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军群精选(九篇)

第1篇：党政军群范文

何发挥稳定军心作用以及用优良作风凝聚党心民心的宝贵经验，为党的十提出的“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供了宝贵的

历史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琼崖红军； 党的政治工作； 探讨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3）-02-0012-02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复杂严峻，加强党的政治工作，首先要总结和借鉴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从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将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琼崖10年土地革命战争，经历了两次高潮，两次低潮，斗争艰苦曲折，但武装斗争从不间断，革命红旗始终不倒。这固然有许多很重要原因，但党在琼崖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本文试就这一点作些探讨。

一、发挥党的核心作用，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红军中得到贯彻与实施

党对红军的坚强领导，是红军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从琼崖红军建立的那天起，琼崖特委就把红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红军创立的初期，即琼崖讨逆革命军阶段，就在部队中设立了党代表制，特委书记杨善集兼任党代表。1927年底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琼崖工农红军。1928年初，特委在东路工农革命军已改编妥的三个营中，均建立了党支部，隶属琼崖特委直接领导，并根据省委省军委的指示，对红军在政治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和党在部队中的组织建设，要求所有的连队均设党代表或成立党支部，团部设立党委和党代表，随缺随补，不要间断。二是明确规定红军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服从党的领导，每个红军指战员，不仅会打仗，而且要成为宣传家、组织家。三是红军战略战术需要充分发挥苏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优势，搞好军民团结，实行军民配合作战。特委的这三条要求，对加强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8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后，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红军师、团成立了党委，营成立了特支（特组），按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的原则，红军14个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同时连队还设有共青团组织，全师党团员约占有45%。为了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师、团一级还设有政治机关，师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连队有列宁室（俱乐部）。师、团两级配有政治委员，连队有政治指导员。他们主要任务是抓红军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建立建全各级党组织，保证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党在红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通过部队支部这一基层组织进行的。因为部队的组建，连队是基础，部队的战斗、军训、生活都是以连队为基础进行的。党支部与连队的党员、战士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他们的情况很了解，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党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党员的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同时也可以及时发现培养战士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队伍，使党的建设工作，落实到实处，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核心和堡垒，使连队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从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红军中得到贯彻与实施。尽管当时琼崖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处在初建阶段，政治工作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但在琼崖红军建设和对敌斗争中却发挥了重大作用，克服了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浓厚了部队的政治空气，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使红军在艰苦曲折的斗争中，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所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红军尽管处在敌强我弱、孤岛奋战的不利形势下，敌人反复“围剿”，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严重，战斗一次比一次残酷，但他们没有在敌人的“围剿”中被消灭，不为种种错误所迷惑，也不为重重困难所动摇，而是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英勇奋斗，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武装斗争的高潮。

二、发挥宣传教育作用，提高红军政治素质

宣传教育是琼崖红军政治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用共产主义思想和信仰，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教育红军官兵，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特季很重视在红军中大力宣传教育工作，并列入议事日程，经常研究宣传教育工作，编发宣传教育大纲，强调宣传教育要通俗化、浅显化、实际化，要注意利用各种事实鼓动士兵对敌人之仇恨与工农联合的决心，反对空洞、笼统、深奥的宣传。当时宣传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基本理论知识的宣传教育。大部分同志都没受过基本理论知识的教育，对这些知识缺乏起码的了解。红军党组织努力给广大官兵们补了这一课。二是形势、政策教育，宣传广东琼崖的政治局势，琼崖民众的出路，我们目前的政策，使官兵们真正了解党的政策与策略和目前中国革命的路线与动力，以及目前工作的新路线。三是中国革命特点的宣传的教育。向同志们讲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性质、前途、为什么要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四是革命理想和前途的宣传教育。向战士们讲解革命是向前发展，是一定会成功的，共产主义是一定会胜利的，这是唯物辩证法，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大家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必胜的坚强信心。

除此以处，红军各级党组织还经常对广大官兵进行革命纪律教育、群众工作教育等。宣传教育方式是多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是：一是开办干部学校。当时办的干部学校有：工农军干部学校，先后共培养军事骨干200余人；红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重点培养红军基层干部；琼崖高级列宁学校，重点培养红军和地方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二是层层举办训练班。结合当前形势和工作需要，层层举办训练班，是对琼崖红军进行宣传教育的又一种方式。三是印发刊物和各种宣传大纲。如《特委通讯》、《红潮周报》、《琼崖红旗》、《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四是组织文艺宣传队，举办游艺会、化装演讲会等活动，寓宣传教育于文艺活动中。此外还有群众大会、个别谈话、各种小型会议等宣传教育方式。

三、发挥革命纪律作用，密切红军与群众血肉联系

教育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是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琼崖党组织从成立的那天起，就经常教育红军指战员，要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自觉地搞好军民关系，并制定了严明的纪律，使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违纪必究。

早在琼崖红军创建初期，就曾规定“没收归公”“不吸烟不喝酒”等纪律。琼山讨逆军第六军还有5条具体规定：一是对群众态度要和好，要善于争取群众、团结群众；二是行军宿营不占用老百姓的房屋；三是借用东西要还；四是买卖要公平；五是不侵犯人民的利益。

谁违背了这些纪律，必须受到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随着琼崖革命的不断深入以及红军队伍的扩大，琼崖特委曾多次下发通知，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当时琼崖规定的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的一点东西；三是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除此之外，还规定了爱民拥政、军民一致、爱兵尊干、官兵一致等原则，并采取措施，加强纪律检查制度，成立纪律检查机构，对违犯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必须追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纪律处分。红军这些做法深得民心，后来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自动组成“基本援助会”，每月缴交钱粮自动送给红军，经常献衣被、药物、粮食，支援革命战争。

由于琼崖党组织特别重视对红军进行遵纪爱民教育，加之制定了比较切实的措施，广大红军指战员爱民观点以及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不断得以增强。红军每到一个宿营地，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同群众打成一片，决不做半点损害群众利益的事。如1928年秋后王文明等带领红军130人和琼苏政府机关干部以及部分赤卫队等共600多人撤到定安县七区的马鞍岭。由于当时同外面革命群众完全断绝联系，带的粮食以及山上的山果和沟里的小鱼等都吃光了，饥饿疾病交迫，死了不少同志，但他们宁可在山上受饿，也不下山去打扰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琼崖红军这种自学遵守群众纪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的表现，与鱼肉百姓的旧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深受群众的热爱和欢迎，也密切了红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起到稳定军心作用，保存了琼崖革命火种

