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学梁启超的“白话诗”探究

摘要：梁启超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相互契合的维度，梁启超“白话诗”的主张以其不丰不觳的“调和”心态，有效调和新文化运动主体之于“文言”与“白话”的“极端言论”，使其“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正处于建构期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避免“急功近利”，从而彰显其“温荣敦厚”的诗骚传统。

关键词：《晚晴两大家诗钞》；文学革命；审美自觉；白话诗；实质；技术

梁启超在1920年所做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中，提出了“白话诗”的问题，梁氏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根溯源，认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是“亚匏先生”和“黄公度先生”，并且认为这两位先生的代表作“秋蝉吟馆诗”和“人境庐诗”“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认为“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文中对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构思、“旧体诗”形式的采纳、诗歌创作的倾向、“新诗”“词调曲谱”以及“新诗”用韵等问题的探究在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一文中均有详细的阐述，而且依时间先后来推算，梁氏的此篇文章关于“白话诗”的诸多阐述均是针对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而作，由此我们以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为参照，来具体解读梁氏《〈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

一、中国传统文学为主体的“文学革命”

梁氏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开篇就表明自己鲜明的文学立场，即以中国传统文学为立足点，认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是“亚匏先生”和“黄公度先生”，并且认为这两位先生的代表作“秋蝉吟馆诗”和“人境庐诗”“是中国有诗以来一种大解放”。梁氏在此启用“文学革命”这个术语，表明梁氏对于中国新文化主流以《新青年》为阵营掀起的这场“文学革命”是予以赞同的，并且针对于“文学革命”的“白话诗运动”认为是“应该提倡”，“我并不反对白话诗”，对于“提倡白话”，是“极高兴”，认为是“文学界得一种解放”[1]。但是我们需要明确梁氏与新文化主流关于“文学革命”的立足点是根本不同的，这也是梁氏写作此文的根据。梁氏的“文学革命”从传统文学中溯源，其“诗学”体系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之上。梁氏紧承传统文学主体观，“必须在本国文学上有相当的素养”的基础上输入外国文学[2]，正如提倡“新诗”的创作依据“专玩味天然之美和专描写社会实状”[3]，表现出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根溯源的学术路径，而这种文学“素养”要靠“本国的旧根柢”，非本国的“技术”（修辞和音节）和“工具”（语言文字）“操练纯熟”不可[4]。关于“新诗”秉承“天然之美”与“社会实相”，这是“理想与实用一致”观的延续[5]，是梁氏提倡应依文艺复兴的情感与理性之路的具体实践，同时也是文学“真”与“美”的彻底贯彻；同时梁氏关于“新诗”创作的新观点也是对“新学诗”时期，“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思维定势下，以“佛、孔、耶”“非经典语不用”的反省与校正。又如关于诗歌的分类问题，梁氏认为相较于欧人的长诗，中国古典诗歌“只因分科发达的结果”，“把诗的范围弄窄了”[6]，如果诗专以“格律”的角度上来讲，中国诗与西方诗歌相比可能才力薄弱，因此梁氏提倡把中国诗歌分为“广义的诗”和“狭义的诗”[7]，并且提倡发展“不受格律的束缚”的“广义的诗”[8]。认为中国传统诗歌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与欧人的诗歌“没甚差别”[9]。以此证明梁氏之于中国传统文学主体观建构的日渐成熟，在此基础上对于西方文学“择”的思想，同时也是对于自己早期文学观所呈现的一味崇西的自审与校正[10]。在此基础上，“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即“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国语言文字译写出来，第二件採了他的精神，来自己著作，造出本国的新文学”[11]。“将世界各派的文学尽量输入”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所秉持的观点截然不同，对于“传统文学”的回归与承续或是彻底否定是其关键因素。梁氏以中国传统文学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不独对得起先人，而且可以替世界人类恢复许多公共产业”。鉴于此，梁氏建构了世界主义文化观，这一世界主义文化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源泉的基础上彰显中西“化合”的“择”的文化观，最终“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12]。作为“文学革命”主干将的胡适关于“新诗”的主张则是反对“旧体诗”，认为“新诗”是建立在“新文学”语言白话以及文体自由基础上的“诗体的大解放”。胡适以其《尝试集》及“文学革命”主创们的具体诗作为例，认为“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13]。胡适认为今后中国“文学变迁”，“当趋向写实主义”[14]，这一主张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具体予以明确，即“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15]，在这一文学倾向的总领下，主张从文学“进化”角度进行的“新诗”“革命”偏于“朴素真实的写景诗”，强调做诗“语言之自然”[16]。

