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经济转变的总目标

一、必须在突破工业文明的框架下实现经济发展

就在工业化继续推向世界许多地方之际，还发生了信息技术革命，这场兼有技术—产业革命的生产力变革极大地改变了工业化的内涵。原来的工业化概念包括机械化、电气化，以钢铁与电力为代表物，现在则有电脑与网络广泛运用于各个产业部门。大工业将延伸人的肢体的机器体系，推广到延伸人脑的信息技术装备，由此，工业化划分为传统工业化与新型工业化。前者实质上是在构筑“延伸人的肢体的机器体系”，一系列传统工业部门承担着这一使命。后者实质上是在前者基础上，构筑“延伸人脑的信息技术装备”。因此，新型工业化提出之初，它的内涵就是“工业化加信息化”。中国作为传统工业化未完成的国家，不能等待走完传统工业化道路后才开始搞信息化，必须一方面继续完成传统工业化承担的“延伸人的肢体的机器体系”，一方面积极构筑“延伸人脑的信息技术装备”。于是新型工业化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要点。迈上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在工业文明框架内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符合了这一现实考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概念，根据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表述，包括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等几个要点。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重新概括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些都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争取实现的内容。可以断言，信息化并非托夫勒在20世纪80年代所说的“第三次浪潮”，引领人类社会走上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信息社会”这第三个历史发展大阶段，而只是工业文明的高级阶段。轿车广泛进入家庭是工业社会发达的标志，电脑广泛进入家庭是信息社会的标志，这两个标志在美国、西欧是分期发生的，而在中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中国快速步入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实际上都是在工业文明的覆盖下。然而，我们不得不想到另一种思路：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的大趋势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什么要有这种思路？将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目标，可以涵盖很多的内容，如实现集约型增长、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管理增效、劳动者素质提高，经济结构调整与降耗减排，体现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如果端正了发展目的，将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的实惠，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注重社会、生态成效必将是有限的，无法解决严峻的现实矛盾。其一，工业文明在产业与技术上是以黑色金属材料与化石能源为支撑的，这也是它被称为“黑色文明”的来由。这一特征表明工业文明建立在这类不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上，新型工业化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特征，只是要求在黑色金属材料与化石能源为支撑的各个产业部门加上“信息化”的设施，提高生产过程的人工控制程度。只要这个基本特征存在，不管在原料加工、能源利用上如何提高效率，都不能摆脱矿产与化石能源日趋紧缺、耗竭为期不远的前景，不能解决碳排放不断加重的“温室效应”。因此，工业文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其二，工业化进程必经从轻纺工业为主向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推移、由一般加工制造向高技术组装推移。工业结构的变化，导致等量价值的工业品产出中，原料与能源消耗总体上增加。生产呈现资本有机构成与技术构成同时提高的态势，其中资本有机构成必定造成物耗增加，技术构成虽能使物耗降低，但并不能够抵消物耗增加的结果。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未能降低物质消耗，反而使消耗更大。社会生产中不仅体力劳动，而且脑力劳动都全面依赖电力，信息技术设备的更新速度远远超过工业机器设备的更新速度，一系列新型的物质浪费由此出现。其三，工业文明的行为机制是以扩大市场、扩大消费为驱动力的。在工业文明框架内，所有企业无不希望市场兴旺、消费趋热的情景出现、延续，这样产品才能畅销。一旦消费减缩、市场萧条，企业就将从利润下降、成本无法回收、资金无法周转到难以维持。于是在工业化中出现这样的判断：哪种产品能够最大数量、最持久地拉动消费，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最有贡献。因此，工业化的经济效益提高的主要依托不是资源节约，而是商品数量增大。现在我们看到轿车这个产品，人们发现，它就是进入小康社会后符合上述市场特征的产品，可谓工业文明之花。于是轿车工业理所当然地成为工业化的战略产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至于轿车普及之后，对于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道路需求带来的土地占用，由此对城乡环境的总体影响，就不是工业发展所关心的了。仅从原料与能源消耗一项来看，有数据显示，汽车使用着世界钢产量的20%，铝产量的10%，锌产量的35%，铅产量的50%，所有天然橡胶产量的60%。同时消耗世界全部石油的1/3以上。可以说，汽车的燃料消耗成了吞噬地球石油资源的无底洞。其四，工业文明带来社会生产当中持续而快速的技术进步，但工业文明片面的经济发展观仅仅着眼于不断强化技术创新的经济价值，而不顾新技术的生态功效。与工业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竞争，是在催生技术进步的功利性、短视性和唯经济利益，诱导和助长技术创新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这就必然加重对自然资源的耗费与对环境的污染。而工业文明当中为成本节约而鼓励的节能节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进步，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消技术进步总体上带来的负面生态效应。其五，工业文明的精神动力在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社会前提在于财富占有的不均。于是社会在追求物质富裕，个人在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基本动机。许多经济学家还论证，贫富差距是造成这种动力的社会前提（只是人们一般不直接说，而是反过来说，贫富差距消失，经济就没有效率）。既然如此，要想实现贫富差距消灭的社会效果，就是不合理的。工业文明产生的生活观、财富观成为社会批判贫富差距、追求和谐社会的最大精神障碍。上述论证表明，只有突破工业文明的框架来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才能取得中国需要的社会、生态成效，真正建设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只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

