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双重经济学分析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⑩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瑏瑡，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瑏瑢。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

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

从热那亚到荷兰，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