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口头文学的叙事功能

摘要：在金庸所著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中，民间传说、故事以及曲词这几种类型的口头文学出现较多，其主要具有的叙事功能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作者出于故事动机的嵌入，二是出于审美动机的插入。故事动机要求在作品中描写的事件，必须在故事的逻辑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具有功能性。金庸小说中，一些人物行动的逻辑起点，与口头文学有着颇为紧密的关系。与故事动机相对的审美动机，在故事的逻辑发展中不占有功能性的地位，但具有审美价值。出于审美动机写作的情节或是人物，如同歌唱表演中配合主唱的副唱部分，不在故事的“主旋律”之中，而具有修饰、烘托作用。

关键词：金庸小说口头文学叙事功能

一故事动机

金庸常将民间传说置于武侠的语境中，亦真亦假的传说故事与虚构的小说人物有机地结合，既敷衍了传说的具体情节，又为人物取得了合理而貌似真实的行动逻辑起点。金庸还利用次要人物歌唱的内容，推动主要人物的行动，促使情节进一步发展。这种手法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故事的发展过程更为曲折，具有含蓄的韵味。口头文学与金庸小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一种互文的关系，产生更丰富的话语空间，意味深长。

（一）行动逻辑起点

《飞狐外传》中，胡斐追杀凤天南几乎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而这一行动的起点，便是胡斐被钟阿四一家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侠义心肠。因凤天南想要强占钟家田地，诬陷钟阿四的幼子偷吃了凤家鹅肉，拷打钟阿四。钟妻为证清白，剖开幼子之腹，却仍难逃凤天南毒手。该故事情节便是来源自“吃螺误为吃鹅，祖帝庙破儿腹鸣冤”的传说。佛山祖庙灵应祠中有一拜石，又名血印石、劏仔石，相传明朝末年一黄姓少年，自幼丧父，与寡母黄氏相依为命，被恶霸诬陷偷食其鹅，因佛山方言中“鹅”“螺”读音相近，恶霸向少年索要重金赔偿，黄氏无奈剖儿腹以证清白。北帝愤为母子二人主持公道，使少年复生，恶霸受罚。相比于传说，书中增添了贫民被土豪压迫的具体情节，并且消解了“北帝申冤”这一情节的缥缈性，作为武侠小说的金庸小说，将之改为侠客胡斐为贫苦百姓申冤，对抗豪强。该情节引发了胡斐对于凤天南的仇恨，从而一路追寻凤天南，以求手刃其人为钟阿四一家报仇。从第五章“血印石”中胡斐与凤天南结仇，到第十九章“相见欢”中凤天南为汤沛所杀，胡斐在追杀凤天南的过程中又发生胡斐与袁紫衣暗生情愫、为苗人凤求解药、与程灵素结拜等事，而这种种事件又促成了胡斐追杀事件的最终结局。尽管在全书的情节中，胡斐追杀凤天南未必是全书最有意义、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序列，然而从这一事件入手分析，仍可将其他重大事件视作镶嵌入这一主要序列的次要序列。全书自北帝庙传说始，形成了波澜起伏的镶嵌式复合序列。金庸的家乡浙江海宁，流传着乾隆皇帝并非雍正亲生，而是雍正以亲生女换取的陈元龙亲子的传说故事。尽管这不过是捕风捉影的传说，在《书剑恩仇录》中，金庸巧妙地运用了这个“换巢鸾凤”的故事。