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精选(九篇)

第1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梁启超，一生拥有很多朋友，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个朋友很特别，就是周善培。周善培作为朋友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总是及时指出梁启超的缺点，很少说夸奖奉承的话，从而成为梁启超名副其实的诤友。

梁启超与周善培的相识，是在1889年秋，但两个人真正成为朋友，则是在1899年的日本东京。因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周善培到日本考察、学习，与梁启超再度重逢，二人相谈甚欢，结为至交。周善培当时提出了彼此交往的条件，即“互相多规过，少奖善”，就是要多给对方提意见，少夸奖少说奉承话，梁启超当即同意。周善培是这么说的，日后也是这么做的，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提醒梁启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尽了一个朋友的责任和义务。

当时，梁启超是保皇学说的积极倡导者，而且经常宣讲公羊学，周善培就劝他少谈保皇的空话，少讲公羊学说，多讲些周礼。从那以后，梁启超就很少讲公羊了，转而研究周礼学说，但对于保皇一事，他还坚持自己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周善培劝他少谈保皇是正确的，只是当时梁启超没听进去，但周善培已经尽了自己的一份心。还有一件事，梁启超也是没听周善培的规劝，但结果证明周善培当初的建议是正确的，就是出任国民政府司法总长一事。袁世凯当政时，召梁启超回国担任司法总长，周善培便劝梁启超不要就任，他说：“对德宗（光绪帝）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但梁启超碍于老师康有为的面子（康有为极力催促梁启超到北京就任），还是回国当了司法总长一职，结果错走了一步棋，一直为人所诟病。周善培认为梁启超的保守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一般的言语能劝说得了的，怎么才能让梁启超醒悟呢？想来想去，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写本书来劝说梁启超，他想到梁启超一向尊孔，就从孔子的书中找到了一些题目，花了半年时间写成了《论语时义》一书，每章都借孔子的题目讽刺梁启超的思想，然后让自己的弟弟周竺君带着书稿去见梁启超。梁启超当着周竺君的面看完了第一章，便连忙说道：“我已经遍身是汗，不能往下再看了。请你回去替我谢谢老兄，只说我知过了，请他容许我改过补过。”为了帮助朋友，竟然花费那么大心血写了一本书，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周善培对待朋友的一片真心。

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那些整天围着你说奉承话、夸奖你多么优秀多么伟大的人，当然会讨得你的欢心，让你高兴，让你自豪，但这样的朋友未必就是真正的朋友；整天监督你的言行，时时指出你的错误，对于你身上的缺点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甚至不留情面，这样的人可能会让你反感，但却绝对是真正的朋友，绝对称得上是知音、诤友。多规过，少奖善，周善培的这条交友原则，至今对我们为人处世仍有启发和教益。

第2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梁启超的这个决定并非出于一时激愤，数年来，尽管身处被其厌称为“五浊恶世”的民初政坛，他仍然选择了日日为国家走上轨道折冲奔走，但是眼见理想渐成水月镜花，梁启超也不免有些灰心了。

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一家人客居日本时，她就经常帮父亲做资料收集和翻译，担任工作助手。梁启超返回国内后，也每每在写信的时候，把自己在政界的活动和感受告知长女，用家书来排解抑郁的心绪。

而今通过这些当时的书信，人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梁启超在那些年里的心路变迁。梁启超的一生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时事论文和学术专著，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信，总数超过2000封，其中300多封是他写给夫人和子女的家书。这些家书，从1898年开始，到1928年梁启超去世前3个月为止，整整持续了30年。

若是以1916年为时间节点，把这些梁氏家书分为前后两期，则它们在内容上就显现出极大的变化：1916年之前，梁氏家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政局变动和从政感受，1916年之后，梁启超则把相当大的心力放在了子女教育上，在治学、读书、生活、婚姻等方面事无巨细地与孩子们沟通。

虽然梁启超毕生都没有看到政治理想的实现，但作为父亲，从其教育方式和子女们在后来的成就而言，他出色之极。

“新学之青年”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长女梁思顺，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长子梁思成，于1901年生于日本；次子梁思永，于1904年生于澳门；三子梁思忠，于1907年出生于日本；次女梁思庄，于1908年出生于日本；四子梁思达，于1912年出生于日本；三女梁思懿，于1914年出生于北京；四女梁思宁，于1916年出生于上海；五子梁思礼，于1924年出生于北京。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他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相处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后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饮冰室之后。

与实际政治相比，梁启超更看重的是国民的自觉，即从专制之民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新民”，而要实现这一转变，首务即是变革教育。

梁启超认为，唯有“新学之青年”大量涌现，让有自由、有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改变这个“老朽社会”，中国才真正可以燃起希望。

1905年，在梁启超去国七年之后，清廷迫于形势，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这一时期为长女梁思顺延请了家教，以学习数理化，他甚至还在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做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做青年的人格模范”

1918年，梁启超彻底告别了政界，这一年的春夏间，他都在忙于著述，“每日著书能成两千言以上”，闲暇时，他为长女梁思顺讲解国学源流。当年年底，他前往欧洲游历，归来后更是把全副身心投入到社会教育中来。

