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第2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首先，适用范围广。虽然我们是在对农村政治的研究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但是社会当中的许多现象，尤其是与政治和利益相关联的社会现象甚至日常用语都适用“类家庭”解释方法。比如我们经常在调查过程中遇到的“拜把子”的情况，就是把工作关系、朋友关系等转化成类似家庭中的兄弟关系，从而加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并构建利益同盟。一般来说，无血缘的同龄男性之间称得上“兄弟”关系的，较之朋友关系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或者可以说在人际关系序列中，兄弟是朋友的高级阶段。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把老师称为“师父”，也就是称老师还不足以体现人们的尊重，只有用父亲来加重砝码，即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学生的称呼则是“弟子”，家庭伦理色彩完全取代了师生之间教与学关系的本来面目。佛教传入中国，在印度被称为“佛陀”的释迦牟尼就被类家庭化为“佛祖”，言外之意是佛教的人物排列也是遵循家庭关系当中“祖—父—孙”谱系展开的。中国传统伦理价值的核心范畴“仁”、“义”等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类家庭”关系的推演结论。在社会交往中，仁和义是主体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价值标准和自身行为准则，根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和互助互爱。中国理想状态的家庭遵循“孝、慈、悌”等原则，一个人如果在家庭中做到了这些，再把它作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价值准则推演到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他也就做到了仁和义，全社会的人都能恪守仁义的价值准则，那么整个国家也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小到日常用语，大到国家政治都能够用“类家庭”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解释。其次，具有伸缩性。类家庭概念使用的伸缩性很强，以个体的财富、地位和影响力为出发点，最大可至于泛泛意义上的“自家人”，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边缘界限；最小可至于家庭以外的寥寥数人，甚至仅仅主体自身的孤家寡人。甚至在家庭内部，类家庭关系的作用力也是存在的，其伸缩性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近亲和远亲之间的交往中也遵循类家庭关系运行规律。当前，家庭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由于一夫一妻制的影响和夫妻关系边界较为清晰，使得向夫妻关系转化的阻力比较大。亲子关系就较少的存在这些问题，转化的力度也就大得多，所以非亲子关系向类亲子关系的转化是许多家庭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比如在家庭迎娶儿媳妇的时候，公婆最为典型的善意表示就是“我们不是娶了一个媳妇，而是多了一个女儿”，这样，这个家庭中的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全、满意，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新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最佳心理预期。同理，“一个女婿半个儿”的民谚也根源于此。这就是“类家庭”关系在家庭内部当中发挥作用力的基本表现。又比如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可以通过诸如“认干亲”的形式，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具有同样姓氏的两个毫不相干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说，这种转化具有伸缩性，是可大可小的。最后，工具性。为了促成“类家庭”关系的转化，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一些必要的可操作性方式应运而生，当然以家庭生活中常见的活动和内容为主。在日常生活中“类家庭”的工具性运用已经成为中国人重要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比如，吃饭比开会能够沟通感情、搞好关系正是因为吃饭是家庭中的基本活动，而开会不是；中国人喜欢用吃饭的方式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是用日常家庭活动把人际关系类家庭化。吃饭只是一个形式或信号，最终解决的还是关系转化的问题。其他例如喝茶、送礼等等拉近关系的手段既是物质利益上的给予，又是“类家庭”关系转化信号的加强。一般情况下所谓的能力强，除了专业技术、业务等能力之外，主要就是指这种“类家庭”关系的转化和驾驭能力。“类家庭”形成习惯就带有心理惯性的意味，人们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中把有利于自己的关系相对人类家庭化，所以出现了所谓“应酬”，可能应酬各方都不喜欢应酬的过程，并且清楚地知道大吃大喝等应酬形式对身体的伤害，但是出于强化类家庭信号的心理习惯，只有勉为其难，于是出现了中国特有的诸如喝酒双方都不愿喝，而又不得不喝，同时尽力使对方多喝的奇怪现象。“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工具性特征虽然带有心理惯性，但也是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而对关系对象所进行的关系转化过程，也就是说利益是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动力所在。那么，随着利益关系或是潜在利益可能的消失，类家庭关系转化也可能随之消减，甚至消失。这就是表面不言利益而基于情感进行社会交往，把利益的追求掩蔽在脉脉温情之下，一旦利益不在，则温情顿消，所以世态炎凉的虚假性也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该特征用我们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类家庭关系转化过程的停止。

二、“类家庭”社会心理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原因

我们是在考察农村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类家庭概念的，而俗话说“往上倒三代，中国人都是农民”，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目前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其祖辈也是农民或者生活于农村，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家庭的传承而具有一定的农民意识，所以类家庭概念是产生于农民而辐射于全体国民的概念，其解释力和作用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为了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原因，我们从经济、历史、文化以及家庭自身的特点方面入手进行了分析。

其一、经济原因。家庭是个人的经济生活载体和首要利益承担者，当前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都是经济生活当中的主体，农村是由于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并使用土地，城市是由于消费支出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共同生活。农村从生产方面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享有农地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虽然土地农业收入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中占较小比重，但是土地作为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较之市场化改革之前已经大大提高。因为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农民打工收入起伏的高风险性和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升值等原因促使土地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而土地所有权恰恰是以家庭为主体实现的，那么，农民家庭的经济主体地位也就随之确立起来。城市从消费方面看，由于经济迅速的市场化改革、较低的工资标准和消费水平、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贫富分化较为严重、中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等原因，导致家庭消费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负担，也就是当前法律上成家但是经济上不能独立的年青人的“啃老”现象，由此共同的家庭支出整合了一对夫妻、他们已婚的子女和孙辈孩子共同组成的主干家庭。农村和城市中家庭成为事实上最理想的经济生活共同体，家庭之于个人的经济主体地位使得个人经济利益在家庭中得到最大的满足，个人通过家庭满足经济利益的普遍社会生活状况是促进类家庭关系转化成为个人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家庭经济生活带给个人的安全感也使得个人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具有进行类家庭关系转化的倾向。

