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弟子规精选(九篇)

第1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论文摘要：《百家讲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农业科技》、《探索与发现》等电视栏目都属于学术性电视节目的范畴，相对教学节目它面对的受众更广泛，传授的学术内容更通俗。正因为它具有两类节目的交叉性和兼容性特征，所以它才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栏目，拥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它独有的受众群体。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这一类节目的存在价值进行分析。

所谓学术性电视节目，是指电视传媒中以普及传播专业学术知识为服务宗旨，系统、较专门地介绍某种专业知识的电视节目，如《百家讲坛》、《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探索与发现》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类节目介于社教节目与教学节目之间，它比社教节目具有更强的学术性，又比教学节目面对更广泛的受众，传授比专业教学知识更通俗易懂的内容。正因为它具有两类节目的交叉性质，所以它才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栏目，拥有它独有的受众群体和不可替代的价值功用。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学术性电视节目的存在价值进行分析。

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接

“精英”一词是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就是这些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人所创造的精神产品，而“文化精英”是专指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知识背景、从事严肃文化事业的群体。这些文化精英具有合法的学术地位和严谨的科学知识，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适合担当某个领域的意见领袖，而且传承着自古以来的文化精英们所肩负的向全社会提供精神文化产品的重任。

大众文化是指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以谋求最大利润为目标，能够满足公众获得感性愉悦需要的日常文化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科学技术正日益深刻地介入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由专业的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和技术正突破以往狭小的象牙塔，力图走入更为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里，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使许多科技发明不仅用于国防工业、医疗卫生、电子技术，还正在通过产品和商品的形式进入到公众的生活里，成为提升公众生活品质的一种重要产品或精神象征，如宇宙学知识、遗传学知识、纳米技术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在这种形势下就要求公众具有更高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式，要求公众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来应对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学术性节目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公众对于专业科学知识的渴求，因此，学术性节目也就有了巨大的市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学术性节目比起科学教科书来说，它不是以冰冷、坚硬的专业教学的面孔出现，而是将硬性的专业性极强的科学知识软化成了非专业公众可以接受的科普知识，并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将专业知识进一步细化、通俗化、形象化，再通过电视媒介这个载体，结合高科技的电子手段和动画技术，将其传导给希望获取现代化学术知识的公众。如中央电视台著名的科学节目《探索·发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探索·发现》是一个以地理发现、考古发现、科学发现为主要特色的学术性极强的栏目，其所探索的是学术界的焦点问题，它所传播的既是学术界的专业知识，也是关乎到人类发展的重要知识。比如在“人类的起源”这一组节目中，所讲述的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人类学知识，如果仅仅通过教科书的形式去传播人类学知识的话，其涵盖的公众面积会小得多，公众的接受程度也会低得多，但通过电视为媒介所传播的人类学知识，以其真实的考古实物和考古场地的实境拍摄，将生硬的文字教科书变成了生动的画面和带有情节的解说词，使“人类的起源”的学术知识迅速、有效地传递到更大范围的公众群里，并带动了公众对此类知识的兴趣和关注。又如在“宇宙大爆炸”一组节目里，介绍的更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所熟知的关于原子、奇点、恒星、黑洞、宇宙大爆炸等专业性极强的宇宙学知识，但在专家们生动的解说之下，再配上完美的三维立体制作画面，宇宙学知识得到迅速的普及，从而完美地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接。

提升了电视节目中的高雅文化气息

2005年前后，中央电视台一个几乎处于被淘汰边缘的学术节目——《百家讲坛》骤然成为全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其所播出的节目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极大关注，而其推出的若干期节目的主讲人也迅速地成了全国人民熟知的学术明星。《百家讲坛》是一个没有华丽的舞台背景和更多的媒体技术支持的栏目，它完全依靠知识本身的魅力，而在《百家讲坛》出现的也多是某一领域里的学术带头人，他们的出现决定了《百家讲坛》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其传播的学术内容也具有权威性和可信性，易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关注焦点，也有利于听众与专家之间的直接沟通。以《百家讲坛》中播出的老子的《道德经》为例，《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哲学著作，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更是以往学术界的专宠和少数专业人士涉足的精神瑰宝，其精神内涵之丰富、其语义文字之难懂也就可想而知。《百家讲坛》所开设的“道德经”、“易经”、“论语”、“黄帝内经”的讲座，无疑是一组品位极高的国学系列讲座，它使生活于国学边缘或外延的人群也有了享受高雅文化的机会，从而修改了人们把电视仅仅看成是休闲娱乐渠道的传统看法，此节目所引起的关注则更加说明公众对于高雅文化的学习热情。更有一个侧面的例子可以证明高雅文化在公众心中的地位，那就是发生在《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阎崇年身上的“掌掴事件”，虽然这一极端的做法应当受到指责，但却从反面说明公众对高雅文化一样的关心、一样的动情、一样的激愤。于是，受公众的热情所鼓励，各种学术性节目本着“学术一样让你听懂”的宗旨，带着一种求索、谨慎而又顽强的敬业精神，纷纷在电视媒体这个平台上展示着学术的魅力和思想的高度，同时也开始了学术性节目不平凡的行程。正如香港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在《为意外的成功作序》中所言:“由于预见到这样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没有观众而失去广告商的青睐，最终导致节目自生自灭，于是我们创办这个栏目之初，多少带有几分悲壮。”但这种悲壮的探求最终换来了公众的认可，也换来了电视节目中高雅文化品位的进一步升华。四川大学研究生史挺在他的论文里称赞说：“它（《百家讲坛》）的兴起，带来了中华古老文明中早已被人遗忘的故事和精神，使几乎被金钱腐蚀和商业拥抱的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新鲜的火种和在远古记忆中温暖而动人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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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社会各领域对学术知识的利用

当今世界已全面进入电子化传媒时代，在中国，电视作为一种拥有数亿公众的强势媒体，在文化传播以及价值导向方面的作用堪称一呼百应，无与伦比，电视早已成了教化民众、提倡新生活新理念的最好平台，也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现代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对生活的权威解读和价值取向的最佳平台。于丹、易中天、王立群通过《百家讲坛》这一平台成了公众耳熟能详的学术明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精英系统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不但使某一学科的知识引起了更多公众的兴趣，更使得这一专业知识的使用价值得以迅速扩大，使之与其他学科相互交融的机会大大增多。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要数于丹的“论语”讲座。《论语》本是产生于春秋时代的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观念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受到后世学者的强烈追捧，北宋宰相赵普创造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精辟之语，更把《论语》捧上了政治教化的高度。而《百家讲坛》里于丹对于《论语》的精彩演绎，更把孔子的智慧讲得悬念迭起，把一个原本古老而远离生活的思想体系演绎成了鲜活的、与现代生活密切对接的智慧之源和生活宝典。在于丹的旁征博引之中，公众重新认识了《论语》的价值，也认识到了国学的价值，从而掀起了各行各业读《论语》的热潮，这从于丹在中关村签名售书时，读者排队至十几里长的盛况就可以得知。同时，因为《百家讲坛》中关于《道德经》的讲座，掀起了全民对道家始祖老子的热情，许多城市的公交车里出现了老子和“道德经”的宣传画，许多中小学开设了国学课程，并要求学生齐诵“道德经”，也推动了“国学”作为一门课程进入小学课堂的步伐。而《百家讲坛》关于《黄帝内经》的讲座，也把原本晦涩难懂的医学文献《黄帝内经》讲解得头头是道，乃至于《黄帝内经》这门古代医学专业文献迅速地推广至全社会各个人群中，带动了全社会对于中华医学文化的关注和钻研。而目前正在不断延伸的对于《弟子规》的研究热情，也与《百家讲坛》的《弟子规》讲座有关，据说目前有许多企业家正在把《弟子规》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根据《弟子规》制定本企业的规章制度，用以规范本企业职工的言行。由《百家讲坛》所掀起的国学文化热，直接带动了出版业、旅游业及多项产业的发展，据统计，关于《论语》类书籍的发行已突破150万册，根据《百家讲坛》的模式而设计的国学教育软件正在各大书店热销，这些学术性节目在创造了国学热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中华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多媒体手段的运用提升了学术知识的美感效果

