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莲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一、讲好故事与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1.冯小刚的贺岁片“贺岁片”的概念来自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起每逢跨年，演艺明星就会济济一堂，给观众奉上喜气洋洋的电影作品⑦。冯小刚因导演贺岁片而成功、而成名。尽管人们对其贺岁片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贺岁片在中国内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始自冯小刚。从1997年开始，《甲方乙方》(1997年)、《不见不散》(1998年)、《大腕》(2001年)、《手机》(2003年)等贺岁片陆续上映。冯小刚的贺岁片定位于都市喜剧，以通俗的话语、小人物的朴实、狡黠及滑稽、反讽的情节产生轻松、欢快的效果，引发观众笑过之后的思考。创作一部好的喜剧，并非易事。冯小刚贺岁片的成功有两个基本要素:讲好故事和现实主义人文关怀。冯小刚看重故事，注重影片的故事性，也善于讲故事，其核心在于总是以平凡小人物的视角，将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困惑以夸张、滑稽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最终变为从悲到喜、大众易于接受的圆满结局。这是“故事”的基本框架，而其故事素材，源于中国当代社会，源于人们当前正经历的、关注的问题，其贺岁喜剧中的人物，以近在“我们身边”的形象，来叙述悲与喜。在故事的叙述中，冯小刚表现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对普通百姓的同情，对美好而平凡的生活的理解。这种回到个体现实生活中的逼真画面，透露出个体日常生活的常态，既有个体面对生活窘境的挣扎与嘲讽，又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努力。在看似不加修饰的细碎生活中，呈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构成了冯小刚电影重要的叙事视角。2.《集结号》等对贺岁片的突破以上所述冯小刚贺岁片的文化背景和叙事风格整体上讲是中国北方的，而且京味十足，这无疑不利于冯小刚影片在全国的影响。2004年，冯小刚贺岁片《天下无贼》上映。这部影片以及2008年和2010年的贺岁片《非诚勿扰》(1、2)，选用刘德华、舒淇等香港演员，故事地点加入中国西北部、日本北海道等，显然试图弱化京味，以突破电影的地域性限制。冯小刚电影叙事的转型之路，可以说在《天下无贼》中初现端倪，而自2007年上映的《集结号》开始，接着《唐山大地震》(2010年)、《一九四二》(2012年)等电影的拍摄，可以发现冯小刚在电影转型之路上的不断努力与雄心。冯小刚想突破人们对他只是拍喜剧贺岁片的成见，而试图以沉重、严肃的形式强化自己的现实主义创造倾向。这种转型是从喜剧中的“日常生活现实主义”逐步变为“奇观现实主义”，希望透过社会群体生活中的奇观场面去传达对当代社会生活现实的关怀⑧。从展现生活的琐碎事件到在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中阐释现实的苦难，从讲述身边刚发生的事情到通过追忆历史的“奇观”来表述个体的创伤，从插科打诨的戏谑叙事变为正剧的“字正腔圆”，冯小刚电影做了一次叙事上的全新跨越与尝试。以《集结号》为例，影片通过战争“奇观”的强烈叙事产生巨大心理冲击。谷子地为代表的七连战士没有被“脸谱化”，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有生命力的个体。小人物的卑微、无助得到足够的正视与描绘，战争中个体的挣扎、困境得以充分的表露。自《集结号》起，冯小刚的“以小人物讲大故事”“以大故事看小人物”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基本成型，冯小刚证明了自己既能够拍轻松的喜剧，送观众以快乐;也能够拍沉重的悲剧，给观众以震撼。3.《我不是潘金莲》是一部悲喜剧无论是女主角李雪莲所遭遇的事件本身(从法律上讲并不冤枉)，还是叙事风格如说书式的轻松旁白、蹩脚的方言、滑稽的对话、自杀场景的调侃等，《我不是潘金莲》都具有明显的喜剧效果，但是，这部喜剧不同于冯小刚的贺岁片那样轻松、欢快，而是具有强烈的荒谬感。冯小刚本人也强调这一点。何谓荒谬感?生活平淡无奇又杂乱无章，人一旦开始对平淡无奇、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思考，去追问、探求，就会意识到荒谬。荒谬开始了，就开始了人逐渐清醒的过程。一方面，人在自身中体验到对幸福和理性的欲望;另一方面，人看到世界的杂乱无章、不可理喻、没有意义。人的追求与世界对这种追求的漠视，造成人与生活的内在分离。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说，“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⑨加缪认为，面对荒谬，人应当承认它并藐视它，以勇敢的、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它，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生命以价值。正是透过《我不是潘金莲》所具有的这种荒谬感，我们感受到了影片的沉重和影片强烈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而这种关怀，终于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一部悲喜剧。其一，李雪莲的“执着”。从法律上讲，李雪莲不冤枉，然而她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诉求本身没有错，她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执着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可贵的。从“假离婚”到为自己“正名”，一路下来竟坚持了10多年之久。为了一句实话和一个真相，不惜搭上自己的生命，因为对她而言，“潘金莲”是个“污名”，被“污名化”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也因此，当她感到无望时，就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李雪莲的愿望无可厚非，而她的努力却总是无法接近愿望的实现。她打官司、找领导、上访，以一个弱女子面对、对抗男性统治下的官场世界，用尽了她能做的一切努力，甚至以为得到了真诚的帮助就献上了身体，而最终无果。事件本身似乎不值得坚持，而观众却可以在李雪莲的坚持中清醒，意识到意义的缺失，感到生活的荒谬。影片最后一幕，当多年后已在北京开小餐馆的李雪莲偶遇因她上访被撤职的史县长，谈起此事时，眼里满含泪水。这泪水告诉我们，或许她依然没有死心，依然想证明自己，然而，她意识到自己已耗尽了生命，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最后假离婚的真正原因突然揭晓，是为了生二胎。这种来自生活的确切的现实和叙事的“突转”造成的荒谬感，映射出让人透彻心底的无奈，影片的悲剧性在喜剧的表层叙事中时时展露，最后得以全面升华。反观自身，大家都是一介平民，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比李雪莲多做些什么?我们能有李雪莲的执着?执着了又如何?正是由于“李雪莲式”的执着，才让受众猛然惊觉，现实生活中类似事件并不罕见，而我们都处在荒谬之中。其二，官员们的“无奈”。影片没有简单地将官员与李雪莲对立起来，没有表面化地谴责官员的行为。各级官员们似乎都很尽责的想为李雪莲解决问题，但是当他们合在一起时，或者说作为一个运作体制时，则都成为了李雪莲的对立面，无论他们是严厉、强制，还是和颜悦色。一级级官员，从下到上，个个看来都是精英、都努力工作，却都对一个倔强的、有“污点”的农村妇女束手无策、无可奈何。这么多人，有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有公检法，都为了一个李雪莲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他们平时不作为，只是在李雪莲要上访了的“两会”期间，开始“努力工作”，不断跟李雪莲沟通，而这种工作的目的就是阻止李雪莲上访。这说明他们不是要努力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不是真正关心李雪莲，而是关心他们自己，关心自己的“乌纱帽”。官员们虽然说不上很高尚，但也都不是坏人，却并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为李雪莲提供帮助，没有一个真正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和困难而尽职尽责的人。影片中这段台词颇为引人注意和深思，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提示性的总结:“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政府的各级官员，没有把人民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层层不管，层层推诿，层层刁难，一粒芝麻，就这样变成了西瓜，一个蚂蚁，就这样变成了大象……谁把她逼上梁山的?”从表面上看，各级官员尽职尽责，愿意化解李雪莲上访的矛盾与冲突，也愿意帮助她走出困境，可事情却一拖再拖，最终演变成因为李雪莲前夫的意外身亡，而终结了其上访之路。影片基于对普通百姓的关怀、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探索而进行的对国家行政、对政府官员工作理念的反思，可谓是确切的、尖锐的。而一群好人的无奈，一群官员努力工作却毫无成效，恰如李雪莲执着而颗粒无收，看似滑稽，却是李雪莲苦难的成因，也是生活荒谬的绝妙隐喻。观众在滑稽中体味出悲凉，在沉重中凝固了脸上的笑容。

