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大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关键词］大视野;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文学研究

引言

根据文学体裁划分，我国古代文学可根据不同的朝代时期，划分出多个学科体系，并在分段研究的过程中，促使研究者深入分析不同朝代的文学现象，探析文学发展趋势，明确学术研究目标及体系。然而在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却发现学术研究层面的“弊病”已经日渐明显。这个“弊病”用“罗时进”的话来说，就是“文学研究壁垒”，专家或学者超出这个壁垒后，就会变得“浅薄”而“茫然”。譬如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不明白先秦魏晋时代的文学特征;研究唐宋文学的学者不明白两汉时期的文学思想。学术壁垒并非短期能够解决的，是在大视野、宏观层面上，通过努力改革及自我延伸才能逐渐“祛除”的。“碧海霞洛云海中，不知日月明空照”，文学研究的格局应适当延伸，应以文学发展的视野统筹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用宏观的视野深入分析特定时段的文学作品，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文学研究的维度和深度。

一、《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的“诗情”流变

李金坤的《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是部大气磅礴、视野开阔的学术著作，是古今联动、意蕴深厚的文学研究典范。同时也是从学术研究视野的角度出发，破解学术壁垒，探究文学研究新思路与新方向的力作。全文以风骚(《楚辞》《诗经》)为典范，以唐诗为引征，由先秦时期，跨越到唐朝时期，由远古文学研究延伸到当代文学创作，虽然全文的逻辑主线以两个时期的文学经典为核心，然而在行文流水间，不断地将当代文学发展脉络、诗词发展趋势及现代诗歌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依据，并以文学审美特征、思想特征、社会特征及文体特征，审视并阐述文学发展的整体特征、规律及内涵。“风骚”是《楚辞》与《诗经》的简称，是在经过阐释与延伸后，才逐渐成为我国文学传统的代表的。其中“风”主要指《诗经》中的《国风》，风的思想内涵与精神，能够用两汉先秦的儒家理论来概括，即“风雅比兴”与“美刺讽谏”。它要求创作者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不应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将诗歌创作作为教化风俗、讽谏政治的武器，使创作者在讽谏美刺时，借助比兴托讽、委婉曲说的方式，体现敦厚温柔的核心与宗旨，使诗人更加专著风俗民情、民生国计，明确伦理政治的时代使命。所以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学者总会关注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假若作品忽略了“讽谏美刺”，便会有人将《诗经》中的“讽谏”“美刺”“兴寄”作为“标举”，以此矫正风尚，纠正时弊。而“骚”则指先秦时期的《离骚》，虽然《离骚》拥有“讽谏美刺”的内涵与内容，然而由于讽谏美刺并非《离骚》之首创，所以后人普遍将研究重点置于他的艺术形象、浪漫辞采，置于它的瑰丽风格与唯美文字。“风”标举了“质”而“骚”标举了“文”，在“诗情”流变中，魏晋两汉的文学创作都是沿袭了《离骚》的道路，《文心雕龙》对古代文学创作，有了“马扬沿波得奇，枚贾追而丽人”，“迄至成哀，爱自汉室。世渐千龄，而人辞九变”的评价。而到了盛唐，程子昂等盛唐四杰，对六朝偏爱对偶、辞采、声律及用典等诗风较为不满，批判其追求艺术形式，浅薄思想机理，遂而将诗歌研究纳入宏观层面，以大视野、大思想为依据，寻根溯源，把浮夸诗风的弊端归咎到《离骚》之中，提倡《诗经》的风雅比兴与美刺讽谏的传统。而程子昂在《修竹篇序》里，标举了“兴寄”“风雅”的气质，将诗情批判的矛头指向“采丽竞繁”的诗风。虽然盛唐的诗人提倡《诗经》的“美刺讽谏”，贬低《离骚》的诗风形式，然而在整体创作中，却没有完全偏离《离骚》的创作传统，进而将《离骚》与《诗经》这两大传统相融合，通过《诗经》的“本质”，支撑《离骚》的“文”，实现了风骚两夹、文质相伴的美善境界。《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将唐诗与风骚相融合，体现出诗人为结合风骚而重构诗风的过程，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与新视野。