电视学术性节目讲解的多是与日常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纯学术内容，要想更生动、浅显地了解这些学术知识，就要调动多种电子手段，适当地加入一些动画制作和电脑技术，而这正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所在。动画制作手段使学术性节目中抽象的物质变成了眼睛可以看到的图像，从而满足了公众眼见为实的心理需求。如《探索·发现》中讲到的许多宇宙中确实存在，而人的眼睛却看不到的物质，如粒子、光速、黑洞等；如远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古代的战争场面和灾难场面等，涉及这一方面内容时，电脑制作的画面能够重现和还原历史画面，或者将原本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使受众对传播内容可闻、可视、可感，并通过生动的画面刺激加深其对知识的记忆。如在“宇宙大爆炸”节目中，大量关于宇宙运动的场景都是通过动画手段来完成的。这些高超的动画手段不仅展示了科技的魅力，也赋予了被摄主体丰富的色彩、曼妙的形象、生动的情节，同时根据需要实现声、光、电、影的补充表达，营造了神秘的变幻莫测的宇宙世界。在生动地传播学术知识的过程中，节目的美感效果也大大提升。

梅罗维茨曾提出“新媒介，新情境”的理论，他认为“新情境，新行为”重新形构和组织了信息情境，也必然会重新形塑和规范文化的各种因素，并影响到人们采取新的传播方式。

综上所述，学术性节目就是电视媒体与学术知识这两个远距离的学科之中的平衡点，在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中，媒体永远是人们未来生活的导向，它能够将看似难以相融的两极结合在一起，学术性电视节目就是极好的例证。随着公众对知识需求数量的提高、对知识需求品位的提高，学术性电视节目将会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前景，因此，进一步加大对学术性节目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创造，使其成为永恒的经典，就是未来学术性电视栏目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沃斯诺尔［美］等著，李卫民、闻则思译：《文化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张玲编：《传媒教育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第2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草根”一词直译自英文的grassrots。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辞典》的释义是：①群众的。基层的；②乡村地区的；③基础的；根本的。“草根”一词经由媒体话语进入日常语汇，它的含义基本上可以把握为“平民的、大众的”。草根。逐渐被默认为与主流相对抗(至少是相对应)的一种状态。

《百家讲坛》遴选演讲人，首先甄别应聘者的文化身份，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下，似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前之中国，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收归于大学或科学院。在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里，无论你是什么“家”均受制于一整套职称评价体系，凭借各自的文化资本(作品或著作)，申评为副教授或教授，从而实现了文化资本向政治资本的转化，利用获得的政治资本进一步强化其文化资本(炮制更多作品或著作)，以至成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等。

从上述路线图可以看到，对大多数专家学者而言，他们的文化资本借助了学院或研究院的体制力量，与权力合谋，以身份认定为重要依据，共同营造了一个权力笼罩下的文化圈，取得了文化权力并控制了话语权。进而逐渐生成“有身份者通吃”的“潜规则”。

这个体制框架之外的所谓“草根学者”，他们的发言不易为权力文化圈所重视，同时，由于文化权力身份的缺失，也不易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在大众文化生活里，草根学者的挣扎与抗争，更像是一种途穷之斗，显得悲壮有余，力量不足。《百家讲坛》栏目多少也带有一点公共媒体的色彩，它竟然也不得不采取这套评估体系。是的，除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第3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博学

今天的府学完整地保留了庙（大成殿）、堂（明伦堂）、阁（奎星阁）、祠（文天祥祠）四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建筑，庙学合一，加之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校园文化构成了“活”的教育博物馆。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从历史悠久的国子监辟雍前传来稚嫩洪亮的吟诵声。地方课程《弟子规》和校本课程《论语》《诗经》的精彩与校园内古老的建筑交相辉映，同学们铿锵有力的诵读声久久回荡在耳畔。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更是当今中国文化的最强音，我们将经典诵读与明理、导行相结合，在学生心中播撒下国学文化的种子。

古筝悠扬，茶香扑鼻。刘辉老师正全神贯注地上茶艺课。准备茶具、鉴赏茶叶、悬壶高冲、小口啜饮……饮茶者在茶味入口之前，就先品味到了茶道的美。茶艺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蕴含着丰富的茶文化知识，这对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学校抓住“廉、美、和、敬”的茶德精神对学生进行教育，通过“敬茶、敬茶具、敬茶人”，扩展到尊重所有的人、事、物，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生命。我们相信，这对孩子的心灵是一种浸润，更是一种净化。

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百年老校，我们开设了诸多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博学课程”，鼓励教师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结合班级特色的前提下，开设丰富多彩的班本课程。刘辉老师的茶艺课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崇礼

多年来，学校不断探索新的教育载体和形式，深入挖掘优质的育人资源，以“崇礼”为德育观，注重对学生进行“礼”的教育，加深学生对“礼”的内涵的理解与体验。

一个重点：“礼”的教育

两千多年前，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弟子时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大意是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并且用“礼”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在现代信息社会，我们不单要教会学生文化知识，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应该教会学生用“礼”来约束自己，在学好各项技艺的同时还要遵守规则、约束自己、真诚做人、以礼待人。

一个亮点：“礼”的课程

我们以“礼”的德育课程的开发与建设为抓手，丰实“礼”的教育内容，开发“礼”的德育教材，探索“礼”的课程的实施与评价。

“礼”的德育校本课程

一个支点：“礼”的实践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通过入学礼、入队礼、毕业礼、学习礼、交往礼等，使学生从小就能学习并实践做人、做事的礼仪规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体验到了朴素的生活哲学，产生了提高自身修养与素质的单纯愿望。“入学礼”是专门为一年级新生设计的，旨在引导学生尊师、敬师，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帮助他们迈好学生生涯的第一步。我们会在孔子像前向学生介绍孔子这位“至圣先师”的生平，师生共同在孔子像前行“四拜礼”，表达对孔圣人的崇敬之情，使大家在仪式中领略中华礼仪之邦的风范。之后，学生向自己的老师行“三拜礼”，表达对老师的尊重之情，老师们一一还礼，表达与同学们在府学沃土上一同成长的愿望。

德育应当明理，更需要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情感的体验、心灵的触动、思想的净化，进而使学到的道理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并逐渐升华为良好的道德品质。为此，我们开展了诸多实践活动，以求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例如，我们指导学生计算个人成长的成本，感受社会、家庭的给予和关爱，增强小公民的责任意识，引导他们去感知幸福―吮着母亲的乳汁离开襁褓，在甜甜的儿歌声中入睡，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成长……另一方面，提醒学生算一算“辛苦账”：父母曾在自己的病床前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书费、学费承载着父母多少辛劳和心血……计算个人成长成本，使孩子多了一份责任，多了一份孝心，多了一份爱心，真正使“孝敬”二字扎根在孩子的心里。

同时，我们结合课程安排，不时邀请家长走进校园为学生讲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开展“府学家长讲坛”活动，尝试通过这种“文化日计划”提升学生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对他人、社会的大爱精神。程玲老师作为主讲人在“家长讲坛”第三讲中，为同学们讲述了志愿者的故事，从关爱空巢老人到关心农民工子女，从“保护母亲河”行动到救助云南盈江受伤群众，从服务奥运到帮助打工子弟学生……处处都有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的无私付出和始终挂在嘴角边的微笑，让“志愿”二字更加鲜活。一个个传播正能量的高大身影，让学生懂得到了平等、自信和助人的价值，感受到了人性之善的光辉。

第4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这是于都二中“文化大讲堂”的精彩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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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都县第二中学的“文化大讲堂”自2011年9月份开始创办，累计下来，目前已举办了40多场，参加听课的学生达9000多人次。讲师都是学校里各学科高级教师，一个星期一次，由教师自己选择讲座内容，学生自主选择听讲。比如语文大讲堂、英语大讲堂、体育大讲堂、道德大讲堂等，称得上是包罗万象，推陈出新。这些讲座不仅考验了讲师的知识面与学识的深度，更对讲师讲课的口才提出了高要求，必须讲得引人入胜，妙趣横生，才能吸引学生来听，否则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学校党支部书记曾村生告诉记者：“一所好的学校，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除了有课内的学习，还应该有课外的学习。我们从央视的‘百家讲坛’得到启示，并模仿创设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载体――‘文化大讲堂’，既发挥了老师的特长，让其各学科的老师也了解了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还调动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一个个走上讲台，开拓了学生的视野，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气氛。一年多来，通过全体师生的努力，我校的‘文化大讲堂’已初具雏形，渐入正轨，形成了文化育人的浓厚氛围，文化强校的热潮。”