二、叙事方式与文化自信

1.方圆画幅的转换电影作为视听艺术，通过动态的画面将含有立体感、空间感、纵深感和节奏感的四维艺术表现出来。“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⑩，从功能上讲，电影画面是现实再现的一种手段，画面将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好的电影画面不仅能给观众视听享受，亦能在电影之外产生诸多思考。《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影片采用了圆形画幅，这不是冯小刚发明和首次使用的，但在国际影坛使用较少，在中国影坛则是首次使用。圆形画幅的呈现最负盛名的是美国著名导演希区柯克于1954年拍摄的《后窗》，影片以圆形构图作为“窥视”的视角来表现剧情，通过镜头中的“镜头”来观其所观。“观”与“被观”在空间上的窥视感，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以“窥视”和“悬疑”的视角带动剧情发展。希区柯克的圆形画幅制造的是恐怖与悬念，挖掘出受众的“偷窥”心理。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不是单纯的使用圆形画幅，而是以圆形画幅为带动，其中穿插了方形画幅和最后的宽银幕。两次方圆之间的转换值得关注。第一次以李雪莲坐车前往北京，隧道的昏暗与黑色画面融为一体，穿出隧道到达北京后，画面由黑而亮，从圆到方;当李雪莲拜菩萨还愿，镜头从庙里的圆形窗上扫过，于是圆形又回到画面中，从方到圆。第二次以李雪莲二度到北京上访，来到北京近郊，镜头由圆形变为方形;电影最后，多年后在北京开小餐馆的李雪莲偶遇史县长时，画面由方形转为宽屏幕。方形镜头到宽银幕的转换同加拿大导演维泽尔•多兰于2014年拍摄的《妈咪》中1:1窄画幅的运用类似。这部影片从方形镜头开始，到主人翁迎着阳光来到镜头前，缓慢伸开双手时，镜头从方延展到整个屏幕。《我不是潘金莲》的镜头，与该部电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在《我不是潘金莲》整部电影中，其实使用了三种画幅:圆形画幅、正方形画幅和最后的宽银幕。影片从圆形到方形画幅，最终打开为常见的宽银幕，方圆之间的转换以在江南为“圆”、去北方为“方”的地域差别加以表述。在方圆之间交织着各种人物的私念、人情与关系，剧情的荒谬性在方圆画幅的变化中刻画的极为深刻。影片中在李雪莲的家乡、县城和市里，用的都是圆形画幅，而当李雪莲到北京上访，画幅则都转为正方形。其中的寓意，在正方形画幅中叙述的正式、形象的正规、厅堂的宏大中显现出来。圆形表示身边的生活，表示基层、基层的圆滑;正方形隐喻国家形象、政府权威。2.方圆画幅转换时的视听意象和叙事的间离效果圆形和正方形画幅转换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锣鼓作为转场音乐，配以说书式的画外音，共同完成叙事。将传统文化作为叙事元素，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如锣鼓、说书人的画外音配合方圆镜头的转换，正是该片与《后窗》等影片的最大区别。如果说希区柯克的圆形镜头是“窥视”的视角展现，那么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圆形画幅时的江南水乡风光与方形画幅中的严肃氛围交织，方圆之间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在电影这种现代综合艺术中，大胆使用中国传统叙事手法，辅以水墨画般的写意风景，带入了古代山水画的圆形构图，将镂空窗户、团扇、拱桥等中国传统的“圆形”元素融入影片中，从而使得对圆形画幅的使用不仅不同于希区柯克，而且推陈出新。影片运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承担起了重要的叙事功能;同时，以圆形画幅所呈现的山水画的美丽意境，配以锣鼓等转场音乐，令人赏心悦目。这种将传统文化元素置于现代电影艺术中的尝试，表现出实实在在的、可贵的文化自信。从圆形画幅中的江南水乡风景变为方形画幅中京城的庄重严肃，显然，画幅的使用和转化，是承担了叙事功能的。而这种叙事方式，美丽的画幅、锣鼓的响声、说书人的串联，产生了很好的间离效果。这种间离效果，正如布莱希特所说，是“一种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瑏瑡。间离效果强调的是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观众与剧中人及其命运保持距离，以惊愕避免感情的沉浸，以批判代替共鸣。这也正是冯小刚所追求的，这或许与他骨子里的喜剧感相关。他不想观众把他讲述的故事太当一回事，不想观众在情感上深陷其中、悲不能胜，他或许更希望观众能意识到这是故事，是编造的故事，是需要拉开距离、加以反思的故事，因而是更加真实的故事。故事的真实性不是故事的每个细节都发生过，甚至不是故事本身就发生过，而是故事事件的现实可能性和逻辑普遍性。正是在这里，间离效果和荒谬感是相通的。荒谬，不是指某个具体事件、具体人，而是生活的逻辑、生命的本质。

三、结语

第2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关 键 词】 读后感；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

刘震云自称是中国最能“绕”的作家。这种“绕”，其实是对故事发展的把握和掌控能力。刘震云绕来绕去，就轻而易举不动声色地把“鸡毛蒜皮”变成了“重磅炸弹”，一件小事足以改变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和命运。刘震云“绕”的技巧，从小说《一地鸡毛》就初现端倪，小林的两块发臭的豆腐牵出了婚姻和家庭的危机；到《一句顶一万句》成为小说的显著特征，杨百顺在找人“过话”的过程中，言语总不投机，事情不断出岔，结果名字被莫名其妙地改换了，命运也莫名其妙地改变了，最后有家难回。而《我不是潘金莲》把这一“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小说的正文很短，只能算短篇小说。20年前被撤职的县长史为民在北京买不到回家的车票，就假装上访，立刻被一路优待好吃好喝好睡地送回了家。单独看这个故事，毫无新鲜之处，类似我们经常在一些路边地摊上看到的蹩脚杂志中的喜剧故事。而刘震云的目的显然并不在此，小说真正的重点在两篇“序言”中，而史为民被撤职的前因后果，也都在“序言”中，可以说，小说正文仅仅是条“鱼线”，而序言中李雪莲的故事才是“大鱼”。

李雪莲因为不慎怀孕，便与丈夫秦玉河商量假离婚，等孩子生下后再复婚。谁知秦玉河在李雪莲生孩子的半年内与别人结了婚，假离婚成了真离婚。李雪莲无法释怀，就想到要杀死秦玉河，未成，便开始四处告状。从法院的一般人员到专委，再到院长，最后到县长、市长，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她、支持她。她感到县里无正义可言。于是便开始上访。直到误打误撞，在“两会”期间碰见一位国家领导人，导致一连串的官员被撤职，县长史为民便是其中之一。但表面的申冤并不能给李雪莲以人格的清白，所以，李雪莲年年上访，镇、县、市各级党政公检法联合出动，年年斗智斗勇斗法。20年之后，李雪莲本来已经放弃上访，但所有人都不相信她，再次激怒她走上进京上访的道路，历尽背叛和羞辱，最后却因为秦玉河意外车祸死亡，失去了上访的基本理由，最终上吊自杀。