第2篇：党政军群范文

民政局__军休所工作人员党支部

__军休所成立于1989年7月，工作人员党支部共有7名党员，为656名军队离退休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在当前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二里庄南军休所工作人员党支部根据民政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统一部署认真开展学习教育、广泛征集军休干部对军休所在政风、行风方面存在的意见和建议，边学边改、建立优化服务管理长效机制，把学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穿到各项服务管理工作中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一、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化联络员制度。二里庄南军休所军休干部年龄偏大，平均年龄82岁，在日常的服务管理中，工作人员深深感到，随着军休干部年龄的增大，老干部支部的各项活动组织起来遇到许多困难，生病的、住院的、行动不便的使一向活跃的军休干部党建工作受到了影响，个别支部活动基本停滞。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党支部积极强化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要求每位工作人员党员在抓好自己分管的工作的同时，将各自分管服务的军休干部党支部确定为联系点，积极帮助军休干部开展党的活动，在原来两个试点支部的基础上，增加到6个试点支部，逐步确立完善了“一参”、“二帮”、“三代劳”、“四不断总结提高”的工作方式，提高试点工作效率。所谓“参”，就是“联络员”一定要参加支委会和支部大会，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了解情况，上下沟通，共同研究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措施，看到工作的成效。所谓“帮”，就是“联络员”在支委会上，根据支部实际情况，与支委一起，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提建议、提措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群策群力，为支部排忧解难，帮支部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案。所谓“代劳”，就是帮助支委会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如帮助对外打电话，代收楼道照明费、复印歌片、活动时照相，绿化时为楼里找树苗、找工人挖坑、移树、浇水等。所谓“总结提高”，就是要不断总结工作开展的情况、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以明确方向，提高工作效率。在群众路线的教育实践活动作用下，通过定期座谈交流，适时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对“联络员”的学习培训，提高“联络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各党支部将党建联络员制度与支部文化建设相结合，积极开展了“特色党日活动”、“老党员原创歌曲”、“自出自答题目测试”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不仅有效地集合了军休干部党员，还吸引了家属和子女自发地参与到每月一次的党日活动中来，促进了邻里之间的交流，扩大了党支部的影响范围，极大地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打造出了“温馨、祥和、博爱”的军休文化品牌。

二、针对群众需求，拓宽服务内容。根据服务对象平均年龄高的实际特点，为了弥补单一居家养老模式不能全面满足军休干部需求的窘境，党支部着力探寻如何加强在高龄党员中做好基层党务工作，将行政及党务职能纳入到与燕达集团建立的 “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双轨桥梁中，养老院确定一名工作人员作为“党务工作协作员”专门协助落实军休党员的各项政治待遇，最终形成了“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单位保障”三位一体的养老服务管理模式，使群众的需求在硬件条件和政治保障双方面到了提升。同时，通过制作发放“家政服务电话表”打造了军休所的一刻钟服务圈，引进信誉好、服务优的家政公司和服务商，签订服务协议，并制作成卡片，发放到军休干部手中，提供上门服务，满足军休干部的各项社会化需求。很好地延伸了军休所的服务手臂，工作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三、倾听群众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军休所每名工作人员党员加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深入到军休干部中认真听取收集军休干部的意见和建议。针对老同志们提出的“要借助海淀科技优势，解放生产力，提高服务效率”的意见，我们在两方面进行了改进：一是在两个会议室安装了LED电子显示屏宣传栏，每月的党日活动时，将上级的文件指示及党总支学习内容等信息直接显示在终端上，使军休干部足不出所就能享受到读文件、看时事的学习愿望，拉近了工休距离。二是根据军休干部反应较多营院安全问题，军休所安装了门禁系统，给每户配发了门禁扣，不仅方便了老同志出入，而且节省了人力，提高了管理效率。

第3篇：党政军群范文

[关键词]古田会议；红军；成长壮大；革命

1929年12月红四军、、等领导人在福建上杭县召开的古田会议，会议根据给红四军前委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后来，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相继在全国红军中得到了贯彻和执行。古田会议是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建军思想重新塑造了人民军队，确保了党和军队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它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实现军队跨越式发展、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注重思想建军，把改善物质条件与加强思想领导结合起来

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建设和发展红军不仅需要用武器装备的物质保障来改善红军的作战、生活条件，而且更需要在广大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中树立起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因此，把改善红军的物质条件与加强思想领导统一，是实现无产阶级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前提条件。

实现思想上的纯洁统一。当时革命处于困境之中，很多群众和战士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和光明，人员思想混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着红军的壮大和革命的发展，“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越是艰难困苦，越要坚定理想信念，把红军的武器武装与思想武装统一起来，用思想上的优势战胜力量强大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壮大队伍，为取得革命胜利做好充足准备。针对当时党和军队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在《决议》中旗帜鲜明的指出了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了形成这些不正确思想的根源，并一一给出纠正措施。这些分析和措施既有理论性，又有操作性，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它真正使党和军队在思想面貌上焕然一新，开创了我军坚持思想建军路线的先河，建立起了一支完全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为红军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不断壮大找到了精神源泉，是党和军队取得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

积极改善红军的物质条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恩革命导师在一百多年前总结欧洲工人阶级革命起义失败教训时认为，工人阶级在物质基础上尚不能和反动统治阶级相抗衡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反动势力也认识到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他们对边区红军进行了极其严密的物质封锁，妄图从物质保障上使红军失去存在的条件。在工农红军的创建、成长时期，由于物质条件过差，很多同志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勇气，或者要求到地方党组织中工作，或者要求到大城市去，军队的战斗力受到明显的影响。对此，《决议》认为“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实际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要求军队在完成作战任务的同时，帮助和指导边区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和开展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为红军提供作战、生活等急需物资。历史证明，这些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它使红军在艰难困苦中得以存在下来，确保了红军在壮大自身力量中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为最终打倒反动势力做好了物质准备，也为我党我军在以后革命斗争中，开展群众运动、进行土地革命和建设边区政府提供了宝贵经验。

确保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统一。把改善物质条件与加强思想领导结合起来就必须坚持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的统一，单纯的军事观点是不能指引无产阶级军队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因此，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必须把先进的革命理论灌输到官兵和群众当中去，组织和发动好官兵和群众的革命力量，通过调动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为军队的作战胜利提供可靠保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武装起义的部分官兵是从旧军阀或地方农民武装的队伍中转变过来的，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军事斗争的认识还不全面，“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思想还在一部分人头脑中上存在，这就影响了革命斗争走向全面胜利。对此，古田会议在《决议》中指出军事和政治不是对立的，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军事路线必须和政治路线相统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求红军必须做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一，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从而为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

二、凝聚革命力量，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为劳苦大众而战结合起来

在旧中国，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革命的正确方向：只有真正为劳苦大众而战，才能调动起亿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把革命推向高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人民军队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为劳苦大众而战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为革命的发展提供永不枯竭的源动力。