为了打造学校的经典文化品牌，该校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各学科中学高级教师、省市县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部分有特长的青年教师为成员的“文化大讲堂”讲师团。讲师团讲师每学期至少上一堂学术文化专题展示课。此外，还成立了“专家学者流动站”，不定期聘请专家、学者到“文化大讲堂”客串讲座。学校制订了《于都二中关于开展“文化大讲堂”活动的实施方案》，明确了活动目的，确定了活动内容，保证了活动时间。

为了把“文化大讲堂”打造成学校的名片，学校请各处室、各年级精心组织，严密安排。教师自选课题，内容涉及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哲学等，倡导老师在讲时做到故事化讲述、影像化呈现、脱口秀展示，努力实现学理性、实用性、趣味性并存，鼓励学术创新，个性自由。在学生听讲座制度方面也做了具体的要求，凡是在校的高中学生，在进入高三总复习前，至少要参与十场文化选修课学习，由学校考核记录学生选修学习次数，并按相应次数计算学分，载入学生学业档案。

政治老师肖文斗说：“记得接到任务后，脑袋里每天考虑的就是怎么讲和讲什么？最后确定突出一个‘广’字，因为我讲的是时政热点，于是从“9・11”讲起，一路讲下来，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兴趣。”

张际辉老师说：“我讲的是《中国大学与专业》，为什么选这个题呢？主要是考虑到学生马上面临高考，对很多专业都不了解，于是觉得有必要对学生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学生们听完后，纷纷来找我咨询有关大学的各种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师们可谓用心良苦，从选题到开讲，像勤劳的小蜜蜂孜孜不倦，查找资料、分析筛选、整合创新，每一个过程都精心谋划，从开场白到主题表达，再到结尾处的拓展延伸，匠心独具，深得“百家讲坛”之精髓。

英语老师康学斌说：“考虑英语教学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于是选择讲李阳与疯狂英语的关系，给学生们以鼓励，用疯狂的精神去征服英语，去创造奇迹。记得当时礼堂听讲的学生爆满，里里外外都是学生，有站着听的，挤着听的，坐着听的，他们都对老师充满了崇拜之情。”

“文化大讲堂”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为该校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学生聆听讲座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给学生们打开了另一扇文化窗口，让教师与学生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健全自己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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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讲堂”就像一个神奇的窗口，打开了学生们的知识之门，让他们学到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东西，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陈景荣是一名数学教师，但对《弟子规》有自己独到的研究，为了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于是他在文化大讲堂开讲了《学好，做好中国人》。陈景荣说：“现在的青少年普遍缺少伦理道德，这一问题已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道德社会的构建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身体力行。我通过调查，发现学校里父母离异的孩子多，这些孩子缺少家庭的温暖，性格孤僻，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而《弟子规》正是给我们以智慧和启发的经典，书中那些教育道理其实是最好的中国式的教育。通过讲授，不但让学生受益，也提高了自己。”

黄孜华老师告诉记者，在这学期，她主讲了《我的舞台我主宰》，当时为什么确定这一主题呢？其一是发现学生们对主持这一行业很感兴趣，但他们不知道做主持人之难；其二是为了填补学校的这一空白。为了讲好这一题目，她参加主持人培训班，数次想放弃，又数次坚持了下来，对此有了切身的体会，做一名主持人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活动的过程中，她现场出选题，让学生写串连词，然后师生搭配做主持。让学生明白在主持人光鲜的背后，其实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付出的汗水，做任何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辛勤努力的结果。

开设校园“文化大讲堂”毕竟是一项新生事物，讲师们以创业者的心态和学生一起“摸着石头过河”。讲师们不受题材约束，更多地关注学生的需求，结合学生的个人爱好及学科优势，引领他们步入知识的殿堂和精神成长的轨道。尽管这项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但无疑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初二年级的学生孙文说：“在所有的授课中，对陈景荣老师讲的那堂课印象最深。我原来不知道《弟子规》，也不知道孝敬父母，而《弟子规》第一条讲”孝”，叫我们要孝敬父母，即使亲人们讨厌我们，也要孝敬他们。听了《弟子规》，让我懂得如果在生活与学习中遇到了困难，不可自暴自弃。现在不只是我的学习有了很大的进步，同学们也更爱学习了，班上的班风也有了彻底的改变。可以说，陈老师讲的《弟子规》，让我们受益匪浅。”

高一年级学生丁嘉楠说：“黄孜华老师讲的那堂课我本来不想去听，因为我对做主持人没什么兴趣，最后不知为什么还是去了。通过那堂课，我的感受很深，让我明白做任何事情，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长久的坚持与努力。黄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把那堂课变成了讨论课，既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也让我对自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可以说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第5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关键词］弟子规 人际交往 规范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070－03

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出生之日起，人就通过各种人际交往活动建立关系，人不能脱离他人、脱离社会而单独生存。美国学者卡耐基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事业能否取得成功只有15%靠他自身的能力，而85%则取决于人际关系。如何进行有效得体的信息交流和人际互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很多现代人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研究和探求的焦点。在众多实践和研究的成果中，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再次受到推崇，其中《弟子规》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学校用它教育孩子，很多单位甚至是外企，将它作为员工培训的手册，以构建和谐的个人关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

《弟子规》源于《论语•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讲的是孔夫子的核心思想：孝、悌、仁、爱。按照三字一句的押韵形式写成，全文360句，共1080字，对孩子的言语、行为、举止、待人、接物等方面提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要求。《弟子规》原名为《训蒙文》，原著由清代学者李毓秀所撰，后由学者贾存仁在《训蒙文》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并把书名改为《弟子规》。

现代人际交往是否有规可循，有范可依，如何才能提高现代人人际交往的水平，从而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弟子规》能给我们现代人际交往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近年来关于《弟子规》和人际交往两方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欲从先人的智慧中寻找现代人际交往的规范。

一、《弟子规》研究

（一）《弟子规》解析

随着《弟子规》日渐受欢迎，市面上各种解读本成为畅销书。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钱文忠解读弟子规》、钟茂森的《细读弟子规》、蔡礼旭的《细讲弟子规》，还有各种儿童读本数十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文忠将《弟子规》搬上央视百家讲坛，其讲解内容已编著成书《钱文忠解读弟子规》。该书以《弟子规》原文为基础，充分融入对现实的深层次思考，穿插上百则故事和案例，讲述了如何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待人接物、修身治学等为人处世应有的基本理念和行为规范，阐述儒家思想提倡的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和余力学文等思想对于现代人的作用，针对目前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道德危机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解决之道。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以追求人生的幸福为起点，以社会现实为案例，讲解如何在现实当中进行明智的选择，如何孝敬父母，如何自理自立，修身立德，从而建立自己内心的和谐，得到幸福的人生。而以钟茂森博士的最新演讲整理而成的《细读弟子规》，结合自身经历逐字逐句讲解落实《弟子规》中的效用，强调个人道德品行是根基，修身修心，“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提倡“人皆可以为尧舜”。

（二）《弟子规》的当代意义

《弟子规》是汇集了儒家思想当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精髓提炼出来的做人行为规范，是儒家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重拾中华文化，学习儒家经典，用《弟子规》中“孝悌”“谨信”“泛爱众”的做人规范指导当今人们的生活，能够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规可循，树立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行，建立和睦的家庭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弟子规》受到广泛追捧，很多学校用它来教育孩子，很多单位甚至是外企，将它作为员工培训手册，举办了很多大型讲座论坛，成为广为学习和交流的典范。综合现有研究文献、一些人的学习感悟或者亲身实践，《弟子规》的现实意义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个人成长、成功的价值。《弟子规》中将孝、悌、谨、信、泛爱众、亲仁和学文等思想融入其中，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去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通过学习和实践《弟子规》，不仅能够洗涤心灵，修身立德，树立个人崇尚孝顺、仁爱、谦逊的内在品质，从行为方面，培养个人良好的人际交往规范，即如何对待父母、尊长、领导、朋友等等处世之道，成为个人立足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获取人生幸福观的最佳读本。

