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研究生精选(九篇)

第1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信息素养；港澳台；本科生；比较研究

DOI：10.3969/j.issn.1008―D821.2017.06.023

[中图分类号]G254.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6―0144―0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成为各高校乃至各主要国家所面临的越来越热门且实际的问题。我国《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战略》（以下简称《战略》）指出，我国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提高经济社会信息化水平，这不仅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更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战略》指出，对于高校而言，教育信息化在国家信息化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仅因为教育信息化是衡量学校教学科研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因为加快教育科研信息化步伐是推进社会信息化的必由之路。《战略》还指出，提高当代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信息素养是提高信息化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提高他们的信息素养提高，才能带动我国整体信息素养的提高。

信息素养是全球信息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一种基本能力，它包括判断信息、获取信息、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等。这种能力在当今信息化大潮下颇为重要。对于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来说，信息素养则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以往的信息素养研究已取得诸多成果，针对高校学生（特别是本科生）的信息素养研究也并不鲜有，但基本上局限于中国内地地区和英美等地。部分较好的研究对于中国内地和国外高校本科生信息素养进行了比较，但是却极少注意到我国港澳台地区高校的本科生信息素养问题，特别是与内地高校本科生信息素养的比较。本文将通过对内地高校（以北京大学为例）本科生和香港高校（以香港城市大学为例）本科生作比较研究，从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等方面揭示其差异。

1调查设计

文章使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相关资料。问卷分为7部分：基本信息素养、信息源、信息检索、信息伦理、参考文献、信息管理习惯、信息法规。各部分使用量表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收集，以将问题量化。因为内地和香港学生在文字形态、用词和表达习惯上均有较大差异，所以分别针对北京大学本科生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设计了两套问卷，但测量的内容大抵相同。在问卷发放过程中，注意随机性和被调查者的多样性。将数据按照编码表录入后，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对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着重对比分析北京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信息素养的情况与差别，并为进一步分析提供数据支撑。

2调查结果分析

2.1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本调查面向的对象是北京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包括留学生）和香港城市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包括留学生），这也是研究总体。由于受到时间、人力与财力的限制，调查问卷共发放150份，其中北京大学100份，香港城市大学50份。因为问卷中的问题涉及网络使用，所以为了更好地选择样本，此次调查采用实地发放纸质问卷而非采用网络问卷的形式。

2.2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2.2.1基本信息素养

在“信息对现代社会是否重要”的问题上，94%的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认为“很重要”，6%的被调查者认为“有点重要”；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中，二者所占比例分别为88.5%和11.5%。调查结果表明，两所学校的本科生都较为认可信息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意R，北京大学本科生对信息的重视度略高于香港城市大学的本科生。

2.2.2信息源

调查使用了李克特五维量表测量学生对于不同信息源（图书、期刊、报纸资源、数据库）的熟悉程度，其中“1”表示“很不熟悉”，“5”表示“非常熟悉”。

对于图书，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66%表示“非常熟悉”，34%的被调查者表示“比较熟悉”，均值为4.66，标准差0.476；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对于图书熟悉程度的均值为4.65，标准差为0.480，其中65.4%表示“非常熟悉”，34.6%表示“比较熟悉”。

对于期刊，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13%表示“一般熟悉”，74%表示“不太熟悉”，其余的13%表示“很不熟悉”，均值为2.0，标准差0.512；在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26.9%表示“一般熟悉”，69.2%表示“不太熟悉”，有3.8%表示“很不熟悉”，均值2.23，标准差为0.509。

对于报纸资源，在北京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20%表示“不太熟悉”，80%表示“很不熟悉”，均值1.2，标准差0.402；香港城市大学本科生被调查者中，23.1%表示“不太熟悉”，76.9%表示“很不熟悉”，均值为1.23，标准差为0.425。

第2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香港；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内地；启示

2017年香港旅游竞争力在世界排名第11位，在亚洲的排名仅次于日本①。香港旅游业的发达与香港旅游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对香港旅游教育经验和模式进行研究（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有助于大陆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提升。国内关于香港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宋海岩等（2015）以香港理工大学的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为典范，分析了香港旅游教育院校在教学、实践的各方面的创新之处[1]6-9；黄松山等（2016）对包括香港在内的多个境外高校旅游管理学科设置做出介绍和分析[2]；何立萍（2011）对香港理工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WIE教育模式的内涵、方式深入分析[3]。本文将具体介绍香港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育培养模式，同时对大陆旅游管理专业研究生教育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香港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课程设置

