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摘要：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就业、收入分配等其他经济影响的文献并没有很好地解答如下两个问题，其一，最低工资制度如何被建立；其二，最低工资制度具有何种规范价值。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研究发现在政治法律层面，最低工资制度的实现是一个政治过程，而在社会层面，依托于积极的民众支持；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价值不仅在于缓解收入差距，还包括修正雇佣双方不平等议价能力、平衡需求和供给、推进高效率高端增长路线的实现、减轻劳动市场外部性和社会成本等规范价值。文章在政治经济分析的框架内认识最低工资制度，不仅实现了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辩护，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最低工资制度；政治经济分析；立法过程；社会背景；规范价值

一、引言

最低工资是法律所规定的雇主必须支付给雇员的最低报酬，其目的是为了帮助薪资处于很低水平的受雇者，保证一份合适的薪酬。第一个现代最低工资法律最先在新西兰制定，1894年，新西兰议会通过了《产业协调与仲裁法案》，授权仲裁法庭设定最低工资标准，1896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建立了工资委员会，制定最低工资法律，致力于消灭"血汗工资"的最低工资法律开始逐步在英（1909）、美（1912）、法国（1915）、德国（1923）等资本主义国家颁布，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成为劳动市场的一项基本性制度，并成为有力地保护劳动者的制度设计。我国在2003年引入规范的最低工资规定，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有所不同，虽然存在执行力不到位的问题，但最低工资制度的约束力近年不断提升，保护弱势劳动者的作用不断凸显。根据人社部的相关统计，2017年全国最低工资实现平均涨幅10.4%，不少地区显著提高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在学术界，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意见莫衷一是。最大的反对意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最低工资制度会扭曲劳动市场，导致资源误配，因为高于市场均衡的工资会减少对工作的需求，这样低生产力的劳动者将被排除到市场之外，导致失业率上升，并进一步恶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情况。但是以上的推理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说之上，所以很难说现实到底是否如此。围绕着最低工资制度产生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来分析其经济影响，因为理论预设、样本数据以及处理数据的不同，实证研究也难以得出一致意见，一部分实证研究指出最低工资标准对就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没有起到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另一部分实证研究的结果则相反，证明最低工资标准并没有导致失业上升，而且有效地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缓解了收入差距。这些研究的明显不足是将制度前提假定为不变，省掉了对政治、社会的分析，而无法对以下两个问题提供很好的解释：第一，最低工资制度是如何被建立的？由第一个问题所引发的第二个追问是，最低工资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价值到底是什么？无论是完全竞争假设下的最低工资设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率扭曲，最低工资制度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法律层面上被确立，并且在诸多民意调查中，最低工资制度的赞成率基本远远超过半数。如果只是局限于完全竞争假设所设定的研究思路，可能我们根本无法去回答以上两个关于最低工资制度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层面分析最低工资制度，以更好的理解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其规范性。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分析最低工资工资制度的引入过程和背景，第三部分则探讨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价值，也即最低工资制度的合理性，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在我们看来，最低工资制度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学基础，分析跳出了将视角辖制于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影响研究的桎梏，为更深入理解最低工资制度提供了可能。