第二，对当代教育的价值。良好品德的培养首先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其一，在家庭教育中，《弟子规》认为父母要教育子女尽孝悌之道，就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感恩教育，让受教育者感受别人对自己的爱，体验理解别人对自己的付出，并把报答别人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信念，这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其二，父母要教育子女施仁爱之心，只有学会关心别人，才能处理好与周围人的关系，才能获得更多成功的机会，也才会成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温馨与和谐；其三，要培养子女诚实守信，见贤思齐，谨言向善。这些行为规范与准则对今天的青少年仍有极好的教育意义，对改正当前青少年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大有裨益。学者张慧玲认为，《弟子规》是圣贤教育的指南，它不但适用于家庭教育，并且还适用于各阶层不同年龄的人学习和效仿。很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的学校教育应遵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先训，加强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浅谈与大学生德育教育》中指出，当今我们在落实国家德、智、体、美、劳的教育方针时，往往以智育为先，忽视了对学生“德”的教育。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都是以分数高低论英雄，忽视了对孩子怎样做人的教育。大学生之前的学习绝大部分是文化知识的学习，而对德（即怎样做人、做怎样的人）的学习比较欠缺。大学是他们走向社会的最后一站，充分利用大学阶段的学习，为他们补上这一课是有必要的。《弟子规》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意义是要在学校的思想教育当中加强感恩教育、诚信教育、尊重教育。

第三，对企业管理的价值。《弟子规》不但走进了校园，同时走进了企业。不少企业内部推行《弟子规》的学习和践行，用《弟子规》进行现代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探索，如广东正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汇通汇利公司、浙江春晖集团等都从《弟子规》中得到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弟子规》的孝悌、忠信等教育，能够使员工之间、员工和领导之间建立友好和睦的关系，有利于团结互助、执行和谐的企业文化；《弟子规》中的谨、信、泛爱众、亲仁、有余力学文等思想指导员工的日常行为，不但能够培养德才兼备的员工，而且以此标准为客户服务，处理企业外部关系，能够提升客户满意度，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北京汇通汇利公司结合现代管理学、儒学，从企业文化建设、领导伦理与社会责任、激励管理、管理沟通与组织冲突解决、核心竞争力五方面，提出“在企业中落实家道”的观点。认为，《弟子规》是基于对中国人人性的深入理解，构建的基于中国人心理行为的管理模式、工具和方法，这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弟子规》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治国安邦、兴家旺兴，弥补西方管理理论制度化、模式化的不足之处，并将较为抽象的中国儒商管理理论具体化。

第四，《弟子规》对于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弟子规》包含了为人子弟在家、在外、待人、处事应遵循的一切道德规范，通过学习和践行《弟子规》，实现个人幸福、家庭和睦、兄友弟恭、朋谊友信，人人都秉承“凡是人，皆需爱，天同覆，地同载”（弟子规）的思想，人人都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那么和谐社会就在眼前。刘碧珠认为德治的效用在于动员人的道德情感，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使社会成为友爱和谐的社会。人和、家和、国和是国家兴旺的前提与基础。所以，法治在于安邦，德治则在于兴邦。《弟子规》从人本管理入手，即自我管理，通过主体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判断、自我选择和自我努力来实现对自身的身体、心灵、精神、情感、智慧水平的改善，最大程度地克服个人私欲，追求更高层次的社会价值，《弟子规》教育是治国安邦之根本。

第五，对研究当代人际交往规范有重要的启示。在现有关于落实《弟子规》行为规范的资料中，有各地方政府部门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汇报团在全国巡回演讲五十多场的光盘和声屏之友，如《家和万事兴》《家庭百科》《道德的力量》等书刊，即实践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或者讲述的学习《弟子规》后自身改变及家庭和谐的心得，很多事例催人泪下，很多故事令人反省。这些实践的案例对于研究当代人际交往规范有重要的启示。

二、人际交往研究

（一）人际交往的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词条“人际”释为“人与人之间”，词条“交往”释为“互相来往”。人们普遍认为“人际交往”属于心理学范畴，注重交往的心理状态和建立的心理联系。

邓卓明认为，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接触，从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包括动态和静态的两种含义。动态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物质和非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即通常意义上的人际交往；静态的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动态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即人际关系。

从社会学角度看，人际交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马克思认为人际交往在本质上是社会交往。薛振田认为，“人际交往是人们运用一定的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看，吴远认为，“人际交往就是交往主体在一定的情境和条件下，通过某些交往行为，作用于交往对象，从而达到人际交往的效果。其中包含了人际交往的五个要素：交往主体、交往条件、交往情境、交往行为和交往对象。”

综合以往研究者对人际交往的界定，人际交往是一种社会性活动；是一种信息沟通方式；是一种满足心理需要的过程；是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

（二）现代人际交往规范

21世纪是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社会的特点是不仅变化速度快，而且呈现市场化、服务的专业化，社会的巨大变革对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均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作为现代人，行为交往方式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也就是说，人际交往是否有规可循，有范可依？在学界此答案是肯定的。张向东博士认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适合于自己特点的规范和礼俗，沿袭多年，经久不衰。随着现代化信息社会的到来，人际交往日趋频繁，它已不限于本民族和社区之内，在空间和地域上有极大超越。我们迫切要求建立世界通用人际交往规范，以促进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好往来。”张向东博士结合中国传统礼仪，总结出人际交往的基本规范有以下四点：1.热情、礼貌；2.诚实、信用，即中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的信；3.尊重和理性；4.利他和团结，它们既决定着交往的动机，也直接影响其结局。而贾士祥认为，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是温、良、恭、俭、让。温，即和厚，指为人性情温和而敦厚；良，易直也，指要做一个和易、正直的人；恭，庄静也，即庄重而不轻浮，敬重而不傲慢；俭，节制也，意为约束、限制、节制，指在人际交往中，能够对自己的情绪、感情和欲望加以约束，限制和节制，而不是事事以我为中心，为所欲为，傲慢无度。刘桂凤认为：正确、规范的人际交往就应该奉行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大力倡导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大力倡导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正、服务群众、贡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倡导文明礼貌、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论墨子伦理思想的人际交往原则》一文讲述了墨子以“兼爱”“非攻”为核心的人际交往原则：一是平等相爱原则；二是互利互惠原则；三是宽容大量原则；四是守信重诺原则。周向军在《人际关系学》一书中将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归纳为十一条，一是择善原则，二是调衡原则，三是积极原则，四是真诚原则，五是理解原则，六是守信原则，七为人道原则，八是平等原则，九是互利原则，十是相容原则，十一是文明原则。

此外，很多讲述人际交往艺术、技巧的文章和书籍里也涉及一些现代人际交往规范，比如在熊宗谊的《与人共舞》中讲求爱是相处的艺术。凡事有度；《卡耐基处世的艺术》中所讲真诚、尊重、赞美、爱等其实也都涉及现代人际交往的一些基本规范。但这些资料书籍中所讲仅在技巧层面，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层面。

三、《弟子规》为现代人际交往规范提供借鉴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如下一些问题：

其一，近几年，虽然社会上掀起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弟子规》的热潮，人们日渐认识到《弟子规》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但是对《弟子规》的研究文献当中，感性的文章比较多，如学习感言、社会观察随笔、采访文章等，学理性的研究寥寥可数，所以《弟子规》有哪些现实意义和价值，如何发扬和运用《弟子规》中的精髓有待学术界做更深层次的研究讨论。

其次，关于人际交往规范的文献，虽然古代早有学者论述，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进入科技迅猛发展的变革时代，对于当代人际交往规范的研究文献不仅比较少，而且阐述比较笼统和零散，没有具体说明人在所处的五伦关系中，每一个角色应如何扮演，其行为依据什么规范才能承担起该角色的职责；更没有详细叙述人在扮演不同角色时，应如何交流与沟通，即双方交往时遵守什么规则可使双方的关系更和谐、更融洽。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人自身的和谐、家庭的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

总之，人际交往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与沟通的过程，简言之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或者非语言系统进行接触、表达、沟通、交流、情感抒发，从而建立相应人际关系的过程。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人际交往的规范，并以《弟子规》中描述的为人子在家、在外、待人、处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为例，进一步探索现代人际友好交往的法则，不仅有利于传承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而且对推进文化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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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阳戏是武陵山片区流播广泛的民间文化形式，有仪式型阳戏、仪戏结合型阳戏和民间小戏型阳戏三种基本形态，具体对应的分布区域为：黔北①、黔东北的桐梓、正安、道真。沿河阳戏表现为仪式戏；渝东南的武隆、彭水、酉阳、黔江阳戏属于仪戏结合性质；秀山阳戏、鄂西的鹤峰、来凤阳戏、湘西的张家界、永顺、花垣、吉首、凤凰、怀化阳戏，以及黔东南的天柱、锦屏、黎平阳戏为民间小戏性质。透析武陵山片区阳戏形态的多样化主要从它们的演出剧目、角色行当、音乐唱腔和演出时空等方面观照。

