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的诗词精选(九篇)
第1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冰心早就关注这个现象。她说：毛主席诗词中的“万”字，就屡见不鲜……这些“万”字，有的是实指，有的是虚指。不论虚实，都表示了毛泽东的胸怀和气魄;在艺术上，给人以强调和强力之感。
一、毛泽东诗词中的“万”字汇总
我们发现，毛泽东用“万”字的诗词有24首，共出现过31个“万”字。
（1）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 长沙》1925）
（2）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 井冈山》1928）
（3）寥廓江天万里霜。（《采桑子 重阳》1929）
（4）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1930）
（5）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1930）
（6）万木霜天红烂漫……二十万军重入赣……唤起工农千百万……（《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
（7）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十六字令三首》1934―1935）
二、鉴赏毛泽东诗词中的“万”字
总括这31个“万”字，用法各得其所。
第一，或表范围之广、时空渺远、品类繁多。比如：“看万山红遍”中的“万”，状写层峦叠翠、连绵起伏的蜿蜒山势。“寥廓江天万里霜”中的“万”则给人以天地悠悠的想象。
第二，或显数量之多、人数之众，用以渲染气势，烘托氛围。比如：“百万工农齐踊跃”，此句的“万”再现了真实的历史片段。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中国，工农革命已经深入民心，劳苦大众革命热情如火如荼，燎原星火渐成趋势。“万马战犹酣”一句中的“万”，写出了红旗猎猎、枪炮轰鸣、人喧马嘶、撼天动地的鏖战场面。
第三，或言困难重重，彰显红军将士战胜艰难险阻的非凡勇气。比如：“敌军围困万千重”，这个“万”字说明敌军来势凶猛，我军势如累卵，如此危急关头，“我自岿然不动”。用“万千重”更能反衬我军的非凡胆魄。
第四，也有的表示虚指。比如：“一万年太久”“幸被东风吹万里”“鲲鹏展翅九万里”“坐地日行八万里”等诗句中的“万”字就是虚指。这种用法大多表示时间之久，距离之远。也有表示“大致接近”的意思。
三、毛泽东诗词中的“万”字美学内涵管窥
崇高是西方美学的重要范畴，但早以被中国美学文艺界所接受。王国维说：“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博克及康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类矣。”
在西方美学史上，古罗马的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一书中最早提出“崇高风格”的概念，认为崇高主要来源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强烈而激越的情感等方面。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等书中，把崇高分为两类：“数学的崇高”（如大海、崇山峻岭等）和“力学的崇高”（如雷电、火山、风暴等）。他认为崇高的对象在自然界，但本质却在人的主观心灵里。
“万”是一个有力量的汉字，众多的“万”字让毛泽东诗词充满了一种崇高美的气场。用“万”字绘景，营造出浩渺的时空感。聊举一例，如家喻户晓的名篇《沁园春 长沙》的上阕，主要描绘湘江秋景图，“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诗人本想用一支如椽大笔，把绚烂的秋景悉数展示在方寸纸上，然而纸张太小，内容太多，只能借重“万”字传递自己的感受，这两个“万”字成功地描绘出湘江秋景的壮丽之美，同时让我们体会到伟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
第2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旁征博引，说古论今，气势恢弘，意境深邃，通过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在艺术上赋予中国古典诗词以新的生命与活力。他的不朽佳作当年曾脍炙人口，今天读起来仍令人回味无穷。
毛泽东诗词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和中国革命的历程，更是诗人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上个世纪20年代，“橘子洲头”一位热血青年以“鹰击长空”的气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为己任，立誓“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而“环球同此凉热”则展示了诗人日臻成熟的理想与抱负。从《西江月 井冈山》到《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记录了红色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七律 长征》浓缩了两万五千里的惊世之举；“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恰是中国革命与工农红军经过新的转折点的准确概括。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黎明。在毛泽东晚年的诗作中，展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壮观景象。从“喜看稻菽千重浪”的乡村，到“一桥飞架南北”的工程，祖国“到处莺歌燕舞”。而诗人则不断催促人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毛泽东博学多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更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他的诗不仅引用大量典故，且处处洋溢着强烈的厚今薄古思想倾向。他以“飞将军”比喻反围剿中的红军；以“舜尧”比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族人民群众。但谈到“秦皇汉武”，却是“略输文采”；说起“唐宗宋祖”，也是“稍逊风骚”；即使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不过“只识弯弓射大雕”而已。面对肆虐千年的血吸虫，虽然“华佗无奈小虫何”，但新中国却创造了“纸船明珠照天烧”的奇迹。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坚信“神女应无恙”，也“当惊世界殊”。
读毛泽东的诗词，你时时可以感到其字里行间所蕴藏着的那种宏大的气势，而这正是基于诗人自身的那种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气魄。如果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展现了革命青年的抱负与作为，那“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则标志着诗人已成长为一个“胸中有雄兵百万”的成熟的军事指挥家。一句“万水千山只等闲”，概括了红军的英勇无畏。纵然在“风吹浪打”之中，诗人仍保持“胜似闲庭信步”般的心态。当国际反华势力掀起一场大合唱，形成“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的险恶局面时，毛泽东泰然处之、淡然一笑“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不过是“蚂蚁缘槐夸大国”，但“蚍蜉撼树谈何易”。试想，如果没有“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无畏气概，毛泽东是不可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
第3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语文教育大家。作为湖湘文化的传承人，毛泽东尽管没有出版过语文教育专著，但在其一生的革命教育事业中，一直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不管是早期的教学实践活动，批示制定的政策文件，还是发表的文学作品，都深深蕴含着湖湘特色。因而，发掘、领会毛泽东的语文教育思想，对于打造极具湖湘特色的语文教育湘军，推动湖南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的语文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一）早期直接从事语文教育工作
