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全文(5篇)

第1篇：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1.年龄结构

当前，中国已进入低生育阶段（蔡昉、王美艳，2004）。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郭志刚等，2006）。在此过程中死亡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出生率大幅下降和低死亡率的双重作用，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数量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低增长。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早于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之间便有一个时滞，两者随着时间变化并不同步。生育水平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总人口更快地进入低增长和负增长的阶段（王德文，2007）。表1描述了历年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之后，增速放缓，2012年出现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单纯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加支撑经济增长的空间逐渐缩小。

2.知识结构

描述了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由于数据关系，我们仅能找到2008-2011年的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即便是2008-2011短短四年期间，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上升了5.99个百分点，大专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上升最为明显，上升了3.2个百分点。相应地，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比例的下降幅度达到11.1个百分点。从绝对量上看，就业人员中文盲的数量从0.4亿下降至0.15亿，小学文化的数量从2.07亿下降至1.50亿，初中文化的数量从3.60亿上升至3.72亿，高中文化的数量从0.96亿上升至1.28亿，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数量从0.52亿上升至0.99亿。然而，就业人员整体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偏低，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比例仅占12.9个百分点，小学及以下学历就业人员的比例达到21.6个百分点，初中学历的人员占比48.7%。当前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未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现有劳动力的知识储备很可能会适应不了高端产业的发展需要。图1描述了各行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意味着这类行业对就业人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第三产业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因而，要保证产业升级顺利进行，相应的提升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是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3.地域结构

由于地区间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部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层次较高，产业结构健全，二、三次产业占比大幅上升，劳动力收益高于其他地区，另外这些地区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多，发展空间更大，吸引了劳动力向这些地区流动。我国东部地区拥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因此大量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李宝庆等，2013），图2描述了中国劳动力的地区分布情况，从该表可以看出，东部劳动力占比最大；其次是中部；占比最小的是西部。劳动力的地域分布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从变化趋势来看，在2000-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比重有小幅上升，中部和西部的劳动力比重则小幅下降，但总体波动幅度较小，地域分布相对稳定。

4.产业结构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演进规律，即劳动力将首先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表3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份额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的演进规律，但也不完全符合这一定理。从2003年到2011年，第一产业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主要被第二产业吸纳，第一产业劳动力下降的结果是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扩张；而第三产业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尽管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一直高于第二产业，但在此期间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为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份额持续上升，上升幅度达到11.93个百分点。

二、劳动力结构与经济增长

1.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不匹配，失业与过剩并存，制约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逐渐转型升级，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加大，现有低端劳动力很难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工业化和重工业化的趋势；在三次产业中，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内部结构中，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邹一南等，2012）。中国产业结构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干春晖等，2011）。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表现为短缺和过剩并存（张车伟，2008；魏浩等，2010），这种结构性矛盾意味着，失业并不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而是缺乏合格的劳动力。总体而言，劳动力供给过剩主要存在于低端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主要在高端劳动力市场，表现为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下文用技能工人的供需情况来说明这一问题。表4描述了2004、2009年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产业技术提高，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大幅度增长。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2003-2009年，包括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在内的技能劳动者增加了1930万人，年均增加386万人。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分别提高了4.37、2.73、0.54、0.11个百分点，而初级工占技能劳动者总人数比重减少了7.74个百分点（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2）。然而，相对于技能、技术劳动者需求的快速增长，技能、技术劳动者供给增长缓慢。表5描述了技术工人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比值（求人倍率），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之后各等级技能、技术劳动者的求人倍率均超过了1，处于供不应求状态。而且越是较高等级，供不应求的程度就越大，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2.34，供不应求的程度最深。然而，劳动者整体的求人倍率除了2010、2011年，在多数年份未超过1，这说明中国同时存在着技术、技能劳动者数量不足和劳动者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状况可以用相对工资这个指标来反映。作为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劳动力的供求状况。从相对工资水平的变化来看，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相对工资水平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他较高学历者的相对工资水平则表现为增加的趋势（岳希明等，2008）。这说明我国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减少的趋势，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有增加的趋势。