刘震云的高明之处并不仅仅在“绕”出一个“好看”的故事，如同许多作家致力于云山雾罩地在故事中设置玄机和谜语一样。他的独到之处，更多体现在他能带着读者在“山重水复”中穿梭环绕，最后一刻才给出“柳暗花明”。用看似荒诞的故事，把生活的本质淋漓尽致地撕开，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中。故事的荒诞源自现实的荒谬，两者一脉相承。这种荒谬，不是一种无厘头的电影中突如其来的插科打诨，而是从人性、社会和命运中浓缩出来的普遍规律。

不光是刘震云在“绕”，李雪莲更是“绕”得人眼花缭乱。开始只是告前夫秦玉河，但各级部门都没有让她有满意的答复，甚至为了不让她干扰“精神文明城市”评选，把她关进了拘留所。于是小事变成了大事，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她也就成了各级干部严重的“小白菜”“窦娥”甚至“孙悟空”，每个干部都把她当成瘟疫一样防备，尤其是在全国两会期间，但没有一个人把她反映的问题当回事，没有人认认真真去探讨、调查过事实。随着经验的累积，她的上访手段和策略也足以与“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等古代智慧相媲美，而各级部门也采取了“釜底抽薪”“围魏救赵”“关门捉贼”的高明策略与之明争暗斗。所有的生活智慧、政治智慧都消耗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了，事情发生的根源却忽略不计。

就如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下转47页）（上接45页）一个被突然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李雪莲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荒诞之中，从她怂恿秦玉河假离婚开始，荒诞就一步步进入高速发展的轨道。她力图证明“离婚是假的”和“我不是潘金莲”，而在其他人看来，这根本就是笑话。也就是说，她所苦苦追寻的答案恰恰是把她与所有人隔绝的屏障，她成了正常生活的“局外人”。她找弟弟李英勇、杀猪的老胡替她杀了秦玉河，结果两人都靠不住。听信了看厕所妇女的话，要“闹他个天翻地覆，闹他个妻离子散”，放弃了杀人的想法，开始了长达20年的告状生涯。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李雪莲就半主动半被动地把自己和正常生活隔离开了，更主要的是，不知不觉中和各级党政机关站到了对立面，开始的夫妻矛盾、家庭矛盾也逐步演化、升级为“敌我”矛盾、社会矛盾。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错误都源自李雪莲的幼稚、固执、自私或无知，那么这篇小说也就成了刻画、揭露或讽刺这类无知农村妇女的“浅薄”之作了。

刘震云的高明之处恰恰就在于，他对生活荒诞本质的把握十分到位。他认识到这种荒诞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甚至哪一级政府造成的，而是所有涉及事件的人物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李雪莲上吊自杀时，她的双腿，早已被一人抱住。原来桃林的主人来了，不让她在这片林子里死，而是指指对面的山坡说：“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也是桃林，花也都开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陌生人的冷漠让她连自杀的地方都找不到。生活的悲剧带有明显的喜剧意味，并非作者有意为之，现实到了如此程度，荒诞感也愈加真实。

刘震云自称：“这部小说直面生活，直面当下，直面社会，直面政治，但不是一本政治小说，也不是一本女性小说，而是‘底线小说’――探一探当下的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的底线。我写的不只是官司，更是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但我们从中始终看不出“幽默与荒诞的底线”到底在哪，现实中“生活的逻辑”越来越混乱，必然让李雪莲们的遭遇越来越多地展示在现实生活中。

【参考文献】

[1] 刘震云. 我不是潘金莲[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第3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五莲县实验小学2010级5班于祺

我喜欢风光旖旎的青岛，也喜欢繁华似锦的上海，但我更爱我的家乡——五莲。有人说五莲是一部史诗，记载着无数动人的故事；有人说五莲是一首歌，起起伏伏，给人以宁静之感；我认为五莲更如一幅长长的画卷，用五彩缤纷的色彩渲染着她的美丽。

紫色——神秘的丹土遗址

紫色代表的是高贵与神秘，我觉得那个紫色代表我们五莲是最恰当的，这里有亚洲最古老的城市——丹土遗址，丹土遗址自1934年发现后，几经调查、论证、发掘，已经查明此地以龙山文化为主，延续时间最长，可能经历了龙山文化的全过程。对研究龙山文化的来源、去向，以及国家的起源等等，提供了宝贵的实证。因此，1996年丹土遗址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里出土了许许多多凝聚着我们祖先智慧的历史文物，现在它们正陈列在博物馆里，静静地诉说着那悠悠的历史，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或许，我们五莲就是如此，几千年的沧海桑田，至今还有好多动人的传说，氤氲在莲花峰的周围，荡漾在五莲山大佛的微笑里。

深蓝——魅力已久的齐长城遗址

八达岭上的秦长城雄伟壮观，举世闻名，我们五莲的齐长城也小有名气，五莲山的人文景观，可谓源远流长。与太湖流域、钱塘江两岸的吴越之地，更是血脉相连，关系非同寻常。众所周知，钱塘江曾为吴越分界，吴山之名，由是而是。而很少人知道，其后越王伐吴北上称霸，曾定都琅琊。当时齐越分界处，即在五莲山。至今齐长城与古战场百将口等遗址尚存。城南为越，城北为齐。读太史公书，有关孙膑生平记述只到马陵道射杀庞涓为止，其后去向，不为人知。而五莲山却留存着孙膑的有关遗址与众多传说，是这位旷世奇才的终老之地。虽然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侵蚀，如今齐长城已失去了当年的恢宏气势和保家卫国的功能，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历史上政治家们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因果，诉说着古城中发生的悲惨战事，充满了深沉和悲戚，我觉得用深蓝来描述五莲的历史也恰如其分。

红色——神圣的革命圣地

五莲风景优美，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里驻扎过华东局，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五莲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故乡，革命老区，曾为华东局所在地，不少北上南下干部都与此有关，也有许多革命烈士为了祖国的安宁英勇献身，他们的丰功伟绩不仅记录在我们烈士陵园里，也记录在我们五莲父老乡亲的脑海里，记录在五莲山九仙山那满山遍野火红的杜鹃花海里……

金色——腾飞发展的五莲

贫穷落后曾经是五莲人压在心头的重担。新的县委领导班子在区域竞争中确立了抢先发展的重要决策：“利用地理位置、生态资源、载体平台上具有与半岛蓝色经济多点对接的天然优势，把我县放到半岛大蓝色经济区中去定位和布局，主动参与蓝色经济大循环、大发展，快速拉开战略东进、拥抱大海的序幕”。在他们大刀阔斧的改革下，如今我们五莲已经飞速发展起来，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金碧辉煌的装饰把县城打扮的五彩缤纷；一条条宽阔的马路四通八达，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局面。多措并举的经济发展更是给五莲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今后的五莲会怎样呢？我想一定会如金色般蓬勃向上的！