求学时期，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主办工人夜校，课程定有国文、算术、常识三种，其中国文内容为认字、写字、短文、便条、信札等。1920年，毛泽东被聘为一师附小主事，主持学校各科教改，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取得成效，其中国文科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1921年毛泽东被破格聘为一师本部22班的国文教员，期间积极倡导传播新文化，改革国文教学。1921年8月，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担任教务长，设文（含中国文学、西洋文学、新闻学、社会学等）、法两科，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1922年，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夜校，让更多的工人识字学文，普及生活常识，大规模地发展了平民教育。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组织创建“中央红校”，亲自担任学校的教学工作，教学内容分为文化、政治、军事三部分，其中文化课主要是学识字，首先从易记而又与之每天打交道的生活用语开始。同时，还担任苏维埃大学校长，积极倡导在苏区举办夜校、识字班和列宁小学的观点，使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一切文化教育事业要适合战争的需要，指出“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于是亲自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自编讲义，登台讲课，传授文化知识，培养了大批革命的力量。
（二）后期亲自指导语文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并多次强调其重要作用。他认为语文是一门基础工具，是工作的基础工具，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基础工具，也是进行革命斗争的基础工具。毛泽东始终把语言文字工作作为提高国民素质、文化教育的基础工程来抓，在他的支持下，1954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要简化汉字，并深入研究汉字简化具体方案；1956年指导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并亲自拍板决定方案使用拉丁字母；1958年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明确指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重视并极力推广普通话。
此外，毛泽东关于语文的教学内容提出要“剔除封建的糟粕，吸收民族的精华，还要大力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起中国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文化、新教育。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启发式、前后联系、温故知新等语文教学方法以及多学多问、善读活书、注重自学等语文学习方法。在写作方面，他以身示范，并提出了文章必须反复修改的理论和改进文风的理论。
二、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的“湖湘特色”履印
（一）受地域环境的影响
湖南，赤县神州的芙蓉国，亦有“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之誉。由于地处我国中部、长江中游，中国腹心之地，东有罗霄，南薄五岭，西接黔蜀，北阻大江，境内多山少田，交通极为不便，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的独特闭塞地域环境培养了湖南人较为独立，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生存环境与此同时造就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自强不息、敢于担当的品性，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任何人的成长都与一定的地域环境、文化背景相关联。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尤其是他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湖南省内度过的。毫无疑问，生于斯、长于斯的毛泽东骨子里深受湖湘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三湘四水的湖湘环境是毛泽东成长的沃土和摇篮，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发展的底蕴和源泉。
（二）受思想文化的熏陶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最早积淀和深受浸染的显然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是指长期以来在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底蕴深厚、特征鲜明的地域性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楚文化传统，自南宋胡、张理学的问世，到王夫子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谭嗣同、曾国藩等近代湖南士大夫的传播和推广，湖湘文化陶冶和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名人、有志之士，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这正是湖湘文化的奠基人胡安国避难的讲学之地，后又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师从湖湘文化的重要传承人——杨昌济老师，因而，毛泽东在潜移默化中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而这种潜在的文化熏陶对于其教育思想的形成尤为重要。如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实事求是”的实学思潮的影响，特别重视教学中“能见之于事实”的“有用之学”；在湖湘圣贤创世的历史观和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也具有心忧天下、身体力行的知行观。可以这么说，湖湘文化滋养了毛泽东，成为他教育思想中鲜明的文化履印。
三、毛泽东对打造“湖湘语文”的启示
“湖湘语文”是指以湖湘文化为根基和底蕴的湖南语文教育。湖南语文教育的发展历史悠久，自远古时期就已萌芽，经历了两宋时期的兴起，近代时期的繁荣，再到当代时期的革新，始终以鲜明的湖湘特色走在中国语文教育的前列。目前全国不同风格具有地方特点的语文教学流派已兴起和形成，如“苏派语文”、“浙派语文”、“闽派语文”等，作为一个教育大省，蕴含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湖南语文理应在流派之争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而打造“湖湘语文”成为湖南语文教育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毛泽东作为湖南本土的语文教育大家，不管是其教育思想还是自身的文学作品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展示了湘派语文的教育风格，对于打造“湖湘语文”，指导和推动湖南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
（一）遵循了“湖湘语文”求实尚践的传统
在毛泽东的语文教育思想中，非常强调在实践中学习。早在担任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事兼师范部国文教员期间，毛泽东就发表了关于旧教育制度的论述，认为旧教育最大的弊端在于与社会脱离，旧学校的一大坏处就是脱离平民，因而他一直强调教育要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青年时期，他就采取“游学”的方式，先后走访了长沙、宁乡、益阳、安乡等地，历时数月，步行千里，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在创办自修大学、工人夜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也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参观访问，开展社会调查，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在教学方面，毛泽东一贯倡导要理论联系实际，是其教学观的核心。在其早期创办学校时，就提出讲课时要求“每一抽象的概念的说明，都必须证之以具体的例证。每一具体经验的讲述，则应当引导向一定的原则”。1949年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践一致”。1957年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中说到“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批评了当时我国教育脱离实际的情况，要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二）秉承了“湖湘语文”经世致用的宗旨