2.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流动受阻，制约了经济增长

户籍及其他制度的限制，劳动力在城乡间、产业间、区域间的的流动受限，限制了经济增长。本文用相对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劳动力在产业间、地区间的的配置效率。其中劳动生产率用各产业或各地区的产值除以相应年度各产业、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产值数据用CPI定基指数进行了调整，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测算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GDP、各产业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测算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指标包括东部、中部、西部GDP、各地区就业人员数量、CPI指数，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GDP及就业人员数量只有全国及分省（直辖市）的数据，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三大区域的划分，用相应省（直辖市）的数据进行加总得到各区域的数据。三大产业之间仍存在一定的效率缺口，行业保护限制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在产业间流动，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限制了经济增长。表6描述了中国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情况，按照二元经济理论，资本积累推动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部门是一个平滑过程，即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按照边际收益原则吸收（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在劳动力资源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过程中，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缺口逐渐缩小，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效率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两者的缺口依然很大，意味着仍有大量劳动力没有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被第二或第三产业吸收，产业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经济增长。三大地域之间存在效率缺口，中部、西部的劳动生产率仅有东部的一半左右，促进劳动力在地域间合理流动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表7描述了地域间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在劳动力资源向东部和中部转移过程中，中部和东部的效率缺口先是有扩大趋势，2007年开始又有了缩小趋势；西部和东部之间也表现出一样的趋势特征，效率缺口先是呈现扩大趋势，2007年之后逐渐缩小。意味着地区间仍存在某些壁垒阻止了劳动力按照边际收益原则转移，区域间仍存在一些壁垒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经济增长。城乡之间也存在一定效率损失，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测算城乡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但大量研究表明户籍制度对城市劳动力就业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对农村劳动力则具有排斥作用（蔡昉等，2001）；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关系存在着户籍差别，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工资、保险和工会参与等方面存在差别，其中户口的作用在20%-30%（姚先国等，2004）。市场转型虽带来了较多流动机会，但户口等级差别以及户口对体制内流动所起的结构性影响依然存在（陆益龙，2008）。这些限制造成了劳动力的效率损失。

3.经济城镇化，就业未能实现城镇化

社会保障没有实现全覆盖，劳动力供给结构异化、扭曲，限制了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在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除了就业制度的分割外，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出分割的状态，不仅城乡之间分割严重，而且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也处于分割状态（赖德胜等，2005）。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首先体现在城乡之间。尽管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处于城镇地区这样一个大的市场，但两者在岗位获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刑春冰，2008）。他们一般处于更为不利的就业境况中：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普遍缺乏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低且时常遭到拖欠、工作环境与劳动保护情况普遍较差（谢勇等，2009）。表8描述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无论是失业保险、养老保险还是医疗保险，农民工的参保率都很低，参保的比例分别只有6.5%、12.90%和17.43%，城镇职工参保的比例分别是43.26%、60.76%、62.23%，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36.76%、47.86%、44.80%，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制度分割同时体现在不同性质的部门之间。享受社会保障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正规就业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基本上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表8描述了不同所有制类型职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事业单位、国有单位等正规就业部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普遍高于集体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等非正规就业部门。覆盖程度最高的是国有单位，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达到68.95%、83.75%、80.21%；覆盖程度最低的是非国有单位（包括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其他类型企业），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9.25%、18.49%、30.44%，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职工参保比例的差距分别达到59.7%、65.26%、49.77%，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非正规就业部门，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比例占85.05%，在事业单位和国有单位就业的仅占1.30%、4.43%。

三、结论

第2篇：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任保平和王蓉（2011）[7]建立了包含工业化率等19个指标的评价体系综合评价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然，构建指标体系较容易被接受和理解，是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但是，在研究中可能会遗漏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其他要素；二是探讨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的潜能四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王积业（2001）[9]将经济增长理解为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两个方面，并以此确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和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刘树成（2007）[10]也认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指能够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结构的协调性以及经济增长效益的和谐性。这样界定的优点在于可以给予经济增长质量一个明确的、完整的范围，避免遗漏经济增长质量中较重要的要素，缺陷则在于不利于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弥补两种界定的不足，本文考虑可以在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界定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构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经济增长质量界定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不难发现，三个方面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而且能较全面的揭示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由此，本文将在明确的范围内构建这三个方面的指标，探讨劳动力转移如何从这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其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潜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为高效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粗放型增长的动力来源于要素的投入，一旦要素投入下降或者要素投入增长不能满足经济递增的要求，经济增长就难以为继。集约型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发展中国家要素的优化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克服资源有限性的有效手段。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8]认为有两个原因决定粗放型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一是社会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长期保持要素投入的递增是不可能的；二是边际产出递减规律，即使是资源投入递增能够保证，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地趋于降低。因此，只有集约型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才是高质量的增长，集约型方式能够保证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或者是使用较少的要素能达到同样的增长率水平。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说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反之，则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在降低。集约型不仅应体现资本要素使用的集约，也应体现劳动要素使用的集约，特别是在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时期（蔡昉，2006）[11]，劳动力的价值就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劳动力转移是由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转移，其能够提高劳动要素的使用效率，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1：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过程是稳定、协调和持续的。首先，稳定性是指经济增长过程的平稳性，较小的经济产出和价格波动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维护经济发展的良好秩序必然要求。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屡遇“民工荒”，劳动力转移的不稳定性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意味着持续稳定的劳动力转移能够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其次，协调性是指经济运行过程中协调的产业结构，协调的收入分配结构和协调的生态环境结构，协调性是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前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运行处于良好的状态，因此，协调的经济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劳动力是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转移中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进而实现不同产业就业和产出的协调发展。由于劳动力转移的目的主要是以增加收入为主，通过转移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协调。劳动力转移对环境的影响现有研究较少，李晓春（2005）[12]使用扩展的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了国内劳动力转移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认为在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迁移，在增加工业产出的同时，也使得当地环境污染增加。但与李晓春的理论分析不同，史安娜和马轶群（2011）[13]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转移目前并未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影响，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劳动力转移特点有关；再次，持续性主要反映在投资消费结构上，投资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较高的投资和消费水平能够推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它是经济实现腾飞的前提，也是良好的经济增长状态的客观表现。当企业通过雇佣廉价农村劳动力获得较高收益时，劳动力转移就形成了企业维持或降低现有投资水平的动力，同时，农村劳动力长期在农村生活形成的消费习惯不会因其转移到非农产业就发生较大改变，这说明劳动力转移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过程的持续性。鉴于以上分析，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2a：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假设2b：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假设2c：劳动力转移会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的最终产出水平不断持续地提高，并通过社会产出的增加和产品的丰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研究中通常使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较低的部门向边际产出较高的部门流动是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转移即为社会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低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就业数量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会提高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并因此推动经济增长（Lewis，1954）[14]。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假设3：劳动力转移会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