壮大阶级力量源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为社会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的社会底层，因而有着基本相同的历史命运和利益要求。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需要革命的同盟军，因此党和军队的主要力量来源是广大社会劳苦大众。秋收起义后，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破产农民，……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的倾向。”把农民阶级等社会劳苦大众团结到党和军队中来，成为继续进行革命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党和红军在武装斗争中，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为全社会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而战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建设革命根据地、建立武装政权、巩固党的领导和发展红军力量提供力量之源。

提供革命精神动力。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过一个”的恐怖氛围中，坚持党的领导与为劳苦大众而战，都需要具备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顽强的革命毅力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奉献精神。当革命处于低潮之时，许多官兵革命信念动摇，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军中大量存在，不利于红军的成长壮大。针对这种情况，古田会议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建设，指出要注重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成功经验教育红军和群众，使他们认清革命的前途和意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

党的领导。在政治训练中要通过对红军与白军、共产党与的比较，使他们明白“当兵为了谁”、“打仗为了谁”和“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而战”的道理，真正树立起为社会劳苦大众而战的革命思想，激发了红军官兵和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为党和红军取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精神动力的作用。

建立健全组织领导。革命经验表明，党的组织领导是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工农群众翻身革命的唯一可靠的组织依托，“没有了党的组织，……农民自卫军枪支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对于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开辟，起到了严重阻碍的作用。因此，《决议》要求党和红军要帮助边区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和开展土地革命，对受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红军要选派人员帮助工作，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把边区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同时，把一些投机分子清理出革命队伍，严格限制入党条件，把真正对党忠诚、为劳苦大众而战的人吸收到党和军队中来，从组织领导上将坚持党的领导与为劳苦大众而战归为一体，使党的领导更加具有凝聚力、战斗力，使革命群众更加积极主动，为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和基础。

三、坚持群众路线，把壮大红军自身力量与发展地方群众武装结合起来

《决议》中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实践证明，群众路线是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红军自初创之日起就把壮大自身力量与发展地方群众武装紧密联系起来，为壮大革命力量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在坚持群众路线中实现红军自身力量的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需要用无产阶级军队来完成，军阀的旧式军队是不能单独完成革命任务的。古田会议前，一些同志急于扩大革命力量，“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中，由于情况特殊，党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对参加起义的部分旧式军队，没有及时进行深入的思想改造，在起义最关键、最困难之时，部分旧式军队官兵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或临阵倒戈，或集体逃离，背叛了革命。鉴于血的教训，和等革命领导人认为，扩大红军力量时不能急于求成，一方面，要在分化来的旧式军队中，尽快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深入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真正走上革命道路。另一方面，要坚持好群众路线，把革命群众中真正经得住革命考验的同志，吸收到红军队伍中来：红军的发展要按照由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正规红军的路线进行，通过帮助地方群众建立党组织、建设政权和武装力量，为红军的成长壮大提供大批预备力量，为开展武装斗争输送大量忠实可靠的革命“血液”，确保了红军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

在红军的帮助下发展地方群众武装。革命先辈告诉我们，军队和人民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军队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群众的支持，同样，革命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也离不开人民军队的大力帮助。在开辟革命根据地中，只有把发展地方群众武装和壮大红军自身力量结合起来，革命的根据地才能持久，地方群众的武装力量才能发展壮大起来。1929年前，边区的部分武装和革命政权遭到了破坏，鉴于地方党组织、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党中央和红四军前委多次要求红四军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政权和武装力量，并从武器和人员两个方面进行直接帮助。但是，在党和军队中仍然有部分同志对地方群众武装力量的发展重视不够，认为红军担负着主要的作战任务，因此要重点发展红军的自身力量。对这一错误思想，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就批评了“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良倾向，要求把缴获来的枪支全数交给地方武装，通过“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的方式，发动群众在打土豪、分田地、筹款等工作中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防止红军出现单干，脱离群众路线。

四、树立崭新形象，把加强内部民主团结与实现对敌分化瓦解结合起来

工农红军经过古田会议后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从内在属性到外在形象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把改善红军内部关系与宽待俘虏、瓦解敌军结合起来，是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本质要求，树立起崭新的外在形象，使红军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为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必要条件。

适应红军的发展要求。工农红军中的部分官兵是从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旧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因此，在红军建军之初旧式军队的弊端不可避免的被带了进来，随着革命的发展需要，这些旧式军队的弊端从根本上偏离了无产阶级人民军队的发展方向，制约着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正如《决议》指出，从旧军队过来的有些军官不讲民主，动辄打骂红军战士，虐待甚至枪毙逃兵和俘虏，导致一些红军战士受不了旧军阀肉刑的压迫离开革命队伍，破坏了红军内部民主、团结的良好氛围，在广大群众和战士中造成了坏的影响。对此，古田会议中明确指出要坚决废除旧式军阀的肉刑，肃清雇佣军队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把贯彻自觉纪律与军队的民主作风统一起来，建立新型官兵关系：把宽待敌军俘虏与瓦解敌军作为削弱敌军力量、壮大革命力量的有效手段，为红军的作战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4篇：党政军群范文

一、对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1930年二月底，中共中央建立鄂豫皖特别区并相继建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区委员会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领导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工作。党员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对象。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主要进行党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向边区党员传播马恩列的共产主义理论和思想，传达中央决议和精神、路线、方针，提高党员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党员对形势政策的认识，坚定广大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激发共产党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除此以外，需要特别提到的一点是纠“左”工作，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为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鄂豫皖边特委发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的综合指示》，并于十一月底派曾中生来到根据地传达全会精神并逐渐得到贯彻，以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李立三“左”倾政策得到纠正。然而到一九三一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再一次贯彻到鄂豫皖根据地。同年四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担任书记，随即发起肃反运动，“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开始在整个特区弥漫，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陷入了困境。

在组织形式和方法上，可以看到召开大小会议并派专人传达相关会议精神作为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是比较普遍的。与井冈山根据地举办短期训练班、举办干部训练班、创办干部学校类似，鄂豫皖根据地也建立如六安干校等一大批针对党员所办的班、校进行党员教育。另外，红军总政治部和各级政工机关还采用了编印党员教育教材和小册子、办报刊、政治演讲、开政治讨论会、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进行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而方法上，党内教育主要有：克服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鼓动宣传等。

