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志怪小说适合儿童阅读的题材内容主要有劝世、爱情婚姻、人与异类的传奇逸事异事、知己友情、讽刺现实等方面。而这几方面的内容，在蒲松龄的《聊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从远至神话传说，近至清代初期的志怪小说中，都可以追寻到蒲松龄创作继承前人的痕迹。今人朱一玄编辑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一书列举了一些材料，对《聊斋》部分作品进行溯源，涉及的《聊斋》篇目有138篇，［6］其中适合儿童阅读、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可纳入儿童文学范畴的作品至少有63篇。蒲松龄“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使《聊斋》在继承传统志怪儿童文学题材的同时也发展、突破了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继承了传统的题材内容并更加丰富与全面

在适合儿童阅读方面《聊斋》对志怪小说的题材内容有继承也有发展，使题材更加丰富与全面，从劝世教化和爱情这两类题材即可见一斑。

1．劝世教化题材

传统的志怪小说，很注重道德的劝谕，有不少作品适合儿童阅读，并对他们进行人生启迪。《聊斋》的儿童文学题材中，也有大量对世俗、人生劝谕、启迪的作品，既受到志怪小说影响也有所发展。如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董永》，写董永的孝行感动了天帝，天帝安排织女下凡帮助他。而《聊斋》的第一篇作品《考城隍》也写仁孝感动关帝，孝子因此得以寿延侍奉母亲。作品鲜明地提出“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观点，表现了蒲松龄推崇的是毫无功利、发自本心、出自真情性的处世方式，与儿童的处世方式不谋而合。晚唐李复言《续玄怪录》的《鱼服记》运用象征手法，讽刺了世态炎凉，而《聊斋》的《胡四姐》则进一步把那种官场中的炎凉扩展到家庭内部。清初涨潮辑录的《虞初新志》中的《义虎记》写老虎亦懂仁义互助，以此讽刺那些不守节义之徒。蒲松龄笔下的《赵城虎》也是一篇老虎传奇，老虎吃人后知错能改甘心受罚，并为老妪尽孝，具有更多的道德意味。《聊斋》在进行道德教化内容方面，比传统志怪小说显得更为丰富，几乎涉及各个道德和生活层面。如对恶习的劝诫就包括戒骄惰自大（《劳山道士》）、戒懒惰（《王成》）、戒心术不正（《画皮》）等，《赌符》则是戒赌，《雨钱》则戒贪财，《秦生》戒好酒，《牛癀》是对私心的惩戒。传统的志怪以较单纯的情节与幻想使儿童明了故事内容，从中得到启发，《聊斋》儿童文学作品情节也较单纯，但更注重通过生动细腻的生活化细节描写，鲜明而富有个性且极富人情味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使枯燥的道德内容得以传神、形象地传达，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儿童读者的心灵。