（一）仪式性阳戏

黔北、黔东北地区巫傩之风甚盛，形成了多种形态共存的“傩戏群”[1]。在这里阳戏是傩戏的一个品种，表演形态为仪式戏。例如黔北正安县志强村岩子头屋基王姓人家还梓潼愿戏[2]，戏坛上供奉的神灵是“四圣天子”，除川主、土主、药王“三圣”外，还有梓潼神。梓潼神，亦称“七曲文昌帝君”或“文昌帝君”，是一位专司“功名”和“续嗣”的神祇，因其具有角色扮演的性质，所以又称“梓潼戏”“梓潼愿戏”。从表演形态看，仪式性阳戏表演有一套酬神还愿、驱邪纳吉的固定仪式程序贯穿始终。如上所述的王姓人家还梓潼愿，演出的出目有《开响》《开坛》《立楼》《安师》《安营扎寨》《申文》《红山路》《下天门》《开财门》《送子》《投梓潼表》《出神》《搭桥》《领牲》《上领牲钱》《回熟断愿》《打关》《勾愿》《打唐二》《造船》《差营倒寨》《圆满》《扫火堂》[2]，每出仪式的结构简练，形成组合性的“仪式群”，而每出仪式中又包含若干彼此相联系的仪式元。如《安师》一出分“开场启语”“请神”“奠酒、通口意”“领受”“保管”“推遣、漂食、交钱”“撤愿、削罪”“安位”七个仪式元，形成一个“闭合式”仪式出目。整个仪式的所有出目皆围绕着“请神—酬神（敬神、娱神等）—送神”的基本程序进行。仪式性阳戏表演时，角色装扮有戴面具、涂面、提线木偶等形式。在正安、沿河、湄潭的阳戏坛上，多数角色戴着面具表演，尤其是二郎神、灵官、药王、梓潼神等主要神灵必须沿袭戴面具表演的传统。部分角色，如太子、丫角将军、丫角仙娘、傩坛祖师在戏坛上呈现木偶神形象。角色涂面的方式主要用于神祇故事戏中的旦角化妆，如《桃山救母》中的姨娘、《孟姜女》中的姜女、梅香等。木偶与艺人的演、唱分体式和艺人之间的幕后唱台前演的“双簧式”表演还时常能够看到。无论哪种扮演方式，都是坛师通过唱念颂神词的形式来叙述情节，这种情况下，坛师的角色功能重在推进仪式，所演“戏”的成分不多，更甭提角色分工。唱腔乐器方面，该地区阳戏的唱腔属板腔体。演唱法事仪式用神歌腔，又称“端公调”“土腔”“唱神腔”，中间夹有部分曲牌，主要源于传统戏曲或花灯、花鼓戏。伴奏乐器往往带有法器性质，如锣、鼓、钹、铙、铰子、木鱼、撒板（莲花落）、牛角、海螺、师刀等，特别是演“跳判子”“跳小鬼”类似剧目，仅以锣作轻音伴奏。从演出时空角度看。黔北阳戏的演出时间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后，演出地点选在愿主的堂屋、正对堂屋的院坝及村外的旷野。可见，黔北阳戏是一种驱傩民俗与演神祇故事戏相结合的傩戏类型，其形态早于其他地区的阳戏。

（二）仪戏结合性阳戏

渝东南的武隆、彭水、黔江、酉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商贸交通要道，文化多元亦是该地区的特色。阳戏即呈现仪戏过渡的二元制形态结构，虽然有系统的事神仪式活动贯穿演出的全过程，但较之毗邻的黔北阳戏仍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娱乐性。以重庆酉阳兴隆村阳戏坛为例，阳戏的仪式性质亦非常明显。一方面，从阳戏“跳戏”的目的看，分两类。一类是还愿祈神，在许愿主人的家里演；另一类是祀神祭祖，在掌坛老师的家里跳。两者都具有祀神性质，祭祀玉皇上帝、关圣帝君、老郎太子三位主神，还有二十四位护法菩萨、姜郎相公、庞氏夫人、了愿仙官、尉迟恭、秦叔宝，以及关公的左右护法神关平和周仓。其次，阳戏仍以仪式程序为演出框架。以酉阳阳戏坛为例，其实际演出分“三大部分、七小段落”。第一部分包括“请神”“关爷镇殿”和“庞氏夫人镇台”三个段落；第二部分唱正戏；第三部分主要包括“送神”“关爷扫殿”和“掌坛老师投蛋”三个段落。第一、三部分的程式内容固定，祭祀性较强。“唱正戏”部分重在戏剧表演，它夹在“请神”“送神”的框架内，遵循“请神庞氏夫人镇台演唱正戏送神”的演出仪轨。第三，角色装扮的面具被置于祭祀的语境中。演出时角色仍需佩戴面具，多数面具按照生、净、丑的行当佩戴，表演结束后，面具要统一放在神龛上。不过，戏中的旦角采用涂面的扮妆形式表演，这是阳戏坛上的新变化。另一方面，“戏份”已占很大比例。渝东南阳戏的仪式性质显见，同时又具有丰富的戏剧因素。阳戏坛上祭祀神祇的形式体现了它的仪式特点，而祀戏神老郎太子则显示它的戏剧性，例如，“老郎太子神”被尊置于神坛的中心位置，左为关圣帝、皇生，右边为包丞相、元帅。虽然演出形制建构为“请神酬神祈神送神”的主体框架，但在实际表演过程中，仪式部分比较简约，祀神过程不像在黔北阳戏坛上那样繁琐。仪式不是自始至终地贯穿，而是有了娱乐性戏剧表演的间隔，就连祀神仪式《关爷镇殿》《关爷扫殿》也在弱化仪式性质，《庞氏夫人镇台》的仪式性更是淡化了许多，基本完成了戏剧化的蜕变。该地区阳戏虽然还没有脱离仪式，但那仅是“程序”的遗存，表演形式已不再是单一角色的照本宣唱。初具戏剧的演剧形制。渝东南阳戏演出有了初步的“舞台”，如酉阳阳戏演出由堂屋走向院坝，且要横挂红布底幕，把表演场区和“戏房”前后分开。幕后“戏房”内设一方桌，乐队围桌击乐伴奏。服饰、道具品种丰富，并呈现世俗性的“非法器”特点。服饰丰富多彩，有蟒袍、软靠、褶子、短衣、裙、长裤、女帔红帕、红裙。主要道具有枪、短刀、弓箭、锤、蚊扫、折扇、朝笏、手帕等。另外，渝东南阳戏“正戏”部分演出的剧目多，大多是剧情曲折的大幕戏，演出形式由“重唱诵”转向“重表演”。在表演时间和地点也较黔北阳戏发生了一些变化。演出时间由观众和演员来定，突破了掌坛师和愿主择期的传统惯例，演出地点也不局限在堂屋的神龛前，寺庙、祠堂、街头、庭院都可以演出阳戏。虽然说是在演戏，但还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戏剧表演。首先，唱腔简单，板式分为“一字”和“二流”。一字不受节拍限制，二流由板眼的节拍限制。唱腔按角色行当或人物身份来标识，如皇帝唱【皇生腔】、文臣唱【丞相腔】、将帅唱【元帅腔】、山寨王唱【大王腔】。其次，伴奏乐器仍以大锣、大钹、钩锣、鼓等武场乐器为主，并且对应的曲牌结构简单，如【长路园】【闹台】【一二三锤】【喜鹊闹梅】【三紧四松】【猛虎下山】等。总之，渝东南地区的阳戏与仪式渐行渐远，越来越倾向于服饰、舞蹈、音乐等方面的艺术性诉求，反映了阳戏向轻“仪”重“戏”的方向演进。