二、对红军战士的思想政治教育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派发指示信决定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并改变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要求在红一军中成立士兵委员并规定其在组织上受政治委员和政治部指挥。通过这些党委、党支部，党牢牢的掌握了对军队的领导，这为对红军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首先是进行政治动员以提高与鼓舞士气，增强军队战斗力；具体来说包括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教育、建军宗旨和红军任务教育、革命理念和信念教育等，从而使广大红军战士敢打敢拼、不畏艰苦、不怕牺牲、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而不懈奋斗。其次是教育红军加强革命的纪律性，整顿军队组织、端正思想；由于军队士兵成分较为复杂，有农民、学生也有曾经的流寇、敌军俘虏，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建立良好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必须建立严格的军队纪律，这些纪律根据整个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斗争需要制定，不仅对战士也对军官，有极强的针对性。最后是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用革命思想教育官兵、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讲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发展方向，使军士们提高政治素养，向士兵们讲授中共的土地分配政策、没收政策、俘虏政策，提高军队的执行力。

这一时期，红军政治工作经历了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从中共中央到地方部队，一系列政治工作的条例和制度相继建立：如1930年9月红一军公布的《红军士兵章程》、1932年1月总政治部颁布的《关于红军中新党员训练大纲》等。这些条例和训令明确了政治工作的目标与任务，规定了各级整治工作组织机构及其职责，也确定了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及教育形式。

在组织形式与方法上，最主要的是上政治课，早在古田会议中就要相关规定“启发式；由远及近；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概念；要用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931年二月，红四军开办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曾中生兼任校长，后改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蔡申熙为校长，有教员五十多名。这所学校以培养红军排、连、营级干部为主，采取定期轮训办法。除此以外，思想政治工作针还有政治讨论会、集体讲话、个别谈话、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开展游艺活动、办发军队刊物等方式。在开展思想工作时，也特别注意针对性和有效性，针对不同的对象如伤病员、新兵、受处罚的士兵、思想动摇的战士等进行个别谈话，并事先进行调查，事后要有反馈等。另外，地方党政机关还会组织慰问团到不对开展宣传与慰问工作、向作战有功部队赠送锦旗、到医院看望伤病员、为红军战士送衣送饭洗衣服等，以此鼓舞战士。红军思想政治教育无论从手段方法还是制度理念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三、对百姓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1931年7月，鄂豫皖特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苏维埃临时组织大纲》明确指出：“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广大工农群众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主体和革命的主要力量，对新民主主义事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主要包括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动员青壮年参军和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群众鼓舞和支援红军、激发群众积极参与根据地民主建设等。

鄂豫皖边区土地革命自黄麻起义起便拉开序幕，1927年10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给黄麻地区党组织发出指示：“本党的任务就在把土地革命的责任担负起来，我们主要的斗争方法……即组织许多农民游击队、发展土地革命宣传与鼓动”。此后，根据“六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精神和鄂豫皖根据地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临时政纲》、《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相继出台。这一段时间主要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集中在宣传讲解相关政策，让其明白能够从中获利，得到解放。分配土地完毕后，苏维埃政府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广大分的土地的农民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尽情欢呼自己成了土地的主人。

另外，动员青壮年参军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也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共产党在当地宣传共产党革命思想和相关政策，揭露国民党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讲述革命形势。据记载，1931年“五月上半月中，黄麻曾动员了二千以上的农民参加红军”。六月到八月的三个月中，又有七千四百六十人参军，这一年十二月红军攻克黄安后，由于群众踊跃参加红军，黄安独立团才得以扩编成独立第一师。根据地群众掀起参军热潮，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以及广大妇女争当红军的动人情景。同时，共产党还积极动员群众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红军，保障红军作战需要。皖西北道苏维埃指挥政治部于1932年3月21日，为支援红军专门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皖西北地区工农群众行动起来，配合红军作战、打倒土豪劣绅。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形式上，在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一大批革命团体，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纽带，把根据地千百万劳动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万众一心的支援革命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使根据地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这其中以工会最为重要。工会是产业工人、雇工和各行各业手工业者的群众性组织。1927年7、8月间，七里坪秘密组织了工会联合会，会员四十余人。随后根据地的工会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到1931年1月，鄂豫边有工人四千余人，同年四月成立鄂豫皖特区总工会，八月成立鄂豫皖特区雇工委员会。工会明确提出了具体任务是：“1、做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向工农群众说明扩大并加强红军的严重意义，要是他们自愿的参加红军…参加少年先锋队、担架队、救护队等组织…；2、领导主要农民作坚决的未执行土地法令而斗争……5、扩大工会政治宣传”。

其次，还有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关于CY和青年运动的决议案》中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到“帮助团健全组织，加强教育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需加强武装训练和政治教育…领导积极做反蒋反国民党军阀混战的宣传”。另外还有由共青团领导的少年先锋队以及贫农团、妇女会、赤色教师联合会等，这些民间团体都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相关的宣传组织工作，带动着人民群众为革命斗争运动贡献力量。

具体到教育方式上，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我党十分注重宣传策略的选择，并综合运用了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和方法。

这其中比较常用的是在显眼处涂写张贴标语，这些标语的长期存在能够潜移默化的激发群众，到现在，七里坪刘家河墙壁上还留着“坚决消灭第四次‘包剿’”、华河中分村墙壁上书写的“扩大红军、诉请封建势力”等标语旧迹。此外，根据地会经常进行以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政策、革命形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演讲，演讲结束后多安排文艺演出，有时还会将一部分战利品当场发给贫苦群众。群众性革命歌谣和宣传报刊也是两种重要形式，1929年6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曾指出：“歌谣在农民群众中有很大的宣传作用，应使其普遍”和“宣传刊物定期出版…篇幅要短…文字要浅而通俗…内容要实际事实”，大大促进了边区文化宣传事业的发展，这其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代表，歌谣如：《土地革命歌》、《送郎当红军》、《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报刊如《苏维埃》、《群众》、《少年先锋》等。

与此同时，新剧团也在各地演出话剧、花鼓戏、黄梅戏……揭露旧社会、反映根据地生活。还有夜校、半日校、俱乐部等，均发挥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四、对地主、地方武装及敌军的思想政治教育

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其面临的主要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地方武装和贼匪；广大农村地区原有的地主；国民党和军阀的军队势力。针对这三股势力，共产党在战场上和土地上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不同。

首先，在土地上，对豪绅地主阶级恩威并重，既鼓励其配合土地革命工作的开展，交出土地，又对不配合的顽固对象进行严厉的打击；对待富农，“可酌量情形实行减租减息，酌量情形可允许富农加入农民委员会…如稍有反动事实发生，即以断然手段处理之”

第5篇：党政军群范文

[关键词]军队建设规律 古田会议决议　理论认识

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设军队，是我们党从建军之日起就着力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事关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事关党的事业的兴衰和成败。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古田会议之所以能够永放光芒，在于会议所做出的决议深化了对军队建设规律的理论认识，确立了我军的根本原则、根本宗旨，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第一次系统回答和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么样建设军队”的问题。