书中乾隆与陈家洛分属于对立的政治立场：一为清朝廷的皇帝，一为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之主，却又同时具有相同的身份——同为陈元龙之子。当乾隆知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后，便费尽心思想要铲除所有可能泄密的红花会会徒，陈家洛身为舵主则要极力救护，从而拉开了冲突的序幕。而后陈家洛闻秘，便欲以兄弟之情、满汉之分、开国之功鼓动乾隆光复汉家江山，乾隆则出于做“陈姓皇朝的开国之主”的野心，暂时与陈家洛达成盟约。“换子”传说是陈家洛与乾隆合作反清的逻辑起点，若书中乾隆并非汉人，并非陈家洛亲兄，那么两人间的矛盾将是单纯的统治者与谋反者的对立，而非如此亦对立亦亲密的复杂关系。在“换子”的背景下，对身世之谜的忧虑、对红花会强大势力的担忧使得乾隆并不能完全信任红花会，因此他受到太后的威胁时立刻选择背弃盟约；而陈家洛对兄长的过分信任促成了其政治上的幼稚，情愿献出爱侣换取乾隆信任。由此，人物的种种行为有了合理的逻辑起点：何以乾隆身为清朝皇帝曾允诺反满复汉，何以红花会舵主会轻信皇帝的承诺。《鹿鼎记》的主角人物韦小宝原本是个市井之徒，不学无术，文武皆无所成。但他因为从小长于市井，听着说书人的故事长大。他有限的历史与文化知识都来自于这些充满传奇、夸张色彩的说话故事，但在书中作者不仅让他凭借自身的机敏和听书得来的经验，帮助苏菲亚公主成功地谋权篡位，更让他从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中明白了何为忠义。尽管韦小宝贪财好色，却极重义气，“义”是他一生践行的准则，也反向地成为他一生经历的因。为了对茅十八的义气，韦小宝得以进宫，成为康熙的亲信以及天地会的香主。在书中无论当朝皇帝还是前朝公主，或是江湖好汉都对他青眼有加，便是因为韦小宝对他视作朋友的人讲义气，无论是行险，或是送宝，都不在话下，更是视金银如粪土。韦小宝从一介市井流氓成为朝廷高官、江湖中地位颇高的天地会香主以及数位武林高手的徒弟，除了他自身的运气与随机应变的机智，也离不开他从故事中懂得的“义”。最终，他又因为对康熙与天地会之义不能两全而选择诈死归隐。口头文学在《鹿鼎记》中并不只体现于借韦小宝之口转述的《英烈传》等故事，而是隐性地渗透于整体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中。当一些情节反复地出现在作品的叙事中，便会引起读者对于该种重复叙事的思考。如同奏鸣曲中重复演奏的主旋律，具有某种主体性的暗示意义。g全书中，韦小宝多次“改编”说书人的话语，如“一言既出……马难追”，“最多砍了脑袋，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常言道得好：胭脂、宝剑，都要……都要献给佳人”……不仅能起到幽默的效果，也间接地反映出说话故事作为口头文学的一种，对韦小宝讲义气的性格乃至传奇人生的深远影响。说唱文学尽管在发展中存在有文人化、案头化的倾向，总体上还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是一种大众化的叙事活动，因此也是古代人民思想与精神世界的反映，且符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韦小宝粗鄙不文，却深谙此道，并从中受到教育，正是由于说唱文学既有情节曲折、人物生动的特点，易于为广大的底层民众接受并喜爱，又含有正面的寓意，以及劝世、警世的价值取向。