香港高校旅游管理专业教育水平发达，学科发展时间早，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体系也较为完善②。1.发展历程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的前身是机构管理及餐饮研究系，创建于1979年，其创立可以称之为香港地区旅游管理专业高等教育的“鼻祖”。1992年更名为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系③。香港理工大学的教育理念独树一帜，树立了亚洲旅游院校的标杆，验证了学院的座右铭“开创酒店及旅游新纪元”[1]6-9。2011年，成功开办的唯港荟，秉持了香港理工大学的信念“凝聚智慧、实践创意”，构建了一个开放和独立的学习平台。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成立④。其研究生培养模式与香港理工大学基本保持一致，相异之处在于香港中文大学致力于培养“旅游+金融”复合型人才。2001年，学校创立专属教研酒店，香港沙田凯悦酒店和郑裕彤楼[4]。郑裕彤楼作为实地教学研究处，负责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金融研究所等教研。郑裕彤楼除了有齐全的设施，还有由学生具体负责营运的实践餐厅、配备有标准化的现代厨房、专为学生学习品鉴酒品而设置的实验室、凯悦培训中心等。香港地区旅游管理的教育层次一般被分为两阶段。初级阶段是为中学毕业生设立的职业院校，如香港教育学院；高级阶段为高水平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如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初级阶段主要培育的是酒店及旅游行业基础从业人员。高级阶段的教育注重培育精英管理人才和具有理论研究能力的学者。香港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以较均衡的素质所著称，广布行业各个部门；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以出色的酒店行业管理技能而被认可，较多的从事于酒店行业的管理工作。就研究生培养类别来看，研究生层次教育分应用型硕士和哲学硕士两种。除全日制和在职制研究生，还设有一年制和两年制的研读期。全日制的教学主要为大学毕业生所设，学制通常为一年；两年制课程适合有工作经验的从业者。由于专业型硕士的培养性质，学校在招生时就十分看重申请者的工作实践经历，因此申请者工作要求年限为最少一年。就招生层面来看，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均形成了国际化招生体系，很多的生源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才。2.课程设置①香港中文大学的酒店与旅游学院的课程设置。首先将课程确认为必修或选修，再依据课程所对应的教学特点和行业需求细致划分研究方向。例如，香港中文大学酒店及旅游管理学院开设旅游管理、国际酒店管理和节事会展管理三个方向，并且在不同培育方向下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专业硕士的培养课程中实习是一门专门课程，根据学生以后的就业需要而设置，只有通过实习的学生才能拿到相对应的学分；学院内部研讨会将会以一门课程的形式呈现，根据学生的个人职业目标所开展；强调管理类学科的实践，减少基础理论的学习时间，因此专业硕士的核心必修课程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等应用型课程。②香港理工大学酒店与旅游业学院课程设置。香港理工大学旅游管理应用型硕士从类别上划分为两大类，酒店管理类和旅游管理类[5]。各专业对应的培养目标和特点都有差异，包括不同专业的入学条件要求、学制长短、就业培训等。在培养目标上，专业型硕士课程在设置上侧重为酒店及旅游业培养输送高级管理层人才，这与学术型硕士希望培育具有科研水平的理论型人才是互补的；在课程设置特点上，专业型硕士的主要课程都是通过对行业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及行业人才需求所定；在学分制上，专业型硕士实行弹性修学方式，即学生自主决定在三年弹性时间内修满学分毕业[6]；在毕业方式上，专业硕士可根据自身的现实需求和兴趣，在几种毕业模式中做出自主选择，例如修读各种课程、完成一份毕业设计或调研报告等不固定的形式，这与学术型硕士完成毕业论文的单一方式相对比显得更加灵活，效率更高。香港理工大学开设了国际酒店管理、国际旅游及会展管理、国际葡萄酒管理、环球酒店业管理四个旅游管理相关专业。并对专业设置过程安排了严谨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这种机制还运用在监控开设的课程当中，学院能在各个环节都严格把控[7]。学院专业课程的合理设置，使其他院系的教学质量保障制度的应用都受到这种制度影响，沿袭了制度创新的形式。国际旅游及会展管理学专业以专业独特的战略视角与行业实际情况的结合，各个学科之间的优势科目的结合，促使学生在实际应用中用系统、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学院课程设置的另一大特色是与一流的三大酒店一起创办了环球酒店业管理学的硕士课程，由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以及美国休斯顿大学康拉德希尔顿酒店及餐饮管理学院互相合作[8]。这项世界首创的课程项目是中西方文化高度融合的表现，真正做到“立足本土，纵横世界”[9]。基于香港发挥着国际葡萄酒商贸枢纽的作用，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加大了开拓葡萄酒市场的需求等原因，学院还开办了亚洲独一无二的国际葡萄酒管理学的硕士学位课程。实习课程的特点是实习过程分时间段进行。在实习过程的第一阶段，学生们在基本的日常事务中学习酒店管理与营运的知识；在第二阶段则是转入管理阶层实习，在此过程让每位同学都能由一位唯港荟经理负责。唯港荟为学院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在唯港荟被称为“明日客房”的酒店概念客房，是由学院特意准备的酒店管理新型研究项目。学院可以通过“明日客房”深度挖掘酒店管理领域新概念的实际作用，推动整个酒店行业未来的转型和发展[10]。在香港理工大学，专门的就业辅导课程并不再是辅助普及就业知识，而是作为学生个人职业素质教育的必修课程。如香港理工大学的“就业工作坊”，这样的一种方式已经推广到了各个专业，作为一种独立的机制存在。

二、香港旅游研究生教育发展经验

香港旅游研究生教育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到世界一流水平，为香港酒店和旅游业培养了许多高质量的人才，推动了行业多个方面的发展，其中的许多经验是值得大陆高校学习借鉴的。1.课程设置的理论化与实务化合理的课程设置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间接的推动了教师与学生、学校与外界之间的协作，师生合作双方通过各类学术刊物或者研讨会议传播成果，而学院与行业内发展态势较好的企业建立的良好的合作关系，有了强大的行业教师资源和对行业洞悉的能力，专业课程能够保持与行业热点的联系，同时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顶尖的单位实习。2.课程注重教学的国际化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影响力大，与世界接轨的定位，直接的表现在教学模式上。香港理工大学以教研酒店唯港荟为核心，香港中文大学以郑裕彤楼为实践教学核心，二者都在实践教学方面做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准。3.教学模式的多元化为了将实践更好地融入到教学的环节当中去，香港理工大学将教学科目重新修订一番，科目都能在实践培训中得到恰当的运用。学院安排的实习项目在酒店中进行，学生在不同的部门接受到锻炼。表现突出的学生能够进入学院创办的“菁英管理项目”。4.旅游教育专业质量的认证化2003年国际旅游业教育者协会颁发给香港理工大学“最佳教育学府大奖”；同时学院成为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知识网络的成员单位[11]。香港中文大学在2005年8月根据《酒店及旅游研究学刊》的统计，当时学院在方面全球排名第四，亚洲排名第一，而2009年11月时学院全球的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12]。5.教师队伍的专业化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化教师队伍为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巨大动力，学校的教师队伍被称之为“梦之队”，清楚的说明研究生导师必须拥有过硬的学科素养、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敏锐的洞察力等。6.学校标杆的高水准化两所大学均将自己的发展标杆确立为世界的顶级酒店和旅游管理院校，例如，香港理工大学的标杆院校就包括康奈尔大学、萨里大学等在旅游教育领域首屈一指的院校。通过与标杆的对比，学院能够在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基础上学习标杆做法。

三、对内地提升研究生旅游教育的启示

内地的旅游管理研究生培养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1.培养目标要清晰、可行、实际香港院校对于硕士的培养定位精确，专业型硕士的课程设置中以实际操作为主，辅助以基础理论知识，学生在课程报告或毕业论文的选题开始就与行业实践紧密联系，并在以后的调查、撰写等过程中保持关联性。学术型硕士重学术理论培养，因此课程设置的转变也会较大。相较而言，内地的旅游管理研究生培养目标不够清晰准确，许多的学校仍在科研与应用的界限中摇摆不定，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生不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2.扩宽国际视野，加快学科的国际化程度香港理工和香港中文的生源国际化能够增加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渠道，而课程设置方面借鉴国际一流旅游院校的经验，能拓宽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学习前沿知识，保证持续创新。内地高校应关注教学体制的改革，根据旅游学科的最新动态修改课程教学大纲，结合教学实际，使课程体现创新性和国际化的特点。3.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从教师结构上看，学校一直在努力培养双师型的教师队伍，例如聘请一些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担任高级职务的人员担任实践教学的行业导师，既可以形成多样化的师资结构，也可以促使行业导师在课程教学、行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香港理工大学还专设了企业发展机构，能够帮助将知识和技术快速转移到应用层面上。4.多元化的实地教学，优化实践教学的环境研究生全面的发展离不开多元化的环境，当前专业型硕士的发展对多元化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学校+企业”培养模式看似正确，但长期以来固化了教学方法，毫无新意，与之对应的措施则是提高新型课程设置标准，这种标准是实务性与应用型的高度结合。基金项目：本研究受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业竞争优势提升路径及效应研究（GD17XGL46）;广东省教育厅研究生教改项目基金：“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两岸四地跨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研究———以旅游管理研究生教育为例（2016JGXM_MS_33）资助。

参考文献：

[1]宋海岩，杨惠君.开辟酒店及旅游教育新里程———以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为例[J].旅游学刊,2015（09）:6-9.

