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意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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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第一条、对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的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三）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诉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比较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

    （二）被告人、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三）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

    （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起诉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

    第四条、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与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同意并移送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第五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分别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通知可以使用简便方式，但应当记录在卷。

    第六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除人民检察院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有必要派员出庭的案件外，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庭。

    第七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独任审判员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基本情况，然后依次宣布案由、独任审判员、书记员、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并告知各项诉讼权利。

    独任审判员应当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有关法律规定及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辩护。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

    第八条、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并在五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十条、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二）被告人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

    （三）被告人当庭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

    （四）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

    （五）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未派员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决定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2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论文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法律意识的普及，民事诉讼案件逐渐增多，而且许多民事诉讼开始需要司法鉴定的支持。适用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尤其是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出台后，重点强调了司法鉴定使用鉴定意见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属性。本文将对我国民事诉讼适用鉴定意见的现状进行分析，剖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对新民事诉讼法的适用鉴定意见进行研究分析。

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 司法鉴定 鉴定意见

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并以正当的程序发现事实是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现在在民事诉讼中加以司法鉴定的支持，提高了诉讼程序的正当化、民事诉讼的科学化而且有助于揭开案件的事实。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正式确立司法鉴定制度，于2005年将司法鉴定界定为鉴定人在诉讼活动中针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予以鉴别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并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于2012年在新民事诉讼法中修改并强调了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意见的证据属性，进一步完善了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2012年新民事诉讼提出鉴定意见之说，将之前的鉴定结论进行进一步的定论。鉴定意见包含鉴定人所提出的意见及阐释与鉴定人的说明调查。并强调鉴定意见没有证明力与证据能力，仅作为专家意见。因此鉴定意见总体来说应是鉴定人根据专业的知识技能并以科学的方法，将民事诉讼上的问题给予分析鉴别，并作出判断提出意见。但是新民事诉讼法中由于诉讼程序的漏洞与权力分配的不当，还存在相应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事诉讼中对鉴定意见的修改与完善

（一）现了质证程序的完善

（1）质证辩论时司法鉴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关乎案件事实的最终认定，新民事诉讼法的意见鉴定强调了质证辩论环节。（2）完善了专家辅助制度，进一步实现程序公平公正。 实现了双方当事人的平等辩论权与参与权，弥补了当事人由于知识面与阅历不同造成的不平衡。或者是鉴定问题关系到某专业领域，当事人双方不曾涉猎此方面知识，专家辅助则可以帮助当事人进行专业性辩论。而且在法庭之上，证明证据的真假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进行辩论，向法官全面展示鉴定意见的信息，充分论述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这也体现了专家辅助制度的优越性。（3）完善了鉴定人出庭与负责制度，鉴定人要按规定出席法庭并对鉴定意见负责，提高了法庭审问的质证功能。通过质证是鉴定人出庭的主要目的，法官以鉴定意见为据来敲定案件事实，当然要通过辩论质证的渠道来说服当事人，如此才能保证最终的裁判的说服力。而法官需要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并对鉴定意见展开审查才能确定鉴定意见的可信度，所以鉴定人需出席法庭是肯定的，否则其鉴定意见将不能被承认。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鉴定人需出庭作证对鉴定意见负责的义务，这是质证的正当程序，正当程序的运行可以保证当事人双方辩论机会平等。并明确说明了不出庭后所负的法律责任。促使鉴定人提高个人责任感，有利于意见鉴定向客观、科学、严谨的方向发展和法庭公正公平的进一步实现。（4）完善了对鉴定人的定位，早在新民市诉讼法之前，鉴定人的任务大多是协助法官查找案件事实，因此鉴定人的定位只是法官辅助人，司法鉴定时对鉴定人的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询问也不够严谨。鉴定人是鉴定意见的制造者，是受到当事人的委托参与诉讼，鉴定人承担有一定的诉讼义务与诉讼权利，并且对当事人和法院承担一定的职责，尤其是对当事人承担着重要的责任，这就需要鉴定人在法庭上出庭作证并且给予鉴定人一个合理的定位。在新民事诉讼法中，重新将法官辅助人定位为鉴定人，并且明确规定了鉴定人的义务与职责，在质证环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 修改鉴定结论为鉴定意见

我国在建国初期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在法院内部设立鉴定机构，并认定鉴定是法院职权内部范围的，所以鉴定结论在同其他证据同堂证明时，享有更大的证明力特权，而法院也疏于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对质，当时鉴定结论可以说是不受任何证据规矩约束的法定证据。甚至21世纪初期出台的《证据规定》中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中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优于其它证据，更加剧了法院不给予鉴定意见质证的现象。

我国现代的司法鉴定，融入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民事证据制度也得到了合理的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修改便是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强调其证据属性。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后，将取消其“特权”，与其他证据同等对待，作为诉讼材料，接收审查与质证。证明力不再优于其他证据，也没有了预设法律效力。另外，从字义来讲，鉴定意见相比较于鉴定结论说法也比较客观，避免了“结论”二字对法官的心理造成的间接影响，“意见”重在强调主张、见解，是需要经过审查才能定论的。

（三）当事人被赋予司法鉴定举证申请权 在2002年通过《证据规定》后，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具有司法鉴定的举证申请权

1.当事人被赋予举证申请权对于法院本身来说具有很大的意义，首先有利于诉讼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方向发展，使诉讼模式逐渐退去职权主义色彩，法院具有运用职权对证据进行收集调查的权利，目前来说还未对此权利进行法律上的规定，并且法院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所以当事人拥有申请权的有利方面在于它体现了一定的当事人主义色彩，有利于带动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的转变。其次，促进了法制统一，《证据规定》中第二十五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具有司法鉴定申请权，但是后期的民事诉讼法未曾对此规定进行确认或者修改，现在新民事诉讼法提出当事人拥有申请权，呼应了《证据规定》中的规定，实现了法制的统一。

2.当事人被赋予举证申请权对当事人的意义：（1）是当事人实现证明权的需要，当事人依法具有接受司法裁判、提起诉讼和证明自己主张的案件事实的权利。当事人只有证明自己的主张事实真相，才能使自己的诉讼得以实现。而事实需要证据的支持，所以搜集证据的权利是当事人胜诉或不可缺的，司法鉴定是当事人的证据搜集方法，也是诉讼程序中尤为重要的证据方法，必须由当事人实行。（2）体现了当事人平等的原则。 当事人具有司法鉴定申请权有效避免了法院依据职权确定鉴定结论，从而确定案件事实的状况，另外，当事人负有责任的一方在未举证的情况下，鉴定结论不利于他时要承担相关的责任，于是举证责任与举证行为就成了分离状态，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当事人拥有举证申请权后，可以使当事人一方负有应承担的证明责任。（3）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对实体权以及程序权进行处分的权利，是整个诉讼程序的主体。（4）体现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作为诉讼程序的主题，当事人对诉讼的程序及其相关事项具有程序选择权。

二、我国民事诉讼司法鉴定中的现存问题及完善措施

（一）在我国的新民事诉讼法中，司法鉴定制度得到了一定的修改，但是在鉴定意见、诉讼程序、权利配置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1.司法鉴定的启动缺乏对法院的制约和对当事人的救济。法律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因此法院对司法鉴定具有自由裁量权，只有制约法院的启动权以及决定权，同时给予当事人救济权，才能真正保证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2.鉴定事项的范围以及鉴定人的选任存在问题，鉴定事项的范围与鉴定人的选任，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息息相关，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注重审判、停止纠纷、确认事实。这种诉讼程序造成对法院认为需要鉴定而当事人为申请鉴定时的鉴定范围及鉴定人选缺少制约。

3.鉴定的启动权与举证期限存在问题，鉴定启动的所属权，影响着鉴定申请的期限，有人认为鉴定启动权应赋予当事人，而鉴定申请是其提供证据的方式，如此当事人就要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启动。当然也有人觉得鉴定是法院确定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并进行质证的形式，因此法院具有鉴定的启动权。如此举证期限则不会受到限制。法律为了提高效率，规定了当事人举证期限，这样既可以避免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突袭或者随时提出证据，影响诉讼程序与案件事实的判定，再则能够促使当事人积极提交证据，提高案件审理效率，且在《证据规定》中也有当事人需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申请的规定。但是实行过程中，有许多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对方的证据进行反驳并且提出鉴定申请，或者是在证据交换时提出鉴定申请。而这时举证期限已经届满。在新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理由成立的情况下，逾期的证据申请也可以被采纳，但是作为非直观证据的司法鉴定，只是一种证据的调查方式，所以司法鉴定申请的逾期处理方式，有待进一步作出明确。

（二）缺乏对鉴定意见审查的制约机制

《证据规定》中修改了鉴定结论证明力大于其他证据的规定，并强调了其证据属性，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法院需要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并根据鉴定意见敲定案件事实。

