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人性特质文化理念

一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1934—)是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是“二战”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詹姆逊在继承总结前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左派评论》的主编佩里•安德森曾经称赞他说,“詹姆逊的著作如同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一样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使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1]14。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起缘于一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日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在结构上和政治实践相脱离,尤其是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无产阶级斗争形势转为暗淡,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论题也转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潮期,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更是日益扩大,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向了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故意闭口不谈那些历史唯物主义经典传统最核心的问题:如详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认真分析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机器以及推翻这种国家机器所必需的阶级斗争策略。”[2]60马克思在他的各个理论阶段都最为重视的社会实践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冗长而又繁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晦涩而又与群众实践长期隔离,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偏向于当代的资本主义文化。

二

詹姆逊作为英美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要人物,他在部分继承马克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或者也叫市场资本主义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创作了《资本论》,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相对简单而具有积极向上的气质,例如这一阶段产生的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就是对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第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或帝国主义时期,这个阶段从意识形态上完成了西方和非西方的划分;第三,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时期,这一阶段跨国公司盛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发展环境下稳定与冲突并存。詹姆逊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三种艺术风格与这三个历史时期一一对应: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分别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阶段。

这三个文化阶段代表了不同的自我体验和对世界的体验,因而这三种文化形态也就标志着人的性质在不同的社会时期的改变,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现实是如何通过主体的意识反映到文本中的。在早期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现实主义的文化风格表明创作主体对于客观现实有肯定性的把握,主体和客体之间有相对透明的关系,主体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到了现代主义文化时期,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不再积极而明确地反应社会现实,而是形成了多种二元对立结构来幻化现实,艺术成为一个独立于现实之外的领域,如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所描述的,现代艺术家们出于逃避物化的个体目的,通过现代主义的艺术实践将自己置身于艺术商品化的对立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艺术与现实的区分,也产生了所谓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而到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结构决定了资本对文化生产的绝对控制,文化上的高雅和大众之分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作为商品类别的区分。一切文化因素在现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都变成了大众文化。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失之后,全球化语境下商品化的逻辑已经浸渍到了人们的思维之中,詹姆逊宣称,至此,后现代文化已经脱离出文化的范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已经被打破,文化已经彻底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普通的消费品。就其中的文艺作品来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是具有解释性的,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则是难以解释的。例如后现代主义作品,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通篇都充斥着一个自得其乐者的絮语,没有想象中的读者的存在,也没有通常意义下的说明性的文字,作者完全沉浸在的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已经和读者一起在作者自己用语言信息编织的情境里溺亡,这类作品往往只是一种“体验”,读者会对这样的作品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作者的体验,阅读者在自己的经历中也曾有相同或者类似的体验,因而并不需要解释,也无法解释。

这就是许多后现代作品很多时候给读者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阅读感受。联想后现代主义者们多宣称的,后现代主义不需要天才,他们也不想成为天才,只有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才需要并肯定天才,可以说,后现代主义不再完全是像以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样关注创作主体,相反更多的是关注文艺作品的欣赏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后现代主义,较之詹姆逊的资本主义文化分期中提到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甚至是西方文学史中的所有的文艺阶段,可以说是最为关注人性的时期,所谓的大众文化正是在这个时期前所未有地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那就是对个人的尊重。纵观整部西方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的历史。这一悠久传统从古希腊的文学经典以来,经历了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当下的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例如,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是由于深受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强调个人主义、主体性和自发性,反对客观性和经验主义,因此常常被视为对此前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的反叛。到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兴起,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在感性世界中,人是最高级的动物,那么人就是最高级的美。社会作为人与人的联合,那么,社会就是美的最高境界。在这两段时期内的文学是积极的,表现的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而较少关注人自身的体验,并且题材和体裁的限制也约束了这些体验的表达。受卢卡奇物化思想的影响,詹姆逊认为,西方现代艺术就是“物化”的产物。现代主义艺术不再反映社会关系,而是把一切事物都变成很奇怪的富于魔力的现象。

现代主义艺术用个人疯狂的体验的描述开始代替了故事的叙事。在这一点上,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又有一大相似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处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都代表着对权威的反叛和对自我的不断否定,它们的典型特征就是怀疑、开放、加持相对主义和多元化,赞美分裂、破碎、异质而不是协调、整体和单一。在这里,自我被看成是没有任何实质的整一性,它是多面而流动的。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乃至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可以说是持一种理性的悲观态度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从十九世纪以来就已经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领域而偏居文化研究一隅,试图以文化意识形态的抗争和反思来为人类探索一个合理的未来。从五月风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低谷,詹姆逊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的几个表征,已经准确无误地在自身的研究领域上深刻地感受着。后现代主义已经失去了深度,回到了表层,不再相信什么是真理,只是不断地进行抨击、批评。