其二，历史原因。中国历来的社会组织制度都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本位是社会硬性制度规范的基本方向，造就了中国人以家庭作为思考问题出发点的普遍心理。自从西周以来，凭借血缘关系纽带维系的家庭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法制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组织制度，虽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乡亭制、乡里制、村社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不同的制度形态，但是家庭作为农业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农民家庭是被不同时期的国家政权赋予了相关的政治职能。家庭作为国家与社会确定边界的单位，实际上是被制度化地继承下来的。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传统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文化被西方的公民社会和个人权利文化破坏，社会思想体系发生了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但是，在基层农村社区农民组织仍旧没有摆脱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的影响。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是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和政治组织制度的直接历史根据。民国之初，受到西方公民社会理论把个人作为社会权利主体思想的影响一度废除了保甲制，但是，从1932年开始国民政府为了实现“剿共”和加强国家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控制，重新实行保甲制度。在具体实施的组织形式上和清代保甲制相近，保甲以户为单位，户有户长，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挨甲编保，编余之户（甲），不满一甲（保）者，六户（甲）以上得成立一甲（保），五户（甲）以下，则并入邻近之甲（保）；基本内容包括，保长覆查本保户口统计报告，督练壮丁辅助军警；甲长受保长指挥，编查户口抽选壮丁，盘查奸宄，报告户口异动等。民国时期的保甲制是国家权威主导下，以家庭作为农村社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载体，使行政权下沉到整个基层乡村社会的管理制度。虽然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上，家庭是被国家行政权强行提到主置之上的，但是国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受到了历史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要充分尊重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保甲制主要强调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联保的政治义务，国家通过连坐实现对农民的控制，也即是说，国家在进行乡村整合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对家庭的控制。

其三、文化原因。中国具有悠久深厚的家庭传统，为类家庭关系转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首先，家庭本位的社会心理。中国乡村社会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农民，家庭本位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个人权利观念。农民家庭本位心理是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中，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农民家庭都既是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又是消费的主体，社会经济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依靠家庭（及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来组织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家庭也是农民文化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的实现形式和内容，长期的家庭生活造就了农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并且通过世世代代从不间断的家庭演变传承下去。其次，家国一体的社会意识与历史实践。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传统文化，主张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只是家庭模式在规模之上的扩大，与家庭的性质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家国，国与家是如此紧密关联，同构强化：由内向外看，它是‘家’的圆周逐级放大，类似于‘负阴抱阳’的完整单细胞的膨胀扩展；从下往上看，又是层层同质父权叠加高筑起的金字塔形的父权社会。天子或者皇帝就是普天之下最大、也是最至高无上的‘父亲’，即通常说的‘君临万众子民’。”历史上的很多善治的事例都是，主张把家庭及其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并能够进行成功实践。比如在封建王朝主张实行的“以孝治天下”就是典型的例子。最后，政治信仰缺位导致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政治信仰。中国社会历史上一直缺少基于个人权利的政治信仰，到新中国建立依然如此，集体化时代，意识形态宣传和普及是乡村社会政治动员的重要形式，也是农民政治信仰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理论已经在农村社会逐步淡化和瓦解，市场经济主导的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又不能独立的成为新的公共信仰。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及其相关价值原则自然上升到较为重要的地位。家庭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所重视的孝道、血缘关系、祖先崇拜和尊老爱幼等理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共识。在当前中国公共信仰缺位的条件下，这种共识起到了维护中国社会稳定并保持中国文化存续的作用。从公民个体角度考察，能够发现并实践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养方法的“内圣外王”之道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之一。

其四、家庭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原因。首先、在普遍的人类行为选择中，一般是在家庭之内利他倾向明显，在社会之中利己倾向明显；贝克尔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中的利他行为也是以利己为目的的，如果在家庭中转换一下主客体，利己和利他行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也就是在家庭中的利己行为可以实现利他的目的，即中国人日常说的“一家人，为了自己就是为了别人”。其次、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基础，其他伦理自觉地向家庭伦理靠拢，家庭伦理对其他伦理具有向心力；人们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得到安全感、稳定感和温暖，大部分情况下，家庭中情感的收获和心理的满足是以物质和利益的付出为前提的，就是说相对于主体而言，对方的付出能够换得对方的倾心相待，即主体在交往中既获得客体给予的物质利益，又获得客体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认同，这种家庭中的特殊利益关系模式，将会是特定主体实践社会关系的最高境界。复次、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不信任法律，而偏重通过关系解决问题的社会心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权利、义务界限不明晰，权利意识淡漠，认为凭借权利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法律关系不是最稳固的，即使已经缔结好的契约，也需要情感关系作为保障才能更好的实施。那么，家庭关系就成为了最重要、最稳固的情感关系内容和模式。最后，家庭是中国人终极追求的载体。不同文化和文明都对人生真义进行不断的追寻和探索，中国人从务实的角度认为人生的本质就在于享受淳朴宁静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其他诸如God、涅槃、道等范畴都太过玄妙虚空，难以找到实践的具体路径。

三、小结

第3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着: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着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着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着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第4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和　内在属性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程　中取得的全部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它是人类社会政治进化发展的具体过程。它是政　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政治　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政治制度文明是政　治文明之“绳”，是政治意识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具体规范。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　明之“形”，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环境的活动，也是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的具　体体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　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内容，它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代表着人类社　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具有较高的自觉性、广泛的人民性和前途的光明性等特点，其核心　和精髓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保证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目标得以实现。　“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有机部分　。其中，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政治文明有　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它们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时就指出：“物质生活　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不是将物质生活的　生产方式所制约的对象简单地划分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划分为并列的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方面。与此相适应，文明应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和精神文明。事实上，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三个文明的协同发展。人类社会进　入文明时代的最初表征，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文字的产生，而且还表现为阶级　或等级的分野和政治权力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一度发展的商品经　济、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种形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而且包括对个人自由和责任的　强调、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　和民主、自由、****的基本理念，还包括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规范的政治运作程序。不仅　如此，政治文明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或影响着其它两个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　程。从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　。因为物质文明本身是无所谓价值目标的，但是作为人类意识的活动——政治文明建设　则是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的。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　定的利益关系而展开的。2.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古往今　来，凡是物质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时代；反之，凡是政　治****、社会动荡的时代，必定是物质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时代。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　十分重视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局面的维持与和平共处的国际环境的营造。正因为如此，　所以，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　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看：1.政治文明为　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凡是精神文明发展程度高的　时代，精神文明都是作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古希　腊之所以能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天文学、建筑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　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从意大利兴起，是因为意大利最早出现了近代欧洲政治精神，统治　者最早打破了封建传统，实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法。可见，政治文明建设是带　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设，没有政治文明创造的前提条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设　的发展。2.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任何时代　、任何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前　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就是一句空话。总之，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是密不可分的。脱离政治文明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不仅不会成功，反而会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条件。