2．爱情题材

爱情是文学创作历久常新的主题，人与神、鬼、异类之间的恋爱婚姻故事在志怪小说中就大量出现。其中有一些作品以简明的情节、浓郁的生活情趣、真挚执著的感情、奇异的色彩同样能引起纯真又向往美好事物的儿童读者的兴趣，能对孩子进行爱的启蒙和教育。它们对《聊斋》爱情婚姻题材的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西汉刘向《列仙传》中的《江妃二女》，是志怪小说中首次出现人神恋爱的一篇作品，［2］42－43写天帝二女与人间男子的相慕相悦。魏晋时的《列异传》中的《谈生》，写女鬼与谈生结为夫妻，这是志怪小说中首次出现的人鬼婚姻的故事。［2］25女鬼为睢阳王之女，谈生只是一介寒士，这段婚姻颇有突破门第观念的意味。唐代李朝威的《柳毅传》写落第书生柳毅义救受虐龙女，最终与龙女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这些人与神、人与鬼的爱情婚姻故事，在《聊斋》中写得更为精彩，表现形式也更为丰富。如《翩翩》，写人间浪子罗子浮遇仙女翩翩，与之结为夫妻。罗子浮在翩翩的调教下一去浪子恶习，这使作品多了一份人间的温情。《聂小倩》中，女鬼小倩被慷爽自重的书生宁采臣感动，与之相随，最终小倩亦以真情打动了宁采臣，两人结为夫妻。《织成》写男主人公柳生爱慕洞庭湖神之侍儿织成，其才气亦打动了洞庭君，后把织成嫁给了他。作品最后还附上柳毅的故事，可见蒲松龄是有意以《柳毅传》为蓝本创作这篇作品的。《聊斋》这些爱情作品比传统志怪更注重丰富的细节描写，并多了几分平民色彩。除了人与鬼神之间的恋爱婚姻，《聊斋》还有不少写人与其他异类爱情婚姻的作品，包括人与狐、花、木、鸟、鱼、虫等各种异类的故事，比传统志怪小说更显丰富多彩，如《花姑子》（人与香獐精）、《绿衣女》（人与绿蜂精）、《阿纤》（人与鼠精）、《葛巾》（人与牡丹花精）、《黄英》（人与菊花精）、《白秋练》（人与鱼精）、《竹青》（人与乌鸦精）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爱情故事，在带给儿童神奇的吸引力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精神向往。《聊斋》那些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题材内容总体而言比传统志怪小说更为丰富全面，有利于儿童认识、感受丰富的生活。儿童文学在题材上也要求象成人文学那样丰富多样，以满足不同层次儿童读者的需求。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曾指出：“表面看来，可能会觉得，儿童文学中的年龄差异以及儿童艺术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题材、概念的名称和内容上。但是很难设想有哪种题材是不能写给儿童看的。甚至爱情，普通两性之间的爱情，也不能从‘儿童的’题材范围内抛开……”［7］长期从教的蒲松龄在这方面的确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独特的视角。在《聊斋》儿童文学类作品中，题材内容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予了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以不同的需求和启迪，这是对传统志怪小说儿童文学题材的一个发展与超越。

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且更为强烈

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大量儿童能读懂感兴趣的抨击现实黑暗，批判贪官酷吏，反抗世道不公的作品，这对于《聊斋》讽刺世道不公，反映官场黑暗的儿童作品也有很大的影响。成书于春秋、战国时的《山海经》，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这些作品可视为志怪小说的雏形。其中的《形天》，描写了一位敢于与天帝抗争的神话人物———形天的形象，他在“帝断其首”之后，“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他的出现，为后世塑造敢于反抗权威的人物形象奠定了基础。《列异传》中的《干将莫邪》，写干将父子对暴君复仇的决心。东晋陶渊明《搜神后记》中的《章苟》，写农夫章苟面对雷神的不公，敢于怒目斥骂，勇气可嘉。这些作品中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在《聊斋》中得到了延续，而且表现得更为强烈，如《向杲》、《聂政》、《席方平》等均写老百姓对豪强至死不屈的反抗。向杲化身为猛虎报复仇人，席方平历经阴间非人的折磨仍不放弃复仇的信念，这些形象颇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特点。志怪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如南朝刘宋东阳无疑《齐谐记》中的《薛道询》，写薛道询化为虎食人无数，后又化为人，还当了殿中令史，作品隐含了官如恶虎的讽刺意味。《聊斋》的《梦狼》无疑受到了《薛道询》的启发，写白翁梦见了儿子的府衙是吃人的地方，官吏们都化作凶狠的虎狼，官衙里还有白骨如山，讽刺揭露的意图更为明显直接，批判也更为强烈大胆。由此可见志怪作品虽以奇幻的形式出现，但同样具有直面现实人生的精神，这种精神在蒲松龄的《聊斋》也有鲜明的表现，而且更增添了一份批判的勇气。如《促织》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鸮鸟》则直接取材于作者生活的康熙乙亥年（1695）发生的事情，对长山县令的贪婪扰民作了无情大胆的揭露，为百姓鸣不平。蒲松龄还在作品中增加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内容，如对科举制度不公平的抨击。在《考弊司》中，借对阴司考官营私受贿行为的讽刺，对现实中考官营私受贿进行抨击；《司文郎》借一盲鬼僧的经历，讽刺考官有眼无珠、无德无才，致使有才华的文人黯然落第。《叶生》则为天下“文章憎命”、科举之途淹蹇的读书人鸣不平。这些作品已完全融入了蒲松龄个人的亲身体验在其中，因而揭露显得更真实。《聊斋》这些“出于幻域，遁入人间”［1］209直面现实的作品以其鲜明的是非观、相对单纯而又曲折的情节吸引儿童的注意力，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感染儿童，帮助儿童读者认识并直面社会与人生。

