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作为温州主推的具有时尚文化推动力的特色活动，此次展会由浙江省商务厅、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温州市商务局、温州市台办、温州市贸促会、温州市现代集团承办，中国轻工艺品进出口商会、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西麦克国际展览有限责任公司、温州市服装、鞋革、珠宝、酒类等协会以及其他国内外行业商协会和温州商会等作为支持单位。
此次博览会旨在引进汇聚世界时尚消费品，延续和丰富温州轻工博览会内涵，促进温州服装、鞋革等特色时尚产业的转型提升。以时尚名品博览、时尚活动为专题，通过展览展示、产业论坛、商贸洽谈、联合时尚秀等形式，为国内乃至全球企业开展时尚产业投资、贸易合作提供服务。
展馆分设世界顶级时尚消费品馆、亚洲时尚馆、全球顶级葡萄酒品鉴馆、台湾馆，展览面积达23000多平方米，由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来自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的300多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顶级时尚消费品馆的全球时尚生活模式体验区汇集全球30家左右顶级及高端消费品品牌，以时尚体验为主；国际顶级设计师定制专区邀请10位世界顶级设计师以个人名义参展。亚洲时尚馆主打韩国、香港时尚品牌；时尚专业服务机构以及温州本地服装、鞋革、眼镜、打火机、箱包、剃须刀等轻工行业知名品牌企业参展。全球顶级葡萄酒品鉴馆汇集10家顶级葡萄酒酒庄，建造独立酒窖，供客商品鉴，享受时尚乐趣。台湾馆综合区主要由台湾服饰、电子产品、时尚珠宝、家居、礼品及美食等产商参展。
同时，此次博览会的时尚活动专题由一个论坛、一个对接会、一场时尚秀、一个文化节组成，即：时尚城市（温州）高峰论坛、时尚产业对接交流会、Double V温州国际时尚以及葡萄酒文化节。通过论坛探寻温州时尚城市建设发展之路，产业转型与时尚产业之路，为温州打造时尚之都寻找方法和途径。建立对接平台，设置洽谈区、签约区，实现国际、国内时尚品牌对接，设计师与产业对接，台湾与温州对接，香港、意大利、韩日时尚产业与温州时尚产业对接。国际十大设计师联合温州男装女装品牌时尚秀，展示国际时尚品牌的先锋概念。举办葡萄酒文化节，联动所有酒吧等场所，展开葡萄酒品鉴活动。
第2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对外传播 温州区域媒体 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市级区域媒体由于直接服务本区域人群，在本地区内的影响力往往是首屈一指的，这种影响力是市级区域媒体作为第一主流媒体的立足之本。但是，市级区域报道如果能在对外传播的平台上积极发挥作用，既能有效激发媒体内部员工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又能对外提升媒体的自身形象，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自身在本区域内的第一主流媒体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事实上，市级区域媒体在对外传播中并不是一无所能，在媒体传播手段愈加多元化的今天，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受众市场不断细化的契机，完全可以实现市级区域媒体对外传播由粗放式向精细化的成功转型。对此，温州广播电视台通过实践认识到：在重大平台、重大公共事件中找出与本地的纽带和接触点，放大做强相关的本地元素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一、寻找连接纽带，掌握话语权
（一）借船出海，扩大影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下简称国际台）温州节目制作室是国际台、温州广电集团共同建立的对外宣传窗口，在2010年1月6日正式向海外播出温州方言节目《魅力温州》，这也使温州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个长期在部级媒体开通日播方言节目的城市，“温州话”被国际台列为对外传播的第61种语言。
《魅力温州》通过国际台的频率资源，长期向海外日播1小时广播节目，设《瓯江潮声》《瓯越之子》《散讲温州》《乡音乡韵》《侨声信箱》等栏目，同时播送戏曲、鼓词、音乐等地方文艺作品。6年来，节目已经播出2400多期。另外，通过国际台温州节目制作室的《全景中国》节目也已经在18个国家及国内8个省市落地。
温州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现有60万温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旅居海外，分布在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身在海外，根植故土，对家乡的建设发展十分关注。国际台温州节目制作室的建立有效满足了海外温州籍华人的收听需求，也架构起海外温州侨胞与祖国血脉亲情的空中桥梁。
（二）携手海外，合作共赢
2015年5月，温州广电集团和欧洲大陆唯一一家全日制播音的中法双语电台――欧洲华语广播电台展开战略合作，旨在让海外华人华侨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及祖籍城市各方面信息、动态，开拓华文媒体在海外的市场，同时也能在海外宣传温州。在巴黎设立温州广电集团的记者站，与欧洲华语广播电台实现新闻共享、共同策划活动的制度，并且不定期联合采访及举办活动，开展多元化、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欧洲华语广播电台在15：30～16：00播出《魅力温州》节目覆盖巴黎地区1400万人口，当地温州侨胞对此非常关注，从播出之日开始就陆续接到温州侨胞对节目的良好反馈。
《魅力温州》同时在美国纽约、摩纳哥等华语电台播出，为温州侨胞送去家乡的声音，聚焦温州经济文化建设、传递温州最新资讯。2013年10月16日开始，法国华人街网站也将《魅力温州》节目纳入在线点播栏目中。此后，温州电台还陆续与亚洲商务卫视、汉雅星空、欧华时报等签订合作协议，一批温州广播电视节目在欧美十多个国家落地。
二、整合有效资源，增强创新模式
（一）坚持舆论引导主动权，创新主题宣传
每个城市都有很多元素可以向外推介，但往往却发生宣传错位的现象。例如：不少城市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列出一长串的称谓，包括文明城、宜居城、卫生城、森林城、长寿城等各种冠名，其实还不如突出一两个重点或热点，使其成为对外传播的切入点。温州电台致力于把有限的资源要素用在对外传播的最佳节点上。
温州人商行天下，敢于拼搏，敢于创新。上千万温州人在海内外广袤的天地间，开辟着一道道创业创新的新航程。2013年，温州广电集团策划并启动全国新闻行动《中国梦 温州情》，耗时近一年，派出上百名（人次）记者，以南北、东西两线深入全国各地，用声音和画面记录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生活、生产、做生意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为梦想而努力的故事，形成了浓厚的报道氛围，对外塑造了温州人新形象，也激励着温商回归故土。
（二）积极促进多方位互动，创新平台机制
温州电台不断拓展空间和平台，加强与国际台的合作，共同开展温州城市形象国际推广工程，借助国际广播电台的传播平台，真正实现“向世界介绍温州，让温州走向世界”。2015年初，在意大利组织开展了“2015年亲情中华――天下温州人春节联欢晚会”罗马专场，中国驻意大利李瑞宇大使、姚成参赞、领事部全体人员、意大利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意大利各侨团代表及侨胞近800人观看了演出。表演者来自五湖四海，从侨胞到知名人士，从华人团体到意大利团体，齐聚一堂，共同呈现了一台精彩的视听盛宴。晚会的成功举办，影响了整个意大利华人华侨乃至欧洲、世界的温州籍华人华侨。
同年8月份，温州广电集团与法国华文广播签订了战略协作协议；9月份，与韩国CJ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有了这些海外权威媒体平台的支撑，温州对外的声音传播得更远、更广。
（三）贴合实际，放大本地元素，创新多元化传播的方式
进入新媒体时代，网络、手机等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大众生活。面对这些挑战，区域媒体的对外传播也不能局限于传统形式。为此，温州广电集团以创新的思维推动对外传播向一个崭新的领域发展，一个集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平面媒体的全媒体传播平台初现雏形。
1.打造“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
由温州电台承建并运营的“温州市新闻文化信息共享平台”上线。该平台由温州市委宣传部牵头打造，集成温州政府部门以及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的外宣信息，为海外华文媒体以及国内合作媒体提供权威资讯。
《欧华联合时报》、欧洲法国华人街网站、欧华传媒集团等8家华文媒体代表签订合作协议，成为该平台的首批合作成员。浙江人在海外创办的华文媒体一共有60家，其中44家是温州人创办的。该平台的建立为更多温州人以及希望了解和关心温州发展的有识之士提供可靠、实用和及时的信息服务。
2.创作系列反映温州人精神和时代面貌的影视作品，并实现海外播出
2015年10月，温州广电集团在韩国首尔推出了“全景温州――温州广电韩国宣传推广活动”，举办了中韩媒体高端论坛、“全景温州”摄影图片展、“全景温州”微视频网络推广等活动，同时促成了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在韩国播出。近30家韩国媒体和我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台、人民网、搜狐网等10余家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
2015年9月，温州电合中央新影微电影台、央视微电影频道，成功举办“未来影像――首届亚洲国际（温州）青年微电影展”，搭建起一个微电影作品展示与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温州电台的东海微电影网成为中国微电影网络视频平台的战略合作单位，“金瓯奖”成为温州第一个国际性影展大奖，同时该“国字号”影展将永久落户温州，该影展还入选2015年度中国微电影十大新闻事件。
三、遵循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实现自我完善
温州电台覆盖面广，受众成分多样，因此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我们根据不同的受众特点采用不同的传播艺术和传播技巧，讲好“温州故事”，变“对外宣传”为“对外传播”，实现跨文化传播，提高对外传播能力。
拉里・A.萨默瓦（LarryA. Samovar）在《跨文化传播》一书中提到：“如果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应付自如，就必须具备同背景、世界观和行为方式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交流的能力。”区域媒体的对外传播对象以在外华人为主，要选取最佳角度，来表达更有“温度”的新闻内容和具备地方特色的节目，从而紧紧贴合海外受众对信息的抓取心理，实现对外传播的目的。
（一）形成专业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打造富有地方特色和互联网风格的节目和栏目
2014年9月份以来，温州广电集团打造自身品质内容，在网络端凝聚并扩大海外年青用户。东海网重点发力，通过打造互联网形态的节目内容，融合全台优质资源，在线上形成有效互动；开发微电影专业平台，通过赛事组织，发动温州人演温州电视剧，让海内外用户自发创作影视作品；网络轻喜剧《女主播的那些事儿》整合了温州广电集团主持人资源，让只在直播间现身的主持人放下身段，演绎日常生活趣事，与海内外受众欢乐互动；“鏖战金枪”吸引海钓爱好者用户，通过视频记录和娱乐解读制作成优质的可分享资源，形成网络俱乐部式的细分用户人群。