在已有的研究中，多是构建指标体系计算总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钞小静和惠康，2009）[15]，这样可以简单的通过一个指数就反映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但是，考虑到经济增长质量是多方面内容共同构成的，一个总的指数无法清楚的看到经济增长质量不同方面的变化，得出的研究结论也没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为了从不同方面探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依据前文的分析选取不同指标来分别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质量、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其中，经济增长过程质量分解为稳定性、协调性和持续性三个部分（见表1）。2.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本文使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变动反映劳动力转移（LTRAN）的状况，因为两大产业从业人员总和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越大，说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越多。这样的度量可以体现出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即永久性地从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的转移。

本文处理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选取是1978—2010年度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利用各年的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1978年的不变价。其中，资本存量使用单豪杰（2008）[16]估算的中国总资本存量数据，由于单豪杰估算的资本存量是以1952年的不变价计算的，本文将资本存量数据重新换算1978年的不变价。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方式质量指数（EGMOD）、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EGSTA）、经济增长协调性指数（EGCOO）、经济增长持续性指数（EGCON）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指数（EGRES）等五个指数。由于经济增长质量各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相同，且存在正指标和逆指标，首先，要消除量纲差异，本文将采取如下指数化方法：在上述标准化方法中，xi为每个指标的具体计算数值，maxx和minx分别代表了该项统计指标中的最大样本数值和最小样本数值；其次，要进行逆指标转正，本文的逆指标主要有单位产出能耗比、产出波动率、通货膨胀率、城乡收入比、单位产出废气排放、单位产出废水排放、单位产出废弃物排放等。这些指标的数值越高，则对总体评价存在更高的负面影响。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把逆指标转化为正指标，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上面的指数化无量纲处理，转变为正指标标准化分值。在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过程中，这些指标首先按上面的公式进行标准化。在此基础上，用100减去数值，所得结果便是与逆指标对应的正指标数据，由此实现由逆指标向正指标的转化。对计算结果再次标准化，便可得到可以用于计算指标的数值。

为了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对各指标权重的处理上应选取一种较为客观的赋权法，考虑到熵值赋权法是依据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通过分析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权重的一种方法[17]。因此，本文借鉴杨万平和袁晓玲（2008）改进的熵值赋权法①，分别计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五个大项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图1。为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对数处理，这样的处理不会改变时序数据的特征，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时采用的是对数值。由图1可知，经济增长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首先，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在2007年之前变化不大，之后出现了较大的提高，这说明尽管各界早就意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但产生明显效果的是在2007年之后；其次，在经济增长过程质量中，经济增长稳定性波动较大，但总体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经济增长协调性具有上升的趋势，经济增长持续性一直较为稳定，增长质量没有明显变化；再次，经济增长结果质量是各指数中提高最为明显的，而且从1978年开始就在持续上升。

本文所有检验结果均使用Eviews6.0软件分析而得。检验变量平稳性的常用方法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本文用ADF方法检测了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最优滞后期用AIC最小准则确定，以保证残差非自相关（见表2）。由表2可知，除经济增长稳定性外，其余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量呈平稳状态，即都是I（1）的序列。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稳定性与劳动力转移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能的原因是产出波动和物价波动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而“民工荒”对产出的影响也仅限于东南沿海等局部地区。判断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一般使用协整分析，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在经济学意义上，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通过一个或几个经济变量的变化影响到另一些经济变量的变化，并且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将根据平稳性检验结果，仅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协调性、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持续性以及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协整分析（见表3）。

由以上结果可知，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方式质量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可能的原因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更加关注资本要素的集约使用，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提升劳动要素使用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不明显。3.VAR模型分析根据前文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及LLC统计量、赤池信息准则（AIC）、施瓦茨准则（SC），本文确定建立VAR（2）模型。经过检验，模型显著，且结构稳定。Function）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可以检验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响应。