三

其实,詹姆逊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产生的这种悲观态度一方面来自于传统上文化意识形态在面对社会变革的无力感和滞后性,另一方面,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表征并不是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才出现的,例如主体性的消失,对于现实和自身关系的无从把握,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可能出现,主导一个社会和一个阶段的意识形态毕竟永远是受少数人掌控的,作为创作主体在少数人利益至上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产生无力感是自然而然的,那种对所谓对自我身份能明确感知,对现实和自我的关系能深刻掌控的时代,是在一种社会形态上升时期的特征,那些总体上表现积极的创作格调,以及文本中关于社会现实关系和某些真理的明确表述,是受社会上升时期统治阶级主导的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积极因素的影响和社会上升时期特有的经济现象影响的,因而是主体的态度是积极的,反映在文本中的态度也是相对外向的,正面的,但是应该说这样的社会里,主体的创作体裁和立意取向也是被限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主义作为詹姆逊所说的资本主义发达时期的文化形态,本质上和其他社会形态是没有不同的,可以说主体性的消失是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

而主体性消失之后的“零散化”状态,确实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所特有的,但是这种耗尽状态的对现实的无法感知,认为人在物与物的世界里失去能动性和主观性,从某种意义上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文化开始以商品化的形式扩张,进而冲击到社会各个阶级之后的短暂的文化窒息。因为在过去社会不发达的时候,文化是作为少数人的奢侈品来享用的,而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失,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蜂拥而来,这必然会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现象和问题,此外关于零散化还可以解释为主体在面对更多选择之后的一种彷徨和疲惫的感觉,因为后现代意味着多样化和不规则,与有序的现代世界相比,后现代不再像以往的现代社会那样确定、可控、安全,而是不确定、不可控进而令人害怕的。然而正是这种看似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其实给主体提供了相对以往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前期来说更多的选择,可以理解为是这个社会对个体至高无上的尊重,因而个体自由就成为后现代主义最推崇的价值观。自然而然,在这样的理论下,一切都需要重新评估和定义。在后现代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充斥到日常生活之中的最细枝末节的角落,人们的思维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全控制,除了文化领域以外,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人们获得了以往的社会制度下从没有过的物质上的满足感,尽管这种物质上的满足感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且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对于沉溺于物质的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来说,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枝蔓难以影响到普通人的思维。

而现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牢牢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存在,那么要改变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也可以从日常生活着手,通过改变人们在生活中的观念和态度来认识进而改变资本主义对个人和社会的控制。这是另外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主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尽管具有顽固的习惯性、重复性和保守性,但同时也有超常的惊人活力和瞬间的创造力。它本身并不是一泓沉沉的死水,而是潜在地具有改变自身的惊人力量,是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忽视的、充满了生命和希望的世界。让普通人从日常生活着手来改变世界,这正是列斐伏尔关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的人性体现。列斐伏尔关于后现代文化理论中的理想下的人道主义占所主导地位的社会制度是希望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摆脱物质贫困,实现对物质消费品的占有和使用的自主权,并且让“生活风格”得以回归,这在现阶段看来可行性也很小。他和詹姆逊同样是推崇在普通人中寻找蕴含变革社会生活的潜在性。有的人认为列斐伏尔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人一样,是理论上的强者,实践上的弱者,他的理论设想一样是脱离实践的空中楼阁,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生根发芽的可能,日常生活最终会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下按照既有的规律发展,普通人最终因为不具备现实条件而难以从日常生活中引发改变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变革。

不论列斐伏尔的主张在未来能不能成为现实,列斐伏尔主张的发源于日常生活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不仅仅是建立在文化上的革命,也不是基于文化本身的目标,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关于生活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人,将会摆脱异化,真正的实现人的“总体性”目标。这个“总体性”概念体现的是历史的辩证法,它既是对具体现实的反映,又是对具体现实的超越,“总体性”将指导人们用全面整体的方法来看待日常生活,反对对生活的肢解和拆卸。这不仅对当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个挑战,对于今天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的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在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代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时代的过程当中,我们必然也会遇到各种异化的现象,在这样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中,怎样才能实现普通人对于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真正掌控。

后现代主义文化环境中对个体自由人性的实现有着无上的宽容与尊重,自然而然,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一切都需要重新评估和定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潜在悲观论调是理性的,因为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给詹姆逊和列斐伏尔们带来太多的能够积极幻想的理由,后现代主义的未来在哪里,这是詹姆逊们思考的课题,也是全人类的困惑。但是我们坚信在普通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聚集的地方就有改变的潜在可能,这其中孕育着思想,不论这个潜在性要潜伏多久,只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会变,那么人的总体性终会在文化和生活中得以发展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