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磨文化研究

茶磨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代中晚期，金银制茶器已经开始兴起，但茶碾的制作依旧很粗朴，除了木质之外，尚有瓷质。到了宋代，至少是从哲宗朝开始，金属开始成为制作茶碾的主流原料，取黄金性柔的特点，并认为铜、铁等金属损害茶味，这是人们对于茶碾制作材料的首次评述，见于蔡襄作于皇祐年间的《茶录》。由此可见，自唐代至皇祐以前的茶具之中，碾茶工具虽然只有“茶碾”一种，但随着人们实践经验的丰富及生产工艺的进步，制作材料由木料转向了金银。这当中既透露出人们审美趣味的微妙变化，也揭开了茶具走向精美化、奢华化的序幕。

茶磨的产生，与宋代流行的斗茶风气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代的茶文化，重点不仅在于各类茶叶的口感，更在品茶之外，开辟了茶艺的新天地，即茶叶本身的斗色斗香，点茶分茶上的斗思斗巧。这在宋代茶书及宋人诗作中均有所体现。从北宋蔡襄所著《茶录》、宋徽宗所著《大观茶论》中考察可知，宋茶贵“白”。指的是茶叶和茶汤均以白色为上品。其中，茶叶之白又分为天然白色和碾磨成雪两种情况。天然白色的茶，称之为白茶，因其茶树少见，产量不多，甚至到后来直接被称为“斗茶”;碾磨成白色的茶叶，要求碾磨速度快而力道均匀，以保证茶叶不变色。无论白茶之白来自于先天形成，还是后天加工，都体现了宋人对茶味的讲究。茶汤之白则涉及斗茶的技艺。斗茶以汤面起水沫、不咬杯盏、时间持久为胜。根据今人的实验表明，要在斗茶中取胜，其关键在于茶叶的研磨，“茶叶研磨得越细，汤花越稳定，微细的茶末易于聚集在汤花表面”［1］122，茶沫的持续时间也就越长，颜色也就越白。宋人当然不可能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获知这些，但他们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斗茶的技法，茶叶研磨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引起了宋人的格外关注。如前文所言，宋以前的碾磨工具多为茶碾，一说唐代就已出现茶磨，又或当时的茶磨只是普通小型磨具，并非专为茶事而作，故无茶磨之名。以现存的文献考之，茶磨一词正式大量出现的时代，至少应在宋代皇祐三年以后，庆历五年以前，盖因蔡襄所著的《茶录》不录，而梅尧臣作于庆历五年的《茶磨二首》有之，这也是茶磨之名首见于存世文献。其后，南宋审案老人的《茶具图赞》、明代的《续茶经》具录茶磨之名，图茶磨之形。应该说，对于茶汤贵白的要求，催生了对研磨工具的进一步开发。早期的茶碾似有研磨不均之弊，又因普通金属有损茶味，而不得不选取金银等贵重材料为之，终究不够尽如人意。茶磨的产生则同时满足了不损茶味和造价低廉两个条件。可以说，宋代上层人士的喜好，因其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广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能够决定当时的流行风尚。而宋代统治阶级对斗茶的热衷，直接影响到了斗茶标准的制定，为达到这一标准的要素之一“贵白”，人们又从实践中开发出更为得力的研磨工具“茶磨”。从这一点来看，茶磨首先创制于上层社会的可能性较大。

宋代茶磨的创制及流行

茶磨一词，首见于宋代。《宋代斗茶初探》一文中提到“茶磨在宋代始常用”［1］121，《两宋物质文化引论》亦持此观点，似乎意指前代偶尔用之。以现存文献资料观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宋以前就出现了茶磨。又或唐人亦用较小的石磨粗磨茶叶，但没有将这种器物冠以“茶磨”之名，也没有广泛普及。由于现存的文献资料，不足以证明宋代之前就已出现茶磨，这里姑且存疑，以宋代为茶磨创制之始。前文提到茶磨的创制与斗茶的风气有关，这一点在苏轼辨析的最为分明:前人初用茗吟時，煮之无问叶与骨。浸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予家江陵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2］1513这首诗依照磨茶工具出现的先后顺序，简要点明了茶臼、茶碾、茶磨各自产生的原因。从中可见，茶磨实际上是在人们品茶方式不断改进下产生的新器物。每一件碾磨工具的产生，都与时人对茶味的品鉴需求有关。这当中以宋人的领悟最高，最为知味。如前文所言，斗茶的要点之一在于汤白。今人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获知了汤白的关键在于前期准备阶段，茶叶的研磨越细越好，宋人根据经验，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这在诗文中有所描述“吐雪夸春茗，堆云忆旧溪”［3］773，“欲将雀舌成云末，三尺蛮童一臂旋”［3］774。从中不难看出，诗人有意选取了“雪”和“云”的意象来描述研磨之后的茶叶，这两类意象都具有轻柔、洁白、细腻的特点，符合这一标准的茶叶，当是斗茶用茶的上上之选。诗中作如此描述，其意或可分为两方面。其一，现实层面。实际磨出的茶叶形态恰如诗中所描述。其二，理想层面。诗人即希望茶叶达到如此状态。无论诗中所指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看出，宋人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意识到碾磨工具改良的必要性。前代的臼和碾，弊端在于失之细腻，显然已不能满足宋人更为精致的需求。于是有了茶磨的应运而生。可以说，茶磨在诞生伊始，便与喜好斗茶的上层文人产生了天然的联系，或者说茶磨乃是为了迎合文人的喜好而创制的。