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主要在于：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　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民主，是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核心与主体。它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的其它部分共　同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与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　：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少数人的占有，实现了生产资料占有的社会化　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如果一个社会在政治上不是多数人当家作主，正像在经济上不是　多数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样，这个社会就绝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邓小平同志　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　的任务，强调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了与“富强、民　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相统一，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　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目标要求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任务的提出，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经验的科学　总结

十六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　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从而阐明了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不断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三大支　点：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　这是我们党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经验的科　学总结，标志着我国的政治发展正在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转移到通过政治文明建　设促进的轨道上来。

综观人类政治文明史，大凡成功的政治改革，都是以政治建设的成果而载于史册的。　如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主要不在于打破了欧洲的旧制度，而在于建立了代表社　会前进方向的新制度。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变法，注重建设，着有《法经　》，变法有序进行，终获成功。而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变法成果很　多，但由于忽视政治稳定和道德建设，使得社会震动过于剧烈，改革难以为继，吴起和　商鞅也分别被守旧派处死。同样，北宋王安石变法，虽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的坚强决心，并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但由于没有把握好兴与革的关系　，过分沉溺于变法的操作技巧、运作程序和实施步骤上，忽略了政治结构和政治心理等　方面的根本创新，试图用集中权力的方式去解决君权过分集中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和社　会问题，使人们看不到改革的建设成就，结果改革最终失败。历史反复昭示：凡是以建　设为目标的改革，尽管改革看似并不彻底，但由于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往往能够　获得成功；反之，凡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改革，尽管改革的成果可能十分显着，但由于没　有建设的成果作保证，改革的动力一旦耗尽，就难免陷于失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如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　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和改善了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健全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显示了强大的生　命力等等。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成果存在明显的反差，这也是政　治体制改革“滞后论”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反思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理论上　是明确的、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如在改革的性质上，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即我国的政治体制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改革的是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　群众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而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与苏联、　东欧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不同点，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　规模、改革的力度、改革的攻防点上有所不同的地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十三　大报告就指出：“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　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的和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十五大报告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5.31”讲话指出：“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　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建设性的，而　不是破坏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终极追求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倒不如　说是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匹配的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既然如此，那　么，为什么我们原定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这除了当时所设定的具体目　标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或过于理想化，一时难以达到；或过于空洞，难以操作以外，　更重要的原因是与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建设未跟上。如改革之初我们确定要解决官僚主义　、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各种特权现象等问题。20多年来，　我们解决得比较好的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的终身制。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　的干部任期制和退休制；而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和特权现象等问题至今尚　未令人满意，原因在于我们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从而使上　述问题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　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　面。1992年，他再次强调：清除****，“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见，对　于政治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单纯采取动手术式的“摘除”方法往往难以奏效，而如果是　自己给自己开刀，更会因难以下手而放弃治疗。而放弃治疗，体制的弊端又会愈演愈烈　，进而危及基本制度。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重新确定推进政治发展的途径。即将政　治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创新结合起来，从原来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转到　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带动政治体制改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的轨道上来。

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提出来，告诉　我们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完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开　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确立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也就是要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由此　可见，我们党通过总结以往的经验，已经清醒认识到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　目标，来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　标有了更加清醒和理性地认识与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重心已实现了重大战略转移。

三、提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各自的特质。物质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生产　力，精神文明的核心特质在于先进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特质则在于先进的制度，特别　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政治文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随人类社会实践而积淀形成的　，反映了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一方面，政治文　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政治文明为社会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保障，使之更加健康、稳定、持续地向前发　展。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文明的本质在于制度文明。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着　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党员和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成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模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　法和法律的特权”。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1.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　在于制度建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缺乏　具体的制度化内容，就难有保障，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同志曾精辟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　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　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制度建设是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关键，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　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制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　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才能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2.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把“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呼唤　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依法治国”的主体首先是人民；其次是由人民　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人大(国家权力机关)；再次是人大选举产生、对　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的其它国家机关。其中，人民是最高层次的主体，“依法治国”　所依之“法”，是规范化了的人民意志。“依法治国”中的“国”，首先指的是国家机　器、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实质是规范国家机器，治理或约束国家权力，维护人民　的主人翁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要充分体现这一点，就必须使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有严格的规范约束，有公正、公平、公开、完备的程序。　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现代社会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模式和政治法律制度类型，有明确　的标准：一是法制完备，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例科学、协调发　展的法律体系。二是主权在民，把“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具体化、规范化、　程序化，建立民选、民决、民管、民监国家机器的机制。三是保障****，公民的人身、　人格权、政治权利与自由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得到保障。四是权力制衡，对国家权　力既要合理配置，又要依法进行制约。五是法律平等，其中包括分配平等和秩序平等。　六是法律至上，党、政、军、民、学都要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七是依法行政，一切行政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进　行。八是司法独立。九是程序正当。十是党要守法。这些内容，无处不渗透着规范化、　法制化、程序化的精髓。

3.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关键作用。社会民主是不是得到充分实现，是政治文　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而现在政治的发展最主要表现为政党政治，政党特别是执　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力。执政党事实上掌握着很大的公共权力，　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　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我们党的一党执政地位，决定了我国的民主化、法　制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自身的民主化，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起着关键作用。　这是因为：

