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近年来，中印两国高层频繁的互访推动了双边关系的稳步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2003年4月，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不顾中国国内肆虐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如期访华，改变了其先前的强硬反华立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于2003年6月访华，双方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指明了方向。2003年7月，中印两国同意在WTO框架里进行战略协作，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05年4月，中国总理访印，两国同意“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两国就困扰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边界问题也达成了原则性协议，承诺不再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均为今后中印经贸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树立了榜样。此外,印度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在改变。所以，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成为构建中印自由贸易区的重要保障。
三、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所面临的挑战
（一）冷和平思维的存在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里，印度国内谈论“中国威胁”的不乏其人，为“中国”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例如，在瓦杰帕伊总理访问中国前夕的2003年6月8日，印度战略研究员切兰尼在印度第二大报《印度斯坦时报》发表题为《当心龙的意图》的评论文章。他说：“没有哪位印度总理的国事访问想空手而归，因此各大国都在利用印度的心理，准备获得好处”，“中国最擅长此道……印度独立54年以来，中国对印度的利益伤害最大，因此除非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瓦解，否则中印两国不可能成为朋友”《环球时报》，2003年6月25日。。因此，冷和平思维的存在不仅成为制约中印关系深化的主要因素，而且也是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重要障碍。
（二）缺乏有效解决双方贸易摩擦的司法程序也影响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中印贸易额增长迅速且前景十分看好，但双方贸易摩擦，诸如在进出口商品过程中涉及商品质量、拖欠佣金、只收款不发货、盗用他人名义私开账户、转移预付账款、报复性欺诈等问题,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从而严重影响了中印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由于中印目前没有对解决双方贸易摩擦方面进行司法程序的制度安排，所以处理这些贸易纠纷还存在着较大的困难。这也严重影响了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三）印度衡量市场经济地位的双重标准也对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
到目前为止，印度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特别是印方在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中，采用个案审查形式来决定中国企业是否符合其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并决定是否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待遇。即使中国企业在其他条件符合其判定标准的情况下，也往往因国有企业供应水、电、煤等生产要素而难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待遇。实际上，印度这些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形同中国类似，因而印度政府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这样不仅不利于深化中印经贸关系，而且也影响了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正如印度商业部长纳什在世界贸易组织非正式部长级会议上所表示的，只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获得印度承认后，印度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才有可能。
（四）两国民间交流与沟通的有限性影响着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进程
1962年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内，由于中印之间的民间交流的阙如或甚少，许多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还基本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程度。在舆论多元化的印度，部分媒体对中国有负面报道，使部分印度人对中国印象不佳。虽然那些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多次来华的印度民间经贸人士对中国有了一些正面的了解,但是总体上看，正如印度国家安全智囊纳拉帕特所言，“印度人对中国的感觉很复杂”。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无论是在网上讨论还是饭后闲谈（其中不乏所谓的知名专家学者），不少人一涉及印度就持一种盲目的居高临下的心态，认为印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基础设施差，民众购买力不足，等等，但却鲜有人知道一个“不怕穷，就怕变”的简单道理。其实，近年来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度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巨变。对此，笔者在访问印度一年多的时间里深有感触。
由于中印民间交流与沟通甚少，中印民间对于对方的了解不仅肤浅而且存在误会，甚至带有某些情绪化因素，因而不利于中印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更不利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为此，需要加强中印人民的交流与互访，鼓励国民到对方参观旅游，以消除相互间的一些误解。
四、中印自由贸易区构建的政策取向
（一）选择几个重点合作领域进行先期合作
由于中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牵扯到许多复杂的细节问题，因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可以考虑在几个重点领域进行先期合作，如合作潜力很大的IT、钢铁、能源、农业、生物制药、汽车制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可以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也可以相互投资，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联合研发。这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印之间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也可以为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二）增强双方的透明度，明确中印贸易区建立的时间表
中印双方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透明度不够，因此在开放市场前，中印双方必须先做很多的内部努力，要互相增加透明度，尤其是有关市场规制方面的透明度。与此同时，双方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按照当前中印贸易发展的速度，笔者认为在2015年至2020年左右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比较适宜的。因为到那时印度自身状况将会大有改善，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成就方面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与此同时，中国和东盟、印度和东盟两个自由贸易区也将在2010年左右建成，因而届时双方可以在互信互惠基础上运营中印自由贸易区。
（三）构建开放型的中印自由贸易区，吸纳南亚和东亚其他国家加入
中印自由贸易区应定位于开放型的自由贸易区，因为南亚其他国家在地理上和中印两国毗邻，经济联系也十分紧密，因而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应该为其留下空间。与此同时，东盟和中国、印度都分别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中印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实际上就将中国、印度、东盟三者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在中印自由贸易区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具规模的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以期实现区域空间集聚规模效应。
(四)应就连接两国陆路交通问题进行磋商，尽可能缩短中印经贸的时空距离
目前，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借助于海洋航线。上海、香港是印度进口商进华货的主港口，其运输成本之高可想而知。
就有关连接中印两国陆路贸易通道问题，目前专家学者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四种方案：一是开放及堆拉山口；二是借道尼泊尔中转至印度；三是修复中、缅、印公路；四是修建拉萨至印度的铁路。虽然瓦杰帕伊总理访华期间谈及需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但至今却付诸行动。就地理位置而言，尼泊尔到印度经济中心的距离更近，因此第二方案也是可行的。第三、第四方案，如果技术允许、成本合算，也可以考虑。因而中印双方应就有关连接两国陆路交通路问题进行磋商，尽可能缩短中印经贸往来的交通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