（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倚天屠龙记》第二十回中小昭与张无忌在光明顶上明教密道中被困，面临绝境时，两人本以为无望逃生，情绪低落。此时小昭为张无忌唱了一支关汉卿所作的《双调•乔牌儿•世情推物理》，体现出小昭善解人意、温柔可人的性格。曲中“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一句令张无忌极受触动，想到曾多次面临生死关头，却只自己一身；而此次身系诸多大事，若死去会连累一众亲友，从而激起求生之欲；又被小昭以曲中“受用一朝，一朝便宜”相劝，始习“乾坤大挪移”之功，方得以推开巨石，逃出明教密道。正是小昭之曲给了张无忌启发与激励，使其重拾求生的信念。在第二十九回“四女同舟何所望”中，当张无忌、谢逊与赵、周、殷、昭四女在海上再陷绝境，金花婆婆之徒殷离又在神志模糊时唱起同一支曲，既渲染了众人身处茫茫大海、强敌耽视的渺小与绝望之感，又暗示了小昭与金花婆婆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其后殷离又唱波斯小曲，引发了谢逊对金花婆婆不顾旧情重伤殷离的感叹，并在赵敏的询问下，述说金花婆婆与明教间的渊源旧事，众人方才得知金花婆婆的真实身份为波斯明教圣女。并因此使得赵敏先入为主，误以为波斯众人也已识破金花婆婆的伪装而自己未能帮助其隐瞒，才使得金花婆婆身份暴露，便有其后小昭继承波斯明教教主之位、与张无忌参商永隔之事。《鹿鼎记》第十回“尽有狂言容数子，每从高会厕诸公”中，韦小宝为康亲王所邀至其府中做客。看戏本是韦小宝的爱好之一，但因其粗鄙不文，只对热闹的武戏感兴趣，看文戏时却因不知所云而倍感无趣。当演出《游园》《惊梦》时，韦小宝“不耐烦起来，便走下席去”，从而引发了与杨溢之合伙的一段情节，两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为日后两人结拜等事埋下伏笔。当韦小宝返席，又因台上所演之戏为《思凡》而“大感气闷，又站起身来”。由于韦小宝在杨溢之的提醒下，明白府中众人为了讨好都会故意输钱给他，便不再而是在王府中信步而游，无意中发现了齐元凯阴谋偷盗康亲王府中《四十二章经》的秘密，并偷窥到齐的藏书之处，而将经书据为己有，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游园》《惊梦》与《思凡》这三出戏都体现了少女的天性为礼教或宗教所压抑而产生的不平与抗争之情，韦小宝不仅从不读书，更兼出身妓院，对女性并无如贾宝玉或段誉般的同情、理解，自然会对这三出戏不感兴趣而离席，这一反应是符合人物的经历与性格特征的。第一次离席后与杨溢之在赌局中结交，受其提醒而失去赌兴；于是第二次离席后选择在王府中散步，方有得到《四十二章经》的机会。这两段情节皆由听戏乏味而离席所引起，又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韦小宝离席并偷得《四十二章经》这一情节正是通过这三出令韦小宝不感兴趣的戏文所推动的。《倚天屠龙记》中的元曲与波斯曲，曲词都颇为优美，富有文化气息。小昭以唱曲而非直白地以言语劝说，使得张无忌重拾求生信念，更具韵味而不显突兀。殷离在垂死时唱出哀伤的异域之曲，与众人为异族敌人环伺的情势互为映照，又引出谢逊对金花婆婆真实身份的揭露。然而，这些唱曲嵌入的手段均是通过人物之口唱出，在表述上难免显得生硬：小昭在绝境中多次唱曲，殷离在失去神志时仍能清晰唱出长句，不符合人之常情。《鹿鼎记》中各场演出的安排，也巧合得不合常理。金庸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以情节的发展为重，往往要牺牲故事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当读者沉浸于书中人物的种种奇幻遭遇中可以对这些虚假与不合理置之度外，然而这些情节终究经不起推敲，只能以趣味性取胜。