第4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小时候在母亲刺绣的时光里，那些枝枝蔓蔓清而不妖，或盛开、或含苞、或颓去的莲，在母亲的手里变得鲜活。家里的沙发罩、桌布、枕套、被罩，都绣有姿态各异、摇曳芳香的莲。她们都夸母亲手巧心善，母亲也是一株千丝百孔的莲呢。也许，那时莲就成为我的情人，时常在我的梦里莲叶翩浮。

虽然后来母亲突然病逝，我枕着绣有莲花图案的枕套，时常被梦里的清泪浸湿。

自此，我就爱上莲了吧。幻想在江南水乡，渔舟唱晚，采莲徐徐归。幻想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被荷花三娘子深情相看。幻想是北宋写出《爱莲说》的周敦颐，驻足莲塘月色，低吟浅唱。幻想自己是一朵莲，被母亲绣在了心上。

低眉时光，与莲为伴。我独爱画莲、颂莲、梦莲。那些尺幅不同、色彩各异的莲，在画纸上描眉画目，浅吟低唱，吟咏关于爱、关于品格的故事。我喜欢过度的夸张，把莲花的花瓣画得肥厚、硕大，镜头拉近，淹没莲叶，遮住了天空的月亮。尽管美术老师一再强调，我画的莲过于艺术、过于想象，我却仍爱那我心目中的那朵莲花。

为何莲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为何莲花只存在于图画和故事的想象里？为何莲花的纯净不属于尘世？为何独莲花出现于慈悲的佛祖身边？为何莲花得到那么多世人的歌颂？为何莲花只生长在洁净的水中？

有太多赞美、吟诵莲花的文字和古诗，但我不敢僭越，因为我怕自己肤浅的语言说不出莲的万分之一美、万分之一品格。古人语，莲是花中君子，也是花之仙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我说莲，不仅是花，也是洁净的爱。

尘世已久不见莲花，始觉牡丹美。红尘滚滚，物欲横流。工作太累，感情太累，攀比太累，地位太累，心灵太累……想起早年临摹《红楼梦诗词字帖》时，就很喜欢那首描写妙玉的诗：“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每个人初生时，都是一朵洁净的莲花，充满喜悦；只是后来的遭遇，后来的习气，后来的恚恨，后来的魔障，生生把我们的心拉入尘世的泥淖，想长成一株牡丹。

牡丹何其难养。而保持那一份莲的心境，更是不易。

混在都市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蜗居，可以盛放自己的爱。千辛万苦地装修，把家里的沙发背景墙、洗手间整面墙砖、家具细小处、就连厨房的灶具，都装成了莲的造型和风格。心爱的她也是爱莲的人。也许，这也是莲给我们的缘分。

第5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该案审理中，经庭审质证，镇人民政府、镇土地经营管理站、镇农村合作经济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均证明，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签订争议土地的土地承包合同时将承包人误写为杨刚的名字，事实上应写为杨刚的妻子吴正莲的名字。虽然误写为杨刚的名字，但实际上就是分给吴正莲一家人的土地，认为合同是有效合同，并经镇土地经营管理站签证。

村委会证明村民委员会于1998年3月向杨富林颁发土地承包合同证书（编号104340266），有效期限至2027年。但这是第一次土地承包期间颁发的，而实际上在第二次土地承包期间，争议土地的承包人实际上是吴正莲一家人，有土地承包合同为证。

对于本案如何处理，合议庭形成了两种处理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吴正莲的丈夫杨刚于1990年已经病故。1998年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登记承包人杨刚的名字，不是杨刚本人亲笔书写，据此，该合同不符合合同构成要件，是村委会单方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杨富林于1998年1月已经取得了村委会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104340266），而从定义上来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这种经营权证从其作用上看，一经获得即受到法律的物权性保护。因此，张某是争议土地的合法承包人，依法应享有该土地承包经营权。

另一种意见认为，依照《土地承包法》第三条“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的规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主体是家庭承包。本案中杨刚虽病故，但妻、子尚在，家庭主体尚存。吴正莲作为丧偶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承包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吴正莲所持有的合同虽然登记的是其已故丈夫杨刚的名字，但代表的是整个家庭。吴正莲依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应当享有争议土地的承包权。

笔者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吴正莲是不是承包主体，二是杨富林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否有效。

一、吴正莲是不是合法的承包主体

关于第一个焦点，笔者认为，吴正莲是合法的承包主体。吴正莲与杨刚系夫妻关系，杨刚代表整个家庭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只是家庭的土地承包代表人。杨刚病故后，其家庭仍然存在，妻子吴正莲成为家庭的代表人，当然具备与村委会继续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资格。二轮土地承包时村委会错将已故的杨刚作为承包人，实际上针对的仍然是吴正莲一家人，从村委会、镇土地经营管理站等部门后来的证明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二轮土地承包时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至于合同订立一方的签名是死去的杨刚，问题在后来已经得到镇土地管理站给村委会的证实和纠正，该瑕疵对合同效力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合同合法有效。

二、杨富林持有的土地证是否有效

关于第二个焦点，笔者认为，村委会于1998年1月向杨富林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编号104340266）已经归于无效，应予废除。

《土地承包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作为特殊民事权利进行处分，但承包人的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需符合一定的条件。对于转包行为，需要双方签订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备案；对于转让行为，需经双方签定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

第6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辅大高材美术“女状元”

辅仁大学是上个世纪北京一所综合性名牌大学,1938年,首次招收女生20名,冯忠莲以优异成绩考入辅大美术系。

初入学时,辅大美术系主任溥雪斋先生便急匆匆走进教室,寻找冯忠莲,不知情的她吓了一跳。溥先生亲切地夸赞道:“你的晋唐小楷写得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并让她坐下。原来,入学考试有绘画及书法两项内容。冯忠莲画的是竹子,并以“唐人写经”为基础,掺入倪云林笔意,写了“春眠不觉晓”等几首唐诗。溥先生看后极为满意,于是想先睹学子为快,竟直奔教室来寻冯忠莲。

当时辅大美术系坚持“介绍西方先进科学,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办学宗旨,中西画并重,有许多画坛名宿教授中国画技,如溥松窗先生教山水,汪慎生先生教花鸟,陈缘督先生教人物,启功先生教中国美术史,溥雪斋先生亦亲自授课。此外,学生还要学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西画技法及西画美术史。冯忠莲珍惜光阴,利用一切机会向各位师长学习;作业考试,更是一丝不苟,成绩都是优等。教过她的老师都喜欢她,溥先生认为她天分高,格外偏爱,每次上课总要到冯忠莲画桌前指点迷津,传授心得。除课内随名师学习,冯忠莲还不忘课余时间借鉴陈少梅先生的画技,经常利用星期日临习陈先生的工笔画,因此画技进步特别快。

在辅大三年学习,她皆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受到学校褒奖,免交全部学费,校长陈垣先生每年都亲自给她颁发奖章奖状,这在当时女生中是惟一的,因此冯忠莲被誉为辅大美术系的“女状元”。

梅莲并蒂独扛生活重担

1941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华北,学生毕业很难找到工作,辅大毕业后的冯忠莲,通过父亲的关系做了一名小学教师,虽然工作性质与绘画无关,但她始终没有搁下画笔。

