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名言精选(九篇)

第1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睡；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成仁，实现大同。

第2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两位知名公众人物过招,本就具有某种戏剧性效果,何况处处以“成功人士”自居的唐骏,那么热衷于推销自己的成功,唯恐天下不知地张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眼下,不管事态的结局会如何演变,麒麟皮下露出的马脚堪称看点多多,无法不吸引公众的眼球。

本来,学历与人生成功、事业成就并无必然联系。翻检过往,无论职场还是官场,学历平平乃至文化不高而笑傲天下者大有人在即是明证。对于今天的唐骏,一纸区区文凭早已意义不大,而人们之所以单拿这位仁兄说事,除了名人效应之外,实是围绕学历的社会嬗变心存太多不吐不快之言。

谁都知道,在那个曾经荒唐的动乱年代,流行的是“读书无用论”,信奉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学历越高越愚蠢”。当文凭被视为废纸,人人以“粗”(大老粗)为荣时,也有人偷偷改学历,只是由高往低改,以免高学历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功能重新复位,人才强国成为国家战略,学历逐渐成了知识和能力的代名词,成为人生成功的通行证和获取名利的护身符。大凡企业招聘、官员升迁、出国留学,甚至谈恋爱、找对象等,无不与文凭相连。学历与利益挂钩的结果,是身价陡增,变得越来越吃香,一些好走捷径的投机取巧者,便不惜代价干起了伪造学历的勾当。

从“学历贬值”到“学历至上”再到“学历造假”,学历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变局中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学历高低的背后,是关乎功名利禄的升降沉浮,真所谓成也学历,败也学历。当全社会对学历趋之若鹜、顶礼膜拜时,也就为学历造假之风的泛滥埋下了隐患。

学历不等于能力,这是不言而喻的;学历造假有失诚信,更是洞若观火。问题在于,面对这些地球人都明白的道理,为什么有人依然愿意在虚假的学历光芒中冒险生活?尤其像唐骏,已然荣登“打工皇帝”的颠峰,难道还非要一顶假博士帽来包装门面?

这里,不能不重新来审视,多年来被一些成功人士推崇的所谓“成功哲学”。

人生渴望成功,因此激励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奋发有为,既顺应人心追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但是,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成功,又怎样才算达成成功。现在,流行的成功模式是:“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其隐含的生存逻辑,就是除了个人获取更多的财富,人生毫无成功可言,由此演绎开去,便有了五花八门的成功之道。

成功靠积累,如今恨不能一夜暴富;成功须耐得寂寞,如今比谁更会投机钻营;成功要认清大势,如今兜售看上司眼色行事的诀窍;成功是人格的竞争,如今嘲弄修德是傻蛋;成功重在风险管理,如今笃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盛行于职场讲习班的各色“成功学”,充斥于众多成功人士的传奇经验,在许多方面竟与“厚黑学”遥相呼应。当工具理性取代了价值理性,信仰道德让位于裸的名利地位追逐之后,成功就只剩下了现世功利,人生必然在不择手段的猎取中迷失方向。这才是假文凭屡禁不止的深层社会原因。

第3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1、智士者，国之器。

2、子用私道者家必乱，臣用私道者国必危。

3、草木秋死，松柏独存。

4、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也，驽马先之。

5、财不如义高，势不如德尊。

6、有机智之巧，必有机智之败。

7、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

8、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9、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

10、小快害义，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伤德。

11、家有水义之财，测伤本。

12、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13、骐骥虽疾，不遇伯乐，不致千里马。

14、出言不当，反自伤也。

15、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

16、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

17、循法之功，不足以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

18、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

19、以书为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

20、树曲木者，恶得直景。

21、同欲者相憎，同忧者相亲。

22、诚无垢，思无辱。

23、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荫也。

24、福生于隐约，祸生于得意。

25、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26、存亡祸福，其要在身。

27、赏必加于有功，刑必断于有罪。

28、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29、多闻善择焉，所以明智也。

30、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31、祸与福相贯，生与死为邻。

32、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33、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34、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35、将者，士之心也；士者，将之肢体也。