2015年以来，温州广电推出了一批具有本地风情和互联网风格的自制剧和视频栏目。如《温州一家人》《温州二家人》《文化温州》《逻眼看温州》等。其中电视剧《温州一家人》除了在海内外主流平台播出外，还在爱奇艺、腾讯视频、乐视、搜狐视频等国内各大网络视频平台上播出，在豆瓣上的打分高达7.8，既传播了温州文化和温州精神，又实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由温视公共频道节目开发团队打造的时尚版电视新闻栏目《逻眼看温州》，由全国电视主持百优新星翁逻沿领衔主播，形成了独特的“温州故事+时事评论+娱乐化”的“混搭”脱口秀，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年青人通过网络渠道收听、收看。
（二）以文化为核心，乡情为凝聚力，实现对外传播的软性表达。
如何实现对外传播的准确传达，我们认为，作为地方电台应充分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建立与海外同胞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共诉，以此为辐射点向外扩散，增强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渗透力、影响力、吸引力。
温州是全国著名的侨乡，现有60万温籍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旅居海外，分布在世界110个国家和地区。温州又是瓯越文化的发祥地，遍及五大洲的海外温州人与我们有共同的宗亲血缘和族群文化记忆。温州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独特优势，因此，我们立足侨乡地域背景，以瓯越文化为纽带，以广电节目为媒介，提高国际传播能力。
每年，“温州人春晚”通过“魅力中国”平台在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的国家播出，进一步增强全球温州人的向心力。每逢新春佳节，温州电台精心策划、制作春节特别节目在海外媒体播出，传达家乡人民的新春祝福。节目既包含温州市长的新春拜年，还展现海外温州侨胞敢拼敢赢，开拓海外天地，事业有成后不忘家乡公益事业的崇高风尚。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杨春《如何利用地缘优势打造区域性国际广播媒体》，《现代传播》，2011年第10期。
第3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在2013年中央网信办成立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全国范围的互联网上可以说是乱象丛生。这方面温州也不例外，在本区域的BBS、论坛、网站、微博等网络空间里，一度众声喧哗、一片嘈杂，弥漫着浓重的浮躁和暴戾之气。在地方网络舆情应对压力巨大而复杂的情境下，温州先试先行，率先探索网络治理的办法和路径，制定了本地网站、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管理制度，记分考核管理制度，网络编辑从业人员管理制度等，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治理模式，网络治理逐步走向法治化、规范化。经过两年多来的全面治理，社会普遍反映温州的网络空间清朗了许多，网上的正能量多了起来。
在治理初见成效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这些制度和举措虽然让温州有了多种手段强化属地管理，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治理难题和挑战也在不断出现。目前微博、微信、微视等新兴媒体仍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投诉、沟通渠道仍不顺畅。在中央清理省级以上新闻机构支站、支社的大背景下，网易、今日头条、腾讯等商业网站反而纷纷到地方设点，给地方舆论引导带来新的困难和挑战。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网络治理与浙江的“五水共治”一样是系统工程，有不少相似之处：水污染表现在水面，但根子在岸上，同样，网络污染表现在网上，但根子在网下;“五水共治”是系统治理，要打组合拳，网络治理同样要多头并进、多管齐下;“五水共治”要抓源头治理，网络治理也要追本溯源;“五水共治”要截污纳管，网络治理同样要净网清源，拦住网络“污染源”;“五水共治”要小鱼治水，提高水的自净能力，网络治理同样要以网治网，修复网络生态;“五水共治”要水岸绿化，打造清新形象，网络治理同样要激浊扬清，弘扬正能量。
一是发挥部门协同联动“水岸同治”的效能。网络世界的一切都是现实世界的镜像和投射，其根源在网下。我们改变过去“水岸分治”、“九龙治水”、“单打独斗”的做法，建立由联席会议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舆情抄告反馈制度、舆情处置规范制度和责任追究机制组成的网上网下协同联动制度，实现了线索通报、协同处置、结果反馈的有机统一，破解了多头管理、职能交叉、权责不一、效率不高的难题，构建了统筹管理、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形成了同研究、同部署、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有效推动了网上舆情网下化解。如，协同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具有互联网信息传播业务企业的登记管理;协同市商务局，加强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登记管理。
二是发挥网络管理制度“源头治理”的效能。温州的网络空间治理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最初视网络舆情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到采取强制干预手段，在特定时期发挥一定作用，再到后来用简单粗暴的封堵删除手段引发新的问题，导致部分网站打“游击战”，不断变换阵地，玩起“老鼠戏猫”。在放任与严控之间几经波折后，我们认识到，当前网络舆情混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信息源头管控不严，缺乏管根本的健全制度。“打蛇打七寸”，管住源头就等于截住了污染源，是网络治理行之有效的对策。我们抓住言论源头，出台了本地网站论坛实名登记制，促使网民发表言论慎重理性、有所顾忌;抓住审核源头，实施网络编辑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对网络编辑实行记分考核、违规追究倒查，强化了信息审核把关的责任意识;抓住监管源头，对本地网站、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的管理从“弹性监督”向“刚性约束”转变，使管理机制步入规范化，确保网上信息可管可控。
三是发挥辟谣举报平台“截污纳管”的效能。事实和真相永远是最好的“网络空气清新剂”。我们结合温州实际，探索建立第三方全媒体权威辟谣平台――温州辟谣举报平台，对网络谣言实施监测、预警、研判、辟谣及法制宣传教育，打造谣言“过滤器”，为广大网民提供了一个辨别信息真伪的场所。在安徽广播电视台“温州一女子醉驾被查当众脱裤”、陕西广播电视台“温州商人供拜纪委书记求显灵”、网传“温州永嘉梅岙两动车相撞”等一系列虚假信息出现后，我们果断出击、严正交涉、有力反制，有效挽回了温州声誉。其中温州辟谣举报平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查核实、第一时间辟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舆论引领作用。
四是发挥网络文化传播“引流激水”的效能。互联网精神是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要求“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同样，网络文化传播也不能拘于一个地区，而是要纳入全国、放眼全球，“互帮互助、同心同智”。我们与温州周边的台州、丽水、宁德共同组建了“大榕树”网络文化区域联盟，合力唱响浙闽发展“好声音”。充分依托69万海外温州人、35家温籍海外华文媒体等独特优势资源，组建海外网络文化传播联盟，建立统一规范的海外信息传播共享平台，快速广泛地把“温州好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
五是发挥网络社会组织“活水自净”的效能。互联网治理的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和谐共存、良性循环的网络环境。这就需要政府给网络社会组织腾出一定的空间，让其有所作为。我们组建了温州市网络文化协会、微传播联盟、市民网络观察团、网络界人士联谊会、青年网络创业协会、网络经济联合会等六个有战斗力、有威信、有目标的网络社会组织，使之成为政府治理互联网向各个领域延伸的“手臂”，这些组织的成员则成为网络中的“治水小鱼”，放大党和政府的声音、倡导行业文明自律、共建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
第4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温州精神 郑振铎 翻译理念 翻译实践
1.引言
郑振铎（1898-1958）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编辑家，也是一位硕果累累的翻译家。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和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都将他收录到中国翻译家的名目之下。胡愈之在《哭郑振铎》一文中写道：郑振铎“是一个多面手……不论在创作和翻译方面，不论是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或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都做出了平常一个人所很少能做到的那么多的贡献”。郑振铎于1921年与沈雁冰共同组织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并主编刊物《小说月报》。他以文学研究会为依托，提倡文学翻译，他一生翻译成果丰硕，对我国文学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翻译了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有俄国文学、印度文学、希腊、罗马文学和美国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德国莱辛的寓言、丹麦的民歌，等等。
郑振铎出生和成长在温州，他的父亲在温州当过职员，因而可以说温州是郑振铎的故乡。他自己也常向人们说：“我是喝瓯江的水长大的，我是瓯江的儿子。”（郑尔康，2002：22）他从出生开始一直在温州生活学习。直到19岁考上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他才离开温州到北京求学。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瓯越大地的耳闻目染也使温州精神在他身上根深蒂固，这为他以后在翻译、文学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温州精神简介
温州从来都不乏特有的精神，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精神”被很多学者予以高度概括。其精神实质即“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自”精神。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曾将“温州人精神”即“温州精神”概括为四句话：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不等不靠、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阐述“温州人精神”时认为：“就是不甘落后，敢为天下先，冲破旧框框，闯出新路子。”温州市委书记钱兴中在纪念叶适诞辰850周年暨永嘉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则把温州精神的核心定位为“务实创新”。《温州区域文化与温州精神的塑造》一文的作者认为温州精神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吃尽千辛万苦”的勤劳精神、“走遍千山万水”的创业精神、“走进千家万户”的实干精神和“想尽千方百计”的创新精神。（颜弘、龙玉祥，2007：36）
