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与学术期刊出版路径选择启示

摘要: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学术期刊出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述了现阶段由于各种评价、晋升、聘用体制机制的影响，学术论文作者、学术期刊为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而选择的发表、出版路径及其原因。指出这样的路径选择，多数被美英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左右，导致我国的学术和期刊出版与科技、经济发展脱节。期刊出版管理部门应本着内容为王的原则，以有利于增强国家科学技术实力为宗旨，对学术期刊的出版资源进行适时、合理调节。

关键词:学术;学术期刊出版;评价体系;网络出版

培根有句名言:“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和深度。”［1］学术论文的作者如果想实现论文撰写的价值，就必须借助学术期刊来进行传播;而基于目前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系，其价值实现的程度与选择发表期刊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这就是笔者要谈的路径选择问题。目前，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路径主要有:自办发行(包括出版纸质版和网络版)，自办发行并选择在国内数据库平台实现网络出版，直接与国外出版平台合作出版英文学术期刊等。所以，学术期刊的出版由于评价体系的存在以及运用信息技术能力的差异，亦存在出版路径的选择问题。因此，作者与学术期刊之间、学术期刊与网络出版平台之间的双向选择理应是公平、自愿的。可是，随着学术期刊及网络出版平台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壮大，有的发展成盈利丰厚的集团公司，单打独斗的作者就容易沦为被选择的对象。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期刊办刊、网络出版平台的运行也都有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本能。作为作者、学术期刊办刊人、网络出版平台其中任一身份，了解彼此不同时段的路径选择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可以在实施相应的行为时扬长避短;而作为期刊出版管理部门，则可借此针对性地引导办刊，在相关角色关系出现不利于科技发展、有悖公平竞争的时候适时加以干预。

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的期刊路径选择

很显然，论文作者对发表期刊的挑选越来越严苛，而且是完全遵守所谓“将其交到价值最大化的人手里”［2］的原则。比如:从国内的期刊评价体系看，作为科技期刊，作者首选北大核心版来源期刊和《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CJCR)来源期刊;对于社科期刊，则首选CSSCI版来源期刊，而后是北大核心版来源期刊，最好还是经常被纳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的转载范围的期刊。从国际上的评价体系来看，科技论文作者首先盼望在Na-ture、Science、Cell等顶级期刊上发表;再就是希望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而且是期刊所处的影响因子分区越高越好，比如JCR影响因子进入学科Q1、Q2区;还有就是在《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文摘杂志》(AJ)等其他影响力大的数据库收录的期刊上发表。社科类论文作者则期望刊发的期刊被《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当然，除了根据国际、国内普遍承认的评价指标或体系来选择期刊外，论文作者还高度关注发表后的影响，即文章的总被引频次。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期刊里，谁能让作者的论文成果传播得范围广、时间久，就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并利用它，也就越有可能实现论文成果和作者本人工作价值的最大化。当某些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被众多学者、机构、组织、国家所认可的时候，借用这些评价体系来筛选作者的标的期刊，也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公认途径。这也较准确地从价值最大化的角度，为我国“超过90%的优质在国外科技期刊［3］”上做了注释。当然，论文作者与学术期刊之间的选择是双向的。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很好地优化了作者的论文产出和学术期刊的办刊，即促成了科研成果质量和期刊出版水平的良性、正向循环。学术期刊为了进入更广泛的作者选择范围，就会在提升期刊的显示度和影响力上不遗余力，通过提升刊发论文的质量、增进出版的时效、开拓传播渠道、聚集优秀的编辑人员和审稿专家、加强新技术在出版传播过程中的应用等手段吸引优秀作者、留住高品质论文。学术期刊的这些努力，意在为论文作者提供成果价值最大化的平台，成为他们的优选路径，从而尽可能多地接纳并发表行业或学科的高水平论文，促成办刊效益的最大化。目前来看，作者(包括作者所在单位)选择的标的期刊首先是基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包括成果转化、项目结题和再申请、职称评审、岗位考核与晋升、学位答辩、职位竞聘、高校排名、奖励或荣誉申报等莫不如此［4－7］。

