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人们在苍茫浩瀚的大自然中感受和发现山水之美，并且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和赞美山水之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中已包括大量描写山水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此时的山水尚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过是诗人借以引发、陪衬、烘托、渲染或比喻诗人思想感情的片断。然而，山水如何能够比附人间的情怀和人世的道德呢?那是因为一种生命共感，亦即人与自然所共有的一种生命节律。此时的人类，尚未完全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诗经》所描绘出的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形态，即主体意识尚未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仍处于混冥为一的状态”。这“正是先民童年时代的现实，在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情境下，不写自己生活周围的花、鸟、树木，就无法清楚地表达自我，它们已构成了主体自我生命的一部分”[1]。这个时代，类似于庄子经常向往的那个“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在这里，人类和万物比邻而居，浑然不分，呈现出一派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的漫长荒野时期的余绪。
楚辞诞生在巫风盛行的楚地，洋溢着蛮荒色彩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而巫术文化，则是诞生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荒野时期。由此可知，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原来不属于未来，而属于过去，要顺着回归的路途才能抵达。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楚辞中，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回归主题已初露端倪。如果说“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鬼》)中的“归”是回归家园的意思，那么，“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等诗句中的“旧乡”，既是生命的故地，又是生命的归宿；除了地理的意义，已经具备精神的意义。“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从此，回归成为后世山水诗的传统主题。
后世的山水诗经历了自己发展演变的过程，然而，无论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更迭，无论中国人世社会的离乱烦忧，也无论中国诗歌的迷雾和索解的隐约，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回归主题却一直顽强地延续着。让我们从两汉开始追索：西汉的“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严忌《哀时命》)尽情抒写了无路可归的愁情；东汉的“感老氏之遗诫兮，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将心灵的“回驾”驶向“蓬庐”；汉末的“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王粲《七哀诗》)把独在异乡的羁旅愁思托付给自然万物的“故林”情怀。
晋人张翰的“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思吴江歌》)用千里之外的空间距离表达背井离乡的山水情思；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把人类的故地之思解释为一种与鸟兽同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则有“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之句，以山水所含的清晖来宽解游子的归心；永明诗人谢眺的“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改”(《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诗句写尽了寂寞游子的怅惘乡思。
梁陈诗人的“客悲”和“归念”丝毫没有稍减：“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王籍《入若耶溪》)；“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何逊《慈姥矶》)。
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一诗以“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开端，一气贯下地连续发问，极富感染力地表达了故园之思的深切和营构故园山水的匠心。少年诗人王勃的山水诗同样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乡思愁怀：“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深湾夜宿》)。生活在唐人走向鼎盛精神状态之际的陈子昂，仍然有着“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晚次乐乡县》)的苍凉感慨。其他如张九龄的“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西江夜行》)等诗句中的山水境界虽然有一种空明清远的闲适和洒脱，但“故乡”之思还是一直逶迤和漂泊在盛唐的诗心中。
中国诗歌历史上照耀古今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分别以仙心和仁心、以仙游山水和苦游山水的人生经历写下了许多山水诗词，其中，“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菩萨蛮》)，“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杜甫《江亭》)中的“故林”意象和“归程”探询抒发着生命漂泊无着的悲感。与李白同时的崔颢用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在山水之间把地理意义上的“乡关”和精神意义上的“乡关”交织在一起。
中唐以后，大历诗人刘长卿有“牛羊归故道，猿鸟聚寒枝”(《雨中过员稷巴陵山居赠别》)的感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向往，诗坛巨子韩愈有“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的嗟叹。同样的“故道”充溢着安宁、止泊和生命满足的幸福之感。
晚唐山水诗中的故地之思未曾稍歇。我们只要读一读姚合的“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晚秋江次》)，杜牧的“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南陵道中》)，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商山早行》)等等，便不免被一片“孤迥”的“乡心”和“客心”带回迢遥的“故乡”。
有宋一代，苏舜钦的“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淮上遇便风》)寄归心于“归舟”；欧阳修的“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戏答元珍》)更是直言“乡思”成病，“物华”方休的思深情长；曾巩有“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城南二首》)的喟叹；苏辙有“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绩溪二咏·翠眉亭》)的追忆；张耒有“寄书故国还羞涩，白首萧条老病婴”(《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四首》之一)的想像；贺铸有“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病后登快哉亭》)的期待。回归仍然是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书写不尽的块垒。进入南宋以后，这个情结和块垒在时光的流变和诗歌的积淀中愈亦深厚。“客里无人共一怀，故园桃李为谁开”(《浙江小矶春日》)，“饮罢此身犹是客，乡心却付晚潮回”(《重九赏心亭登高》)，范成大的“乡心”无法托付“故园”，人生始终萦绕着客愁，这也就是姜夔在“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湖上寓居杂咏》其一)中所要抒写的人世况味，同时也是南宋后期的文天祥在“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中所要表达的江湖归心。
从金元到明朝，诗人们的思乡之情与异域之感被极大地触动，他们同样在创作中尽情吟咏着他们的乡愁和归思：“回首乡园天渺渺，惊心时序水悠悠”(杨士奇《九日过宿迁县》)，“天涯何处寻归路，野景无边动客情”(于谦《太原道中晓行》)，“夜猿啼不尽，凄断故乡心”(何景明《峡中》)等，以人世旅途的倦怠、疲乏、寂寞与悲凉来表达归去的心声。
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视山水为故国的象征，并由此发出“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西湖杂感》其二十)的回归之音。自号野人的山水诗人吴嘉纪因为“龙钟不还乡”而“羞见东西路”(《登康山》其二)。这样的思乡愁情和回归之唱一直延续到与自然相与、与山水为友的中国古代末期的山水诗创作之中。
二、魂归荒野：回归与超越的自由之旅
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回归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诗人们究竟要归向何处?有学者认为：“‘比兴’所赖以产生的心态，为一种农业文化心态。惟有在农业文化心态中，方能对人与自然之生命节律，抱有极亲切之一种认同，方能对人心与自然之相通，抱有一份关注之兴味，以及对人心由自然物而触发，抱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意会。”[2]那么，在农耕文明得到极大发育的中国，回归指向田园和村巷，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回首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我们又分明听见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但绵延不绝的声音：“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九章·哀郢》)，“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张衡《归田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苏舜钦《淮上遇便风》)，“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苏轼《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自叹不如华表客，故乡常在白云中”(高士谈《晚登辽海亭》)，“一笑蒙城门下士，几归沧海几飞尘”(袁宏道《山居》)，“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鸿蒙”(吴嘉纪《和集之、简文登泰山绝顶观日出》)，“渔父频招手，回舟入杳冥”(屈大均《钓台》)，“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洪亮吉《天山歌》)。