接下来，笔者将重点剖析温州精神在郑振铎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3.温州精神在郑振铎翻译理念与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3.1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的体现
温州精神体现出敢为人先。敢为人先体现了温州人的“大开大合”，不安于现状，不满于条条框框，敢于争先，第一个敢“吃螃蟹”，第一个敢“破框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方立明、薛恒明、奚从清，2006：123）这种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也体现在了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中。
3.1.1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郑振铎所翻译的作品主要包括俄国文学作品、印度文学作品、希腊和罗马文学作品等。郑振铎往往选择别人很少注意的国度的作品进行翻译，这无疑带有填补空白和开风气的意义。
郑振铎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既切合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又对新文学有所裨益。他与耿济之一起于1920年夏最早翻译了《国际歌》，鼓舞着几代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浴血奋战。他于1922年翻译了泰戈尔的诗选《飞鸟集》，成为我国较为系统地译介和研究泰戈尔的第一人。郑振铎是我国较早的比较系统地介绍希腊、罗马文学的人之一。早在1929年，郑振铎就出版了《恋爱的故事》为书名的连载《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传说》。
3.1.2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在翻译理念中的体现
郑振铎的很多翻译理念和主张都开了我国相关研究的先河，可以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全面探索翻译理论的开拓者。
3.1.2.1首次介绍并评析了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
在《译文学书的三个问题》一文中，郑振铎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中的三原则：“I.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意思；II.译作的风格和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一样；III.译文必须包含原文所有的流利。”就泰特勒的这三个原则，郑振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他认为第一条原则即“忠实”是第一要义；其次认为应该在“忠实”的前提下，把原文的风格和态度重新表现在译文里，但强调翻译不能走“死译”和“放纵”两个极端。
3.1.2.2首次提出统一“文学上名词”的问题
1921年6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审定文学上名词的提议》。所谓“文学上名词”指的是翻译中“关于文学史上的，关于文学评论上的，及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名词”等。当时这类名词的汉译名非常混乱。郑振铎认为这样会导致读者的误会，也会给译者或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因此，郑振铎首次郑重提出统一“文学上名词”的问题，并且在当时发行量第一的文学刊物上展开讨论。这对于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是起了较大作用的。
3.1.2.3第一次从理论上探讨重译问题
“重译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翻译界亟待从理论上说明的现实问题。当时由于中国懂英文的人较多，懂其他文字的人甚少，而这很少的人中从事翻译的更少，所以不少非英语作品，如俄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就大多是从英文重译的。为了减少重译中的差错，郑振铎提出了重译的“慎重与精审”的原则，那就是“重译者最好能择译本中最可信的译本来做根据，来重译；如译本有两本以上，应该都把它们搜罗来，细细的对照一过；译完后，应该叫通原本文字的人，来把它与原本校对一下”（陈福康，2000：225）。郑振铎的这些论述是从实际出发，第一次从理论上探讨了重译问题。
3.1.2.4最早评述中国近代翻译史
郑振铎最早对中国近代的翻译文学史进行了评述。在《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一文中他提出对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放在十七世纪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1600年到1894年是“西洋文化接触的时期”；从1894年到1917年，则是“政治教育改革时期”；从1918年至当时的30年代，是“伦理与文学的改革时期”。郑振铎还认为只有注意到这个发展路线，才能看清近代翻译史“是怎么的跟着时代而演变，跟着时代而发展”。这些见解与当前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观点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特别是通过对近代文学翻译史的研究，指出了清末翻译和“五四”翻译的本质差异，认为清末翻译是“无意识的介绍”，而“五四”以后则是“有意识的介绍”。郑振铎的这些论述，为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定下了一个框架和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2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的体现
温州区域文化的核心是永嘉学派，而永嘉学派思想注重实际，主张实事求是，要求学问要经世致用，反对空谈误国，主张尊重客观规律，认为学术应服务于社会生产实践。这种价值观塑造了温州人求真务实的精神。温州人善于从实际出发，不人云亦云，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立发展目标。（颜弘、龙玉祥，2007：36）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也充分体现在了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之中。
3.2.1译作的选择
郑振铎认为：“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语言之前，翻译家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就文学的本身讲，翻译家的责任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出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的。而负这种介绍的责任的，却是翻译家。”（陈福康，2000：221）郑振铎还认为：“翻译者一方面觉得自己工作的重要和光荣，一方面也须感得自己责任的重大，而应慎重—十分慎重的—去做介绍的工夫。”他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上体现了对慎重翻译的思考。在《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他指出在译介外国文学时不能盲目翻译，认为“自文学在英美职业化了以后，许多作家都以维持生活的目的来写他们的作品，未免带着铜臭，且也免不了有迎合读者的心理的地方”。他呼吁道：“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陈福康，2000：221）由此可见，郑振铎是多么强调翻译家的社会责任感，认为翻译作品的选择应根据具体形势而定。就当时而言，翻译文学要配合当时的斗争，从实际出发，真正符合当时的国情，要能起到“足救时弊”的作用。郑振铎本人就是据此身体力行的。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有所为”，都是为反映人生和改造人生而作的（陈福康，2010：445）。比如他与耿济之合译的《国际歌》鼓舞着众多共产党人为理想而奋斗；他对俄国文学作品如《灰色马》、《沙宁》的译介则掀起了翻译俄国黄金时代、白金时代文学的热潮。在此基础上，郑振铎进一步阐述了译本选择的明确目的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是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人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
3.2.2对文学可译性问题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外国作品大量译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学作品的重要性。然而，随着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却对译作能否保持原作的思想与艺术之美公开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文学书是不能翻译的，至于诗歌，多数人更认为是绝对不能翻译的。此时，郑振铎充分体现了他的实干精神。他从自身从事文学翻译的实践出发，主张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就人们的质疑提出了基于自身实践的合理解释。郑振铎将这些人的观点分为两类，一类可称是“通俗的”，即强调文学的风格是乡土的、固定的，无法翻译的；另一类可称是“哲理的”，即更强调作品的思想、风格与文字之不可分性。针对这些观点，郑振铎明确提出：“文学书是绝对的能够翻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的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固然因翻译者艺术的高下而其程度大有不同——不独理想告诉我们是如此，就是许多翻译家的经验的成绩，也足以表现出这句话是很对的。”（陈福康，2000：215-216）他指出了“思想”是“完全”能译，“艺术的美”是“充分”能译；他同时指出不独理论上应得出这个结论，而且实践上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他还认为文章的“风格”只不过是“表白”的代名词，而文学里的“表白”，其意义就是翻译思想而为文字；由于人类的思想具有共通性，因而“风格”也是可以在各种语言中转移的。针对哲理类文学不可译论，郑振铎引用了Element of Style一书中的话表明见解：“大多数的‘表白’是可以随人之意的，所以他与思想是分离的。就好比‘思想’是水，‘表白’是载水之器；无论载水之器的形式如何的变换，水的本质与分量总是不会减少的。”这就说明，同一思想是可以由作者任意表现于任一表白或风格中，因此，同一思想也是完全可以表现在一种以上的文字中的，也就是说作品的思想是可译的。至于诗歌，郑振铎指出：“如果译者的艺术高，则不惟诗的本质能充分表现，就连诗的艺术的美—除了韵律外—也是能够重新再现于译文中的。”郑振铎的这些精彩的论述从理论上消除了某些译者与读者的疑虑，有利于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3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的体现