在梁启超看来，著书和教育才是他的“天职”，既然不能改变中国的政界，那么，通过社会教育来恢复中国青年的自觉，就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1916年的时候，他就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从政的数年对他而言乃是“无端虚荣之岁月”，官场风习的浸染导致他“德业已日退”，并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场“险运”，如今重新从教，对他个人来说是践行身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脱险”。不仅仅如此，梁启超还写信给梁思顺说，希望她的夫婿周希哲也能辞去外交部的职位，因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梁启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青年走向“堕落”。在他看来，中国自曾国藩之后就开始以功名为本位的“功力改造政策”，民国创建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突出，党徒们虽然口号极多，实际上都是以主义自肥。在游历欧洲归来后，他更加坚持这种想法，认为急功近利的学风导致青年们失去了做人的标准，以至于产生了“精神饥荒”。

1922年是梁启超的演讲年，这一年他在南京、苏州等地到处演讲，在苏州的一次主题为《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中，他对青年们说，求学问的目的乃是为了学做人，知识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没有修养磨炼的青年，就很容易走向迷失，“试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候，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

这一年，梁思成的长子梁思成21岁，次子梁思永18岁，三子梁思忠15岁，其他子女也都陆续长大成人。随着国内的思潮变得更加激进，梁启超发现，同样的风气已经开始向他的家庭蔓延。

1925年，梁启超在长女梁思顺写来的信中，看到其中已有“不能不管政治”的话。两年后，大革命的热潮席卷全国，梁启超在北京，看到身边许多人，“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正在美国留学的梁思忠也写信对梁启超说，他想归国参加这一热潮，但被梁启超拒绝了。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忠的信中说：“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1927年5月13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止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迟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再信任什么主义，“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梁启超演讲，《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年5月1日）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同样令梁启超很不满。1928年10月12日，他写信给梁思顺，又说到他对政界的厌恶：“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万贯，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 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

对政界完全失望的梁启超，期望通过“改造教育”来改造社会风气。1927年的初夏，他对清华的学生们说，他的抱负即是把“旧的精神”，也就是“儒家道术的修养”来改造功利的学风，“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他希望他的言行能给青年们以熏染，然后青年们再以改造社会风气为个人自己的责任。（《梁先生北海谈话记》）

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也是同样的说法，1927年5月5日，他写信给梁思忠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遗传和教训”

梁启超所说的“模范”是什么样的呢？他所指的“遗传和教训”又是什么呢？在家书中梁启超多次谈到他在这方面的看法和感受。

他勉励子女首先要做一名负责任的国民。1919年，他欧游归来前夕，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1923年11月5日，他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写道：“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

在治学方面，他勉励子女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1927年，他在写给梁思成等子女的信中说：“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无论是治学还是在生活上，梁启超都主张趣味和乐观，他希望子女们也都能在这方面学习他。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乃是极为专业之学科，梁启超在写信给他时就建议他“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既要授课，又有大量专著要写，还有诸多的社会事务，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仍然是事无巨细地关心。1927年，梁思成以优异成绩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肄业），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这一年年底，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他应在归国之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三个月后，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成说：“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影像（凡得意的东西都留他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

梁思永学的是考古，在梁思永归国前，梁启超也尽力为他开辟学术道路，1926年年底，梁启超听说李济等人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就力主梁思永参加这次发掘行动，后来虽由于时局太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梁启超就不断写信向他通报发掘情况。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永：“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

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们容易激进也容易流于悲观失望，但是梁启超绝不愿意看到青年们，包括他的子女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他一直抱持乐观主义，也把为什么要乐观的道理讲给青年们听，他在苏州的一次演讲中说，只要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得失，“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关于子女的职业，梁启超也都做了尽心的考虑。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将归国，但是国内时局依然动荡不已，给他们这些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带来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归国后可以“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因为“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纵令归国后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

1928年10月，在梁启超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写信给梁思成等人，关心着他们的学业，同时着手写作《辛稼轩年谱》，未几，稿未成而疾大作，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协和医院。

第3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凡尔纳作品进入中国

1900年出版的《八十日环游记》是凡尔纳的作品中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译者是陈寿彭、薛绍徽夫妇，署名“逸儒译，秀玉笔记”。陈寿彭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且留洋归来，接受过新式教育。译者在序言中概述小说内容：“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含天算及驾驶法程等。”《八十日环游记》即我们今天熟知的《八十日环游地球》，具有凡尔纳作品典型的地理探险风格。主人公利用现代交通工具克服万难，以很短的时间成功环游地球。各地的自然景观、人情风俗跃然纸上，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不小的感官冲击。

凡尔纳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自此肇始，可以说直到今日他的作品也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科幻作品。在凡尔纳生活的年代（1828～1905），“科幻小说”的概念还未确立（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由科幻作家雨果·根斯巴克在西方世界提出并逐渐确立），他所创作的文类当时被称为“科学小说”。在中国，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中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时也提出了“哲理科学小说”的概念。“科学”元素的存在正是这一新鲜文类被引入中国的原因。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渴望和推崇，对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现代性的探索促成了这一引入。

