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天主教环境下的明末遗民

在中国被儒化了的天主教徒的代表人物，他们所做的人生抉择也是一种儒家文化与天主教“信仰”观念所结合的复式抉择。本文将以瞿式耜为例，通过分析他诗歌中反应的思想情绪与他本身的人生经历来试图阐释这一点。

明末天主教的传入

在利玛窦之前，天主教在中国始终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他们甚至连大陆都很难踏进，所到之处皆受到排挤和质疑。而以利玛窦为首的新一批耶稣会士受到士大夫的启发，转而进行了文化传教、知识传教的模式。他们带来西方先进的仪器、数学知识、记忆法等，以此作为桥梁与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交游，并在交游的过程中逐渐向他们灌输天主教义的思想。这种文化传教的成果对于当时的西方教廷来说应该是成功的。1592年，利玛窦翻译《论语》和《四书》，试图证明天主教和儒教有相通之处。利玛窦试图解开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相悖点，他将中国人的祭祖行为解释为与天主教义中的孝义相通，将敬拜孔子的行为解释为人们感谢其伟大著作的纪念方式，希望以此来解除孔子崇拜与天主教义只准信奉一神的冲突。明代首批入教的士大夫，史学界称之为“儒家天主徒”，崇祯年间甚至宫廷中妃嫔王子都多有信奉天主教者。当时圣教的传到地即建立天主教堂的城市有肇庆府、韶州府、南昌府、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士大夫信教者中较为知名的有瞿式耜、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冯应京、张焘、金声、吴历等。

天主教的儒化

天主教经由利玛窦入华以后事实上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天主教义的基础是“三位一体”论，然而在中国思想里很难找到类似的表达。中国的儒家经典教义都是以现实经验为最终目的，指导人们的经验生活，然而“三位一体”是一种信仰，并不是一般经验所能理解。因而当时入教的天主教徒们倾向于将天主教义附会在他们所熟知的儒家教义之上，利玛窦循此逻辑将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成分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和定位。他择取古典文献中能被天主教义理进行诠释的部分，证明天、儒的同一性，试图将儒家之“天”与“上帝”进行对应，将儒家之“仁”与天主教的“爱”进行对应，以这样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转化为天主教化的思想。尽管这种方式多多少少改变了西方天主教义的本来面目，但确实使得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他们在接受这样的字义转化的同时会将以往的儒家思想经验附着于天主教义之上，从而尽管身份上转变为了天主徒，他们依然无法抛弃儒家思想的约束，这一点在瞿式耜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天主教在当时的影响

通过利玛窦等人的改良，天主教在“敬天爱人”上和儒家实有相通之处。而在抗清活动中，天主教徒和大部分耶稣会士也都站在明朝一边。中国天主教会之所以采取支持明朝政权的做法，原因有三：第一，当时的教徒全是汉族，官僚缙绅士大夫居多，他们必然和东林、复社一起支持明朝，以保护自己的官职、田产、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第二，四十多年在北京、南京、南昌等地的皇室传教，传教士与皇室和诸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关外的清朝政权，传教士没什么联系；第三，许多传教士和天主徒在战争中，长久深入地卷进了明朝军事。有的带兵打仗，有的作军事顾问，有的供应军火。崇祯七年（1634），王征在家乡建立天主教平信徒慈善救助团体“仁会”。在《仁会约》中，王征交代立会宗旨：“西儒所传天主之教，理超意实，大旨总是一仁。仁之爱用有二：一爱天主万物之上，一爱人如己。真知畏天命者，自然爱天主。真能爱天主者，自然能爱人。”仁会强调“天”和“人”两方面的结合，看似像“天人合一”之类的儒家命题，其实它反映了天主教给儒家思想带来的变化。“爱天主”无疑是灵性信仰，“爱人”就经常会有世俗的做法。这是一个“灵与肉”、“天国与现实”、“宗教与社会”的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普遍命题。从这一点出发，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明朝的遗民来说也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对于朝廷和君主，儒家的理念是“忠”，但这种“忠”失却了个体的存在，是高于个体的“忠”。在这种“忠”里人是可以被磨灭的，甚至会被扭曲，如同万历年间无数士大夫为了博取名声而死谏一般，他们并不是真的如此正直，而是在用性命博取死后的留名。天主教的“信仰”则与之不同，他强调的是一种结合，即人在爱天主的同时，也升华自己。如果以此理论推及到明亡后遗民的态度，那么信儒教者大抵就是一个死字，或者就是成为贰臣，而信天主教者则应当抛弃所谓的殉节观，为自己的“信仰”而反抗。当然，对于民族的热爱和国土被异族入侵的悲愤与殉节观是两码事，作为一个天主徒来说，人的整体构成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用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对待重大的社会变革。拿瞿式耜为例，出生于忠孝世家的他自然是谨守礼仪道德，面对异族入侵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国不复国的悲痛，然而如果仅仅是儒家的保守思想，他可能也如其他众位士大夫一样，选择以死殉国。天主教教义里，自杀是被禁止的，而他们所秉承的三位一体的理念也不是以君王和国家为中心。瞿式耜尽管在仕途上并不顺利，但面对国家的困境，他选择的是一条长期的抗清之路，并直到最后以死结束自己的使命。也许有人会说，战斗而死和一开始便选择和国土同亡难道不是一样是以死殉国么？我却不以为然，那些一开始便与国家一同死亡的士大夫，其历史价值和自我价值何在，他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觉得死亡才是对国与君王最忠诚的表现方式，殊不知这样的死亡反而泯灭了他们所可能拥有的价值。瞿式耜不一样，不能说他的反抗一定是因为天主教义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天主教义的解读无疑帮助他去体会到了在民族颠覆的时刻自死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天主教义讲求爱天主、爱人，这里的爱人并不是单纯地世俗地爱护别人，也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这种经过反抗而最后成全的死亡是有明确目的性的，也将人个体本身修造成历史的一部分。