二、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过程和社会背景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到底是为何被引入并在立法上实现的？从狭义上分析，要求把视角投向政治立法过程，从广义上分析，要求把视角投向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社会背景。因此，我们将分析拓展到立法背景和社会背景上，进而从中抽象出是什么力量左右了最低工资制度的设立和实施。立法过程，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体系，一般看来是不同利益集团或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过程，所涉及的直接利益相关者是资方和劳方，前者是该制度最大的反对者，而后者则是该制度积极的推动者。但是这个一般的看法太过笼统，因此，通过对各国最低工资立法和政策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识别出了影响最低工资制度立法的重要变量。数量分析有力地指出在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过程中，工会发挥了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小型商业团体发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Silberman，etal.，1976；Bloch，1980；Cox，etal.，1982），工会和商业团体这两大利益集团不仅决定了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也决定了最低工资率的历史路径（Sobel，1999）。而另一方面，相较于完全竞争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更符合常识的认识是人们的行为不仅受经济利益左右，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对历史的案例分析告诉我们，与右翼意识形态相比，左翼意识形态显然更为支持最低工资制度，此外，最低工资制度也和党派立场相关，以美国为例，更关注社会平等和弱势群体，更为支持最低工资制度，而共和党更倾向于保护富人也即资本家和商业团体的利益，反对最低工资制度。有关这一看法的核心是更为精确地证明意识形态和最低工资制度之间的相关性，在操作处理中则在原有的相关性模型中，引入意识形态变量，进而进行相关性分析。对1938公平标准法的分析验证了这一看法的合理性，如Seltzer（1995）对1938公平标准法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美国和左派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正的，而共和党和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是负的。来自加拿大的证据也表明意识形态是影响最低工资制度的重要变量，左翼政府执政时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比率较高，而右翼政府执政时最低工资标准少有提升（Dicksonetal.，2002）。对政治过程的探讨，因为引入了计量分析，更为精确地揭示出影响最低工资制度立法过程的相关因素，其中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进而，我们把分析视角扩展到最低工资制度的历史过程，以期捕捉影响最低工资制度设立的社会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的引入和实施是巨大的制度变革，如果没有社会基础的铺垫，恐怕难以推行。以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为例，该法案的大背景是大萧条时期，此时工人运动高涨，正是因为普遍的社会支持，才最终突破重重阻碍，将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为法律。在立法最终确立之前，经济学和进步人士就为最低工资制度做好了铺垫，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密尔、马克思）都持有生存工资的立场，即使是马歇尔、克拉克这样的边际主义者也在道德上赞成生存工资，更不要提当时进步的政治家、宗教团体、智识以及异端经济学家，他们展示了生存工资重要的社会经济收益，并引导了以争取工人正义的社会运动，使公平工资这样的价值深入人心，从而推动了相关立法的实现（Stabile，2016）。Prasch（1998）曾经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以1912年~1923年的美国经济学家有关最低工资立法的文献为研究对象，发现美国进步时期（美国社会主义和政治改革广泛传播的时期）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只有个别反对最低工资立法，普遍支持最低工资立法并为之提供有力的辩护，这些辩护向大众传递了最低工资制度的价值，为最低工资制度争取了更多的大众舆论支持。一些当代案例也表明普遍的大众支持是确立最低工资标准的必要条件。英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由低薪委员会制定，对其相关会议资料的案例研究表明，不仅具有工会背景的成员强烈支持提高最低工资，而资方背景的委员会成员也赞成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立和提高，只要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会对就业造成显著负面影响（Brown，2009）。更近的案例和香港有关，香港政府一直是资本友好型政府，保护劳工法律推进缓慢，直到2011年才正式引入最低工资制度。香港的最低工资制度确立是艰难的，所面对的阻碍是资本强大的否决权以及亲资本的政府。金融危机后期香港持续的经济衰退凸显了收入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尽管资本十分不情愿引入最低工资制度，但是社会舆论普遍要求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在这一背景下，香港政府不得不抛弃“涓滴经济学”的发展模式，引入最低工资制度来平衡劳资关系（Wong，2014）。

