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与相权的艺术探要

【摘要】为了维护君权独尊的需要，帝王对于相权的态度存在着两种逻辑认知，即排斥和需要。这两种认知相互交织，使君权与相权关系在动态中实现平衡。我国历史上君权与相权和谐的典范，对现代社会中处理上下级关系有着一定的方法论层面的启示：一是加强有效沟通，二是权责分明，三是营造良好氛围。

【关键词】君权；相权；上下级；矛盾；平衡

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系统中，君权与整个官僚系统是分开的。官僚系统为君权服务，而丞相是官僚系统中的统领，发挥着帝王与官僚之间的沟通枢纽作用——“相也者，百官之长也”［1］。在中央集权早期，丞相的主要作用是与君主一起管理国家，双方在形式上是一种合作关系，君王对丞相礼待有加，分部分权力给丞相，尤其是在重大事情的处理上要与丞相商议。比如，在《史记》中曾记载，窦太后想要加封王信，汉景帝犹豫不决，首先想到的就是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同时，君主对于权力的分配一直采取谨慎态度，对于任何有可能对君权独尊产生潜在影响的因素，都持一种怀疑态度。相权的产生原本就是在君权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增强君权执行力的措施，即分权的目的不是制衡君权，分的是君权授命下的有限行政权。而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元化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权力的更迭集中于对最高决策权的争夺，任何影响君主最高决策权地位的因素，对于君主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尤其是高高在上的相权，很容易喧宾夺主。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相权与君权独尊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二、君权与相权的动态平衡

在君权与相权的彼此合作与竞争中，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这种平衡不是两种权力的相互妥协，而是在相权不断被削弱和压制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点可以从臣子朝见帝王时的礼节上看出端倪。在早期君主与丞相的关系中，丞相去觐见君主，君主要以庄重的态度去迎接，相对于百官所通行的礼仪，丞相要有所优待。秦汉之前，君主要起身赐坐；到秦汉之后，丞相也只能是站着议事；而到宋代以后，丞相也得跪着议事。从这种变化可以看出，相权的实际权力在不断缩小，在君主面前的合作管理成分越来越少，主仆的意味越来越浓。即使相权不断被挤压和缩小，但就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来讲，这依旧是一种动态式的平衡。首先，帝王所维护的君权至上意图没有变，设立丞相的目的是协助君主进行管理。在这个前提下，君权与相权的合作管理性质是稳定的，丞相的任命和职能都由君主来决定，并为君主服务，也就是说，相权的实际权力范围会有所变化。比如，秦代设立的“三公九卿”制度，隋代制定的“三省六部”制度，都是对相权进行分化，避免由君权分化出来的部分权力过于集中。而丞相作为百官之长的地位没有变，辅助君主进行管理的职能没有变，且帝王在维护君权独尊的地位上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不仅对相权进行削弱，对于除丞相外的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力图进行权力分化。其次，君主对于完全取消相权的尝试是不成功的。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明太祖朱元璋取消宰相制度，大权独揽，结果发现自己每天要处理大量事务，根本处理不完。这看似增强了君权，实际上是给自身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最后朱元璋还是得通过设立内阁来协助处理事务，内阁中的首辅大臣成为不是宰相的宰相，权力范围和职能作用与以往的宰相没有本质区别。帝王调节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时，基本上坚持两大原则。一是持续分权。自秦代开始，相权一分为三，没有了先前丞相可以总揽军政的全方位权力。到后来，不仅是权力进行了分化，相权的拥有者也进行了分化，所谓的“丞相”“宰相”都成了有名无实的虚职，各方面的负责人仅是对所处方面进行管理，相权和掌控相权的空间越缩越小。二是职位调动。自汉代以后，对于权力敏感的职位，譬如掌握统兵权与调兵权、行政权与决策权的职位，帝王的人事调动逐渐频繁。