意见鉴定的主体是法院的法官，法官的职业伦理、理论知识、思维方向、生活经验等主观因素都会对鉴定的结果造成影响，所以意见鉴定的整个过程都是法官自由心证的体现，不同的法官对于同样的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也会有所不同，这也会直接影响带意见鉴定的结果，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又与意见鉴定的结果相关联，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证据的证明能力与意见鉴定结果，还有当事人的切身权益。虽然在新民事诉讼法中有规定，法官在判决书中需要写明判决事实与判决理由，但是法官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定理由与判定事实的心证并未公开，其自由裁量权也没有得到制约。

三、民事诉讼的鉴定意见仍需进一步完善的讨论

第3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引 言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简称“修正案”），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一共有19个条文，分别涉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计4个部分的修改与删除。而其重点在于破解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问题。按照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性解读，修正案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了“诉讼化改造”，从再审申请的管辖、再审事由、提起、法院受理与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再审法院级别等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了诉权的特征，可以说初步构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制度。而其中的亮点则是将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较为概括的当事人申请再审5项事由，具体细化为较为明确的所谓“十三项加一款”再审事由，增强了再审申请和法院审查的可操作性与程序保障。 同时，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修正案还用两个条文（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八”和“九”两条）对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进一步具体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至于民诉法学界，就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则主要是从抗诉事由细化有助于抗诉权依法有效行使这一角度来看待前述修改内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总体上变化不大。 笔者认为，虽然修正案仅有两个条文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从条文数量和表面内容上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立足于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并结合对民事检察实务的考察，对原民事诉讼法和修正案文本予以逻辑性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事抗诉制度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事抗诉制度的某种“完善”或“强化”，而已经是属于制度目的或功能的转型。基于这种功能性转型，我们应当在学理上重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定位，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民事抗诉的性质和意义。 一、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抗诉制度（下文简称“原民事抗诉制度”，以区别于修改后的民事抗诉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再审程序提起的三种方式，即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通常理论上可将前两种方式称之为因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引起的再审，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称之为因诉权引起的再审。前者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后者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按照我国法制和学理上的一般见解，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权与职责，其间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 1991年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第14条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便是民事抗诉制度。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此可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性质属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当然，这些都是共识性的认知，罕有争议。 不过，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审判权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其目的应当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权利救济），对此学界殊有疑议。但是，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却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同时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德国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学说：私权利保护说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说。循此界分，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设问：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提供救济，还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11]基于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督促法院纠正审判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12]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检察官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都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即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 或以政府代理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13] 总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权利是根据法律而产生的，维护了国家法制往往也就是实现了权利救济，[14]因此如何断言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呢？笔者认为，“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在理念上毕竟泾渭分明，其必然导致民事抗诉制度的整体架构存在重大区别。 其一，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是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须有当事人有权利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可以称之为申诉或申请抗诉），始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之可能，检察机关不能“强行”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换言之，在预设权利救济为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诉应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由于国家法制作为国家利益之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依职权提出抗诉，而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15]换言之，在预设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要件。 其二，在提起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且其事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相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两者的事由进行区分。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应仅当法院审判违背法制（审判违法）的时候，方可依法提起民事抗诉，以督促法院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制。在维护国家法制之目的预设下，只要法院审判是依法进行的，即使裁判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民事抗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依照法理独立设置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 鉴于上述两点分析，对照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来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法制”。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的四项事由，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四项抗诉事由涉及案件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违法”。理由是：如果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那么裁判就缺乏依据，不符合程序法的要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违反实体法要求；而第三项和第四项均明显属于违反程序法。[16]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是以原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为前提的”。[17]“就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看，检察院依审判监督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抗诉。”[18]换言之，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体现的是对民事审判权违法行使的检察监督，它指向并督促纠正“审判违法”。而对于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尽管它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意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不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法定事由。[19]因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可以认定原裁判存在“客观上”的错误，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裁判违法。据此可以推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而不在于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 同时，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前述四项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可见，检察机关只要“发现”法院生效裁判“违法”，即可提起抗诉，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提，因此属于依职权进行的行为。这一点与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依职权启动再审，在道理上类似。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国家法制。当然，已如上文所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意在维护国家法制，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往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权利救济的效果。对此，只能说权利救济只是维护国家法制的附带效果，而非民事抗诉的直接目的。 二、民事抗诉制度的隐性变 化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看，民事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对照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据此，笔者认为可在理论上将原民事抗诉的事由概括为“审判违法”，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概括为“审判错误”。诚然，“审判违法”也是一种错误，属于法律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错误；而“审判错误”则不仅是指法律上的错误，也包括客观上的错误。所谓“客观上的错误”，是指法院裁判结论客观上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由于民事诉讼的固有特性，受制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以及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等综合因素，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具有“相对性”。[20]因此，符合法律的裁判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新的证据推翻原裁判”即属于审判具有客观上的错误而非法律上的错误。因此，严格而言原民事抗诉制度贯穿的理念是“违法必究”而非“有错必纠”；[21]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恰恰体现了“有错必纠”。可见，尽管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但是其间却蕴含了两者制度理念与功能定位的本质区别。 现在，让我们回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上来。笔者认为，修正案将人民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予以完全统一，这看似简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涉及民事抗诉制度功能“看不见的”或隐性的重大转变。 众所公认，修正案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即所谓“十三项加一款”是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项事由的具体化、明确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仍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因此自然也成为现行民事抗诉的首项事由。如此一来，按照上文分析理路，显然现行民事抗诉的事由将不仅仅限于“审判违法”，而是像当事人申请再审一样，概括性地指向“审判错误”。据此，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在法理上就很难简单地界定为“维护国家法制”。至少在检察机关依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况下，其目的只能界定为对当事人私权利进行救济。与此相适应，民事抗诉的程序也应当逻辑性地发生变化。因为既是权利救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自由，公权力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行予以救济，故须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置程序。同时，根据事理，原民事抗诉制度指向“审判违法”，而判断法院审判行为是否合法的全部依据是原审诉讼材料（体现为审判案卷）。因此，理论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阅法院审判卷宗，发现审判违法问题后直接依职权提起抗诉，无需依赖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新证据一般由当事人持有或发现，且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之法理，检察机关不能主动替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故而新证据须由当事人通过申诉的方式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22]这样也导致民事抗诉在信息上依赖当事人申诉，而难以主动依职权提起。总之，在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诉为前置程序，且抗诉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权利提供救济。 那么，能否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兼容了权利救济（依据新证据提起抗诉的情形）和维护国家法制（依据其余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两部分？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已经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在整体上“悄然”转变为“权利救济”。理由如下： 首先，民事抗诉制度应为内在统一的整体，将其目的割裂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民事抗诉制度统一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并且由民事诉讼法作统一规定，民事抗诉的权源、主体、权限、事由、程序以及抗诉后的再审程序都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应当将民事抗诉制度看作无差别的整体，其制度目的应当是划一的。既然目的划一，则该目的只能理解为“权利救济”，即凡出现“裁判错误”而可能损害当事人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启动再审，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渠道。否则，无法说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抗诉事由的理据。这一点上文已予以充分论述。 其次，这次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国家已久的“申诉难”。修正案“草案说明”认为：“申诉难”，难就难在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不少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23]因此，解决“申诉难”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24]正是出于此目的才对申请再审进行了“诉讼化”改造，才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相应修改。可见，将 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的立法初衷是解决当事人“申诉难”，丰富民事抗诉的事由，无疑拓宽了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渠道。同时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也可以明显看出立法层面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功能作同样对待。[25]此外，从民诉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将民事抗诉作为当事人救济途径来认识的。[26] 最后，司法实务中原民事抗诉制度的功能基本上早已由“逻辑上的”维护国家法制转向“事实上的”权利救济，修正案不过是在立法上合理地反映了司法实践的状况。从民事检察实务来看，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几乎百分之百来源于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纯粹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形非常罕见。因此，尽管制度法理上原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的，但在实务中当事人为了谋求自身权利救济而向检察机关申诉却是民事抗诉现实而强大的推动力。[27]而检察机关也有意识地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纠纷、挑起纷争，强调尊重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避免上门揽案、诱导当事人申请抗诉等问题，[28]尤其在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是注重维护和谐稳定，罕有主动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况。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再审时按照原审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进行。[29]换言之，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启动的再审仍然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而非某种特别的审判程序。显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法理，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矛盾运动所推动。而当事人往往是按照实现自己实体权利的意愿来决定如何具体处分诉权（即所谓处分原则），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因此，抗诉后再审程序的进行归根到底仍然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受制于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甚至，当事人诉权“架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现象在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检察机关（基于当事人申诉）提出民事抗诉后，法院再审时申诉人基于某种现实考虑又向法院撤回申诉。而按照司法实务习惯做法，检法两家对民事抗诉的申诉人在再审时撤回申诉的做法基本上是允许的——即终结再审，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0]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之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即无法实现。如果说将再审程序进行到底，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抗诉意见，并依法作出改判或撤销原裁判，因而实现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那么显然它也是在当事人在再审中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而积极行使诉权的情况下方得以实现的。综上所述，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上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制”，“权利救济”是附带效果，但在实务中民事抗诉基本源于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实体权益而提起的申诉的实际推动，并且在抗诉后再审时，再审程序的进行仍最终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因此，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而“维护国家法制”反而成为了“权利救济”的附带效果。[31] 综上所述，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修正案合理地反映了民事检察的实务状况，其立法修改的概括理念即是加大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并因此统一了申请再审与民事抗诉的事由。由此，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悄然完成了“隐性转变”，即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和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维护国家法制”侧重于国家秩序，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家至上的法制理念相适应；而“权利救济”则侧重于公民权利，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及注重权利的法治观念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民事抗诉制度目的的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权利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32]当然，从微观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目的之转变也是与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迅猛上升及由此引发公民上访、申诉等社会现象的激增，密切相关。后者迫使国家司法更加关注公民权利救济和民事纠纷解决。这也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原因。[33] 三、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重新认识 已如上文所述，从宪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行为的法律监督。民事抗诉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属于对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一般认识而非具体认识。由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属于宪法层面的概括性的权力，部门法层面上还可以分为更加具体的权能，如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民事抗诉权，等等。[34]因此，理论逻 辑上必然还存在从部门法层面对各项具体检察权能的定位分析，也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具体认识”。如何从民事诉讼法层面或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具体认识，直接关系到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评判和制度建设，因而非常重要。只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或简单化。 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学界（包括实务界）习惯上将民事抗诉视为与法院依职权启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的三种启动再审的方式之一。[35]这样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民事抗诉制度的深度理解。尤其是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作为“再审启动方式”看待的视角，很容易造成检察机关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竞争”的假象，甚至造成所谓抗诉权“侵害”诉权的片面观感。如果说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权利救济有所不同，因此理论上存在抗诉权与诉权“竞争”的可能。例如，如果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即使当事人服判，那么理论上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提起抗诉，纠正枉法行为，以维护国家法制。[36]但是，民事抗诉制度目的转变为权利救济后，民事抗诉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不再存在平行“竞争”的可能。而且“再审启动方式”这样简单的视角也不再能够深度反映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可能意涵。 由于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面对当事人的申诉，检察机关构建了一整套受理、立案和审查当事人申诉的程序，以便作出抗诉与否的结论。[37]原则上，经审查当事人申诉符合申诉主体、申诉期限、[38]客体（生效裁判）、管辖等申诉要件规定，符合再审事由规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应当再审；不符合的，依法作出不立案或不抗诉决定，抗诉程序终结。[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包括民事抗诉程序和法院再审程序）呈现出“申诉——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这样的结构。稍加比较分析，我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程序结构非常类似于所谓“再审之诉”的程序结构。 对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理论界有“一阶构说”、“二阶构说”和“三阶构说”之分。[40]一阶构说是将整个再审过程视为一个程序，没有进行阶段性划分。二阶构说则把整个再审程序划分为对再审事由的审查和对原诉的再审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即采用二阶构说。[41]三阶构说则将再审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对当事人再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42]对当事人再审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和对原诉进行再审审理的三个阶段。德国即采用三阶构说。