那么，我们能否降低标准，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取得有限的社会、生态成果就足够了呢？这的确是值得思考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逻辑推论，就是在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上，除了工业化加信息化之外，再加上生态化。工业化加信息化与生态化，这就是新型工业化。但本文认为，这个观点所体现的愿望仍然是不足的。不错，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今天中国产业发展之所需，信息化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重要战略措施，加上生态化，对资源环境的相关矛盾缓解大有作用。但这个目标，只能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不能作为转变的长远目标。在这样的阶段，我们要将经济增长集约化，使中国各个产业的生产要素利用率、特别是自然资源（包括矿产资源、能源）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使科技、管理、劳动者技能等“新要素”或智力型要素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从而大大减少经济发展对物质资源的依赖，也大大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损害。这样，就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仅仅达到这样的成就，还是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类危机或挑战。之所以断言传统工业化加信息化与生态化不能取得足够的社会、生态成效，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人口达到13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人口比例。我国占有的煤、油、天然气人均资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我国拥有的资源量占世界的比例为：石油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均远远低于人口占世界22％的比例。这样的资源占有量对我国的工业化造成严峻的生态约束。如无根本的发展转型，未来几十年内，我国矿产品的需求量将大幅度增加，保障程度将大幅度降低。

（二）国际环境

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势必千方百计地阻挠。从国际专利制度及标准制度的制定、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从国际金融的货币战、从全球气候框架协议的走向、从对中国对外投资的谣言攻势、从国际政治斗争态势等等，无不反映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打压、遏制。

（三）国内发展的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经济、社会、生态方面都有巨大的正面成效，而负面效果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社会、生态方面。社会方面，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市场经济，促使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已恶性膨胀，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将不择手段获取金钱作为他们生活的信条，社会诚信缺失已到危机地步，社会两极分化趋向严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许多学者眼光局限在工业文明尤其是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的工业文明之内，对贫富差距心存肯定，认为这是经济发展所需的效率的源泉，而对共同富裕则疑惧重重。工业文明的生活观、财富观营造了广告传媒界与部分富裕阶层大搞炫富性消费，我国在人均收入仍很低时竟然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奢侈品市场，致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仇富心理。生态方面，由于工业化阶段推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更加增大，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在微观经济上提高资源利用率，但产业结构决定了工业化发展将从宏观上对资源的消耗更大。各地为追求GDP增大，不顾产能过剩，经常盲目上马大项目，在重化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特别耗费金属材料和能源的行业大投资，“三废”排放急剧增加，环境损害有增无减，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快速发展的20多年里集中出现。大量农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被侵蚀，18亿亩耕地红线岌岌可危。由于企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而与群众爆发的冲突大量出现，社会公众与忽略生态只顾政绩的官场矛盾加深。在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商品质量日趋令人堪忧，食品不安全事件层出不穷，造成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下降形成了正相关。