该函数是用来衡量自变量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因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它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各变量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图2分别给出了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分别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脉冲响应轨迹。横轴表示追溯期数，本文设置为15；纵轴表示各变量对劳动力转移冲击响应的大小。其中，实际计算值为实线，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表示为虚线。首先，看经济增长协调性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经济增长协调性初期反应较大，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影响快速减小并趋于稳定。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经济增长协调性最开始的反映为负值，但呈上升趋势，在第2期即转变为正值，并趋于稳定。这与前文假设相符，即劳动力转移增强经济增长协调性；其次，看经济增长持续性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在期初，有个较大的正向响应，但随后快速下降，一度为负值，上升至正值后，从第11期开始趋于平稳。面对劳动力转移的冲击，经济增长持续性始终为负值，在第6期实现最小值，随后趋于平稳。这与前文假设一致，即劳动力转移降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最后，看经济增长结果质量对自身和劳动力转移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面对自身冲击，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动态响应是在不断的上升。在面对劳动力转移冲击，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动态响应是略有上升，基本维持正值不变。这也符合劳动力转移增强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假设。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持续性和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贡献度（见表4）。可以看出第1期各变量均受自身波动冲击的影响较大，且自身的扰动逐渐发生变化，但一直在起主要作用；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扰动逐渐上升，从第13期开始就超过了20%，在第15期达到最大的24.4%，这表明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进行，在经济增长协调性的提升中，劳动力转移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扰动也逐渐上升，在第15期为18.9%，在降低经济增长持续性的作用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将会越来越大；与前两个变量不同，尽管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结果质量的拉动作用在响应期内为正值，但呈下降趋势。

第3篇：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关键词:校企合作;旅游管理专业;教学模式

一、校企合作教学模式的作用和意义

(一)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学校可以以酒店的便利设施和场所为依托对学生开展实地拓展训练，让学生们在实际工作中掌握知识和技能。而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环节，尽管学校已经早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并开始通过设计模拟酒店实验室的形式尽可能的让教学环境更贴近于实际工作，但是模拟与现实毕竟还有很大差距。此外，酒店通过接纳实习生可以获廉价劳动力，而且学生群体的可塑性较高，纪律性较强，对于公司的文化和管理理念都会现在时代潮流的角度来提出新颖的观点，十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实习机会挑选合适的人才与企业长期合作，建立良性的人才培养机制。

(二)推动课程设置

学校与企业合作不仅可以让学生通过实践找出学校实际教学内容的缺失和不足而且也可以让企业在提供实习机会时吸收学生们的建议，找出自身不足。所以对于学校而言要把学生们在实习中总结的经验教训做成系统的工作计划，并将其投入到未来的实际教学工作中，要加快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实用性，要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实务教学工作，让学生在接受理论熏陶的同时，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都能得到显著提高。而企业也要吸取实习生们的宝贵建议，适时的改变管理理念和服务模式，让公司发展更接近时尚和潮流。

(三)防止专业型人才流失

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大大提升学生们也就是未来准旅游人的职业认同感和职业责任感，通过具体工作中的悉心服务，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表扬和赞誉以及一定的物质奖励，这便会极大的增强学生们的工作热情，避免有些学生因对旅游业的企业不够了解、不够认同，进而对专业提不起兴趣、对专业不自信，导致毕业就转行或者继续深造转专业的现象频频出现。为防止专业型人才流失，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是一个重要环节。

二、以延边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与金茂北京威斯汀酒店合作为例

延边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在教学、科研与实践环节上，长期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国际品牌酒店以及长白山景区、长白山万达度假区等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本专业与喜达屋集团旗下的喜来登酒店、威斯汀酒店等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每年统一组织学生到北京金茂威斯汀大酒店、上海柏悦酒店、温德姆至尊豪庭酒店等国际品牌企业进行半年的实习。实习期间，单位对实习生实行负责任的全程管理体制，在各个阶段从不同的角度来提升实习生的整体职业素养。通过对这段时间的实习，发现校企合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企业文化宣导形式单一，企业和学校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跟踪没有长效机制，具有随意性等等，所以本文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应该加强酒店对校企合作的参与度，不应局限于实习这一个环节;对于金茂文化的融入可推广到人才培养全程，不应囿于课程讲授这种单一形式，应注重校企融通，形式多样;对于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方面，金茂与延边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应该进行互相融入，共同培育酒店人才。

三、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校企双方合作意识不强

旅游企业的目的是盈利，本科院校追求的是培养高素质旅游人才，有些旅游企业会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才会同学校存在短期合作，仅把学生看作是“廉价劳动力”，以减轻人力成本的支出，没有形成长远的人才培养观念。由于近年来旅游管理专业招生形势较好，教师承担了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参与旅游企业科技开发与技术革新的机会不多，加上本科院校学生不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提高，很难满足旅游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目前本科教育普遍对旅游企业的吸引力不是很强，旅游企业缺乏大量使用高级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加上现阶段金融危机下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使旅游企业对实习生的需求量不大。