毛泽东的语文教育思想中有一条贯之始终的红线，那就是教育必须服从于并服务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需要，即经世致用的原则。最早提出这一理论是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在《入学须知》中要求学生“研究致用的学术”。1923年，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时代》月刊，撰写《发刊词》中又再次强调“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现社会改造的准备”。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也是紧遵这一理论，根据不同时期的需求提出不同的语文教育方针。土地革命时期，我党最首要的任务是组织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以巩固苏维埃政权。毛泽东提出当时的文化教育方针必须围绕“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而进行，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并制定了各项文化教育政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做出重要指示，即“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此外，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经世致用的原则在各时期语文教材的编写中也有所体现。求学期间，他为工人、农民夜校编写的教材，总是紧密联系当时革命斗争的内容，比如把工人运动的口号“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作为识字教材，在教学“工”字时解释为“‘工’字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就是代表工人阶级顶天立地的意思”。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国语教材密切联系土地革命战争的实际，宣传革命道理，通过《为什么要革命》、《谁革谁的命》、《红军好》等课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人民的罪恶，鼓动人民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语文教材的选材内容强调密切结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实际，在1948年边区课本《中等国文》中选取了大量的红色文章，如《红色勇士》、《人民功臣李二狗》、《三渡天险》、《强渡黄河》等。解放后的语文教材则把“文质兼美、适合教学”作为选材的重要标准，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孙犁的《荷花淀》等成为了语文教材中的经典名篇。
（三）体现了“湖湘语文”通变求新的思想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一条重要指导思想，在语文教育中体现的尤为突出。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早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期间，毛泽东就提出，教学要启发、诱导学生，重在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在其教学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时，他采用讨论式教学，鼓励学生不迷信权威，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并组织他们到农民革命根据地海丰县进行实地调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1929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教学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改造旧教育，实施教学改革，在教学方法上多次强调讲课不能满堂灌，反对注入式；学习要与创新相结合，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60年代，毛泽东培育并肯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视之为“理想的教育”，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改革教学方法，实行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专业教学与专业生产相结合、采取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的‘三结合’方法”。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语文课程的改革。1917年，在一师范求学并举办工人夜学时，毛泽东每日坚持撰写《夜学日志》，由于夜校授课对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对于教学内容他写道“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到了抗争时期，对于红军大学的课程内容，毛泽东则认为文化课分量不足，满足不了革命和战争的需要，于是1936年建议“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1957年，当毛泽东发现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时，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课程要减少，古典文学要减少，诗经大部分没有诗意。减少门数，减少份量，为的是全面发展”、“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
（四）突显了“湖湘语文”典雅厚重的特色
毛泽东在语文方面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其独特深刻的语文教育思想上，还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位文学家，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佳作，对语文教育教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的诗词作品收录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共67首，其中《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已成为语文教材的经典。细细品读毛泽东的诗词，不难发现其作品中随处都体现着湖湘文化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
一是湖湘人以天下为己任，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中，青年毛泽东和一群风华正茂的同学们，在湘江之畔、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虽身无分文，却心忧天下，抒发了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己任的豪情壮志；1956年创作的《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表现了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思索社会主义建设宏伟蓝图，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爱国主义情怀。二是湖湘人上下求索、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写于1927年《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秋收时节暮云平，霹雳一声暴动”表现了毛泽东不畏强暴，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武装斗争的豪迈气概；《清平乐?六盘山》中“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是毛泽东1935年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生动表现了毛泽东二万五千里长征已在脚下，以闲远欢欣之气眺望新的征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七律?