[43]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构造的“再审之诉”情况如何呢？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仅就管辖法院、发动主体及再审事由、申请再审期限及决定再审后的审理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如何处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没有相关程序规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再审程序实际上包括下述三个阶段：立案受理阶段、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经验，通过增加第180条和第181条的内容，对立案受理阶段和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分别予以明确，加之重排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对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沿袭，我国初步建立了“立案受理（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三阶架构的“再审之诉”制度。[44]与三阶架构程序相适应，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完整的再审司法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权——再审事由审查权——再审审理权”。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权统称为“再审审查权”。因此，完整的再审司法权包括程序上前后相继的“再审审查权”和“再审审理权”。 与我国三阶架构“再审之诉”制度相比对，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呈现出类似的程序阶段“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一致，抗诉事由审查即等于再审事由审查；同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因此抗诉“在效果上”即可视同为法院再审裁定。如此，按照再审之诉“三阶构”划分标准，显然也可将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划分为“三阶构”，即“受理（立案）——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两相比对，区别仅在于：“再审之诉”中三阶段程序皆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而在民事抗诉中第一和第二阶段程序由人民检察院主持进行。[45]而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区别也仅在于：“再审之诉”是向法院申请权利救济，而申诉（申请抗诉）则是 向检察机关申请权利救济。显然，从这样的视角看，民事抗诉权不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权构成了“竞争”，而是与法院审判权构成了“竞争”。具体而言，从“再审之诉”角度看，民事抗诉权属于检察机关“分享”了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形式要件与再审事由的“再审审查权”。换言之，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民事案件完整的再审分别由检察机关和法院相继主持与完成，其中检察机关行使再审审查权，立法上即表现为民事抗诉权，[46]而法院则行使再审审理权。通过这样比对性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抗诉制度具有明显的“司法分权”的性质。 同时，这种“司法分权”还构成了“司法制约”的作用。具体而言，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完成了申诉案件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依法提出了抗诉，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即法院必须继续完成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法院不得借故将抗诉案件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可见，检察机关第一、第二阶段的再审审查权对法院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权构成了制约。由于抗诉源于当事人申诉，抗诉意见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后的全部或部分支持性结论，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不得将抗诉书所蕴含的当事人的再审诉请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显然，这样的检法制约有利于解决“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的“申诉难”问题，有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制度法理上同样重要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不仅仅“向后”（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法院再审审理权，事实上也“向前”（同样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当事人的诉权或申诉权。因为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和再审事由是否存在的审查，只有两者都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依法提起抗诉；如果申诉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再审事由不存在，那么检察机关均应依法作出不受理（立案）或不抗诉的决定。这样，民事抗诉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申诉进行“法律过滤”的作用，[47]能够规范当事人的申诉行为、约束当事人诉权的滥用。[48]因此，全面地看，民事抗诉制度在再审程序中起到了向前规范当事人诉权、向后制约法院审判权的作用。[49]就现实状况而言，某种意义上民事抗诉制度的这种制约性相比于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更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50] 综上所述，在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由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从民事诉讼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的实质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再审案件完整司法权的“司法分权制约”，它有利于保护（并规范）当事人再审诉权行使，也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实体合法权益。换言之，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应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论述的观点。“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对宪法规定的检察权之法律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也符合传统学理上对检察权的理论认识。[51]笔者认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概念对于理解民事抗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角度来看待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原先困扰我们的那些理论上的争议——如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抗诉是否影响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抗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等等，便可迎刃而解。诸如民事抗诉权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等观点，实际上是不攻自破的。既然法院再审审查权不存在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之说，原则上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会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52]此外，“司法分权制约”属于对司法权的制度性分配，并通过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而实现结构性制衡，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53] 需要说明的是，“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我们从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客观的逻辑性分析的结果，它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应该说目前也不属于检察系统自觉性的认识。笔者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理论上和实务上应将“再审司法分权制约”作为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自觉性定位。这样的制度定位既能够使我们在程序法理上更科学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和价值，而且也为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实践中加强推进和规范民事检察工作确定了方向。对此，笔者目前想到的原则性的建议是：可借鉴再审之诉的原理与制度架构，对民事抗诉制度与实践进行完善与改进，进一步合理界定抗诉权与诉权、抗诉权与审判权在再审程序中的关系，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抗诉权的“司法权化”，规范实务中可能存在的与此目标不相符的一些具体做法。[54]囿于本文任务所限，这些议题只好留 予后续讨论了。 注释: 参见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法学家》2007年第6期。 我国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并没有直接规定“诉”的形式，仍然叫“申请再审”，因此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为“再审之诉”，但显然申请再审制度在实质上已经粗略具备了“再审之诉”的基本内容，因而不妨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07年第23期，页19-20。）为此之故，下文凡提到我国“再审之诉”，均加双引号以示与典型再审之诉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同上注，页22；孙加瑞：“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工作五方面内容”， http： //www. jcrb. com/n1/jcrb1457/ca648347.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 参见赵钢：“仓促的修订 局部的完善——对《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页9。 目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笔者理解，制度目的是从主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功能则是从客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两者为同样事物的不同侧面，根据叙事的具体视角与情形，作不同的称谓。 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04-326。 参见刘家兴：“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回顾与思考”，《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页625。 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90。 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页362；刘家兴，见前注，页322；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76。 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大陆法系主要学说有三种：私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和解决纠纷说。前两种学说为德国学者所倡导，解决纠纷说为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所倡导。日本另一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则认为，解决纠纷是对私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的不同角度的看待而已。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5；江伟，见前注，页125-13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3。 [11]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习惯上较常见的用语是“维护国家法制”，其实质应视同于“维护法律秩序”。 [12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12；柴发邦，见前注，页100、359；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页54。 [1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页610。 [14]正因为保护当事人私权利与维护国家法制的法理一致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将保护私权利和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作为民事诉讼同一作用的不同表述。参见谷口安平，见前注，页42。 [15]按照德国学者介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服务于维护法律制度之目的情形下（如因重婚而提起的撤销婚姻诉讼），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与否并不仅仅由直接的当事人决定，即使当事人反对，某国家机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职能机构”也可以提起诉讼或上诉。（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5。）这样的立法例对理解本文此处所叙述的民事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16]较为具体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家兴，见前注，页312-314。当然，就第四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审判人员也很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但相对于本案审理而言，这些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中立、公正之程序法要求。因此，即使这些行为不触犯刑法，不构成犯罪，也仍然视为违反程序法，构成抗诉事由。 [17]刘家兴，见前注，页322。 [18]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页62。 [19]刘家兴，见前注，页322。 [20]参见潘剑锋：“论证明的相对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1]杨立新，见前注[12]，页56。 [22]至于何谓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新证据”，基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确定。参见王景琦：“民事抗诉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08年第13期。 [23]参见王胜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http： //www. npc. gov.cn/npc/zt/2008-02/21/content_1494775. 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10日。 [24]关于这一点，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报告中也得到明确印证。审议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是必要的。”见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结果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5。 [25]修正案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民事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在原理或功能上有所区别。参见王亚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页188。 [26]同上注，页187。 [27]笔者曾在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近八年。一个较深的个人体会是，民事行政检察办案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就当事人确有理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就理由不成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妥当、合理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在中央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对依法抗诉与妥当息诉可以说是同等重视的。抗诉与息诉工作的辩证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强大作用力。 [28]参见傅国云：“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检察论坛》2001年第3期。 [29]刘家兴，见前注，页327-328。 [30]2001年《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缺席判决。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表示撤回申请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机关同意的，按撤诉处理，作出裁定书；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而在浙江省，根据检法两家共识，申诉人在抗诉再审过程中撤回申诉的，原则上也是要终结再审程序。 [31]对于在实务中民事抗诉之法律监督权受制于当事人诉权的分析与批判，请参见庄建南、傅国云、杨联民、宋小海、王水明：“民事抗诉属性研究”，《中国检察》（第6卷），张智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2]学理上，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适用法律强制性解决当事人纠纷，因此永远同时涉及两种利益：保护当事人权利之私人利益和实施国家法律之国家利益或普遍利益。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更强调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公民权利观念明显增强和民事纠纷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国自然地更强调权利保护，更加尊重公民和法人的诉权。正如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消除错误判决的普遍利益也是巨大的，但相对当事人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398。 [33]这一点从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年来，民事诉讼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王胜明，见前注[23]。 [34]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较为详备的论述，参见石少侠：《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35]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页43。 [36]这种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竞争”是因为两者服从于不同的目的所致，不能视为抗诉权“侵害”诉权。因为在原民事抗诉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认为民事案件的利益并不限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包括国家法制这一国家利益。诉权服务于私人利益，而抗诉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民事诉讼处分权受到国家的干预，因此抗诉权优先于诉权那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3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根据笔者了解，修正案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研究、修改办案规则。 [38]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但是检察实务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申诉期限原则上应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相一致。 [3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40]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4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阶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8。 [42]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形式审查主要是指对申请再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申请再审文书是否合格，被请求再审的判决是否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是否为受到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当事人在诉状中是否主张了原判决存在着法定的再审事由，再审之诉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是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等。经审查，如不符合法定的诉讼要件，一般不予受理。可参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43]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4。笔者认为，再审之诉程序构造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理上，任何再审程序一般都要经过案件受理、再审事由审查和原案再审审理等三个阶段，无非是对这些阶段的学理概括存在不同而已。例如，日本是采用二阶构论，即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但是它是“经过对再审诉状及其记载样式的形式性审查之后”才进入第一阶段，因此实质上同样包含了三阶构内容。参见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4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前注，页19-20。 [45]当然，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受理、立案”程序内容与再审之诉中“受理、立案”具体有所区别，例如当事人递交的文书名称即不同，级别管辖也不同。但审查案件形式要件的基本点是共通的。 [46]民事抗诉权属于制度性权力，它不仅仅是指“提起抗诉”的权力，而且包含了从申诉受理、审查到决定提起抗诉之全过程的职权。 [47]实务中，检察机关近年来通过加强抗诉书的“说理”的方式来强化对申诉案件的审查，阻却、过滤不合格案件，提高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参见庄建南、傅国云、陈旭昶、宋小海：“民行抗诉书说理研究”，《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 [48]现实中既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无限申诉”、“反复申诉”和“无理缠诉”的现象。前一种现象涉及审判权的滥用，而后一种现象则涉及诉权的滥用。参见李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民事再审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法商论丛》2008年第三卷，页35；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07年第2期。 [49]从这一点看，民事抗诉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法律监督的结构上具有类似之处。刑事公诉权被认为是刑事诉讼领域分权制衡的典型模式，它向前制约警察活动、向后制约法官司法权的行使。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理论认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 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6-17。 [50]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的抗诉应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统一渠道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参见傅郁林：“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人大研究》2011年第4期，页14；汤维建：“检察抗诉应当成为民事再审启动的惟一机制”， http： //www.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441，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8日。 [51]分权制衡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参见石少侠，见前注[34]，页68-71。 [52]有学者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因错误裁判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一种扶助，是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起来的努力，因此有利于真正的平等对抗。（参见龙宗智，见前注[12]，页285。）这种新颖见解富有启发意义。但从“司法分权制约”视角看，抗诉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恪守中立原则，本身就是以尊重诉讼平等原则为前提的。 [53]笔者认为，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集权——即将司法权集中、专门由某系列的机关行使而排斥其他系列的机关依法行使。司法独立只能理解成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或承担司法职责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不能简单理解成由单系列的法院集中行使。实际上，司法独立不排斥司法分权，就像“主权独立”不排斥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配置一样。诸如立法、行政、司法之类的分权是国家权力的“首级分权”，它绝不排除对“首级分权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根据实际情况再行“次级分权”，以实现某种制衡。如将行政权划分为执法权和监察权，分别由不同部门或机关行使（我国台湾还专门设置了监察院）。同样司法权也可以再行分权，而且司法分权的模式在理论上也是不限定的，端视一个国家政治、历史和法治文化等具体情形而定。例如在法国，司法权或审判权即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共同行使，分工负责。司法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而行政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负责审理行政争议案件。此外，法国又专门设置了管辖权争议裁判法院，用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管辖争议。（参见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14。）我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并行设置体制，则属于我国特色的司法分权体制。 [54]抗诉权应借鉴再审之诉实现“司法权化”，是否意味着抗诉程序也应像申请再审程序一样进行“诉讼化改造”呢？对此，笔者暂无确定性的考量。实际上，在再审之诉程序中诉的形式审查和再审事由审查的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做法。例如，德国关于再审事由的审查是按照诉讼方式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的，而后再下裁判，应属于诉讼程序。而在日本，再审事由的审查是采取以职权探知、非公开审查和书面审查为原则的决定程序。分别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3；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第4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简称“修正案”），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一共有19个条文，分别涉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计4个部分的修改与删除。而其重点在于破解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问题。按照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性解读，修正案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了“诉讼化改造”，[1]从再审申请的管辖、再审事由、提起、法院受理与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再审法院级别等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了诉权的特征，可以说初步构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制度。[2]而其中的亮点则是将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较为概括的当事人申请再审5项事由，具体细化为较为明确的所谓“十三项加一款”再审事由，增强了再审申请和法院审查的可操作性与程序保障。

