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

本文作者：王志伟 单位：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在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批评”的定义多与某种学派或学说的综合性理论密切相连，既可以指运用某种视角或方法对特定的研究对象进行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又可以指这些理论与方法在特定领域中的主观或客观的诠释或评论过程或行为;还可以指相应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作为专业术语的“批评”，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共同特征:(1)批评不是非专业的、普通意义上的吹毛求疵，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还可以是中性的;(2)批评行为揭示的内容一般较为隐晦，不易发觉;(3)批评是主观的评判，但批评家个体或群体均试图更加客观、公正、有效。顾名思义，术语“修辞批评”由“修辞”与“批评”复合而成。现代西方修辞批评的创立者维切恩斯在其奠基之作《演讲的文学批评》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演说者将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听众的方法所作的分析和评价”［5］6。亨久克斯等在选编的《修辞批评:方法与模式》序言中，把“修辞批评”界定为“对口头或笔头形式的信息性或说服性语篇所作的分析、解释以及评价”［6］26，将修辞批评的对象从以说服性为特征的演讲语篇扩大至说明性语篇。当代修辞学家坎贝尔在《当代修辞批评》中，将“修辞批评”定义为“对说服性语言运用所作的描述、分析、解释以及评价”［7］76。20世纪最著名的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认为，“修辞批评考察的是想象性作品并将其作为对情景中所产生问题的策略而独具风格的应答来分析”［8］2。维切恩斯、亨久克斯、坎贝尔以及博克等对“修辞批评”的定义虽然在研究的范畴、采用的理论以及批评的目的等方面侧重不尽相同，但表达的概念基本一致。当代西方修辞学理论家、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福斯在其新著《修辞批评:探索与实践》的开篇中说:“修辞批评不是局限于修辞批评或传媒批评课程作业要求那种的批评过程，而是人们可以用来理解自身对各种象征做出何种反应并创造自己的象征表达自身各种反应的日常行为。”［9］xi简而言之，修辞批评既涉及人们对于他人各种符号的反应，又涉及人们如何创造自己的符号表达自身的意愿。

“修辞”与“修辞批评”

西方修辞学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最早的本义是说话演讲的艺术。修辞学是西方文明的起源之一，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修辞学的衰落，除了集权政治、民主缺失等社会因素外，修辞学本身的学科因素也是重要的原因。其一，诡辩传统。修辞学初创时期的哲辩师(或称诡辩派)过分强调演讲语言和技巧的煽情作用，遭到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坚决反对，修辞学从此声名狼藉，成了“诡辩”与“欺骗”的同僚。虽然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古典修辞学体系，挽救了行将就木的修辞学，但仍以劝说为核心，诡辩味道浓厚，修辞学名声依旧不佳。其二，理性主义。16世纪，在法国思想家拉米斯的影响下，欧洲大陆对修辞学进行了声讨，之后在笛卡尔、培根等理性主义的呼声中，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被大大缩小，仅局限于文体风格和语言技巧的研究。其三，美文运动。18世纪，西方修辞学出现了纯文学运动或美文运动(belleslettresmove-ment)，此处的belleslettres是法语，字面意思是“精致或漂亮的文字”，这一流派的修辞学者们强调，无论是修辞学、诗学、戏剧、音乐，甚至是园艺和建筑，都应该像修辞学重视演讲技巧和演讲艺术一样，强调美学价值和感官愉悦，这种修辞学思想过分强调外在形式，内容与形式严重背离，给人们留下了演讲即技巧、修辞学即雕饰的印象，修辞学成了“玩弄辞藻”或“夸大言语”的代名词。［10］3进入19世纪后，作为古老三学科之一的修辞学迅速走向了衰落。直到20世纪修辞学的复兴，由于瑞恰兹、韦弗、博克、布斯、比切尔、德里达等学者的努力，修辞学才有了积极、正面的定义。［11］7如今，用福斯教授的话说，修辞学已成了“人类为了交际而对象征的运用”［9］3。这一定义虽然简单，但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人类是修辞的创立者;第二，象征是修辞的媒介;第三，交际是修辞的目的。然而，自柏拉图时代，直至21世纪的今天，西方的很多学者仍然对“修辞学”一词唯恐避之不及，生怕落个与“修辞学”为伍的名声。另外，当今英美大学以及国内大学里设立的传播学专业虽然与修辞学“同根同源”，但已纷纷另立门户，与修辞学“分而治之”“各自表述”。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当今西方修辞学的名声和地位。在西方修辞学历经衰落与复兴的过程中，其内涵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一是古典修辞学的演讲传统。这一传统强调演讲风格、演讲内容和演讲方法，通过理性诉诸、情感诉诸、品格诉诸等说服策略，达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德的目的。二是西方修辞学内涵的扩展。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修辞学一直囿于演讲与劝说、文体与辞格的狭小圈子，导致自身路子越来越窄，最终走向衰落。然而，在以瑞恰兹、博克为代表的一批修辞学家和哲学家的努力下，修辞学将视角投向了以象征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活动，修辞学在吸收了哲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美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后，成了一门“研究人类通过策略地使用象征影响彼此思想行为的所有方式的学科”［1］45。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各种语类语言形式的象征行为，也包括服饰、图片、艺术、集会、游行、电视、电影甚至态度等非语言、多模态、具体与抽象的象征系统。温科学教授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他认为，修辞学具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人类表现的行为;其二是指人类所持的观念。作为行为，修辞涉及人类为了彼此间进行交往而使用的象征;作为观念，它关注的是象征的处理方式”［12］303。修辞批评即运用某种理论或学说对象征符号与象征行为(symbolicartifacts)进行分析，包括词汇、词组、图像、手势、表演、文本、电影和各种话语，以从中发现它们如何实现教育、告知、娱乐、感动、激发、驱动等各种劝说受众的目的。修辞批评的基本任务，是大范围地分析、解释、评价所有被视为象征的修辞符号和修辞行为，其目标是“理解修辞如何运作，如何影响思想和行为，如何为修辞理论做出贡献”［1］105。与修辞学相比，修辞批评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修辞批评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时代。［13］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修辞批评才逐渐形成规模并发挥重要作用。近百年来，修辞批评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象征行为和象征符号进行审视，形成了传统修辞批评、经验主义修辞批评、戏剧主义修辞批评、社会学修辞批评、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语簇批评、幻想主题批评、类型批评、叙事批评、隐喻批评、伦理批评等范式，其学说之多、范围之广，超乎人们想象。而且，新的批评思想、学说、理论、流派仍在不断涌现。