二、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的路径选择

(一)选择国外出版平台学术期刊要办出水平，走向世界，为市场所认可，有经济基础做支撑是前提条件。所以，学术期刊的出版在坚持学术操守、遵循内容为王的同时，也得顺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只有这样才能办出生命力持久、影响力高的世界级期刊。当Elsevier，Springer，ThomsonReuters，Nature等出版平台已然蜚声国际的时候，本着快速实现影响力提升的宗旨，某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期刊，特别是英文期刊，必然会想到借船出海的举措。据统计［8］，截止到2018年3月，中国英文版学术期刊有548种(含港澳台)，其中大陆出版440多种，有CN号的369种，大多数选择与西方出版商合作，其中Springer－Nature囊括了近200种国内英文科技期刊。在JCR数据库的213种中国英文刊中，近98%是借船出海的。目前，这些选择国外知名出版平台的学术期刊，有的影响力已经获得了显著提升。但是，由于单个或几个期刊在此的投入产出属于商业机密，再加上合作的周期不够长，很难在综合价值实现度的评判上做出厘定。更何况，学术期刊的办刊，存在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双重考量，仅凭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提升难以进行产出上的量化，投入产出比的经济账自然算不清楚。总体看来，借船出海应该不是学术期刊打造国际品牌的最佳路径，更不会是唯一路径。因为，上述著名出版平台大多以英语为出版语种，而我国的学术期刊绝大部分是用中文出版，即使是部分学术期刊为了配合国际上的评价标准，选择了出版英文刊，其在语言编辑上所花费的人财物要比出中文刊多不少，也就是借英文出版平台出版中国的英文学术期刊成本很高。更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用非母语去发表，其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必定会多一层语言转换上的损耗，表达的准确性、完整性总体上要逊于中文。目前，一部分以英语为主要出版语种的高影响力学术期刊和出版平台垄断了优质学术资源的出版，同时向使用者和资源提供者收取高额的使用费和出版费［9］。非英语国家，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学术论文产出数量还是质量均有了很快的提升，而学术期刊出版平台的数量与质量却与之严重不匹配。部分学术期刊在选择国外出版平台时，只是考虑了与在国内选择相比的优势，也就是以实现走出去为基本目的，而很少对选择后的综合价值实现程度进行评估。办刊人如此，期刊出版管理者也是这样。

(二)选择国内出版平台目前，由于体制机制的制约，国内的学术期刊办刊总体表现出弱、小、散的格局，自己编辑自己出版既实现不了经济上的盈利，更难以在扩大影响力上表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为，于是绝大多数期刊把国内的几大学术数据库当成扩大国内影响力的主要平台。与CNKI、万方、维普、CSCD等学术数字出版平台相比，期刊社(部)或受制于管理体制，或缺乏市场运作经验，没有利用好内容提供者这个关键资本被收录到库中的收益甚微。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作者、期刊社(部)与大型数据库、知名出版平台相比，均处于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为了实现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提升，作者成果的原创价值、编辑的再创造价值往往被忽略，造成了期刊社(部)的主动屈就或被动迎合。有学者把上述局面的形成归因为:我国学术期刊的超低定价成为支撑学术期刊公共性的现实基础和意识形态，也同时毁灭了部分学术期刊出版主体追求市场利润的出版理想［10］。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扶持学术期刊办刊或学术出版平台运作时，适当考虑投入与产出比，或进行相关方面的持续追踪调研。这样，将有利于通过相关社会经济指标的量化来管理投入项目的运营情况，为后续的投入与否提供依据。同时，还可以探索决定学术成果价值最大化的更多显性与隐性、短期与长期因素，适当限制国内学术出版平台的垄断行为，为期刊与平台之间的平等协商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鼓励建立新的学术出版平台以及形成平台之间的合法竞争，有效引导学术期刊办刊的市场化方向。