三、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价值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结构中，最低工资制度扭曲经济效率，不仅可能导致失业，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低薪阶层的收入情况。当然，有相当多的实证文献揭示出这一观点是有争议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这些实证文献明确指出最低工资制度缓解收入差距的规范价值，除了这一价值，这一部分将提出最低工资制度更广泛的经济社会价值。首先，我们要推翻完全竞争理论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认识。完全竞争理论所认为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扭曲经济效率缺乏微观基础，是建立在对劳动力价格也即工资的本质的错误认识上。工资并不是单纯对工人技能和效率的衡量，是所谓的使整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劳动价格，一经打破就扭曲市场效率，事实上，工资的制定过程受到制度、规范和雇主与雇员期望的影响。资本所追求的是更多的利润，同时是更低的工资成本。在根本层面上，工资的制定是雇主和工人双方博弈的结果，这一过程弹性很大，显然，雇主拥有更高的决定权，职位或者工作数量是求大于供，所谓的竞争更多的施加于工人，而不是雇主。马克思曾指出“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尖锐的指出工资的制定过程极有可能被资本家掌控。从这个角度认识工资，那么工资反映劳动市场均衡状态的观点就无从谈起，最低工资制度下的劳动者工资提高，也就无所谓效率损失或者市场扭曲，甚至有助于劳工权力提升，纠正资本家控制下的经济生产所引发的低工资扭曲。基于以上，新古典经济学之下对最低工资制度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将最低工资制度和所谓的劳动市场扭曲和效率损失联系在一起建立在对工资本质的错误认识上。如果把经济社会视为一个自我运行自我维持的整体系统，那么最低工资制度的经济规范价值不仅在于均衡工资差距，还具有减缓贫困、刺激经济效率的显著作用。具体来看，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认识到最低工资制度具有四个方面的规范价值：第一，最低工资制度是修正雇佣双方不平等议价能力的制度设计，促进更公平工资结构的实现。最低工资标准是强制性的工资底线，其约束力来自于法律所授予的强制力。最低工资标准所设置的工资底线，不仅为低薪工人提供保障底线，中等薪酬的工人也可以以该工资线为参照，要求雇主提高薪酬。第二，平衡宏观需求与供给。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果是需求增长缓慢，但是生产却日趋过剩。与过剩生产相对应的需求不足打破了经济平衡，引发危机。但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工人群体的收入水平，拉升了需求，因而缓解了生产过剩的矛盾。第三，最低工资制度有助于高端增长路线的实现。经济增长可以被划为两类增长方式，一种是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低效率增长模式，另一种是依赖于生产率提高的集约型增长模式。控制经济生产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利润，无论是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使用还是引入技术革新抑或是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最终目的是增加企业利润，如果有低廉的劳动力可以使用，资本家就没有动力进行投资来提高生产技术，进行员工培训，廉价的劳动力无疑使前一种增长模式更具有吸引力。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了使用劳动力的成本，迫使企业不得不改进技术或者提高员工培训，以应对高工资成本，并且，高工资还能发挥挤出效应，那些低效率的公司因为不能支付高工资不得不从市场中退出，使得高端的增长模式更具有可能。第四，最低工资制度可将劳动力市场的外部性和社会成本囊入其中。假如工资太低，工人持续工作也无法获得体面收入，退出就业市场也是一个选择。以美国为例，高失业率、高犯罪率和底层人员的低工资并存。尽管高犯罪率和低工资之间的相关性还需要更多的实证证据，但是这一巧合值得更多关注。工资太低，工人不得不依靠延长工时以赚取更多薪资，挤出了工人进行再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难以摆脱现状，进入到“贫困陷阱”，其后代也同样面临相似的窘境，此外，因为所获得的收入无法满足生活，底层工人长期依赖于政府的食物补贴生活，早已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负担，并且，依赖于食物补贴生活使得他们被贴上寄生虫的标签，对个人尊严和生活带来极大地伤害。以上就是低工资所引发的外部性和社会成本，只有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减少这类社会成本，通过确保一份体面的收入，在经济层面上，推动工人积极就业，也会减少工人对社会保障的依赖，减轻财政负担，同时，所产生的社会收益则更大。

四、结论

尽管被视为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的鼻祖，但斯密对最低（生存）工资持有明确的肯定态度，斯密使用了社会福利和公平的观点为劳动者应当获得更高的工资辩护，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提高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同时，高报酬也有利于厂商，因为优厚报酬能促进工人更有效地工作。斯密批判了重商模式下议会与雇主合谋，通过法律打击工人运动，抵抗工资上涨的行为。马克思则更为尖锐的指出资本与劳动交换的内容在实质上并不平等，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资本家交换到的是生产性的劳动，而工人交换到的是非生产性的生活资料，法律形式上平等的工资契约一旦签订，在约定的时间内，工人就失去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控制，劳动的全部产品属于资本家。劳动力只是资本家所购买的一种生产要素，在资本支配劳动的生产模式下，工人所获得的工资极有可能被压到最低的限度。工资是建立在不平等的资本-劳动关系上，并不是对劳动价值的真实反映，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自由竞争无论怎样看都是假象。这些十分有洞察力的思想和论证有助于我们去反思对劳动市场的认知，本文的研究即是对相关反思的回应。抛弃了从竞争框架下对最低工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思路，而是深入到这一学科的基础，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角度理解最低工资制度，去解释两个我们认为关于最的低工资制度更为重要的问题。其一，国家和地区如何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其二，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价值有哪些。经过相关探讨和研究，本文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如下：第一，在政治法律层面上，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是一个博弈过程，重要的影响变量有工会、商业团体、政党、意识形态，工会、左翼政党和左派意识形态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商业团体尤其是小型商业团体、右翼政党和右派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尤其是初次引入的时期，处于积极的社会舆论背景下，进步人士和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第二，最低工资制度的规范价值不仅在于其提高低薪人员的薪资水平，缓解收入差距，还具有极大的经济社会价值，包括：修正雇佣双方不平等议价能力，促进工资结构更公平；平衡需求和供给，缓解宏观经济矛盾；将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清除市场，推动高端增长路线的实现；减轻劳动市场的外部性和社会成本，在实质上推动劳动者工作和获得体面收入的权利。综上，政治经济分析的框架为了解最低工资制度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不仅实现了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辩护，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多元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作者：郭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