党内民主决定着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民主化。实践证明：一党执政，容易导致　权力过分集中。从理论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不仅难以从制度上为民主政治提供强有力　的保证，而且容易形成只对上负责，唯命是上，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不到实处。同时　，容易导致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会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从权力结构上看，　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党组织，很容易形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使人民选举的国家政权　机关流于形式，并且，党和国家的权力很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从而出现权力的滥用　。从观念形态上看，权力过分集中，会导致重权轻法，崇尚有权就有一切的封建主义陈　腐信条。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固然有其客观的、历史的原因，　但党内存在“以党治国”的观念和行为，党员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　识与锻炼，则是非常重要的主观方面的原因。党内不民主，一言堂、家长制、形形色色　的特权现象必然会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党对发展人民民主的认识，是与发展党内　民主的认识相联系的；党对人民民主建设的领导，也是以党内生活民主的习惯和经验为　基础的。

第5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社会变革； 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2006年7月12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

最后， 大学生竞争意识增强，  政治 实践能力提高。市场 经济 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 也处处体现着竞争： 大学生们积极要求入党，竞选当学生干部， 学校里的比赛一个接着一个，参加者比比皆是等。在这样一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已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与此同时，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极为关注， 他们积极参加竞争就是为了争得一席锻炼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以期自我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对自我价值主体地位的确认， 已成为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大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愿望已渐趋强烈， 政治实践能力也随之提高，更趋于理性与务实化。

第6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一）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实际化

以政治社会学为例，这一类型的文科课程一般都比较抽象、空洞，如若在讲授过程中仍然按照书中的概念进行概念式分析，学生很难提起兴趣更难以理解掌握，在讲解概念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牵引式教学将社会中发生的鲜活的例子引入，跟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学生很容易引起接受的兴趣，同时也会提高他们对抽象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例如，在讲授政治参与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引用他的概念：政治参与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从事政治的活动。政治参与的一般意义就是普通的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这样的解释往往是抽象的、不具体的，但是如果我们引入生活中各种例子，比如对每年召开的两会、比如我们到了法定年龄18岁以后就可以参加选举，再比如新出台的各种政策政府举行的听证会，网上爆出的城管执法中殴打民众的照片，公民可以通过政务网、微博等各种形式对政策进行进言献策、发表观点、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等等都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其实这些行为都是我们的日常行为，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如此讲解，再配以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手段，学生便有兴趣参与更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增加学生课堂的参与度，这是实现课堂主体性的核心部分

1.可以采用行为导向式教学，比如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分析、案例研究，这些方法是目前文科教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首先是角色扮演，通常给出的案例中有一些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立场或者利益派别，通过对同一问题的分析探讨得出相应的结论，可能结论是五花八门的，但这正是文科教学启发学生潜能激发他们头脑风暴，形成各种见地的重要手段；模拟分析也是一样的道理，让学生模拟某些情境去作为某些角色做出决策，比如在政治参与一章中，讲到决策系统，可以让学生模拟汶川地震当时的决策系统，让学生分组并体验3分钟的情况下，决策组织6名成员要对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汇总并做出各方面的安排和部署，让学生身临其境体验政治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往往更能理解一些政策的制定的原因以及他呈现出来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也锻炼了学生收集、处理信息、应变和统筹安排等各方面的能力；案例分析也是很多老师常运用的一种方法，相比较角色扮演和模拟分析，案例分析教学方法更为丰富、局限性更小、开放度更大。但是案例分析这种教学方式需要老师积极地准备和课堂组织。教师首先需要选择编写好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案例，并提前一周左右将材料发给学生，学生需要提前阅读材料，并进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教师可以提前将案例分析的具体要求，如所提问题，分组的规模，讨论时间、发言时间、分析报告的形式和上交时间以及评阅标准等附在案例后面，这样学生会对课堂有更好的准备。在课堂中，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发言、并进行点评，需要注意的是，老师要从一个解惑者转变为一个组织、参与和协调者，充分调动每位学生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并在小组代表发言后进行各方面的点评并给予指导建议，如学生的思维能力、对所学专业的运用能力、逻辑能力、说服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等。通过不断的头脑风暴、质疑、争辩这样的过程，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自信心和主动性、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课堂主体性。

2.专题性教学方式，专题教学方式采用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专题，教师在每节课都给出下节课的小专题，让学生在课前积极准备一些资料，在课堂上让他们进行展示，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提高他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题性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差别在于专题性教学着重于学生在课下的自学和课堂的学习成果的展示，设有探讨分析、争辩、说服、达到统一意见等这样的环节，相比之下专题性教学对团队性合作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案例分析相对来说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更有优越性，但对于教师的要求就相对要高些，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教师也会有一定的紧迫感，让教师在这种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组织协调以及点评能力，真正能显示教学相长。

3.运用各种先进的教学手段等辅助条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实现学生课堂主体性。在人类获得的各种信息中，有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而剩下的6%的信息则来自其他感官，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中，多媒体的出现和综合运用无疑为课堂带来了革命性的效果，改变了以往学生单调的视觉接受知识的情况，更有PPT等教学软件的出现，使得学生可以在图文结合中、动画中轻松学习各种知识，教师也可以将所教授的内容以文字、图片、图形或者视频、动画等多种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加强学生的感官体验，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加快教学的节奏并且丰富教学的内容；也利于教学互动，促进素质教育的实施。同时，教师作为一种职业，有示范的作用，以身作则是最基本也是最原始的一种教学理念，教师与时俱进更新教学手段、认真负责，学生必定模仿老师的理念和行为。教师最根本的一种教育方式便是影响。