(二)学校的教育理论与企业的实践脱节

根据权威机构显示(陈静等，2011)当前国内的旅游管理专业，无论是中专，职高抑或是专业性的大学教育，尽管他们在旅游教育方式上各有不同，在课程讲授的侧重点上有大相径庭，但是在旅游教育教学工作上却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通病—教材内容严重落后。目前国内的专业人才培养所用教材很多都是很多年前的纯理论且与社会发展脱节严重，旅游专业亦是如此，很多教材都是五六年不更换，学校前一年的存书可以继续发给下一年的学生，这种图一时便利却忽视了知识的更新性造成的后果使学生掌握的专业知识在现实工作中很难得到具体运用。

四、本科院校旅游管理专业校企合作教学模式发展对策

(一)寻求有效的政策支持

实现经济效益是企业投身企业合作的目的，正所谓“无利不商”，为了让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政府要加大针对高校校企合作的法规政策建设，国家和地方政府必须通过税收或者其他政策倾斜的方式奖励在校企合作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并通过大型的表彰大会宣传优秀校企合作企业的行为，鼓励其他企业向其学习。本科院校也要建立适合校企合作需要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根据校企合作的要求，通过完善奖惩条例，强化激励机制等，完善校内津贴分配办法等措施，确保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顺利推行。

(二)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

重视教材开发，改革课程体系，尽管国内的一些高校已开始启动了课程改革，但是还仅处在起步阶段。作者认为，国内旅游管理教材要想克服千篇一律的教条、老套的现状就应该尝试自主编写教材，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学生实习工作的需要确定新教材的内容，且要注重实践案例的引入。另外可以学习国外的诊所教育模式，通过指出某旅游管理的实践问题进而通过方案设计、团体讨论和实际解决等几个步骤来进行课堂教学讨论，在实际问题的解决中结束教学任务。

参考文献:

第4篇：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产品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国的进出口产品类型，也就是贸易模式。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解决了国内匮乏的资本、技术问题，外来的资本、技术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结合，使我国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见表1）。由于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使得我国的外贸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其中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张丽峰(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进口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进口。如前所述，我国外贸增长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术水平等关键要素长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廉价要素投入来维持外贸的增长，也就是长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上（张曙霄、王爽，2006；耿协威，2005）。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外贸增长模式的许多弊端就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直以来，我国偏重于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就是各行业产能、产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因而大量产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国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个别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我国对外贸易长时间保持较快的增长。由于进口在数额上远小于出口，同时增速相对于出口较为缓慢，加上我国汇率管理政策，形成长时间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而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49.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通过结汇售汇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加上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高增长。由此可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增长，并带来了国内经济发展失衡、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

本文给出2004-2008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有关数据（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直高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加工贸易不仅比重高，而且增长方式粗放，产业链条不长，对国内产业的带动能力弱；多为贴牌、按订单生产，工序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人力劳动上，技术含量低，对产业的技术贡献率低；加工所产生的附加值低，只赚取了简单的加工劳动费用，导致贸易增加值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使得国内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贸易利益低下。总之，加工贸易虽然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传统加工贸易的比较利益正逐渐降低。

我国的外贸出口数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价格低廉所形成的竞争力，价格低廉源于企业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还有廉价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由于产权模糊和行政垄断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政绩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通过人为扭曲资源的价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在行政垄断、价格扭曲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了过度使用，导致经济发展中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低，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各种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环境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的外贸增长，相当于为国外输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洁净的环境。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第二消费大国，过量消耗国内资源，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负外部性的增加导致外贸产出的净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显然，这种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得不偿失，不可持续。

外贸增长的微观主体———外贸企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加上我国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但由于比较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除了低价优势之外，外贸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产权，大多数外贸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从出口产品结构看，虽然机电产品、信息技术产品代替“两高一资”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但许多企业需要向国外企业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品牌使用费，大大降低了贸易的净收益。二是外贸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人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业形成了廉价要素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不足，妨碍了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外资企业主导了外贸进出口（见表3），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企业手中。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拉动力与推动力

贸易环境与外贸增长模式之间相互影响。改革开放后，国际产业转移、强劲的外部需求、迫切需要外来资本等因素使得先发展起来成为各地的优先选择，于是我们选择了出口替代战略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此贸易环境相对应，我们选择了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但是，进入新的时期，世界经济和贸易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成为转变外贸增长模式的重要推动力。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近期，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随之而来的是外部需求开始减弱。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因此外部需求的减弱对贸易增长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进口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一定冲击，造成这些产业相关者的福利损失。因此，虽然总体上贸易保护主义将有所削弱，但针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加强。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与我国的贸易摩擦还将不断出现，摩擦形式更加复杂。贸易大国效应导致贸易利益损失我国在许多产品进出口上是典型的大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大量的出口导致价格下降，为了得到国外订单，外销产品，国内企业纷纷压低出口价格；同时，我国需要大量进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源型产品，由于进口需求量大，直接推动了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这导致了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损失，属于“恶化型”外贸增长模式。我国外贸增长将进入高成本时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粮食、资源、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会迅速传导到国内生产企业上。国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对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其他更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这些都将使传统贸易增长逐渐丧失成本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都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模式。