同时，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修正案还用两个条文（即《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八”和“九”两条）对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进一步具体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3]至于民诉法学界，就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则主要是从抗诉事由细化有助于抗诉权依法有效行使这一角度来看待前述修改内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总体上变化不大。[4]

笔者认为，虽然修正案仅有两个条文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从条文数量和表面内容上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立足于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并结合对民事检察实务的考察，对原民事诉讼法和修正案文本予以逻辑性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事抗诉制度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事抗诉制度的某种“完善”或“强化”，而已经是属于制度目的或功能的转型。[5]基于这种功能性转型，我们应当在学理上重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定位，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民事抗诉的性质和意义。

一、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抗诉制度（下文简称“原民事抗诉制度”，以区别于修改后的民事抗诉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再审程序提起的三种方式，即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通常理论上可将前两种方式称之为因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引起的再审，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称之为因诉权引起的再审。[6]前者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后者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7]按照我国法制和学理上的一般见解，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权与职责，其间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 1991年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第14条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便是民事抗诉制度。[8]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此可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性质属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当然，这些都是共识性的认知，罕有争议。

不过，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审判权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其目的应当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权利救济），对此学界殊有疑议。[9]但是，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却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同时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德国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学说：私权利保护说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说。[10]循此界分，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设问：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提供救济，还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11]基于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督促法院纠正审判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12]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检察官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都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即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政府代理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13]

总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权利是根据法律而产生的，维护了国家法制往往也就是实现了权利救济，[14]因此如何断言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呢？笔者认为，“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在理念上毕竟泾渭分明，其必然导致民事抗诉制度的整体架构存在重大区别。

其一，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是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须有当事人有权利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可以称之为申诉或申请抗诉），始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之可能，检察机关不能“强行”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换言之，在预设权利救济为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诉应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由于国家法制作为国家利益之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依职权提出抗诉，而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15]换言之，在预设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要件。