三、路径选择对学术期刊主管部门决策的启示

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学术期刊的出版，其最终的社会经济效益主要在于成果的生产力转化，科研工作者水平和地位的提升，科研成果的积累以及科研精神的传承等方面。就目前的社会运转机制看，能够实现成本有效控制的最大范围当属国家一级。某国科学家利用政府资助项目研发出国际领先成果纷纷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投往国外知名的学术期刊发表，虽然对该科学家来说，基于目前的科研、人才评价体系他们获得了比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大得多的个人价值。但是，相对于国家而言，该成果无论是社会或经济价值都被降到了最低，因为最重要的成果转化由科研的投资国扩大到了全世界的范围，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积极性，给国家的科技发展埋下隐患。从追求办刊的社会经济成本最小理念来看，政府鼓励创办英文刊的行为亦值得商榷。作为中国人要办英文刊，引进母语为英语的学科或行业专家做编辑、审稿人、编委，成本高且往往因为政治的原因变得不可控;除了要求谙习中文的科研人员勉为其难地撰写英语论文外，期刊社还得花大力气、大价钱去邀约国外稿件。就算顺利地创办了英文学术期刊，有些财力雄厚的期刊社为了增加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显示度，会再花不菲的资金去让Springer，Nature等出版平台出版。这样做原本是为了早日促成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或者借助外力尽快办出中国的有世界影响力的期刊。殊不知，做出这样决策的人或机构终究还是因为某些评价指标或体系的影响，没有基于国家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将成本尽量降低。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最根本之处是国家间科技实力的较量。我国投巨资做科研产出的学术成果，再也不能因为某些评价体系的左右而倒贴投往美英等国的学术期刊去发表，让世界都去共享我国产出的科研成果，并因此替少数不拥有知识产权的期刊或出版平台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变相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将对全世界的科技创新产生不利影响。期刊主管部门要清楚地知晓:重大科研成果的公开范围往往决定了其转化成生产力的范围，我们不能只重视研究阶段而忽略成果发表阶段的控制;学术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学术期刊出版的社会经济成本直接影响科研的投入与产出效率，并最终会转化成国家的社会经济成本。因此，期刊主管部门要秉承社会经济成本最小化的管理理念，转变过度依赖创办英文学术期刊争取国际影响力的思路，对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投往国外发表加以合理引导、调控，对与国外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我国重要学术期刊的事宜可考虑进行许可审查。总之，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期刊的出版，关乎国家科技软实力的建设;关乎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与产出，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技出版问题，要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来审视学术成果及其研究人员的评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交往中的话语权，要立足本国的文化与人才基础，切忌在文化建设与科技创新中急功近利。

四、讨论与结语

当下学术路径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行国际、国内科研成果与人才评价机制;而学术期刊出版路径的选择，则主要受美英主导的科研与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的影响。当期刊出版管理部门亦完全根据这些评价机制和体系作决策的时候，其立足点就可能有失偏颇，没有站在将社会经济成本最小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过分相信市场对办刊资源分配的自适应作用。学术与学术期刊出版也是国与国之间科技实力较量的众多支点中的一部分。学者们一般认为政府对反不正当竞争、反托拉斯行为进行干预的经济学上的依据是国家对所谓市场失灵的干预［11］。国际学术期刊出版资源、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被美英等国高度垄断的现象，就是市场调节失灵的结果。国内方面，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改革方向来看，应该通过反垄断规制来抑制现有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规模过于膨胀，同时出台扶持潜在进入者的政策［12］。当下，大量的科研成果外流，对我国的科学研究、科技信息安全、经济发展等方面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13］。出版国际化给各国文化交流带来便利的同时，文化安全问题也凸显了出来［14］。所以，我们要从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科研和人才评价机制着手，从源头上引导、改变我国目前的期刊出版资源错配现象，建立有利于培育发表顶尖学术论文的品牌学术期刊和知名数字出版平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生态，打破垄断，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和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

作者：陈小华 单位：南京森林警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