如前所述，过快的外贸增长以及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会引起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一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大了宏观经济调节的阻力。由于目前国内居民投资渠道偏少，流动性过剩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推动资产价格（如房产、黄金等）过快上涨；同时还推高CPI，从2010年1月开始至今，我国的CPI一路走高，2011年7月达到6.5%。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已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于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许多中小企业因紧缩政策得不到贷款，出现经营困难，外贸企业出口下降，增加了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二是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高，承担风险能力低。外贸企业对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路径依赖，汇率、劳动力成本稍有变化，企业就难以消化，出现经营困难；但长期维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现实条件已不存在。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境地：不提高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不可持续；而提高了这些成本，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影响经济发展。

外贸增长的经济效应分析

国际贸易表面看是国家之间产品的交换，其实质是产品内涵的生产要素的交换：以本国充裕的要素换取稀缺的要素，其中，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要素。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外贸增长应当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贸易增加值。但目前的外贸增长模式很难做到这一点。首先，企业面临的外部成本仍然较低，约束作用不强，低价格优势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的内在动力不足；其次，由于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充裕要素，以“人”的简单劳动代替“机器”的复杂技术，是许多企业的优先选择；再次，需要进口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创新技术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不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是以质取胜、以技术取胜，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通过引进适用先进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赶超，最大程度获取外贸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益。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外贸增长的差距显著。2011年1~9月全国进出口总额累计26774.4亿美元，其中，东部省份22671亿美元，占85％。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下，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断输往发达地区，与当地相对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促进了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价格的人为扭曲，落后地区未能有效分享外贸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因为输出劳动力、自然资源而富裕起来，发展差距仍然巨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该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东部发达地区要逐渐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资本转移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这类产业。这样既保持我国外贸增长的比较优势，又实现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就地发展，促进落后地区外贸增长，同时为东部发达地区实现外贸增长转型腾出空间和资源。

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当考虑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贸易理论告诉我们，理想状态下，要素价格均等化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果，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充裕要素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的收入。按照这一逻辑，我国的外贸增长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资源拥有者的收入。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如此，我国外贸增长迅速，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大量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收入、生产条件、福利不断恶化，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也并没有从资源开采中获得足够的收入。之所以产生这种与理论预期不符的现象，是由于要素的定价机制出了问题，导致要素市场不完善、价格被人为扭曲。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当加快完善要素市场，理顺要素定价机制，大幅提高普通劳动者和资源拥有者的收入，缩小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的思路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关键是要实现外贸增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国目前的外贸竞争力主要是低价格优势，但这种优势已经表现出成本高、不可持续的特点。因此，要着力提高外贸增长（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更加注重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育，如品牌、营销服务、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等，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应通过内涵、集约的发展方式，如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技术进步节约能耗、物耗等方式来维持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不是通过增加企业负外部性，转嫁成本的粗放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产业内贸易将成为重要的贸易模式，贸易发生的原因也趋于多元化。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外贸增长的唯一原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都成为贸易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防止落入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要将劳动力、资源等外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多元化的现实竞争优势。

外贸增长方式源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决定着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和消费的差距等因素都使我国呈现出大国所具有的非均质性特征，是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有利条件。首先，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求国内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升级。非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可以向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发达地区引进国际先进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落后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工业化进程。其次，大国非均质性可以在保持外贸平稳增长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发达地区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能有效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欠发达地区承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继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保持外贸的平稳发展。再次，由于发达地区在传统产业上具有的技术、市场营销等优势，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发展经验，欠发达地区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粗放的增长模式，降低外贸增长的负外部性。

构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

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需要对国内的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顺应要素禀赋的变化，培育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并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产业政策的调整，关键是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为此，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福利水平和保障程度逐步提高；深化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定价机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行环境有偿使用制度，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负外部性。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关键是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为此，及时适应要素禀赋的变化，在资本和知识充裕的发达地区大力发展高技术和现代新兴产业；在工业基础好的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业；在人口密集、资源较多的落后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国的非均质效应使得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产业具有多样性，每个地区根据国家的总体区域发展规划，结合本地的比较优势，确定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

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国内产业政策调整，要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互相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通过各地不同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的差距。通过继续实行差异化、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使东部发达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出口基地，继续保持和发挥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通过统筹城乡发展，使城市成为资金、技术、服务等现代要素密集的区域，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农村地区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区域，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