同样是回归的吟唱，但这些诗人归去的指向却并不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家园和故乡。这些诗句中，无论是“山岭岩阿”，还是“鹿门南轩”；无论是“杳冥沧溟”，还是“白云春芳”，或者“水泽蝶群”，一言以蔽之，回归的方向都是“自然”，是“八还”，是鸿蒙万年的古初岁月。这是一个比村巷田亩更为深远的指向，因为它们直接通向时间的幽眇深处——人类最初的栖息之所——也就是屈子笔下的“终古之所”，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万物群生、禽兽成群的“至德之世”——人类在此表现出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就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和开始之初的荒野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终古之所”、“杳冥之地”并非农业文化心态的产物，它属于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幽眇的历史时期。人类开始农耕的田园生活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相比较，已经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在传说中和史书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窥见原始先民的荒野生活。请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崩于苍梧之野”。《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神话记载：“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大荒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大荒南经》)，“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海外南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一曰大遗之野”(《海外西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说：“后稷是播五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后稷播五谷、叔均作牛耕之前，人类在荒野之上开展他们的生活、书写他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农耕文化出现之后，人们也并不即刻就开始建立稳固的家园，开始定居的生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殷本纪》又说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这应该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安土重迁的农耕生活迥乎有异。到了周朝，《诗经·小雅·绵》记载：“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漫漫荒野之上、游牧状态之下生息繁衍着。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时间的维度中，荒野才是人类的根系和故园，人类的祖先曾经也是荒野的一部分，终于有一天，人类从荒野中脱颖而出，开始创造文化，写就历史。但是，人类的意识却始终难以摆脱源自荒野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根源，因为“这些意象早在史前史以前就已深植于人类心中，自始至终都存于斯，度过了好几代，至今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基础东西。只有当我们能和这些象征物达成协调时，我们才能过着最有意义的生活；回到这些象征物才是明智之举”[3]。正因为如此，荣格认为人类精神史的全部历程，就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然而，如何才能回到这些象征物?如何才能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呢?荣格说，艺术家可以做到，因为“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4]。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山水诗纵使发展到了魏晋时期，即所谓人的意识觉醒，山水自然完全成为对象这一历史阶段，还是有不少诗人将他们的回归之音唱向荒野——唱向人类生存的起点，精神的原乡。
人来自于大自然，可是却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远离了大自然，并日益扩大着和自然的对立；文明越走越近，自然便越留越远，以致于自然的痕迹在文明中逐渐消亡。然而，远离自然之后的人类也远离了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家园，于是，回归便成为人类想要获得自身存在的必然选择。
回到哪里去呢?回归田园固然是许多诗人在现实人生中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然而，现实人生无比短暂，人类的精神依然在无助地徘徊和苦苦地追寻，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唯有大自然才是人类的来路和去处，唯有重返大自然才能在与天地山水的交流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论语·学而》)，抱本返始，追思生命的最初源头，在孔子看来，正是温柔敦厚的情感来源。“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浮游乎万物之祖”(《庄子·山木》)，“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庄子·达生》)，“游于六合之外”(《庄子·徐无鬼》)，“上与造物者游”(《庄子·天下》)。先哲们梦想回到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根源，这是一种原始的、纯粹的、本真的、无所遮蔽的自然状态，这样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荒野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在荒野中，人才能找回已经在历史中失去的本性，亦即人的自然性。这一本性也就是老庄所论的“赤子之心”：“念德之厚，比于赤子”(王弼《老子注》)，“其未兆，如婴山之未孩”(《老子》第20章)，“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第10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人类的赤子时代，依照自己本真的性情而存在，天真纯朴，虚无接物，与自然之母体紧密一致，是道德未离的最佳象征。“复归于婴儿”，实际上也就是复归于人类婴儿时代的健康自然和本源生机。
难怪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如此评价诗人杨万里的创作状态：“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5]人类本是荒野之子，荒野是他们最本己的自然，最原生的状态，但是一旦人类步出荒野，他们在荒野中发育的意识却一味只想追求文化或者破坏文化，自然于是日益演变成了文化，真正能够得以幸存的荒野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只有诗人，还在试图和自然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我们亦只能在这些诗歌的引领下，才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回归。
朝向荒野，这是一种灵魂的回归，与朝向田园的回归不同，这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实践的人生艺术，每个个体生命可以循着其生命初始阶段(当然也可能是生命历程中某一最为重要的阶段)的痕迹和烙印在地理版图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所以诗人在歌咏“日将暮兮怅望归”的同时，还会发出“去终古之所居兮”的咏叹；在“守拙归园田”的同时，还要“复得返自然”。朝向荒野，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与朝向山川水泽的归隐生活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园田和旧乡可以让诗人在现实人生中安放他们沧桑疲倦的身体，山石和岩阿可以托付他们四处漂泊的心灵，那么，“终古之所”和“大化自然”则可以让诗人在精神世界的回归之旅自由地遨游。
三、在世体验与“乡愁”冲动：回归荒野的动力机制
为什么诗人们回归荒野的咏叹从未停歇?因为人类在现实社会中的在世体验和积淀在诗人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乡愁”冲动一起构成了追求自由、野性烂漫的诗人们回归荒野的动力机制。人类为什么要回归?因为痛苦的在世体验；人类为什么要向荒野回归?因为永恒的“乡愁”冲动。
“谁意山游好，屡伤人事侵”(《出境游山》之二)，王勃常常被社会人事的侵扰所伤害，从而明了山游的好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山石》)，韩愈也会感觉到人群中的拘束和山水中的乐趣；白居易有“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登香炉峰顶》)的遐思——人世原来是充满了“物役”的“蚁壤”；苏轼反省并追问：“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社会世间的诱惑总是让肉身迷失了本性，终日汲汲奔走于营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之中；“携我游黄华，一洗尘虑爽。……回首声利场，谁能脱尘网”(《游黄华》)，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把俗世尘网比作声利之场，只有到山水之中才能洗去尘垢，心神净爽；赵孟頫则用“人间苦炎热，仙境已秋风”(《龙口岩》)一句表达了他苦于人间生涯以及对自然神仙境界的向往之情；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首领李梦阳和何景明分别作诗云：“远害欲寻麋鹿伴，暂羁终与世人辞”(《瀑壑晚坐》)，“终期谢城市，来此伴渔翁”(《登钓台四首》)，为了逃避世间的羁绊和伤害，他们渴望着一种与麋鹿为伴、与渔翁相守的自然生活。就是这样，在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歌中，诗人们尽情书写着他们对社会羁绊和人事拘束的厌倦，对城市生活和官场竞逐的厌恶，回首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易手、战乱的频仍；回首中国古代诗人的个体生命史，充满了离乱的忧愤、迁徙的无由、飘零的苦痛。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也常常在山水清音中抒发他们的社会理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韦应物《与村老对饮》)。
有如尧舜时，惠泽四海沾(王令《过扬子江》)。
诗人们将他们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追溯到了文明发端之前和之初的远古荒野时代，诗中的尧、舜、大庭(神农氏的别号)都是神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无可稽考，至今仍然只能归诸于神话传说，而且这些鸿蒙初辟的文化时代即使属实，也必定是处于文明的门槛之前。从古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神农氏，则处于旧石器文化的末期和新石器文化的初期。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传说人物，大概是一些站在野蛮时代的漫漫长夜的尽头翘望文明曙光的部落联盟首领。”[6]
虽然只是神话传说，但尧舜之世却成为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孔孟，早就“祖述尧舜，文武”，《礼记·礼运》中就以“大道之行”和“三代之英”的时代为最高社会理想，塑造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道家的老庄将“道说”视为自然原始的话语，传达着宇宙万物的原始消息，《庄子·祛箧》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亦是一个惟妙惟肖的远古极乐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尧舜之世、三代之治不是神话，我们也可以想见，那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力极为强大的时代，国家的形制仅仅只是一个雏形。那么，为什么诗人和哲学家理想中的人类社会都是以那个时代为蓝本呢?除了诗人自述“风俗淳”的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原点、精神的原乡，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根源，是人类“乡愁”冲动的最终指向。
什么是乡愁?简而言之，就是思乡的愁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这样一块自然环境，大多数人会在这里度过他怀抱“赤子”之心的童年时代，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由造物馈赠的原始的生命力逐渐演变成理性的控制能力，源于无知和魅惑的好奇心和想像力被启蒙和科学改造得面目全非，纯真坦率被算计的机心取代，与自然的冥合、与万物的亲和也逐渐被丢弃。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童年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童年启程，奔赴自己的人世风景。所以当你离开了这一块地理环境，生物性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你对它顽固的怀念。“乡关”，便是这样一个精神上无比向往的往昔世界，因而也就成为诗心一直寄托之所在。同理，我们人类整体的童年时代中也有这样一块自然环境，那是自然的荒野时代，但是“当人类自野蛮跨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人类用许多人工器物，把自己围绕起来，从有机自然中分离开来，借助这种分离与围绕，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于是就有了‘相思’，有了回归大自然的永恒‘乡愁’冲动”[7]。
第2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
1.前言
一般而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分为“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和“迁地保护”(exsituconservation)两种方式，前者是主要措施，后者是补充措施。普遍认为，生境的“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为有力和最为高效的保护方法。就地保护不仅保护了所在生境中的物种个体、种群或群落，而且还维持了所在区域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运动的过程，保证了物种的正常发育与进化过程以及物种与其环境间的生态学过程，并保护了物种在原生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种内遗传变异度。因此，就地保护在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三个水平都是最充分、最有效的保护，它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根本的途径。