一、正确定位军队与党的关系，提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解决了“听谁指挥、怎样指挥”的问题

军队听谁指挥，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军队建设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前，年轻的党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党与军队的关系。对军队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特别是建军初期，党放弃了在革命军队中的领导权，结果致使革命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惨遭失败。南昌起义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起义部队在思想上开始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等口号。起义部队还建立了各级党组织，设立了两级党代表和三级指导员，建立了政治部。把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坚实可靠地掌握在党的手中。在随后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为党内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虽然党内对“为什么要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这一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形成了普遍共识，但对于究竟“怎么样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党内军内还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

针对秋收起义失利的实际，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改编。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确立了整个部队统一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之下的原则，第一次实行了班有党有、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从上至下建立了从前委到支部、党小组的一套完整的党对军队直接领导的组织系统，从而解决了“怎么样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的问题。“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但由于受种种局限，“支部建在连上”的实践创举并没有能够在军内得到普遍施行。特别是随着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军内逐渐出现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建设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就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后来“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当时虽然普遍认为仍然要坚持党的领导，但对怎么样坚持和实施党的领导却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认为要按照三湾改编确立的原则实行党代表制。“支部建在连上”；有的主张取消党代表，减少支部的权力；还有人提出要限制前委对红四军的全面领导，搞“一长制”，说“前委管事太宽”。

古田会议批评了这些错误认识。《决议》明确规定：“党对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并重申了团、营建党委、连建支部、排建小组的原则。同时规定了党的纪律，对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还强调了要从思想上建党，抵制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否认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认识思想。在三湾改编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怎么样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认识，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系统地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从此。我军自觉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二、正确定位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提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解决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为谁的利益而战，最本质地反映着一支军队的性质与品质。我军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一根本宗旨是我军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本质特征，是人民军队的最高行为准则。

在建军初期，红军究竟是以私人利益为宗旨，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与广大人民为敌，还是紧紧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事关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定红军建设发展的方向。古田会议召开前，由于旧军队思想残余的影响，党内、军内在处理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是执行提出的“三大任务”，还是单纯地打仗?红四军党内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的认为红军只管打仗，不管建党建政，表现出单纯军事观点；有的热衷打大城市，轻视武装工农群众，提出“走州过府，流动游击”，存在流寇思想。这些错误认识的存在，表明党内、军内对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需要及时全面统一思想，指引前进的方向。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一性质和宗旨决定了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如果“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还要求红军各部队认真进行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以保持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人民军队的本色。《古田会议决议》全面准确地把握军队和人民的关系，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队的界限，从而消除了错误认识，统一了思想，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正如元帅所指出的那样，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八十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始终按照古田会议规定的方向前进，自觉践行了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忠实履行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在全心全意为服务人民的过程中，我军不仅实现了自身价值，促进了自身发展，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三、正确定位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军事工作是完成政治任务的根本工具。解决了“谁服从谁，怎样服从”的问题

政治决定军事、政略决定战略，这是古今中外建军治军的一条铁律。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既不能对立，也不能分离，更不能颠倒，必须始终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统一于军队建设之中。古田会议召开前，由于受到单纯军事观点的影响，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对军事与政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的认识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有的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有的颠倒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重军事轻政治，认为“军事领导政治”，“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还有人主张“司令部对外”，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在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影响下，广大基层官兵也认为政治工作可有可无，甚至说政治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把政工干部称呼为“闲杂人”。虽然以上这些观点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但实际上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这种违反军队建设规律的普遍性错误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清除，必将对军队建设发展和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

第6篇：党政军群范文

一、抗日统一战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抗日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的最有效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性因素。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与实行的消极抗战截然不同，这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制定和实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关键，而宣传与教育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在抗战初期、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围绕巩固和发展全面抗战路线，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抗日战争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对广大党员干部、革命军人、各界人民群众进行深入的抗日主张教育，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对抗日战争开始阶段的方针、政策、原则进行了明确阐述。1937年8月，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强调全面抗战的重要性，提出救国的十大纲领。10月，他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定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大原则。1938年5月，作《论持久战》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提高了广大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这年10月他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提出坚持统一战争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方针，使全国各党派各武装力量团结一致对敌。

（二）抗战相持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以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政策，日军加强对我军敌后解放区战场的进攻，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和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阶段。党在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宣传教育。针对消极抗日、积极政策，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口号。大生产运动中的“精神副产物”。解放区在抗战相持阶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大生产运动不仅改善了军民的生活，还改善了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和纪律观念。陕甘宁边区拥政爱民、拥军优抗活动。为批判军队和地方存在的错误思想，中共中央决定在军队和地方开展“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拥护军队”活动。部队干部和士兵通过学习文章、开军人大会、自我批评等方式，深刻认识了“军队离开人民就无法存在”的道理。的思想教育运动。随着党的队伍的不断壮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参差不齐，新党员对于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大是大非问题缺乏认识；并且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思想作风在党内还广泛存在。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运动，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加强了党的团结，成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伟大创举。

（三）抗战反攻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战略反攻阶段，党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中由、主持，谭政所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集中体现了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标志。1944年春，在国统区文化界人士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提出了“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一起推进国统区民主力量的凝结。1945年七大的召开，确立了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突出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地位和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处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特殊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艰难困苦中曲折前进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以下特点：

（一）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抗日战争要赢得最终的胜利，必须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战。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教育对象来看，具有空前的广泛性以及复杂性，不仅覆盖了抗日统一战线内的全体成员，还涉及敌对阵营的相关成员。具体包括对党内和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的宣传教育，对海外同胞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成员的宣传动员工作，对日伪军的政治宣传和分化瓦解工作。其中前两类是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由于教育对象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思想政治教育在抗日战争的主题下又呈现了一定的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矛盾上。这种广泛性和复杂性给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党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出发，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思想工作，协调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建立并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中共在国内、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复杂的环境中提高了中央自身的组织能力、斗争能力，逐步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二）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抗日战争取得的胜利是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实践的结果。抗日战争初期，在其《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宣传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下，围绕党内思想教育、军队思想教育、干部思想教育、人民群众思想教育等主要内容展开。在党内思想教育中，以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为基本内容，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确保了正确抗战方针策略的实施。在军队思想教育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全党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总结，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作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提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对抗战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有着重要指导作用；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军事策略的宣传教育，有效地促进了策略的转变，鼓舞了官兵的士气。在干部教育中，党在抗战时期将干部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制定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运动由干部学习逐步转向全体党员学习，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在人民群众思想教育中，主要是进行全面抗战主张的宣传和动员，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动员群众、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以上教育内容组成了抗战时期思想教育内容的科学体系，体现了党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认识的不断深化。