36、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

37、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

38、谋先事则昌，事先谋则亡。

39、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

40、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41、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

42、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43、干将为利，名闻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

44、寨有盍饕之心，而欲不可足。

45、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

46、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

47、怀重宝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轻敌。

48、君子居人间则治，小人居人间则乱。君子欲和人，譬犹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间，水火不乱，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择人在其间。

49、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50、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

51、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

52、鞭扑之子，不从父之教。

53、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

54、不慎其前，而悔其后，虽悔无及矣。

55、以人之长补己短，以人之厚补己薄。

56、力胜贫，谨胜祸，慎胜害，戒胜灾。

57、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58、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

59、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

60、隋侯之珠，国之宝也，热用之弹，曾不如泥丸。

61、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国家，小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

62、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

63、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64、物舍其所长，之其所短，尧亦有所不及矣。

65、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

66、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

67、得其所利，必虑其所害；乐其所成，必顾其所败。

68、天将与之，必先苦之；天将毁之，必先累之。

69、明主爱其国，忠臣爱其名。

70、树高者鸟宿之，德厚者士趋之。

71、人皆知以食愈饥，念莫知以学愈愚。

72、亲贤学问，所以长德也。

73、委肉当饿虎之蹊，祸必不振矣。

74、人才虽高，不务学问，不能致圣。

75、糜鹿成群，虎豹避之；飞鸟成列，鹰鹫不击。

76、君子择人与交，农夫择田而耕；君子树人，农夫树田；田者择种而种之，半年必得粟，士择人而树之，（）平时必得禄矣。

77、人背信则名不达。

78、水浊则鱼困，令苛则民乱。

79、宁为鸡口，无为牛后。

80、高议而不可及，不如卑论之有功也。

81、心如大地者明，行如绳墨者彰。

82、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

83、君子得时如水，小人得时如火。

84、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

85、为地战不能成王，为禄仕者不能成政。

86、非其地而树之，不生也。

87、以势交者，势倾则败；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以财交者，财尽则绝；以色交者，色落则渝。

88、义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

89、鲍鱼兰芷，不同箧而藏。

90、山锐则不高，水狭则不深。

91、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

92、君子交绝，不出恶声。

93、治国之道，爱民而已。

94、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95、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

第4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关键词：内阁制度；杨士奇；内阁职责；政治功能 ；转化前提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150-02

杨士奇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首辅，他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在内阁任职达43年之久。他居阁位四十余年，佐东宫、安内外、察民情、举贤能，尽忠朝廷，鞠躬尽瘁。在内阁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可以说，杨士奇继承了前朝内阁的政治职责，其政治活动较典型地体现出了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

一、明代内阁制度的源起

明初沿用元制，中书省长官综理政务，职权很重，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通倭通虏“谋不轨”的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罢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但朱元璋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在繁杂的政务压力下很快就表现的力不从心，不胜其劳，遂念及“论思密勿，不可无人”。

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华盖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但这时的大学士只是“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与后来的内阁大学士不同。从明成祖朱棣始，明朝内阁制度便在废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为仁宣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尽尚书、保、傅，品味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从此阁权渐崇，声望益尊，不久在仁宣时期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而且后来的大学士，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行，三品以下的官僚，根本不可能入阁，因此入阁加衔，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明通鉴》载：“仁宣之间，政在三杨;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之说。杨士奇乃三杨之一。杨士奇作为内阁重臣，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在内阁任职达43年之久。他居阁位四十余年，佐东宫、安内外、察民情、举贤能，尽忠朝廷，鞠躬尽瘁。在内阁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核心的作用。阁权超越部权，实启端于仁宣，而且在当时的内阁中虽未出现“首辅”的含义，但阁臣间主此等差已渐露端倪了。

杨士奇历经的四朝也是明代政局比较稳定，国力强盛的时期总之，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形低而实高，后来居上，明中叶以后，完全凌驾于六部之上，丝毫不比汉唐宰相逊色。上述就是明代内阁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明带内阁贯穿与整个明王朝，与之共沉浮。既然明代内阁的地位这么重要，那么它都有那些政治功能呢？下面主要以明代内阁大臣杨士奇为中心来全面论述一下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