其二，在提起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且其事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相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两者的事由进行区分。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应仅当法院审判违背法制（审判违法）的时候，方可依法提起民事抗诉，以督促法院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制。在维护国家法制之目的预设下，只要法院审判是依法进行的，即使裁判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民事抗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依照法理独立设置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

鉴于上述两点分析，对照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来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法制”。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的四项事由，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四项抗诉事由涉及案件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违法”。理由是：如果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那么裁判就缺乏依据，不符合程序法的要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违反实体法要求；而第三项和第四项均明显属于违反程序法。[16]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是以原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为前提的”。[17]“就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看，检察院依审判监督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抗诉。”[18]换言之，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体现的是对民事审判权违法行使的检察监督，它指向并督促纠正“审判违法”。而对于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尽管它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意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不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法定事由。[19]因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可以认定原裁判存在“客观上”的错误，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裁判违法。据此可以推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而不在于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

同时，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前述四项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可见，检察机关只要“发现”法院生效裁判“违法”，即可提起抗诉，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提，因此属于依职权进行的行为。这一点与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依职权启动再审，在道理上类似。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国家法制。当然，已如上文所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意在维护国家法制，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往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权利救济的效果。对此，只能说权利救济只是维护国家法制的附带效果，而非民事抗诉的直接目的。

二、民事抗诉制度的隐性变化

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看，民事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对照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据此，笔者认为可在理论上将原民事抗诉的事由概括为“审判违法”，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概括为“审判错误”。诚然，“审判违法”也是一种错误，属于法律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错误；而“审判错误”则不仅是指法律上的错误，也包括客观上的错误。所谓“客观上的错误”，是指法院裁判结论客观上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由于民事诉讼的固有特性，受制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以及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等综合因素，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具有“相对性”。[20]因此，符合法律的裁判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新的证据推翻原裁判”即属于审判具有客观上的错误而非法律上的错误。因此，严格而言原民事抗诉制度贯穿的理念是“违法必究”而非“有错必纠”；[21]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恰恰体现了“有错必纠”。可见，尽管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但是其间却蕴含了两者制度理念与功能定位的本质区别。

现在，让我们回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上来。笔者认为，修正案将人民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予以完全统一，这看似简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涉及民事抗诉制度功能“看不见的”或隐性的重大转变。

众所公认，修正案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即所谓“十三项加一款”是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项事由的具体化、明确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仍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因此自然也成为现行民事抗诉的首项事由。如此一来，按照上文分析理路，显然现行民事抗诉的事由将不仅仅限于“审判违法”，而是像当事人申请再审一样，概括性地指向“审判错误”。据此，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在法理上就很难简单地界定为“维护国家法制”。至少在检察机关依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况下，其目的只能界定为对当事人私权利进行救济。与此相适应，民事抗诉的程序也应当逻辑性地发生变化。因为既是权利救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自由，公权力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行予以救济，故须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置程序。同时，根据事理，原民事抗诉制度指向“审判违法”，而判断法院审判行为是否合法的全部依据是原审诉讼材料（体现为审判案卷）。因此，理论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阅法院审判卷宗，发现审判违法问题后直接依职权提起抗诉，无需依赖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新证据一般由当事人持有或发现，且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之法理，检察机关不能主动替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故而新证据须由当事人通过申诉的方式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22]这样也导致民事抗诉在信息上依赖当事人申诉，而难以主动依职权提起。总之，在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诉为前置程序，且抗诉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权利提供救济。

那么，能否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兼容了权利救济（依据新证据提起抗诉的情形）和维护国家法制（依据其余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两部分？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已经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在整体上“悄然”转变为“权利救济”。理由如下：

首先，民事抗诉制度应为内在统一的整体，将其目的割裂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民事抗诉制度统一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并且由民事诉讼法作统一规定，民事抗诉的权源、主体、权限、事由、程序以及抗诉后的再审程序都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应当将民事抗诉制度看作无差别的整体，其制度目的应当是划一的。既然目的划一，则该目的只能理解为“权利救济”，即凡出现“裁判错误”而可能损害当事人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启动再审，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渠道。否则，无法说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抗诉事由的理据。这一点上文已予以充分论述。

其次，这次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国家已久的“申诉难”。修正案“草案说明”认为：“申诉难”，难就难在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不少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23]因此，解决“申诉难”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24]正是出于此目的才对申请再审进行了“诉讼化”改造，才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相应修改。可见，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的立法初衷是解决当事人“申诉难”，丰富民事抗诉的事由，无疑拓宽了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渠道。同时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也可以明显看出立法层面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功能作同样对待。[25]此外，从民诉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将民事抗诉作为当事人救济途径来认识的。[26]

最后，司法实务中原民事抗诉制度的功能基本上早已由“逻辑上的”维护国家法制转向“事实上的”权利救济，修正案不过是在立法上合理地反映了司法实践的状况。从民事检察实务来看，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几乎百分之百来源于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纯粹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形非常罕见。因此，尽管制度法理上原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的，但在实务中当事人为了谋求自身权利救济而向检察机关申诉却是民事抗诉现实而强大的推动力。[27]而检察机关也有意识地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纠纷、挑起纷争，强调尊重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避免上门揽案、诱导当事人申请抗诉等问题，[28]尤其在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是注重维护和谐稳定，罕有主动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况。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再审时按照原审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进行。[29]换言之，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启动的再审仍然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而非某种特别的审判程序。显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法理，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矛盾运动所推动。而当事人往往是按照实现自己实体权利的意愿来决定如何具体处分诉权（即所谓处分原则），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因此，抗诉后再审程序的进行归根到底仍然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受制于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甚至，当事人诉权“架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现象在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检察机关（基于当事人申诉）提出民事抗诉后，法院再审时申诉人基于某种现实考虑又向法院撤回申诉。而按照司法实务习惯做法，检法两家对民事抗诉的申诉人在再审时撤回申诉的做法基本上是允许的——即终结再审，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0]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之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即无法实现。如果说将再审程序进行到底，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抗诉意见，并依法作出改判或撤销原裁判，因而实现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那么显然它也是在当事人在再审中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而积极行使诉权的情况下方得以实现的。综上所述，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上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制”，“权利救济”是附带效果，但在实务中民事抗诉基本源于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实体权益而提起的申诉的实际推动，并且在抗诉后再审时，再审程序的进行仍最终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因此，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而“维护国家法制”反而成为了“权利救济”的附带效果。[31]

综上所述，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修正案合理地反映了民事检察的实务状况，其立法修改的概括理念即是加大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并因此统一了申请再审与民事抗诉的事由。由此，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悄然完成了“隐性转变”，即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和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维护国家法制”侧重于国家秩序，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家至上的法制理念相适应；而“权利救济”则侧重于公民权利，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及注重权利的法治观念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民事抗诉制度目的的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权利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32]当然，从微观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目的之转变也是与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迅猛上升及由此引发公民上访、申诉等社会现象的激增，密切相关。后者迫使国家司法更加关注公民权利救济和民事纠纷解决。这也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原因。[33]

三、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重新认识

已如上文所述，从宪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行为的法律监督。民事抗诉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属于对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一般认识而非具体认识。由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属于宪法层面的概括性的权力，部门法层面上还可以分为更加具体的权能，如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民事抗诉权，等等。[34]因此，理论逻辑上必然还存在从部门法层面对各项具体检察权能的定位分析，也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具体认识”。如何从民事诉讼法层面或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具体认识，直接关系到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评判和制度建设，因而非常重要。只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或简单化。

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学界（包括实务界）习惯上将民事抗诉视为与法院依职权启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的三种启动再审的方式之一。[35]这样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民事抗诉制度的深度理解。尤其是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作为“再审启动方式”看待的视角，很容易造成检察机关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竞争”的假象，甚至造成所谓抗诉权“侵害”诉权的片面观感。如果说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权利救济有所不同，因此理论上存在抗诉权与诉权“竞争”的可能。例如，如果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即使当事人服判，那么理论上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提起抗诉，纠正枉法行为，以维护国家法制。[36]但是，民事抗诉制度目的转变为权利救济后，民事抗诉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不再存在平行“竞争”的可能。而且“再审启动方式”这样简单的视角也不再能够深度反映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可能意涵。

由于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面对当事人的申诉，检察机关构建了一整套受理、立案和审查当事人申诉的程序，以便作出抗诉与否的结论。[37]原则上，经审查当事人申诉符合申诉主体、申诉期限、[38]客体（生效裁判）、管辖等申诉要件规定，符合再审事由规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应当再审；不符合的，依法作出不立案或不抗诉决定，抗诉程序终结。[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包括民事抗诉程序和法院再审程序）呈现出“申诉——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这样的结构。稍加比较分析，我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程序结构非常类似于所谓“再审之诉”的程序结构。