4.转变考核考试方式。政治社会学课堂的主体性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课堂的呈现和课堂效果只是其中的核心和主要方面，除此之外，如果将课程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课程的设置、课程的性质、课程的检查、课程的教学、课程的考核等方面都可以进行改革，尤其是课程的考试。考试题目的设定可以摒弃以往的闭卷考查方式，逐渐向开卷考试转变。闭卷考查要求学生不断记忆很多基础知识，必然分散了学生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兴趣和时间，很多学生考试完了就将所有知识弃之脑后，必然达不到教学应有的效果，政治社会学这门课的课程目标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和意识、达到政治社会化应有的水平、旨在提高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对政治常识的认识仅仅是一个方面，所以就课程的目的而言，无需花费很大力气去考查学生的识记情况，需要顺应创新教育以及人才培养的要求，侧重考查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实践能力，从这一方面讲，开卷考试以考查的方式、开放的题型，可以拓展学生的认知空间和思维领域，激发学生求职的兴趣和欲望；可以提高学生知、情、意和谐统一发展。这样的考查方式也更适合时政性强、信息量大、综合性突出的人文社会学科。作为教师，在开放性试题的命题方面，需要注意；题目的设计需要开放、不能封闭，答案要有多重可能性，给学生发散思维的可能和条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学，从自己的角度去认识思考回答问题，既不是完全脱离了所学，又不会显得答案整齐划一、正确答案只有一种；评分标准要灵活，创新要加分，鼓励学生创新。

5.除此之外，一些不适合运用案例和专题等教学方式的章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采用问题式教学，即用问题引导学生的思路，教师要把握好，教学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引导学生发现、解决问题、开发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系列能力，这种教学方式的实质在于它建立在对“问题”的追问中，通过提出问题、发现知识，最后提出见解。教师需要不断地运用适当的问题激发学生去思维，形成一种矛盾思维和矛盾的认知结构，最终要设法让学生在已知和未知、在答案和问题的转换中发现，任何一种所谓结论性的知识结论都具有暂时性，让学生形成一种“矛盾意识”，不能一成不变地处理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二、结语

第7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 政治社会化 思想政治教育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即与社会要求统一的过程。广义而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首先是指大学生接受政治文化的过程，包括各种政治学习――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意的和无意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学习并内化为政治文化的过程；其次是指大学生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信念等一系列倾向的政治人。从狭义的角度讲，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是指负责高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对其政治认识、政治价值和政治实践的反复教育与训练以及大学生内化政治文化的过程。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大学生学习或接受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过程。一方面是大学生通过社会的互动，学习社会的主导政治文化，提高政治素质，成为政治上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社会和高校等培养大学生接受社会的主导政治文化，为社会培养政治上合格人才的过程。具体说来我国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以下内容：

一是政治知识的社会化，一定程度上说，政治知识的社会化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二是政治方向的社会化，大学生是否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关系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三是政治情感的社会化，大学生政治情感社会化的内容包括:一是有意识地培养政治认同感。二是有意识地培养政权情感。大学生政权情感的培养,关键是使大学生树立支持、赞同国家政权的观点,避免大学生对国家政权产生疏离、冷漠、反对的倾向。三是有意识地培养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使大学生真正做到热爱党、拥护党的正确领导；四是政治规范的社会化，政治规范是人们处理政治关系和参与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维系政治系统有条不紊地运转的重要纽带；五是政治能力的社会化，政治能力是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政治能力不仅影响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质量,而且影响个人的政治情感、政治方向和政治规范意识。

三、提升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方法

1、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1)建立层次分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很丰富,但其地位与作用并不是平行的,思想教育是先导,只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为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创造必要的思维条件。

(2)将道德教育融于专业课教学中,拓宽道德教育的渗透范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

2.优化政治社会化的主客体双向互动机制

社会个体是具有主体性质的客体,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和启发学生的主体意识。尊重学生的权利和尊严,以启发学生的自觉性。关心学生的切身利益,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开发学生的潜力,以激发学生的创造性。

(2)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于学生。为了使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能够蓬勃发展,首先,要优化外界环境,一方面各高等学校及其教育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要以平常的、宽容的心态对待这项工作,使学生不神秘、不自卑、不讳疾忌医。

3.优化和丰富政治社会化的实践教育活动

政治社会化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行统一的过程。通过实践把学过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化、升华、外化为自觉的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健康人格的重要方面。

(1)丰富和规范社团活动。社团活动能够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团队精神,拓展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高等学校应该重视大学生社团建设。

(2)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充分激发大学生潜在的动力与能力,促进大学生把各种理论知识转化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高等学校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功能,采取专业实习、军事训练、勤工助学、见习就业、社会考察等各种方式,拓宽思想政治实践教育的渠道。

(3)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让学生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奉献自己的环境中不断陶冶自己的情操,把奉献的品格植根于灵魂深处,起到引领社会精神的作用。

4.优化政治社会化的环境

(1)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塑造学生的高尚人格。首先,抓校风,用良好的校风约束和激励学生积极向上的品格。其次,抓学风,以培养学生勤奋、扎实、谦虚、创新的学习态度和风格。第三,抓教风,用高尚的师德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楷模。第四,孜孜以求地营造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校园精神。

(2)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进学生社区的工作。大学生社区即学生生活园区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对薄弱的地方。加强大学生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要在社区建立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让大学生在自我教育和自己管理过程中,提高和完善自己。其次,要把“校园精神”导入学生社区,在学生社区营造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

5.优化和充分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

高校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开辟网络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天地。

(1)利用校园网,构建新型的校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格局。尊重学生的参与意识,建立红色网站,在互动中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2)加强网络工作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既懂思想政治工作艺术、又懂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型思想教育工作队伍。这样,才能用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和信息占领网络空间,增强网页的可读性、知识性、趣味性、正确性,正确引导网上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第8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实践 政治心理 培育

政治心理就是政治人对社会政治生活各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应，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大学生作为社会知识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政治心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政治走向和政治前途，对大学生政治心理培育的研究探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 大学生政治心理培育的重要意义

大学生政治心理是指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心理反应，表现为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动机、政治信念、政治态度等政治个性品质。政治心理培育的核心是政治人角色的逐步内化，政治心理培养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有着特殊的挑战意义。

1．政治心理培育对于大学生建立、巩固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价值观是人们关于政治制度、管理、决策等所有政治客体在社会中的作用意义的总观点、总看法。政治心理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对于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学生具有相对扎实的政治理论知识，对于社会政治现实能够在较强的认知水平上进行分析和判断，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宏观的和理性的思考。通过政治心理的培育、培养，使大学生对于政治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在深刻和理性的基础上，正确地接受各种政治理论和政治现象，正确理解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方针，正确看待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逐步转变。

