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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育思想论文:的美育观探究

美育思想论文:的美育观探究

本文作者:顾昭明 单位:山西医科大学党委

是伟人,也是凡人。他具有伟人的情操和凡人的情怀。如《贺新郎》生动地描写了与平凡而又高尚的爱情,表达了当革命需要时,他们毅然割断愁丝忍住热泪,离别亲人,投入革命的情怀。再比如,《沁园春•雪》,其境界宏远,气魄雄伟,不但写出了北国风光的奇丽,更写出了革命者博大豪壮的胸怀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的诗词洋溢着对自然美、生活美和价值美的追求,极大地陶冶了人们的情操,达到了美育的效果。

认为:“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1](P861)。他指出,文艺作品既不是现实生活中自然形态的粗糙的东西,又不是宣讲哲学的讲义,而是把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对生活的信念寓于形象当中,通过形象来激发受教育者的联想、想象,进入美的境界,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新中国成立后,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为促进文艺繁荣和科学发展,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双百”方针。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针对国内外、党内外种种疑虑,1957年上半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双百”方针作了充分的理论阐述,强调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基本方针,指出真理与谬误、美与丑的对立斗争任何时候都存在,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就是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辨别假恶丑、真善美。

在《实践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人类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的观点;人的认识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以及产生质的飞跃的过程互相联系,统一于实践以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能动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观点等,这是对实践概念的丰富和深化,也是对美学的贡献。主张美育的实施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的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从不孤立地谈美、谈艺术,他的美育思想是与其德育、智育、体育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美育与德育是美和善的关系,美育与智育是美和真的关系,美育与体育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他认为游戏、手工、图画、音乐这些美感教育是学校不可缺少的。建国后,经他批准的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明确提出了“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注意学生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教育,有步骤地实施基本生产技能的教育”;“美育方面,使儿童具有爱美的观念和欣赏艺术的初步能力”。我国自古关于知与行的探讨,充分强调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教育思想,重点就在于强调实践教育。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养成,是各种审美场所和环境共同作用于审美主体的结果,这就要求审美教育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施教,参与实践活动是一条重要渠道。认为教育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通过劳动逐渐革除了千百年来“读书高尚,劳动卑下”的思想,使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差距不再遥远,这个方针使新中国的几代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新变化,这便是劳动美审美理想的建立。这一理想使知识与勤劳集于一身,真正做到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因而,关于美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是立足现实、放眼未来的。

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之刚阳一派,他的美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勇于斗争、善于革命。他认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认为美育的过程是一种特殊的审美创造活动,它的形象性、情感性以及个人创造性,就决定了它有超越直接物质性和现实功利性的特征。根据两种价值判断尺度,进一步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原则“。统一”具有不可分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从审美心理来说,崇高美的体验,通常是通过主体的精神力量超越因客体的强大带来的痛感,肯定主体的本质力量而产生审美愉悦。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这是一切事物内部力量的运动规律。要表现人的崇高伟大,就应当把人放到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把人置于与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矛盾冲突中,使人在与强大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较量中,战胜、超越这些强大的力量,以此来表现人格力量的崇高。

倡导马克思主义原理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指导中国走上解放的道路。从美育的角度看,就是说不仅美育的内容为大众所熟悉、接受,而且形式也要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只有如此,才能使文艺作品以及其他审美教育的形式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发展民族化的美育必须立足于民族生活的土壤。所以他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P844)。要创造大众化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要写群众所熟悉的现实生活,在表现形式上要通俗化。通俗化的形式是指那些为老百姓所熟悉的民间形式,如地方戏曲、民间说唱等。语言通俗化,才能写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的作品,群众才会喜闻乐见。如何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育,提出艺术要有独创性,要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中国的艺术既不能越搞越古,也不能越搞越洋,而应当越搞越带有自己的时代特点。我们学习古代,借鉴外国,不能被古代和外国同化,目的是要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美育。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彻底颠覆了此前所有贵族化、西方化、个人化的文学传统与书写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它以鲜明的指向和姿态,建构了一种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文学观念和美学原则。对于美育的对象,定义为人民大众。反用“对牛弹琴”的成语,来讥讽自作高深的“弹琴者”,笑其讲道理、进行教育不看对象。所谓美育中的“美”,是“育”的条件“,育”是根本。所以在美育中没有孤立的绝对意义上的美,只有美与对象发生联系的时候,美育才会产生。因此一定要重视大众的口味。这种接受主体的定位,强调的是美育效果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众的审美价值。

美育思想博大精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正如他所称道的,美具有解放人的性质。美育的普及和运用必然会促进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把美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运用到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引导学生进行审美修养,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通过这些教育,使每个个体都自觉地做到心灵美、行为美,从而以完整的人生态度去对待社会,实现身心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