对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理论界有“一阶构说”、“二阶构说”和“三阶构说”之分。[40]一阶构说是将整个再审过程视为一个程序，没有进行阶段性划分。二阶构说则把整个再审程序划分为对再审事由的审查和对原诉的再审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即采用二阶构说。[41]三阶构说则将再审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对当事人再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42]对当事人再审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和对原诉进行再审审理的三个阶段。德国即采用三阶构说。[43]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构造的“再审之诉”情况如何呢？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仅就管辖法院、发动主体及再审事由、申请再审期限及决定再审后的审理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如何处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没有相关程序规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再审程序实际上包括下述三个阶段：立案受理阶段、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经验，通过增加第180条和第181条的内容，对立案受理阶段和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分别予以明确，加之重排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对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沿袭，我国初步建立了“立案受理（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三阶架构的“再审之诉”制度。[44]与三阶架构程序相适应，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完整的再审司法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权——再审事由审查权——再审审理权”。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权统称为“再审审查权”。因此，完整的再审司法权包括程序上前后相继的“再审审查权”和“再审审理权”。

与我国三阶架构“再审之诉”制度相比对，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呈现出类似的程序阶段“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一致，抗诉事由审查即等于再审事由审查；同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因此抗诉“在效果上”即可视同为法院再审裁定。如此，按照再审之诉“三阶构”划分标准，显然也可将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划分为“三阶构”，即“受理（立案）——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两相比对，区别仅在于：“再审之诉”中三阶段程序皆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而在民事抗诉中第一和第二阶段程序由人民检察院主持进行。[45]而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区别也仅在于：“再审之诉”是向法院申请权利救济，而申诉（申请抗诉）则是向检察机关申请权利救济。显然，从这样的视角看，民事抗诉权不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权构成了“竞争”，而是与法院审判权构成了“竞争”。具体而言，从“再审之诉”角度看，民事抗诉权属于检察机关“分享”了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形式要件与再审事由的“再审审查权”。换言之，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民事案件完整的再审分别由检察机关和法院相继主持与完成，其中检察机关行使再审审查权，立法上即表现为民事抗诉权，[46]而法院则行使再审审理权。通过这样比对性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抗诉制度具有明显的“司法分权”的性质。

同时，这种“司法分权”还构成了“司法制约”的作用。具体而言，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完成了申诉案件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依法提出了抗诉，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即法院必须继续完成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法院不得借故将抗诉案件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可见，检察机关第一、第二阶段的再审审查权对法院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权构成了制约。由于抗诉源于当事人申诉，抗诉意见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后的全部或部分支持性结论，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不得将抗诉书所蕴含的当事人的再审诉请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显然，这样的检法制约有利于解决“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的“申诉难”问题，有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制度法理上同样重要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不仅仅“向后”（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法院再审审理权，事实上也“向前”（同样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当事人的诉权或申诉权。因为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和再审事由是否存在的审查，只有两者都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依法提起抗诉；如果申诉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再审事由不存在，那么检察机关均应依法作出不受理（立案）或不抗诉的决定。这样，民事抗诉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申诉进行“法律过滤”的作用，[47]能够规范当事人的申诉行为、约束当事人诉权的滥用。[48]因此，全面地看，民事抗诉制度在再审程序中起到了向前规范当事人诉权、向后制约法院审判权的作用。[49]就现实状况而言，某种意义上民事抗诉制度的这种制约性相比于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更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50]

综上所述，在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由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从民事诉讼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的实质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再审案件完整司法权的“司法分权制约”，它有利于保护（并规范）当事人再审诉权行使，也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实体合法权益。换言之，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应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论述的观点。“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对宪法规定的检察权之法律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也符合传统学理上对检察权的理论认识。[51]笔者认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概念对于理解民事抗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角度来看待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原先困扰我们的那些理论上的争议——如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抗诉是否影响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抗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等等，便可迎刃而解。诸如民事抗诉权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等观点，实际上是不攻自破的。既然法院再审审查权不存在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之说，原则上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会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52]此外，“司法分权制约”属于对司法权的制度性分配，并通过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而实现结构性制衡，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53]

需要说明的是，“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我们从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客观的逻辑性分析的结果，它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应该说目前也不属于检察系统自觉性的认识。笔者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理论上和实务上应将“再审司法分权制约”作为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自觉性定位。这样的制度定位既能够使我们在程序法理上更科学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和价值，而且也为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实践中加强推进和规范民事检察工作确定了方向。对此，笔者目前想到的原则性的建议是：可借鉴再审之诉的原理与制度架构，对民事抗诉制度与实践进行完善与改进，进一步合理界定抗诉权与诉权、抗诉权与审判权在再审程序中的关系，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抗诉权的“司法权化”，规范实务中可能存在的与此目标不相符的一些具体做法。[54]囿于本文任务所限，这些议题只好留予后续讨论了。 注释:

[1]参见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法学家》2007年第6期。

[2]我国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并没有直接规定“诉”的形式，仍然叫“申请再审”，因此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为“再审之诉”，但显然申请再审制度在实质上已经粗略具备了“再审之诉”的基本内容，因而不妨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07年第23期，页19-20。）为此之故，下文凡提到我国“再审之诉”，均加双引号以示与典型再审之诉的区别。

[3]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同上注，页22；孙加瑞：“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工作五方面内容”， http： // jcrb. com/n1/jcrb1457/ca648347. 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

[4]参见赵钢：“仓促的修订　局部的完善——对《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页9。

[5]目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笔者理解，制度目的是从主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功能则是从客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两者为同样事物的不同侧面，根据叙事的具体视角与情形，作不同的称谓。

[6]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04-326。

[7]参见刘家兴：“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回顾与思考”，《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页625。

[8]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90。

[9]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页362；刘家兴，见前注[6]，页322；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76。

[10]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大陆法系主要学说有三种：私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和解决纠纷说。前两种学说为德国学者所倡导，解决纠纷说为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所倡导。日本另一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则认为，解决纠纷是对私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的不同角度的看待而已。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5；江伟，见前注[9]，页125-132； （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3。

[11]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习惯上较常见的用语是“维护国家法制”，其实质应视同于“维护法律秩序”。

[12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12；柴发邦，见前注[9]，页100、359；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页54。

[1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页610。

[14]正因为保护当事人私权利与维护国家法制的法理一致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将保护私权利和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作为民事诉讼同一作用的不同表述。参见谷口安平，见前注[10]，页42。

[15]按照德国学者介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服务于维护法律制度之目的情形下（如因重婚而提起的撤销婚姻诉讼），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与否并不仅仅由直接的当事人决定，即使当事人反对，某国家机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职能机构”也可以提起诉讼或上诉。（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10]，页4-5。）这样的立法例对理解本文此处所叙述的民事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

[16]较为具体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家兴，见前注[6]，页312-314。当然，就第四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审判人员也很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但相对于本案审理而言，这些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中立、公正之程序法要求。因此，即使这些行为不触犯刑法，不构成犯罪，也仍然视为违反程序法，构成抗诉事由。

[17]刘家兴，见前注[6]，页322。

[18]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页62。

[19]刘家兴，见前注[6]，页322。

[20]参见潘剑锋：“论证明的相对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1]杨立新，见前注[12]，页56。

[22]至于何谓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新证据”，基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确定。参见王景琦：“民事抗诉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08年第13期。

[23]参见王胜明：《关于的说明》， http： // npc. gov.cn/npc/zt/2008-02/21/content_1494775. htm，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10日。

[24]关于这一点，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报告中也得到明确印证。审议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是必要的。”见胡康生：《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审议结果的报告》，载《修改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5。

[25]修正案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民事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在原理或功能上有所区别。参见王亚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页188。

[26]同上注，页187。

[27]笔者曾在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近八年。一个较深的个人体会是，民事行政检察办案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就当事人确有理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就理由不成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妥当、合理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在中央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对依法抗诉与妥当息诉可以说是同等重视的。抗诉与息诉工作的辩证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强大作用力。

[28]参见傅国云：“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检察论坛》2001年第3期。

[29]刘家兴，见前注[6]，页327-328。

[30]2001年《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缺席判决。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表示撤回申请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机关同意的，按撤诉处理，作出裁定书；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而在浙江省，根据检法两家共识，申诉人在抗诉再审过程中撤回申诉的，原则上也是要终结再审程序。

[31]对于在实务中民事抗诉之法律监督权受制于当事人诉权的分析与批判，请参见庄建南、傅国云、杨联民、宋小海、王水明：“民事抗诉属性研究”，《中国检察》（第6卷），张智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2]学理上，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适用法律强制性解决当事人纠纷，因此永远同时涉及两种利益：保护当事人权利之私人利益和实施国家法律之国家利益或普遍利益。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更强调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公民权利观念明显增强和民事纠纷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国自然地更强调权利保护，更加尊重公民和法人的诉权。正如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消除错误判决的普遍利益也是巨大的，但相对当事人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10]，页398。

[33]这一点从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年来，民事诉讼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王胜明，见前注[23]。

[34]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较为详备的论述，参见石少侠：《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

[35]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页43。

[36]这种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竞争”是因为两者服从于不同的目的所致，不能视为抗诉权“侵害”诉权。因为在原民事抗诉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认为民事案件的利益并不限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包括国家法制这一国家利益。诉权服务于私人利益，而抗诉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民事诉讼处分权受到国家的干预，因此抗诉权优先于诉权那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3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根据笔者了解，修正案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研究、修改办案规则。

[38]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但是检察实务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申诉期限原则上应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相一致。