温州人敢于冒险和富于进取的秉性锻造了温州善于创新的精神品质。郑振铎在其翻译实践和探索翻译理念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郑振铎对于翻译有其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的翻译理念对于“五四”时期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
3.3.1提倡语言的欧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还是新诗写作，翻译文学都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重要的先锋引领作用。（靳哲，2011：14）翻译家韦努蒂认为，当民族文学“处于出于年轻期，或正在建构过程中”、“处于边缘的，或弱小的”、“处于危机或转型期”这三种情况下时，翻译文学通常在文学系统中占主导地位，反之则会居于次要地位。（许钧，2009：137）而“五四”时期正是我国文学的转型时期，外国翻译文本日益增多，欧化的翻译方法深受翻译界喜爱，如郑振铎翻译泰格尔的诗选《飞鸟集》就采用了欧化的翻译方法。这种欧化的翻译方法给白话文提供了新颖的表达方式，对我国当时的“废文言，兴白话”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郑振铎较早提倡我国语言的欧化，这体现了他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他明确表示，如果不对文学的“形式”或“文法”改造，再好的想象也无法充分表达出来。同时他还纠正了对于欧化的误解，表示欧化和“引进欧洲的普通文法”不等于简单的模仿。他还认为，对于语体的欧化，有一个程度，就是，“他虽不像中国人向来所写的语体文，却也非中国人所看不懂的”（郑振铎，1985：326）。
3.3.2翻译的作用
郭沫若在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李石岑的信中称：“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翻译事业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使其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总之，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制。”（陈福康，2000：217）郑振铎认为这种将翻译文学只是作为创造我国新文学的准备，翻译文学不过是权宜之计的观点是对翻译功用的蔑视。郑振铎认同翻译的作用有类于“媒婆”，但翻译的功用更近似于“奶娘”。郑振铎在《处女与媒婆》一文中回应郭沫若：“他们都把翻译的功用看差了。处女的确应当尊重，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翻译的性质，固然有些像媒婆。但翻译的大功用却不在此……如果在现在没有世界通用的文字的时候，没有翻译的人，那么除了原地方的人以外，这种作品的和融的光明，就不能照临于别的地方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郑振铎，1985：388）郑振铎指出：“翻译的功用，也不仅仅为媒婆而止。就是为媒婆，多介绍也是极有益处的。”（陈福康，2000：218）郑振铎在《翻译与创作》中创造性地阐述了翻译的“奶娘”地位：“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似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绝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及诸家诗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陈福康，2000：219）郑振铎对于翻译“媒婆”作用和“奶娘”地位的论述既形象又精辟，将翻译的作用描述得生动易懂，充分体现了郑振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3.3.3关于“信、达、雅”的辩证关系
对于“信、达、雅”三字理论，郑振铎也给出了自己创新性的解释。郑振铎明确指出：“‘信’是第一条信条”；“能‘信’便没有不能‘达’的”；“凡不能‘达’的译文，对于原作的忠实程度，便也颇可怀疑”。也就是说，不“达”也无以至“信”。至于“雅”，他认为“是不必提及的”，认为这不应当是译者首先考虑的问题。他批评“严氏的‘雅’往往是牺牲‘信’以得之的”，不足为训。
关于“直译”与“达”、“雅”的关系，他认为：“直译的文章，只要不是‘不通’的中文，仍然是‘达’。假如将原文割裂删节以迁就译文方面的流行，虽‘雅’，却不足道矣。所以我们的译文是以‘信’为第一义，却也努力使其不至于看不懂。”郑振铎的这些论述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也十分精当。可以说，他的这些论述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也体现了他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
通过对郑振铎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郑振铎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中，很清晰地体现出温州精神的印迹。这证明，郑振铎进行翻译实践和形成翻译思想的过程中，温州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是由于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的驱动和激发，郑振铎才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念上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4.结语
综上所述，郑振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翻译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完整的论述，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关于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对于泰特勒翻译理论的介绍，关于翻译的作用、关于“信”、“达”、“雅”的辩证关系，对于整个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的评述以及关于文学译名的统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多半是他首先提出来的，无疑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全面探索具有启蒙和开拓的重要意义，这也充分体现了郑振铎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郑振铎的翻译理念涉及霍姆斯1972年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所描绘的译学建设的部分蓝图，可以说郑振铎的翻译理念当时已经构成了一个小小的翻译学体系，不愧为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研究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译坛多面手”（王治国，2010：161）。
郑振铎主要从事翻译的时期，正是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基建阶段。他刻意选择别人很少注意的国度的作品进行翻译，如印度文学、希腊和罗马文学作品等，这无疑具有填补空白和开风气的意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无疑起了进步作用，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郑振铎在翻译理念和翻译实践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温州精神在此过程之中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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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综合改革;民间融资;必要性;可行性
0.引言
近年来，温州部分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和出走现象，给社会经济稳定造成一定影响。3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根据获批实施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此次改革主要有12项任务，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其中，规范民间融资作为金融改革12项任务中的首项被提出。可见，当下温州中小企业在民间融资问题需要迫切解决。
1.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必要性
这次将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区，对于改善民间融资中存在的贷款利率较高，法律风险较大以及融资渠道较窄等方面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全国来看，温州的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融资充裕。为改革试点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去年以来该地区愈演愈烈的民间融资风险暴露和企业主“跑路”事件。国内外经济环境恶化使得不少企业面临生存危机，加上一些企业过度扩张和多元化发展，最终演变资金链断裂和民间融资的风险事件。其具体表现如下：
1.1民间资本持有者盲目投资
温州的民间资本较多，但由于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导致大量资本变成炒作的“游资”和“热钱”。而这种短期投机行为很容易诱发经济危机。
1.2民间融资成本较高
很多民间债务人，为了获取巨大利润，将贷款利率提的很高；去年温州老板“跑路”，大多数是还不起高额的债务造成的。
1.3民营企业融资渠道不多
温州聚集着多家民营中小企业，由于这些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较窄，其发展遭到严重制约；虽然国家鼓励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是，银行在面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时，仍然会差别对待。从而，中小企业很难扩大企业发展规模。
1.4产业发展偏离实体经济领域
以房地产为例。前些年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房产泡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发酵。温州的民间资本自然也少不了。然而，在炒房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实体附加值，更多的只是金融泡沫。这对于产业持续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以上种种问题，急需寻求有效合理的措施给予解决，否则中小企业的发展将一直受阻。
