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大学教育理念

【摘要】本文通过对钱穆先生文章中观点的整理和思考，结合当下现实，从理想教育模式的历史渊源、理想的大学教育理念、理想的大学教育制度和师道四个方面对理想的大学教育进行了实践构思。

【关键词】理想；大学教育；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师道

关于大学教育，钱穆先生写了一系列文章，如今均收录在《钱穆全集》如下篇册中：第30册《国史新论》有《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第32册《中国史学发微》有《中国教育思想史大纲》；第41册《文化与教育》论教育的文章最多，包括《如何建立人文科学》、《改革大学制度议》、《理想的大学》、《理想的大学教育》、《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之师道》、《中国之师道》、《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师道》；此外，第25册《中国学术通义》也有泛论学术与师道。钱穆先生的这些文章和论述，成文时间基本在20世纪30-40年代之间。当时的中国，在经历国共内战的同时，也遭受日本的野蛮侵凌，在国力积弱的情况下想要排外却不知如何排外。因此，钱穆提出了通过教育以变法自强的方法，想要从如下四个方面构建起理想的大学教育：理想教育模式的渊源、大学教育理念、大学教育制度、大学中的为师之道。

一、理想教育模式的渊源

论理想教育模式的渊源的文章主要出自《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和《中国教育思想大纲》这两篇文章，涉及两个要害。第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精神。中国最早教育的目的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而是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在人和圣人之间筑起一座桥梁。除了教人以专业知识，还要教人以通德、通识，即教人做人，以及教人认清自己专业的立场意义，具有大局观，教人做一大雅之人，即所学的大道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第二是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尊师重道情怀。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在于，通过对学生先天自然天赋之性的教化而达成后天的人道文化之德；这就要求首先重视师道之人品人格，使其能先尽性成德，再来教人尽性成德。名师自然而然会有很多求知者不远千里前来求学。

二、理想的大学教育理念

钱穆先生所论的理想的大学教育理念，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内在性，一是自主性，两者密不可分。钱穆先生说：“知识技能在外，心情德性在内。做人条件，内部的心情德性，更重要过外面的知识技能。”①内在性主要指我们的教育要由内而外，要提倡的是教育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教育，在大学教育中要用智慧与事业教育代替智识与职业教育。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还是要教人如何做人，所谓“道不远人”和“尚友古人”，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就是将“自觉”，即自己觉悟和“觉人”，即授之于人结合起来，将所学用在实际做人之上，以身作则来教育他人，师道不熄，人道不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能生生不息的原因之所在。而关于教育的自主性，到了当代基本上是丧失的，因为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教育也基本上照搬西方现代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态度，虽然到了现在又有所回归，但毕竟是一种浅显的回归，例如对于各大城市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牌，很多人看到却少有人真正的明白其中含义。在钱穆先生看来，应当化被动为主动，先认清自己的传统教育文化，在保持独立自主性的前提下再取舍和吸纳其他教育理念。为了达到内在和自主的两大理想大学教育理念，钱穆先生提出了两点建议：一、在各种专门学院之前需设立大学普通学院，以教人人生经验之最普遍根本紧要精彩者，教人如何好好做人。二、设立通学，培养通才，让我国的人才先认清和打通我国文化再学习他人。

三、理想的大学教育制度

关于大学教育制度，有《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中的制度部分》、《改革大学制度议》两篇文章。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官学与私学交替存在或者并存。关于私学，从教学内容来说，从至圣先师孔子开始，教学涉及六艺，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所学内容既可修身齐家，亦可治国平天下。从教学对象来说则是有教无类。从教学方式来说则是随时学、随处学。私学无明显的制度。而官学当然由官方设立，如汉有太学，明有国子监，自唐以来配以科举考试制度以选拔人才，其最高意义偏重于政治，与私学的理想教育意义有偏差。国家重视教育为好事，然而官学过于兴盛，求学意义则不免功利化，学术气氛也一片死气沉沉。从中国古代一直到清代末期，一个重要的的特点就是私学才具备真正的影响力，而公立教育相对来说建树较小。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应该缩小规模，扩大课程，即不要将院系分得过于细致，不要胡乱设置课程，胡乱聘请教授，使得教授数量虽多，却缺其质量，少其“师道”。而且每一学科的学生科目应该包含广泛，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经济等等，而不应过于修专业之课程。

四、大学中的为师之道

关于大学中的为师之道的论述，主要见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之师道》、《中国之师道》、《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师道》，《泛论学术与师道》这几篇文章中。中国古语云，天地君亲师，将师和天地君亲放在一起，可见师道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三大统，包括了“政统”、“道统”、“血统”，其中“道统”为最高。中国古人的“尊师重道”，《中国之师道》这篇文章刻画得淋漓尽致。中国古人讲“忠孝”，将“忠”放于孝的前面，说明了“政统”高于“血统”。在《中国之师道》中，作者多处举例，讲述古代君王尊师，让师坐讲而自己则立听，其实并不是尊师这个人，而是尊师所传述的道，又说明了“道统”高于“政统”。简单说来，古时的教育就是一做人的学问。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也即传为人之道；授业，也即将所学之道运用与社会中去；解惑，则是因为人生形态万千，不同的境遇下难免会产生疑问，所以需要解惑。师者，其实是自己不断学习做人道理的同时，也将这种道理传达给他人，合称为师道。师分为两种，经师和人师，但“经师易遇，人师难求”。从“道术”的角度看，偏重道的则为人师，偏重术的则为经师。然而到了现代，从教育的理念来看，以智识和职业教育代替了智慧和事业教育。从教育制度上来看，教育为政府所重视，官学逐步盖过了私学。由于受到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大学开始分院系，聘请教授讲学。中国的大学注重的地方，对外在于大学的建筑与设备，对内在于各学各系的编配、课程的设置以及教授的聘请。对外暂且不论，对内的学科分配则越来越细化，教出的学生往往自为疆境，只知道自己所学，而对外来事物一无所知，不足为用。从大学中的为师之道来看，师道必然受到前两者的影响，职业性的教育内容代替了为人之道，为师者并不一定是品行良好之人，不能够获得学生内心真正的尊重，学生也不知道该如何尊重。如今，中国正强势崛起，中国传统文化大有复兴之势，此时重新回顾钱穆先生关于大学教育的论述和思考，于我们当下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钱穆.文化与教育[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2]钱穆.国史新论[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3]钱穆.中国学术通议[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4]钱穆.中国史学发微[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5]钱穆.国史大纲（二）[M].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

作者：李文怡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