三、君权与相权和谐的典范

帝王在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性地位，臣子向帝王提出意见时，往往不能直言，需要采取讽谏隐言等委婉方式，比如邹忌对于齐王的劝谏、伍举对楚庄王的隐言。流传最广的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之间的相处事例。在刘备早期的创业阶段，人才极度匮乏，刘备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所有重大战略方针都与诸葛亮商议之后而实施，最终三分天下，成为割据称雄的一方诸侯。刘备对于诸葛亮的态度非常值得借鉴。相类似的还有唐太宗与魏徵的相处事例。唐太宗对于魏徵的直言进谏很恼怒，“会须杀此田舍翁”，而在愤怒之后，依旧听取了魏徵言论中的合理部分，并对其进行了赏赐和表彰。帝王面对不同状况时，调节权力分配的倾向性会发生变化。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历来有对“明君”的殷切期盼，把政清民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身上。虽然有个别君主的本身素质较高，能做到从谏如流，但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帝王在调节君权与相权的过程中，在创业阶段，其主要矛盾是如何扩大群体势力，因而群体中各个个体之间的合作性质比较突出。而在进入稳定期之后，帝王则会对群体里的潜在不可控因素进行清除。当然，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主集权的强化，帝王在调节过程中的相对平等性越来越失衡。随着君强相弱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相权对于君权产生颠覆性威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君主对于相权的审视开始发生变化，相权不仅仅是拘囿于丞相个人势力，还会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不仅仅是对君权是否构成实质性威胁，还有对于君权的权威性是否造成影响。比如汉高祖刘邦与其丞相萧何。刘邦对于萧何的重视程度不是其他将领所能比拟的，在功臣分封时，刘邦将没有直接参与战争的萧何列为功劳第一人，封为相国。然而，萧何却忧虑与刘邦的相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对君权产生实质性威胁，君主就会停止怀疑，君主怀疑的是功高盖主，从而影响君权合法性。因此，萧何开始有意收敛自己，并采取自污的方式来减少自身影响力。萧何在出征时，故意命人以不合适的价格强行购买城中百姓房产，激起民愤，当众人向刘邦告状时，刘邦却很高兴。历史上采取自污的形式来进行自保的臣子不在少数，这是封建时代臣子对于君主的猜疑所采取的主动性措施。在古代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帝王对于相权的态度一直是警惕，尽管有些权力调整能减轻二者的冲突可能性，却并不能完全消除君权与相权的实际矛盾。但君主能有主导性，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管理具有积极作用。历数封建时代的盛世，绝大多数情况下，君相之间是处于一种和谐状态的。这种和谐并不完全意味着相权的牺牲，更多的是君主在调节权力的过程中，将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提升到了很高的层面。虽然这种认识具有很强烈的封建色彩，带有不彻底性，但其能不同程度地做到君权与相权的相对平衡，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管理都具有积极意义。

四、君权与相权关系的现代启示

帝王在处理相权与君权的关系上占据着绝对的主动性，会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相权，开明的君主会采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保持君臣关系和谐。帝王处理君权与相权关系的过程，对现代社会中处理上下级关系有着一定的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1.加强有效沟通。从古代帝王对于相权的态度上来看，要建立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加强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相同的条件下，不同群体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不同，问题往往出在群体内部成员的沟通上，即上级对于下级仅仅是发号施令的角色，下级对于上级仅仅是执行命令的角色，二者之间的沟通仅限于发出指令和服从指令的交流。因此，加强沟通的有效性是提升管理质量的重要策略。尤其是对于上级领导者而言，其不仅是听取合理意见，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尊重合作伙伴的态度。上级要做到传达信息准确，表述方式能为下属所接受，及时接受反馈信息，并做出回应。下级对待上级，要有服从意识，对上级所交代的任务积极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及时反馈信息，提供决策制定和调整的参考依据。上下级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减少中间环节的资源消耗和情感消耗，减弱关系紧张感。

2.权责分明。上级权威的建立在于领导力，而领导力的保证就是在集体中做到权责分明。不同于封建社会中充满着上下级尊卑意识，现代社会群体内各成员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但是，任何一个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组成的，分散性力量的调配与自行结合群体是管理中所面临的难题。要进行有效管理，提升处理事情的效率，需要把握好管理过程中的权责问题。必须承认的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等级差异，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拥有更多的支配权，其所面对的不仅是单方面的技术问题或者人事问题，更多时候需要从全局来进行运筹。面对复杂的事务，要保持群体正常运作，就需要严格的权责制度，使权力与责任得到明确划分，各机构形成互相配合的状态。同时，运行的过程中须建立相应的权责规章制度和应急措施，并且严格实行。

3.营造良好氛围。现代社会的管理不同于古代的人治，不是单纯的隶属关系，而是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一种互惠行为。在工作中，因为分工的不同，上下级双方会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权力服从方面表现出差异性。因此，上下级双方应将生活与工作相区别开来，尤其是上级领导本身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资源，容易对下级产生压迫感，而如果没有领导权威，在工作中又会造成执行力不足、执行效果差等问题。为此，领导者需要在工作与生活中进行有效把握和合理运行，营造合作氛围，减少上下级之间的阻抗性。良好的氛围在工作和生活中有着不同的体现，群体在工作时段应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群体稳定性良好，内部凝聚力强，上下级之间沟通有效，减少内耗行为。在生活中，群体应寻求建立一定方向的价值观，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尤其是在奖惩与人事调整等关系到个体切身利益的事情上，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变通。

参考文献：

［1］周良霄.皇帝与皇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23.

作者：张荣芳 赵可达 单位：安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