2.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点的可行性
温州民间融资问题已经波及到全国范围内，也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将温州作为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温州中小企业在融资这块面临的种种问题，其作为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具有巨大的可行性。
2.1温州具有坚实的产业基础
经历多年的发展，温州已形成鲜明的产业特色，已拥有35个国字号生产基地、165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19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不少产品在全国乃至全球享有美誉。这些具有一定规模、一定竞争力的“块状经济”，对温州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温州金融创新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
2.2温州具有可贵的人文优势
温州是一座有着1680年建城历史的文化名城，区域文化特色鲜明。独特的区位条件和文化观念，不仅造就了温州人敢为人先、恋乡不守土的开放意识、世界眼光和生存创业取向，而且造就了运作民间资本的诚信文化。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200多万在外创业的温州人，架起了温州与海内外交流合作的桥梁，形成了遍布国内外各地的营销网络。这些独特的人文优势，不仅已成为带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也为温州金融创新提供了良好条件。
2.3温州拥有充裕的民间资本
温州是开放度比较大的一个城市，温州人、温州产品、温州市场遍布全国及全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温州聚集了充裕的民间资本。据统计，2008年12月末温州居民银行储蓄存款达2206亿元，比年初增长29.52%。根据温州市银监会的匡算，温州民间资本高达6000亿之巨。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为温州金融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4温州具有金融创新的成功经验
温州自2002年被列为中国首个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以来，已在推进金融改革创新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国内各大银行纷纷入驻，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全国领先、全行业连年盈利、利润位居系统前列，全市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花旗、汇丰等国际先进银行水平，温州因此也成为金融生态I级城市。温州金融创新的成功经验，必将为继续探索金融创新提供借鉴。
2.5温州享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
4月1号到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在广西钦州，福建泉州、莆田、福州等地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研。调研期间，指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这意味着，中央已形成共识，这无疑是进一步推出改革政策的重要前提。
3.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在温州实行金融综合改革具有可操作性。同时，该试点政策的实施也是一项极具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工作。本次试点改革，虽然中央政府给予温州的只是政策。但是政策提出后民间资本必然活跃起来。因此，监管工作也应紧随其后。如何能在温州建立一个地方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仍需各方努力。政策的推广也是各方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该政策现在还处在试点阶段，是否能够具有普遍适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温州的实践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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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民营银行民间资本 民营经济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温州跑在了前面，以其独创的温州模式闻名全国，并对全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和独特的示范效应。然而，温州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和民间金融非规范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并逐渐成为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为解决这一问题，进一步推动温州经济的快速发展，积极创造条件新建民营银行，已势在必行。
一、民营银行的定义
当前各家对民营银行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何为民营银行及民营银行如何准入，即是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新设立民营银行还是在现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通过改造而成。而后一个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第一个问题界定不清楚引起的。
现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民营银行的定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权结构说，认为只要是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二是资产结构说，认为民营银行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民营企业；三是公司治理结构说，认为按照市场化的原则经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在这三种理论的基础上有人提出了比较中庸的看法，认为民营银行是集中了以上三点的银行，但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民营银行虽然是一种特殊的企业，但它仍然是企业，必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市场化原则下，只要是能够带来利润的客户银行都必须尽力争取。所以在民营银行的定义中我们不该将它的服务对象绝对化、固定化于中小企业之上，民营银行建立之后要以谁为服务对象只能由市场说了算。基于这样的想法，我认为民营银行是结合了产权结构说和公司治理结构说的银行，即民营银行是由民间资本控股并按照市场化原则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银行。
从这个定义来看，目前我国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我国银行业已经形成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塔尖、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居中、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以及3万多家农村信用社为庞大的基座的类金字塔结构。其中，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独资，毫无疑问是国家说了算，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中的绝大多数是国家控股，甚至连农村信用社中政府的色彩也很浓厚。所以，发展民营银行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争论的焦点在于以何种方式发展民营银行。
二、关于发展民营银行的两条路径
现在学术界在民间资本如何进入银行业存在两种争锋相对的观点，一是新建派，以被誉为“中国民营银行之父”的徐滇庆为代表，他们主张民间投资者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申请组建有限责任制的商业银行。其实质是通过放松行业准入，让符合条件的民营资本创办中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二是改造派，以王自力教授为代表，他们主张让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实现对原有银行管理模式、治理结构的改造。
一直以来这两派的学者就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他们都倾向于非此即彼的观点，将新建民营银行和改造现有的银行绝对对立起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新建民营银行还是单纯的改造现有银行都不能妥善解决目前中国金融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对一个特定的区域来说，到底是走新建之路还是改造之路不是由哪个专家学者说了算，而必须由当地的资源禀赋等具体情况决定。两派争论的依据是代价成本问题，新建派认为组建新的民营银行的代价成本低于改造现有的银行、信用社；改造派则认为改造现有的银行、信用社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软件和硬件，成本低于设立一个全新的民营银行。其实，关于新建和改造的成本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的地区成本不同，所以这要求我们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民营银行发展路径，适宜发展全新民营银行的就尊重市场的意愿放手新建民营银行，适宜对原有银行进行改造的就大力引入民间资本，通过参股控股的方式发展民营银行。
三、温州新建民营银行的优势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认为在温州新建民营银行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温州在新建民营银行上具有明显优势。
（一）民营经济发达，企业数量众多
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的温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穷则思变，温州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全国各地处在拨乱反正、贯彻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时期，开始发展个体经济，这就是民营经济的前身。1988年6月，国务院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使温州的一大批工商大户向私（民）营企业发展。同时一些业主纷纷走向联合，由多个业主共同投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在温州应运而生，并得到快速推广。