幻想更大胆神奇又有生活情趣

传统志怪小说大都富于幻想色彩，这一特点在《聊斋》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现，而且以浓郁的生活情趣更易引起儿童的阅读兴趣。富有幻想色彩的遇仙题材在志怪作品中常常出现。如东晋王嘉《拾遗记》中的《洞庭山》，开后世洞窟遇仙类故事的先河。［2］58陶渊明《搜神后记》中的《袁相根硕》，也是写洞窟遇仙。《聊斋》中也有不少遇仙故事，如《翩翩》、《绛妃》、《绩女》、《安期岛》、《粉蝶》等，都是写凡人遇仙的，充满神奇色彩。其中《绛妃》写花神请秀才写檄文讨伐风神的故事，与唐代谷种子《博异记》中的《崔玄微》写人遇花神、风神的故事有相似之处。《搜神后记》的《丁令威》则写人成仙化鹤的故事，《聊斋》中的《白于玉》也写一名叫吴青庵的书生遇仙得道化仙而去。这种遇仙故事，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写物得道后化为人，如《搜神记》中的《班狐》，是六朝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较完整的狐狸变人的作品，［2］54狐狸变的书生博学多才。在《聊斋》中，这种变化则发展为花妖狐魅皆可化为人，而且他们都有非同常人的本事，幻想显得更加大胆神奇，且这些形象在《聊斋》中变得“多具人情，和易可亲”，［1］209在大胆的幻想中融入了生活情趣，让孩子倍感亲切。如《周三》中的老狐变为自称胡二爷的白发叟，如常人一样彬彬有礼。他的朋友周三也是一只有法术的狐仙，他以“虬髯铁面，服裤褶”的形象出现。《柳秀才》中的柳树神则化为“峨冠绿衣，状貌修伟”的秀才，为县令进献御蝗虫之策，这样的神可谓充满菩萨心肠。《黄英》中的菊仙黄英和她的弟弟看起来与常人无异，并善于以菊花经商创造财富，且不以此为耻，颇具市民意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奇异的法术往往更能表现幻想的大胆、神奇。志怪小说中充满奇异色彩的法术变幻对天真、好奇的孩子而言，具有极大吸引力。东晋荀氏《灵鬼志》中的《外国道人》即充满奇幻色彩。外国道人不仅能吞刀吐火，且入担中笼子里亦无增加重量，更能从口中吐出一女子与之共食。道人睡觉，女子也从口中吐出一年轻男子，并与之共食。后女子把年轻男子含回口中，道人醒，又把女子、食物、器皿含回口里。这一连串变化让人目不暇给。《聊斋》中亦有法术神奇如此且表现更为大胆的作品，如《巩仙》，巩道人的衣袖大有乾坤，能帮助一秀才从袖中进入王宫与意中人相会。《寒月芙蕖》写道士施法术居然使冬天的花园温暖如春，湖面开满娇艳的荷花，奇妙的法术使大自然的变化穿越了节令顺序，令人叹为观止。而《偷桃》一文，与唐代的《原化记》中的《嘉兴绳技》、明代王同轨的《耳谈》有许多相似之处，［6］12－17它从孩童的角度去看术人表演偷桃的戏法，细节的描写更具体丰富逼真，上天偷桃的孩子被肢解后居然又复活了，让人惊奇不已。还有些志怪作品反映了古人对宇宙的幻想，如西晋张华《博物志》中的《天河浮槎》，写古人幻想乘浮槎上天，可见古人对宇宙是充满好奇的。那是孩子似的好奇心。蒲松龄的作品也有这种对宇宙的好奇心，且表现得更细腻而生活化。如《雷曹》写慷慨热心的乐云鹤与雷神交上了朋友，雷神带他到天上走了一遭，乐云鹤看见“有数十人，以器掬水，遍洒云间”，富有人情味的雷神便让他尽情向家乡播撒雨水滋润大地。乐云鹤还看见“星嵌天上，如老莲实之在蓬也”，他摘下一颗藏在袖中，而这颗星星竟是他一位去世的好友化成的。哪位孩子不曾对天上的云彩与星星展开过种种奇思妙想呢？蒲松龄结合人们熟悉的生活展开想象，既让儿童感到亲切有趣又满足了他们丰富的好奇心。《聊斋》的幻想是全方位的，比传统志怪作品更多姿多彩和富有趣味性。它的奇异幻想总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充满生活情趣，亦真亦幻，与儿童爱幻想并常把幻想与现实相混淆的思维特点不谋而合，因此更易激发儿童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