就地保护措施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通过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有效管理，从而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的人为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在全世界得到普遍的推广，至l993年，全世界已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自然保护区8619个，面积达79226.6万hm2，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6％[1]。中国自然保护区始于l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763个，总面积6818.4万hm2，约占国土面积的6.8％[2]，其中，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生态系统类和野生生物物种类自然保护区717个，面积6607万hm2。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中国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现状与评价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分为森林、草原与草甸、荒漠、内陆湿地和水域、海洋和海岸等5个类型[3]，已建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共433个，面积4703万hm2。
2.1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国地域辽阔，森林类型很多，分布很广，森林面积13370万hm2。据研究，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共分27大类460个类型，而森林生态系统就占了16大类，约185个类型[4]。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开展最早，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多半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371处，面积1429万hm2；另建有森林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l80个，面积337.8万hm2。两者面积合计1766.8万hm2，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3.3％。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各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科学研究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已建的森林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较多，为全国自然保护区主体；而且分布较广，遍布全国所有林区和生物地理区域，代表着各种森林植被类型。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寒温带针叶林的黑龙江呼中保护区；保护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的黑龙江丰林、凉水保护区，保护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辽宁白石砬子、医巫闾山，河北雾灵山，河南老君山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林的河南鸡公山、安徽马宗岭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安徽古牛降、清凉峰，福建梅花山，江西井冈山，湖南公山、壶瓶山，广东鼎湖山，广西大明山，四川缙云山，云南哀牢山，察隅等保护区；保护热带雨林、季雨林的云南西双版纳，海南尖峰岭、白水岭、五指山等保护区。此外，我国还建立了一批保护山地森林垂直分布带谱的保护区，如吉林长白山、陕西太白山、湖北神农架、贵州梵净山、云南高黎贡山、哈巴雪山等自然保护区。我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全国性网络，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与我国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虽然自然保护区面积已占森林面积的13.92%，但与我国林业用地面积相比，仅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72％。在保护区分布方面也尚有不合理的地方，如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比较集中的福建、湖北、浙江、广东等省，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其森林资源拥有量还不相适应，有待加强。此外，大兴安岭林区和黄土高原、太行山地区水源涵养林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也有一定差距。
2.2草原与草旬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草原资源十分丰富，现有草地约17300万hm2，占国土面积18％[5]，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黄土高原北部、西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草原类型主要有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4大类。我国草原和草甸自然保护区建设起步较晚，发展也较缓慢。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14个，面积137.8万hm2;另建有草地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2个，面积4.4万hm2。两者面积共计142.2万hm2，约占我国草地面积的0.82％。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草甸草原的黑龙江月牙湖、吉林腰井子等保护区，保护典型草原、草甸草原和沙地疏林草原的内蒙古锡林郭勒保护区；保护干草原生态系统的宁夏云雾山草地保护区；保护山地草原和草甸的新疆天山中部巩乃斯草甸、金塔斯山地草原等保护区。我国拥有广大面积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众多，并孕育了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已建的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偏少(仅占保护区总数的2%)，而且面积也很有限(亦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有些典型的草原和草甸生态系统至今尚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另外，从草地资源保护的角度看，现有保护区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草地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要求。
2.3荒漠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荒漠面积约192OO万hm2，占国土面积的30%左右[6]，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和青藏高原。主要类型有草地荒漠、典型荒漠、极旱荒漠以及高寒荒漠。我国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83年建立的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到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此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3006.7万hm2；另建有荒漠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560.2万hm2。两者面积总计3566.9万hm2，占我国荒漠总面积的l8.58%。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原始高寒荒漠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的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保护高寒荒漠、高寒草甸和珍稀野生动物的羌塘保护区；保护极旱荒漠生态系统的甘肃安西自然保护区，等等。我国已建的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虽然数量不多，仅占保护区总数的1％，但面积很大，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45％。这些保护区的建立对维持和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和植被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荒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荒漠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特别是西北地区将是21世纪我国能源和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因而当前更要注重荒漠类型保护区的建设，尽可能多地划定一些保护区。另外，由于荒漠保护区面积大，难以封闭管理，因而要采取特别措施，加强对已建保护区的管理，禁止在保护区乱捕滥挖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要阻止保护区内非法采矿活动。
2.4内陆温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
内陆湿地和水域包括湖泊、河流和沼泽。我国湖泊、河流众多，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三江平原、青藏高原、蒙新地区和云贵高原；沼泽主要分布在东北山地、三江平原和川西若尔盖高原等。内陆湿地和水域总面积3800万hm2，占国土面积的4％。我国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始于70年代后期，目前已建自然保护区16个，面积91.6万hm2；另建有内陆湿地和水域生境的珍禽、候鸟、水生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64个，面积675.4万hm2。两者面积合计767万hm2，约占我国内陆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的20％。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保护区有：保护原始沼泽生态系统及珍禽的黑龙江洪河保护区；保护高原湿地的贵州草海保护区；保护湖泊生态系统和珍禽的内蒙古达赉湖、吉林查干湖、云南茨碧湖、泸沽湖等保护区；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海南文澜江、四川通江诺水河等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滞纳洪水、抗旱排涝、净化水质和调节气候等功能，并且还是许多珍禽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与繁衍场所。但湿地生态系统也具有脆弱易变的特点，易受自然条件制约和污染影响。目前，由于乡镇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许多湖泊和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甚至影响到人体健康。因此，应加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的建设，而目前湿地类型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都偏少。我国河湖众多，类型丰富，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面积在1km2以上的天然湖泊有2800多个，此类型保护区的发展潜力很大。
2.5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濒临太平洋，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近海水域纵跨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70多万km2。大陆岸线长达1.8万余km，近海有5100多个岛屿。我国近海因地域差异形成许多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如河口、港湾、红树林、珊瑚礁、岛屿和海流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到1993年底，我国已建立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25个，面积37.8万hm2；另建有海洋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31个，面积336.3万hm2。两者面积374.1万hm2，分布于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的海岸沿线和近海海域。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保护区有：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海南三亚、临高角等保护区；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海南东寨港、青澜港，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广西山口、北仓河口、福建龙海等红树保护区；保护海涂湿地等保护区；保护岛屿生态系统的海南万宁大洲岛、浙江南麓列岛等保护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近海海域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l/2，随着海洋国土意识的不断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将逐年增加，海洋环境的污染也日益加剧。与其要求相比，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存在较大差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面积上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3.中国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现状与评价