二、杨士奇的政治活动

（一）“宰相”职责

内阁的政治功能得到显著的发挥。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北征，归途中病卒于榆木川。47岁的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改年号洪熙。杨士奇以多年辅佐太子之功，擢升为礼部施琅兼华盖殿大学士。在内阁四名大臣中位居首辅。仁宗临朝处事常与杨士奇预议。一次，仁宗便在殿同蹇义、夏原吉谈话，看见杨士奇走来，便对蹇、夏二人说：“新华盖大学士来，必有谠言，试共听之。”杨士奇趋步上前，恭顺而谦逊的说：“陛下为减轻百姓的负担已下令减少征收的供物，而惜薪司仍传旨征枣80万斤，这与陛下二日前下的诏令相违。”明仁宗立即命令将征枣减去一半。同年九月进杨士奇为少保，十一月杨士奇又进少傅。

通过上面的事例我们可以得出，杨士奇在位时，明代内阁的政治功能首先就表现在它的宰相功能。 “明代内阁是属于次君利层的，它在皇权控制的决策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并向宰相化的方向发展。但要明确一点它不是宰相制度的变种。从相名上看，内阁始终没有改为宰相；从相职上看，内阁之职与宰相之职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有些时候可以说是相同的；从相责上看，内阁虽然没有法定的相权与相职，但实际上却行丞相之职，因而也会有职权之责。”很显然，宰相功能时明代内阁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二）辅导君德

杨士奇作为内阁首辅除了秉承前朝宰相帮助皇帝处理政务、辅佐皇帝外，还必须辅导君德。比如，杨士奇为人宽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行对明仁宗朱高炽临朝治国的影响很大，仁宗原在监国时，对御史舒仲成没有按他的旨意办事很有意见。舒仲成后升为湖广按察副史。仁宗即位，蹇义因以他事奏劾舒仲成，明仁宗令督察院逮捕治罪。杨士奇知道后立即上书说：“为政要言而有信，向来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后，为广开言路，曾诏告廷臣，凡有忤旨者一律宽恕。如果现在治舒仲成的罪，则诏书失信，不敢说话的人就多了，就像汉景帝为太子，召卫绾不走人，即位后仍用卫绾，前史韪之。”明仁宗遂免治舒仲成的罪，并赐杨士奇大米及钞币，降诏奖谕。

此事件说明了明代内阁的第二个功能，即教育功能。明代内阁的教育功能就是指内阁大学士对国家权力主体和核心之代表――皇帝的思想意识进行教育和培养。这一功能旨在使皇帝从大学时身上吸取思想之精髓而成为“尧舜之君”。换言之，内阁的教育功能就是“辅导君德”。为此，内阁大学士必须“主于阐得沃心”，以“正君为功”，“格心为本”。

（三）筹划政事

杨士奇虽然是三朝元老，但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作为首辅杨士奇把它的政治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下面通过事例来说明：永乐时，成祖出兵征服安南，设立交趾布政司。安南黎民不断起兵反抗朝廷，朝廷前后用兵数十万，输饷至百余万，耗费巨大。宣宗即位后又多次用兵，征而不服，屡遭失败，损兵折将。宣德二年，安南黎利上表请立陈嵩为王。是准许还是拒绝，明宣宗召来诸臣商议。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蹇义等均主张拒绝立陈氏为王。杨士奇则主张睦邻政策，反对无故用兵，力主放弃交趾，允许他们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实行自治。明宣宗同意杨士奇的意见，放弃交趾的三司内迁，召回文武吏士。从此结束了那种强征不得、损失不止的被动局面，使南疆得到较长时间的安定。