二、文学审美自觉的到来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给予文学本质新的定位，梁氏的文学观由早期单一的文学启蒙走向文学审美自觉，即文学的“嗜好”与“趣味”说[17]。首先，“文学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18]，“稍有点子的文化的国民就有这种嗜好”[19]。其次，文学现代性的源泉就是“趣味”[20]，因此趣味亦应常常“更新”[21]。梁氏从文学审美的角度预言“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22]。梁氏认为“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应该是少数天才峻拔而且性情和文学相近的人，屏弃百事，专去研究他”[23]，即“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24]，“不逐时流”对于学问才能“为学问而学问”[25]，科举制度的废除，文学以目的代替手段，强调学问“专精”[26]，而在文学上“专精”的具体体现就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27]。20世纪20年代梁氏强调文学审美的自觉并不表示将要抛弃早期的文学启蒙思想，借以此文关于诗歌“专玩味天然之美和专描写社会实状”的阐释彰显其文学现代性与文学社会性的调和之路，同时要融入“自己真性情”[28]。而与之相对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创们以《新青年》为阵地的“白话诗”创作“基于社会责任而不是个人兴趣”而显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29]。

三、关于白话诗

（一）“真诗”基础上实质与技术的“调和”

梁氏在这里提出“真诗”的定义[30]，即“只是独往独来，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触的对象，用极淋漓极微妙的笔力写将出来，这总算是真诗”[31]。以此为基础，梁氏从文学审美维度以诗歌的“实质”[32]（意境和资料）和“技术”[33]（修辞和音节）两个层面进行诗歌的探究，并且认为：“若没有好意境好资料，算是实质亏空，任凭恁样好的技术，也是白用；若仅有好意境好资料，而词句冗拙，音节饾饤，自己意思，达得不如法，别人读了，不能感动，岂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连实质也糟蹋了吗？”[3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梁氏关于诗歌的实质和技术两个层面彰显一以贯之的“调和”理念。关于诗歌的形式与内容，胡适同样认为二者“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密切的关系是有主次之分的，确切的说形式要服务于内容，胡适认为如果“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认为他所倡导并实践的“新诗”“革命”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新诗”“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认为“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35]。1.诗歌技术层面，梁氏认为“诗是一种技术”，“美的技术”，而“修辞和音节就是技术方面的两根大柱”，诗歌通过“修辞和音节”呈现“意境”的氛围。“修辞”并不是“堆砌古典僻字”“卖弄浮词艳藻”，而是“文从字顺”“谢去彫鑿”，讲究字句之间的“精严协调”，“令人读起来自然得一种愉快的感受”。“音节”上提倡诗可以入乐，“古代的好诗没有一首不能唱的”[36]。在具体创作中，首先摒弃“押险韵、用僻字”、“古典作替代语”（与胡适反对“用典”相似）、“美人芳草託兴深微”、“律诗”。其次，体裁上，以“调和”为宗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37]，“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38]，“纯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鍊，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39]，等等，惟以现在的口音协调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40]。并且强调白话诗同样可以用韵，但必须注意两个条件，其一，白话诗的创作不必非用“俚字俗语”，而完全摒弃“文言”，以免造成“文字冗长”；其二，“语助词越少用越好”[41]。关于“用韵”，胡适认为：“第一，用现代的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第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脚都不成问题。”[42]胡适认为“旧诗音节的精彩”，“能够容纳在新诗里”，“是新旧过渡时代的一种有趣的研究，并不是新诗音节的全部”[43]，新诗的方向“自然的音节”，即“‘节’中‘句子的长短’、‘句里的节奏’”，“‘音’中的‘平仄’、‘用韵’”均以“自然”为尊[44]。2.诗歌实质层面，即“意境和资料”，梁氏认为首先打破文人厌世的悲观心态以及“自命清高”[45]，以积极的心态关注现实；这点到是与胡适关于“新诗的方法”主张“逼人的影像”，反对“抽象的写法”达成共识[46]。其次具体在诗歌创作主张融入“自己真性情”，提倡创作家遵循“性之所好”，因为“文学是一种专门之业”，主张“为文学而研究文学”[47]。

（二）文言与白话的“调和”