在长期向陈少梅学习丹青过程中,俩人有了感情,尽管陈少梅带了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外加年迈的母亲,冯忠莲还是义无反顾地和他结为伉丽。新中国成立后,冯忠莲满怀喜悦投入了新生活。在教学上,她被评为天津市模范教师;绘画上,她创作的《江南春》、《涛声》参加了全国第一、二届美展,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由于立群女士题签的《中国女画家作品选》中,收入了冯忠莲创作于1978年的画作《山水》,在中国妇女代表团赴美时,这幅作品与王叔晖的《嫦娥奔月》,被做为国礼送给了美国卡特总统夫人。

1953年冯忠莲随丈夫来到北京。陈少梅为了安心作画,把子女安排到湘乡会馆,由奶奶照顾,他和冯香莲赁屋而居。他们稍有时间便来南城看望奶奶和孩子们,带他们去买衣服、文具,高兴地听兄妹们讲自己的故事。

1954年中秋前夕,陈少梅揣着两个干馒头去湘乡会馆看望老母亲,不料在老母亲面前突然倒下。等冯忠莲请来大夫,陈少梅的心脏已停止跳动。陈少梅的英年早逝,顷刻间给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时年仅35岁的冯忠莲毅然决定,要用自己羸弱的肩膀独自扛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冯忠莲月薪88元,这在当时已不算低了,但上有婆婆、姑姑,下有四个孩子,挤在一间35平方米房子里的七口之家,全靠她一人负担。

春蚕吐丝摹鸿图

新中国古画临摹是从荣宝斋开始的。1954年3月,冯忠莲应聘到荣宝斋临摹古画,刚到荣宝斋,就被经理侯恺派到沈阳的东北博物馆(今辽宁博物馆),搞临摹锻炼。冯忠莲便和画家金振之、陈林斋、于非■等在东北博物馆开始了临摹古代名画的工作。她这一时期临摹古画的代表作是《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冯忠莲先后在荣宝斋、故宫博物院从事临摹复制工作,一干就是30年。作为新中国古画临摹复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大量的古画临摹本从她的笔下诞生。

由于荣宝斋木版水印的需要,她还临摹过宋代《洛神赋图卷》、《宋人画页》、明代仇英的《白马如风疾图》、蓝英的《山水》、清代袁耀的《万松叠翠图轴》以及一些现代名画家的作品。

20世纪50年代末,在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支持下,故宫和荣宝斋联手,一场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古画临摹展开了,直到“”开始这一工作才被迫中断。1973年,为了临摹复制《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冯忠莲与刘炳森等一批专家从“五七干校”被召回故宫,又重新开始临摹工作。

冯忠莲在古画临摹复制方面的代表作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此图是我国历史上不朽的绘画珍品。它是一幅设色绢本长卷,宽24.8厘米,长528厘米,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清明时节汴河两岸物阜民丰的风情。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画有550余人,牲畜60多头(匹),木船20多只,房屋楼阁20多栋。如此复杂的内容,全是通过变化丰富的线条来表现的,其中精细的程度,甚至连船钉、席设都丝丝可见,实在是历代古画所罕见。更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极为妥贴,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繁而不杂,多而不乱。于后世临摹者来说,无疑是对其画功、眼力和悟性的极大考验。

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妥善保存这幅艺术珍品,为世人观赏,决定复制此画。1960年,还在荣宝斋工作的冯忠莲就接受了这项任务。

当时冯忠莲家住宣武门外烂漫胡同35号,从家到故宫乘车约一个小时。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总是第一个赶到故宫上班。她甘于寂寞,在临摹室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一干就是一天。有时由于画幅宽,无法坐着画,只好趴着画,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她估计,就这样也得用四至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临摹任务。

可是,临摹了不到两年,她就不得不回到河南农村搞“四清”,“四清”后回京仅临摹了几天,“”便开始了,工作被迫中断。在以后漫长的10年中,冯忠莲对自己所受的大小冲击,都没有放在心上,却没有一天不为她的《清明上河图》焦虑惋惜,她经常念叨:“临摹不完《清明上河图》太可惜了,既愧对古人,也对不住后人啊。”

1976年,冯忠莲从干校回来,正式调入故宫工作。她又获准继续临摹《清明上河图》,这迟迟未能实现的心愿竟让她兴奋得几天不能平静。她清楚自己已经年近花甲,患有高血压和眼底血管硬化症,臂力也大不如前,为赶时间,她经常藏起全休假条,带病工作。家里人担心她身体吃不消,她却说:“我临摹的时间不多了,要尽量抢回一点时间,只要能完成《清明上河图》,就是死也无憾了。”

谁曾想,原来临摹的那部分绢面,色彩起了变化,要新旧部分色彩衔接得不露痕迹很不容易。冯忠莲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高超的技艺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使摹品保持了新摹和旧摹的完全一致。

1980年,《清明上河图》临摹画卷,终于在冯忠莲的笔下灿然问世。虽然实际用在临摹上的时间,加起来不足5年,但前前后后却耗去了18年光阴,真是令人慨然不已。

冯忠莲摹本的艺术效果和古旧面貌,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细看,其中线条的粗细刚柔,笔墨的浓淡干湿,人物的形态神情,色泽的温和淡雅,以及画面长时间磨损所造成的墨色脱落等,都毫发不异地再现了原作。

现在,临摹《清明上河图》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与其真品同等待遇,亦可谓无价之宝。

完成《清明上河图》复制工作后,冯忠莲开始总结自己在古书画临摹方面的经验,同时,她还和金仲鱼、陈林斋等人一起,负责指导青年人传承这一濒临失传的技艺。冯忠莲不但无私地传授技术,还传思想,传作风,真正做到认真负责,为故宫培养了一批古书画临摹复制工作者。如今这些人都已成为中坚力量,他们正在不断努力,揣摩原作,于形处入神,于神处得画,继承着先人留下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年轻人的工作实现了冯忠莲殷殷心愿:“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临摹事业的接班人。在这深宫古殿里,有了这些年轻人,我仿佛感到春意盎然。”

1988年6月,冯忠莲的专著《古书画副本摹制技法》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88年12月,冯忠莲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为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馆员之一,另一位是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青。胡青曾感慨地对冯忠莲说:“你的功底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本来可以搞创作,可你却心甘情愿搞临摹,无名英雄啊!”冯忠莲则平静地回答:“名利是身外之物,什么工作总得有人干才行啊!”

1991年9月16日,香港集古斋主办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书画展览”。这次书画展是中央文史研究馆40年来第一次在大陆以外的地方举办馆员作品展。

在展出的一百一十八帧作品中,冯忠莲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其参展的十七件作品中,她与丈夫、已故名画家陈少梅的《白梅图》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幅巨作由两件立轴拼成,充分反映出二位大师工笔花卉的深厚功底,造型均匀,着色古雅,线条刚劲,很能表达梅花所象征的刚毅性格。其余参展画作多为古装人物画。如《红楼十二钗》绘曹雪芹《红楼梦》中十二位佳丽,其工细的线条、严谨的着色与考究的布局,显示了冯忠莲对陈少梅画作韵味的承接能力,亦表现了她个人艺术的成就。冯忠莲说,在《红楼十二钗》画中,她描绘的黛玉并不以传统葬花为背景,而是画黛玉戏逗鹦鹉。这也看出她独具匠心的艺术审美观。该画画面优雅精致、活泼自然,是画家上乘之作。

此外,《十年面壁图》、《玉兔嫦娥图》、《荷花仕女图》亦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无不颔首称赞。