[2]黄松山，陈钢华.境外旅游管理学科设置概况[J].旅游学刊,2016（10）:19-21.

[3]何立萍.香港理工大学旅游高等教育的WIE模式研究[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12）:52-55.

[4]胡志毅，罗仕伟.国（境）外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及其启示[J].旅游论坛，2012（04）:113-116.

[5]苗莉，蔡利平．美国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博士生教育概述及其对中国硕士研究生的几点启示[J]．旅游科学，2009（23）:67-72.

[6]尹晓华.旅游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08.

[7]袁媛.中国旅游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8]刘爱利,张一凡,姚长宏.旅游管理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设计的规律探讨———以美国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04）:42-46.

[9]李红英.我国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现状、问题及改进[J].煤炭高等教育,2006（02）:76-77.

[10]李悦铮,张志宏.关于“旅游专业硕士研究生”教学内容改革的探讨[J].旅游学刊,2005（S1）:179-182.

第3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 香港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办学特色；启示

香港的教育，既非纯粹的中国传统形式，也非纯正的英国模式。它揉合吸收了中西古今文化，成为了一种中西合璧、独具特点的教育模式。特别是近年来，香港高等教育不断探索、调整和改革，质量和规模不断提高和发展，因而，香港多所大学跻身于亚洲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行列。香港大学就是这些一流大学中的杰出代表，本文通过分析香港大学的办学特色，不仅对大陆高等教育及其管理有所启示，同时也加深了内地与港澳地区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一、香港大学概况

香港大学创建于1910年，前身是1887年创办的香港西医书院。历经一百多年的建设与发展，香港大学已成为该地区水平最高、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大学之一，凭借卓越的教学质量和研究成果在香港地区、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学校拥有建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工程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以及商学院等10个学院，91个系（中心）。还包括研究生院、专业进修学院、数码港学院及其他不属任何学院的教研单位，如亚洲研究中心、佛学研究中心等研究中心。香港大学的中文校训为“明德格物”，而对应的拉丁文则为Sapientia Et Virtus，学校采用的是英语教学，尤其是在人文、法律、政治及生物与医学等学术领域，表现极为出色。香港大学也是香港地区、亚洲区中最负盛名的学府之一。

二、香港大学的办学特色

1、问题导向学习式的教学

在教学模式上，香港大学采用的是问题导向学习式（Problem-Based Learning），旨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同时注重学生以下两个方面能力的培养：

（1）注重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多元交叉。香港大学关注学生自身知识结构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其通识教育是学校的重要教育特色之一。通识教育的开展使学生既具备较深的专业知识，又有较广泛的文化、艺术方面的认识；不仅通晓专业和管理经验，也了解国际贸易、人文和社会的诸多知识。在香港这样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不断要求未来就业者具备过硬的技能水平，又有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成为一名复合型、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性人才。

（2）注重心理素质和精神素养的整合。香港大学的教授致力于不断推进大学教育的育人之道，不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注重教授外来先进文化的精髓，旨在培育具有传统文化理念、西方管理经验，又重视高尚道德情操养成的人才。教授们不但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社会适应力和创造力，也教会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和良好的心态面对今后的人生道路。

2、国际化的教学特色

国际化的环境和教学也是香港大学的特色之一。建校之初，香港大学就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现在学校45%的教师来自国外，学生则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香港大学教育的国际化因素涉及大学教育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国际化的培养目标、国际化的课程、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国际化的奖学金制度以及国际化的就业等各个方面。

一方面，香港大学师资力量具有相当高的国际化水准。香港大学不论种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面向世界范围招聘教师。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环境、不同教育背景的教师把世界各地丰富的大学教育文化带入香港大学，并以较突出的学术水准提升了香港大学的教育和教学水平。另一方面，香港地区英语教学基础较好，有利于不同教材、图书资料以及实验设施等各种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这也促进了香港大学与欧美大学在各方面的接轨和同步。

3、自主化的管理特色

香港的大学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普遍比较完善，学术自由受到高度重视，各大学也都拥有高度的自。就香港大学来说，根据香港立法局通过的《香港大学条例》，其中规定校董会是大学最高权力组织，下辖校务委员会和教务委员会。前者负责行政，财务、校舍管理及日常事务；后者负责大学的所有教学事宜。校监为现任港督，校长为大学教学和行政最高负责人，由大学评议会聘任。在内部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方面，香港大学采取分级管理方式，即校院两级管理方式，其中采取的有效分权，也很好的解决了“管理幅度”的问题。

三、香港大学办学特色的几点启示

1、强化大学内部的质量管理与监控

香港大学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较为完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不断建立健全大学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以便更好地把握源头，从输入过程中调控和监管大学的有序运作。内地高校可以学习和借鉴香港大学的内部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具体到实际情况，各个高校应该根据社会宏观质量要求转化成本校的教育目标或质量要求，从而依据本校合理定位来确立质量水准，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切实可行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以过程评价或形成性评价不断监控教育质量，以总结性评价和成果评价为依托，保证输出的效果。

2、强化依法治校，推进民主管理

以香港大学为例，在其组织体系中，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是非常清楚地分开的。虽然权力机构的组成人员中又包括了执行机构的成员，特别是其领导成员，但在权力机构的决策过程中，即便有执行机构领导成员的参与，也并不是一家说了算，而是采取大多数说了算的方式。在这大多数中，又包括了平时受执行机构领导成员管辖的学校成员，甚至是学生群体。这样既有利于提高权力机构的权威性、正确性，又有利于避免执行机构的我行我素。

3、实施社会舆论监督

内地高校要监督自身的办学质量，在传统监督方式以外，我们也可以尝试借鉴香港大学关注大众传媒、新闻媒体评估高等教育质量的做法。让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参与到大学办学、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估。内地的大学可以着手建立民意调查网站，确保数据来源的真实、可靠，并进一步核实数据的有效性，不断提高新型评估方式的信度和效度。

【参考文献】

[1] 卢建红.香港高校内部质量保证机制探析[J].高教探索，2005（6）34-36.

[2] 马万民.香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点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7（6）83-84.

[3] 谭.香港大学的主体性教育的特点述评―兼论“教育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J].教育探索，2011（3）153-155.