在梁启超、罗普合译的《十五小豪杰》出版之后，《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地底旅行》（即《地心游记》）等凡尔纳著作陆续译出。其中《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是鲁迅所译。鲁迅推崇科学小说的知识传播功能，认为科学小说的译介对于中国知识界有重要作用。在《月界旅行》一书伊始的“辩言”中鲁迅陈述了他对科学小说的一系列观点，包括：“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期科学小说发展轨迹和日本十分相似。凡尔纳的作品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也广受欢迎，日本的科学小说也是在这一时期繁荣起来的。第一本日译凡尔纳作品同样也是《八十日环游地球》，于1878年出版。之后凡尔纳的作品大规模引入日本，早期的中译本也大多由日文转译而来。

梁启超翻译凡尔纳作品

1901年，《春江花月夜报》上连载了由梁启超和罗普转译自日文的《十五小豪杰》。一年后，由梁启超所负责的《新民丛报》从创刊伊始（第2号起）也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带有故事之外的期冀。在《新民丛报》刊登的版本里，梁启超署名“少年中国之少年”翻译了前九回，罗普署名“批发生”翻译了后九回，其中梁启超翻译的前几回均有译者的后记。

《十五小豪杰》讲述了新西兰的一群学生放假之后去航海，结果遭遇风暴，历经困难又返回家乡，其间掺杂着地理知识和航海知识。梁启超以一首词《调寄摸鱼儿》作为开篇讲述故事梗概，也不忘在其中表达对探险精神和共和制度的欣羡，“英雄业，岂有天公能妒，殖民俨辟新土。赫然国旗辉南极，好个共和制度”，类似这样对西方少年探索未知的赞叹，对西方航海技术及社会制度的简介，贯穿译文与译者后记。

在第三回后记中，梁启超写道：“学生放假时，不做别的游戏，却起航海思想，此可见泰西少年活泼进取气概。”由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梁启超还延伸至对英式教育的讨论。他认为英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富于自由和服从两种特点，而这两点对于立体的国民是必需的：“最富于自由性质者，莫英人若，最富于服从性质者，亦莫英人若。盖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来矣，立体之国民，此二性质，缺一不可。盎格鲁撒逊人种所以独步于世界，皆此之由也。”

由于凡尔纳的科学小说具有富含地理知识的特点，梁启超译文中的一些附注甚至像教科书一般详细。比如文中有一段介绍新西兰的地理位置和库克船长，译者写下附注，详解国人可能不知道的知识：“话说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亚洲南边，有英国属地一座大海岛，名叫做纽西仑（今译新西兰），那海岛最大的一个都会，名叫做恶仑（今译奥克兰）。……这纽西仑乃是合南北两大岛及附近许多岛屿而成的，南岛北岛中间有一叶衣带水，叫做曲海峡（今译库克海峡）。就是那环游世界开辟新地有名的伋顿曲（今译库克船长）之名，做过纪念的意思。”

梁启超的科幻小说创作

第4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1872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病死于南京。第二年，南海的康有为也不过十五岁。此时的晚清中国依然危机四伏，列强虎视眈眈。仿佛是怕康有为单肩难挑叱咤风云的重任，历史又把搅动一个没落帝国的魔杖，交给了广东南海边上呱呱坠地的梁启超。他出生的新会茶坑村，离康有为的家乡南海银圹乡苏村，仅仅100公里。

梁启超从四岁开始，就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认字，并随祖父阅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的主要经典。五岁又学习《易》、《尚书》、《诗》、《礼》、《春秋》等儒家著作。到了六岁，就能引用所学的经典对子。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祖父担心他会跌倒，便站在梯子下看他爬，暗中保护他。他却在梯子上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祖父听到他如此出口成诗，十分高兴。还有一次，父亲有位朋友到家里来玩，梁启超给客人送来一碗茶。那位客人早就听说这孩子很聪明，小小年纪已读了不少书，还会吟诗作对子，便想试试他，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要他作对。梁启超很快就回应说：“写字狗扒田。”客人见他回应得很快，随即又说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略加思索，对道：“南国人怀召伯棠。”客人听后，连连点头，赞口不绝。

从七岁起，梁启超学习写文章，进步很快。到了八岁，已能写出洋洋千言、文理通顺的文章来。至九岁，更是诗才敏捷。1882年，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应试。同船者多为家乡的熟人和前辈，早知他的才华出众。中午在船上用饭时，有人突然指着盘中的咸鱼，要梁启超以此为题作诗。他稍停片刻，便当众朗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拍手叫好，称赞他说得十分切题，叹为“神童”。从此，“神童”的美名传遍乡里。

新文化的首倡者

是波及全社会的新文化运动。而梁启超，既是白话文的首倡者，也是介绍马克思学说之“中国第一人”。

梁启超与“五四”的关系，可用八个字概括：源远流长，千丝万缕。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第二个人与“五四”运动有如此广泛而密切的关系。