温州的民营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民营经济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占85%，在工商业中占98%，在上交税收中占80%，今天的温州已成为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发达的民营经济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目前这些民营企业正处于第二次创业的紧要关头，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仅仅依靠创业初期的内源性融资已经无法满足，必须从企业外部注入资金。但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民营企业无法从国有商业银行完全取得所需的资金，促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强烈的融资需求就为民营银行的建立提供了外部动力。
一般来说，民营经济外部融资的紧迫性与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当民营经济刚刚起步时，它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对较小，仅仅依靠内源资金就可以满足需要，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温州民营经济就处在这一阶段；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规模较小的内源融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了，这时就要求外部资金的支持，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方式实现企业的大提高、大发展。温州是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民营经济在温州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它的发达程度毫无疑问在国内是名列前茅的，这也决定了在外部融资上温州的民营企业较之其它地区更具有紧迫性。
（二）市场化程度高，市场意识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它的市场化进程走在全国前列。市场化进程实质上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它的基础环节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其取向不外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增加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温州在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投资与国有经济的比重较低，因此在改革开放政策的诱导与激励下，民营经济首先在国有经济最为薄弱的温州兴起，并迅速得到发展。事实证明，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与成长不但带动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而且大大提高了温州的市场化程度，其主要表现有：专业市场的建设加快了产品市场的发育，加强了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中小企业的成长推动生产要素分配的市场化，提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最重要的一点是企业与社会自组织能力加强，温州政府通过强化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温州的市场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组建民营银行的主要困难是我国仍然存在金融压抑，必须通过以利率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金融深化加以解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的是渐进模式，采取由点及面的方式，根据路径依赖理论，金融体制改革走的必然也是一条渐进的、由易到难、先试点后推广的道路，经过前些年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已经碰触到了硬核―――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需要完善和健全的市场机制与之相配套，所以在选择利率市场化的试点时首先考虑的是某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相关政策，温州在这些方面都具备很强的优势。2002年温州被批准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农信社存款利率可上浮30%，贷款利率可上浮90%。这说明中央政府已经注意且认可温州在这个方面的优势地位，同时，利率市场化试点在温州的落户也为温州建立民营银行赢得了先发优势。
（三）民间资本充足，投资欲望强烈
建立民营银行除了市场需求之外，还有一个条件也非常重要，那就是市场供给，供求是市场存在的基础，对民营银行而言，市场供给指的是民间资本的供给。
我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民间资本，它已从剩余资本发展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在农村经济、民营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据统计，全国的民间资本的总量超过10000亿元，相当于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其中仅温州一个市的民间资本超过5000亿元，在全国各市中占绝对的优势。
虽然温州拥有如此雄厚的民间资本，但居民在投资方面的选择非常有限,居民储蓄大致有下列三方面投向:第一，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国债或手持现金，这种投向尽管安全，但收益率太低；第二，投资于股票市场，由于我国股票市场发育不健全,造假、黑庄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大大挫伤中小投资者的投资信心；第三，投资于民间借贷、各种盈利性集资、抬会等非正式金融领域，但这些民间金融基本上处于地下的状态，缺乏法律的约束，倒会等事件给居民造成了大量的损失。温州人固有的经商和投资意识决定了他们尤其强烈的投资欲望，他们不会满足于现状而力求突破现有的投资约束，寻求收益更高的投资方向，前年出现的温州炒房团就是这种强烈的投资欲望的畸形表现。
(四)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人文精神
温州商人素来是以敢闯敢拼闻名于世，这与温州的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温州地域文化个性鲜明，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在温州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特别是南宋时期，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主张“工商皆本”和“义利并存”，在温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重商思想相辅相成的是温州人的经商传统悠久，温州自古就是工商业发达的商港、商埠，孕育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重商思想深深地积淀在温州的历史文化中，默默地传承在温州人的思想观念中，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温州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培养了温州人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构成了温州人的文化“遗传基因”。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温州在缺乏资源和国家政策扶持的情况下，凭借着敢闯敢拼、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气魄，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个“第一次”，留下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的佳话。温州人具有强大的从无到有的创造能力，这是温州人的文化基因与新时代精神结合爆发出的力量，这也这是温州模式区别与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的根本点：没有苏南的乡镇企业基础，也没有珠三角的国家政策支持，温州人赤手空拳，从有到无地发展了民营经济。温州人的创造精神决定了在民营银行的发展上新建全新的民营银行是温州人更好的选择，温州人习惯了从无到有的发展方式，也具备从无到有的创造能力。前段时间喧嚣一时、国内第一家被允许以财团来命名的中瑞财团以其股东为发起人，向浙江省银监局上报了组建“建华民营银行”的申请，便是温州人创造精神的一大体现。
（五）成功的民营银行范例，提供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但真正实现民间资本控股的民营银行迄今为止还只有民生银行一家，其它10家股份制银行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进入银行业的资本都是以参股的形式介入。即使是由民间资本控股的民生银行在治理结构等方面仍摆脱不了政府的干预，带有行政色彩。现在学术界一般将浙江省台州市没有国有股参与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泰隆”作为民营银行的成功范例，虽然“泰隆”在名义上是城市信用社，但实际上是民营银行。有数据显示，“泰隆”2004年末全社各项存款余额达37.4亿元，贷款余额达27.4亿元，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在1/6以上，早已超过本地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仅为0.96%，大大低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东每年分红收益率在20-25%左右。
泰隆的成功得益于其的清晰的产权、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及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而温州与台州同处在温台产业带，在经济、地理和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具有天然的相似性和联系性，台州民营银行的成功范例可以为温州设立新的民营银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泰隆”模式可以在温州重现。
[参考文献]
[1] 宋彦魁.略论中国民营银行形成路径的选择[j] .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04.
[2]楚俊国.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启示[j] .企业活力.2001，10.
[3]傅允生.浙江市场化进程的路径选择与特点分析[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10.