到韶山》是1959年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时所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表现了毛泽东当时面临的尽管是全面人民经历着血和火的考验，但仍对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敢于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豪气。三是湖湘人百折不饶、积极乐观的奋斗精神。毛泽东写于1935年的《忆秦娥?娄山关》是一首慷慨悲烈、雄沉壮阔的词，其中的经典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表现了作者面对失利和困难从容不迫、重头再来的气度和乐观主义精神；同样写于1935年的《七律?长征》把红军长征中艰难的跋涉写成“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而“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更是表明即使在二万五千里艰险的长征途中遭遇敌人的围堵，越大河、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却仍“更喜”、“尽开颜”，因为胜利就在前方。这是何等的乐观情怀，又是何等的豪迈气魄。创作于1962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把地球写成“小小寰球”，把强大的国际反华势力写成“有几只苍蝇碰壁”，并在最后发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誓言，在毛泽东的笔下，世界小得可以运于掌心，强暴势力变得不堪一击，战胜困难变得轻而一举，视若游戏，突显了诗人在现实面前昂扬向上的豁达情怀。
四、结语
毛泽东的语文教育思想深深根植于独具特色、个性鲜明的湖湘文化的肥沃土壤，在其一生的革命教育事业中，创造性地继承了湖湘文化思想的精髓，积极从事语文教学实践活动，精心探索语文教育教学的规律和特点，认真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了独具湖湘特色的毛泽东语文教育思想体系。尽管毛泽东同志逝世已有多年，但他的语文教育思想以及他在语文创作中的成就仍然弥足珍贵，对于当今的语文教育教学尤其是湖湘语文教育的推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我们湖湘语文教育工作者应继承和广大发扬毛泽东的语文教育思想，并从其思想宝库中找到启示。
(基金项目：湖南警察学院科研课题“湖湘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编号：2014YB10）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教育厅学校史志研究会课题“毛泽东学校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编号：XSYJ2013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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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概论》；第一课；教学
《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基础理论课，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历史地位、形成和发展以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第一课是否上得精彩，将严重影响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及课程的教学效果。文章拟以笔者所授课程的第一课为例，探讨如何上好第一课，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一、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
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在第一课的授课中能否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将大大影响教学效果。
（一）教师要仪表端庄，增强亲和力
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课要求教师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但如果教师授课总是表情过于严肃，语言枯燥乏味，学生自然会对这门课失去学习的兴趣。笔者在上第一课时，注意做到服饰整洁大方，仪表端庄，笑容亲切。在第一课教学流程的设计上，笔者把歌曲《东方红》设置为课件开篇的背景音乐，学生一进入课室，就能听到触动心弦的歌曲。上课时，笔者还给学生唱了《东方红》，学生在听的同时不禁流露出喜悦和敬佩的眼神，也和老师一起唱了起来。这样，通过真情的流露去拉近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的心田，学生在歌声中也开始大胆参与了课堂上的互动环节，在情感上与教师有了更多的共鸣，课堂气氛也更加和谐。
（二）教师要谈吐文雅，提高教学语言的艺术美
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教师还要做到谈吐文雅，语言生动。生动的语言往往可以让严肃的理论灵动起来。毛泽东既是卓越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富有革命豪情的浪漫主义诗人。因此，在第一课的授课中，我们可以用毛泽东的诗词解读毛泽东的思想。在简介毛泽东的生平时，笔者一共引用了毛泽东少年时下的《五古·赞天井》；青年时代撰写的《西江月·井冈山》；中年时代撰写的《沁园春·雪》；老年时下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诗词介绍毛泽东生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朗诵诗词时，教师应该通过苍劲有力的板书和富有激情的语言、眼神、表情及手势，让学生通过诗词走进伟人精彩的内心世界，体验历史的风云变幻。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教师必须追求语言的艺术美，教学语言用得好，学生就自然喜欢听你讲课。
二、以游戏、传说故事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一）以游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第一课的授课中，笔者并没有着急给学生介绍课程的知识结构及重难点，而是和学生做了一个简单的游戏，名称叫“思想与行为”。笔者首先请学生平心静气，双手互握，掌心悬空，两手食指平行伸直，相距五至十厘米，让学生想象有一条拉力很强的橡皮筋，紧缠双指；接着老师以低沉的声音说：“同学们感觉橡皮筋越来越紧，双指越靠越近，越靠越近。”在学生的欢笑声中，教师会发现大家的双指正慢慢互相靠近。这时，笔者问学生该游戏说明了什么？学生的回答异常精彩，课堂气氛瞬间活跃起来。最后老师小结，游戏说明了思想驱使行动，大家只有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对毛泽东的一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端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游戏设想的初衷是要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笔者所教班级的学生都是90后大学生，他们总体上个性张扬、乐于表现、思想活跃，价值取向多元化。但他们的社会阅历浅，信息来源多元化，要弄清其中的是非非，的确相当困难。据了解，部分大学生对毛泽东本人认识肤浅，不能正确地评价他的功与过，并对毛泽东个人产生偏见，当然就不喜欢上这门课。思想家是思想的载体。要让学生喜欢上《毛泽东思想概论》课，首先必须使他们内心要接受毛泽东，产生了解毛泽东的兴趣，这样，以毛泽东为主体的科学思想才能被学生接受。因此，笔者认为第一课有必要引导学生客观全面评价毛泽东。
（二）讲述传说及奇异现象，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上做游戏这个环节是学生始料不及的，他们没有想到课程理论性这么强，老师居然安排了游戏环节。游戏过后，他们内心充满了期待，老师下一步要讲什么呢？笔者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就声情并茂地给学生讲述了毛泽东故乡韶山的传说以及毛泽东铜像的三个奇异现象。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月6日，毛主席开国大典铜像运抵韶山当天，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反季节傲霜开放。12月20日上午10点20分，江泽民同志为铜像揭幕，天空刹时顿现日月同天的奇异现象，前后共持续了8分钟，有中央电视台录像为证。12月26日，六只粉红色蝴蝶绕铜像盘旋，久久不肯散去。人们说那是毛主席家死去的六位亲人化蝶诉衷肠。学生边听边发出赞叹声，用好奇的目光望着我，还有个别学生感叹着说：“伟人就是不同啊！”其实，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通过互动教学法构建专题教学模式