（三）教育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在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党根据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有效地宣传和动员了全体人民群众。这些具体的教育方式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通过正规组织、职能部门进行宣传教育。例如建立抗的战统战组织，在红军各部队普遍设立了工作机构，团以上单位设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或工作组，连以上单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小组，连队支部设抗日宣传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通过建立部队政治工作巡查制度、宣传鼓动纲领、颁布政治工作要则等，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2.利用各种会议、演讲、报刊、文章等进行宣传教育。各种会议形式如中央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发表讲话、演讲、报告等形式，广泛地在党内、军队和社会各界开展宣传教育。同时，《群众》《新华日报》等刊物以及等中央领导人发表的重要文章，都在宣传教育工作中起到巨大的鼓舞动员作用。3.开展丰富多样的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党在对根据地群众进行宣传时，充分利用地方性歌谣、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进行政策的教育解释工作。党在国统区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刊物《抗战文艺》，组织战地服务团、访问团、组织讲演会、报告会等形式进行抗战宣传，极大地推动了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

三、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党围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任务，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进行了规模空前、影响力巨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走向成熟，积累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做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巩固和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生命线”的论断最早是在《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提出的，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能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抗日战争中，党坚持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根据革命实践需要，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把它作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和各项工作的保证。在当前“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地位，是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的内在凝聚力和推动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把握党的中心工作。正确把握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分析判断后，实行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并确立了“宣传工作必须为适应于党的策略路线，适应于夺取更广大的群众，是适应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急剧的转变”的方针，从而实现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土地革命时期为阶级斗争服务向抗日战争时期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的历史性转变。只有明确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会有明确的目标。当前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科学把握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总目标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第7篇：党政军群范文

一、黔东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优良作风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黔东军民培植和孕育了引以自豪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给黔东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奋发图强、苦干实干，不断创造美好幸福新生活。

1.“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出新世界”的奋斗精神。黔东特区“一苏”大会上一幅“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出新世界”的对联，深刻道出了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的巨大力量。红军进入黔东后，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悲观、失望和气馁，而是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激情，与黔东人民一道，攻坚克难，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他们除了加强党政建设、革命武装建设、财政经济建设和实行土地革命等重大工作外，还大力发展民族团结、文化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商业等各项事业。他们在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建立了根据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黔东地区的生产力。

2.“只要‘干人’（穷人）得解放，为了革命死也乐”的牺牲精神。在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红军部队在没有固定给养供应的情况下，军民没有吃过几天饱饭，红军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薪水，他们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甚至奉献出至宝贵的生命。如红52团百余名战士在强敌围困之下“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毅然跳崖困牛山;苏维埃代表孔朝庭被俘后，坚贞不屈，留下遗言要儿子与土豪彻底斗争到底。这些都是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歌。

3.“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务实精神。苏维埃政府出台的政策，须张榜公布，由群众公议而定。红军无时无刻不与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所思、所求、所盼非常了解，出政策、制法规都以让群众翻身过上好日子为标准，杜绝不切实际、假大空的承诺，实打实地造福于民、取信于民。如《农村工人保护条例》规定：“革命前的雇工均须分给好的土地，并分给以耕牛、耕具”;“农村工人，每月须有四天休息”;等等。这些规定都非常具体细致，便于执行。同时，由人民群众来监督和评议执行效果，严督实查，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让群众真正从红军“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中看到希望、坚定信心。

4.“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朴实作风。党和红军的领导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长期穿青土布对襟衣，一双草鞋，与普通群众别无二样。当年任红三军经理处粮秣科长兼司令部司务长的陈恒久回忆到：“1934年9月，红三军打了胜仗，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我为军长等几个领导加了几个菜。结果，军长很严肃地批评了我：‘你还记得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纪律吗？才打一个小胜仗，就给我加菜，合符红军纪律的哪一条？战士吃什么？我命令你，把菜端出去，让战士们吃，以后再不许给我搞特殊。’”细微之处见精神。红军过硬的作风，无不显示了根据地亲近群众、尊重群众、保护群众的革命情怀。

二、黔东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启示

80多年过去了，黔东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优良作风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富含启迪价值。我们要以史为鉴，坚持做好群众工作，将民心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1.务必强化宗旨意识，重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当年红军能在白色恐怖包围之下得以点燃“燎原之火”，关键是始终坚持党的宗旨，根植群众、依靠群众，真正赢得了民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今天，民心向背依然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试金石”。近年来，铜仁市大力实施“民心党建”工程，把“民心”事业高高举起、牢牢抓住，并以此统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把为民服务的理念贯穿到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2.务必坚持从严治党，顺应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革命战争年代，黔东革命根据地始终以铁的手腕治党治军，时刻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为百姓谋福祉的优良作风，让群众看到了真正的好部队、好政权，自然“人心归附、如水下倾”。党的十以来，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让全党全国广大党员干部深受触动，也使得群众对作风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高度关注。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践行到底、坚持到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让广大群众不断看到作风建设的新成效，从而更加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3.务必站稳群众立场，贴近民心。强调，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始终不脱离、不动摇这个立场。在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宣传发动，还是武装斗争;不管是制定政策，还是发展生产，红军都始终做到了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与群众“连成一体”，最终让群众打心里赞同拥护。现在，一些领导热衷于搞虚假政绩、形象工程，把对上与对下割离开来，只求个人升迁，不求民众满意，说到底就是没有站稳群众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要坚决纠正制止，做任何决策都须始终坚持群众利益至上，以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依据。要常怀民生良知，善谋富民之策，恪守为民之责，不断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4.务必践行民生承诺，凝聚民心。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生连着民心，关乎幸福。纵观红军在黔东的所作所为，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为群众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牺牲，用真心、诚意，出真招、实招，分土地、修水渠、办学校、收谷子、帮犁田等，从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做起，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凝聚民心。铜仁作为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市之一，发展压力大，民生欠账多，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嘱托，既要狠抓发展第一要务，更要紧扣民生第一目标，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直接的衣、食、住、行、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慎重作出和兑现每一份承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得到更多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心认可的实惠。