（四）国际发展态势

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强势，向国际市场输出的逐渐不再是工业制成品。世界经济越来越呈现这三类趋势：

1.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各国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国际分工，而且实现各国在同一产业不同规格、类型的产品之间的国际分工，进而通过国际生产合作实现同一产品在不同经营环节之间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分别在国际生产合作中占有不同经营环节，形成国际生产链，也就是国际价值链。前者占有的经营环节需要更多的技术或知识，获得更多价值，后者占有的经营环节则耗费比重更大的劳动与物质，获得的价值相对小。

2.从商品贸易向技术贸易发展，发达国家从“出口商品”转向“出口知识”，含有知识产权的贸易对象，如专利、商标，越来越增多。此外，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图书、音像制品），以版权形式大量对外输出。

3.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发展，在服务贸易的四种类型：跨境输出、消费者移动、人员移动、商业存在当中，发达国家除了人员移动的规模难以增大之外，其它三种类型都在不断增大，于是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的金融、教育、电信等部门开展的大量业务是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大量人员到发达国家留学、就医、旅游、学术访问，发达国家的新兴、高端服务部门（会计审计、银行、咨询等信息服务）大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所有这些产业变化，形成了发达国家的国际收支与生活水平并未降低的同时，大大减少了工业化给资源消耗与环境损害带来的负面生态影响。我们在发达国家看到的景观，就是工厂很少，环境优美、天空更蓝，人口由城市向乡村转移，人们的休闲时间增多。应当说，这反映了生态文明悄然走来的一个侧面，也说明发达国家不自觉地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笔者将另行论证，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建成完全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社会形态是与共同富裕道路及共产主义社会终极目标不可分割的。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凭借经济与科技实力与文化发展的某些先进性，在生态文明道路上率先迈步）。当然，发达国家出现生态文明“色彩”的现象，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也会有上述三类趋势。但中国本身就是后发国家，还是人口大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都与西方国家大相径庭，中国迈向生态文明必定有自己的特点。鉴于上述论证，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只有在一个更高的追求、更高的眼界中转型，才能具备能够应对挑战、解决各类问题的能力。这个追求与眼界，就是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在中国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有识之士认为：生态失衡敲响了工业文明的丧钟；工业文明已走到尽头，必须被生态文明取代；从对大自然的掠夺型、征服型、污染型的工业文明走向环境友好型、协调型、恢复型的生态文明。许多论著认为：以工业文明的思路应对生态经济矛盾无济于事，以生态文明的思路来解决矛盾才能在新的起点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在文明形态演进目标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路

由此，本文所论证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相联系。要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并在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发展低碳经济、尽早开始“消费转型”等方面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总目标相配套的战略思路。

（一）将“工业化加信息化加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初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努力中，基本完成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任务，缓解我国在经济与生态两方面的巨大压力。鉴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有市场支持的信息化已经成就显著，今后更要注重产业生态化改造，节能、降耗、减排应当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发展循环经济与工业化框架是兼容的，需要大力推进。

（二）处理好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增强生态建设的力度生态建设是以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为对象、旨在恢复自然再生产的能力、以国土建设与增加基本资源（森林、淡水、土壤、牧草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包括植树造林、环保产业、江河治理、田间工程建设、节水灌溉工程、农村能源建设、“三废”处理工程、水土灾害防治等。增加生态建设势必挤压其他经济建设，主要是挤压基础设施建设。从表面上看，基础设施建设较直接满足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产生宏观经济效益更快、更直接、更明显，而安排生态建设不是靠宏观经济效益驱动。为了增加生态建设的驱动力，要有新的战略型核算，通过研究，将生态建设的间接经济效益纳入到宏观经济效益中作对比核算。仅仅是减少自然灾害对经济的打击破坏一项，就相当于某种比例的由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经济收益。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民航支线，体现的是工业化发展的水平，能否将这个领域的建设放慢一些，腾出更多的财力来增强生态建设的力度，包括提升生态建设的技术投入，这是我国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三）处理好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