第5篇：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解决了国内匮乏的资本、技术问题，外来的资本、技术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结合，使我国保持了30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见表1）。由于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使得我国的外贸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外部需求，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魏君英等(2010)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出口与进口对经济增长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其中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张丽峰(2010)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了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进口和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都具有促进作用，而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进口。如前所述，我国外贸增长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得到充分的利用。但由于技术水平等关键要素长期得不到提高，只能依靠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廉价要素投入来维持外贸的增长，也就是长期停留在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上（张曙霄、王爽，2006；耿协威，2005）。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外贸增长模式的许多弊端就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经济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高，宏观经济失衡。一直以来，我国偏重于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就是各行业产能、产量急剧增加，远远超出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因而大量产品需要出口。由于我国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加上国家政策的支持，因此，除了个别年份（例如2009年出口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外，我国对外贸易长时间保持较快的增长。由于进口在数额上远小于出口，同时增速相对于出口较为缓慢，加上我国汇率管理政策，形成长时间的贸易逆差，进而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目前我国已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2017亿美元；而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49.2％，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非常高。巨额的外汇储备，在外汇管制的条件下，通过结汇售汇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导致流动性过剩，加上我国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投资高增长。由此可见，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模式导致了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增长，并带来了国内经济发展失衡、流动性过剩等一系列的宏观经济问题。

加工贸易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方式，贸易利益低下。本文给出2004-2008年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有关数据（表2），由表2可以看出，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很高，除2008年外，其余年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一直高于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加工贸易不仅比重高，而且增长方式粗放，产业链条不长，对国内产业的带动能力弱；多为贴牌、按订单生产，工序主要集中在简单的人力劳动上，技术含量低，对产业的技术贡献率低；加工所产生的附加值低，只赚取了简单的加工劳动费用，导致贸易增加值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点使得国内产业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位置，贸易利益低下。总之，加工贸易虽然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但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的逐渐上升，传统加工贸易的比较利益正逐渐降低。

外贸增长的负外部性增加，增长不可持续。我国的外贸出口数量巨大，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价格低廉所形成的竞争力，价格低廉源于企业生产成本低，这个低成本，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还有廉价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由于产权模糊和行政垄断等原因，不能形成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系，各级地方政府成为资源的实际控制者。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政绩竞争压力下，地方政府通过人为扭曲资源的价格，以降低要素成本的方式吸引外来投资。在行政垄断、价格扭曲的情况下，自然资源和环境遭到了过度使用，导致经济发展中资源的投入产出比低，占用大量农业用地，各种能源消耗量居高不下，环境不断恶化。在此基础上的外贸增长，相当于为国外输出了大量土地、能源和洁净的环境。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第二消费大国，过量消耗国内资源，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日益加大。负外部性的增加导致外贸产出的净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显然，这种粗放的外贸增长方式得不偿失，不可持续。

国内外贸企业的竞争力不强，贸易所得较低。外贸增长的微观主体———外贸企业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加上我国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但由于比较优势未能及时转化为竞争优势，除了低价优势之外，外贸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一是缺乏自主品牌、核心技术和专有知识产权，大多数外贸企业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从出口产品结构看，虽然机电产品、信息技术产品代替“两高一资”产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但许多企业需要向国外企业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品牌使用费，大大降低了贸易的净收益。二是外贸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人为扭曲的要素成本使企业形成了廉价要素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不足，妨碍了竞争力的提高。三是外资企业主导了外贸进出口（见表3），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企业手中。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拉动力与推动力

贸易环境与外贸增长模式之间相互影响。改革开放后，国际产业转移、强劲的外部需求、迫切需要外来资本等因素使得先发展起来成为各地的优先选择，于是我们选择了出口替代战略的经济增长路径，与此贸易环境相对应，我们选择了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但是，进入新的时期，世界经济和贸易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形成的倒逼机制，成为转变外贸增长模式的重要推动力。（1）外部需求减弱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近期，欧洲债务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随之而来的是外部需求开始减弱。我国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因此外部需求的减弱对贸易增长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2）贸易摩擦不断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在价格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进口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造成一定冲击，造成这些产业相关者的福利损失。因此，虽然总体上贸易保护主义将有所削弱，但针对个别国家的贸易保护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加强。美国、欧盟、日本等国与我国的贸易摩擦还将不断出现，摩擦形式更加复杂。（3）贸易大国效应导致贸易利益损失我国在许多产品进出口上是典型的大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大量的出口导致价格下降，为了得到国外订单，外销产品，国内企业纷纷压低出口价格；同时，我国需要大量进口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源型产品，由于进口需求量大，直接推动了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这导致了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损失，属于“恶化型”外贸增长模式。（4）我国外贸增长将进入高成本时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粮食、资源、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会迅速传导到国内生产企业上。国家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对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其他更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这些都将使传统贸易增长逐渐丧失成本优势。所有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都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模式。