第8篇：党政军群范文

1.充分认识军区走党的群众路线的意义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永葆青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抓好军区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学习，要坚持领导带头、严字当头，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切实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高标准抓好教育实践活动。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4句话、12个字的总要求，为全军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2.大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中央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问题。“”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有关，或者说是这“”衍生出来的。解决“”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很多矛盾和问题仍然要靠经常性工作来解决，解决“”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通过大家提、自己找、上级点、相互帮的方法，查摆部队存在的“”表象，深挖产生“”的思想根源。发现的问题，梳理出指导思想不够端正、工作作风粗疏漂浮、脱离基层疏远官兵、忽视民意盲目决策、铺张浪费大手大脚、情趣追求格调不高、不守规矩等“”存在的7种表象。军区领导和机关干部透过部队存在的问题，反思“”存在的思想根源，找出党性观念有所淡薄、功利思想有所滋长、长官意志有所抬头、革命斗志有所消退、能力素质有所欠缺、较真精神有所弱化6个方面的思想根子。

3.切实地改变不良的组织领导与生活作风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制度落实，以整风精神找出问题，解决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端正。要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和关键，以上率下、当好标杆。要把开门搞活动作为重要方法，用走群众路线办法开展活动，组织官兵有序参与，充分发挥官兵监督作用。要把建章立制作为重要保障，编紧扎严制度“笼子”。军区机关通过报告会、座谈会、体会交流等形式，教育引导机关干部牢固树立基层第一、士兵至上的思想，不断增进对基层官兵的深厚感情；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满腔热情地为基层官兵办实事解难题；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公道正派地处理好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牢固树立对群众负责的思想，积极为官兵扎根基层、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军区党委机关要求根治“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电贯彻文电”等不良倾向，把年内拟安排的18项会议集训压减为7项，发文电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32.7%；纠治形式主义、的高度，提出继续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推行“问责制”，彻底铲除这个“老大难”，赢得官兵普遍赞赏和支持。从去年开始，军分区有规定，要改进作风，开会、上级来客，严格控制标准，军分区机关要率先垂范，从自身做起，说道做到，把钱用在军分区部队全面建设上。教育实践活动尽管为期一年，但作风建设却是一个永恒主题。

4.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解决群众的困难，同志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人应该饱含感情地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前提。问政于民方知得失，问需于民方知冷暖。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督促和引导广大机关党员干部走出机关大院，下基层、接地气，要诚心和群众打交道，善于和群众打交道，学会如何做好群众工作；要实际地了解到群众的困难和要求，找出当前工作的不足，找准做好工作的重点，做到工作有的放矢。积极落实了各项利民工作，加大对军区基础建设的投入，妥善安置复员军人和干部及随军家属。

第9篇：党政军群范文

[关键词] 中央苏区 群团建设 苏维埃革命

中央苏区的群众团体(以下简称“群团”)是指在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服务于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主要包括工会、农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代表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士兵会、反帝拥苏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群团成员是革命群众的主体,在苏区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受史料和学术旨向之局限,目前学界对群团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殊难与其历史地位相对称。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央苏区群团建设作一初步探析,以抛砖引玉。

一、中央苏区开展群团建设的原因及其可能性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群团建设,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加入群团的积极性,消除他们在阶层、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把分散在革命根据地的数量众多的个体力量弱小的民众,凝聚在不同的群团之下。群团构成了苏区群众的主体。据黄知真回忆:“苏区扩大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群众组织。”[1](P146)中共之所以重视群团建设,这主要是由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政治环境决定的。

(一)建设群团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

中央苏区所在地域非常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落后,阶级剥削残酷,人民终日为生存而挣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统治和“”宣传活动更加猖獗,群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冷漠,在战争环境中进一步加深。“当红四战赣南来到宁都小布圩,小布圩的老表听说兵来了,都慌慌张张地躲起来。”[2](P286)群众谈兵色变,势必影响他们对党和红军的欢迎和拥护。动员群众是现实背景下积聚革命力量的必需做法,若能够建设起一个或多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服务于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政治团体,让这些团体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亦或附属,使群众参与到这些政治团体中并予以切实而有效的领导,那么群众的参与热情定会高涨。由此可见,建设群团是党扩大革命队伍、武装反抗反革命的必然选择。

(二)建设群团是我党反对“军事围剿”的需要

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威胁着的统治。因此她在创建的过程中,屡次受到在数量、装备上占有优势的正规军的残酷“围剿”,且规模有增无减。不仅如此,地主武装民团因其地域性的特点往往成了革命最直接的敌人,数量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暴戾程度与正规军并无两样。在江西,地主武装靖卫团、保卫团等,于“全省各县各区各乡各镇各都各里各村,均严密组织”。1928年7月,仅靖卫团已达1万余人;此后继续扩充,仅赣西南地区到1930年春,即有枪支6000余支,其兵力约相当于两个师。他们“逮捕农民最勤”、“对农民极为苛刻”。[3](P7)中央苏区相对狭小的区域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尚难以供养红军,遑论红军人数和武器装备与敌方的巨大差距,群众内部的团结和有序化是打破敌对者进攻的前提,群众组织的严密而形成的军民一体化则能避免革命遭受重大的打击。群团固有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显然有助于把个体的、分散的群众凝聚起来,把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以应对异常凶残而强大的敌人。

(三)苏区群众的需要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的一致性使建设群团具有可能性

将全体苏区群众组织起来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不仅需要群众与党之间有一种共存的关系,还需要党的工作的深入。的反动统治和阶级剥削,使苏区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但“仅仅存在贫困的事实不足以,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而新条件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4](P746)。由此看出,革命的发生一方面要有民众贫困的事实,另一方面要有先进政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向民众指明他们贫困的根源,指明革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政治目标的远大和政治动员理念的先进绝非所能比,在革命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彰显的群众路线,其宣传主张和构建目标都逐步被群众认可和接受,甚至包括原本对中共持疑惑甚至反对态度的群众,他们在对敌我的甄别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的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随着党的工作的深入,群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燃起“为争取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而奋斗”的激情。

(四)中国共产党具备了一定的群团建设经验使群团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

大革命时期,农会、工会等群众性组织在革命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所做的14件大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禁牌禁赌禁鸦片等;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革命的影响具有巨大的潜藏性且常常为后起者所承传,中共在其发展历程中向来重视并善于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从报告本身亦可看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对群团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并积累了一定的群团建设经验,这为中央苏区群团建设的开创和深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加强中央苏区群团建设的主要做法

仅凭相对少数革命者对付绝对多数反革命的敌人,单纯从数量上对比,红色政权毫无优势可言,这也无法解释红色政权屹立于白色恐怖统治下长达6年之久的真正原因。革命星星之火之所以呈燎原之势,到目前为止学界看法迥异。但群团在革命中所体现的巨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究其原因,中共发挥的作用是占主导的。