（三）民间小戏类型的阳戏

民间小戏形式的阳戏在武陵山片区流行最广泛，北起鄂西的鹤峰、来凤，中到重庆的秀山、湘西的花垣、张家界、凤凰，南至湘西南部的怀化、黔东南的天柱、锦屏、黎平等地。此类阳戏表演追求趣味性，从传统剧目《背包过河》《蠢子送妻》《丁瞎子闹馆》《河边洗裙》《卖纱学打》《笋园调情》《晒鞋讲书》《算命讨小》等可见一斑。维系阳戏运作组织由“戏班”代替了“戏坛”，演出人员也由“坛师”变成了活跃在民间的艺人。常规的阳戏班最初仅有七人组成，小旦一人，丑一人，小生一人，正旦兼老旦一人，生兼花脸一人，锣、鼓各一人，表演节奏紧凑，经常出现一演员兼演多角色的情况。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剧本内容拓展、戏路扩大，需要文场、武场、小戏、连台戏都要能演，有的戏班要十多人或二十人左右。戏班角色分工明确，不但生、旦、净、丑行当齐备，而且行当类型有了较大发展，按照戏中人物年龄、职别、性格区分为小生、老生、花旦、小旦、善丑、恶丑等。同时，角色表演注重舞台效果和表演程式，讲究“四功”“五法”的舞台演出效果，显然符合传统戏曲艺术表演的要求。这类阳戏的演剧服饰种类多，“生旦净丑，袍帽冠服无所不具，伪饰女旦，亦居然梨园弟子，以色媚人者。”

扮装不见面具，而是戏中角色依照戏剧脸谱涂面勾脸。同时，积极吸收地方剧种脸部化妆的技法，如阳戏中小丑的“蛤蟆脸”就是采用花灯戏的开脸方法。阳戏音乐曲牌丰富，男、女行当分腔，唱腔风格高亢、粗犷，擅用拖腔，帮腔用唢呐。同时与花灯艺术相融合，在声乐方面也积极吸收花灯调，舞台动作也常见花灯戏中的“套子”“圈子”“矮子步”等表演形式。可见世俗性阳戏距祭祀酬神的意义最远。但举行仪式曾是该类阳戏演出的重要内容，只是当地民众把传统民间故事、民歌等内容和花灯、花鼓等地方曲艺形式大量融入了阳戏表演中，浓化了阳戏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世俗性阳戏无论从演出剧目、角色行当、音乐唱腔、服饰化妆、舞台表演皆已具完备的戏剧因素，成为一种广场、舞台表演艺术。至此，阳戏被称为“地方剧种”。

傩戏孕育和形成于傩礼、社祭的民俗歌舞仪式，它深受民间宗教的影响，亦有制度宗教的痕迹。道教作为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宗教对于傩戏的影响毋庸赘言，但是武陵山片区处于梵净山佛教文化辐射区，它的文化艺术形式体现着显著的佛教印记。下面以该区域阳戏的坛班组织、实物道具、表演内容和傩技形式方面给予论述。首先，阳戏坛组织的佛教性质。在武陵山区，不少阳戏坛师承佛教。例如酉阳阳戏坛有完整佛教性质的法谱，法谱上排列着掌坛法师的字辈顺序：智惠清净、道德圆明、真儒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广宿、本觉昌隆、能仁圣果、常远宽洪、惟传法应、致愿会容、兼池界定、永济祖宗[9]。过职、取法号仪式是佛教坛传承的一项重要内容。掌坛师把阳戏的演唱技艺和作法行科等内密传承给后人要举行“过职”仪式，对被传承人来说叫“请职”。师尊按“法谱”给请职者取法名，只有取过法名、请过职的法师日后方可作掌坛师独立行坛，主持演出。掌坛师去世后，要把他的法名写入“顶敬”，一个阳戏坛的“顶敬”即为该戏坛历代先师的宗师牌位，记录本戏坛的传承谱系，它从思想上起到维系坛班组织的作用。坛班往往立有坛规，成员入班要在掌坛师的带领下面对坛规宣誓。例如湄潭县高台镇王氏阳戏坛班在为新恩弟子举行入坛度职的法事仪式上，向弟子宣读的“戒令坛规”具有佛门教义性质：新坛弟子，既承佛法，从此以后，乃称佛门弟子，凡有戒言，汝可听受：一不得轻蔑佛法，俨然恭敬有灵。二不得轻师慢教，出入请问师尊。三不得欺坛枉社，人引进敬神。四不得贪香挽火，奉请不得推辞。五不得逞能夸夸嘴，要学曾子颜。六不得三观二意，带信来请莫行。七不得偷眼观色，敲打吹唱要精。八不得道人好歹，轻慢只在要精。

九不得越式乱抓，要用不得减省。十不得始勤终怠，科规熟练方行。以上所言，当戒施行，即今传度圆满，功德周全。②要求坛班成员戒赌、戒淫，徒弟对佛法要俨然恭敬，对师尊要毕恭毕敬，学艺要勤勉，以期精通百艺。平日匠不谈师，师不谈匠，不能说三道四。以此强化坛班成员的组织意识，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第二，文物实证阳戏坛受到佛教影响。在武陵山区北部的阳戏坛抄本中常见佛教信息，例如正安阳戏抄本后面常注：“释门万应坛”（《上云台》）“巫门弟子黄法舟记”（《桃山救母》）。从“释门”“巫门”可见坛班的佛教或半佛教性质。在中桥村阳戏坛有两块晚清时期刻板，其中一块上刻：“太子千千秋常转佛日增辉”。黄永忠阳戏坛班的祖师权杖头上刻着观音菩萨双手合十端坐莲花台的雕像。湄潭县抄乐乡罗耀森傩戏坛上的楹联亦见佛教信息，上联：“道传东震旦梵音流演悟门生”，下联：“东土传经演教历代古今宗师”。黔北还愿阳戏坛常用木鱼作为乐器，坛师戴五佛冠或为七佛冠，并且刻有“僧”“佛”“法”字样。旗幡类道具有如来大幡、观音幡、金刚幡等，法师的“佛法僧宝”印和神案前张贴“佛光普照”的镇坛字符皆能表明该区域阳戏坛班的性质。第三，阳戏表演内容的佛教性质。首先，倡导多做善事，多行善举方能保平安降吉祥。如唱梁王称帝事：昔日樵夫去打柴，恶风暴雨打将来。赶得樵夫没处躲，远望古庙靠石崖。樵夫进门参佛祖，参过佛祖把头抬。佛祖头上一片瓦，一点泥水滴下来。樵夫见了心不忍，揭下斗笠盖如来。四十九年梁王帝，曾将斗笠盖如来。斗笠化作皇王帽，蓑衣化作衮龙袍。③梁王帝穷困时在古庙以斗笠、蓑衣为如来佛遮雨挡风，佛祖对其善举报恩，佑其披龙袍、戴皇冠。这样，善恶有报，天理昭然。同时，仇怨相报，福祸相依。民国初年本《三圣领牲》中唱：昔日螳螂去捕蝉，又被黄雀站树尖，黄雀又被弓箭打，打鸟之人被虎吃，老虎得吃归山去，又被枯坑在路旁，老虎跌落枯坑内，枯坑又被黄土堆，黄土高上生青草，青草又被太阳晒，太阳又被云遮住。白云又怕黄风吹，古来一报还一报，仇报仇来冤报冤。此唱段在武陵山区阳戏坛上传唱流行，常见于不同文本中，如《孟姜团圆》《楚汉相争》中皆有同样的唱段。其次，反映佛教的生命观。佛教生命观最突出的是“众生皆有佛性”的平等观、“与乐拔苦”的慈悲观和“戒杀护生”的因果报应观。例如“戏耕牛”唱段：世间辛苦是耕牛，说起耕牛有根生，当初世上无耕牛，父子三人使锄头。老的挖得青烟起，少的挖得汗长流。观音菩萨见不忍，金钗化作一只牛。才去田中吃口水，口口声声骂瘟牛。陈谷烂米年年有，无钱就去卖耕牛。一人当时合了价，卖去厨房做菜牛。牛儿牵到校场坝，劈头就是一斧头。左一刀，右一刀，牛儿割得好心焦。作一抡，右一抡，牛儿割得好心疼。皮子将来做鼓打，骨头将来连秤称。今世吃牛肉四两，来世还牛肉半斤。周身四体都吃尽，仇报仇来冤抱冤。④这里体现了佛教浓厚的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思想。阳戏班借演“目连戏”倡导人类关注自身的前途命运，戒杀护生，从心理层面有效地约束人类的行为。此外，阳戏坛上的各种傩技活动，不得不说与佛教“报恶”手段有关。据《酉阳直隶州总志》记载，祀神戏坛上傩技多种：有上刀杆者（置木杆于地，以三索系之，木上纵横置刀有三十六柄，有七十二柄与百二十柄者，巫跣足履刀而上。至中，有挺心刀尤危险。其顶上则布平板，登顶则立板上，为病者祈禳），有滚刺床者（以草木刺铺地为床，巫赤身翔跌其上），有打粉火者（以荞麦粉为之），有作牛角道场者（为凶死者佛事，则以僧巫分行，其各如此），大约既为此技，则左道邪术，驱使鬼魅者，有之，未可尽以为欺枉也[12]。即为至今阳戏坛仍流行的“上刀梯”“滚钉床”“踏红铁铧”等，尤其是“设桥案”仪式与佛教“过奈何桥”颇有相通之意。至于佛学思想在阳戏坛经历了怎样的渗透、融入过程，下文将作进一步考证。