中国是世界上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动植物种类约占全球动植物区系的10％左右。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特别是自第三纪后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未受冰川覆盖的影响，保存了许多在北半球其它地区早已灭绝的古老孑遗种类，特有种、属也很丰富。加强中国野生生物资源的就地保护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巨大贡献。我国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60年代，在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284个，面积1904.1万hm2。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257个动物种和类群以及国务院环委会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354个植物种的大多数都已得到有效的就地保护。
3.1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
在284个野生生物类保护区中，有214个为野生动物类型，面积1800.l万hm2。其中：——保护陆栖哺乳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保护大熊猫的四川卧龙、唐家河，甘肃白水江、陕西佛坪等16个保护区；保护金丝猴的陕西周至、芒康等保护区；保护东北虎的黑龙江七星粒子保护区；保护亚洲象的云南南滚河保护区；保护长臂猿的海南坝王岭保护区；以及陕西牛背梁羚牛保护区，海南大田坡鹿保护区等。
——保护水生哺乳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湖北长江新螺段和天鹅洲两白暨豚保护区；广西合浦儒艮保护区；新疆布尔根河狸保护区；辽宁大连斑海豹保护区等。
——保护以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浙江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广东惠东海龟保护区；新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江西潦河大鲵保护区；辽宁蛇岛保护区等。
——保护珍禽及候鸟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辽宁双台河口、江苏盐城、申扎、云南会泽、甘肃尕海等鹤类保护区；山西运城、山东荣城、新疆巴音布鲁克等天鹅保护区；山西庞泉沟、芦芽山等褐马鸡保护区；陕西洋县朱鹮保护区；江西鄱阳湖、青海青海湖鸟岛、内蒙古达里诺尔、甘肃苏干湖等侯鸟保护区。
——保护珍稀鱼类和其它珍贵水产资源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呼玛河、逊别拉河保护区；福建宫井洋大黄鱼、长乐海蚌保护区；辽宁三山岛海珍品保护区；广东海康白蝶贝和海南临高白蝶贝保护区；等等。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就地保护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野生动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如华南虎、东北虎、白颊长臂猿、白掌长臂猿、朱鹮、赤鹤等种群数量均在100只以下。而且以往的保护主要集中在珍稀濒危动物种，而忽略了一些常见野生动物种的保护，继而使这些种类也走向濒危，如黄羊、狼、黑熊等。另外，以往的保护偏重于脊椎动物，特别是大型哺乳动物，而忽视了无脊椎动物，如昆虫、贝类的保护。对水生动物的保护也重视不够，这些物种都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
3.2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
我国已建立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70个，面积104万hm2。其中：
——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保护原始水杉林的湖北利川、湖南洛塔保护区；保护洪桐的湖北星斗山保护区；保护银杉的广西花坪等保护区；保护桫椤的贵州赤水、四川金花、邻水等保护区；保护金花茶的广西防城上岳保护区；保护苏铁的四川攀枝花、云南普渡河保护区；等等。
——保护珍贵用材树种的代表性保护区有：吉林白河长白松保护区；福建罗卜岩楠木保护区；福建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等等。
——保护珍贵药用植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五马沙驼药材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药材保护区；等等。虽然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在自然保护区得到保护，但由于有些物种种群不集中，在保护区内的种群量比较有限，而种群的相当部分散生在保护区之外，这些种群极易遭受威胁，应以建立自然保护点的方式加强对保护区外种群的就地保护。有些经济药材植物极易遭受人为破坏，即使在保护区内，也遭到偷采偷挖，如人参、杜仲、天麻等植物，对此，需要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此外，以往的植物就地保护比较偏重于大型木本植物，常常忽视对草本及灌木植物的保护，而草本植物往往因生活强度弱，对环境改变特别敏感，常因人类影响而更易走向灭绝。在今后的保护区发展规划中，应注意这些方面。
4.中国遗传资源的就地保护
遗传资源是指驯化家畜动物、栽培作物的品种资源及其野生亲缘种。我国农业历史悠久，遗传资源极其丰富。随着外来品种的引进、推广和高产品种的种子专业化生产，使家畜和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特有的一些地方性古老、土著品种已逐渐消失。随着自然生境的不断缩小，一批农作物野生亲缘种正遭受生存威胁，有些已经消失。这些野生亲缘种对改良作物品质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应当得到有效的就地保护。在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以遗传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不多，主要有：保护栽培果树野生亲缘种的新疆巩留野核桃保护区、塔域巴旦杏保护区等；保护野生花卉资源的湖北保康野生腊梅保护区、黑龙江老山头荷花保护区等；保护淡水鱼类种质资源的江西鄱阳湖鲤鲫鱼产卵地保护区等。遗传资源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中国是世界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据统计，在我国栽培的600多种作物中有237种起源于本国。而我国在遗传资源就地保护方面差距较大，甚至尚未起步，很多工作有待于开展。例如，我国是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分布有3种野生稻，但至今尚未建立野生稻生境自然保护区，随着农业开发，野生稻生境将日益缩小，不久将会消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遗传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国际性关注的热点，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关健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加强遗传资源的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问题，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在自然保护区规划中，应十分重视遗传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力争多建立一些保护区。
5.结语
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距离。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效和实施，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政府已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90年代和21世纪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制定并公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重点项目。为了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国家计委已委托国家环保局编制《1994-205O年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该规划目标在2000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国土面积10％；到2050年达国土面积l5％。然而，真正实现此项宏伟目标还须付诸十分艰巨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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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鹅喉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体型似黄羊，体长100厘米左右，尾长12～14厘米。雄羚在期喉部特别肥大，状似鹅喉，故此得名。鹅喉羚的尾巴比黄羊长，所以又被称为“长尾黄羊”。毛色与黄羊有些不同，背部毛色较浅，呈淡黄褐色，胸部、腹部和四肢内侧都呈白色，冬天的毛色更浅。尾巴毛为黑棕色，靠近基部的一半为赭黄色。雌羚头上仅有大约3厘米高的隆起，雄羚头上有角，长度为22～30厘米，向上伸直而略微向后弯，尖端略向内上方弯转。除角尖外都有显著的环状横棱，环的数目随年龄而增加，最多为17条左右。上唇至眼平线为白色，喉部为白色，臀斑比藏原羚小，蹄子狭长而尖。
鹅喉羚生性机警，视觉发达，奔跑迅速，善于跳跃，在荒漠中一旦遇到风吹草动，便会迅速消失在茫茫戈壁中。它们平时常结成4～6头的小群生活，秋季汇集成百余只的大群作季节迁移，有时还与野驴混群活动。雌羚产仔后与幼仔组成群体，雄羚单独活动，或者与其他雄羚结成小群。它们喜欢在开阔地区活动，尤其是早晨和黄昏觅食频繁，主要以艾蒿类和禾本科植物为食，但很少饮水，很耐渴。鹅喉羚觅食的时候群体成员常将尾巴树立，并且横向摇动。雄羚则喜欢互相以角对顶，或以后肢支撑，观察四周的动静。
鹅喉羚在国外分布于亚洲中部，在中国分布于新疆、青海、内蒙古西部和甘肃等地。几百万年来，它们在荒漠里繁衍生息，是荒漠区的典型物种，栖息在海拔300～4000米之间的干燥荒凉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区。
鹅喉羚在新疆分布很广。从一望无际的砾质戈壁到起伏的残山丘陵和沙丘地带，从植被稀疏的河间高地到河流沿岸的胡杨林中，都有它们的踪迹，但在南北疆分布有不同的亚种。
在北疆的秋季，鹅喉羚常集成数十或数百只的大群，从雪多而寒冷的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向较温暖的南部迁移。当它们奔跑时，能跳过一两米高的灌木丛，跃过三四米宽的沟谷，时速可达60多公里，远远看去，好像是一片黄色的海浪在推进，那白色的臀部好似点点的泡沫，其势汹涌澎湃。12月到1月，是鹅喉羚的期，雄羚间常发生激烈的格斗。春季，它们又向北移动，并逐渐分群。到6月前后，雌羚便离群选择隐蔽而水草丰盛的地带分娩，产仔羚一两只。带仔的雌羚常结成十余只的小群一起活动，主要以荒漠地带的猪毛菜、雅葱、蒿草及芨芨、芦苇等禾本科植物为食，喜在有水源的地方生活，直到秋末迁徙季节，才合成大群。
鹅喉羚有黑褐色的角，具有一定的药效。因此，它是一种珍贵的资源动物。在上世纪50年代，新疆的鹅喉羚不下数十万只，后来由于过度捕猎，以及农、牧场的扩大，鹅喉羚的栖息地被大面积蚕食，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威胁，因而数量逐渐减少，目前仅余数万只。
鹅喉羚生性机警再加上偷猎者的捕杀，使它们对人类充满了戒心和恐惧，总是与人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想要近距离观察这些体态优雅的生灵很难，它们总是与你保持着它们认为的安全距离。通常情况下，你只能用装着长焦距镜头的相机在离它们几百米远的地方拍摄。即便取景器里的影像并不是特别清晰，你依然能感受到它们的惊恐和警觉，当然，还有它们娇小而充满力度感的身影。
第4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关键词]回归；田园；荒野；原始意象；乡愁