简而言之，明代内阁还拥有筹划功能。因为自朱元璋废相后，形成了皇帝独断一切的格局。所以，为了“平衡庶政”，理智的皇帝“有事必谘”，与“明仁仪礼乐，同古今治乱”的内阁大学士“评议”“径画”，如此，才能确保皇帝决裁的适宜和正确，避免决断之失误。所以说，内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筹划政事”，是皇帝决裁的主要影响者。

（四）直言相谏

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每天需要处理的政务非常之多，总会有决策失误的时候，这时就需要内阁大学士直言劝谏，以期补过。例如：明成祖死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到一年就病故了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作为叔父的汉王朱高煦素以剽悍著称，对当上皇帝的侄儿更不放在眼里，便仿照父亲做法，起兵反叛朝廷。宣宗亲征，迅速平定了叛乱，回师至献县之单家桥，侍郎陈山迎驾时揭发赵王朱高燧与汉王朱高洵同为反叛者，应乘胜袭击赵王所在地彭德，将赵王捉拿归案。在朝部分官员极力赞成立即行动进行惩处。杨士奇则认为，赵王虽与汉王有联系，但又有区别，不像汉王那样有夺嫡继位之心，说他同为谋反证据不足，不可轻动。杨士奇力排众意，直言向宣宗再奏：“赵最亲，陛下当保全之，勿惑群言。”宣宗甚喜，并诏谕发书给赵王。“赵王得书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谢，且献护卫。”从而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后，明宣宗对杨士奇说：“赵王所以全，卿力也。”特赐杨士奇金币。

这就是明代内阁的补过功能，内阁大学士随时向皇帝反映各种政治实情，使皇帝目明耳聪，掌握全局，及时地调整政策；使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足以说明明代内阁的补过功能也是不可或缺的。

三、杨士奇政治活动的实现条件

第5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摘 要：宋代在以儒学为主导的背景下，出现了儒与释趋同的态势。宋代的士人与僧人，不但在思想上相互靠拢，而且在身份上，也趋于模糊化。一方面，是士人谈佛名理，亲践佛行；另一方面，是僧人世俗化特征愈加明显，并出现了大量与士大夫过从酬唱的诗僧。从过去遗留的历史片断中，我们或许能够窥见儒与佛交融的具体形态和社会对佛教的接受过程。

宋代社会在思想方面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禅宗大行，二是儒学的新变。这两个特征也使士人与释子的存在状态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人谈禅向佛蔚为风气，思想上也出现了向佛教靠拢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僧人群体的世俗化特征更加明显。士人与僧人，儒家与佛教，在一种独特背景中，在思想上彼此损益，在行为上相互靠拢，最终推动了宋代的思想整合与文学的繁荣。士大夫、僧人、下层士子这三个群体，在禅宗流行的大背景下有着怎样的表现？透过某些遗留的历史碎片，我们基本能够还原出儒与佛交融时的具体形态。

一、求名少日投宣圣，怕死老年亲释迦——士大夫的另一种心态

宋代社会的思想仍以儒学为主导。正由于此，士大夫在禅宗流行的社会中的表现，才更耐人寻味。

宋代的士大夫普遍好佛。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在谈及佛教特别是禅宗对士大夫的影响时说：“今人不学则已，如学焉，未有不归于禅也”，“今人人谈之，弥漫滔天。”①

宋代士大夫群体在思想方面向佛倾斜，有很多是出于“求长生冀来世”的目的。宋立国之初，崇文抑武，“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五），鼓励大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终天年”。优厚的物质生活，是士子们进取的动力。少年之时，为求名利而投孔教，以博取功名利禄；等到功成名就，繁华尽享，暮气渐生，才觉得宦海风波险恶，人生无常，佛教就成了自己的精神寄托。邵雍《击壤集》中有《学佛吟》一诗，典型地刻画了士大夫特别是那些大官僚们的投机心态：“求名少日投宣圣，怕死老年亲释迦。”无论是崇儒还是崇佛，士大夫们都有着很强的功利性。