香港报界评论说,冯忠莲的画,人物造型准确,神情生动,有高度的概括力。而线条刚健婀娜,圆转劲力,设色更是精工艳丽。

在《纪念冯忠莲九十诞辰》时,著名书法家冯大彪先生吟诵了笔者感怀诗“古画新音”一首,以兹纪念:

朱墙金瓦帝后宅,

冷宫寂寥二十载。

伏枥摹制上河图,

神品成就乌头白。

曾经沧海状元才,

利禄小家抛身外。

第7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潮阳海门莲花峰，是潮汕沿海的著名胜迹，它以瑰丽多姿的山光海色名闻遐迩，更以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的历史故迹而使人流连忘返。

关于莲花峰这个名字的由来，还有一个故事呢！传说，公无1278年，文天祥率领一支抗元武装，从南岭经惠州、海丰转战进入潮阳。他在东山谒“双忠庙”后，便来到距县城二十里的莲花峰，面对滚滚波涛，寻找不见南宋小皇帝的行踪。就在他喟然长叹、顿足之时，脚下那巍峨巨石顷刻之间裂成瓣瓣莲花，这就是现在的莲花峰。

莲花峰是临海拔起的一簇花岗石。从远处望去，它宛如亭亭玉立于碧波之上的一朵莲花。晴天，阳光照在海面上，波光粼粼，像撒满一地的金子。雨天，山雾朦胧，像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纱，天与海似乎合二为一。春夏秋冬，晴雨晨夕，莲花峰的景色变化无穷、仪态万千。

莲花峰最惹人游兴的，就是那琳琅满目的摩崖石刻和诗词石刻。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文天祥剑刻的“终南”二字。这些石刻历经几百年的风剥雨蚀，雷击电轰，依然笔韵传神。

这些奇特的景观使莲花峰增添上一层绚丽的色彩，吸引着人们前去凭吊英烈，寻芳揽胜。

绿茵小学304班

第8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卧虎藏龙 人性 现代思考

《卧虎藏龙》在中国新世纪电影史上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新世纪商业大片之滥觞。当时，它犹如天文数字(一千五百万美元)般的拍摄经费对尚处于小家碧玉阶段的中国电影来说，指示了一条成为大家闺秀的方向。尽管从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就主动引进好莱坞大片以拯救日渐萎缩的国内电影市场，为中国电影保留一块生息之壤，但面对美国商业大片的狂轰滥炸，中国商业大片却一度步履停滞。囊中羞涩只是某种更深层次忧虑的结果，而非原因。好莱坞的运作方式当然不仅仅是拍摄、制作、宣传上的挥金如土，它风靡全球市场，日进斗金的神话，才更是中国电影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卧虎藏龙》的成功，消除了中国电影人对电影大制作的诸多疑虑。

武侠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武侠题材一直是中国电影非常热衷的。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武侠电影是最中国化的类型电影之一。它几乎紧随中国电影繁荣的脚步，从来不会错过“粉饰”盛世的机会。但传统武侠影片完全认同世俗文化价值取向，倾力营构故事，忽视人物性格刻画，人物类型化甚至脸谱化。李安《卧虎藏龙》的突出成就在于，它利用传统武侠电影的形式元素，营构了一个武侠人物世界，实现了武侠影片由讲述故事到刻画人物的转变，塑造了李慕白、俞秀莲、玉蛟龙、罗小虎、碧眼狐狸等一批活生生的江湖好汉。

影片袭用旧武侠电影的故事元素，以一个伦理主题的报仇线索贯穿故事始终，但影片利用故事的外壳，注重表现人物性格冲突和人性的复杂性，这是对旧程式的突破。电影开场，大侠李慕白从武当山放弃修炼，弃关下山，到雄远镖局找师妹俞秀莲。李慕白说：“有些事……我需要想想。”他还弃师仇于个人性情之外。可见，在武侠精神和生命感受之间，影片的价值取向已经非常明显。最后，影片虽然以李慕白杀掉碧眼狐狸作结，表面上重拾了伦理叙事，但已经融进了更复杂和深刻的多重意义：为师傅报仇，为社会除害，为人性驱邪。于己于人，于公于私，于情于礼，都是应该的。此时的伦理叙事已经紧裹着人性和社会叙事内涵，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了，实现了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协调和统一。

从道德品格和人生观来说，影片表现的江湖好汉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李慕白俞秀莲代表的传统大侠，一类是玉蛟龙罗小虎代表的新派侠客。捕头蔡九应属前类，后者的极端人物就是碧眼狐狸。

李慕白和俞秀莲等传统大侠们武艺精湛，道德高尚，克己为人，讲究礼仪。两人虽然互相爱恋，却一直深深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发乎情，止乎礼。这场感情，对李慕白，最难为的是兄弟道义。对俞秀莲，是传统的女子节烈观在作梗。李慕白下山是一个信号。他显然决心突破这层障碍，但在面对俞秀莲时，他还是显得勇气不足。他对这份感情确实太“小心翼翼”了，一直到临死时，才对俞秀莲彻底表白自己的心里话：“我已经浪费了这一生。我要用这口气对你说：我一直深爱着你!”相对于李慕白，俞秀莲的道德观更加传统，她总是压抑自己的思想，诚如她对玉蛟龙说的：“我虽然不是出生于你们这样的官宦人家，可是一个女人一生该服从的道德和礼教并不少于你们。”

陕甘捕头蔡九在影片中仍然属于传统侠客类。他假扮身份，浪迹民间，吃尽苦头，甘冒风险，深入虎穴，直至以生命尽忠，体现了传统侠客的勇毅和无畏。从另一个方面丰满了传统侠客的形象，完善了传统侠客的道德人格。从江南鹤到李慕白俞秀莲再到蔡九，传统侠客们善武，搏命，守礼，轻财重义的品格表露无遗。英雄泪，儿女情。虽然这些江湖好汉们都是人中之杰，却并不会料理自己的感情世界，甚至一度轻视自己的感情需要。他们强于外而弱于内，有自己的内心，但却既不会表达，又不会处理。这造成了一个个的人生悲剧。

除了传统侠客，影片中的玉蛟龙和罗小虎们属于新派侠客。和传统侠客相比，他们最大的不同是表达内心感情的大胆、热烈、奔放和无拘无束。玉蛟龙的最大愿望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敢爱敢恨。所以她反抗强加于自己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她惑于青冥剑的大名，以贵族小姐的身份行梁上君子的行为。她爱上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叛逆的强盗。她的江湖梦尽管荒诞不经甚至不着边际，但不无理想主义的光辉和人文主义的色彩，所以在俞秀莲看来。也不无“渴望”之处。

和玉蛟龙贵族小姐的身份相比，罗小虎是一个孤儿，一个通天大盗。这样两个身份迥异，地位悬殊的人居然成为了情侣，是什么原因呢?虽然两人有着种种外在的差异和距离，但玉蛟龙和罗小虎的相爱却是真诚可信的。这是因为在内心深处，他们有着诸多相通的方面，能够沟通并产生强烈的火花。比如对自由的执着，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对个人主义境界的希翼和企盼，面对爱情时的大胆和率直。