[4] 魏娜.香港大学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J].理工高教研究，2007（50）77-79.

[5] 岳经纶，李晓康.延续与变迁：21世纪初的香港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1）8-16.24.

[6] 吴青，翟建设.香港大学办学的“国际化”因素分析[J].中国大学教学，2006（11）33-35.

【作者简介】

第4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香港回归20年，也是粤港合作的黄金时段。粤港两地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的重要阶段，合作也处于关键时期，一批港澳研究学者多年来躬耕于粤港深度融合的研究。

近日，多位港澳研究专家学者接受《小康》记者采访，坐而论道，共同探讨粤港两地融合的现状和发展。他们非常看好两地的互通互融、合作共赢，看好两地共同融入国家战略的美好未来。

陈多（原国务院港澳办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有效结合，是两地合作主旋律

“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贡献或经济作用从来不是单向的，一直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原国务院港澳办研究所所长陈多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谈到，改革开放初期，内地通过香港引进外资，出口货物，对内地走出经济困境作出巨大贡献。内地的开放对香港制造业北移，降低成本，保持竞争力，顺利实现经济转型起了重要作用。

而香港在经历金融危机的重创后还能迅速崛起，陈多认为其原因无非有三：

一是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实现高度自治。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规管质量、社会法治、贪腐控制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之前，特别是法治水平的提升最为引人瞩目，香港在全球的排名从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至2015年的第11位，比不少西方大国排名都要靠前。基本法维护了香港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香港始终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并连续多年被有关国际机构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地区。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自1995年起连续2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二是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改变，在有些领域还得到了巩固和提升。回归20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从区域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港，发展成物流管理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数据显示，2016年香港上市公司首次公开招股（IPO）集资额达248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集资中心之首。与此同时，香港不仅仍是内地最大的外商投资直接来源地和内地企业最大的境外融资中心，还日益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平台。

三是香港搭乘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没有错失机遇。20年来，几乎在每一个涉及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领域，香港都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营商规范牢牢地把握住了C遇：内地企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泛珠三角“9+2”区域合作、人民币国际化、CEPA下服务业对港资的优先开放，以及未来的“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香港都或将在其中发挥特殊作用，并随时代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的内涵。

关于粤港合作，陈多建议今后的合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两个方面，具体内容也从以往的投资、金融、制造、房地产、能源与交通运输等少数几个产业，扩展到城市治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生产性专业服务等多个方面。“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建设又为今后粤港合作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创造出更多更新的发展机遇。陈多认为，“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的有效结合，仍将是两地合作的主旋律。

陈广汉（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提升香港传统优势推进大湾区建设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认为：金融、贸易和航空业是香港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国家提出要在“十三五”时期将香港建成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枢纽，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陈广汉认为：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的分工和合作中，香港具有主导和核心的地位。香港的金融行业可以利用前海、南沙和横琴自贸区建设提供的机遇进入内地，拓展发展空间，促进内地金融改革和开放；利用“深港通”，推动深港两地资本市场融合发展，提升香港资本市场的辐射能力；通过与珠三角合作，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的境内桥头堡，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枢纽建设，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要在国家和粤港澳区域发展中求得新的发展，香港还需要打造新的竞争优势。中国内地的对外开放已经从“引进来”向“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从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转变的新阶段，这种转变为香港带来机遇。国家商务部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数据显示，广东是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香港是内地对外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

“随着内地企业大规模的对外投资，香港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较低融资成本、资金的自由流动、国际商业网络和国际化的专业服务，使其成为内地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并购和国际经营的平台。”陈广汉认为这是香港可以打造的新优势，也是内地许多城市不具备的体制优势，发展潜力巨大。

在陈广汉看来，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与香港的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可以促进珠三角港资企业的转型升级，推动珠三角“香港制造”到“一带一路”的东南亚国家建设产能合作园区。在内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香港可以扮演“超级联系人”和“双向开放”的新平台。

陈广汉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中，会有不少涉及跨境的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粤港澳三地之间政府沟通和合作必不可少，更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粤港两地政府可以通过大湾区建设，切实解决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以及香港居民在珠三角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制度，使企业和一般市民都能感受到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好处，分享大湾区发展的成果。

陈恩（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经纬粤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委员）：粤港关系翻天覆地，香港地位仍不可替代

香港回归20年来，粤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国内较早开展和较系统进行港澳地区经贸关系问题研究的学者，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经纬粤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委员陈恩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这般感慨。

“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总量来说，在1997年以前，一个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还没有香港的多。V东的经济总量超过香港是2003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过台湾是2007年。到了2015年广州市的经济总量超过香港，2016年深圳的经济超过香港，再过3年大概5年以内，深圳的人均GDP有可能也会超过香港。”陈恩说。

随着珠三角的快速发展，广东经济的崛起，特别是深圳跟香港的高度融合，整个珠三角跟香港的差距在大幅度缩小。关于粤港之间的关系，陈恩如此形容：“过去的合作是俯视的垂直的，现在来说更多是平行的合作；过去更多的是互补性合作，现在是竞争性合作。”

粤港间关系反生翻天覆地变化，陈恩认为香港地位仍不可替代。“香港的优势值得借鉴，我觉得一个是香港的社会管理， 再一个就是香港的制度和法律。香港的金融、香港的旅游， 还有香港的行业公会、香港的商会运作模式等，还有很多都值得学习。”

“随着内地全面开放，内地跟广东经济的崛起，自身可以独立向外发展，但香港的地理位置很独特，有不可多得的地位。”陈恩介绍说，“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资金流、信息流，世界首屈一指，没有任何限制。为什么中国对外投资百分之六十集中在香港，其实是借助香港这个平台进行操作。所以不论怎么说，对广东还是内地，香港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一带一路’，能够形成一体化，一个生活圈。”

对于粤港合作的实际进展，陈恩对《小康》记者表示，进到大门之后，小门里面有过道，玻璃门、弹簧门等不通畅的现象依然存在。“真正的落实，真正的操作，还有很多困难，你比如说香港的机场、医院、学校，在内地产业配套建医院、建学校等到现在很少有成功的案例。”

杨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投资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建立协调领导小组，统筹粤港合作

“香港的优势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有我们的制度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香港也有制度优势，它的法制完善，有些我们内地是比不上的。”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投资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杨英说。

“香港是一个政策池，香港各大经济的发育都很成熟，对于香港行之有效又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方向大势的政策措施，我们就直接从池里边调过来。就好像池里面养的鱼，我们看这条鱼符合我们要求，我们就把它调出来，调出来以后就在试验区里先行先试做试验。”杨英对《小康》记者说，这样目的就很明确了，而这是其他自贸区做不到的，只有广东才做得到，发现这种政策我们可以用的话，马上就复制然后向内地推广。