[3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发布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40]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4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阶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8。

[42]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形式审查主要是指对申请再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申请再审文书是否合格，被请求再审的判决是否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是否为受到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当事人在诉状中是否主张了原判决存在着法定的再审事由，再审之诉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是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等。经审查，如不符合法定的诉讼要件，一般不予受理。可参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43]尧厄尼希，见前注[10]，页402-404。笔者认为，再审之诉程序构造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理上，任何再审程序一般都要经过案件受理、再审事由审查和原案再审审理等三个阶段，无非是对这些阶段的学理概括存在不同而已。例如，日本是采用二阶构论，即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但是它是“经过对再审诉状及其记载样式的形式性审查之后”才进入第一阶段，因此实质上同样包含了三阶构内容。参见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4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前注[2]，页19-20。

[45]当然，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受理、立案”程序内容与再审之诉中“受理、立案”具体有所区别，例如当事人递交的文书名称即不同，级别管辖也不同。但审查案件形式要件的基本点是共通的。

[46]民事抗诉权属于制度性权力，它不仅仅是指“提起抗诉”的权力，而且包含了从申诉受理、审查到决定提起抗诉之全过程的职权。

[47]实务中，检察机关近年来通过加强抗诉书的“说理”的方式来强化对申诉案件的审查，阻却、过滤不合格案件，提高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参见庄建南、傅国云、陈旭昶、宋小海：“民行抗诉书说理研究”，《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

[48]现实中既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无限申诉”、“反复申诉”和“无理缠诉”的现象。前一种现象涉及审判权的滥用，而后一种现象则涉及诉权的滥用。参见李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民事再审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法商论丛》2008年第三卷，页35；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07年第2期。

[49]从这一点看，民事抗诉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法律监督的结构上具有类似之处。刑事公诉权被认为是刑事诉讼领域分权制衡的典型模式，它向前制约警察活动、向后制约法官司法权的行使。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理论认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6-17。

[50]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的抗诉应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统一渠道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参见傅郁林：“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人大研究》2004年第4期，页14；汤维建：“检察抗诉应当成为民事再审启动的惟一机制”， http： //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441，最后访问日期： 2010年1月8日。

[51]分权制衡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参见石少侠，见前注[34]，页68-71。

[52]有学者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因错误裁判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一种扶助，是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起来的努力，因此有利于真正的平等对抗。（参见龙宗智，见前注[12]，页285。）这种新颖见解富有启发意义。但从“司法分权制约”视角看，抗诉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恪守中立原则，本身就是以尊重诉讼平等原则为前提的。

第5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在《教师申诉行政制度中的若干思考》一文中已对教师申诉的法律性质作了基本阐述，在这里再作进一步讨论。

1、教师申诉的法律依据：

教师申诉法律制度的建立，是我国《教师法》第39条所规定。1995年10月6日国家教委的教人［1995］81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对教师申诉案件的管辖、受理条件、以及处理程序、法律救济措施等方面作出了简要的具体规定。此后，依据该实施意见的「十、各地可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教师法》的实施办法。的规定，各地对教师申诉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北京市教师申诉办法（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及《关于办理教师申诉工作若干规定》（1998年11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西政发[1998]22号文件印发根据2000年7月27日西政发[2000]30号文件修改）、《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自2004年1月15日起施行）》、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人大颁布《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成都市教育委员会1998年9月3日颁布并施行《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而后（注：具体日期不详）成都市教育局制定了《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等等。

各地所制定的办法、意见、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以《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地方行政法规作为制定的法律依据。以此为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1、教师申诉制度是教育行政机关依据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所建立的、一项“特殊”的为保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2、教师申诉法律有着较为严格的主体、受理范围、特定的处理行政机关、以及处理的程序与期限。3、对教师申诉案件作出处理是教育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教育系统内部的纠纷调解行为，更不是教育系统的内部事务。4、教育行政机关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是行政法律文书。5、提起申诉的教师对于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个案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2、相关法律问题

（1）、关于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

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教师申诉的受理机关应当是行政区域内的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如政府法制局等。

（2）、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八教师申诉规定“（四）行政机关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后，应当将申诉处理决定书发送给申诉当事人。申诉处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发生效力。”、“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隶属的人民政府申请复核。其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不少人认为，根据教育部实施意见对于教师申诉“凡申诉内容不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的不能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教师申诉必然是涉及教师合法权益，而此时的合法权益往往直接或间接的包含着教师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如果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与保障，必然损害其人身权或财产权。其次，2000年3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得非常明确，即只要是“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即可提起行政诉讼。教育行政机关所作出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只能是行政行为，也只能是教育行政机关或人民政府的其他行政部门方可有权作出这样的行为，其他行政机关和组织无此职权。第

三、教育部的实施意见将教师申诉内容人为分为两类是不合适的，这点各地方所制定实施教师申诉制度具体的办法、意见与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均已舍弃这种分类方式。《苏州市教师申诉办法》第16条规定“申诉当事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原受理申诉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核。申诉人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事项符合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理条件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未舍弃了“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关于教育行政机关作出处理的文书形式：

根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规定，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决定予以受理的教师申诉案件处理作出的文书形式是唯一的、即只能是《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

（4）、关于教师申诉后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诉性：

二、成都市教育行政机关“教师申诉”处理存在的问题：

1、《成都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教师申诉若干问题的暂行意见》存在的问题

该暂行意见系当时的市教委，现在的市教育局依据《教师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以及《四川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条例》所作的规范性文件。该暂行意见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规定教师申诉当事人对《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的任何救济措施；2、未明确《不予受理决定书》与《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效力性质，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对教师申诉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均未作出规定。3、承担义务的一方若不执行教育行政机关作的《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如何处理也未规定。这样的暂行意见如何执行，其《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往往也是如同空纸一张，这样情形即使教育行政机关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也不能切实有效的保护申诉教师的合法权益，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并且在成都市也有现实的教师申诉案例（老兵网-转业干部配偶为何被成都大学除名）证明这一事实。

2、《成都市教育局受理教师申诉指南》存在的问题

该指南为成都市教育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国家教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若干问题的实施意见》所制定。文中的“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即成都市教育局下属的不具有国家机关法人资格的一个行政处（室）。该指南存在的主要问题：1、没有对处理文书的要求作出规定；2、在正文条款中使用了《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这一错误作法的性质非常严重，其

一、直接违法了法律与地方行政法规“作出处理决定”的法律规定；其

二、“意见书”与《决定书》在法律性质上、法律效力上、国家公文的类别上均是两类截然不同的文书，使用“意见书”无疑将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为地变成了内部意见或建议，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侵害教师申诉当事人的申诉合法权益、残酷地、无情地剥夺申诉当事人寻求法律救济的手段与途径。3、使用“意见书”无疑推卸了教育行政机关保护教师与申诉教师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同时也逃避了承担以行政方式要求过错方（责任方）执行处理决定的法定职责与义务，充其量是个“督促执行”；4、在办事流程图的中送达与执行的办事流程中，又载明为《教师申诉处理决定书》，而无前面文字表述中的《教师申诉处理意见书》，此时给教育行政机关的下属具体经办机构与人员有了使用文书的自由选择权，即给有某些个人以权谋“……”或推卸责任的足够空间。

结束语：

对履行教育教学职责专业人员的教师，教育行政机关正是通过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维护教师合法权益，而教师申诉就是最能体现教育行政机关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具体措施之一。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也是在教师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教师在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无法达到维权目的的情况下，我国法律上设置最后一道司法救济途径。如果对于教师申诉不能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么教师申诉就是空话，没有行政诉讼的法律救济手段，教师申诉制度也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任何意义。

第6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内容提要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问题，尤其是生效离婚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本文结合案例，借鉴国外既判力理论和诉讼法，探究我国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法律依据，进而提出离婚诉讼生效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扩张的观点。 「关 键 词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2002 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 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 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 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 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 “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 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包括时间、客观、主观范围三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的问题。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第三人等。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案外第三人可能与本案诉讼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法的安全性和权利的稳定性明显不利，这就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情形扩大既判力适用的主观范围。具体来说，既判力扩大的主观范围可及于以下主体：（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承继人。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3）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诉讼通常是解决当事人间具有利害关系的纠纷，因而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间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例处地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一般第三人，否则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纠纷的合理、高效解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① 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监护权的诉讼、抚养子女的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等，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一般第三人；②对于有关法人关系或其他团体关系之诉（如代表人诉讼）所做出的形成判决，因其有对世效力，故形成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一般第三人都有既判力。 调解书是法院对当事人通过调解而依法达成的协议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已得到最终的解决，从而在法律上成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对此法律关系再生争议，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再行起诉。因此，生效的调解书与终局判决有同等的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89 条也规定：“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拘束力、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可见，法律赋予调解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基于前述离婚诉讼判决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因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也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父母不履行生效离婚调解书中确认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时，子女可依生效离婚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例证。 结合前文所述案情，该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应向陈伟霞、陈伟丽扩张，故陈伟霞、陈伟丽可依生效调解书直接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注释： 参见李祖军、蔡维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参见石萍：《判决的既判力应予尊重》。 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 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王国征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廖春