碧眼狐狸是影片中唯一的反面形象。如果说李慕白俞秀莲们是压抑自己的感情，玉蛟龙罗小虎们是释放自己的感情，那么碧眼狐狸则是利用自己的感情。她当年不惜以女儿之身为代价，妄图得到江南鹤的秘传武功。压抑感情者反求于心，最多苦坏了自己，利用感情者则是发诸于外，对他人、社会带来危害，所以李慕白和俞秀莲必欲杀之而后快。但她同时又是玉蛟龙的师傅，是玉蛟龙人性、品格和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必要帮衬和助力。没有碧眼狐狸，就没有现在的玉蛟龙。这样处理人物关系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善与恶的决然对立，表现了一种善与恶的辩证法。这是影片正视人性的可贵态度。

故事讲述让位于人物刻画，影片的叙述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讲述为主到以描述为主。讲述侧重的是故事情节，而描述注重的是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在传统武侠故事中，故事情节发展依赖外在因素的刺激，动力来自外，奇则奇矣，给人感觉总是“神”味多而“人”味少。人的行为动力不是来自于内在心理驱使，而是外来力量推动，矛盾和冲突多发生在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好坏忠奸黑白美丑高下对峙，类型化非常明显。这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道德观念和属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此时，人只是承载道德属性的空壳，缺少有血有肉的成分。从情节方面来说，情节发展依靠外在的各种因素穿插带动比如偶然性、巧合等，并无自身的一贯性和必然逻辑。总而言之，不管是人物也好，情节也好，都缺少自身内在的完整性，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操作着故事，任其掌控和摆布。

《卧虎藏龙》以表现人物为主，影片围绕人物的性格冲突来展开，情节动力发自人物内心，人物的行动和表现遵循心理的逻辑。试 想如果不是李慕白主动下山，萌发退出江湖之念，又怎会有青冥剑被盗?如果没有玉蛟龙的行窃，碧眼狐狸何以现身?而如果没有俞秀莲的一再忍让，顾全大局，李慕白的苦心爱护，大义牺牲，又怎么能有玉蛟龙的幡然悔悟?如果没有玉蛟龙的骄横任性，敢作敢为，还会有和罗小虎传奇般的相遇，更不敢想象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影片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刻画最成功的是李慕白和玉蛟龙。李慕白下山还俗，又托俞秀莲送青冥剑给贝勒爷，实际上已经在暗示俞秀莲了。作为当事人的俞秀莲竟然没有觉知，李慕白竟也不好贸然捅破这层纸，这是何等可惜的事啊!李、俞在雄远镖局的谈话，欲言又止，谨慎小心，稳重过分。两人心理都有着很重的疑虑和渴望，既想深入了解对方，又怕触及对方的隐痛：既想进一步发展关系，又怕损害现有的感情。由于始终没有挑破那层关系，两个人的心思总是不够默契，相差的那么一点点最终使他们咫尺天涯，阴阳相隔。李慕白应约赶到北京，俞秀莲以为他是为了宝剑，李慕白满腔心情无从表达：“我以为我们……已经讲好了嘛!”英雄好汉，不愿儿女情长。似乎真应了贝勒爷的那句话：“面对情字，再大的英雄也是莫可奈何啊!”

这边，两人情缘未了，而那边，贝勒爷府里，由于青冥剑被盗，以及由此牵出来的碧眼狐狸的踪迹，使李慕白感到退出江湖，避开风浪追求个人生活安稳平静的想法是不是有些过于天真。师仇可报，固然该喜，而重新染指江湖已是不可避免。从李慕白内心来说，这样做又与他原来的决定相违，也许更好的办法是自己退隐江湖，而把平生剑法绝学传承下去，因为江湖太需要匡扶正义的力量了。结识玉蛟龙，后者的灵性和聪慧使他感怀，但她失衡的心性更需要约束，又使他倍感责任重大，他决定重回江湖。他之所以决意收降玉蛟龙，除了一直想有个承传的徒弟之外，还有就是为玉蛟龙本人着想。玉蛟龙的脾性，加之她的武艺，如果不加约束，足可以成为一条危害社会的毒龙。李慕白此时的心地既有对玉蛟龙人才难得的珍惜，又有一份自觉地对社会的责任感。于平实描述中写出了一位大侠的风范和人格!

玉蛟龙的故事也是一本可以书写的心灵史。她幼小失教，受学于碧眼狐狸这种心地偏颇的恶魔之手，练就一身上乘功夫，加之她贵族小姐的生活环境，自然养成了桀骜不驯，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但在内心里，失范的经历也培养了她追求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意识。加之她对社会的无知，所以行事莽撞、自大、敢作敢为，听不进任何人的规劝。她的江湖梦只是碧眼狐狸灌输的一个抽象概念，根本就行不通。她的人格意识的觉醒来自两个人对她的影响，一个是罗小虎，一个是李慕白。她和罗小虎由对手到恋人关系的转变，是她人性觉醒的基础。在小虎身上，她找到了爱情和幸福，虽然个人的成分更多一些，的部分更重一些。但是和小虎镜花水月般的关系也伤害了玉蛟龙的心，使她感到人生的无奈和社会束缚、礼教强制的无情，她不得不积聚起更大的仇恨来蔑视这个世界。直到李慕白出现，才彻底改变了她的心性。李慕白功夫远高于她，却又不伤害她。李慕白一再忍让，心地坦荡无私，以及“以性命相见”的高尚品德，舍己救人的行为，终于彻底感化了她。如果说罗小虎让她实现了女人梦，那么李慕白则让她完成了人格梦；如果说罗小虎是她平等相爱的伴侣，那么李慕白则是规训她的导师；罗小虎使她内心觉醒，李慕白则使她人格完善。影片刻画了玉蛟龙心理和性格转变的过程，在由极端个人主义到理想个人主义转变的过程中，玉蛟龙的彷徨、苦闷和挣扎，最后觉醒的喜悦，都得到了表现。

导演李安说：“其实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是在表现被压抑的，‘卧虎藏龙’这四个字带着很浓的弗洛伊德色彩。”就影片中人物的现实处境和经历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影片显然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而是深入地表现了对人性问题的现代反思。

首先我们看影片对传统侠客的人性姿态。从人性的角度，李和俞都应该得到自己的爱情，拥有自己的归宿。这应该没有问题。但事情恰恰不是这样。尽管双方都执着地爱恋对方，但一份过期的婚约约束着现实的生命，拖累到今生的幸福，这就有悖于现代人性了。从人性观念来说，李俞两人的幸福结合应该是对孟大侠最好的纪念。传统侠客的人性弱点，就体现在这里。

再看新派侠客，玉蛟龙罗小虎们，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代表了现代人性解放的观念。他们克服了李慕白们的畏缩和拘谨。玉蛟龙虽然已经定亲，但并不想遵循闺矩，还留恋着自己的心上人。这已经超越俞秀莲很多了。罗小虎大闹婚场，玉蛟龙新婚之夜离家出走，他们绝对不堪忍受包办婚姻的束缚、不公平礼教的约束。罗小虎说：“没有人可以命令我!”玉蛟龙说：“要是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选择自己心爱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他，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幸福。”他们宁愿当社会的边缘人，也绝不认同中心阶层压制人性的做法。在赞扬的同时，影片也反思了新派侠客的人性缺陷，那就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局限和代价。和传统人格内敛、含蓄，舍己利人相反。新派侠客们外向、奔放、自我中心主义。这种人格一旦越出一定界限，就会迷失自我，变成彻底地自我中心主义，排斥他人，甚至伤害异己。而无论俞秀莲的苦口婆心，还是李慕白的用意深远，都是为了调教玉蛟龙的心性。