不独上层文人对茶磨情有独钟，茶磨作为普及性茶具，也风行于整个时代。这方面有两则佳例可供参考。其一是明代徐卉的《题葛仙翁移家图》，见于《北郭集》卷三。这是一首吟咏实体画作的作品，由诗中可知，画的作者是北宋名家李公麟。李公麟学识渊博，对古代器物有相当高的鉴识能力。据徐诗描绘，画中绘有仆童肩挑茶磨之景。根据前文可知，茶磨本为宋代所流行的器具，缘何被善识器物的李公麟嫁接到了表现数百年前人物生活的画卷之中?这在另一个层面说明了未能亲眼见到葛洪时代生活器物的作者，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融入了当代社会的生活元素。而作为上层文人的李公麟，选取茶磨作为表意对象，用以表达仙翁生活之潇洒雅致，恰可证明是茶磨当时宋代社会流行的雅具。其二，是传为南宋刘松年所画的《撵茶图》，画中左下角一人使用的碾茶工具正是茶磨。这两幅图画中对于茶磨的记录，无意中为考察石磨在宋代的普及情况，补充了一个有力的细节。如果说移居时不得不带上所有的家什，那么行旅之人，似乎应该只拣择轻巧的物品上路，梅尧臣却反其道而行之，《茶磨二首》之一曰:“北归唯此急，药臼不须挤。”［3］773对此，方回评之“仕宦而携茶磨，其石不轻，亦一癖也。宁不携药臼而携此物，可謂嗜茶之至者”［4］716。方回的论述重点在于梅氏的嗜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看出茶磨的研磨质量能够极好地满足对茶色极为讲究的宋代文人，故此获得更多的喜爱。

从方回的描述中可知，茶磨的重量并不轻。实际上，在宋代流行的茶磨，崇尚以小为贵。从“晴日午窗新睡起，掌中轻转雪花飞”［5］16837可知，此磨只有巴掌大小，据《鸡肋编》(卷下)载“南安军上犹县北七十里，石门保小逻村出坚石，堪作茶磨。其佳者号‘掌中金’”［6］109，考之当是诗中所云之茶磨;另有“欲将雀舌成云末，三尺蛮童一臂旋”［3］774，此磨产地不详，但根据诗中描绘，应该比前者“掌中金”要稍大一些。这里涉及宋代茶磨产地的问题。当时公认的茶磨产地有两处:其一，《方舆胜览》卷二十二，记载南安军的土产为茶磨石。其二，《方舆胜览》卷六十一，“涪州条”载“江边细密之石名曰‘青’，可作茶磨”。［7］1068－1069应该说，被记录在册的这两类石材，是当时流行范围最广的。然而，见于文人诗作中的茶磨却另有所出，梅尧臣《茶磨二首》“楚匠琢山骨，折檀为转脐”［3］774。苏轼《次韵董夷仲茶磨》“岁久将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2］1513。诗中提到的“衡山”，位于当时的荆湖南路的长沙郡境内，也就是“湘楚之地”。此地距南安军及涪陵两地甚远，应视为茶磨石的另一个独立产地。值得注意的是，几位诗人笔下的描摹对象都是产自楚地的茶磨，并认为蜀地虽也有产出，但质量不尽如人意。宋代的其他文献资料，对楚地茶磨均无只言片语的记载。个中的原因，我们不妨作这样一个假设:楚地茶磨，很可能是茶磨中的极品，远胜于掌中金。由于其不菲的价格和极少的产量，只能供极少数上层文人赏玩使用，不具有普及全社会的可操作性。故此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茶磨，其产地当是集中在上文提到的两地。

这个假设是否成立?首先来看价格，“去州百余里，价直五千足，亦颇艰得”［6］109。再来看价值，“苍碧缜密，镌琢得。所以磨盘与轮同璞者为佳，其最谓之舀石，犹砚之旧坑也，脉红如线极，鲜明不过”［7］403。这里引述一条端砚的材料“其贮水处有白、赤、黄色点者，世谓之鸲鹆眼，或脉理黄者，谓之金线文。尤价倍于常者也”［8］100。掌中金的材质既与端砚相类似，判断优劣标准也大致相同，我们有理由相信，判断端砚价格的高下，对于茶磨而言，也可供参考。这里可见，具有鲜明脉理的石磨，其经济价值也相当可观。掌中金尚且如此价高难得，质量高于它的衡山茶磨，其珍贵程度更可想而知。与其说衡山茶磨是确实存在的一种茶磨，不如说它也是代表了极品茶磨的一种符号，存在于诗歌的语汇中，提醒人们有这样一种佳品的存在。