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

《聊斋》不仅继承发展了志怪小说丰富的题材及现实与幻想色彩，而且在内涵上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因而对儿童读者更具启迪性。友情在人生中不可或缺，儿童同样需要友情，志怪作品有不少写友情的佳作。如《灵鬼志》中的《嵇中散》，写魏晋时的文学家、音乐家嵇康以琴会鬼友的故事。表现友情在《聊斋》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如《王六郎》、《陆判》写人与鬼之间真诚的友谊，超越了阴阳两界。《娇娜》、《酒友》、《胡四相公》、《刘亮采》写人与狐之间的友情，这种友情超越了金钱、名誉、地位、私欲甚至生死，更为感人，精神境界更高，能使正处于成长阶段的儿童了解何谓真正的友谊，对他们具有启迪作用。《聊斋》的爱情故事在精神境界上对传统的超越更为突出。传统的志怪小说有不少神奇曲折的爱情作品。《搜神记》中的《河间男女》，写一痴情女子因所爱男子从军积年不归而病死。男子归来，到女子坟前痛哭并挖坟开棺，女子复活，最终与所爱结合。《幽明录》中的《胡粉女》，写一痴情男子爱上了卖胡粉女子，在第一次约会时“欢踊遂死”。男子父母告官，胡粉女抚尸痛哭，男子复活，两人终成夫妻。这种因爱而死，为爱复生的故事，在《聊斋》中写得更为执著动人。如《连城》，连城与乔生这一对知己为了爱生死相随，不断与不公平的现实（包括等级与婚姻制度）抗争，执著不屈，最终获得幸福。这种执著之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离魂追随所爱。《幽明录》中的《庞阿》，是志怪小说中第一篇写离魂的作品［2］80。石氏女爱慕庞阿仪容，以致在不知不觉中几次离魂出现在庞阿身边。《聊斋》也有写离魂的，如《阿宝》，迂讷的穷书生孙子楚爱上了富家女阿宝，以致离魂追随，后来更魂附鹦鹉，飞到阿宝的身边。孙子楚的痴情使两人终于结为夫妇。这种“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痴情不仅超越了门第观念，与传统志怪相比更具有反封建意义。而《瑞云》则写贺生对瑞云的爱已不再停留在“男才女貌”的传统层面，强调了“知己”之爱的重要。《聊斋》这些超越传统的爱情描写，使作品具有更真挚的情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对儿童来说无疑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聊斋》儿童文学题材中人与异类的爱情故事，比传统志怪更精彩感人。其中人狐恋故事在《聊斋》中很有特色，如《青凤》、《婴宁》、《狐妾》、《狐谐》、《小翠》等。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大多美丽可人，秀外慧中，如孩童般毫无矫情，不受人间礼法的约束，甚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环境中能撑起一片天空，不是男性的附庸，具鲜明个性，形象清新。《聊斋》那些写人与花妖狐魅的爱情故事中的异类大多为女性，她们常常有情有义、通情达理，对爱情的追求执著专一，甚至敢作敢为，与传统志怪中异类化成的女性形象相比显得更富有个性与追求。这些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作者美好的爱情理想，不仅能感动成年读者，同样因其奇幻、美丽的色彩和真挚感人的精神境界也能打动儿童好奇、敏感、纯真的心灵，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启迪他们成长。而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如上文所言，《聊斋》的表现比传统志怪更为大胆直率，更富有现实主义精神，从中启迪儿童学会直面人生，这使它更具教育价值。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曾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篇。……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可见蒲松龄写《聊斋》，一方面缘于对志怪作品的钟情，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志怪的奇幻形式，寄托自己的孤愤。传统志怪小说中蕴藏的儿童文学因素，启迪了《聊斋》的创作；而长达四十多年的教书生涯，也使蒲松龄对儿童有了更多的关注，为儿童文学题材创作提供了灵感，并发展了志怪小说的儿童文学因素；同时，晚明李贽的“童心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清初的蒲松龄，他常以真性真情与真心看世界，［8］这种与儿童相近的处世方式，使《聊斋志异》超越了传统，对儿童充满了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本文作者：何敏怡 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基础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