粤港深化合作，涉及方方面面，具体操作也会遇到许多摩擦。对于如何把提出来的东西推进，不断将新的内涵充实，定下来的进一步落实，杨英提出建立一个协调领导小组，专门去做这方面的统筹工作。“我的设想是，国务院的一个领导为组长，有粤港澳三方的长官，涉及到粤港澳合作的各个部委的领导负责人，这是领导小组。下边再搞一个工作小组，由具体的部门，比如说我们是发改委，香港是政务司，他们具体去推进对接工作。”

第5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萧国健博士，MH，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皇家亚洲学会名誉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名誉研究员、香港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顾问（本地史/军事史）、香港海防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博物馆名誉顾问、深圳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名誉顾问。荣获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颁授嘉许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荣誉章。

史书，是对历史上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至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萧国健博士花时数十年，在资料、档案、出土的文物中找寻历史留下来的蛛丝马，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让世人知晓，为香港的历史传承做出贡献。

教文，是将过去的智慧向後世延续，萧国健博士手握一支笔，心中一片清明，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厚重的历史用文字述说，整理成辑，造福学林，也为香港的历史上留下一点对过往的了解、回味和对未来的企盼。

翻开历史

探索真实的香港

说起香港，有人说香港曾经是文化的沙漠，有人说香港曾经只是一条小渔村，有人说香港的文化打下了英国人殖民统治的烙印。翻开香港的历史，其实这些说法不尽然。追忆过往，百年岁月付风雨，真实的香港在历史研究学者萧国健博士的解说下浮出水面，思绪飞扬，随着他的话，回到数百年前的香港。

香港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十二世纪前，南宋时期，邓氏符公宦至宝安岑田（今日新界锦田），是邓氏迁居香港新界的始祖；十三世纪，文氏居於新田，为新田房开基祖；十四世纪，廖氏定居上水；北宋时期，侯氏居於上水地区，其後人後迁居河上乡；北宋末年，彭氏迁居广东东莞，明万历年间，复徙居粉璧岭（即粉岭）。邓、文、廖、候、彭五大家族早期来到香港，在元朗一带建立起很大的生活圈，是香港发展的开辟者，亦是香港文化的开启者。

“港人之国民身份包括土著居民、原居民、新移民。”萧国健博士娓娓道来。明代及以前，中原南迁人士，定居香港地区後，获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籍的人为“香港土著居民”，他们是香港的第一批人。满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香港历经八年空置，到鼓励周边城市居民来港居住，吸收了第二批人，他们是香港“原居民”。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不少人来到了香港，这些人叫做“新来的”，是香港的第三批人，他们不享有香港土著居民及原居民拥有的一些权利。抗日战时期及之後，一批人逃难到了内地，後又回到了香港，1949年之後，又有不少人来到香港，他们叫做“新移民”。“後来，不断有新移民来港，这些人逐渐地成为了香港的一部分。”萧国健博士说。如此说来，整个香港几乎都是外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外地来的中国人。

即使是沦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中国人的比重都没有改变，据着香港99%的比重，其它国家的人只据1%。1997年，香港回归，不少人移民海外，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少海外人移居香港，调整了中国人所的比重，下降至90%，外国人升至10%。同时香港总人数由1961年时候的320万增加至现在的700多万。

可以说在香港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历代之政治改变，及社会发展，对香港之影响甚大。萧国健博士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提到了《香港发展与内地政治发展的相互关》，他说：“中国的政治环境影响香港，从唐代、宋代到近现代，战乱对内地带来的是动乱与不安，然而，他们逃难至香港，为香港带来了人力。内地水，许多动物尸体被冲击到香港岛，肥沃了香港的土地，内地，也为香港带来了很多人才和财力。”在内地起伏不定，夹杂着不时的战乱或天的环境中，又造就了香港深厚的历史底蕴。

厚重的历史

沉淀香港多元的文化

香港是一个优良的深水港，曾被誉为世界三大天然海港之一，英国人早年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力，以鸦片战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夺得此地以便发展其远东海上贸易事业，从而展开了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从1842年开始，直到1997年6月30日，期间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香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对於世界的影响不小，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过往也注定了她拥有独特的优势，引得世界各国、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入，这些人带来了各国、各地的文化，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东西在香港汇聚、碰撞、磨合、交融，因此形成了香港文化里的一种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的文化也让香港成为了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萧国健博士一直在研究香港的历史，包括本地史、军事史、文化史，在他看来，学术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历经时间的沉淀，要守得住这份执著。於是，在数十年的时光中，他埋头耕耘，沉心静气。运用史传、方志、族谱、碑铭及田野考察等数据，用断代形式，将香港千百年来香港在社会、经济、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历史图像，重现读者眼前。

香港有着一个从乡野故土到经济热土变迁的过程。从东莞、新会等地过来香港被称为“本地人”的居民以耕田为主，然而，他们的耕作方式与港英政府管辖下的耕作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山区多，因此，随着时代进程的逐步推进，他们发展了手工业，即山货的作，慢慢地，有了工业。

1911年之後，从内地来港的人他们带来了技术以及金钱，促使香港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发展工业，工厂递增，香港也逐步从农业社会转变到了工业社会。“1960年之前，香港还是以工业为主，主要工业包括塑胶、服装、小型电器等。”萧国健博士说。

服装等造业属於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内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加上土地便宜，原料充沛，而这恰是制约香港工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香港的工业地位被取代在所难免。於是，香港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新的发展出路。随着西方人的到来，带动了香港投资、股票等金融行业的起步，香港的主流产业逐步从工业过渡到金融业。

香港的发展历经了多个阶段的兴衰起落，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又夹杂着“矛盾”的因子。香港的经济化进程让香港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腾飞的经济，让香港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从工业过渡到买空卖空、无需原料、无需实际市场、只从电脑、电话中就能进行交易金融业，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人失业。香港需要内地促进消费和支持愿望促使自由行政策的开放，也因为自由行带来的强大人流量，引发了内地与香港的许多矛盾，许多论。因此今日之香港，矛盾着发展着，发展着也矛盾着。

文物的价值 在於返古复今

历史，是对过去的人、事、物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历史之所以不曾中断，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文化一直在传承，而文物古是文化、历史最真实的证明。

“文物古之意义在於它们是前人留下的行与遗，文物古为一个地方的人的事、技术的创新及艺术的开拓之证物，从中可查寻到前人努力建设的成果，当以为荣，而保护文物古，应当身体力行。”这是萧国健博士对文物古的保护态度。

他喜欢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的兴趣和目的在於多看一些新的事、物。行走在欧洲，他最喜欢看的是欧洲那些古老的城池，看他们如何保护古，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在古保护时，派上用场。好几处历史古在他的建议下得以保留，如海防博物馆，荃湾三栋屋等。