二、审美动机

金庸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一写作手法，运用形式多样的口头文学，增添小说的民俗风味，并对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发展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除去这些内容，对于小说的主要情节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从美学意义来看，这些状似闲笔的口头文学有助于提升小说的韵味。无论是文中出现的民间传说、歌谣，或是曲、词，首先，其本身背后的故事足以感人，其韵律同样优于话语的语调，审美价值高于直接的书写；其次，当小说中引用的口头文学的主旨和意蕴与书中人物的命运、情感产生共鸣，两者互为对照，形成互文，避免了人物直抒胸臆而产生的过于直露的尴尬，更具有含蓄的美感，契合金庸小说古典的氛围与书写方式。因此此类出于审美动机的口头文学的插入是不可或缺的。

（一）暗示、隐喻作用

《连城诀》第一回“乡下人进城”中，戚芳为狄云缝补衣衫，狄云因欣喜而唤戚芳，戚芳却打断狄云，因“穿着衣衫让人缝补或钉缀纽扣之时，若是说了话，就会给人冤赖偷东西”h的民间传说。第二回“牢狱”中，狄云便被万圭等人设计陷害，蒙冤入狱。看似闲笔的生活化笔墨，实际是为后来的情节埋下伏笔，预叙狄云将来的遭遇。“缝衣说话会被冤枉”这一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为人物的命运发展增添了神秘的宿命色彩。第九回“梁山伯•祝英台”中，狄云重返故地，见到戚芳剪的蝴蝶花样，回忆曾因戚芳喜欢成对的彩色蝴蝶而打下一只，却被戚芳埋怨拆散了它们。湘西流传着梁祝的传说，认为成双的彩色大蝴蝶是梁山伯、祝英台的化身。狄云戚芳原本两情相悦，本可双宿双飞，却因狄云遭到陷害含冤入狱，戚芳嫁作他人妇。重逢之后，戚芳又被害死。这一对蝴蝶的遭遇，如同两人命运的隐喻。这一情节出现在戚芳嫁人、狄云出狱之后、戚芳被害之前，因此兼具重叙与预叙的功能。《笑傲江湖》第八回“面壁”中，令狐冲被罚于思过崖面壁，岳灵珊在令狐冲面壁期间与林平之交好，与令狐冲产生矛盾，逐渐移情别恋。在这一事件中，作者采用限制叙事，以令狐冲作为视角人物，观察岳灵珊的行动，而不描述其心理状态。令狐冲发现岳灵珊在谈话中多次提及林平之且态度亲昵，上山探望的次数减少，之后两人逐渐疏远。至此，尽管作者并没描写岳灵珊移情的心理过程，读者依然可以从令狐冲的视角中观察到岳灵珊的感情变化。在两人决裂和关系稍缓和时，岳灵珊在下山时高唱福建山歌，令狐冲听后感到极度的痛苦。岳灵珊与林平之的交往过程在令狐冲的视角之外，他只能从岳灵珊的话语中获取一些片段。尽管令狐冲已知林岳二人一同练剑、采菌，却丝毫不知林平之教岳灵珊唱家乡的采茶曲。因此唱曲情节是一种突然而强烈的暗示，意味着林岳二人的关系十分亲密，使得令狐冲失恋的痛苦进一步加深，也带给读者更佳的审美体验。第十三回“学琴”中，令狐冲在弹奏《有所思》时为曲意所感，情不自禁地弹出岳灵珊所唱的福建山歌的曲调，说明岳灵珊的山歌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印象和伤痛。第三十六回“伤逝”中，岳灵珊被林平之刺死，死前请求令狐冲照顾林平之，令狐冲听后“一怔”“怒道”，不理解岳灵珊的请求，以震惊、愤怒的情绪为主；而当岳灵珊再次唱起“姊妹，上山采茶去”的闽歌，令狐冲“胸口如受重击”，想到昔日曾因这首歌而“心痛如绞”，此时情绪转为怨艾与彻底的绝望。通过这一支福建采茶歌，体现了人物情感的统一，文本形成前后呼应与对照。