第7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分歧]：

    对原告的起诉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合议庭有二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所受伤害是轻微皮外伤，伤害十分明显，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贯彻意见》）第168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赔偿的诉讼期间为2003年2月2日至2004年2月2日。而原告提起诉讼距其受到伤害之日长达一年零十六天，已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是原告在纠纷发生当日即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公安机关处理，且公安机关也进行了多次调解，并在原告起诉前十日作出了对被告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申请公安机关处理的请求，已阻碍了时效的进行，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和《贯彻意见》第174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公安机关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重新起算。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为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高效地处理民事纠纷案件，各国民法都规定了提起诉讼的时效，如果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利，即丧失依诉讼程序保护其权利的可能性。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至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分为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对于因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为一年。《贯彻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分二种情况：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就本案而言，原告龚敬受到被告梁杰的侵害所造成的“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伤害是明显的，因此，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本应当是从受到伤害之日起算，即是2003年2月2日至2004年2月2日间。但是，由于原告在受到侵害当日即已向公安机关提出处理的请求，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对本条所指的“起诉”，应作广义的解释，不能只局限于向法院提起普通的民事诉讼，还应包括反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法院申请执行、请求行政机关处理、接受调解等，只要符合法律的要求，都应发生与起诉相同的效果。对“起诉”的这种广义的解释，也是符合立法意图的，这从《贯彻意见》第174条“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的规定中可以体现。那么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何时开始重新起算，由于公安机关的调解一直处于持续中，何时算是“经调处达不成协议”，包括被告在内也无从知晓，因此应推定公安机关对被告梁杰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之日为“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日期，本案诉讼时效期间的重新起算，也应从该日起。

    受案法院采纳第二种意见作出了判决，当事人没有上诉，本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8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第一条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一般适用本意见审理。

    对于指控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对被告人认罪的部分,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二条下列案件不适用本意见审理:

    1、被告人系盲、聋、哑人的;

    2、可能判处死刑的;

    3、外国人犯罪的;

    4、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5、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6、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被告人不认罪或者不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的;

    7、其他不宜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认为符合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本意见审理。

    对于人民检察院没有建议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同意的,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四条人民法院在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案件前,应当向被告人讲明有关法律规定、认罪和适用本意见审理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确认被告人自愿同意适用本意见审理。

    第五条人民法院对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

    第六条对于决定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可以阅卷。

    第七条对适用本意见开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询问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的意见,核实其是否自愿认罪和同意适用本意见进行审理,是否知悉认罪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对于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同意适用本意见进行审理的,可以对具体审理方式作如下简化:

    (一)被告人可以不再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供述。

    (二)公诉人、辩护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的讯问、发问可以简化或者省略。

    (三)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合议庭经确认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无异议的,可以当庭予以认证。

    对于合议庭认为有必要调查核实的证据,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或者控方、辩方要求出示、宣读的证据,应当出示、宣读,并进行质证。

    (四)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确定罪名、量刑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

    第八条适用本意见审理案件,应当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第十条对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一般当庭宣判。

第9篇：民诉法意见范文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两高会签文件；全程化；多元化

检察机关通过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实施监督，纠正审判机关的错误，对维护司法公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9年，中央制定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涉及检察工作的各个方面，中央政法委等五家单位制定了七个司改文件，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两高会签文件》）解决了长期制约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本文仅就文件对民事检察监督领域的影响作一探讨。

一、现行民事检察监督的困境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该条文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全过程均有监督权，但在分则部分，却将监督范围仅限为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监督方式仅限定为抗诉，大大限制了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的监督作用，比如，对调解的监督就未规定在内。据统计，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率超过全部审结案件的50%，如此多的案件却不在监督范围之内，虽然对确实违反法律或者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的调解，检察机关会通过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但是毕竟于法无据，效果不佳。

此外，基层检察机关无抗诉权，对于基层法院一审判决的抗诉。需要由同级基层检察机关向其上级检察机关提请抗诉，然后由上级检察机关向对应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实践中要由检法两级共四家单位参与，加剧了司法资源的紧张，诉讼效率难以保证，也造成了检察机关民事部门长期以来的上级院案件数量过多，而基层院民行部门无案可办的“倒三角”模式。

此外，由于抗诉是事后监督，难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民事审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虽然申诉人可能向检察机关反映法官违法审判的问题，但往往也很难举证，加上法院对抗诉案件的抗拒，使得诉讼效率低。总之，我国民事检察监督面临监督范围有限、形式单一和事后监督局限性的困境。

二、《两高会签文件》的现实意义

《两高会签文件》的出台，一定范围内改善了民事检察监督的现状，如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将调解也纳入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的监督范围。《两高意见》第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判决、裁定、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将再审检察建议明确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之一，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保证了再审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两高意见》第九条又规定，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本意见第五条、第六条以外违反法律规定情形，不适用再审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此条规定既将监督方式在抗诉、再审检察建议外进一步补充，又将监督的范围从生效的判决、裁定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进一步扩大，虽然未作列举式明确规定，但可以理解为民事审判的整个过程都应该涵盖在内。《两高会签文件》的出台使以往检察机关偏重刑事监督的现状有所改善，形成民事诉讼监督、行政诉讼监督与刑事诉讼监督协调发展的格局。

监督范围的拓展和多种监督方式的运用，带来的是抗诉工作倒三角格局的随之改变，对地方三级检察机关民行检察工作的困境都将有所改善，三级院的工作职能都将有所变化，如省院的抗诉工作量会有所减少；地市级院通过向同级法院发再审检察建议，同级监督的功能得到加强；基层民行职能也得到扩充。

三、如何践行《两高会签文件》第九条的规定

由于民事审判的违法行为，大多数表现在审判过程中，而非生效判决和裁定上。如违反管辖规定受理案件，无法律依据不受理案件，违法采取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措施，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强制调解、剥夺当事人质证权利、不遵守法定送法期限等①。《两高会签文件》第九条的规定正是对这些违法情形的监督提供了依据。笔者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贯彻第九条的规定：

（一）对民行检察部门办案人员提高要求，改变以往就案办案的模式，即要对法院审判卷宗进行全面审查，也要在结案文书中列明对审判各阶段的审查结果。改变以往偏重对判决书和裁定的审查的模式，可以要求承办人审查原审全部卷宗，在《民事行政审查终结意见书》中对各项审查意见一一列明。如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就要求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办案过程中对法院审判卷宗进行全卷复印或者拍照且将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审判违反的文书均要求入卷。②《民事行政审查终结意见书》要求重点审查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是否合法、认定主要事实的依据是否确实充分及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并作出审查意见。其中对法院审理案件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通过审查诉状、当事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材料，确定：①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②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关系（案由）是否确当；③管辖是否确当（确定法院管辖正确，需要有如属于被告所在地、属于合同签订地等具体的意见）；④是否有应当参加诉讼未参加情形；⑤是否存在回避的情形；⑥诉讼文书是否依法送达；⑦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⑧是否存在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情形；⑨是否存在遗漏或超出诉讼请求遗漏诉请事项及违反法定程序涉嫌渎职侵权等事项。

对法院认定证据及事实作出的审查意见，分列以下五项，即通过审查法院对证据的审核、质证、认证，确定：①原判归纳的争议焦点是否全面、准确，是否有应纳入而未纳入的争议焦点；②围绕争议焦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列举式）；③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具体权利义务、民事责任的事实的证据的调查、核实及补充调查核实情况；④法院是否存在应当调取证据未调取的情况；⑤是否存在新证据以及对新证据的调查核实情况等。

（二）法院主动邀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主动邀请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监督。人民法院承办法官报经院长同意后，可函请检察机关进行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检察机关受理后，人民法院在进行主要的诉讼程序时都必须通知检察机关列席，人民法院要表明检察机关列席人员的身份。检察机关可以根据需要要求人民法院提供相关程序情况的说明，借鉴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监督的相关做法，人民法院要在七日内书面说明相关程序进展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检察机关进行书面审查，期限为七天，不行使调查权。③检察机关对此类民事审判活动监督属于全程监督，相对于事后监督的被动性，监督效果更加明显。

（三）是当事人请求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受理后书面告之人民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但检察机关要遵循不告不理之原则。检察机关受理后，可要求人民法院在七日内说明相关程序情况，人民法院必须在七日内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查后认为无违法行为的，应当向当事人书面予以说明答复。经审查后认为有程序瑕疵的，应当发出检察建议并告之双方当事人。检察机关认为程序违法的，应当向人民法院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告之双方当事人。人民法院将改进情况和纠正情况在七日内函告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不改进或不纠正的，检察机关应当将相关情况书面报告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函告其同级人民法院。在审查程序中发现当事人有恶性诬陷、诽谤法官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发出相关建议，建议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予以处理。

结语

《两高会签文件》规定的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是对现行法律的突破。用司改文件代替立法，以实践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再写进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实践对司改文件的贯彻实施，承担着推动立法完善的重大使命。

注释：

①参见高明《基层民行检察纠正审判活动违法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