武陵山区的阳戏坛上佛音萦绕，佛迹处处可见。那么，“酬神还愿”祀“三圣”的阳戏是怎样与佛教产生联系的呢？考察佛教、阳戏传入武陵山区的先后关系，相对于当今广泛传播的阳戏来说，由异域入华的佛教倒是本土文化。以享有“武陵之源”美誉的梵净山为例，自宋代建造西岩寺开始，逐渐成为“古佛道场”，并赋予多种佛教内涵。至明初四川佛教禅宗开始崛起之后，佛教开始大规模地传入黔地。明末清初重庆梁平县和忠县的禅宗弟子往返于川、黔、渝三地，黔域佛教始才得以迅速发展[13]。清道光年间，梵净山香火很旺，祀佛香客多，寺庙亦具一定规模，“（报恩寺）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厅属寺观之建，由都市以达村落，道相望也。寺以供佛，观以奉道。厅地寺居其九，观居其一。缁黄之资以为生者，不下千余人。”道光《思南府续志》亦有相同内容记载⑤，其中更甚者，在“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朝礼者不下万人。磴道崎岖，险处垂二分尺。朝礼者攀铁縆而上，前人之踵接后人之顶，鱼贯而从，备尝怖苦，期以邀福”。梵净山《下茶殿碑》记载：“数百年进香男妇，时来时往，若城市然。”“佞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携老扶幼，此风他省亦间有之，近日惟吾铜尤盛。其期以六月朔为始，于月终为止，倡首者谓之香头。先日敛钱制黄旗一方，或百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导之以旗，每人身背黄袱，乌乌唱佛歌，前呼后应，举国若狂。”至此，梵净山成为这一区域趋之若鹜的佛教圣地。同时，梵净山具有较强向周边区域播洒佛教思想的张力。湖南省龙山县卡洛坪彭家梯玛做法事称“做菩萨”、“玩菩萨”，不管敬什么神，都称“敬菩萨”，梯玛戴的是五佛凤冠。黔北仡佬傩坛多是“巫佛两教”“坛班或人士”所为，其中的“酬东岳”仪式，又称“酬泰山”“酬佛”，阳戏坛《佛科书》中的“梓潼表”其开篇唱“法宝化身如来佛……”。可见，佛教对该区域巫傩文化的影响之深。梳理文献发现，佛教思想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要早于阳戏文化，域外的阳戏自播入武陵山区始，即受到佛教的影响、浸透。为解释这一结论，我们先看“阳戏”与“佛”的融合轨迹。“阳戏”之正名首现于明正德年间的江西《瑞州府志》：阳戏，傀儡戏剧也，民或从而神之。执而弄者曰“棚戏”，挚而弄者曰“提戏”，谓之“还愿”。

形态为“傀儡戏剧”，性质是“酬神还愿”。这是最早的“阳戏”形态，与佛无关。至康熙年间为“阳戏，即傀儡戏也，用以酬神赛愿”。到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阳戏则为“始为神，继为优”的戏剧表演，亦没发现有佛家影响的痕迹。不过，上述“阳戏”是在江南地区的演出形态，这时文献上还没看到有关武陵山区阳戏的文字记载。在武陵山区，甚至整个西南地区，“阳戏”最早文字记载见清康熙年间董维祺修《涪州志》卷五：涪俗，凡人疾病，不专于延医，必延道侣，设供神像，鸣金鼓吹角诵经，禳解于焚符火熖中，以卜其吉凶。病愈则延巫师，演阳戏以酬之。可知，酬神还愿阳戏最迟在清康熙年间的重庆涪陵地区已流行。具体的演出形态：一定要请“僧侣”扮演，让他们“鸣金鼓吹角诵经”来“禳解”“焚符”“卜其吉凶”。阳戏一出现即有僧侣“诵经”的佛音相伴。在黔域，“阳戏”文献记载始见于清道光年间《遵义府志》卷二十：“歌舞祀三圣，曰阳戏。三圣，川主、土主、药王也。近或增文昌曰四圣”。该《府志》对“禳傩”的“端公”和阳戏的演出形态有详细记载：《蜀语》男巫曰端公……巫党椎锣击鼓于此，巫或男装或女装，男者衣红裙，戴观音七佛冠，以次登坛歌舞，右执者曰神带，左执牛角，或吹，或歌，或舞，抑扬拜跪以娱神，曼声徐引，若恋若慕，电旋风转，裙口舒圆。《田居蚕室录》阳戏坛上有佛的饰物“观音七佛冠”。前文所举中桥村阳戏坛上“常转佛日增辉”的刻板和黄永忠阳戏坛班上雕菩萨观音的祖师权杖头等具有佛教意义的实物，极有可能随和“佛冠”在同一时期融入阳戏坛。同治年间，佛教对阳戏坛的影响更深入。《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祈禳》（1863年修）载：凡咒舞求佑，只用男巫一二人或三四人，病愈还愿，谓之阳戏……有作牛角道场者（为凶死者佛事，则以僧巫分行，其各如此），大约既为此技，则左道邪术，驱使鬼魅者，有之，未可尽以为欺枉也。“为凶死者佛事”标明阳戏坛为丧家做道场，主持佛教性质的仪式活动，此戏坛极有可能为佛教坛、坛师为佛教徒。至此可见，与今天所看到的佛教性质的阳戏坛几无二致，佛学思想与阳戏文化也就圆融于一体了。概而述之，早期江南地区的阳戏只是“酬神还愿”的“傀儡戏”，与佛无关联。而武陵山区的阳戏初始出现就有佛的因素，并且从“佛冠”到“僧侣诵经”直至“僧侣分行”执行佛事道场。沿着这条线索，足以洞悉这样一个事实：佛教对阳戏坛的影响逐步深入、渗透，最后达到佛教文化混融于阳戏坛的现状。

第7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7月10日，“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广州开幕。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中国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与会人士围绕“加强新兴产业合作，提升两岸竞争力”这一主题，就促进新能源产业合作、加强节能环保产业合作及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三项议题进行研讨，并举办文化教育专题座谈会。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和中国副主席林丰正共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中国副主席蒋孝严，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两岸工业、科技、能源、环保产业界以及文化、教育、体育、新闻界代表400余人出席开幕式。

中国名誉主席吴伯雄在致辞中代表中国主席向与会代表致意，并祝本届论坛获得巨大成功，取得丰硕成果。

吴伯雄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同文同种，共同的血缘和文化构成两岸加强合作交流的最大动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是台湾的民意主流。希望通过本届论坛的讨论，达成持续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结合两岸产业优势，携手拓展国际市场，争取全球商机，携手打造华人品牌的目标，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向前迈进。

中国荣誉主席连战专门发来贺词，祝贺论坛召开，他表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开启两岸经济合作新局面，希望两岸与会人士继续通力合作，为增进两岸经济发展、发扬中华文化奉献心力。“第二届海峡论坛”两岸最大民间活动

以“扩大民间交流、加强两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海峡论坛”6月19日－25日在福建省举办。本届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市，分会场根据论坛内容和活动项目安排在其他8个设区市，共吸引来自台湾工会、青年、妇女、文化、体育、工商、农业、旅游等30个行业的万余名嘉宾参会，海峡西岸再次掀起两岸基层民众交流欢聚情感大潮。

本次论坛活动由国台办、中华海外联谊会、台湾省农会、台湾省渔会等两岸62个单位及民间团体共同主办。

本届论坛主题为“聚焦民生，惠泽两岸”，以海峡论坛为平台，共同研商两岸关注、拓展两岸交流合作关系和推动海西先行先试的重点热点议题。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台办主任及台湾政界人士出席论坛开幕式发表演说。