2．政治心理培育对于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

个体在集体环境下的发展必然受到集体环境的制约和促进，个体只有准确理解和把握整体环境的现状和趋势，才具备正确引导自己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作为当代大学生，只有自身政治心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对当前所处的政治环境增加认知，才能对政治现实和政治导向正确判断，从而将个人的未来发展与国家的导向发展相适应和配合，最终确立合理、高效、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政治心理培育的过程，既是社会政治解读的过程，也是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内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必然形成外在和内在发展观的修正或重建。

3．政治心理培养对于推进大学生社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大学生要从“自然人”成长为适应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人”，必须完成这一特殊阶段的各项社会化任务。就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而言，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发生过程是其接受、学习和发展政治传统、政治知识、政治技能，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社会政治心理倾向，并以此为指导选择和扮演社会政治角色，从而使自己逐渐成长为政治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缺失和发展不足，必然阻碍大学生将时代要求内化为自我意识的过程，导致外在行为与政治信念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等基本内容了解不清楚，甚至出现人生观、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的自我化和近景化而不能顺利进入社会。因此，这一时期的政治心理培育，对于大学生完成社会化进程尤为重要。

二 大学生社会实践中培育政治心理的可能性

政治心理的产生和发展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制度、文化背景以及其他社会心理的影响。当前，我国教育体系中对于大学生政治心理培育的途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1）依赖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社会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理论的课堂直接教育引导。（2）通过管理、组织、校园主题活动、传媒和信息网络等多种形式完成的间接教育引导。二者的共同特点是教育主体的被动性和实现方式的传统性，都缺乏以调动主体主观能动和主动探索特性为核心的，适合现代大学生求知方式的新型培育模式。而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深入实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参与体验、技能操作与全面锻炼等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大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知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社会大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将来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建设做好准备。

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大学生参与型互动学习的重要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已形成相对完善的运作和管理机制，能够十分便捷而有效地将教育主体，放置于带有特定情境或制度规范的场景中；同时社会实践以社会场所和社会情境作为基本资源和特性，是社会政治解读、参与最有效的体验平台。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为大学生政治心理培育提供了潜在的有效的条件，也符合政治心理培育的现实社会直接模式的基本要求，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培育在内涵上和形式上都可以借助于社会实践这一具体形式来承载和实现。

三 大学生社会实践中培育政治心理的方法操作

1．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设计、指导，将大学生政治心理培育纳入活动目的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已普遍受到广大学生的参与和喜爱，但部分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足，简单地理解为走出校园，走走看看，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即可。加之部分学校对于实践活动本身缺乏必要的政治思考，往往使社会实践活动成为一场换了“地点”的“校园”活动。事实上，社会实践活动由于发生在具有现实政治氛围的社会现场，必然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领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深层的、潜在的，容易被弱化为普遍的社会环境因素。因此，必须结合当代大学生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和个体的人格特征设计活动，在活动中培育政治人角色。通过包含政治因素的互动，更好地在实践过程中让学生通过与社会政治的接触、交流、感受，促进大学生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克服政治心理形成中的各种偏差与障碍，逐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以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多方位引导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无论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设计了怎样的政治参与，都必须依赖于活动的实现来最终完成政治心理培育。在现实操作层面，社会实践活动形式是吸引广大学生参与实践的关键点。这就要求实践活动组织、管理者，对于实践活动形式的多样化、合理化精心策划，采取多样化的途径，创造多种活动形式，保证不同方位的全面引导。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志愿者行动和不同层次类型的学生社团活动，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价值意识，从而调整大学生的政治情绪；组织和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开展各种调研和考察活动，在现实社会中感受国家的制度、政策、方针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程度，改善表面化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提升政治自信心，形成合情合理的政治信念。通过多方位、多层面的思想导入和实践体验，极大地促进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

3．在社会实践中构筑培育大学生政治心理的多维平台

在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心理的引导过程中，首先要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引导功能，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其次要以科学理论为支撑，构建和不断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和社会实践平台，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锻炼，让他们在实践中体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必要性。多维平台包含。（1）广度平台，即社会实践活动要逐渐吸纳各级政府、经济团体、社会团体和学校的共同参与，在城市、乡镇、农村等多地建立实践项目并运作，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社会实践平台，不断融合广泛范围内的政治气氛，让大学生从多个类型维度和空间维度感悟政治，促进政治心理培育。（2）深度平台，通过具体活动的层次递进实践，让他们体验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精神风貌，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让他们在实践中通过模仿政治活动，模拟类似政治行为，体验政治的现实意义，逐渐形成更加健康完善的政治心理。

总之，大学生的政治心理状况和政治价值取向，不仅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还影响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未来的政治走向。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这一重要手段合理、准确地培育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心理，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政治观，意义十分重大。

参考文献

［1］陈龙彪.当代人学生的政治心理特征及教育途径［j］.茂名学院学报，2005（5）：32～33.

第9篇：政治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 政治社会化；大学生；网络监管；思想政治教育；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 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1-0129-0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普及，全新的网络生活方式日益改变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不仅影响着人们日常交流、学习、娱乐和购物等行为方式，而且影响着人们自身价值观、思维方式。尤其是互联网的自由性、开放性、便捷性等特征，使互联网成为了大学生感受、认知这个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让广大大学生群体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获取政治信息、发表政治观点。研究网络时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对提高我国青年一代的政治素养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及特点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公民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一个动态过程”[1]。在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 最为关键的应该是青年时期，而大学生群体是社会青年中的优秀群体，因此，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问题必然成为时下乃至今后的一个典型性问题。深入了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和特点，既是实践的迫切需要，又是理论上不断完善的客观要求，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

（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概念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大学期间，通过大学课堂教育和自主学习等方式比较全面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掌握基本的政治理论知识，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与情感，并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系统进行互动的过程。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多种途径，在传统社会里，社会青年要进行政治社会化主要是通过长辈和教师的言传身教，社会环境的熏陶，国家政治系统的政治教化以及同辈群体之间的政治知识交流等一些方式来进行。在现代社会，各种信息存储设备的发展改良，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人群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等级观念的弱化，人与人之间接触的频繁，都使得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们思想开放程度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强，且他们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最能反应这个时代的特色，所以“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对于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的合格人才，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2]。