第7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论述温州园林中乡土文化元素的应用，如城市传承历史的园林框架，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以及底蕴深厚的建筑符号方面等，试图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底蕴，以求在温州园林得到更好的应用和体现。
浙江温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永昌堡”为代表的人文遗存敦实沉稳，历经数百年风雨而弥坚，建造精美，体现了温州悠久的传统建筑文明。温州山川秀美，溪水习习，历来就是钟灵毓秀之地。以“楠溪江”为代表的自然景观吸收了江南山水的清新秀美的地域特色，同时也蕴涵着浓厚的江浙文明，讲究小桥流水、山回路转的文化意境。
一、得天独厚、传承历史的园林山水背景
温州具有良好的自然山水环境条件，以瓯江为主要的水空间轴，南、西、北为绵绵群山，环抱城市平原。东边为东海出海口又是百岛之乡的洞头列岛，瓯海江之中又有灵昆、七都、江心屿。城市中及郊区则是河网密布，又有一些小山头镶嵌其中。景观框架：
两圈：由山体围合形成内外两圈。
外圈：以城市周边远山包括瓯北罗浮群山、景山、吹台山、大罗山等，元宝型平原形态，形成城市的园林山水背景。
内圈：围绕老城区的郭公山、松台山、积谷山、中山公园、华盖山、海坛山等形成内圈，围合温州古城，是城市的历史文化极核，也是整个城区的园林公园框架。
两轴：由水体构成纵横双轴。
横轴为瓯江。它是温州的母亲河，是构成温州城市大山水的主轴线和景观通廊。轴中包含了（江心屿、七都岛、灵昆岛）三颗明珠。江心屿风光秀靓，古迹众多。这里是温州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的凝聚点，是温州的象征。纵轴是温瑞塘河。它是城市南北走向的生态轴。连贯温瑞平原，其支流密布延伸至城市内部各处，是构成城市内部山水园林的最主要场所。
一片：三水网，是温州水乡风貌的突出反映，是城市山水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点：杨府山是城区中部最高最大的山，是主城区中部的地标和景观控制点。
二、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园林场所要素
所谓的城市文脉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是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元素。它取决于一个地方所特有的环境特征、文化基因及价值取向。文化是一个城市园林发展和形成特色的基础。城市园林的建设不仅要利用自然的山水环境条件，还要把山水诗和山水画这些诗情画意的文化内涵融于城市空间环境中。
（一）温州典型的山水园林空间的场所要素。古榕、小桥、河流、凉亭、远山，是温州典型的山水园林空间的场所要素，是“温州山水画面中的景物。”在园林建设过程中既要保护传统的历史文脉和山水城市空间特征，又要力求把蕴涵其中的乡土文化元素应用其中，使温州园林更具地方特色，更具生命力。
（二）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温州平原是水网地带，传统的村落基本上沿河布局，而且分布较散，许多村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创造了一些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的生活空间，我们的园林建设应吸收其精华，使城市的园林山水空间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形式。
（三）手法独特、别具一格的传统人文水景。“水”的意象来自于温州当地发达的山水文化。作为江南水乡，“小桥流水”、“近水人家”、“九曲十八弯”……，传统的水系构成不仅仅体现在自然山水当中，还体现在人文景观当中。村落、城市当中的水道不仅是生活用水的来源、交通运输重要的通道，还是文人墨客反复咏唱的题材，这种亲水的居住生活方式经积淀到当地居民的文化基因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昌堡”的护城河系统就是人文水景的典型代表。永嘉芙蓉村的水系处理手法尤为独特，其按“七星八斗”的思想进行规划设计。“星”指道路交汇处方形平台，“斗”指水渠交汇处方形水池。道路、水系都是结合散布的“星’、“斗”而形成的，其规划布局隐喻村寨可纳天上之星宿望子孙后代人才辈出如繁星。另一方面突出“利为战”的目的，其星可作战时指挥台，其斗贮水以利战时防火攻以水克火。主街中部南侧凿一内湖水色清冽。村内引溪水沿寨墙、道路沟通各“斗”形成流动水系清流涓涓，迁回于宅边、道旁既可供村民洗涤、防火，又可调整小气候。
三、古意浓郁、底蕴深厚的建筑文化符号
（一）楠溪江的耕读文化和民居建筑。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及其乡土建筑是中国乡土建筑文化中最为突出、最为综合的代表。乡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村落。每个楠溪江村落大体可说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圈，村民的杜会生活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楠溪江村落建村古老，有建于晚唐的，如茗番村、下圈村，建于五代的有枫林、苍坡等，大量的是两宋时期所建。楠溪江建筑类型相当丰富，几乎包括了商品经济发展前农村里可能有的全部建筑类型。尤其是以文化建筑，如书院、读书楼、文昌阁、文庙和一些起教化作用的牌坊和亭阁为典型。自隋到宋，特别是至南宋末年，宋室偏安江左，大量衣冠南渡，使楠溪江文化达到高崎。楠溪江以村落建筑为代表的文化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楠溪江的村落建筑虽然经历了近千年的沧桑风雨，却旧颜未改，仍然保留有宋代建筑的寨墙、路道、住宅、亭榭、祠庙、水池以及古柏等，处处显示出浓郁的古意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二）泰顺廊桥的古蕴遗风和精巧结构。泰顺被誉为“千桥之乡”、“浙南桥梁博物馆”，桥梁数量达958座，石碇步248条，结构类型也多种多样，有堤梁式桥（即碇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据《泰顺交通志》记载，到1987年底，全县现存桥累共计958座，总长16829延长米，其中解放前修建476座，7923延长米。包括木拱廊桥、木平廊桥和石拱廊桥在内的明清廊桥30多座。其中在世界桥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木拱廊桥6座。即泗溪姐妹桥、三魁薛宅桥、仙居桥、筱村文兴桥、三条桥。木拱桥以较短的木材，通过纵横相贯，犹如彩虹飞架宽阔水面，其巧妙的结构，令人惊叹！
四、结束语
21世纪的园林设计思潮不应该只是符合使用机能的需求，要力避大量制造普同性东西，更应在针对设计对象使用者的特殊性及个别性上多加著墨。今天的园林更加注重对作品本质和历史文化内涵的探求，以特定的形式体现出对历史文脉和环境的关注。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一笔财富，但对历史的狭隘的理解却常常成为创作的羁绊。对历史的尊重不是沉湎于对昔日形式的怀念，而是创建一种符合当今时代的形式。园林人必须清楚，从设计对象所处的文脉中进行设计解析和创作，透过文化历史符号系统来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同时还要尽量摆脱已往的符号形式与结构，用新的技术、材料以全新的形式结构进行再诠释，发展那些有承接价值的传统文化。这样温州园林将更有乡土气息，有文化之根的作品更具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郑晓东.温州山水城市空间初探.现代城市研究，2001.1.
[2]彭慧锋.古典与现代的交融,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华中建筑,2000.
[3]何光华.贝聿铭的建筑思想及创作手法[J].中外建筑,1998,(6):44.
[4]杨裕富.设计的文化基础[M].台北:亚太书局,1998.
[5]戈悟觉.《瓯越文化丛书》.作家出版社，1998.
第8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温州鼓词 困境 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体现，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温州鼓词作为温州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她的独特魅力区别于其他文化遗产。她以鼓板击节说唱为曲艺形式，以“折书儿”、“小说”、“部书”为曲本内容，它的传承见证了温州人民历史和的发展，也见证了温州人民的骄傲。但是，如今的它却给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觉。对此，笔者通过对温州鼓词艺人的采访调研，深入了解了温州鼓词的现状，并提出了继承的相应对策，希望借此帮助温州鼓词保护工作更加有效地进行，同时也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起到积极借鉴作用。
一、温州鼓词面临的困境
（一）在职艺人数目减少
尽管政府加大了对温州鼓词的保护力度，鼓词艺人在各种曲艺比赛中也频频获奖，但是温州鼓词仍然面临着艺人数目减少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老艺人的退出。笔者首先采访了温州鼓词艺人叶海琴老师，在电话中笔者了解到，尽管叶老师获过不少奖项，也是温州电视台播出的公益广告――《百忙官》的原唱，但叶老师在几年前便不再进行温州鼓词的表演；同时，笔者从现在仍然从事鼓词演出的陈向明老师处得知，不止叶老师，还有很多其他的艺人现今已经不再进行鼓词的表演，其中，还包括许多原先十分有名的鼓词艺人。二是新艺人不能及时补充。温州鼓词的学习，仅仅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求艺人有良好的语言天赋与音乐功底。有学者认为，在当代普及型义务教育体制下，中小学生大都不会讲地道的温州话。以瑞安话为标准的温州鼓词传承的语言环境条件受到了破坏。[1]与此同时，学生们还缺少专门学习温州鼓词的平台，这种种原因都导致了鼓词艺人带的学生不多，新艺人不能得到及时地补充。
（二）艺人合作意识薄弱