本届论坛期间，在政策研讨活动部分，举办了“两岸航空运输发展圆桌会议”、“海峡两岸金融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与“平潭旅游开放开发研讨会”等24场涉及直航、金融、旅游与医药等层面的相关活动，主会场设在厦门。

在台湾代表方面，包括副主席黄敏惠、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无党团结联盟主席林炳坤，及来自台湾25个县市的民意代表、县市长及议长等出席海峡论坛。

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指出，“第二届海峡论坛”延续“注重倾听民声、汇集民智、凝聚民意、聚焦民生”的精神，广邀台湾基层民众与会，将海峡论坛打造成两岸民间合作的平台，突出海峡论坛的民间性、大众性、广泛性，促进两岸基层交流常态化。

这也是继去年9月“首届海峡论坛”成功举办后，两岸再举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活动。

赵本山率弟子首度登“台”“笑转台湾”

赵本山携弟子于7月3日晚在台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全场座无虚席、笑声不断。演出所得悉数捐予台湾两家慈善机构。

此次是赵本山首次赴台演出，以其创立的刘老根大舞台为班底，其弟子小沈阳、沈春阳、毛毛、金龙、杨冰、赵丹、王小虎、张可等也到场共襄盛举。

有300年历史的二人转，具浓郁的东北地域文化风格，以即兴演出为特点，有“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之誉。不出其所料，演出一开始即将观众带入欢乐的氛围。众弟子相继登场，奉献了《搞笑说口》、《小拜年》、《京剧联唱》、唢呐独奏、《靠山调》、《你是我的玫瑰》等节目。知名弟子小沈阳、沈春阳也表演了《我只是个传说》、小品《倩女幽魂》等。

歌曲演唱、转手绢、顺口溜、抖包袱讲笑话、绝活等表演诙谐、花哨，显露深厚功底。演出最后，赵本山压轴登台，展现其多才多艺。他先与台湾知名演员吴宗宪、侯佩岑合作小品《演员的烦恼》，又与观众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二胡独奏《赛马》最后在台湾艺人家家演唱《但愿人长久》的歌声中，赵本山挥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并当场义卖，作品被一位专程来台的大陆企业家以508万元新台币竞得，连同当晚的演出所得，全部捐予台湾两家慈善机构。

中国荣誉主席连战夫妇、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廉等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许卫国的陪同下，观看了演出。台湾演艺界名人孙越、朱延平、蔡康永等多人也到场。2500多位观众让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厅爆满，8800元新台币的最高票价被台湾媒体形容创下台湾文艺团体表演中的最贵纪录。

首届海峡两岸医学生交流活动两岸一流医学学府首次“切磋”

4月1日，来自宝岛的台湾大学、阳明大学、高雄医学大学、中国医药大学、中山医学大学百余名师生步入东道主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校园，参加“第一届海峡两岸医学生交流活动――台湾医学生大陆交流会”。

20年前，作为大陆学者首位访问台湾的是来自北大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的著名神经科学专家韩济生院士：20年后，在北医的校园里迎来了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台湾学生访问团。这样的交流对两岸的学校都是一种荣誉。

此次来访的台湾大学医学院、阳明大学、中山医学大学、中国医学大学和高雄医学大学分别是台湾北、中、南一流的医学高等学府。

台湾学生姜安娜代表阳明大学校长吴妍华致辞，简短的语言道出了北京、北大、北医在世界及台湾人心中的地位与影响。她说：“北京是举世皆知的文化古都，北大更是中国人的骄傲，而北大医学部近百年来秉承‘严谨求实的治学和热忱服务的奉献精神’为中国和世界培养无数的高水平医学人才。在医学和科技日益进展的今日，我们很高兴看到全国首届一指的北大医学部科研水平已与世界接轨，同时不遗余力地开展海峡两岸交流活动，让炎黄子孙在医学教育领域有更全方位、多角度的学习和切磋。”

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景市交流笔会两岸首次陶瓷文化交流活动

7月13日上午，“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景德镇交流笔会”在景德镇宾馆隆重开幕。景德镇市市长李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马玉玲，省台办主任阎钢军、副主任简立明等参加开幕式。

李放在致辞中指出，景德镇是享誉世界的瓷都。近年来，景德镇市加快了陶瓷产业发展振兴的步伐和国家陶瓷产业、科研、人才、贸易交流四大基地的打造，一年一届的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的召开，提升了景德镇陶瓷的影响力。景德镇还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艺术殿堂，宜人宜居的绿色家园，开放创新的活力之城。李放希望借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交流笔会的契机，增加两岸陶瓷艺术家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促进两岸陶瓷艺术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陶瓷文化。

由江西省台办、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台湾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陶瓷艺术家景德镇交流笔会，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发挥景德镇千年陶瓷文化的资源优势，积极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景德镇在岛内的影响，促进两岸陶瓷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合作。为期5天的交流笔会举办了书画笔会、陶瓷笔会、陶艺制作笔会等活动，两地陶艺家以两岸山水风光、中华盛世、喜迎世博、寅虎生肖等为主题进行了艺术创作。

海峡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书画活动两岸书画大师同聚首

由中国大风堂艺术研究院主办，壹鼎壹(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书画山河和谐两岸暨海峡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书画活动”7月13日在坛博・北京艺术中心隆重举行。

第8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转贴于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第9篇：百家讲坛弟子规范文

依笔者愚见，除了股市就数国学了。股市有多热，只需瞥一眼K线图就一目了然。可这“国学热”，热到什么程度，还真没有一个能够准确表述的标准。好在6月份武汉大学文学院召开新闻会，向社会开设“乾元国学讲堂”，每月利用周末集中授课2天，共180个学时，学制一年，学费、资料费共计2.8万元。这可给学国学创造了一个价格标准，即每人每天1000多元，用这一价格与当今社会上所办的各种“班”的收费标准相比毫无疑问是最贵的，称其为“天价”国学班，名副其实。如此看来，这国学的热度较之股市竟毫不逊色。

何谓国学？迄今为止尚无一个准确的定义。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这便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和宽泛性全都概括了进去。这一定义理应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简而言之，国学讲的是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和学术。国学的内容包括哲学(包括宗教)、史学、文学(包括艺术)、政治经济学(包括军事)、科学技术学(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医学、农学、工艺等)。

然而，由于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历史无用论”的影响，“国学热”的兴起，似乎并没有能够带来史学热。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有学者分析，当今社会上兴起的所谓“国学热”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经典热”，即中国文化名著热。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数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国人创造了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经典便是其中的精华。在现代国学教育中只讲经典不讲历史是不可想像的，“经典热”而史学不热同样是难以想像的。经典与历史密不可分，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典灿若繁星，把历史装扮得绚丽多姿，美不胜收，而历史则将一部部经典珍珠般地镶嵌在时空隧道的穹隆顶上，供人们瞻仰膜拜。

早在2000多年前，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流派，形成了有名的“诸子百家”。今天我们所学的许多经典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并且无不烙着历史的印记。比如《论语》，是在孔子死后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在不同时期撰辑而成，其内容不仅有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也包括了他们不少社会实践活动，书中既记言又载行，尤其是孔子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长达14年之久。这些活动，全都被收入书中。再如《史记》，虽说是一部传记文学名著，但却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之大全。

历史记录着人类发展的规律，学习经典处处离不开历史。有学者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建立在这个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这话很有道理。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结晶，而历史则是经典的载体。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学经典必须先学好历史。也不知道如今到处兴起的国学班究竟开不开历史课？就拿前边提到的“天价”国学班来说，主要讲授《庄子》、《周易》、《道德经》等，却不知是否有春秋战国史、秦史、汉史这几门课程。要知道这几种经典，大多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在那个年代里，社会动荡，诸侯并起，各诸侯国都想通过礼贤下士，招纳贤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当时的知识分子则纷纷研究治国安邦之策，于是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历史在这里向我们展示出中华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发展进程，在这期间所形成的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以为现代国学教育切不可急功近利，割断历史，一定要紧密结合历史的发展，选取每一个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规范地而不是随意地，准确地而不是哗众取宠地，完整地而不是断章取义地，连贯地而不是断断续续地，把国学的精粹、国学的精神、国学的要旨原原本本，真实无误地传授给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