深处新文化的酝酿期，梁启超既以其言,也以其行，始终围绕着、塑造着时代的主题。例如，他首倡“诗界革命”、“小说革命”，自己便曾创作新诗和新小说。他率先鼓吹“以工立国”、倡设证券交易所，民初则带头出资，扶持范旭东创办“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他不赞成“节制资本”口号，却是“在中国讨论社会主义及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第一个人”。他曾周游许多国家，屡向国人传达其见闻。20世纪20年代，更出面邀请和接待印度泰戈尔、英国罗素等大师来华讲学，轰动一时。

1920年，梁著《清代学术概论》，以史笔作自我剖析：“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虽然，“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思想界之陈涉……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出于如此严酷的自知之明，“五四”后，他坚持“为学问而治学问”和“学问独立”，全力投入学术和教育事业。

晚年的沉思

自1919年至1929年，晚年的梁启超告别了官场，远离了政治，除了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讲学和开展一些有限的文化活动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的饮冰室著书立说，潜心思考中国社会的走向，探讨中西文化的融合。

和此前以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思路不同，他在此一时期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主张。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三十多年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结合1919年游欧时进行的实地考察，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为建立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奋力搏击，然而事与愿违。他先是追随康有为，为维新运动鼓与呼，结果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革命”、“共和”，仍然未能跳出中国过去朝代更迭“以暴易暴”的旧框框，和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去甚远。他把这种情形喻之为就像打开了一瓶啤酒，不过冒了几个白泡，“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

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背离，让梁启超陷入到无限的悔恨和痛苦之中。1918年冬天，他明确宣称：“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他甚至还牵强附会地提出，要以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主义”去矫正欧美代议制度的“流弊”。就连组党结社，他也十分反感，主张离之越远越好。

1927年，很多朋友劝梁组建新的政党，他均婉言谢绝。他在致儿女们的信中讲：“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这样的一种政治心态，自然就使梁启超下定决心远离政治，转向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一些开启民意的最基础性的工作。由此可见，梁启超晚年的醉心于文化，是政治上迷茫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至于其新的文化主张的具体思路，则是在欧洲考察后才逐步理顺的。

第5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对不熟悉科学史的人来说，三人也许多少有点陌生，但他们的父亲却是谁都知道的，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启超育有子女十四，成人者九，除此三子（二子梁思成、三子梁思永、八子梁思礼）因列名院士而暴得大名外，其余六子也各有成就。

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谁都知道，从到后来办报写文章，再到出任民国司法总长，以至后来领导护国运动、讲学清华，梁启超都马不停蹄。即便是后来退隐政坛，也被各个大学请去讲学，公务繁忙，自不必说。

我们不禁要问，梁启超哪有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是九个孩子？

读新出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梁启超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父亲的谆谆教导涉及孩子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犹能被深深吸引。

在孩子们的学问上，梁启超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方法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作，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去用。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梁启超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不希望看到他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

第6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收藏界》从2002年创刊至今经历了十年的风雨磨砺，十年树木，如今已成长为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海内外读者的支持是对《收藏界》最大的鼓励，现今杂志已由月刊改版成为周刊，《收藏界》《收藏界·红木家具》《收藏界·木雕》《收藏界·经典人·物》为每月要刊发的四本杂志，其中《收藏界·经典人·物》正在选题筹备当中，“梁启超研究成果专家座谈会”就是为此而召开。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新闻报刊业第一人，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收藏界·经典人·物》首刊聚焦梁启超乃理之当然。现将座谈会讨论交流的成果整理如下，以飨读者。（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经典人物选任公

高玉涛（《收藏界》杂志社社长）：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和《西都时报》联合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首先是因为《西部时报》副刊对文史类方面的文章进行深度挖掘。其次是我们觉察到这几年梁启超先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各种报刊的影响下我们决定关注、讨论、研究，并希望深入打捞尘封的记忆，如梁任公、胡适、陈独秀等先贤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这个课题，解玺璋老师所著的最新版《梁启超传》，观点新颖、史料翔实，结合当前的改革形势及十精神，从而引起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也激起社会各个阶层对祖国文化复兴的深切愿望。正如梁任公伟大名字里所蕴含的穿越千年推动历史进程的正能量一样：启超的启、启超的超。

另外，我们由月刊要发展为周刊，现在已经出了三本，读者反应强烈，我一直觉得收藏界文化范畴比较宽，想在文化方面做大文章，为此，我们首期聚焦梁启超先生。我就抛砖引玉先说这些，希望各位建言指导我们，赐稿帮助我们，出谋划策支持《收藏界·经典人·物》成长为经典刊物。谢谢！

张丁（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执行主任）：我们杂志要聚焦梁启超写一系列的文章，作为一个媒体、杂志、期刊怎么做他这样厚重的一个人物？东西太多，怎么选题、选材，这是咱们会议的重点。因为这个刊物肯定内容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专家还是请就这方面提一些观点。

档案家书觅梁史

解玺璋（作家、学者、梁启超研究专家）：我们上次开会第一次见面，说到大家非常关心的梁启超话题，因为最近从《梁启超传》出了以后，确实包括周围的一些朋友，大家经常在谈论这个话题，都很关心这个事儿。