（二）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

1.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时间周期骤缩短。在传统社会，由于信息传播方式的局限，社会成员要掌握必要的政治知识、政治规则以及政治能力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在现代社会，网络已普及，而网络恰是当今人们接收与传播政治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正因为如此，大学生获取政治知识的效率有极大提高，足不出户便能了解到各类政治信息。再说网络具有开放性、平等性，打破了时间、空间、年龄、性别的限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成人化的政治思维和政治技能，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他们学习政治知识和提高政治能力的时间。

2.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环境的开放性。网络不仅是一个强大的信息存储平台，包含着丰富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信息资源，而且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获得比其他传统政治社会化途径更丰富的资源。例如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再不用像以前一样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逐层下达与传播，而是可以通过网络，由一个点同时向多个方向大范围辐射，使所有接收者不受时空限制，都能够在同一时间收到来自中央或上层组织的政治信息和政治决策。

3.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信息的交互性。在传统社会中，大学生靠单方面的接受学校、长辈等传播的政治信息，而在现代社会，网民之间没有年龄、社会地位的限制，所有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接收、传播政治信息。大学生一方面接收着来自社会不同群体传播来的政治信息，另一方面又向外“辐射”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交互性是网络时代政治信息传播的一大特征。互联网使大学生改变了被动接受政治文化教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关注政治信息、参与政治生活。

4.网络时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更具复杂性和风险性。网络具有强大的信息存储功能，各类良莠不齐的政治信息充斥其中，人们在网络上往往以匿名的方式来进行网络交流，不知道对方在真实生活中的身份。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接收和发表政治观点。因此现实中的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力在网络上被大为弱化，可以说，网络是个“大染缸”，想要保持自身的“清白”就必须具有较高的自我约束能力。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阶段，理性辨识能力、自我约束能力不足，容易受到网络上偏激、荒谬甚至违法观念的影响，因此，网络背景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一定的风险性[3]。

二、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

网络信息非常多元化，大量信息不是以枯燥的文字向网民展现，而是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富有趣味性的方式呈现在网民面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思想比较开放，新鲜事物对他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性，他们每天花费在网上的时间占有很大的比重，深受互联网的影响。

（一）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正面影响

1.网络丰富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容。网络信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具有很强的及时性和共享性。通过互联网的交流传播，大量政治信息能全方位、快便捷地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大学生通过网络不仅可以接触基本的政治理论知识、政治规则、政治价值观念等，还可以了解到国内外政治形势、政府工作计划等多方面政治信息，这样便极大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极大丰富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容。

2.网络拓展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渠道。网民不分年龄、社会地位、财富、民族，可以自由平等地传播和分享政治信息，打破了传统的等级限制，这便为大学生参与政治提供了新的渠道；网络不仅改变了传统社会封闭式的生活，而且也减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现实技术壁垒。在网络未出现之前，公民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必须亲自寻找相关政府机构以求解决。然而，同样的情况在当代社会里，公民却可以利用网络便捷地掌握相关方针政策，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寻求合理解决的路径。

3.网络激发了大学生参与政治的意识。大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接触到内容繁杂、形式多样的政治信息，了解世界上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可以就重大政治事件、政府决策以及国内外局势发表观点，可以最大程度介入政治生活，以主人翁的姿态关注政府服务计划、进行利益表达、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等等。目前，中国网民的网上参政行为正在逐渐增加，而大学生占中国网民的很大一部分，他们积极活跃在各大网站，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二）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负面影响

1.网络中复杂的政治信息冲击着大学生的传统政治价值观。网络里各类信息泛滥，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传统封建迷信文化等充斥其中，大学生理性判断能力、政治鉴别能力还不健全，很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侵蚀，导致政治规范与价值观念模糊不清甚至趋向歧途，从而弱化了我国主流政治文化的权威。同时，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全球性特征，大学生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参加跨国性政治活动，在网络世界里自由接受和传播政治信息，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涉和管辖，从而也淡化了自己的国家意识。

2.网络的虚拟性淡化了大学生的道德法律意识。网络上大量不良政治信息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而且黄赌毒等色情、暴力信息也将“魔爪”伸向自制能力不足的大学生。网民在网络上各类信息的表达、交流和传播常常是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存在地域、环境的间隔，网上行为往往不会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家庭角色完全对应，因而社会道德的约束作用大为弱化，大学生的道德法律意识也被弱化。

3.网络信息的监控缺位容易造成大学生政治行为失范。网络信息过滤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大学生自身的政治素质不够健全，缺乏理性判断且过于情绪化，容易轻易接受不良政治信息，再加上目前我国网络信息管理还不够规范，网上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也不够完善，这些都导致对大学生网络政治行为缺乏严格、系统的规范、管理、调整、制约和引导。

三、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

如前所述，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于负面影响，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和挖掘其原因，才能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法，才能更好地规避互联网的消极作用，从而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一）大学生主体政治素质存在缺陷是根本原因

大学生正处于理性思维与政治判断力的形成阶段，政治素质还存在着一定缺陷，具体表现为：首先，大学生缺乏对事物的辨识和理性分析能力，对于网络上存在的政治信息与政治文化缺乏正确的价值判断，并且他们大多埋首于课本和网络当中，与社会现实脱节，缺少必要的政治交往技能；其次，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在为国家经济发展带来契机的同时，客观上也使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有可乘之机，“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奉献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大学生受西方腐朽思想以及享乐主义不良文化的影响，容易盲目地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很难看到它的虚伪性、欺骗性和阶级局限性；最后，大学生参政热情极高，但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存在着片面性，因而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时，往往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容易走极端。

