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启蒙观念研讨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风同样把启蒙置于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在1948年2月20日和3月15日致阿垅的信中都提到：“今天，我们的工作要带启蒙的性质，每一论点都要考虑到反应。”“每一工作……甚至行文、用字，现在都得非为争取大众性而郑重努力不可的。已经到了作文等于作战的情形了。否则，辛苦追求到的东西容易让人糟蹋掉。无论如何，要把启蒙的效果放在心上。”④1954年1月，胡风在中央文学研究所讲鲁迅杂文时指出：“要有革命运动就要有一个思想斗争，要有启蒙把人民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产生了先锋队伍，这样才能够革命，革命也才会成功。”“他（指鲁迅———引注）曾说，必须先有启蒙，有思想斗争，然后才有实际斗争。”1978年12月尚在四川第三监狱的胡风在听说中央正在逐步纠正“”中的一些错误以后，他“不断地实感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再启蒙，更普及，更深入，更和实践有机地结合着向前发展，一定要出现一个思想上光华灿烂的新时期”。

《胡风全集》中有关启蒙的论述很多，经过一番梳理，我们认为最主要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蒙”。它是包括识字运动、狭义的宣传剧本、墙头诗、街头剧等普及性、初步的启蒙教育。在胡风看来这种大众的启蒙运动，即初步的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运动的基础性的普及工作应该站在其他工作的前面。在文艺创作上，胡风对“启蒙的文艺教育活动”和“分析的文艺创作活动”，“艺术力高的文艺”和“宣传力广的文艺”做了严格的区分，但他反对把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他认为二者是“同归”的“殊途”，它们有着人民解放、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共同目标。前者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相当于普及；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提高。胡风之所以强调“初步的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和前提性，主要是从五四启蒙运动的教训中吸取了经验。胡风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合大众的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使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这是文学运动的基本内容，也是大众化问题的基本内容。”应该说，胡风这一论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多一开始就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希望通过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学来唤醒劳苦大众的自我意识，“人”的自觉意识。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在知识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与广大的劳苦大众并无多少关系，以至有人攻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文学，是一种应该扔进历史垃圾箱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虽然遍及全国，但其主要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一些所谓的“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聚积在这些“文化中心”，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大众中去进行切实的启蒙工作，这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脱离大众的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劳苦大众受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之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能识文断句的不多。他们根本无法阅读新文学作品，又怎么可能通过新文学获得新思想、新观念呢?正是基于这两个原因，胡风强调初步启蒙教育的重要意义。

胡风对启蒙的第二层理解是在初步启蒙教育的基础上用先进的人生观、世界观去照亮、启发大众，帮助他们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就是要“从民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出发，诱发并且养成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使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由这参加战斗，同时又会从战斗里面涌出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继续成长，‘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这样地，我们的所谓‘宣传’、‘动员’，就能够成为改造‘今天的状态’的‘经常的运动’……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迎头赶上’现代文化，‘使自己的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获得更进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时代’（潘梓年语）”⑤。这种对启蒙的理解在当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何干之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启蒙的含义：“启蒙二字，从它的字义来说，是开明的意思；也即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更显浅一点说，就是解放人们头脑的束缚，教他们耳聪目明，教他们了解为什么，了解怎么做。”刘少奇指出：启蒙就是要使广大劳动人民“从黑暗、愚昧、盲从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他们对于现实，对于前途，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新的希望与新的理解，……使他们从长期受人奴役欺压驯服的状况中挺着胸膛站起来……成为各方面的活动的积极的因素！”⑥