（一）设置专题教学，精简凝练教学内容
专题教学模式就是以专题为单位设计课程教学内容、以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双向互动教学为运作形式，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式于教学各环节的教学操作体系。[1]具体来说，即是在教学中打破教材原有的章节体系，将教学内容重新组合成若干专题进行深入分析讲授。[2]据了解，部分学生不喜欢上《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中学的历史、政治课与该课程教材重复的内容较多，没有兴趣再学习。考虑学生的实际需要，笔者依据课程内容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包括“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误”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及当代价值”等十个理论专题。教学实践证明，专题教学模式可以打破教材重复冗长的章节体系，能够更好地精简凝练教学内容，教学更加贴近实际、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二）以互动教学法提高专题教学的效果
首因效应具有难以抗拒的魔力。俗话说，爱屋及乌。当学生对毛泽东有一定好感时，往往对与他相关的思想也会产生较大的兴趣。为了更好地提高专题一“毛泽东的成功和失误”的教学效果，笔者采用了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和互动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授课。其中，互动教学法的运用对有效构建专题教学模式起着关键作用。互动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老师和学生双方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师生之间相互对话、相互讨论、相互观摩、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以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创新能力，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让学生爱学、会学、善学为目标，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3]为了更好地吸引学生参与课堂互动，有效开展专题学习，笔者先播放了纪录片《走近毛泽东》的部分片段，然后介绍了毛泽东的一生同28的不解之缘。例如：毛泽东曾以“二十八划生”作为笔名。他的一生交叉算起来可以分成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是指毛泽东1893年出生至1921年建党；第二个28年是指1921年建党至1949年建国；第三个28年是指1949年建国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接着，笔者引导学生重点分析毛泽东的功和过，让学生畅所欲言，学生在相互辩论、相互交流中充分参与到课堂教学。由传统教学中单纯的教师主导转变为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统一是大学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此外，教师在互动教学中还要发挥领路人的作用，抓住契机启发、引导和点拨学生。例如：学生在辩论毛泽东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问题上最为激烈。当时笔者是这样引导学生的，毛泽东所犯的错，是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性质前提下出现的失误，是探索中的失误，属于量上的错。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反思专题教学，如果教师继续沿用传统教学“满堂灌”的话，不管你专题设置的内容再好，也免不了有学生玩手机甚至上课睡觉的现象发生。因此，教师应该灵活运用互动教学法构建专题教学模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灵活的教学方法，第一课的教学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无止境，教无止境。教师应进一步创新教学的内容及方法，使学生对政治理论课不再产生厌学心理，引导学生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更好地展现和提升自我。
参考文献：
[1]于庆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专题教学模式探析[J].佳木斯大学学报，2010（1）：131-133.
[2]洪涛.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专题研究理论综述[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5）：90-93.
第5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从1964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为了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专门拜访了负责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他们最了解毛主席稿费和经济状况。汪东兴同志已92岁高龄，郑长秋同志也是82岁高龄，二老精神很好，记忆力惊人。”吴连登特意将二位老人的意见收集整理，一一向记者转述。
汪东兴：毛泽东稿费上亿。纯属造谣!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中央警卫工作30余年，现离休在家。
吴连登拜访汪东兴时，汪老正在为此事愤愤不平，“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要说话!一些报刊搞得风风雨雨，说什么：毛主席的稿费高达1.3亿多元，这太离谱了!据我所知，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他们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来京看病，偶尔主席工资不够，就从他的稿费中支取；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主席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但让记者疑惑的是，有些媒体报道不仅对毛泽东的稿费数量有精确计算，还详细罗列了得出此数据的依据。有篇报道称：“1967年3月，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选》、《毛泽东诗词》稿酬的计算标准建议：《毛泽东选集》(1―4卷)平装本、精装本每套稿酬1角；《毛泽东文选》稿酬每本2分5厘；《毛泽东诗词》每本稿酬3分……”
汪东兴说：“十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以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完全在胡说八道，乱写。”
毛主席的稿费存在中办特会室。汪东兴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办事，谈起了稿费问题。我问主席，‘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给他们一定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争气，很自觉，从来没有打过毛主席稿费的主意，更没有提出要毛主席的稿费。”
吴连登拿出了他收集的报道资料，念给汪老听：“某杂志报道称，江青曾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并提出提取5000万元给女儿和亲属，但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李敏、李讷也申请过，也被婉拒了，其后由中办先后给她们二人拨下近200万元，购买住宅和留做家用。”
“5000万!”汪东兴听后笑了，“30多年前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我不相信。我只记得毛主席跟我讲过的，他老人家说：‘江青以为我要死了，要办后事了，向我要15万元。我给了她3万。’这些事情我不会乱编的，你们可以到特会室查嘛!”
吴连登继续读：“还有刊物报道，江青通过您从毛主席的稿费中拿走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毛主席还先后两次提取存款，给汪东兴4万元，其中有1.5万元是给他家属修理房屋用的。”
汪东兴站了起来，一脸严肃地说：“没有这回事。毛主席的稿费里根本就没有美元。别说我拿了毛主席4万元，就是40元、4元、4角、4分也没有!我绝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犯错误!”