Abstract：In ancient Chinese landscape poetry，return was a recurrent theme. Besides the sound of 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there is the singing of returning to the profounder wilderness，which，different from the countryside as poets’ hometown，is where mankind is from，and the garden of man’s childhood and the spiritual starting point. Poets，who were taught by their unusual experience in this world and driven by the nostalgia impulse based on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were recurrently making the spiritual trip of freedom back to the wilderness in their poems.
Key words：return；countryside；wilderness；primitive image；nostalgia
一、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中国古代山水诗及其回归主题
人们在苍茫浩瀚的大自然中感受和发现山水之美，并且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和赞美山水之美，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诗经》中已包括大量描写山水的作品，论者一般认为，此时的山水尚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不过是诗人借以引发、陪衬、烘托、渲染或比喻诗人思想感情的片断。然而，山水如何能够比附人间的情怀和人世的道德呢?那是因为一种生命共感，亦即人与自然所共有的一种生命节律。此时的人类，尚未完全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诗经》所描绘出的恰恰是天人合一的原始形态，即主体意识尚未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仍处于混冥为一的状态”。这“正是先民童年时代的现实，在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情境下，不写自己生活周围的花、鸟、树木，就无法清楚地表达自我，它们已构成了主体自我生命的一部分”[1]。这个时代，类似于庄子经常向往的那个“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马蹄》)。在这里，人类和万物比邻而居，浑然不分，呈现出一派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的漫长荒野时期的余绪。
楚辞诞生在巫风盛行的楚地，洋溢着蛮荒色彩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而巫术文化，则是诞生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荒野时期。由此可知，庄子所向往的“至德之世”，原来不属于未来，而属于过去，要顺着回归的路途才能抵达。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楚辞中，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回归主题已初露端倪。如果说“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鬼》)中的“归”是回归家园的意思，那么，“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离骚》)等诗句中的“旧乡”，既是生命的故地，又是生命的归宿；除了地理的意义，已经具备精神的意义。“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宋玉《九辩》)，从此，回归成为后世山水诗的传统主题。
后世的山水诗经历了自己发展演变的过程，然而，无论中国历史朝代的变迁更迭，无论中国人世社会的离乱烦忧，也无论中国诗歌的迷雾和索解的隐约，中国古代山水诗中的回归主题却一直顽强地延续着。让我们从两汉开始追索：西汉的“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严忌《哀时命》)尽情抒写了无路可归的愁情；东汉的“感老氏之遗诫兮，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将心灵的“回驾”驶向“蓬庐”；汉末的“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王粲《七哀诗》)把独在异乡的羁旅愁思托付给自然万物的“故林”情怀。
晋人张翰的“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思吴江歌》)用千里之外的空间距离表达背井离乡的山水情思；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把人类的故地之思解释为一种与鸟兽同有、与生俱来的天性；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则有“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之句，以山水所含的清晖来宽解游子的归心；永明诗人谢眺的“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改”(《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诗句写尽了寂寞游子的怅惘乡思。
梁陈诗人的“客悲”和“归念”丝毫没有稍减：“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王籍《入若耶溪》)；“客悲不自已，江上望归舟”(何逊《慈姥矶》)。
初唐诗人王绩的《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遂以为问》一诗以“忽逢门外客，道发故乡来”开端，一气贯下地连续发问，极富感染力地表达了故园之思的深切和营构故园山水的匠心。少年诗人王勃的山水诗同样表现出一种无处不在的乡思愁怀：“此时故乡远，宁知游子心”(《深湾夜宿》)。生活在唐人走向鼎盛精神状态之际的陈子昂，仍然有着“故乡杳无迹，日暮且孤征”(《晚次乐乡县》)的苍凉感慨。其他如张九龄的“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西江夜行》)等诗句中的山水境界虽然有一种空明清远的闲适和洒脱，但“故乡”之思还是一直逶迤和漂泊在盛唐的诗心中。
中国诗歌历史上照耀古今的双子星座李白和杜甫，分别以仙心和仁心、以仙游山水和苦游山水的人生经历写下了许多山水诗词，其中，“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李白《菩萨蛮》)，“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杜甫《江亭》)中的“故林”意象和“归程”探询抒发着生命漂泊无着的悲感。与李白同时的崔颢用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在山水之间把地理意义上的“乡关”和精神意义上的“乡关”交织在一起。
中唐以后，大历诗人刘长卿有“牛羊归故道，猿鸟聚寒枝”(《雨中过员稷巴陵山居赠别》)的感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的向往，诗坛巨子韩愈有“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山石》)的嗟叹。同样的“故道”充溢着安宁、止泊和生命满足的幸福之感。
晚唐山水诗中的故地之思未曾稍歇。我们只要读一读姚合的“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晚秋江次》)，杜牧的“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南陵道中》)，温庭筠的“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商山早行》)等等，便不免被一片“孤迥”的“乡心”和“客心”带回迢遥的“故乡”。
有宋一代，苏舜钦的“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归舟”(《淮上遇便风》)寄归心于“归舟”；欧阳修的“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戏答元珍》)更是直言“乡思”成病，“物华”方休的思深情长；曾巩有“送春无限情惆怅，身在天涯未得归”(《城南二首》)的喟叹；苏辙有“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绩溪二咏·翠眉亭》)的追忆；张耒有“寄书故国还羞涩，白首萧条老病婴”(《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四首》之一)的想像；贺铸有“经雨清蝉得意鸣，征尘断处见归程”(《病后登快哉亭》)的期待。回归仍然是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结、书写不尽的块垒。进入南宋以后，这个情结和块垒在时光的流变和诗歌的积淀中愈亦深厚。“客里无人共一怀，故园桃李为谁开”(《浙江小矶春日》)，“饮罢此身犹是客，乡心却付晚潮回”(《重九赏心亭登高》)，范成大的“乡心”无法托付“故园”，人生始终萦绕着客愁，这也就是姜夔在“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湖上寓居杂咏》其一)中所要抒写的人世况味，同时也是南宋后期的文天祥在“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中所要表达的江湖归心。
从金元到明朝，诗人们的思乡之情与异域之感被极大地触动，他们同样在创作中尽情吟咏着他们的乡愁和归思：“回首乡园天渺渺，惊心时序水悠悠”(杨士奇《九日过宿迁县》)，“天涯何处寻归路，野景无边动客情”(于谦《太原道中晓行》)，“夜猿啼不尽，凄断故乡心”(何景明《峡中》)等，以人世旅途的倦怠、疲乏、寂寞与悲凉来表达归去的心声。
开清代山水诗风的钱谦益视山水为故国的象征，并由此发出“今愁古恨谁消得?只合腾腾放棹归”(《西湖杂感》其二十)的回归之音。自号野人的山水诗人吴嘉纪因为“龙钟不还乡”而“羞见东西路”(《登康山》其二)。这样的思乡愁情和回归之唱一直延续到与自然相与、与山水为友的中国古代末期的山水诗创作之中。
二、魂归荒野：回归与超越的自由之旅
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回归是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古代的诗人们究竟要归向何处?有学者认为：“‘比兴’所赖以产生的心态，为一种农业文化心态。惟有在农业文化心态中，方能对人与自然之生命节律，抱有极亲切之一种认同，方能对人心与自然之相通，抱有一份关注之兴味，以及对人心由自然物而触发，抱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意会。”[2]那么，在农耕文明得到极大发育的中国，回归指向田园和村巷，当然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然而，回首中国古代山水诗的创作，我们又分明听见了另外一种全然不同但绵延不绝的声音：“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屈原《九章·哀郢》)，“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张衡《归田赋》)，“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园田居》)，“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孟浩然《夜归鹿门山歌》)，“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苏舜钦《淮上遇便风》)，“我在尘土中，白云呼我归”(苏轼《送运判朱朝奉入蜀》)，“自叹不如华表客，故乡常在白云中”(高士谈《晚登辽海亭》)，“一笑蒙城门下士，几归沧海几飞尘”(袁宏道《山居》)，“身如古初士，步步入鸿蒙”(吴嘉纪《和集之、简文登泰山绝顶观日出》)，“渔父频招手，回舟入杳冥”(屈大均《钓台》)，“峰形积古谁得窥?上有鸿蒙万年雪”(洪亮吉《天山歌》)。
同样是回归的吟唱，但这些诗人归去的指向却并不是他们从小生长的家园和故乡。这些诗句中，无论是“山岭岩阿”，还是“鹿门南轩”；无论是“杳冥沧溟”，还是“白云春芳”，或者“水泽蝶群”，一言以蔽之，回归的方向都是“自然”，是“八还”，是鸿蒙万年的古初岁月。这是一个比村巷田亩更为深远的指向，因为它们直接通向时间的幽眇深处——人类最初的栖息之所——也就是屈子笔下的“终古之所”，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万物群生、禽兽成群的“至德之世”——人类在此表现出人生在世的本然状态——这就是人类文明发端之前和开始之初的荒野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终古之所”、“杳冥之地”并非农业文化心态的产物，它属于一个更为古老更为幽眇的历史时期。人类开始农耕的田园生活与漫长的人类发展史相比较，已经是十分晚近的事情了。在传说中和史书上，我们还可以隐约窥见原始先民的荒野生活。请看《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崩于苍梧之野”。《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神话记载：“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大荒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大荒南经》)，“羿与凿齿战于畴华之野”(《海外南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一曰大遗之野”(《海外西经》)，“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大荒西经》)。《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还说：“后稷是播五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在后稷播五谷、叔均作牛耕之前，人类在荒野之上开展他们的生活、书写他们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在农耕文化出现之后，人们也并不即刻就开始建立稳固的家园，开始定居的生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殷本纪》又说商之先人“自契至汤八迁”，这应该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安土重迁的农耕生活迥乎有异。到了周朝，《诗经·小雅·绵》记载：“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还是在漫漫荒野之上、游牧状态之下生息繁衍着。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时间的维度中，荒野才是人类的根系和故园，人类的祖先曾经也是荒野的一部分，终于有一天，人类从荒野中脱颖而出，开始创造文化，写就历史。但是，人类的意识却始终难以摆脱源自荒野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根源，因为“这些意象早在史前史以前就已深植于人类心中，自始至终都存于斯，度过了好几代，至今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基础东西。只有当我们能和这些象征物达成协调时，我们才能过着最有意义的生活；回到这些象征物才是明智之举”[3]。正因为如此，荣格认为人类精神史的全部历程，就是要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中的记忆而达到向完整的人的复归。然而，如何才能回到这些象征物?如何才能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悠悠归路呢?荣格说，艺术家可以做到，因为“艺术家得不到满足的渴望，一直追溯到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始意象最好地补偿了我们今天的片面和匮乏”[4]。 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山水诗纵使发展到了魏晋时期，即所谓人的意识觉醒，山水自然完全成为对象这一历史阶段，还是有不少诗人将他们的回归之音唱向荒野——唱向人类生存的起点，精神的原乡。