在胡风那里，无论是启蒙的第一层含义，还是第二层含义，启蒙者扮演的都是先生、导师、先知的角色，对民众采取的是一种从上而下的俯瞰姿态。事实上，并不仅仅是胡风一人在扮演先生的角色，几乎所有抱着启蒙观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扮演先生这一角色。胡风这种启蒙观念一方面有传统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从斯大林关于作家应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观点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他对自己手中的真理确信无疑，并用这一真理向大众布道，希望通过自己的布道，能让大众接受自己宣传的真理，从此改变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西方有关启蒙的言说也是千差万别，没有一个统一的，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定义，但其中有一点是各种启蒙思想所共同拥有的，那就是把启蒙当作一种思维方式，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卡西勒所说的“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思维方法。这是西方各种启蒙思想的基本特征。所谓启蒙就是要学会运用这一理性的思维方法去分析和判断事物，而不是从启蒙者那里获得一整套既成的关于真理的观念。这也就是意味着真理不再是预先设定好的，由真理的代言人(比如牧师)传播给众人的“福音”，而是个人独自思考的结果，对真理的判断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这一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萌芽。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们认为，和别的东西一样，教义也可能会出错，这就打破了教会教义的绝对权威，摧毁了僵死呆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把古代人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重新纳入了研究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运动鼓励这种习惯：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而不是旨在保存某个前定的正统学说的遁世冥想”⑦，它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去选择自己的真理。

文艺复兴运动养成的这种习惯，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达到了它辉煌的巅峰———理性的确立与高扬。18世纪是“理性的世纪”，理性成为至高无上的审判者。一切事物存在的合法性都有待于理性的最后审判。理智的力量、理性成为各种启蒙思想自身建构的内在核心概念。康德认为：“启蒙是从自我招致的依赖监护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依赖监护是指人在没有他人指导的情况下没有能力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依赖监护的状态是自我招致的，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是在于缺乏不要他人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的果断和勇气。要敢于运用你自己的理解力!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只有摆脱依赖监护状态，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力量，也就是说只有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才可能真正摆脱各种偏见的束缚。而“18世纪文化的基本目的，就是捍卫、强化和巩固这种思维方式。18世纪认为，它的主要使命不只是获取和扩展具体知识，而是确立这种思维方式。……狄德罗本人就说过，该书(《法国百科全书》———引注)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定数量的知识，而且要改变一般的思维方式”⑧。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为对“理性这一概念认识的转变”。18世纪把理性概念描述为“作用概念”，而不是“存在概念”，也就是说“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整个18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⑨。如前所述，这种力量最重要的功用就是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启蒙运动抛弃了形而上学从既定原理出发的演绎法。在启蒙理性面前没有先验的真理，启蒙主义者把一切需要认识的对象分解、还原为最简单的成分、最终极的因素，然后开始重建出一个真正的整体。总之，启蒙哲学强烈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而主张从现象和事实上升到原理和原则的分析重建的思维方法。

胡风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启蒙哲学的思维方式有着相似性。由于对实践论的坚持，胡风强调对问题的认识应该从实践出发，从平凡的琐事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原则应该是从实践中总结得出的结果，它从实践中来，同时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胡风反对由政治概念、大原则出发演绎生活的主观公式主义，同时，又反对自然主义（客观主义）那种只注重琐碎、零散的个别现象、经验的真实，而不去发掘事实、经验之间的秩序和规律的做生活的奴隶的态度。他要求透过生活现象去发掘出生活的本质真实。这与启蒙哲学分析重建的思维方式有异曲同功之妙。另一方面，胡风认识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实现只能依靠人民的‘自觉之声’，因而要‘改变他们的精神’（也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养成主动的精神，独立负责的精神），使他们从封建意识的麻木里面觉醒，挣脱封建意识的偏见，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坚决反对狄超白主张“政府应当以最良的方法消灭人民思想上的纷争”以实现所谓“思想统一”的论调；反对对大众进行所谓“训政”，以实现一个“意志集中”了的政府。因为不管是用“最良的方法消灭人民思想上的纷争”以实现“思想统一”，还是通过“训政”以结成一个“意志集中”的政府，都带有明显的专制倾向，其实质是把一套既定的价值观念灌输给大众，并让大众接受、服从这一价值观念，而不是鼓励大众“敢于运用自己的理解力”，主动、独立负责地起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胡风因此怀疑“政府里面有一部分人抱有统制思想的倾向”。