宋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禅宗为象征的佛教真正地与世俗结合，佛教被彻底中国化；二是士大夫地位的提升，激发了士大夫们重振儒学的信心，儒学孕育着新变。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必然和儒学发生冲突，同时也引发了一股排佛风潮。但也正是这种排佛之风，使得一些士大夫为排佛而接触佛理，并最终由对佛理的解悟而信入佛教，成为居士。如曾据相位的张商英就是一例。

《佛祖统纪》载：

张商英初仕，因入僧寺见藏经严整，怫然曰：“吾孔圣之教不如胡人之书耶！”夜坐长思，凭纸搁笔。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无佛论》。”向曰：“既言无佛，何论之有？当著有佛论可耳。”商英默而止。后诣同列见佛龛前《维摩诘》经，信手开视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离地大。”倏然会心，因借归细读。向曰：“读此经始可著无佛论。”商英闻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②

张商英之所以排佛，是为了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最后“深信其道”，则是由于佛理。事实上，宋代许多排佛反佛的士大夫，有许多如张商英一样，一面要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一面又从内心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如当时的欧阳修、司马光、二程这些初期排佛较力的人物，都有很深的佛学造诣。张商英对佛教由排到信的转化，也正好说明了儒释在当时的互融情形。

宋代士大夫，还有许多是由于宦海风波、人生磨难，为追求精神的解脱而入佛的。在宋代推行变法的王安石，本来思想就是融合三教的。在变法失败后，又遭遇了一连串的人生剧变。自己最钟爱的儿子王?死去，新法又被守旧派悉数，再加上保守派对自己的攻击，使他对政局心灰意冷，在思想行为上彻底归于佛教。他的《读〈蜀志〉》一诗，表达了他对所谓功名事业的沉痛反思：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

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

联系他前期的不恤人言、锐意进取，不能不感叹王安石转变的彻底。辞官之后他不但亲践佛行，妙解佛理，还劝导已嫁的长女读佛经。王安石长女封蓬莱县君，多才多艺，工诗。父女之间常有诗作往还。《次吴氏女子韵二首》就是王安石对女儿诗的和作。其二曰：

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忆家。

能了诸缘如梦事，世间唯有妙莲花。

王安石在诗中劝女多读《楞严》，了知诸缘如幻之义，并含有对她证得佛果的期许，语气简直就像佛教徒之间的相互劝勉。虽然他入佛是由于政治的失败，但他对佛教的信仰是真诚的。

王安石深悟佛理，相信佛家轮回因果之说，深自体悟实相无相之理，并有《拟寒山拾得诗二十首》以劝世自勉。这二十首拟作，大都浅近质直，用通俗的语言阐述佛理。如他的一首拟作：

我曾为牛马，见草豆欢喜。

又曾为女人，欢喜见男子。

我若真是我，祗合长如此。

若好恶不定，应知为物使。

堂堂大丈夫，莫认物为己。

佛教认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而世人却认假为真，不悟本性。诗以直白的语言阐述此理，破除“我执”。这种语言风格，是佛教思想与偈颂影响的结果。

当然，士大夫入佛也有像苏轼一样是由于从小受到佛家思想熏陶的。苏轼的诗文，有很多关涉佛理，也有的是直接阐述佛理。《和子由渑池怀旧》是苏轼二十六岁时与其弟苏辙唱和的作品，禅味很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虽不能说明其时苏轼对佛理接受的程度，但与佛理却是深相契合的。他后来的《琴诗》，就是对佛经的直接化用了：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楞严经》中释迦为阿难说法，阿难不知“尘有生灭，见无动摇”之理，以所见之境为心，而不知能见之性才是真如本性。佛祖以“七处征心”、“八还辨见”为阿难说法，令开佛智。苏轼此诗，即是《楞严经》义的诗歌化。苏轼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所以清代钱谦益说：“北宋以后，文之通释教者，以子瞻为极则。”③