如前所述，过快的外贸增长以及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会引起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一是导致流动性过剩，加大了宏观经济调节的阻力。由于目前国内居民投资渠道偏少，流动性过剩最直接的效应就是推动资产价格（如房产、黄金等）过快上涨；同时还推高CPI，从2010年1月开始至今，我国的CPI一路走高，2011年7月达到6.5%。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已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于是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包括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许多中小企业因紧缩政策得不到贷款，出现经营困难，外贸企业出口下降，增加了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难度，宏观调控政策陷入两难的境地。二是企业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高，承担风险能力低。外贸企业对于粗放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路径依赖，汇率、劳动力成本稍有变化，企业就难以消化，出现经营困难；但长期维持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的现实条件已不存在。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境地：不提高劳动力和环境成本，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不可持续；而提高了这些成本，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影响经济发展。

外贸增长的经济效应分析

国际贸易表面看是国家之间产品的交换，其实质是产品内涵的生产要素的交换：以本国充裕的要素换取稀缺的要素，其中，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要素。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增强，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外贸增长应当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行业和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贸易增加值。但目前的外贸增长模式很难做到这一点。首先，企业面临的外部成本仍然较低，约束作用不强，低价格优势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的内在动力不足；其次，由于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充裕要素，以“人”的简单劳动代替“机器”的复杂技术，是许多企业的优先选择；再次，需要进口的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创新技术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不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最重要的是以质取胜、以技术取胜，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通过引进适用先进技术，加强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赶超，最大程度获取外贸增长的技术进步效益。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外贸增长的差距显著。2011年1~9月全国进出口总额累计26774.4亿美元，其中，东部省份22671亿美元，占85％。粗放的外贸增长模式下，中西部、农村地区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断输往发达地区，与当地相对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促进了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但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价格的人为扭曲，落后地区未能有效分享外贸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因为输出劳动力、自然资源而富裕起来，发展差距仍然巨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该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之间平衡发展。东部发达地区要逐渐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通过产业、资本转移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发展这类产业。这样既保持我国外贸增长的比较优势，又实现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就地发展，促进落后地区外贸增长，同时为东部发达地区实现外贸增长转型腾出空间和资源。

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当考虑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贸易理论告诉我们，理想状态下，要素价格均等化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结果，国际贸易有利于提高充裕要素的收入，降低稀缺要素的收入。按照这一逻辑，我国的外贸增长有利于提高劳动者、资源拥有者的收入。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如此，我国外贸增长迅速，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大量从事简单劳动的农民工收入、生产条件、福利不断恶化，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中西部地区也并没有从资源开采中获得足够的收入。之所以产生这种与理论预期不符的现象，是由于要素的定价机制出了问题，导致要素市场不完善、价格被人为扭曲。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应当加快完善要素市场，理顺要素定价机制，大幅提高普通劳动者和资源拥有者的收入，缩小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的思路

转变外贸增长模式，关键是要实现外贸增长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我国目前的外贸竞争力主要是低价格优势，但这种优势已经表现出成本高、不可持续的特点。因此，要着力提高外贸增长（出口产品）的综合竞争力，更加注重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育，如品牌、营销服务、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等，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应通过内涵、集约的发展方式，如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以技术进步节约能耗、物耗等方式来维持产品的价格竞争力，而不是通过增加企业负外部性，转嫁成本的粗放方式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产业内贸易将成为重要的贸易模式，贸易发生的原因也趋于多元化。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不再是外贸增长的唯一原因，技术创新、规模经济、产品差异等都成为贸易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防止落入低价格的“比较优势陷阱”，要将劳动力、资源等外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多元化的现实竞争优势。

外贸增长方式源于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同样，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决定着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各地区之间要素禀赋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和消费的差距等因素都使我国呈现出大国所具有的非均质性特征，是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有利条件。首先，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求国内产业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升级。非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使得东部发达地区的传统产业可以向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发达地区引进国际先进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落后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工业化进程。其次，大国非均质性可以在保持外贸平稳增长过程中转变增长方式。发达地区调整、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能有效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欠发达地区承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继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保持外贸的平稳发展。再次，由于发达地区在传统产业上具有的技术、市场营销等优势，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发展经验，欠发达地区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粗放的增长模式，降低外贸增长的负外部性。

构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

（1）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转变外贸增长方式，需要对国内的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顺应要素禀赋的变化，培育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并扩大这类产品的出口。产业政策的调整，关键是理顺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为此，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福利水平和保障程度逐步提高；深化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有效的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定价机制；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推行环境有偿使用制度，使环境成本内部化，降低负外部性。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关键是逐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端化。为此，及时适应要素禀赋的变化，在资本和知识充裕的发达地区大力发展高技术和现代新兴产业；在工业基础好的老工业基地发展装备制造和重化工业；在人口密集、资源较多的落后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国的非均质效应使得培育有潜在竞争优势产业具有多样性，每个地区根据国家的总体区域发展规划，结合本地的比较优势，确定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

（2）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国内产业政策调整，要与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互相配合，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通过各地不同优势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的差距。通过继续实行差异化、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使东部发达地区成为全球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主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出口基地，继续保持和发挥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通过统筹城乡发展，使城市成为资金、技术、服务等现代要素密集的区域，增强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农村地区成为发展现代农业，扩大优势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区域，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