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当然从思想上研究是一方面，再一个就是基础性的研究。基础性的研究是思想的基础，思想从哪儿来？这就要从原始资料里面生发，所以第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夏老师编的蓝皮的《饮冰室》。年谱资料是对梁启超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特别是民国之后，民国政府里的工作，发的一些电文，写的一些信，都收在这里了。在梳理这段历史之后会进入到历史的细节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收获。

再一个就是梁氏档案。这个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非常大的发现，里面可以看到的东西非常多，包括他跟梁启勋的224封信，这些都很值得专家们研究探讨，也为研究梁启超指出了新方向，是非常有价值的。且比以前出的梁启超内刊书信更有价值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最初级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还有就是梁启超的家书，40多封。梁启超家书出得很多，最早的版本是北京出版社出的，这个版本是从年谱中整理出来的，然后按照问题分类分成十大类，排列下来，而且有注释，我现在到处推荐，读梁启超家书这应该是最好的一本。但是也有一些遗憾，梁启超写信有时候只写一个日子，甚至不写月份、年份，所以很难把它排列准确。

最后就是梁启超的藏书目录，这书是老书，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版过，此次北京图书馆重新编了。这个事梁启超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了，他带了一批学生整理他的藏书，整理的目的是想做一个中国图书的总录，当时是为北京图书馆做的，基础是从自己家里做起，但是还没有做完就去世了，所以30年代初他们把这个事做完了，出了一本这个书。这个书解放以后一直没有印过，这次第一次印，这个也挺有价值的。我一直觉得不管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学者，他读过一些什么书都非常重要。因为他的读书范围就是他的知识背景，不了解他的知识背景也很难深入了解他。

马勇（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现有梁启超文献中的东西实际上问题非常大。梁启超去世之后梁家委托他的几个朋友给他集体编一个年谱，这两个东西就是他的朋友编的。一个是宁战平，他是梁启超非常好的朋友，自己没有作品，但他的学问非常好，是当时的北大教授。年谱和梁启超的政治生涯纪录都删节得非常厉害。我觉得年谱长编里的线完整呈现了，省略号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次收了第一封信，省略号里面的内容恰是最重要的内容，梁启超给我们留下的故事很多，这封信可以告诉我们梁启超有很多不好为外人知道的事情，新时代的发掘可以使我们慢慢把故事讲清楚。1898年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过去的研究很少从这些层面研究。这些信公布以后慢慢可以排比，因为民国成立以后一直说反满革命，都是他们干的，其实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了自己的名誉想掩饰自己没有反朝廷。

这些档案对将来重新解读他非常有帮助，很多细节我们还来不及去读去好好消化，这种文献一般要十年左右时间，一个新史料的出现不可能马上有根本性的解读空间，要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消化。

我们过去讲北洋时代，其实就是中华民国。再往后不叫中华民国，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他沿袭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他身边的高人说不要废掉中华民国，北洋终结了，但是仍然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这样实际上是新时代的开始。这个过程中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言论最开放的时代。1895年到1928年是言论最自由的时代。我们在1895年之前没有民营报纸，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马上发展了报业。梁启超是很勤奋的人，跟时代吻合，另外他小时候的童子功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天才型的人，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正规训练，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人没有不敢谈的事情。

近代史上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梁世民，都没上过大学，这两个人没有他们不敢谈的，而且他们谈的见解确实很独到。梁启超自1895年开始大概一两年到两三年的时间就把报纸办成了全国闻名的报业，当时他只有二十几岁。他没有辜负那个时代，他和那个时代很同步。我们觉得很惋惜，1898年的中国如果不发生政治逆转，沿着1898年改革缓慢往前推动的话，康有为、梁启超都会在中国历史上是另外一种状态。中国的改革史也会发生变化。后来1898年秋天就有故事了，这个故事很复杂，新材料出来可能将来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

今年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对梁启超的研究，对近代中国的解读贡献非常大。梁启超的家书我觉得也许要重新编了，以后可能要更注重历史方面的。

饮冰主人精神贵

谢晓冬（梁启超研究专家）：梁启超确实非常了不起，看他的档案也好，他的书法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他的书信中手稿中透露出来的情感和信息，深深地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虽然说是一个商业机构，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时是有一些受他鼓舞的。他这种精神，对国家的深深的感情，对于子女的感情，对于事业的感情，他思想的穿透力，他屡败屡战的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我经常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社会各个主体实际上到最后都是需要一种气质，我们每一个社会的主体都具备这种精神之后很多事才能推进。如果说我们和他们公司只讲赚钱当然也很容易，但是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觉得整个企业的生命和价值没有办法体现。

杨泉福（《西部时报》总编辑）：我认为梁启超不仅是近代的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伟大的新闻家。仅仅是这一本书得到的信息来看，我就感受到梁启超的新闻理念，新闻实践和新闻成果超越前人，可谓在他的时代是前无古人的。

我学习梁启超的精神钦佩他的一点是他在新闻领域的成就，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新闻界影响这么大，让我有一种震撼。当然我们国内后来的邓拓等当代的新闻大家们也有他们的视角，但是梁启超的新闻实践、新闻理念和新闻成果，我感觉是空间拓展得最大。