二、内藏儒志气，外假佛衣裳——诗僧的另一种身份

宋时的佛教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有意吸纳一些有文学潜质的人入佛，以扩大影响。再加上士人中一些人因仕途不顺、生活坎坷而由儒入佛，宋代的僧人中多有兼通儒释的才智之士，也出现了大量诗僧。诗僧中除了个别人是真心向佛外，与士大夫交往的诗僧，大都“释迦其表，儒者其里”，徒具僧形，身份比较模糊。他们以其诗文见赏于士大夫，与士大夫密切过从，并相互酬唱。宋代诗僧之所以著名，主要得益于士大夫的推许。如清顺僧，他的出名是由于一首诗而被东坡赏识。《竹坡诗话》载：东坡游西湖僧舍，壁间见小诗云：“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期，桃李乱深坞。”苏爱其诗而与之交，清顺也因之而“声名顿起”④。

道潜出名也由于苏轼。《冷斋夜话》载：

僧道潜，有标致。尝自姑苏归湖上，经临平，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坡一见如故。及坡移守东徐，潜往访之，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识之。⑤

清顺和道潜与苏轼的相识相知可说是僧人与士大夫交往的一个缩影。从二僧的两首诗来看，假如抛开了其僧人的身份，与文人之诗并无二致。

僧人与士大夫交往的心理，僧人与士大夫各有不同的解释。在僧人的解释中，他们与士大夫交往是为了“行化”。如《宋高僧传》灵一传、皎然传说诗僧与文士交往是“始以诗句牵动，令入佛智，行化之意，本在乎兹”。但在士大夫眼中，僧人有一定功利目的。明钟惺曾论及两者交往心理，他在《善权和尚诗序》中说：“金陵吴越间，衲子多称诗者，今遂以为风。大要谓僧不诗，则其为僧不清；士大夫不与诗僧游，则其为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与僧游，以成其为雅；而僧之为诗者，得操其权，以要取士大夫。”⑥按钟惺的看法，僧人与士大夫的交往是各取所需，互相利用，都有功利性，但僧人的功利性更强一些。

唐代明代的社会情况虽与宋代有些不同，但身入僧籍却无佛行的僧人各代皆有。如受到苏轼赏识的诗僧仲殊即是一例。

承天寺僧挥，字仲殊，本安州进士。游荡不羁。他以进士的身份，由儒入佛，本就是迫于无奈。《老学庵笔记》说他出家的原因是“为妻投毒羹中，几死，啖蜜而解。医言复食肉则毒发，不可复疗，遂弃家为浮屠。时食蜜以解毒”。东坡呼之曰“蜜殊”，与其往来密切。“族伯父彦远言：少时识仲殊长老，东坡为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与数客过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渍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崇宁中，忽上堂辞众。是夕，闭方太门自缢死。及火化，舍利五色不可胜计。”⑦始以无奈出家，最后自缢而亡，令人不禁叹惜。仲殊有词七卷，名宝月集。词中以小令为最。如其《步蟾宫》词上阕：

仙郎心似长江阔。妾意如、波间明月。相随定、一带向东流，共宴乐、无时暂歇。

词中所充斥的，是世俗中儿女的浓情蜜意，并无半点空寂得道之气。仲殊虽有诗才，但显非高僧大德，苏轼与之游，多半是因为他的诗才。苏轼在《东坡志林·异事》说：“苏州仲殊师利和尚，能文，善诗及歌词，皆操笔立成，不点窜一字。予曰：‘此僧胸中无一毫发事’，故与之游。”⑧其结局如此，仲殊是不是真的“胸中无一毫发事”，只有大家自己判断了。

仲殊被后人诟病的是他的一首《踏莎行》词。《本事词》载：

僧仲殊一日造郡庭，方接坐间，有妇人投牒，露立雨中，郡守命殊咏之。殊即口占《踏莎行》云：“浓润侵衣，暗香飘砌。雨中花色添憔悴。枇杷树下立多时，不言不语厌厌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鳞鸿寄。想伊只诉薄情人，官中谁管闲公事。”殊后自缢于枇杷树下，咸以为口孽之报云。⑨

《本事词》的最后一句评价虽不够厚道，但观仲殊此词，陈词滥调，轻绮浮艳，绝无半点僧气。妇人雨中投牒，露立雨中，非必关乎情事，仲殊词却把她写成一个失欢的，又把所投之牒比作待寄的情书，其心其行其词，哪里有一点佛教徒的慈悲之心？只有卖弄文采、迎合上官之行。此类恶俗浮艳迎合之诗，与其释子身份是不相符的。