人来自于大自然，可是却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远离了大自然，并日益扩大着和自然的对立；文明越走越近，自然便越留越远，以致于自然的痕迹在文明中逐渐消亡。然而，远离自然之后的人类也远离了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家园，于是，回归便成为人类想要获得自身存在的必然选择。
回到哪里去呢?回归田园固然是许多诗人在现实人生中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然而，现实人生无比短暂，人类的精神依然在无助地徘徊和苦苦地追寻，事实上，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唯有大自然才是人类的来路和去处，唯有重返大自然才能在与天地山水的交流中获得精神的自由解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焉”(《论语·学而》)，抱本返始，追思生命的最初源头，在孔子看来，正是温柔敦厚的情感来源。“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浮游乎万物之祖”(《 庄子·山木》)，“游乎万物之所终始”(《 庄子·达生》)，“游于六合之外”(《 庄子·徐无鬼》)，“上与造物者游”(《 庄子·天下》)。先哲们梦想回到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根源，这是一种原始的、纯粹的、本真的、无所遮蔽的自然状态，这样的自然状态也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荒野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在荒野中，人才能找回已经在历史中失去的本性，亦即人的自然性。这一本性也就是老庄所论的“赤子之心”：“念德之厚，比于赤子”(王弼《老子注》)，“其未兆，如婴山之未孩”(《老子》第20章)，“抟气致柔，能如婴儿乎”(《老子》第10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第28章)。人类的赤子时代，依照自己本真的性情而存在，天真纯朴，虚无接物，与自然之母体紧密一致，是道德未离的最佳象征。“复归于婴儿”，实际上也就是复归于人类婴儿时代的健康自然和本源生机。
难怪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如此评价诗人杨万里的创作状态：“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5]人类本是荒野之子，荒野是他们最本己的自然，最原生的状态，但是一旦人类步出荒野，他们在荒野中发育的意识却一味只想追求文化或者破坏文化，自然于是日益演变成了文化，真正能够得以幸存的荒野在地球上已经所剩无几。只有诗人，还在试图和自然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我们亦只能在这些诗歌的引领下，才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回归。
朝向荒野，这是一种灵魂的回归，与朝向田园的回归不同，这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实践的人生艺术，每个个体生命可以循着其生命初始阶段(当然也可能是生命历程中某一最为重要的阶段)的痕迹和烙印在地理版图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所以诗人在歌咏“日将暮兮怅望归”的同时，还会发出“去终古之所居兮”的咏叹；在“守拙归园田”的同时，还要“复得返自然”。朝向荒野，这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与朝向山川水泽的归隐生活不完全相同，如果说园田和旧乡可以让诗人在现实人生中安放他们沧桑疲倦的身体，山石和岩阿可以托付他们四处漂泊的心灵，那么，“终古之所”和“大化自然”则可以让诗人在精神世界的回归之旅自由地遨游。
三、在世体验与“乡愁”冲动：回归荒野的动力机制
为什么诗人们回归荒野的咏叹从未停歇?因为人类在现实社会中的在世体验和积淀在诗人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乡愁”冲动一起构成了追求自由、野性烂漫的诗人们回归荒野的动力机制。人类为什么要回归?因为痛苦的在世体验；人类为什么要向荒野回归?因为永恒的“乡愁”冲动。
“谁意山游好，屡伤人事侵”(《出境游山》之二)，王勃常常被社会人事的侵扰所伤害，从而明了山游的好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山石》)，韩愈也会感觉到人群中的拘束和山水中的乐趣；白居易有“终年牵物役，今日方一往。……归去思自嗟，低头入蚁壤”(《登香炉峰顶》)的遐思——人世原来是充满了“物役”的“蚁壤”；苏轼反省并追问：“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社会世间的诱惑总是让肉身迷失了本性，终日汲汲奔走于营求世俗的功名利禄之中；“携我游黄华，一洗尘虑爽。……回首声利场，谁能脱尘网”(《游黄华》)，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把俗世尘网比作声利之场，只有到山水之中才能洗去尘垢，心神净爽；赵孟頫则用“人间苦炎热，仙境已秋风”(《龙口岩》)一句表达了他苦于人间生涯以及对自然神仙境界的向往之情；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首领李梦阳和何景明分别作诗云：“远害欲寻麋鹿伴，暂羁终与世人辞”(《瀑壑晚坐》)，“终期谢城市，来此伴渔翁”(《登钓台四首》)，为了逃避世间的羁绊和伤害，他们渴望着一种与麋鹿为伴、与渔翁相守的自然生活。就是这样，在中国古代的山水诗歌中，诗人们尽情书写着他们对社会羁绊和人事拘束的厌倦，对城市生活和官场竞逐的厌恶，回首中国古代历史，充满了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易手、战乱的频仍；回首中国古代诗人的个体生命史，充满了离乱的忧愤、迁徙的无由、飘零的苦痛。所以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也常常在山水清音中抒发他们的社会理想：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
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韦应物《与村老对饮》)。
有如尧舜时，惠泽四海沾(王令《过扬子江》)。
诗人们将他们最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也追溯到了文明发端之前和之初的远古荒野时代，诗中的尧、舜、大庭(神农氏的别号)都是神话传说中的远古帝王。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古史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无可稽考，至今仍然只能归诸于神话传说，而且这些鸿蒙初辟的文化时代即使属实，也必定是处于文明的门槛之前。从古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神农氏，则处于旧石器文化的末期和新石器文化的初期。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传说人物，大概是一些站在野蛮时代的漫漫长夜的尽头翘望文明曙光的部落联盟首领。”[6]
虽然只是神话传说，但尧舜之世却成为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理想。儒家的孔孟，早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礼运》中就以“大道之行”和“三代之英”的时代为最高社会理想，塑造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道家的老庄将“道说”视为自然原始的话语，传达着宇宙万物的原始消息，《庄子·祛箧》中所描绘的理想社会亦是一个惟妙惟肖的远古极乐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尧舜之世、三代之治不是神话，我们也可以想见，那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自然力极为强大的时代，国家的形制仅仅只是一个雏形。那么，为什么诗人和哲学家理想中的人类社会都是以那个时代为蓝本呢?除了诗人自述“风俗淳”的原因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是人类历史的原点、精神的原乡，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根源，是人类“乡愁”冲动的最终指向。
什么是乡愁?简而言之，就是思乡的愁情。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这样一块自然环境，大多数人会在这里度过他怀抱“赤子”之心的童年时代，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由造物馈赠的原始的生命力逐渐演变成理性的控制能力，源于无知和魅惑的好奇心和想像力被启蒙和科学改造得面目全非，纯真坦率被算计的机心取代，与自然的冥合、与万物的亲和也逐渐被丢弃。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童年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童年启程，奔赴自己的人世风景。所以当你离开了这一块地理环境，生物性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你对它顽固的怀念。“乡关”，便是这样一个精神上无比向往的往昔世界，因而也就成为诗心一直寄托之所在。同理，我们人类整体的童年时代中也有这样一块自然环境，那是自然的荒野时代，但是“当人类自野蛮跨过了文明的门槛时，他从一个混沌的自然世界，迈入了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于是那些原先与他生命相依存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渐渐地变得与他相疏远、相隔绝了。人类用许多人工器物，把自己围绕起来，从有机自然中分离开来，借助这种分离与围绕，人类凌驾于万物之上。于是就有了‘相思’，有了回归大自然的永恒‘乡愁’冲动”[7]。
这样的“乡愁”冲动常常由诗人们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某一位诗人的心灵深处一直留存着人类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这位诗人自然便会表现某种野性的倾向。苏轼就很爱称自己是野人，“野人疏狂逐钓舟”(《再和》)、“市人行尽野人行”(《东坡》)。他不仅描绘自己穿着野服，“黄冠野服山家客”(《赠写真何充秀才》)，而且他认为自己的性格就是“野性”，“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使野性也”(《与杨济甫书》)，“道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中国古代山水诗歌史上的“野人”或“山民”代不乏有。孟子曾经说过：“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孟子·尽心上》)原来人类的童年时代便是荒野之上的野人。以“野人”自称或以“山民”自居，不过是乡愁冲动的一种显现。回到童年，回到荒野，诗人们以自己的野性表达着自己生命漂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根源，表达着促使自己在精神上回归荒野的“乡愁”冲动。
所以，在世体验和“乡愁”冲动一起构成中国古代山水诗人们的精神动力，让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发出回归荒野的歌吟。
[参考文献]
[1]王 凯.自然的神韵——道家精神与山水田园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5.
[2]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9.
[3]荣 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黄奇铭，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175.
[4]荣 格.让我们重返精神的家园[M].冯 川，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228.
[5]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55.
[6]赵 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进[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91.