梁启超本人有一种完整的精辟的新闻思想，在我看来，他在日本半年多，办了《清义报》，他引用日本松本军平的新文学阐述自己报纸的功能，说得非常精辟，而且他第一次提出来说报馆应该是国家的喉舌。“喉舌”这一说是从梁启超开始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新闻思想，新闻理念让人耳目一新，今天看起来仍然是这样的感觉。

再就是梁启超先生在从事新闻事件中的政治胸襟，政治视野和政治胸怀绝对是超凡的。1896年他在报上连续发表了变法通议几十篇文章，讲变革，讲改革。他在《新民晨报》上发表几十万字的新民说，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政治理念。后来涉及到自由的命题，什么叫自由？怎么来定义？他连续发表了80多篇文章，这是不得了的。我们现在搞系列文章哪有这种气魄？哪有这么多的系列？

根据当时事物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趋势，在《国风报》上他也发表了见解。他作为新闻家的政治敏锐，新闻敏感是不得了的。

第四点，梁启超的献身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奉献精神，或者是勤奋精神，一般人真是无与伦比的。在报纸上有一段时间为《新民晨报》，每天写5000字评论，全国发表的，这是白天，晚上还到大学讲中国历史。太神了！

要将文化永传承

宋宁华（中国档案出版社总编）：今天很有幸参加这个会，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东西。马老师从梁启超的思想和他的历史作用以及这一次发行的梁氏家族的档案，对社会责任来说非常有意义，今天的座谈会对我们认识梁启超，认识近现代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新闻媒体来了，《北京日报》非常关注，还有《中国新闻出版报》和其他的报纸，我觉得这些媒体非常好。把这些东西，文化的东西进行传承。我作为出版人，对文史方面的这些东西很关注。今天我是报定了学生的态度来听会的。刚才从档案界的角度介绍了一些档案方面的事情，我和张丁教授的工作有点相似。

我觉得现在社会对研究文史越来越重视了，政协的文史处这是部级的，但是我们下面的层面已经涉及的面非常宽了。也就是说为国家研究历史的层面现在已经越来越深入了，越来越深化了，今天这样的座谈会就是根本上把这些主题介绍以后，让社会去了解历史，展望十美丽中国将来怎么去做？还有我们将来社会走向、发展，这是我们回眸历史的目的。把这些东西传承于社会，让社会人有识之士和大众去了解。把能留下来的东西，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第7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百年前,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文学构想

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发表梁氏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

如题所揭,这是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小说第一回 “楔子”,开篇首先明确未来新中国的时地――“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梁氏的公元纪年有误,20世纪应以1900年为基数,那么小说所说的那一年应是1962年。

小说写道,那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小说随即铺陈上海世博会的设想――“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小说又说:“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在博览会上开设《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小说即借孔老先生之口,敷演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行迹。

由本国国民议决即可举办世博会,这符合历史上一度通行的世博会举办程序。小说所写的上海博览会有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透显该会展的国际性。就这样,梁启超借上海世博会搭建了小说倒叙的平台。通过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顿使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气势不凡,同时分明烘托出梁氏的世博强国梦。

探究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涉笔世博会的起因,与1904年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有关联。

圣路易斯世博会原定于1903年举行,以纪念该市开市一百周年。如是,此距《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仅有一年之隔。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长期栖身日本,而东瀛又热衷于参博办博,梁氏不能不身受濡染。试想,当梁启超向壁虚构《新中国未来记》之时,原定第二年就要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能不触发他的灵感?

这并非完全的悬想妄测。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行途中他频频亲炙于美国的世博文化,对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渴慕之情更是有其游记为证。时梁启超刚过而立之年,他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到美国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圣路易、芝加哥等地,遍游新大陆的各大名城。梁启超“闰五月二十五日由纽柯连至圣路易”。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他慨叹道:“明年开世界博览会于此市。其会期本在今年,以预备未完,故改订。否则余到之日,正开会时也。逸此机亦一可惜,但游会场一周,以当望梅。”

原定1903年举行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终因财政问题延后一年。梁启超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了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在日渐临近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感染下,梁启超触发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灵感,借助虚拟性的叙事,直接陈述了有关上海世博会的创意设想,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想象,并由此开启了派乌托邦小说的序列。

吴趼人发表 《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参观世博

1905年,擅长创作谴责小说的作家吴趼人发表《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再度入世,巡览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小说结末第四十回“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

《新石头记》敷演的上海世博会场景,与当代的真实更为吻合(比如以浦东为世博场所)。然而,就原创性而言,该小说不能不退而居其次,因为吴趼人的创作明显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方面,吴趼人的小说至少存有一处内证:《新石头记》在涉笔上海世博后,紧接着介绍了在北京成立万国和平会。所谓“万国和平会”正对应梁启超小说中的“万国太平会议”,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如此正醒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