（二）塑造人物形象

“猫头鹰数清病人的眉毛，病人的魂魄会被猫头鹰勾去从而死去”的这一传说，在金庸小说中共出现三次，分别是《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一回“鸳鸯锦帕”中朱子柳担心一灯为瑛姑所害，《神雕侠侣》第一回“风月无情”中武修文孤身一人时感到恐惧，以及《笑傲江湖》第十一回“聚气”中陆大有一人守护受伤昏迷的令狐冲，听见夜枭啼声，想到传说，便沾湿了令狐冲的眉毛。这一传说的来源难以寻找到文本资料，或是民间地方口耳相传的迷信传说，或是作者根据“不怕猫头叫，就怕猫头笑”的谚语的附会。在此主要探寻作者对此传说多次描写的用意和区别。如果说武修文犹是幼童，相信传说并不稀奇，那么朱子柳和陆大有作为成人，还因为这一略显无稽的传说而感到恐惧就值得思考。从当时的情境看，朱子柳的师父一灯在瑛姑的缜密安排下身受内伤且中毒，朱子柳与三位师兄一同等待上山复仇的瑛姑，天色渐黑而敌踪缥缈；陆大有则是在华山众人皆出逃避难时，孤身在暮色中守护重伤昏迷的师兄令狐冲。处于昏暗、寂静且危险的环境中，人物的心理变得脆弱敏感，因此听见枭鸣时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一种细腻而真实的心理描写，有利于塑造人物的形象，从侧面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朱子柳对师父的敬爱，陆大有对师兄的关切。渔、樵、耕（武三通）、读（朱子柳）四人对师父的感情相同，四人等待时的心理活动却各有不同，渔人希望瑛姑悔悟放弃复仇，樵子担心瑛姑使计，农夫因为等待而焦躁，希望尽早了断。三人不以智谋见长，且农夫性格急躁，这种心理描写与人物的形象是相符的。而朱子柳认为“她来的愈迟，愈是凶险”，且敏感地察觉枭鸣并与传说联系，产生不好的预感，体现了他足智多谋、心思繁复的特点。如果是武三通产生这种想法，则显得突兀而不符合人物形象。《天龙八部》第十一回“向来痴”中阿碧首次出场时，人未至而曲先闻，一首《采莲子》，顿时缓和了鸠摩智与崔百泉、过彦之之间剑拔弩张的气氛。通过段誉对于阿碧歌声的陶醉，既侧面刻画了阿碧的歌喉之美，使其天真温柔的品格、江南少女的灵气得到极生动的展现；同时将段誉的沉醉赞叹和鸠摩智恍若未闻、不为所动的态度对比，体现出段誉之“痴”与鸠摩智之“钝”。随后，阿碧又唱一曲《踏莎行》，其中“主人恩重珠帘卷”之句，使段誉产生“慕容公子有婢如此，自是非常人物”的想法，暗示读者，使读者对慕容复也会产生积极的形象期待，从而与慕容复真正的形象产生反差，出乎读者意料之外，造成读者的期待受挫，带来富有层次感的阅读体验。《神雕侠侣》以采莲少女歌唱欧阳修的《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为开篇，通过撷取江南常见的采莲女歌唱的情景，既自然地引出了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又展现出了江南特有的风土人情，韵味悠长。而采莲少女所唱的第二支《蝶恋花•画阁归来春又晚》，只取末两句“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不显累赘重复，且又突出地暗示了全书“爱情的悲剧”这一主题，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书中描写了种种或凄美或可怖的爱情，以及因为爱情而引发的苦闷与悲剧。书中因爱生恨、误入歧途的典型人物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李莫愁。李莫愁因爱情遭到背叛，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绪不能自拔，逐渐变得刻薄阴毒。书中李莫愁数次在欲加害他人时，歌唱元好问的《迈陂塘•雁丘词》，听者受到李莫愁歌声中悲苦情绪的感染，便会失去抵抗之力。一句“问世间，情是何物”既是李莫愁对自我爱情悲剧的质问，也成了她一个标志性的特征。第十五回“东邪门人”中，李莫愁本欲以歌声使杨过等三人痛苦而死，却反被黄药师以同一支曲回击，受到更重的打击。暗示李莫愁为情孽而疯狂，既伤害他人，也折磨自己，终会作法自毙。第三十二回“情是何物”中，李莫愁便因随手杀害了天竺僧而失去了解毒的可能，被情花之毒侵蚀意志，投身火海。李莫愁身处火中，死前的最后一刻犹在高歌“问世间，情是何物”；“唱曲”这一局部特征的感染力达到了巅峰，反映了李莫愁这一角色痴情入骨而成毒的总特征及其无法自遣情伤而害人终害己的命运，成功地塑造了典型人物。

三、结语

在第一次修改过后的流行版金庸小说中，《射雕英雄传》的开头由连载版中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改为说话人张十五说书的场景。作者在小说修订版“后记”中写道：“我国传统小说发源于说书，以说书作为引子，以示不忘本源之意。”i可看出作者对于口头文学有意识的致敬与回归。金庸小说中出现的形式多样的口头文学，不仅为小说增添了文化气息、民俗风味，更在叙事中起到了多种功能。口头文学与武侠小说共同的特质是通俗、面向大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武侠小说作者在写作时设定的“隐含的读者”主要是数量广大的普通读者，将民间传说“移植”到叙事中，作为故事发展的背景与人物行动的逻辑起点，利用了民间传说广为流传、神秘猎奇的性质，引起读者的好奇，并给读者以亦真亦幻、身临其境之感，使得叙事更为生动，因此读者的审美动机获得满足。而曲、词与民谣，不仅有其本身的故事和文化背景、抒情意味，为小说增添了文化底蕴与联想空间，更有助于用极少的篇幅塑造出彩的典型人物，勾勒人物的突出特征，又在叙事中起到线索、伏笔的作用，预叙或重叙故事情节，形成全书纵横经纬的复杂结构，成为金庸小说叙事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金庸所塑造的武侠文化世界中极重要的一环。

作者：余冰清 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