他曾出版一本书《居有其屋》，讲述一个古老的房子，应该怎麽看？要看什麽？对於文物古的保护方法，他建议用“点线面”保留法，将文物全部保留下来，而非只保留一部分，如一个祠堂很有历史价值，单单将其保留下来，祠堂边的屋子拆除建上高楼大厦，在萧国健博士看来此法类似於一个美女，头部很美，只将头部保留下来。

很多人同他的保留法，也有部分人反对，说明这条路行走起来，还有不少困难，萧国健博士说：“将文物全须全尾地保护起来，很难，但是也非完全不可能。这样的保护方式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想的是自己能做多少便做多少，总比什麽都不做的好。香港的文化推广已经迟了，但是不代表不能追上去，重点要看学生怎麽做。”

他是香港珠海学院中国历史研究所暨中文系教授、香港珠海学院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早在1993年，他便与学术界的几位同仁倡导在香港发起通识教育，发展个人思考能力，老师从旁引导，开启智慧之门。他说：“通识教育的本质和核心是思考的能力，历史不是死记硬背，而是从历史事件中发觉有利於自己思维开阔，有利於自己成长的蛛丝马。”如元朝的版图在中国历史上最广，蒙古人为何强大，因为他们喝羊奶、牛奶、吃肉，吃完就跑，他们是走到哪里打到哪里。一次次，萧国健博士从出土的文物中，将一段段历史讲述，既加深了印象，也发散了思维，妙趣横生。

第6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第7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社会复杂性 香港地位知觉 区域刻板印象 中介效应

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地区间刻板印象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甚至存在于同一国家内的不同省份或地区之间。有研究发现香港人对大陆人形成了固定的刻板印象。例如，Hong等（1999）发现香港人更注重西式的打扮，自由的信念，社会意识和工作动机与西方人相似，且与大陆人不属于同一群体。最近，Guan等（2010）提出大陆人对香港人也形成了刻板印象。例如，他们认为，香港人更偏向西方化。本研究认为区域刻板印象的形成可能受个体对该地区的地位知觉以及其社会复杂性信念的影响。不同社会认知的人具有不同的自我认同感（Abrams & Hogg，1999），且社会认知和区域刻板印象之间有密切的关系（Rudman，Feinberg，& Fairchild，2002；Wheeler & Fiske，2005）。个体的社会认知与其对该地区的地位知觉以及其社会复杂性的认识有关。对世界或社会的基本认识，反映了个体生活环境和文化的不同。有研究发现，与对其他群体的认识相比，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有更复杂的认知，对群体外成员有更极端的判断。另外，不同地位的人产生的刻板印象不同（Simon & Hamilton，1994），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收入来判断他人的地位并形成对其某种印象（Conway，Pizzamiglio，& Mount，1996），地位相对高的少数民族具有更多的内隐组内偏见（Rudman et al.，2002）。基于目前的研究可以推测地区的地位知觉与社会复杂性可能会影响区域刻板印象的形成，但是，地位知觉，社会复杂性信念和区域刻板印象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目前还没有研究对此进行考察，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与区域刻板印象之间的中介作用。

一、方法

1.被试

190名广东大学生参与了本研究，回收有效量表170份。其中，男生51人，女生119人，平均年龄为21 ± 1.3岁。

2. 测量工具

（1）广东人对香港地位知觉测量

以Guan，Deng，和Bond（2010）研究中使用的群际结构关系测量量表-香港地位知觉部分，测量广东人对香港人的香港地位知觉情况，共11个项目。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理想：0.88。

（2）广东人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

a价值观刻板印象

以Schwartz等（1992）编制的Schwartz Value Survey量表测量香港人的价值刻板印象，共包含19个条目，其内部一致性为0.84。

b信念刻板印象

以Leung等（2002）编制的Social Axion Survey量表测量了广东人对香港人的信念刻板印象，共22个条目，其内部一致性为0.89。

（3）评定者的社会复杂性信念测量

采用Leung等（2002）编制的量表来测量评定者的社会复杂性信念，共包含14个条目，其内部一致性为0.70。

二、结果与分析：

1.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社会复杂性信念与香港地位知觉、价值观刻板印象、和信念刻板印象呈显著正相关（ps < 0.05）；价值观刻板印象和信念刻板印象之间呈正相关（ps < 0.05）。另外，年龄和城市/农村与其它变量均无显著相关（ps > 0.05），性别仅与信念刻板印象呈显著负相关（p < 0.05），因此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对这三者不作继续考虑。

2.香港地位知觉、社会复杂性信念与区域刻板印象的关系：中介模型检验

（1）社会复杂性，香港地位知觉和价值观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和价值观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在第一步中，社会复杂性信念对价值观刻板印象的预测是显著的（β = .24，p < .01），在第二步中，社会复杂性信念对香港地位知觉的预测也是显著的（β = .60，p < .01）。在第三步中，在控制了社会复杂性信念之后，香港地位知觉仍显著预测价值观刻板印象（β = .60，p < .01），且此时社会复杂性信念对价值观刻板印象的预测显著（β = .12，p < .05），说明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与价值观刻板印象间有部分中介作用。而且，香港地位知觉作为中介变量能解释社会复杂性信念对价值观刻板印象影响的35.0%。

表1 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与价值观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模型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R2 F

假设以香港香港地位知觉为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

第一步 .06 10.49 **

价值观刻板印象 社会复杂性信念 .24 3.24**

第二步 .04 6.89**

香港地位知觉 社会复杂性信念 .20 2.63**

第三步

价值观刻板印象 社会复杂性信念 .12 2.02*

香港地位知觉 .60 9.94** .35 98.73**

*p < .05； **p < .01

（2）社会复杂性，香港地位知觉和信念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检验

对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和信念刻板印象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在第一步中，社会复杂性信念对信念刻板印象的预测是显著的（β = .18，p < .05），在第二步中，社会复杂性信念对香港地位知觉的预测也是显著的（β = .20，p < .01）。在第三步中，在控制了社会复杂性信念之后，香港地位知觉仍显著预测信念刻板印象（β = .46，p < .01），且此时社会复杂性信念对信念刻板印象的预测不显著（β = .09，p > .05），说明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与信念刻板印象间有完全中介作用。而且，香港地位知觉作为中介变量能解释社会复杂性信念对信念刻板印象影响的23.0%。