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创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认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不摹仿古人”“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认为“秦、汉、魏、晋”“姚曾”“韩欧”等“文学大家”“皆为文学下乘”[48]。主张“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49]，即“自己铸词”[50]。对于“白话文”提出自己的观点，“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且用“死字”与“活字”来形容“文言”与“白话”之关系，认为“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51]。鉴于以上观点，梁氏认为“白话体”的改造“绝不能完全脱离了”“文言”[52]，并从文字工具论的角度阐述“白话”与“文言”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传达出来；第二，是要令对面的人读下去能确实了解”。因此，梁氏认为“文言、白话本来就没有一定的界限，”认为使用“白话”做诗中国早已有之，“白话”与“文言”做诗，“最要紧的不过语助词有些变迁或是单字不便上口，改为复字”[53]。“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别造出一种束缚了。”[54]而现今的“白话文”也采用“格律义法”，无形中又是回归到狭义诗歌“格律”束缚的老路去了，针对于此种倾向，梁氏提出“文言白话”“应採绝对自由主义”，“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诗歌“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的好”[55]。

（三）“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的主创们，认为今后中国“文学变迁”，“当趋向写实主义”[56]，这一主张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具体予以明确，即“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57]——“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独有白话小说”为“文学正宗”——所以认为“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58]。与之相对，梁氏主张诗歌创作依“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还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现在里头，就算不朽之作”，这是其“真诗”理念的进一步完善，并且把这种主张具体贯彻在今后的诗学建构中，例如，亲历战后欧洲，梁氏将现代性的反省转向国内学校教育，看到国内学校正在推行美国式的教育模式，在这种一切以“忙”的“人生观底下过活”，“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59]，因此，梁氏立志解救学校教育面临的“精神饥荒”危机，并以此确立了探求怎样弥补学生人格教育的缺失，解决学生情感教育枯竭的学问观，这一以情感教育为核心的文学教育理念其中从情感的角度对于中国古典诗人的关照就是最好的例证，梁氏依据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范式，即“专玩味天然之美和专描写社会实状”同时要融入“自己真性情”的诗学路径择取个案，天然之美的代表，梁氏专门撰写《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而社会实相的代表，梁氏择取《情圣杜甫》，杜甫属于“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的诗人代表，“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表情方法……达到别人的心弦上”。梁氏认为杜甫的诗歌关注社会最下层人民，如“三吏”“三别”，这些诗歌已经把“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併合为一”，能够准确的传达出他们的情绪，所以杜甫是一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由于杜甫的诗歌多为“社会实相”的客观描写伴以自己主观情感相融合，梁氏称他为“半写实派”，具有“真即是美”的优点，“真事愈写得祥，真情愈发得透”。当然，杜甫的诗歌也有“讽刺类”的“纯写实派”，但这类诗歌通过客观事实的直写，自然会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60]。

（四）关于“纯白话诗”

对于“白话诗”的创作，“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另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61]，针对这两种极端倾向，梁氏认为“白话诗应该提倡”，在此基础上，从诗歌实质和技术两方面分别进行阐述，首先，诗歌实质方面，“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62]。其次，诗歌技术方面，即修辞和音节之于白话和文言的具体运用上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用纯白话进行诗歌创作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首先从修辞上看，以“文义词约义豊为美妙”反衬白话较之文言的冗长，以“美文贵含蓄”反衬白话较之文言“浅露寡味”、“一览无余”以及做“纯白话诗”“字不够用”；其次从音节上看，“不懂音乐”以及“纯白话”使用的诸如“的么了哩”的“语助辞”“枝词太多”，由此，基于“纯白话”做诗在“实质与技术”上不成熟因素，梁氏认识到白话诗“恐怕要等到国语经几番改良蜕变以后”才能实行，即“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节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智识和趣味”[63]。这里提到的“白话文”存在的诸如“字不够用”“名词不够”“形容词动词不够”等问题，在晚清“白话文”运动时期就早已显现，梁氏“文界革命”时期，虽然主张“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64]，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梁氏在“新文体”的具体创作上采用的是“浅近文言”[65]。可以说，梁氏此文中关于“白话”与“文言”以及“纯白话”的主张，与其“新文体”时期具体存在的状况是一以贯之的；但是我们要清楚前后两个时期对于传统文学的主体观是根本不同的。前文已论述，在此不予赘述。总之，梁氏《〈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相互契合的维度，梁氏“白话诗”的主张以其不丰不觳的“调和”心态，有效的调和着新文化运动主体之于“文言”与“白话”的“极端言论”，使其“化干戈为玉帛”，有利于正处于建构期的中国现代诗学体系避免“急功近利”，从而彰显其“温荣敦厚”的诗骚传统。

作者:李辉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