尽管胡风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启蒙哲学所倡导的思维方式有着较大的相似性，但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在启蒙过程中，胡风扮演的始终是“先生”的角色，他是高高在上的真理的掌握者，是上帝派来向大众传播福音的先知。因此，对胡风而言，无论是分析重建，还是反对“思想统一”，其背后都有一个终极真理存在，也就是说无论其思维过程多么复杂、曲折，其最终指向都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达到这一最高真理。因为胡风确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是各种思想经过互相批判，互相竞争，互相融合而得到的具有最大合理性的“最健康的力量”，是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实践里面发生着燃烧作用，用热情的倾注和意志坚强向实际问题搏战的结果，而且也是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一切固有的外来‘观念艺术品’里面感到了无法自慰的苦闷，因而‘摸索探讨’出来的皈依”。因此，他对自己掌握的真理坚信不疑。一方面以胡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认为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另一方面中国大众的文化水平低下，还停留在“醉生梦死”、“鸡鸭不分”的状态。要让这样的大众接受先进的科学真理，知识分子必须，也只能担负起先生的责任，在先进思想与大众之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这样，胡风对大众的启蒙就成了把一种既定的正确观念灌输给大众，而不是去改变大众的思维方式，使大众摆脱依赖监护的状态，主动、独立负责地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这种体现了“最健康的力量”的先进科学理论对胡风而言可能是自己思考的结果，但当他把自己思考的结果灌输给大众时，他就是用自己的思考代替了大众自己的思考，使大众依然处于被动的，依赖监护的状态之中，而且在胡风看来这一真理是绝对正确不能质疑的。正是在这一关键之处，胡风显示出了与西方启蒙哲学的根本差异。我们在上文说过，启蒙在西方所指的主要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所谓启蒙就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让人们去接受某种既定的主义、信条，或是具体的知识和观念。因此，在西方启蒙哲学家眼里是没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和权威的，具有权威性的是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具体的科学结论。因为在科学理性看来：具体的科学论断是按尝试的方式提出来的，它随时都要接受理性的质疑和修正。⑩西方启蒙主义这种对科学理性的强调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形成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胡风倡导的启蒙观念中则暗含着专制的倾向，这恐怕是反对用专制的方法实现“思想统一”、“意志集中”的他所没有料到的。事实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最后成了这种启蒙观念的受害者，甚至是牺牲者，这恐怕更是胡风所始料不及的。

胡风一方面反对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并企图以此造成思想一致的庸俗社会学的做法，主张“用‘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去理解对象，分析问题；对人对己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要提倡奴隶主义’”。正是这种不盲从的非奴隶的主张，使胡风在“组织上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胡风“从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起”，“从来没有一次把党的威信和真理在思想上甚至感觉上分成过两个东西”輯訛輥。对胡风而言，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对党的威信的服从，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所以，他对胡适、朱光潜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采取的是一律否定的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独尊现实主义，把现代主义统统斥为堕落的资产阶级文艺，这显示了他“左得可爱”的一面。令人奇怪的是，胡风对自己思想中这种自由与专制的矛盾似乎毫无察觉，可以说胡风是顺着科学理性之梯爬上了信仰迷信之塔。在他看来，这二者是统一的。胡风之所以造成这种矛盾而不觉，主要是因为以下两点：他一方面把马列主义当作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教条。他认为原理、原则应该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来，并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为实践丰富、修改、纠正，甚至推翻。这也就是他经常强调的主、客体之间要“相生相克”，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在这里没有绝对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一切都必须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贯正确’这个盲目的自信，无论对作家，对理论批评家都是没有好处的”。而另一方面，胡风又认为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历史运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原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最正确的理论，把它当成一种既定的、绝对正确的原则、理论来信仰，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这就造成了胡风启蒙思想中自由与专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本文作者：陈金琳、曾凡解 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