二、《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的诗情传承与宏观思想

《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并不是首篇揭示唐诗与风骚关系与本质的文章，从古至今，我国已经有不少著作谈及了“唐诗”与风骚之间的文学流变机理，诗风创作理念及体裁流变特征。然而该类文章过于片面、过于理论，只言片语、深度有限，普遍局限在单个诗人或作家，缺乏详实而宏观的实证。而《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弥补了我国文学研究者在风骚与唐诗层面的缺陷，将研究视野延伸到整个创作层面:全文第一章“唐代气象与风骚渊源”，将“诗脉风骚”概括为三大层面，即比兴手法、艺术形式与体式风格、忧患情绪与精神美善。并从艺术审美与创作精神的角度给读者宏观印象。该章节的论述，是基于风骚对唐诗的影响这个全书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探讨的主要内容则是《离骚》所传承的《诗经》，充分彰显出《离骚》对于《诗经》的传承以及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且还从文学精神之传承的视域下，体现出了《楚辞》对《诗经》文学精神传承，是在怨刺的精神与忧患意识方面。在比兴手法上，屈原将传统的零散化、单纯化的手法，以更加自然真实的手法呈现，十分善于应用多样化的题材，包括历史、神话、自然等，将其作为比兴手法的重要内容，比兴手法创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化，同时深化了象征的意义，诗歌呈现出不一样的艺术意境。第二章，深度探析了风骚的理论研究内容，以《楚辞》《诗经》为范本，沿用《毛诗正义》的诗学意义与文学精神，深入而全面的探究和梳理了“风骚”研究现状，探析了两大文学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文学精神，从而对唐代时期的“风骚”研究进行了整体分析。特别对《毛诗正义》的阐述与解读上，作者努力从地位、品格、背景、体例及诗学意义和疏解创新等层面综合研究，彰显其在“风骚”传承中的枢纽作用。在这一章中，作者认为孔颖达的诗人情感结合十分可贵，十分认可这一诗体形式，他认为唐诗诗歌始终以保守化的发展态势，已经逐步僵硬，实质上是拨乱反正，诸多唐代诗人的杂言诗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但是，可惜的是，唐代诗人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理论作用并未完全发挥出来，格式化的诗歌体制成为一种局限和束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所以，诗歌仅押韵这一现象，应更加注重虚实结合、动静结合，进一步丰富单调的诗歌体制，才能淋漓尽致的诗歌韵味。此外，还对深入且细致地阐述了《文选》中引用的《风》《骚》的文学精神、学术思想，凸显了风骚精神对于唐代士子科举过程以及诗歌创作彰显出的价值。以实证的方式，进一步明确了唐代对于《风》《骚》的接受度，并且增强了唐代《风》《骚》的价值和影响。第三章则以“唐代诗人对文学精神的研判”为逻辑主线，从理论研究层面，探寻唐代诗人接受风骚精神的历史趋势及作用机理，强调唐朝诗人钟情于《诗经》，特别在白居易乐府诗的推动下，《诗经》在唐朝四个创作中的地位“与日攀升”。然而在盛唐之后，唐宋元明清等诗人对“离骚”的钟爱之情、敬慕之意日渐加深，并且在晚唐时期达到顶峰。在诗歌创作实践的角度，唐朝诗人注重《离骚》和《诗经》的实绩，追崇两者的融合。第四章，作者从“技巧借鉴”“意境融化”“题旨承传”“意象摄取”“体式仿效”“语典袭用”等角度作出了详实的阐述，并以丰富的文献资料，明确《诗经》和《离骚》的内在影响，确定了唐诗与《风骚》的思想沿袭和诗情传承关系。该章重点分析了三李对屈骚意境的融通情况，实质上这并不难理解，最为精彩的部分，是着重探析杜甫对屈骚意境的融通，立足于此彰显出了《离骚》的核心内容。屈原通过“伤灵修之数化”展现出《离骚》的灵魂，体现出了作者屈原对国家大义和民众的忧伤情怀。作者系统化概述了屈骚意境融通的层面上，杜甫与三李诗人的差异性、相同性。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屈骚的精神理解十分深刻，并将其有效地转化为诗歌创作中的内容，称之为该领域十分接触的诗人。差异性在于，三李是我国古代十分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所以，屈骚浪漫精神对其的感染更为顺畅、自然，特别是诗人李白、李贺。但是，杜甫与之相反，我国代表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融通屈骚意境，更加注重浪漫神韵的体现。在屈骚的接受方面，李白注重形神兼具的呈现，重点在于形，李贺、杜甫和李商隐，对于屈骚精神的融通，更加注重神的契合。总之，作者运用相关文献资料做引征，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深化了文章的主旨及诗歌发展的历史维度，阐明了不同流派诗人对于屈骚精神的理解与感悟以及在诗歌创作中的融通。而在第五章中，作者将从唐诗生态主题与风骚自然意识的角度出发，探寻了唐诗与风骚的新视野，延伸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范畴，破解了学术壁垒对我国文学研究的限制，提升了文学研究的实效性与有效性。

作者通过引申孔子的“鸟兽草为名”理念，结合盛唐创作者在诗经与离骚的前提下，将诗歌创作与生态自然相融合的诗歌创作理念，即将自然生态环境作为诗歌审美的创作主题，彰显出诗人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思想特征。而在第六章“意境学说与比兴理论”的阐述中，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离骚》《诗经》的创作理念对唐朝诗歌意境理论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文学研究格局，进而在旁征博引、理论探讨的过程中，证实了自己的文学研究猜想，深化学术思想。作者在创作《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期间，整理了在《楚辞》《诗经》等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与研究经验，将学术历练与文献知识巧妙地渗透到文章撰写中，并以创新学术研究的方式，突破了文学研究壁垒，深化了文学研究的精神宗旨，提升了我国文学研究的思想层次与研究范围。最后在当代诗歌创作层面，作者通过分析唐诗与风骚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明确了我国古典诗风、诗情、诗意对现代诗歌的影响以及现代文化对古代文学传承的制约，重点指出现代文化隔断了风骚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联系、弱化了两者间的主次关系，进而影响到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而要想使当代文学获得全局发展、就必须以古代经典为指引，将精神内涵、讽谏美刺融入到所有体裁的创作中。

结语

文学研究不应存在学术壁垒，不应浅尝辄止而局限在某个特定“时期”或“作者”上，应以历史视野为研究枢纽，以文学创作的思想流变与形式流变为根据，探索文学创作、发展及演进过程中的思想联系、内涵联系及文风联系。《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从离骚、诗经的审美精神和讽谏刺美等角度，探析了唐代诗歌的形成、发展及文学研究的历史流程，明确了两大文学传统对唐代诗歌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挖掘了不同朝代、时期的文学创作的思想逻辑、创作逻辑及精神脉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于永森．研探融通情怀雅邃———李金坤教授《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简评［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6，37(1):113－117．

［2］武君．唐诗何以近风骚，拨雾解谜奉尔曹———读李金坤教授《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J］．衡水学院学报，2016，18(3):134－135．

［3］郭杰．深入揭示风骚与唐诗的艺术传承———评李金坤《风骚诗脉与唐诗精神》［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5):109－110．

作者：谢富琼 单位：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