郑长秋：为取主席稿费。被软禁两小时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吴连登告诉记者，“郑老对毛主席稿费的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郑长秋记得：“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吴连登也知道郑长秋谈到的这一事实：“那4个8000元，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完孩子后，生活非常困难。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就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泽东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郑长秋说，江青为了取走那8000元，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来取8000元特用金，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决定和张玉凤一道去银行取。”
在西单北边的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穿军装的张玉凤，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但还是从容地应付着：“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啊，你们稍坐，我去去就来。”他立即向银行领导做了汇报：“郑同志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次却带了位女同事。”领导下令先稳住两人。工作人员出来表示歉意：“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说着，他把郑长秋和张玉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第6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关键词：毛泽东 锻炼 体育 革命
一、前言
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体育思想家与体育实践家。毛泽东的体育思想体现在本人的亲身实践中，贯穿于他的某些论著、指示、题词以及党和政府的有关体育工作的文件中，对体育有着精辟的论述，内容极其丰富。
二、青年时期毛泽东把锻炼身体与远大的抱负联系起来
毛泽东一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体育思想是结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发展成熟的。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怀有救国救民的大志。1910年7月，在东山高等学堂学习时，曾录一诗自勉：“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学校，他勤奋好学，关心国家大事。立志“以天下为己任”，发奋锻炼身体，跑步、爬山、游泳、露宿、冷水浴是他经常从事的体育项目。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健康对于人生事业的重要性，决心努力做到能文能武，实行心力与体力并重，把锻炼身体与远大的抱负联系起来。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3卷2号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是他研究体育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体育之研究》一文，就体育的含义、作用、体育与教育的关系以及锻炼身体的方法与要求等问题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见解。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写“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也。”表现出青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指出体育的目的是“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为国也，此大言之也。”针对当时提倡体育者又多不知“体育之真义”的情况，对体育的涵义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可言者也。”还指出：“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
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成了党对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口号，成了党对体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特别是在军队里经常开展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1940年又成立了“延安体育会”，其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工厂的群众体育活动，除开展一般运动项目外，还着重推广和普及军事体育项目。1941年，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体育专刊题词：“开展体育运动，提高人民体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体育大众化、民族化、生活化与经常化的发展方向。
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体育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向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仍不减当年，特别是在大江大海中游泳兴趣更高。先在北戴河和十三陵水库，后在黄石、安庆、九江、武汉等长江水域中游泳。以在武汉游泳次数最多，到1966年7月16日止，先后畅游长江15次，并填词《水调歌头·游泳》。最后一次畅游，历1小时零5分，游程近30华里，并对陪游人员讲：“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1952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重大方针。1953年9月，毛泽东指出，“体育是关心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1954年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特别是当前国家已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可见，毛泽东关于体育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为发展体育事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五、乒乓声中传友情 ，小球推动大球
“文革”开始后， 中国有好几年不再参加世界性的体育比赛活动。可是在 1971 年 3 月 21 日， 毛泽东亲自决定派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4 月 6 日，世乒赛行将结束。毛泽东把一份中国外交部和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给护士长吴旭君看。文件上周恩来已圈阅， 并批下“拟同意”。毛泽东也已圈阅， 这说明大局已定。毛泽东嘱咐吴旭君将文件退外交部。当晚 11 点多， 已经睡下的毛泽东突然叫吴旭君通知外交部， 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毛泽东事后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我是从大局考虑。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 人民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1971 年 4 月， 美国乒乓球队如约访华，为中美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用小球推动大球， 为他的乒乓球运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毛泽东这一对体育的解释是基于体质人类学和生物学得出的科学定义。它首先明确了以“自其养生之道”为体育特有本质是区别于德育、智育和运动竞技、娱乐的。失去了这个本质，体育就不成其为体育了。毛泽东年轻时就痛恨体育工作者抓不住体育根本的现象，“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以致“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 毛泽东的体育本质思想来自他深厚的哲学基础。他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看到体育的根本在于体力充实，“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这就说明体育内部起决定作用的是锻炼出一副坚实的身体。抓不住体育养生健体之本，就自然得不到民族体质增强的体育效果。
参考文献：
[1]全国高师《体育史》编写组.《体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2]李力研.毛泽东体育思想来源.《体育与科学》，1992（6）.