表2 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信念与信念刻板印象的中介效应检验

回归模型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t R2 F

假设以香港地位知觉为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

第一步 .03 5.46 *

信念刻板印象 社会复杂性信念 .18 2.34*

第二步 .04 6.89**

香港地位知觉 社会复杂性信念 .20 2.63**

第三步

信念刻板印象 社会复杂性信念 .09 1.25

香港地位知觉 .46 6.66** .20 44.39**

*p < .05； **p < .01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地位知觉，社会复杂性，和区域刻板印象间有显著正相关，这样的结果与前人的关于社会认知能影响区域刻板印象的形成是一致的（Fiske，2000；Simon & Hamilton，1994）。一方面，社会认知能左右人们对他人的判断和看法，例如，愤世嫉俗的人不易对他人形成较客观的印象。社会复杂性信念强的人，对社会的人、事、物认识更乐观，表现出来的区域刻板印象也更积极。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具有不同社会复杂性信念的广东人对香港人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同。那些认同社会制度并具有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的广东人对香港人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刻板印象。另外，本研究发现，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对区域刻板印象形成的影响上起着中介作用。香港地位知觉在社会复杂性对区域刻板印象发展和形成的作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区域刻板印象的价值观维度中，香港地位知觉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广东人的社会复杂性认识既对香港刻板印象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通过香港地位知觉产生的间接影响。

200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当前形势、着眼国家发展全局、推动科学发展所作出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更是引领广东和珠三角地区未来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在粤港融合互利的推动下，两地已经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着手探索适合彼此相互融合的方式。在文化方面，有研究发现，区域文化的异质性，可能导致气质上的差异，思维方式和人格特质，甚至交流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Elron，1998）。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了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文融合机制，尤其是区域刻板印象的产生机制。

（作者简介：李航宇，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暨心理学院/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广东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通讯作者：陆爱桃（邮箱：E-Mail：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暨心理学院/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广东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郑爽，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暨心理学院/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广东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蔡思敏，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暨心理学院/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广东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胡慧清，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暨心理学院/心理健康与认知科学广东重点实验室/广东省突发事件心理援助应急技术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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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way， M.， Pizzamiglio， M. T.， & Mount， L. （1996）. Status， communality， and agency： implications for stereotypes of gender and other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1）， 25.

Elron， E. （1998）. Top management team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ffects of cultural heterogeneity.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8（4）， 393-412.

Fiske， S. T. （2000）. Stereotyp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t the seam between the centuries： Evolution， culture， mind， and brai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0（3）， 299-322.

Guan， Y.， Deng， H.， & Bond， M. H. （2010）. Examining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in a Chinese context： inter-group structural relations and Mainland Chinese's stereotypes towards Hong Kong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4（4）， 393-399.

Hong， Y.-Y.， Chiu， C.-Y.， Yeung， G.， & Tong， Y.-y. （1999）. Social comparison during political transition： Interaction of entity versus incremental beliefs and social ident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2）， 257-279.

Leung， K.， Bond， M. H.， de Carrasquel， S. R.， Munoz， C.， Hernandez， M.， Murakami， F.， Singelis， T. M. （2002）. Social Axioms： The Search for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eneral Beliefs about How the World Functio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3（3）， 286-302.

Rudman， L. A.， Feinberg， J.， & Fairchild， K. （2002）. Minority members' implicit attitudes： Automatic ingroup bias as a function of group status. Social Cognition， 20（4）， 294-320.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5（1）， 1-65.

第8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关键词】香港；高等教育；国际化

1 香港的高等教育现状

上世纪后期以来，香港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除香港大学以外，香港本岛突现了以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为代表的国际知名大学，其办学实力和规模同步增长。

1.1 香港高等教育的发展简况

与内地相比，香港的高等教育起步相对较晚。香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香港大学”成立于1911年（1912年正式办学）。在其成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香港大学以为港英政府培养公务员为主，港大创校以来一直采用英语教学。在法律、心理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表现突出。香港的高等教育在历史上曾经也是少数人“精英教育”，但自1993年以来，香港高校学生数量开始较快的增长，以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形成其特殊的高等教育休系，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向多样化发展，其高等教育逐步进入普及化阶段。香港本岛现在高等学校14所，其中公立学校8所，私立大专院校6所（其中包括一所私立大学）

1.2 香港政府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

香港现有高校的办学条件和水平明显超过内地很高水平，但其办学成本和学费也相当高昂。据考察了解，扣除基础设建设成本，香港政府为每个公立院校学生的平均资助成本为20万港币/年，其中理工科学生为50-60万港币/年，对医学生资助则超过100万港币/年（其中兽医生均资助则高达120万港币/年）。

和内地一样，香港高等教育的经费最主要的来源是香港政府。在香港没有一个类似于国内教育部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简称“教资会”），负责就香港高等教育的经费拨款安排及策略性发展，向特区政府提供意见。但所不同的是，“教资会”属于非法定的团体，其职能是“致力与各院校、政府当局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工作，务求令高等教育界达致卓越，从而发展香港成为区内教育枢纽，同时培养高质素人才，以推动本港经济及社会蓬勃发展。”据称“教资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政策性机构，其不会对香港公立高等院校的办学思路进行直接的行政干涉。

除政府资助外以外，社会界及知名人士的捐助也是香港本岛各公立高等院校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8所公立院校外，香港还有一些社会人士开办的私立院校。以香港树仁大学为例，其根据香港社会需求，在一些办学成本相对较低的学科领域，如商业、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提供极具特色和高水平的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虽然由于没有政府经费的资助，其办学条件和设施相对香港8所公立院校存在明显的距离。

另外，学费也是香港各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源，香港公立高等院校对本地学生的学费为42500港币/年，同时香港公立高校每年会招收为数较多的“非本地生”（以内地学生为主），其学费则为10万港币/年。私立高等院校的学费相对较高，如树仁大学本地生的学费为6万港币/年，但有意思的是，树仁大学对包括内地学生在内“非本地生”收取的学费是和本地生是一样的。

2 对香港的高等教育水平和特色之见闻

在2个星期的考察学习期间，实地走访了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香港职业训练局、香港树仁大学及钟声慈善社胡陈金枝中学在内的一批香港本岛的高校及中学。

2.1 香港高校及其全人教育

香港的综合性大学有相对广泛的学科门类设置，其办学规模和实力比其他香港高校有明显的优势。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是香港本岛综合性大学的典型代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于1963年，是香港第二所成立的大学，以人文社会类学科学优势，设有文学、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等八个学院合共60个学系，在学生总数1.8万余人。除专业及学科设置之外，“书院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大办学特色，其设有新亚、崇基、联合、逸夫、晨兴、善衡、敬文、伍宜孙及和声等九所书院。这些书院以学生学习和生活场所为核心，每个书院设有各种特色的计划和活动，以根据学生兴趣和专业特点，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同时，拓展学生更广泛的兴趣和眼界，以促进“全人教育”理念。香港科技大学立于1991年，虽然科大是香港最晚成立的公立大学，但发展迅速，目前该校的工程及商业学科在国际上具有颇高的声誉。同时香港科大现已成为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同理、工、工商管理及人文社会科学及霍英东研究院五所学院组成，提供本生科生及研究生课程。香港科大为本科生提供“通识教育”，以利其全面发展。