避免在城镇化中陷入误区在传统工业化中，工业化与城市化是齐头并进的。我国由于人口众多的国情，必须有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共同发展，因此在我国强调的是城镇化。我国过去有过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格局，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城镇化超越工业化发展的另一极端。不管哪种格局，都是城乡发展失衡的体现。而城镇化超越工业化发展的局面出现，是由两个错误造成的，一是错误地将城镇化规模扩大建立在征地加房地产开发扩张的基础上，忽略了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二是只顾城镇发展，不顾农村萧条，错误地将城镇化建立在农村萧条的基础上，以为依靠对农村圈地、圈人、圈钱就能带来城镇化推动的新一轮增长。这一误区完全罔顾社会经济发展必须要城乡共同繁荣、各个产业都要实现现代化。陷入误区的城镇化加剧了农村“空壳化”，严重冲击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些人根本没有看到后工业社会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也不认识这种趋势，完全不认识农业现代化在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中的意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正确开展城镇化的指导，我们需要的城镇化发展，不能以某些西方国家的城乡人口比例、农业与非农产业比例为标准，而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为标准。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与生态文明的要求，我们的城镇化发展要体现这几点：均衡发展——城镇化的进度要与新农村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进度相互照应，而不是城镇化发展一头单兵突进；互动发展——城镇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互相促进，而不是牺牲农村土地、人力、资金、资源来发展城镇；内涵发展——城镇化内容要重点解决可定居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型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扩大城镇规模；多种模式——主要推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基础上的城镇化模式。

（四）发展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包含着节约能源与开发新能源两方面。生产上节约能源是工业化的效益目标，科技发达的国家在能源利用率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努力追赶的。而开发新能源，摆脱对化石能源石油、煤炭的依赖，这才是减少经济系统向大气层进行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本措施，才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方向。这一方向，体现出文明形态由“黑色”转向“绿色”的跃迁。“碳”是黑色的，“低碳”就要从根本上降低化石能源这类“黑色能源”的使用比例、用非“碳”能源替代“黑色能源”。美国这个产业经济上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其科技的发达造就了其在生产力方面的前沿眼界，现在美国政府推行“绿色新政”的主要措施，就是开发新能源，这点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借鉴发达国家现实的发展趋势远比盲目借鉴人家过去走的路更重要。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能源紧缺的压力下，新能源发展步伐加快，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都有可观的发展势头。我们不能将此仅仅作为应急的措施，而要作为迈向生态文明的关键一步。新能源开发利用要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

（五）尽早开始“消费转型”

逐步从追求物质富裕到精神富裕，转变产业发展的市场取向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全国人民总体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较低，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者，但是另一方面，物质生活水平失衡也日趋严重。富裕者与特权者在生活方面带坏的社会风气正在向各个阶层扩散，追求奢侈型、豪华型的物质生活成为时尚，不理智的消费带动的市场需求造成不合理的生产，导致自然资源消耗在毫无意义的地方。针对于此，在致力于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同时，要有强有力的“消费转型”引导，将更多的非物质生活需求引入消费领域，如体育健身、高尚的文化娱乐、旅游、读书学习，减少吃喝、穿戴、轿车、装饰、日用方面的浪费成分与多余的物质消费，消除盲目攀比物质富裕。应该认识到，消费结构越是合理，物质耗费就越是相对节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需要正确的解放思想，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确立这样的总目标：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就要通过解放思想来认识，在认识路线上做到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打破常规、展望未来。

作者：李欣广 单位：广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