文人、茶磨与器物文化

如前文所言，茶磨一物，作为斗茶风气盛行之下的产物，既是物质发展的必然，也是凝聚了文人的巧思妙想，体现了文人对雅致生活追求的器物。在它的身上，有着宋代器物文化“以人为本”的特点，即文人喜好—大众接受—器物流行。或:文人喜好—器物创制—社会风行。文人因其不俗的生活情趣、文雅的审美品位，以及崇高的社会地位，始终处于引领器物文化发展方向的主导地位。通过对茶磨与文人之间关系的考察，更能说明这一点。《两宋物质文化引论》中云:“根据上文所引苏轼的茶磨诗，我们知道，北宋中期以前，那些从事商业性经营的茶楼里，已经以茶磨取代茶碾了。”［9］275从中可见，作者认为茶磨是在民间创制并流行的器物，而茶碾则盛行于文人之中。其实不然。结合宋代文人往往身兼流行时尚导师的史实，我们可以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茶磨是为迎合文人之好而制作，并由文人之力渐次推广到民间，并风行于世。理由如下:

其一，宋代的茶书，如蔡襄《茶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均以建茶作为研究对象，因而，茶汤优劣的判断标准，当是依据建茶而立。建茶在两宋时期均为贡茶，唯有身处上层的士大夫有机会接触到，寻常百姓应鲜有所得。这就决定了普通人既无机会欣赏到色白如雪的建茶茶沫，也无缘为了追求这一效果而研制更为精细的研磨工具。因此，茶磨由民间创制，继而流向上层社会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上层社会流行的茶磨，重视形制小巧，重视石材具观赏性，复又重视石材原产地，再结合上品茶磨价格不菲的条件，可知茶磨即使脱胎于民间使用的石磨并率先在民间流行，也只不过是一种小型的普通磨具，而真正成为茶事专门用具，甚至成为案头清玩及收藏艺术品，还是仰仗文人的奇思妙想及不遗余力的开发。

其二，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极高，且雅好清玩，宋代多种器物的创制流行，都得益于文人的大力推广。如砚屏的创制、澄心堂纸的再造……可以说，宋代文人的喜好往往决定着一个时期的流行风尚。斗茶的流行及标准的制定，统统始于上层文人。《两宋物质文化引论》中提到茶磨率先产生并流行于民间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结合本文的论述，专用于茶事中的茶磨，当由上层文人之间率先流行，并因文人的喜爱又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效仿，导致了茶肆茶楼的大量使用，这样由上到下的流行过程似更合情合理。

综上所述，文人对茶叶研磨质量的高要求，为茶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器物的选材、制作、流行，也深受文人审美品位、生活情趣的影响。可以说，对茶磨选材用料的讲究，体现了宋代文人讲求器物材质自然、精美、华贵的审美趣味。除了要求材质本身具有观赏性，器物本身的实用价值，亦是宋人关心的重点。茶磨在宋代社会的广泛使用，即是因为文人看重其具有细腻的研磨效果，能够更好地满足斗茶这一雅事所需，为文人努力创造的清雅业余生活增添几分助力。总而言之，文人在器物文化的发展推动过程中，起到了绝对领导者的作用，此亦为宋代器物文化的最大特点。

要之，宋代的茶磨，产生于斗茶风气盛行之下，因其比茶碾的研磨效果更为细腻，而受到人们，尤其是热衷并善于斗茶的文人们的喜爱。茶磨分大小两种，小可置于掌中。大可一臂旋之。一般茶磨的产地为上犹和涪陵。前者质量稍佳，其中佳品掌中金价高难得。后者使用效果似乎不尽如人意。茶磨在当时社会十分流行，并被记录到诗作和图画之中，在诗作中，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尽显对这一器物的钟爱之情，更有文人之间以此作为社交礼品，表情达意。画作之中，著名画家将其作为宋代的民俗风情符号纳入笔端，可见此物在当时十分流行，代表了当时的人情风俗。茶磨的创制与流行，充分代表了宋达的制造业水平，尤其是衡山茶磨的产生，体现了“宋代湘南工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手工业获得了较大进步”［10］45。宋人对精致物质生活的追求，亦有着对器物文化的创造性贡献。宋代器物文化所包含的器物，还有金石学中的古器物，尽管“金石学未能完成发展为现代学科”［11］226。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当中也饱含了宋代文人为发展器物文化所作出的不懈探索。应该说，文人们对斗茶技术的不断改造、对茶磨实用性和观赏性的要求促使了茶磨的诞生及小巧化、奢华化，文人们更是通过自身有利的社会地位，推动了这一器物在宋代社会的流行，从中可见宋人对清雅生活的讲究，对器物的玩赏的兴趣，以及对推动器物文化发展的主观努力。（本文作者：解爽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