瞿式耜其人及其天主徒身份

瞿式耜，万历十八年（1590）年出生于一个“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传忠孝”②的官宦家庭，一生忧心国事，但仕宦沉浮。明亡后，瞿式耜在南门王朝任职，在桂林致力于抗清事业，被擒后不听劝降，于狱中做《浩气吟》四十首，以气节闻名，终慷慨赴义。有关瞿式耜的天主教徒身份，许多史学资料都有佐证。“明末有瞿式耜者，圣名多默……与式榖为从兄弟”，③《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如瞿式耜等人，首为天主教热心信徒。”④《中国天主徒史》：“另外两名天主徒……就是广西的总督（临桂伯）瞿式耜（瞿多默，Thomas）和曾在桂林战斗中大败清军的焦琏（焦路加，luc）。”⑤《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艾儒略传引巴笃里《中国耶稣会史》说：“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瞿太素子名玛窦者（按即式榖），邀艾儒略赴常熟开教。其从兄进士式耜曾经儒略授洗，由于他的努力，教务颇为发达，几个星期中便有二百二十余人入教，式耜某叔伯的功绩尤多。式耜受洗后，曾在宅门外张贴‘僧道无缘’字条，又以耶稣圣号代替一切偶像。”⑥这些史料都证明瞿式耜是天主徒，他于天启三年即1623年，经其从弟瞿式榖介绍结识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教士艾儒略，研究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等阐扬天主教教义的书籍，随后受洗礼而正式入教。虽则亦有不少学者对瞿式耜的教徒身份有所争议：“有教史未必误，而教外典籍无法证明者，如瞿式耜之奉教，教史言之凿凿，而吾人至今尚无法在教外典籍证明之，破疑后人弥缝之密也……然则瞿式耜奉教之迹，为其后人所削，亦或有之。然终无法证明也。”⑦然而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瞿式耜确为教徒的可能性更大，毕竟信仰和文学之间并不是从属关系，而后人的修饰也是大为可能。在此，就以瞿式耜教徒的身份为前提，分析他诗歌中表现天主教义的部分，这部分虽则很少，但笔者试图从中理出它对于瞿式耜遗民身份的影响。

瞿式耜诗歌中的天主教色彩

由于瞿式耜的生长环境，他对于宗教的信仰受到了来自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因此在他的诗歌文集中，出现有关天主教义的内容并不多，但在他的抗清生涯中，在明朝将要再也不复存在的恐惧里，他依然留下了些许用天主教义进行自我思考的诗篇。

结语

天主教的传入在明末时产生了思想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而信教的士大夫研究天主教义以后也对他们的人生选择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选取了瞿式耜这个例子去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的研究明末遗民思想、文学作品的突破点。（本文作者：许亦峤 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