由于宋代对佛教的提倡，当时佛寺既多，僧人复众，佛徒中确实鱼龙混杂。一些志行不纯者混迹其中，玷污了佛门的圣洁。对那些不守清规、乱佛法度的伪佛徒，即便放达如坡者，也难免对此表示不满。

《东坡志林·释道》就批评了当时一些僧人不守戒律、文饰自欺的行为：“僧谓酒为‘般若汤’，谓鱼为‘水梭花’，鸡为‘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与此何异哉！”清静佛门，竟同世俗之地，由此可见当时风气。

三、西庵禅伯还多病，北栅儒先只固穷——禅师的多病与儒生的固穷

宋时虽有文化之盛，但丝毫不能掩盖当时下层文士落泊的现实。诗僧之诗，多有秋、寒、老、病之句，时人称为“寒瘦气”或“蔬笋气”，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有关；失意的下层文士，由于没有僧人的身份，因生活所迫啼饥号寒，就更加令人同情。由于宋代崇佛，僧人的处境可能比不达的士人更好些。据《东坡志林》载，贫士至有见钱不识者。“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词》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苏轼把自己的见闻随口道来，轻描淡写，但文士之贫仍令人嗟叹。

北宋士人刘蒙，致书司马光，希望他能“以鬻一下婢之资五十万畀之”。司马光复书，“足下服儒衣，谈孔颜之道，啜菽饮水，足以尽欢于亲；箪食瓢饮，足以致乐于身。而遑遑以贫乏有求于人，光能无疑乎？”⑩司马光拒绝了这个下层士子的求助，并且用了个儒者要“安贫乐道”的很堂皇的理由。但司马光是个大官僚，宋代士大夫俸禄优厚，自然不能体会到下层文士生活的艰辛，对士子的道德也过于苛求。下层士子本与上层的官僚分属不同群体，南宋时尤其是这样。

宋室南渡以后，一般士子与士大夫们之间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如此时出现的江湖诗派诗人，很多人流离失所，有时不得不走谒权门。江万里在《懒真小集序》中说：“诗本高人逸士为之，使王公大人见为屈膝者，而近所见类猥甚。……往往持以走谒门户，是反屈膝于王公大人。”{11}仕途的蹉跎，生活的困顿，消磨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使他们出现了与僧人一样的心态。故江湖诗作中，常有这样的句子：“境空纳风月，心远辞尘埃。”（叶茵《古意》）“吟边莫问红尘事，只住茅茨亦身清。”（薛?贰断芯友曰场罚┍彼问逼诘娜宸鸷狭鳎?谑咳怂枷胫薪?徊椒⒔汀T谙蚍鸷颓蠊俚某逋恢校?鸾趟枷胛弈蔚卣剂松戏纾?br>

一心唯好佛，半世懒求官。

——王琮《挽保耐轩》

闲身何所似，丈室老维摩。

——薛?贰犊??诟场?br>

士子们困顿愁苦的生活，并不能稍改其吟诗之癖。不过，与一些苦行的诗僧一样，诗人吟诗也变成了苦吟。苦吟诗人之间，有相濡以沫的情怀和惺惺相惜之意：“君爱苦吟吾爱听，世人谁更重清才。”（徐照《宿翁卷书斋》）自己的诗作虽不见赏，仍然要徘徊暗夜，搜索枯肠：“冥搜琢肺肝，苦吟忘昼夜。”（戴复古《送吴伯成归建昌二首》其一）仕途不通与文人情怀，带给士人有时只是难言的失落与孤寂：“风度灯花落，苦吟难便成。寒窗明月满，楼上打三更。”（赵汝链《苦吟》）