2.2 香港的大学博雅教育

香港岭南大学是香港唯一的以“博雅教育”为理念的大学，虽然其办学规模相对很小（在校学生人数只有2000余人），但其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精细化办学，其教学理念是强调全人教育、以学生为本，教师关注学生的学习及个人成长，矢志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判断、关怀他人和勇于承担责任，以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挑战。由于实行精细化办学，岭南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在港都具有较高的声誉。岭南大学“博雅教育”强调学生的全面的学习和个人成长，用以培养学生智慧和创造能力，务使学生成为真正的全人，对其深刻印象是教师较全面深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其校长“每天”和多位学生共进早餐，以倾听学生的意见和诉求，甚至帮助学生解决各种校院学习和生活上的各种细小而具体的问题。因此，岭南大学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岭大学生对学校的“满意度”很高和“归属感”很强。

2.3 香港的高等职业教育

香港职业训练局（VTC）成立于1982年，是香港最具规模的专业教育培训及发展机构。其性质类似于内地的高等职业院校及成人教育机构，每年为25万名学生提供全面的职前和在职训练，并颁发国际认可的学历资格。香港职业训练局颁发相当于国内中职及本科层次的资质文凭，为不同年龄与层度的学员提供就学。其教学手法着重传授实际技能，强调实践经验及成效，重点不单是传授知识与技能，同样重要的是“实干”。VTC有两套主要策略计划，第一套策略计划以“创新价值、构建实力”为主题，建基于业界、青少年及成年学员的“终身发展伙伴关系”；第二套策略计划于2008年确立（期限从2009.10至2016.07），计划主要纲要在于为香港专业教育培训发展开拓新貌；透过提供多元化且实用的课程，协助青少年及成年学员提升就业竞争力及实践终身学习；为各行各业培育维持香港经济整体发展及竞争力所需的优秀人才；支持政府的教育及人力发展政策等。

3 对香港高校国际化办学理念有关的学习体会

和内地高校相比，香港高校由于生源及土地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其办学整体规模相对较小，但其充分利用香港地域、经济和社会条件，在很多专业学科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是其一些国际化办学理念值得内地高等教育工作都借鉴。

3.1 注重国际排名和影响

香港的高校非常注重国际排名和影响，以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以例，其在一些国际知各大学排行榜上位居前列。虽然大家都认同大学排名并非衡量一个高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各种大学排名的标准也因其指标或测重的不同或有失偏颇，但在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办学及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对高校国际排名及其影响力的关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获取优质生源、广纳贤才及争取政府或社会支持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3.2 全球范围内招收专业及学科人才

香港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的一个重要方式的在全球范围内招收各专业及学位领域的优秀人才。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以招收了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国际级大师，其拥有一支享誉国际的优秀教研队伍，其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人数才约450人，却来自全球35个国家，各级教授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其中75%的教授从北美60多所一流研究型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据观察，教研队伍国际化是香港科技大学教学及科研走向国际的一个得要途径，也可是其国际化排名得以快速提升的一个重要源头。

3.3 每个高校有较高比例的非本地生

在香港的公立高等院校中，每年会招收20%左右的“非本地生”（包括内地学生、台湾学生及国际生，其中以内地生占大部分比例）。特点引人关注的是，香港各大公立高等院校非常重视从内地招收成绩优秀的应届高考学生，甚至多个内地省份每年的高考状元会被香港高校录取。从内地招收高质量应届高中学生，为香港高校溶入内地不同的文化，为香港学生提供一个更多了解内地文化的窗口，这吻合了回归后香港经济和社会和内地不断溶合的趋势要求的同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香港高校在内地的知名度。

3.4 实行国际交流的交换生制度

根据其专业学科特点，香港的高校会和国际上或内地的各名或特色院校建立相对稳定的合用关系，结成“姊妹”院校，并互派学生进行交换学习，互免学费。以香港城市大学为例，其专门安排经费，资助其45%学生在毕业之前至少有一次国际交流学习的机会。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国际交流学习实际上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习”或“研究”国际上前沿专业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拓展学生“视野”或“领略”不同文化为重点。

【参考文献】

[1]莫家豪.香港高校国际化办学理念与实践[R].香港：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2013，08.

第9篇：香港大学研究生范文

港澳地区普通话水平考试（GAPSK）委员会下属语文推广委员会7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随着普通话教育在香港日益推广，香港幼稚园及中小学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但是背后依然有存在的问题引起重视。

一是广东话作为日常生活主要用语的人较多。现在居住在香港地区的人大多数是广东人，粤语是香港大多数人日常交际用语。根据港府2016年统计，能说普通话的人有48.6%，约有一半人用普通话进行交际，一半掌握不同程度的普通话但不足以有效使用，在香港占85%以上说的是广东话。

二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师资。“普教中”没有立即全面施行，而是规定中小学必须教普通话课，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公立学校强制有普通话课，课时早年间每周两三节，现在每周一节，课堂上，师生均以普通话为交流语言，教汉语拼音、课文朗读以及情景对话。师资水平不尽如人，香港的公立学校，有内地背景、以普通话为母语的老师并不多见，大多数是香港本地老师。香港教普通话的老师，需要过普通话基准测试，达到教育局的标准。但有学生家长反映，老师的普通话达不到普通话的标准水平。

三是普通话利用率低下。一般学校只有一周一节，属于课时最低科目，通常被视为中文课的分支，只有小学和初中有开设普通话课程，高中就不需要再学。对于这类科目，学生的注意力不会太高，没有迫切的使用需要。香港人学普通话不需要学写字和阅读，主要在听说，而日常生活中绝大多数学生没有语言环境，平时不用真正要用的时候就非常生涩，不敢讲也不愿意讲，有点类似于“哑巴普通话”。

四是教学方法不完善。“普教中”推出之初，家长和社会都抱有很高期望，认为普通话与书面语一致程度高，用普通话教中文学生既能学好普通话又能学好书面表达。近年来实践发现“普教中”的学生虽然普通话口语突出，但母语是英语和粤语的香港人用普通话学习反而阻碍了思考和表达，写作能力不进反退，用普通话上课学生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高，为了应付高中会考有学校已经暂停“普教中”的项目。

五是普通话发音困难。经过香港调查研究小组调查，通过内容分析法发现香港学生的普通话学习难点主要在于发音。受访学生还指出他们学习普通话的目标期待和对普通话不同变体的看法。普通话学习软件的使用情况及问题也得到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