第5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2、《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
时复虚里人，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以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3、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4、《归园田居·其四》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
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弃朝市，此语真不虚。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5、《归园田居·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
漉我新熟酒，双鸡招近局。
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6、《归园田居·其六》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
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
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
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
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
第6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2、译文：
第7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他是世界畅销书作家、探索频道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征服过无数山峰的登山家,几乎知道他的男人都对他的壮举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不得能有机会跟随他去做一回“真爷们的旅行”(事实上,他的节目在台湾地区曾被译为这个有些雷人的名字),而疯狂迷恋他的女性往往都把这个偶像般的男人当成自己性幻想的首选对象。
他就是贝尔・格里尔斯(Bear・Grylls)。
风靡
每天都有人喜欢上他,幻想着和贝尔一样去旅行
几年前,这个猛人的名字在中国还很少有人知道,但随着最近的几个月中,中国各个地方频道的电视节目纷纷播出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制作的《荒野求生》(《Man v.s Wild》),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上这个外表俊朗、身手敏捷、无所不能的英国帅哥。在这个探险专家主持的电视节目里,贝尔在每一集都会将自己困于一处神秘的野外目的地,比如哥斯达黎加雨林,比如启劳亚火山,比如巴塔哥尼亚高原,总之都是一些荒无人烟、稀奇古怪且危机四伏的地方。然后贝尔就开始表演他的求生本领,利用其专业的野外生存技能和因地制宜的生存方法,在一番跋山涉水之后重新回到文明世界。
实际上,美国探索频道自从2006年就开始播放这档电视节目。电视观众除了可以跟贝尔一起体验各种绝处逢生的外,还能跟着电视镜头领略到世界各地的奇妙风景,《荒野求生》用最真实的视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随着贝尔一次又一次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探索频道也在全球电视网络中缔造了十分辉煌的收视成绩。2009年3月,中国大陆终于开始引进这个节目并在全国27个省市的地方播。
中国的传播力量还用得着怀疑吗?在这个连“犀利哥”都能迅速窜红的环境里,贝尔・格里尔斯用最快的速度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关于贝尔的贴吧、网络讨论群在第一时间建立并壮大,《荒野求生》所有的节目通过BT、电驴等下载手段疯狂传播,一些户外爱好社团开始研究他的每一招求生技能并开始小规模的效仿,一些介绍野外生存方面的书籍在书店里变得畅销,甚至有粉丝在讨论要去团购他在节目中用的那把小刀……每天都有人刚刚认识贝尔并开始喜欢上他,每天都有人幻想着像贝尔一样去旅行。然而,即使你能吞得下那些恶心的东西,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贝尔・格里尔斯的。
受伤
少了一个特种兵,多了一个探险家
贝尔的名字叫Bear,也就是“熊”,很奇怪为什么老爸老妈会给自己的儿子取个这样的名字吧。其实最开始他不叫这个。1974年出生时,Edward・Michael・Grylls才是他的本名。只不过在贝尔刚开始学会走路的时候,他的姐姐成天喊他“泰迪”、“泰迪”,于是就有了这个绰号。要知道,“泰迪熊”可是小孩子都喜欢的玩意。
贝尔家拥有良好的政治背景,他的外祖母是北爱尔兰选区走出的第一位女议员,他的父亲也是英国保守党政员的一份子。不过显然贝尔对于政治没有太多的兴趣,而是将自己的精力放到运动上。贝尔自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攀登和扬帆,十几岁时就已经拿到了空手道二段的资格,不仅如此,瑜伽和忍术都在他学习的范围中。到了20岁,贝尔已经成为英国第21空降特勒团特种兵的一员,徒手搏击、沙漠及寒地作战、生存技能、医疗、跳伞、信号、规避驾驶法、攀登和爆炸,几乎无所不能。更何况,贝尔还是这个团里成绩最突出的人之一。
1996年,在非洲南部的一片沙漠里,贝尔跟随部队在此进行常规训练。跳伞本来对于空降团来说就跟吃饭一样平常,但在那次降落中,贝尔的降落伞伞衣在半空中被严重撕裂,这就意味着那个保证你性命的东西只能发挥一小半的作用。于是,可怜的贝尔从5000英尺的高空以两倍于正常的降速螺旋坠向地面。这次非常规的着陆(根本算得上一次“空难”)让贝尔的3根椎骨断裂,更严重的是他的双腿失去了知觉。
这次受伤,让他不得不花费一年的时间用于恢复,并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特种兵生涯。可以想象,这一年的时间他过得并不怎么舒服,严重的背伤和腿伤让他不能动弹,这对一个特种兵来说几乎比要了他的命更难受。不过也许正是因为这次跟死神打了个照面,让贝尔坚信死神不会这么早接纳他,于是在重新变得龙精虎猛之后,开始了他的一个又一个疯狂之旅。
极限
贝尔是英国最年轻的珠峰登顶者,探险慈善都是他的事业
很多男人都梦想着有条件的话,在某天可以征服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只是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寥寥无几。在珠峰,每年的死亡人数都会增加,到达峰顶的十个登山者中就有一个会死去。英国只有大约三十分之一的攀登者能够成功的攀登珠峰并且活着回来。1998年5月26日的早晨7点22分,贝尔作为英国最年轻的攀登者而载入吉尼斯记录,那年他年仅23岁。在贝尔的个人网站中,他回忆到:“在这次攀登中,我承受了九十天极限天气的考验,有限的睡眠,逐渐耗尽的氧气……我进行第一次侦查攀登时,差点死在了19000英尺的冰裂缝中。冰块爆裂,地面从我脚下消失,我摔晕过去,好在有一根绳子拉着我。”
那次从珠峰下来后,贝尔又干了几件大事。其中包括引领他的队伍驾驶水上电单车环绕英伦岛,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带领队伍乘坐硬底橡皮艇横越结冰的北大西洋。
几乎每一次探险贝尔都要结合一些社会慈善事业,以支持多个不同的儿童组织以及英国三军士兵空属协会。事实上,他的种种惊人表演和不要命的活动都能为这些慈善机构筹集到可观众的善款。此外,贝尔还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籍,或者放到演讲中,这让他在多个场合更加受到欢迎。
2004年,贝尔开始为英国一些电视频道制作一些反映军队生活的真人秀节目,名为《军队大逃亡》。这个节目一经播出,就获得了英国四频道的最高收视率,并在欧美国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快,以制作各种真实纪录片出名的美国探索频道开始找上贝尔,讨论制作一辑野外生存探险的节目的可能性。于是,《荒野求生》诞生了。
中国
海南岛热带丛林中,贝尔再度上演孤身闯绝境的故事
到现在为止,《荒野求生》已经制作完成了六季,每一季都包括十几集不等,在这些电视节目中,贝尔已经征服了高原、冰川、沙漠、丛林、地穴等复杂不同的艰苦地貌和极端环境,足迹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让中国粉丝高兴的是,其中还包括一个《中国特辑》。2009年10月,荒野求生摄制组来到中国,把贝尔扔在了海南最险恶的丛林中。
在这次的海南求生过程中 ,海南岛热带雨林遭遇了一次极端坏天气:台风以时速85公里的速度呼啸而过,连续两天的降雨,让丛林变成了沼泽地,到处是一米多深的积水。贝尔原本想要像以往一样,从直升机上跳伞,潇洒地进入丛林――这是他在以往每集中潇洒的出场方式,但这次显然得换一换了。
贝尔・格里尔斯站在泥泞的小路上。这时,一辆装满猪的货车从远处驶了过来,当快要开过贝尔身边时,他纵身一跃,牢牢地抓住了车厢的横杠,挂在了车后。猪身上臭烘烘的异味,混着潮湿闷热的空气,一阵阵吹入贝尔的鼻子。“噢,那味道太坏了。”贝尔抱怨道。在忍受了几十公里的颠簸和恶臭后,货车终于接近丛林,途经一条河时,贝尔放开了手,跳进河里,当他从河里湿淋淋地探出头来时,看到一条被台风吹断的藤条垂落在河面,上面缠绕着一条正冲着他吐信子的眼镜蛇……
只能描述这么多了,因为这期中国特辑在很多网站都可以下载,相信已经成为很多网友硬盘上的珍藏。虽然在海南的丛林中并没有看到任何中国元素有关的东西,但还原自然,模糊国家概念是贝尔节目一贯的作风。不过有一个镜头实在是叫人难忘,贝尔在树林里用自制的拍子一连拍死15只蝙蝠大快朵颐,嗯,这可是中国的蝙蝠呀。
法宝
能够让贝尔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法宝是什么?实际上,贝尔告诉所有人,他会一直随身携带在身边的东西只有三样。
“这样无论环境多恶劣,我都能随时随地生火,从而让自己的精神振作一些,而且它的确曾多次帮助我摆脱困境。”
“高山上的经验以及在军队里的经验教会了我,如果一个骄傲自大的人觉得自己无所需,那他一定会付出代价,而我需要我的信仰。”
“我的鞋子里总是塞着一张我家人的照片,它会提醒我一定要找到回家的路。”
爆料
我想知道《荒野求生》那些镜头都是谁拍出来的?如果是摄影师,那扛着机器的他们岂不是比贝尔更辛苦?
贝尔的小组一般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两三个人,都是前英国特种兵,他们负责拍摄和保障小组安全,彼此留心,专心工作。摄影师有时候的确比贝尔更辛苦,所以在有的地方会多配备几名摄影师。摄影师都有专门的护具和账篷。不过,在撒哈拉那几集中,还是因为中暑而失去了几位摄影师。
贝尔在节目中吃了各种恶心的东西,难道实际上在他求生那几天里他真靠吃那些虫子或是动物粪便之类的东西维生吗?
答案是否定的。《荒野求生》是科普节目,不是真人秀,贝尔吃虫子只是为了做示范,他在拍摄时主要和剧组人员一起食用军用口粮,饮用筒装水。
但贝尔每次都是真的把包括蛆、粪便和尸体之类的东西吞到肚子里。至于味道,肯定是不怎么样。求生食物没有美味的。
贝尔结婚了吗?也许和他有是很多女性的幻想,但真实生活中哪位妻子可以容忍自己的丈夫天天不要命的在外面撒野,而且吃一些那么恶心东西?