（二）网络的安全监管不到位是重要原因

网络监管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网络法制建设不够健全。尽管目前我国有关网络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已达70多部，但总体来看，我国在网络立法方面还亟需完善。从时展来说，网络发展突飞猛进，然而相关网络法律法规的建设却相对滞后，时效性大大降低，并且一些法律规范比较原则化，实践性较差[4]。互联网的开放性导致一些反动的、落后的、不科学的信息难以禁绝，网上的一些色情、暴力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诈骗行为、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等违法犯罪行为也屡禁不止。另一方面网络监控技术不够完善。网络政治信息的传播具有匿名性，难以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将匿名信息的者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真实身份对应，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一些别有目的的人（组织）公开传播色情暴力信息和反动政治信息。目前对网络的监控主要采取的是信息过滤技术，但过滤技术存在封锁不足、封锁标准定义模糊等缺陷，亟待完善。

四、针对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负面影响的对策研究

网络的发展和普及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尽管网络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瑕不掩瑜，我们应该扬长避短，一方面合理利用网络的优势，另一方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其消极影响，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行有效调控，使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能够合理有序的进行。

（一）主体建构：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规范大学生的网上参政行为

青年时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形成阶段，尤其是在网络社会背景下，大学生作为社会青年中的优秀群体更是如此。必须不断加强大学生主体建构，坚持大学生的主体性教育，强化大学生的主体意识，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辨别能力。

1.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价值取向是指主体在面对政治信息、政治事件时通过自己的价值分析、价值评价、价值选择及采取价值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大学生作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其政治价值取向不仅关乎自身成长，而且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大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局限于书本理论知识的学习，还应当将网络中的各类政治信息引入课堂教育之中。通过展现不同政治文化的特性及优劣来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同时，“强化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 提高学生在网络活动中的政治辨别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 [5]。培养大学生对各类政治现象的思辨能力，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

2.规范大学生的网上参政行为。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条件，积极进行网络参政，同时要使大学生注意到虚拟网络的弊端，引导大学生深刻认识虚拟网络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差别，引导大学生在现实中积极参政 。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树立道德与法律观念，虽然人们以匿名方式在网络中交流、传播各类信息，但网络同样也是现实生活的组成部分，网络行为必须然受到现实社会中道德的限制与法律的约束。大学生自身应主动增强自律自省意识，提高道德水平，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也要规范自己的网络行为；学校、家庭应该引导大学生树立法律意识，培养并形成法律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引导其认识到网络世界并不是绝对的、无条件地自由。

（二）平台建设：加快网络管理技术的研发，拓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网络应用的普及率越来越高，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类信息的发源地和集散中心。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以及网络信息的多元化特征使网络越来越成为大学生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之一。为了减少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提高我国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必须不断探寻构建安全的网络政治教育平台的有效措施。

1.加快网络管理技术的研发。应坚持不懈开发和研究相关的网络监管软件和有效的技术监控手段。计算机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已经不可逆转，当下以及未来，我们面对的不是要不要网络，而是如何合理地管理网络的问题。随着网络复杂性的不断增加、网络范围的不断扩大，网络管理也时刻面临着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掌握先进的网络管理技术是各个国家、科研机构、专业组织不断关注和探索的重大课题。针对互联网上“三俗”（低俗、庸俗、媚俗）信息及其他各类违规违法信息泛滥的严峻状况，必须不断优化网络监管技术，对各类有害信息进行屏蔽拦截，以减少有害信息的传播。同时，各网络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必须提高职业操守，不能仅仅为了点击率、阅读量、收视率等指标而杜撰各类虚假、夸张甚至不健康的负面信息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应该主动引导网络舆论朝健康、稳定方向发展，净化网络环境。

2.拓宽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政治文化的宣传、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的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平台中，各高校、政府各部门应自觉承担相应责任。一方面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站的建设，各大高校除了在平时对大学生进行传统的课堂思想教育之外，还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尽快建设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通过人为调控使我国主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校园网站的主导思想，让大学生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家政治动态，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强红色网站建设。红色网站以其思想性强、主旨鲜明、时效性高、内容丰富等特点，在满足网民的政治信息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仍然存在浏览量低、信息咨询功能不健全、缺乏专人更新管理等问题[6]。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在红色网站上向大学生推送政治理论知识和国家政治生活信息动态，让大学生自觉接受、感受政治文化的熏陶。

（三）社会监控：不断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及网络监管队伍建设

互联网在传播多元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同时，客观上也会兼容一些反动的、落后的、不科学的信息，因此必须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及网络监管队伍建设，加大对网络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竭力抵制各类网络犯罪行为的发生。

1.不断完善网络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健全的网络法律体系是保障互联网健康、有序运行，维护公民正当上网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网络在西方国家普及较早，西方国家针对网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也很早便制定了详尽的法律制度。相对西方来说，我国网络普及较晚，网络立法工作起步也较晚，网络上很多违法行为难以找到对应的法律界定和违法惩处措施，多数犯罪行为都是在出现之后才被收入法律之中（随后才有了定性和惩罚标准）。网络立法的滞后性以及网络法律体系的不完善给了网络犯罪分子钻空子的机会。“政府应该加快制定相应的网络法规来规范人们的网上行为，加大对网络违法与犯罪行为的打击与惩处力度” [7]。详细界定各类网络犯罪行为和惩罚措施，加快网络立法速度，提高法律法规的时效性，增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为维护我国网络安全提供法律制度保障，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2.不断推进网络监管队伍建设。为维护互联网环境的和谐与安全，除了国家层面的网络监管队伍建设外，各省、市有必要建立一支专门的网络安全监管队伍。这支队伍需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知识，能够密切监控所负责区域内互联网各类信息的传播，对于违法、反动及各类不健康信息及时屏蔽并根据情节严重情况上报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同时要善于引导大众舆论，使之符合我国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各省、市平时要做好网络监管队伍的培训工作，不仅要提高监管人员的计算机运用水平，而且要着力提高其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监管人员要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在网络上的宣传力度和贯彻力度，对网民的虚拟行为加以强有力地监督，对不道德及违法行为给予有效及时的惩戒，让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者承担应有责任。

[参考文献]

[1]包心鉴，李 锦，刘 玉，张新德.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创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魏友伯，杨冬凯，彭光芒.基于校园文化特性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实践途径探析---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刘社欣.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陈纯柱，王 露.我国网络立法的发展特点与政策建议[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1）.

[5]王冠中.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探析[J].理论与改革，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