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并不截然对立。影片塑造了碧眼狐狸的形象，从年龄和辈分来说，她属于传统侠客，但从师承关系来说，她是玉蛟龙的师傅，有现代人格的一面。从过程来说，她跨越了传统和现代，将两者有机地串连起来，说明了传统和现代的某种关系。传统既可以发展为现代，传统也可以反现代。作为辈分上的传统女性，碧眼狐狸曾经企图以女儿之身换取剑法心诀，表明了她心底里的传统伦理观念。但在遭到失败之后，丧心病狂，伤害生命，表面上她已经放弃了传统伦理规范，其实上是更深刻地认同传统规范。悖论在于，正是这样一个传统的种子，居然调教出玉蛟龙这样一个现代的苗子。

第9篇：关于莲的故事范文

最让人佩服的是剧作者讲故事的本领。那些似乎是听来的闲言碎语，却被田汉“添油加醋”演化成篇，把家长里短“说成”扣人心弦、欲罢不能的故事。

全剧通篇顺气而下，勾连密集，意义纷杂，仅拿开篇来读，就是一气呵成的好例子。莲儿的父亲夸女儿模样好（我们读下去会知道，莲父夸女儿着实难得。这是他对女儿的唯一一次夸奖。这个开头还另有妙处：父亲始于夸她，收在贬她叱她殴打她。剧作回肠荡气，曲折有致）。莲母接话说：光模样好是不够的，还是多添点嫁妆有实力不被妯娌看扁。莲父感慨，这都是仙姑娘娘的保佑，才有近几年的家道好，特别是刚刚连打了两只老虎。接下来，他没有点明今晚要打第三只老虎，而由其妻“很自然”地带出，且妻子的言语也颇委婉，她说的是打老虎的铳装好了没有，后面此铳还有文章可做。莲父胸有成竹地说早装好了，就等着晚些时候上线，并言辞凿凿地说“今晚准不会落空”（越是信誓旦旦，越是鸡飞蛋打）。于是母亲就盼着“再打一只”，可为女儿“多添一样嫁妆”，她还表示了女儿“没有多少日子就要过门了”，得抓紧准备。此时，父亲竟大度地表示“若打了一只大点的”，不抬城里去请赏，而要“把皮剥下来替莲儿做一床褥子”（这是剧中父亲对女儿最为温情的一笔，也是他的“父爱”到达顶点的地方）。夫妻这番自说自话的过程中，被议论的主人公莲儿却缺席了，这种缺席似乎也隐喻着父母口中的幸福并不是女儿心中的幸福。接着，父亲感到女儿“这一向还好”，母亲附和道那时女儿不听话，夜里哭得叫人可怜。她看似无意之中，其实又像是必然地要引到另一个主要人物――癫子（他正是莲儿心仪的对象，表哥黄大傻）上，故意问“癫子还在庙里（不能居住在村里、屋里，显示了爱情乃是不食人间烟火，无有存身之地）吗？”，其夫答曰自然“还在庙里”，他本要把癫子驱逐出境，又见其傻里傻气，想来不会出什么岔子（千算万算又失算了，癫子才不傻不癫，尤其对莲儿一往情深）。莲母又增加了一句：有一段时间没看到癫子“打我们门口走过了”。两人至此好像吃了定心丸。莲父说大约是被打怕不敢造次了，这句话暴露出莲父凶残冷酷的一面。此时我们第一次听到莲儿祖母（她其实一直坐在跟前听着。老年人往往倒有慈悲心肠，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发话，表示了对癫子的同情，并责备莲父的肆意打人。莲父辩解道癫子似癫非癫，和莲儿玩耍，找莲儿谈笑，而且“莲儿也仿佛非常快活”。这些话必须要说，而且只有此处说，才能让读者明白“两小无猜”之情早已深入一对青年的内心，是任谁也难以拆散开，所以才会上演后面的悲剧一幕――癫子趁着夜色不被发现，出来望“莲姑娘窗上的灯光”而误中用于打虎的铳。而且在这里说是恰如其分，不仅交代了莲儿与癫子的关系，并且为后面的戏埋下铺垫。莲父继续说癫子死活不肯离开家乡（因为心有所属），而且寄居在庙里，虽表示了丝毫的可怜，但还不忘斥责癫子害得莲儿不肯出嫁（他倒不以为自己棒打鸳鸯有何罪过）的可恨。莲母庆幸这倒促成莲儿选到现在这样的好人家（还是夫妻二人面对莲儿不在现场的虚空在窃喜）。莲父忽变警觉，询问女儿前天到哪里去了。莲母说不过找人送虎肉（剧中谈婚论嫁和打虎说虎又关联到一起了），顺便看布匹织得怎样了。莲父叮嘱说以后不要让姑娘家到外面跑（他心中始终放心不下，父亲权威受到挑战，种种焦虑导致了最后暴打坚决不从的女儿），而且提出疑问，因为女儿好像从癫子住的仙姑岭上下来的。莲母好奇莲父为什么问起此事，莲父吐露了心里的顾虑，“怕她又跑到庙里去”（还是撇不下，焦虑一直累积，直到无法控制的总爆发）。此时祖母第二次插话说“到庙里去敬敬菩萨有什么要紧（祖母再次显露老年人的慈善胸怀）？”莲父终于说出“我只怕她又去会那癫子呢。”（由于他内心怀疑但又没有抓住把柄，而且既不敢面对又不愿承认的事实。到最后终于自食其果。）莲母急忙补充说有个女伴陪着同行，不会发生那种事。而且表示莲儿定了人家后，早已忘了癫子。莲父终于可以自我宽慰“但愿那样更好。”从剧作构造来看，这个场面组织得实在是滴水不漏，而且简约、精巧、玲珑、紧凑，没有任何闲笔废话，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是也。

本来“打虎”和“婚嫁”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很难关联到一起。精彩就在于作者不仅把它们自然连串起来，颇具匠心，而且“婚嫁”和“打虎”放在一起，好像也预示了其中暗藏的血腥气，使剧情显得扑朔迷离。剧作既谈虎打虎，又谈婚论嫁，将剧中“获虎”和“婚嫁”两件并行发展的事件，时而各自行进，时而交错混合，构成一种看似诙谐又充满纠结的独特效果。不仅开篇就在“谈虎”和“婚嫁”之间逶迤行进，而且下文更是若即若离、不离不弃。接着开篇，下文为了避开一家人自说自话，而且淡化打虎的冷峻，有意增加些轻松欢快的气氛。来了邻居，还带了从平原专门来这山里的亲戚，此人对老虎好奇心极大，增添了莲儿一家人谈虎说虎的兴致，也把读者对今晚打虎的期望鼓得高高的。这个谈虎说虎的场面，其中伴随着家长里短，谈虎不忘说人，不时插上一笔莲儿“这几天要过门了”的事。貌似闲言碎语，貌似旁逸斜出，其实剧作家让话语随性而动，暗中却一直没有忘记对要点的提示。这里写得洒脱放达，妙趣横生，众人越是不亦乐乎，后面的凶险逼人才更显出强大张力。在谈了一大通“虎语”之后，又是触及莲儿的婚事，为她后面的拒婚、不和表哥分开再烧把柴火。这是将要展开的急转直下场面的缓冲和过渡，很是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