陆士谔的《新中国》,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

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还有陆士谔的《新中国》。在当今世博宣传中,陆士谔日益受到关注。有文章称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发表于1910年,该书预言的世博会正是100年后,恰好对应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然而,遗憾的是,细读陆氏的《新中国》,虽见该小说略及博览会,但并非是世博会,且具体时间亦有较大出入。

《新中国》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梦为载体,畅想立宪四十年后的新中国美好景象,故而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其起始年为宣统三年(1911年),故而四十年后的宣统四十三年理应就是1951年,这在小说的第一回已交代明白。语涉博览会的情节出现在该小说的第三回“创雨街路政改良,筑炮台国防严重”。书叙陆云翔与友琴女士乘坐地铁,二人出车站后所见情景及交谈内容如下:

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行的。”

第8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关键词: 梁启超 文献学 研究方法

一、关于“文献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

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不仅涉及哲学、史学、经济、政治、道德、宗教等社会领域,他对文献学的发微和阐释也成为文献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滥觞。“文献学”一词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祖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1](P18)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初史学之建设”一章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梁启超的这一观点,“代表了后来许多学者的共同看法”,[2](P12)说明梁启超在现代的文献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法讲义》、《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儒家哲学》等专著或文章中共20次提到了文献学的概念(其中,“文献学”15次,“文献之学”3次,“文献学问”1次,“文献的学问”1次)。所以说,梁启超是“文献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梁启超并没有给“文献学”下精确的定义,但是已确定了“文献学”的基本内涵。他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3](P96)又在《读书法讲义》中说:“这种学问,我们名之曰‘文献学’――大部分是历史,但比普通所谓历史的范围更广……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4](P1355)梁启超认为,文献学就是广义的史学,属于国学最主要的部分。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是与德性之学相对而言,除人生哲学外,所有的国学都是文献学。他在《儒家哲学》中也表达了这种观点:“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继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5](P67)他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中进一步解释,文献学就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6](P116)综上所述,在梁启超看来,文献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也就是广义的历史研究,与人生哲学一起构成了国学的全部学问,可以说,梁启超的文献学就是指“古籍整理”的学问。整理国故,即所谓的古籍整理,最重要的资源便是史料,在此,梁启超又将文献学与史学联系在了一起,广义的史学即是文献学,因为所有古代典籍甚至“烂帐薄、废田契、破缙绅、陈黄历”都可以当作文献史料来看待,都有史料学(或文献学)的价值。因此,他在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经皆史料”的观点,实际上是把所有的古代典籍都当作文献学的研究史料,是从史料学或文献学的角度看待古代典籍的。

二、梁启超的文献研究方法

梁启超在提出“文献学”概念的同时,也归纳总结了一些文献学研究的方法,对后世研究文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如他在《读书法讲义》中明确提出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此外还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二书。此外,他在《清代学术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论及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下面,我们就此归纳梁启超关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1.综合分析法

分析法就是对某一对象的方方面面进行剖析研究,揭示出考察对象所包含的种种属性。而综合法是在对各个对象次第逐一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对象之间的普遍联系或规律。梁启超先生很重视分析法和综合法的研究。对此,他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阐释:“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件事物的性质是怎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7](P4007)

在这种方法论中,梁启超又分别提出了“考证”、“校勘”、“辨伪”、“辑佚”等具体的操作方法。如他在论述考证时,要我们首先留心观察事物,看出需要特别注意的价值,然后,将这种需注意的价值与其他同类相比较,罗列次序观察研究,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的意见,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充足了,就成为定说,遇到有力的证据证明得出的意见是错误的,就应该把意见丢弃,重新求证。谈到校勘时又认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之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鉴于此,梁启超对辨伪之学特别关注。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著作中,全面总结了前人尤其是清儒的辨伪成果,对辨伪的理论、方法也多有阐发。

由此可见,梁启超不仅总结了一般的方法论问题,而且给出了操作此种方法之具体可行的步骤,为后学研究文献学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

2.比较法

通过比较法来认识和鉴别事物,更有助于我们看清事情的本质,通过正确的比较来了解和把握对象的特点,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认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将比较方法称为“比观法”,谈及文献搜集,认为:“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8](P4121)在文献资料鉴别方面,他说:“正误辨伪,是谓鉴别。”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才能辨别真伪。

3.因果律

梁启超认为:“有这件事物,自然会有那件事物,必须有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变化,那件事物便会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变化,这叫因果律。”[9](P4007)怎样才能推论事物是正确地依据因果律呢?他认为:“这种推论最好是含有‘必然性’,至少也要含有很强的‘盖然性’,而仅属于‘偶然性’的推论就不能说是因果律。”[10](P4007)因此,要判断事物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还必须找得出证据,说得出理由,不可妄下结论。在文献搜集整理与鉴别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运用因果律的方法从文献资料中去求得结论。

三、在文献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可行性步骤

在总结出了以上整理文献的方法论后,梁启超又为我们指出了在一些文献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一般性、可行性步骤,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只有产生了问题与疑问,才会去想到解决问题,进一步引导我们步步深入,以便有所发明。“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会做学问的人,本领全在自己会发生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发明。”必须“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引起问题”。[11](P78)