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

文学批评即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评价与阐释，文学批评的历史像文学一样悠久。20世纪初期的文学批评以俄国的形式主义以及英美的新批评为代表，两个流派均强调对文本进行精细的研究，强调对文本形式与文本语言的研究。到了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学批评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其他欧洲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80年代后，如何面对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如何建构文学研究理论，如何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分析等构成了当代西文学批评的中心课题。最终，文化成了西方文学批评选择的突破口，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化诗学之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具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跨学科性。西方文学批评以解构的方式在汲取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建了文学研究的新理论，形成了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论上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第二，批判性。西方文学批评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其政治反抗倾向和文化批判倾向上。从批评方式看，文学批评更加注重审美体验、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等三个方面内容，即重视感受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审美体验，重视对作品的客观理性分析，重视对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的判断。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密。对此，我国修辞学界早有认识。陈望道先生曾说:“因为修辞学所用来研究思想和表现的关系的，多半是文学的缘故。”［14］220修辞学传统上研究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对文学作品的语言进行评价，与文学批评对作品的语言艺术评论相互重叠。除此之外，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共同之处有三。一是批评的方法。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均属于艺术，而不是科学，运用的均是主观的方法与感受，二者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从根本上仍然是理解与欣赏等情感体验。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凯帕斯教授的话说:“通过理解与欣赏，批评家能够为他人观察世界提供新的、令人兴奋的方法。”［15］13－14二是批评的性质。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所说的那样，修辞批评是文学批评的古老形式，它既不是一种特定的修辞方法，又不是特定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可以相互包容，二者均可融入某种形式的文化批评，当代的文学批评应当正名为“修辞批评”。［16］604三是跨学科性。当代的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均与语言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文章学等紧密联系，并不断从中汲取理论营养，推动本领域的深入发展。

当然，无可否认，修辞批评和文学批评并不完全契合，从各自的研究传统和学科本位来看，二者之间存有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研究内容和侧重点来看，文学批评专注于评价包含在文学语境中的智慧、美丑和真理，体会文学作品带来的审美体验;而修辞批评则注重评价修辞话语的建构策略和劝说效果，注重于发现和欣赏说写者在语言中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用劝说和论辩效果。第二，从研究对象和目的看，文学批评主要研究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力图从美学角度寻找作品中永恒的价值;而修辞批评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努力探寻说写者与听读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发现最有效、最得体的申辩、劝说和论争方式，揭示话语的交际效果，帮助人们解读人类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文本和象征行为，更好地运用符号增进人类的理解。四、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之反批评无论是当代文学批评，还是修辞批评中的后现代主义修辞批评，双方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语境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解释，都对权力与意识形态进行了较多关注。虽然有的学者提出应该超越政治话语，力图在诸如战争、饥荒、环境、生态等有关人类危机的公共话语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其政治化倾向似乎与学科的本位性渐行渐远。从批评的历史实践看，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中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其富于革命性和战斗性的解构性批评方式对现实产生了强大的干预作用，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与挑战。第一，意识形态批评更多地与政治批评纠缠在一起，容易陷入“统治与被统治”［13］的二元批评模式中，与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的目标渐行渐远，甚至已经失去了学科批评的本位性。第二，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明显，各种团体、阶层利益交错共生，相互依存，在世界主流文化竭力建构和谐语言、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批评家刺耳的声音常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甚至背负着不懂建构积极话语、缺乏社会责任的“麻烦制造者”的罪名。第三，意识形态批评在素材选择的普遍性与代表性，批评分析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自身理论的建构与创新，自身意识形态的介入以及批评效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五、结束语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均是当代中外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内容，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均对包括词汇、词组、图像、手势、表演、文本、电影和各种话语在内的所有多模态语言及非语言对象进行研究，虽然在目标、方法等方面不尽相同，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增强听读者的修辞文学意识和文学鉴赏能力，以及社会、政治、文化的建构与解构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文学批评与修辞批评在新时期均面临着学科发展的问题与挑战，对于西方修辞批评及文学批评的研究，不仅能促进我国的修辞批评与文学批评研究，还能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