1998年1月1日,贝尔在苏格兰的一个天体浴场裸泳,结果遇到了同样在那裸泳的莎拉,然后组成了幸福的家庭,到现在为止已经育有3个儿子。偶然贝尔也会带上一家去露营或是徒步,从屋顶收集饮用水,用风力涡轮机发电,享受宁静安逸的生活。
第8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关键词:杰克·伦敦 成对性 自我指涉
杰克·伦敦是公认的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近一个世纪以来,其作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的欢迎,展示了其持久的迷人魅力。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杰克·伦敦及其作品再度受到各国评论界的关注,许多评论家认为,杰克·伦敦的代表作并非《马丁·伊登》,而当推《荒野的呼唤》。《荒野的呼唤》的姊妹篇《雪虎》也常被一同提及,二者被归类为杰克·伦敦的动物小说中的姊妹篇。在细读《荒野的呼唤》与《雪虎》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现实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塑造密切相关联,有明显的“自我指涉”的特征。《荒野的呼唤》是一部更准确表现作者精神追求的象征自传的作品,而对于一个成长在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复杂社会背景下的作家,反映当时人们包括他自己生活追求的现实却体现在另一部作品《雪虎》中。
一.姊妹篇的相似性
首先,依托构思、故事背景的设置、人物塑造以及主题等方面具体的分析,《荒野的呼唤》与《雪虎》,堪称是姊妹篇。两部小说都以狗为主人公。前者讲述了巴克,一只生活富足恬淡的“贵族狗”在跟随人们经历了去北方淘金的颠沛辗转中是如何逐步变成群狼之首的。而《雪虎》则恰恰将此转变过程逆转, 描述了一只狼在求生斗争中是怎样一步步接近“文明”成为人们宠爱的家犬。两部小说都以北方的荒野和南方加州为背景。但巧妙的是,对于巴克,南方的加州是他经历转变的起始点,北方的荒野成为他生存的归宿;对于白狼,他的故事的开端始于荒蛮的北方而止于气候宜人的加州。在人物类型的塑造上,参看下表,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这两部作品是如此之相似具有成对的特点。
米勒法官拥有加利福尼亚的圣克拉拉山谷中最大的宅府。在巴克被卖掉之前,它就幸福地生活在米勒法官的豪宅里。也正是在这里,因被卖掉,巴克开始了它的由家犬到野狼的转变。而在《雪虎》中,斯考特法官是雪虎的第一个仁慈的主人。在斯考特法官的宅院里,雪虎最终成了一只“福狼”——安逸于家庭生活且忠于主人的家犬。第二组成对的人物是曼纽尔和吉姆·霍尔。它们在故事中是次要人物但对故事情节的发展却起着很关键的作用。曼纽尔是米勒法官庄园里的园丁助手。由于好而缺钱,曼纽尔把巴克卖掉了,致使巴克开始了遥远而艰辛的北上之旅。《雪虎》中的吉姆·霍尔也有着邪恶的行为。他越狱出逃来报复斯考特法官,却被雪虎击败。雪虎挽救了斯考特法官,从而取得斯考特一家人的信任,也就此结束了它的狼到狗的转变旅程。
在《荒野的呼唤》中,法兰夏和派劳特是两个政府公文邮递员。他们买了巴克,使它成了一只雪橇狗。他们“是公正的人,执法冷静而公平,并且对于狗懂得非常透彻,决不会上狗的当”,因此圆满完成了传递公文的任务。亨利和比尔也只出现在《雪虎》的开端。这两个人被一群狼追踪。与《荒野的呼唤》中的法兰夏和派劳特不同,他们行为极为被动,在与自然和动物的关系中处于劣势,尤其是比尔,因卤莽而被狼群吃掉。
《荒野的呼唤》中的哈尔,梅西子和查尔斯与《雪虎》中的灰色海獭和美人史密斯也形成鲜明对比。杰克·伦敦将哈尔,梅西子和查尔斯这三个人描述成愚蠢而没有经验的一组人物,他们到极地淘金既不懂御犬之道、雪橇驾御之方,更不懂怎样搭起帐篷。在他们的无知和缺乏经验的粗暴使役下,巴克终因极度疲劳体力不支而倒下。他们智商和德行与严酷的自然环境完全格格不入。灰色海獭和美人史密斯却是强悍之人,即使那种对待雪虎近似残忍的强悍是杰克·伦敦所批判的。
史皮兹在《荒野的呼唤》中是一只雄猛的领头狗。它和巴克是死对头,也是巴克由家犬转变成雪橇狗的催化剂。在争夺领导权的厮杀中巴克最终战胜了史皮兹,排除了障碍成为一只出色的领头狗,朝着荒野的深处前行,进而继续它归宿于荒野的征程。列·列在《雪虎》中对雪虎的转变过程也起有相似的作用。列·列的领导权被雪虎争得,这标志着雪虎由狼转变到雪橇狗,从而逐渐与人亲近,在依附于人的被驯服过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最后一组成对人物形象是巴克的新主人也是它最后一个主人约翰·宋顿和雪虎的第一个亲近友善的主人威登·斯各特。巴克忠于挽救它于死亡边缘的宋顿,却对荒野的呼唤心驰神往。宋顿被印第安人杀死,巴克为此复仇。然而,宋顿的死也切断了巴克和人类社会相联系的唯一纽带。雪虎冒着生命危险挽救了斯各特大法官,最终被人类接纳,依附于人类的文明。
这两部小说在情节和人物形象的设置上是具有如此成对性的特点。它们的主题也是殊途同归——适者生存。不同的是,巴克遵从自己的心灵,回归于自然荒野而雪虎适应依附,皈依人类文明。
二.作品中的作家的影子
在创作《荒野的呼唤》之时(1902),伦敦正处于事业颠峰。《荒野的呼唤》字里行间都流露着青年作家的风发意气,也折射出作家早年坎坷的生活经历,具有明显的自我指涉。伦敦在1903年12月给马歇尔·邦德的信中也承认巴克的原型来自他1898年冬天在道上结识的朋友邦德兄弟的狗——杰克,而邦德兄弟的父亲邦德法官的庄园在小说里成了米勒法官的庄园。故事中的巴克是一只“人性化”的狗,拥有许多和人,确切地说与伦敦相同的情感和品质:它懂自尊,聪明有悟性,善谋略,有想象力,喜欢做梦,感情丰富而常怀旧。显而易见,作家以人的感情去理解揣摩巴克这只动物,无不带有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和对生活的理解与体验。杰克·伦敦年轻的时候在奥克兰公共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冒险、航海、新发现等各个方面的书籍,对冒险的渴望对竞争激烈的世界的好奇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野蛮世界里体验野蛮的生活。1894年随失业工人军一路流浪,1896年跟随淘金者到遥远的克朗代克冒险。《荒野的呼唤》实际上是对自由的畅想,杰克·伦敦的姐姐曾回忆说:“每当他试图以出卖体力赚生活,并意识到自己的体力被无情地剥削之时,他满怀憎恨,决心一定要做自己的主人。”
随着杰克·伦敦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次成功,他也逐渐涉足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也与资本家们有过接触,对“文明”社会有了完全不同于从书本中获取的理解。他在生活上选择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建造豪华游艇,购买农牧场,耗费巨资修建豪宅“狼舍”,大量花费金钱宴请宾客等。罗斯宾斯坦曾说,“令人吃惊的是,他接受了当时盛行的时髦观点: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有能力挫败来自赚钱比富的一切挑战,赚得多的同时也能花得阔绰”。
用极为近似的故事框架和相似的人物类型设置来创作《雪虎》,杰克·伦敦力图制造一个皈依文明社会的英雄形象。1904年,当《荒野的呼唤》畅销之际,杰克·伦敦在给麦克米伦公司的乔治·布来特的信中写到:“我打算将这个狗退化成狼的故事情节逆转来写,写一部关于狗被文明所驯化的小说,赋予它忠诚、友爱、高尚等诸多宜人之品质。”小说中的雪虎在归顺于人类之前,栩栩如生,是一个积极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斗争的英雄形象。在小说的结尾,雪虎救主人于逆贼之手,的确有上述“宜人之品质”。然而,细心品味,这个圆满的结局恰是一种巨大的讽刺。人们称它“福狼”,但英语中“blessed”也可作讥讽的反语,表示该死的,受天谴责等意。“这条译注已经给读者暗示了本书的主题。这是一部讽刺喜剧。”在小说的结尾,雪虎已经衰老了。“神们拍手欢呼,欢迎这一演出。他吃惊了,用迷惑的神情看看他们。随后他的衰弱表现出来了。他就躺下来,耳朵竖着,头歪着,看守着那小狗,…最初,他在神们的赞许声中露出了一点儿他从前的那种忸怩和尴尬。当小狗们的滑稽戏和胡闹继续下去的时候,这也就消失了,而他就半闭着眼睛,露出容忍的神色躺在太阳光里打盹。”借助雪虎的归顺,杰克·伦敦也反映了他面对现实内心深处的矛盾、无力和悲哀。太阳般光鲜的“ 文明”软化了一个曾经英雄无比的人物。毫无疑问,杰克·伦敦通过这一对姊妹篇的创作,即以成对性的文学创作手法来探讨自身经历和内心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矛盾的“自我指涉”的根源探究
其实,“自我指涉”这一现象广泛存在于很多作家的创作中。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社会、意识形态和作家的创作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作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乃至控制,所以他的作品会不自觉地反映社会的现状,他的生活经历下意识地渗透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而杰克·伦敦的姊妹篇《荒野的呼唤》和《雪虎》素材相似,却存在相互矛盾的“自我指涉”现象是比较独特的一种创作方式。根据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文学作品有三大功用:“在唯物主义批评中,历史和文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强化、颠覆和抑制。强化象征性地指依靠于统治阶级地意识形态手段企图使自身永恒;颠覆指这一秩序被颠覆;抑制指明显的颠覆性压力被抑制。”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宣泄郁闷和压抑的情绪,表达自己的内心追求和渴望,同时也帮助社会上同类的人缓解精神压力,读者看到小说中的人物有和自己一样的困惑和体验时,感情压力得到释放,这也起到了对颠覆力量的抑制作用。
第9篇：开荒南野际范文
1、《过故人庄》，唐代：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2、《归园田居·其一》，魏晋：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3、《归园田居·其三》，魏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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