在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技艺传承者的团结一致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在鹿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成立了戏剧曲艺家协会，对温州鼓词艺人进行了整合，但艺人之间的合作意识并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是艺人合作演出次数少。由于温州鼓词的分类中，除“对词”、“莲花”等表演形式是通过两人合作，其他的多为单人表演，并且单人表演的鼓词类型是鼓词演出的主流，由此造成了艺人之间合作演出的机会不多，多数艺人各成一家。二是市场资源没有分享。首先，各种活动举办方更偏向于邀请温州鼓词传承者中，表演技艺较高的艺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类技艺较强者占据很大一部分的市场资源。其次，尽管其他艺人也有各自的演出渠道，但是演出报酬也与前者存在差异，不能像前者一样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三是艺人经验交流不够。由于缺乏交流平台，鼓词艺人很少与其他艺人进行表演经验的交流以及创新灵感的分享。同时，鼓词艺人各成一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人之间交流的进行。
（三）传播渠道效果不佳
近年来，科技的发展为信息快速流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温州鼓词的传播者却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机会。根据笔者对问卷调查统计数据的分析，有60.40%的调查对象通过电视频道了解到温州鼓词；唱词碟片次之，为34.65%；通过网络视频的仅为10.89%；通过其他方式的为17.82%。结合调研分析，温州鼓词传播渠道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网络传播效果不大。尽管也有通过日益发达的网络，建立专门的温州鼓词网站，以其作为传播平台，但是由于网站的信息只更新到2012年，部分信息不是十分准确，以至于影响了网络传播取得的效果。二是唱片磁带被逐渐淘汰。唱片磁带虽然也是人们接触温州鼓词的一种渠道，但是随着手机、电脑使用的日益广泛，以收音机为播放媒介的唱片磁带显然已经被时代淘汰。三是电视传播力度下降。电视频道依旧是市民接触了解温州鼓词的主要渠道，然而近几年，温州鼓词在电视上表演的频率大不如前，主要原因在于如今观众更偏向于综艺娱乐类节目，温州鼓词不能给电视台带来足够的经济利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市民接触温州鼓词的机会。
（四）青少年兴趣缺失
听众太少，而且年龄大多集中在老年段，也是温州鼓词面临的问题之一。在采访陈向明老师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温州鼓词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给人以“亚健康”的状态，主要就体现在青少年兴趣的缺失，听众的年龄段大多集中在中老年。年轻一代兴趣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青少年对流行音乐的偏好程度较高。温州鼓词曲目大多节奏舒缓，并且演唱内容多为历史故事，表演时间较长，而流行音乐则节奏感强、情感色彩丰富，因此，相比于鼓词的“奏一曲，唱一句”，青少年更加愿意选择流行音乐。二是部分青少年对温州鼓词的了解程度较低。在笔者问卷调查的对象中，仅有5.17%表示对温州鼓词很了解，75%则表示知道一些，其余19.83%表示根本不了解，而原因在于青少年接触温州鼓词的途径不多，主动去了解鼓词的也少之又少。三是青少年对方言文化的接受程度较低。用方言演唱是温州鼓词的一大特色，但这也造成了听惯普通话的青少年在理解上有一定困难。正是如此，听众中没有注入新鲜的血液，而原先的听众慢慢变老，温州鼓词听众呈现出了“老龄化”的现象。
二、对温州鼓词传播传承的建议
（一）政府主导，缓解艺人减少趋势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一向起主导作用，应对温州鼓词在职艺人数目减少的问题，政府应当深入了解艺人减少的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缓解艺人减少趋势。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以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鼓励现有艺人，让更多的人献身于温州鼓词。对此，可以尝试借鉴韩国与日本通过政府补助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有学者认为，政府每年都会从国库中拿出一定数量的经费用以补贴这些杰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以保障他们衣食无忧。[2]为达到提高鼓词艺人传承技艺积极性的目的，将经济利益作为驱动力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二是通过竞赛形式挖掘潜力艺人。例如，举办类似 “温州话童谣比赛”的赛事，以年龄较小的少年儿童作为参赛对象，讲述温州话童谣作为比赛内容，通过媒体号召全市家庭参赛，从中选拔出表演能力强，且具有较高温州话语言天赋的，随后将其中有意学习温州鼓词的孩子引荐给鼓词艺人。三是开展温州鼓词教育培训。政府在文化馆举办非遗迎春展之类活动的同时，开展温州鼓词教育培训，让广大群众能有一个学习的平台，鼓词艺人也可以从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学生作为培养对象。
（二）互利共赢，加强艺人合作
技艺传承者之间的凝聚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鼓词艺人应当通过资源共享、交流经验等方式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目的。具体措施主要有：
一是加强合作演出能力。例如，在电视节目或者是文化展览会上，增加“对词”、“莲花”等形式的鼓词表演，组织多名鼓词艺人进行合作表演，以此来加强艺人之间的合作表演能力。艺人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鼓词对唱的排练，加强合作的同时也能有更多沟通的机会。
二是共享市场资源。为此可以尝试建立鼓词艺人协会组织，并以组织为平台，将市场资源共享给每一位艺人，让每一位艺人都能得到理想的演出次数，获利的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的技艺，而不是各个演出场所只有寥寥几位艺人反复出演，出现技艺较强者“垄断”市场资源的现象。
三是交流表演经验以及分享创新灵感。对此，可以建立温州鼓词网络论坛，充分利用网络信息交互的便捷性，艺人在论坛上进行自身表演经验与创新灵感的分享，抑或是对遇到的难题进行互相交流。一方面，表演经验的交流能让一些新人表演者少走很多弯路；另一方面，艺人之间彼此分享自己的创新灵感，能让温州鼓词更好地满足时代的要求。
（三）多方渠道，加强传播力度
在温州鼓词的传承和保护中，应当充分利用有利资源，通过多方渠道，加强温州鼓词的传播力度，而传播力度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能解决温州鼓词被人们遗忘的窘境。具体措施主要有：
一是网络信息及时更新，确保爱好者能及时了解。网站负责人可以采用类似于“淘宝”网络摊位的形式，将信息栏“出租”给相关艺人，由艺人自行负责自己信息的更新，一方面分散更新大量数据的难度，另一方面缓解网站负责人独自负担相关费用的压力。
二是合理开发非遗旅游，保障传播渠道的长久可行。在温州鼓词发源地的旅游景点中，建立有关温州鼓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旅游作为人们节假日放松的一种形式，不会像唱片磁带一样，随着科技的发展而被淘汰，同时，以地方特色文化作为吸引力，让文化特色和自然景点共同作用，能更好地带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也能让温州鼓词深入往来游客的心。
三是电视传播继续维持，保留老年人的获取渠道。目前，老年人仍是温州鼓词听众的主要组成部分，电视台可以开设针对老年人的鼓词曲艺频道，在专门频道专门时间播放温州鼓词的演出。同时政府可以给予电视台适当的财政补贴，对其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进行奖励，保证电视台的经济利益。
（四）教育传播，培养学生兴趣
青少年对温州鼓词兴趣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温州鼓词了解的缺乏，对此，可以尝试将鼓词传播融入学校教育，以教育的形式加强青少年对温州鼓词的了解，培养青少年对温州鼓词的兴趣。具体措施主要有：
一是在音乐课程中融入温州鼓词。中小学音乐课程的要求包括欣赏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音乐，学校可以在音乐课程中额外增加温州鼓词模块，在学生完成义务教育的前提下，能有机会进行欣赏温州鼓词，也能加深对家乡文化特色的了解。
二是在地方课程中介绍温州鼓词。通过调查，笔者了解到，温州市小学、初中的地方课程选用教材中包括《话说温州》一书，在九册书中向学生介绍了温州的名胜古迹、历史名人、地方戏剧等内容，但在地方戏剧曲艺一栏中并没有将温州鼓词列入其中，如若在《话说温州》这一册书中加入温州鼓词一栏，向学生介绍温州鼓词所蕴含的文化魅力，这样能有效地加强学生对鼓词的了解。
三是在学校教育中保留方言文化。对此，学校可以开设温州方言课程，在不占用学生太多时间的情况下，让学生学习温州话民谣、谚语、俗语等，在课堂上提高学生温州话的使用频率，培养他们对地方方言的兴趣，也让他们能更好地接受温州鼓词中的方言特色。
参考文献：
第9篇：温州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字: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青岛模式;温州模式;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
青岛模式和温州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两种比较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本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研究者颇多。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经济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和各自的优劣势，倡导区域间的文化交流、交融与互补，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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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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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京.温州文化底蕴与集群经济发展[J]温州：温州论坛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