(一)高度重视,加强指导,调动群众参加群团的积极性

第一,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关心群团工作,经常给群团工作以帮助和指示。1934年4月,在《乡苏怎样工作》中强调指出:“要加紧对于他们(指苏区群团―作者引注)的注意和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5](P343-359)对于群团的建设,中共确立了党团政治领导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及党的“六大”通过的中都规定:“在苏维埃政权和各类群众团体的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6](P232)党团是沟通党和群团的桥梁,其任务就是在群团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说:“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只有通过党团的活动才能见诸施行,并且党特别加强对党团的领导,经常的检查和指示,保证党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这样,“党、团的关系不仅只在会议上,而是在工作上建立起来。党要经常讨论团的工作,指导团的工作”。[7](P294-295)第二,积极选拔群团中的优秀干部参与国家权力机构。中央苏区群团中的优秀干部参与国家权力机构是保证群团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一种方式,也是壮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群众队伍的有效途径。为了使乡苏能够迅速“动员广大群众实现苏维埃的各项任务”,于是“在乡苏之下,并按须[需]要设立各种经常的和临时的委员会,吸收每个代表及群团中积极分子和对工作有经验的分子参加”;[8](P281)为加强青年与妇女的工作,“苏维埃应发动更大的青年参加红军,引进青年和妇女参加苏维埃工作,特别注意发动青年妇女的特殊斗争,实现他的要求”;[9](P106)为了在组织上保证苏维埃的无产阶级领导,“必须提拔更多的工人干部来做领导工作”。[10](P354)

(二)广泛组织,严密组织机构,扩大群团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第一,始终保证党在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战争时期不允许有多个权力中心,绝对权力的多元化会导致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偏离革命的轨道。中共的意图要在群团中全面贯彻执行,就需要围绕自己这个核心,不断加强党与群团的联系,形成一个从共产党―组织(包括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群众的领导体系。从政权的运行和决策的贯彻状况来看,中共始终处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层。第二,多数群团自身有完整的垂直领导系统,群团之间关系还可以互补,成员大多可以交叉。不同成分的群团的归类组合容易导致群团利益的争执,例如工会和贫农团在分田问题上就纠缠不清。因此,中共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群团之间的矛盾,否则容易给敌对者以可乘之机。随着苏区政权的创建,各个群团在各县各区几乎都有自己的组织,其成员可以参加多个群团,充分保障自身的利益。群团内部亦有规范的组织章程,对群团的活动目标、行为准则、组织规范都有明确规定,使群团工作既可在平时组织群众生产,又可在战时发动群众,全面、高效地凝聚各革命阶级力量完成苏维埃革命工作。

(三)开展教育,用理论武装群团,培养群团成员的革命意识

第一,对群团成员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时进行。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教育的任务是为革命战争服务。1933年8月,在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议的决议》中就明确地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11]决议贯彻后,群团成员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团文化建设,提出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颁布了法律法规,设置了管理机构,创办了各类学校,加强了师资建设,全面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并且出版了各种书籍,发行了群团刊物,提高了群团成员的文化水平。第二,对群团成员的革命宣传和政治动员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通过在革命宣传中普及标语宣传,创办《红色中华》、《斗争》、《少年先锋》等刊物,开展娱乐活动,唱红色歌谣等宣扬党的主张,对苏区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坏”,“当兵就要当红军”,体会到工农劳苦群众要武装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反动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样,中国共产党在广泛的政治动员中也注重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使他们掌握革命的道理,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什么,从而增强了宣传和动员的效果。

(四)健全法律法规并颁布实施,以保障群团成员的各项权益

中央苏区是我国法制建设的试验田,但法律的触角却延伸到了多个层面。中共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大纲、政权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财政经济法、民政和文教法、劳动法,民事和婚姻法、刑事法以及经济法和诉讼法等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带有鲜明的阶级和政治色彩,是对革命对象的打击,是对拥护革命者的鼓励和鞭策。作为中央苏区革命群众主体的群团成员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受益者,法律的特别规定进一步凸显了中共对群团成员权益的重视。如在保障群团成员土地权益方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根据贫农、中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一部分作学校、俱乐部,地方苏维埃、党及青年团委员会、赤色职工会、贫农团和各机关使用。”[12](P461)在保障群团成员的参政权方面,1933年8月颁布的《苏维埃暂时选举法》指出:(苏维埃)“代表后选人名单。应该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主要是工会、贫农团与女工农妇代表会。经过党、团和各群众团体的讨论。”[13](P90)

三、中央苏区群团建设的历史作用

在中央苏区,组织群团成了中共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军民一体化,弥补红军留下的防御空白的有效途径。中共通过开展对群团的政治、组织、思想、法制建设,使群团成员实现了社会角色的大转换,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使每个群团都有鲜明的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的特征,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在思想观念上,群团成员对自己的阶级成分有了更准确的认识,阶级观念明显增强

“富农称中农,中农称贫农,贫农称工人”。对自我准确的认识才能找到归属感,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积极投入到革命潮流之中。对于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普遍觉得现在党的政权“恩情比天还要大”,“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14](P321)对于敌人,他们则都认为统治区是“黑暗的地狱”,“你们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和你们是不能并存的,我们要打倒一切的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我们不信的鬼话”。[15]

(二)在政治素养上,群团成了群众提高政治水平、坚定革命信念的大学校

在苏区斗争的熔炉里,一大批革命家在党领导的群团中茁壮成长,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萧华、李坚真等。各级群团组织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如刘少奇、顾作霖、蔡畅等,他们身居要职、廉洁施政,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普遍群团成员的政治水平得到较大提升,“记者尝与曾加入儿童团之孩童谈话,觉彼等所答极流利,尤其对‘五一’、‘五九’、‘九一八’、‘一二八’等纪念日之意义,无不对答如流。谈时若引用公历几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类名词,其纯熟更有如数家珍。”[16](P212)群团成员的革命信念也更加坚定,参军参战热情高涨,若碰上敌人来,他们立刻坚壁清野,万一被敌人捉住,也绝不说出红军的下落。

(三)在革命实践中,群团成员自觉自律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中央苏区的群团成员积极扩红拥军,使群众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化、猛烈化。他们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成为中央苏区地方武装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扰敌、堵敌、盲敌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有效的坚壁清野使敌人在苏区只作短暂的停留而不能持久,成了苏区来去匆匆的不速之客;他们还积极发展生产,购买公债,节省经济。以苏区妇女为例,她们为了筹集经费支援红军,不仅踊跃购买公债,甚至变卖自己陪嫁的首饰、自己的秀发,换取现金交给红军。

参考文献:

[1]黄知真,缪敏等.漫谈闽浙赣老根据地[M]//,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关山阵阵苍(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3][16]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4][美]费正清,费惟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苏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7]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8][9][10][1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1]阶级斗争中的教育[N].斗争,1934-06-02.

[13]卓帆.中华苏维埃法制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