[3]彭来名.论毛泽东的体育观.《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
第7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沟壑连绵的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东有一个小村庄――吴家寨子。65年前，1947年3月26日，刚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这里做了一件颇有影响却鲜为人知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毛泽东汇报了山西一位小姑娘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8个大字。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为刘胡兰题后，便动身去清涧县的枣林沟，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枣林沟会议”。后来在紧张的战斗中，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的手迹不幸丢失。现在我们所见的题词，是毛泽东在1957年烈士就义10周年之际重新题写的。
毛泽东转战陕北才一个星期，就为两个多月前牺牲的小英雄刘胡兰题词，这是耐人深思的一件事。为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题词，这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因此，“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这八个字，成为人民英雄的写照，镌刻在人民心中。
在毛泽东转战陕北途中为刘胡兰题词65周年之际，我们重温“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这八个镏金大字，崇尚英雄刘胡兰的情思油然而生……
我们想到，刘胡兰如果活着，今年该是80岁的老人了。但有谁会揣摩刘胡兰80岁的模样呢？是啊，刘胡兰的生命虽然在15岁定格了，但是由于她“生的伟大”，才是永生的，由于她“死的光荣”，才是不死的。她以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第8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论文关键词：鱼翔浅底,小考
高中新课程改革教材语文必修一第一单元第一课毛泽东《沁园春-长沙》中有“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诗句。其中，“翔”字乍读起来给人以“突兀”之感，让人觉得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然而，我们如果从源头上探究“翔”字的用法，就不会认为这是诗人的“突兀”之笔，而是他的匠心独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翔，回飞也。从羽羊声”。这里的“回飞”就是“盘旋的飞而不摇动翅膀”。《战国策-楚策四》：“六足四翼，飞翔于太内地之间”。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注：“翔，盘旋的飞而不扇动翅膀”。《淮南子-览冥》：“翱翔四海之外”。注：“翼一上一下曰翱，不摇曰翔”。类似的例子还有：《周易-丰》“丰其尾，天际翔也”；三国-魏-曹植《情诗》：“游鱼潜渌水，翔鸟薄天际”；魏-阮籍《咏怀诗》：“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等。由此可见，“翔”字本义“回飞”，即“盘旋的飞而不摇动翅膀”，形容鸟儿在天际飞得轻快、悠然自得的情态。
第9篇：有关毛泽东的诗词范文
笔者的《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发表在《书屋》2009年第7期后,还有些反应。(本刊2009年第10期曾转载。)这篇文章中,笔者列举了孺子牛、实事求是、班长、花岗岩脑袋、牛鬼蛇神、东风西风、纸老虎等因毛泽东而流行的词语。其实,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太多了。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胡适说:共产党内,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他如同一位卓越的大元帅,常常出其不意地率领一群词语占领理论要塞,抵达思想制高点,从而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这里,再举几例。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这个词,不是毛泽东创造的。
清代的李汝珍在长篇小说《镜花缘》第三回中就有“百花齐放”的话语:“百花仙子只顾在此著棋,哪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齐放……”这里说的是自然界的百花齐放。
1951年,毛泽东给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毛泽东首次使用“百花齐放”一词。他给“百花齐放”这个生动鲜明的自然界现象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含义。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五十四页)
此后,毛泽东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对“双百”方针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方针。“双百”方针一出,知识界一片喜悦气氛。1958年,郭沫若还出了一本诗歌集叫《百花齐放》,其中收录了他咏花的诗歌一百余首。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光看这两个词就让人喜欢。无论自然界,还是艺术学术,百花齐放了,百家争鸣了,那一定是美好的景象。毛泽东将“百花齐放”这样一个田野词汇用于政治领域,官话立即变得生动了。
“风乍起,吹皱一池绿水”。“双百”方针提出不久,政治的天空上电闪雷鸣,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鸣,纳善从流剧可亲。谁认翻云覆水手,一时才俊尽沉沦”(杨一华:《反右有感》)。尽管自然界的百花仍在齐放,百鸟仍在共鸣,但在艺术和学术的天地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
阳谋
中国很早就有“阴谋”一词。“阳谋”一词,脱胎于“阴谋”,首创者可能是毛泽东。
阴谋,是指暗中策划的事情,通常策划者是坏人,做的是坏事。阳谋,则是把一切计划都放在阳光之下的计谋。如果说“阴谋”是把真相藏起来,把你蒙在鼓里从而使你上当受骗的话,“阳谋”则没有隐藏,没有保密,一切都是透明的,让你知晓,却让你不由自主一头钻进去。
“阳谋”一词涉及1957年的反右斗争。关于反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整风,号召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是诚心要发扬民主的。不少人直舒胸怀提意见,有些意见可能是尖锐和敏感的,也是诚心的,希望共产党领导得更好一些。这些意见刊登在《人民日报》等各地报刊上。但是,党的各级领导人面对铺天盖地的意见,特别是一些不那么中听的意见,比如“党天下”、“轮流坐庄”等,有些坐不住了。各地党委和领导纷纷给毛泽东发电报诉苦。毛泽东等党的高层认为资产阶级在向党进行猖狂进攻。于是,开展“反右”斗争,提意见的几十万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被批判,被戴上“右派”帽子,成为“人民”之外的人。戴了“帽子”的人,一时间,感到上当受骗了。对此,毛泽东从正面给予了回应。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五百三十一至五百三十二页)
毛泽东这一席话,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阳谋”这个词。大家回头一想,毛泽东“反右”这一招还真不是“阴谋”,他早就说过“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明明是“阳谋”嘛。