2.发现问题之后,围绕问题去搜集资料,在繁杂的资料处,耐心细致地检索我们需要的东西,对问题一步步抽丝剥茧,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用耐烦功夫去搜集资料:披沙拣金,千万颗沙里头不知道得着得不着一两颖金,可谓最不经济的事业。但既已沙外无金,那么,你除非不想得金便罢;想得,只好耐烦拣去。做中国文献学的苦处在此”。[12](P1362)往往文献学者,年长者胜,就是因为他们所花费的搜集资料的功夫较大,形成了自己掌握资料丰富、检索资料快捷的优势。

3.中国历史上伪书众多,书籍水平参差不齐,史料也未必全然可信。这时,我们就需用冷静的头脑去鉴别资料。“我们读书,往往做了许多冤枉功夫,辛辛苦苦搜集些资料拿来当宝贝,那里知道这资料却是假的或是错的。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墓础,不独自己不会成功,而且贻误别人不少,中国书假货极多,稍为外行的人便要上当”。[13](P1363)一旦引用采纳了错误的信息,很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错误的结果,导致问题不能正确解决,也致使搜集资料的功夫白费。因此,我们需要采用价值较高、史料可信的典籍作为基本的参阅文献。

4.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随着对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我们会得出种种假设性意见。然而这种假设,不可以认为是一种既定的、成熟的意见,需要我们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无论何项学问,都以解决问题为最终目的。梁启超认为:“发生问题不妨为极大胆的怀疑,解决问题不可不为极小心的判断。”[14](P1364)

四、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的影响

梁启超对文献学理念的首次提出和对文献学概念、研究范围的基本界定,以及对文献方法的探究和归纳,确定了他在我国文献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梁启超扩展了中国传统意义上文献学的研究范畴,把治书之学演变为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通学,而不仅仅着眼于古籍之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梁启超把文献学带进了更广阔的领域。而他对文献学概念的提出、方法论的归纳,对现代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代表了“现代文献学”的萌芽。郑鹤声、郑鹤春兄弟正是受到了梁启超文献学思想的影响,写出了中国文献学开山之作《中国文献学概论》;中国文献学学科奠基者张舜徽所写的中国文献学扛鼎之作《中国文献学》,其文献学思想同样受到了梁启超文献思想的影响。而梁启超所提出的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也为我们后世研究文献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王余光.中国文献学理论研究百年概述[J].图书与情报,1999.3.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4]梁启超.读书法讲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8][9][1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第9篇：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范文

李端蕙的父亲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为官经历贯穿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李端蕙就出生在他治理永定河的任上。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幼年丧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李端蕙。此时的李端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拜见座师，李端棻事先就请了副主考王仁堪（可庄）做大媒，要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

梁启超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两年后，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冬的时候，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婚后的梁启超与李端蕙暂住在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第二年夏天，他便和夫人李端蕙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

婚后的梁启超并没在家里久住，他当时正求学于康有为。为了完成学业，婚后不久，便到万木草堂读书去了。随后的几年里，梁启超曾两度进京参加会试。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及湖南、广东各地，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大声地鼓与呼。

这个时期他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关于他们夫妻情感、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至今我们已经很难猜想两人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梁启超写给她的诗词作品中，多少感受一点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浪漫和风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有《上海遇雪寄蕙仙》诗一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夜拥炉时。

春寒料峭，独居逆旅，梁启超想起昔日在北京与夫人围炉夜话共度除夕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暖融融的夫妻生活剪影。

有一首《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写的是李端蕙归宁途中，梁启超因夫人不在身边，难以入睡，眺望窗外的苍茫暮色，梦去愁来，担心她一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瞑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

天涯数行迹。念衾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

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外国，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在这封信中，他还为妻兄李端棻因受其牵连而远配新疆表示不安和愧疚，担心此行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危险。

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

到了秋天，梁启超突然接到妻子来信，说她和孩子已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启程前往东京，来与他团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宝瑛等人乘坐的客轮停靠在长崎港，在此等候多时的梁启超，终于看到李端蕙抱着女儿思顺，和父亲一起走上码头，全家人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在日本14年，梁启超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过几次迁徙，但最终还是因华侨朋友的慷慨资助，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全家因此有了安居之所。此地面对大海，背靠山林，海涛与松涛齐鸣，犹如奏响了一曲雄浑的交响乐，梁启超爱其环境的优雅别致，称它为“双涛园”。这时，梁家的生活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襟见肘，但却是幸福和睦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使他在颠沛流离中感受到天伦之乐的来之不易。

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梁启超在夫人去世之后所作《悼启》一文中写道：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先姊早世，遗孤甥赵瑞莲、瑞时、瑞敬三人，外家诸姪李桂姝、续忠、福鬘，皆早丧母，夫人并饮食教诲之如己子，诸甥姪亦忘其无母也。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历襄助，以粗自树立。早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二十一岁时所蓄竹简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簪珥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超启神志为壮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

梁启超的这番话基本上概括了夫人的为人和性情，以及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她的去世真叫梁启超悲痛万分，他在给北京《晨报》所写《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里，对于这种痛苦的情形有很形象的表达，他说：“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