其实,在毛泽东的词典里,“阳谋”一词出现的时间很早。194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时,就使用了“阳谋”一词。他说:“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份报告,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所以许多人不知毛泽东早就创造了这个新词。
毛泽东的这次“阳谋”,令许多人刻骨铭心。不过,不能不承认,从构词来说,“阳谋”有旧词翻新、脱胎换骨之妙。同时,这个好像有些“阳光”的词汇,同样包含着和“阴谋”一样的肃杀之气。
半边天
人在天下,天天举头见天,所以“半边天”的话语可能在中国民间早就出现。但把妇女比作“半边天”,毛泽东是首创者。
毛泽东最早是什么时候把妇女比作“半边天”的,还有待于考证。
1949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女摄影师侯波时就说过“半边天”的话。那天,侯波和她的爱人徐肖冰一起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和他们夫妻合影。侯波夫妇一左一右在毛泽东两侧站好要照相时,毛泽东笑着说:“女同志,半边天,你站中间。”侯波夫妇有些不安,让主席站中间。毛泽东则不由分说地站到了侯波的左边。摄影师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一张见证“半边天”话语的珍贵照片诞生了。
“半边天”的话语,毛泽东说过多次。1953年,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申纪兰因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而知名。毛泽东在接见申纪兰时,握着她的手说:“很好,你是农村妇女的带头人,妇女是半边天,你这个头带得好。”
毛泽东一直重视妇女工作。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中国的女子,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支配。1945年4月,在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1949年7月,毛泽东给《新中国妇女》杂志题词:“团结起来,参与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1955年,毛泽东多次强调“男女同工同酬”。后来,“男女同工同酬”写入了宪法。1968年,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妇女能顶半边天。”
妇女地位和妇女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半边天”的形容得以凸现。在漫长历史中地位低下的妇女,在毛泽东的“半边天”的诠释下脱颖而出,撑起了中国广大天空的半边天。
“半边天”的话语在中国广为流传。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半边天》,中央电视台开办了“半边天”栏目。如今,在中国只要一说“半边天”,大家心领神会,都知道这是妇女的代称。至今,汉语中还没有任何一个词汇像毛泽东所说的“半边天”一样准确地形容女子的地位和作用。
造反有理
“造反”一词较早出现在《三国志 魏书 张既传》中。
造反,矛头都是朝上的,具有暴力、破坏的特征。一般地说,在野者喜欢造反,执政者是不喜欢、也不允许造反的。不论是纸上造反,还是揭竿而起。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词汇首次出现“造反有理”一词。
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造反有理”四个字,只有毛泽东才做得出来。毛泽东带领工农造反,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成为执政者。这时候,“造反有理”的话就不大说了。
1966年6月2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文章说:“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驻清华附中工作组看了红卫兵论“造反有理”的大字报,理直气壮地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这句话的潜台词很丰富也很尖锐。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前面,醒目地写着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回答了工作组的质问。
7月28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将他们写作的《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交给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转交给毛主席。清华附中红卫兵没有想到,毛泽东很快看到了他们的大字报。
红卫兵的造反思想与毛泽东的造反思想一拍即合。毛泽东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回信说:“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用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八十七页)毛泽东一连说了三个“热烈支持”。最高领袖鼓励人们向自己领导的体制造反,举世罕见。
一声“造反有理”,铿锵有力、毫不妥协,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与青年人的叛逆心理共振,与不满者的反抗情绪同频,立即为广大人群所接受,成为红卫兵、造反派的基本观念、理论支撑和座右铭。
历经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中国人从来不敢犯上作乱、轻言造反。造反是要杀头的,代价太大――这个可怕后果,平息了许多人的造反冲动。只有在“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情况下人们才揭竿而造反。如今,最高领袖毛泽东鼓动造反、提倡造反。造反有理!造反有功!造反成为合法行为。不用怕了!人们解放思想,走上街头,将自己的不满、困惑、愤怒和激情播撒在大街上。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少见的“街头政治”年代。
“造反有理”,可能是不满者和被压迫者最喜欢的一句话。
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思想,传遍和影响了全世界,至今仍余音绕梁……
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原来叫“揠苗助长”,出自《孟子 公孙丑上》:“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据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说,是毛泽东将“揠苗助长”改为“拔苗助长”的:
毛泽东喜欢听相声,我们又在他的指引下力求说好相声。我们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习他老人家使用语言的方法。毛泽东非常讲究语言艺术,他使用语言可贵之处就在于变化。比如一句俏皮话,过去是这样说的:“老太太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这句话的打击面太大了,把所有老太太都得罪了。毛主席就把这话改为:“懒婆娘的裹脚条子――又臭又长。”前边加一个“懒”字,就给“又臭又长”定了性。还有一个成语,叫“揠苗助长”。这个“揠”(音ya,讶)字很多人不认识,念成“晏苗助长”。毛泽东把它改成“拔苗助长”,我们一听就懂了。我们学习毛泽东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在相声中学着改些词句。再有,毛泽东著作中有很多讽刺语言,“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把那些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刻画得淋漓尽致。我们的相声艺术也学习毛泽东的讽刺语言,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正确的讽刺。相声是离不开讽刺的。(侯鑫主编:《一户侯说――侯宝林自传和逸事》,五洲传播出版社)
侯宝林先生这段话说得很生动形象。美中不足的是,侯先生没有说明毛泽东是何时何地将“揠苗助长”改为“拔苗助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