一些士子功名之心老去尽销，眼见凡俗尘事，便能淡然对之。晁冲之《夜行》诗，对这种心态表达得十分形象细腻。“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诗钞》卷32）诗中写“独骑瘦马”而非“瘦驴”，则少了一些出尘之想，多了一些落寞情怀。后二句更是写得让人滋味难辨。是感伤？是怜悯？还是平淡无波？这是一种让人难以猜测的心境。

正因为如此，有时在失意士人的诗中，就把儒生与僧人互比。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诗云：“西庵禅伯还多病，北栅儒先只固穷。”陈与义在此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禅师的多病与儒生的固穷。乍看二者无相似之处，实则其中的况味是一致的。僧人由于其戒律的限制，生活苦寒，诗也透出一种苦寒之气；而士人由于仕途不通，也透出一种别样的落寞。禅者重心而无欲，而病在身；士人求宦而轻身，而病在心。二者的相似之处，都在于“不足”。

让我们再来看饶节的诗。他的《眠石诗》云：“静中与世不相关，草木无情亦自闲。挽石枕头眠落叶，更无梦魂到人间。”饶节早年业儒，并师从三司使曾布，后因变法事与曾布意见不合，剃发为僧，更名如璧。陆游称之“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仕途之穷最后使他由一个士人变成了僧人，并成为陆游所评价的“诗僧中的侥侥者”。可见，士大夫向佛使士大夫成了居士，而士子不达，如不想“固穷”，就只能是做个诗僧。

{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 [宋]宋志磐.统纪（卷四五）[m].大正藏（第49册）.

③ [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56.

④[宋]周紫芝.竹坡诗话[m].[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1：339.

⑤[宋]惠洪.冷斋夜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51.

⑥[明]钟惺.钟伯敬合集（下册）[m]. 施蛰存主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m]. 上海：贝叶山房,1936：187.

⑦[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79：59.

⑧[宋]苏轼.东坡志林[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25.

⑨[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m].四库全书本.

第6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讽刺既是一种文学手法，也是小说观念的因素之一。鲁迅先生曾说过：“我想：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作品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清朝后期，“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讽刺意识的形成还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随着知识分子批判自我意识的觉醒，吴敬梓从儒林入手，对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解剖。那些封建文化中积淀很深的腐烂因素被他揭露的淋漓尽致，批判的体无完肤。《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常常表现出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抨击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是抨击科举，揭示儒士内心世界，再现世态炎凉情况的一大关目。文章曲曲折折，其中有无限烟波。当时的文人为什么热衷于“举业”呢？就是为了做官。马二先生的一段话说得明明白白。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信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编修对他的女儿灌输八股取士的思想，对“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推崇备至。他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认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作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影响下，鲁小姐的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她的丈夫蘧公孙对八股文“不甚在行”，他便认为是耽误了自己终身。

这种追求功名富贵的科举制度，不但腐蚀了士子们的灵魂，也污染了社会风气。

二、剖析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罪恶

吴敬梓创造性的运用白描手法，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态度描绘了范进装模作样的虚伪行径，并不加以评论，也不在修饰上表现得过于主观倾向化。他相信读者，让读者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范进只在杯箸上做文章，一开始人们还以为他是真的居丧尽礼，但吃的时候却不禁荤酒，这种弃大节而荷小数的腐儒行为在读者面前暴露无疑，让人们在微笑的同时更加认清了那些所谓“儒”的真面目。

三、讽刺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假名士

《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胡三公子，娄四公子等人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便在家乡充当名士。在它们周围聚集着一批假商人，假侠客。他们都是依附于官僚，地主阶级的寄生虫，是儒林群丑。作者通过这些人的言行，进一步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性，说明科举制度造就的只能是厚颜，精神空虚的畸形人物。

四、赞扬辞却功名的读书人和下层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包括“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他为知识分子设计了新的人格模式，即王冕式，杜少卿式的视功名富贵如粪土，逍遥避世，自食其力，保持独立人格。在《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作者认为“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于是将目光转向市井奇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是会下围棋的王太，一个是会画画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会弹琴做裁缝的荆元。四奇客的出场顺序是书棋画琴，一反寻常的琴棋书画排列次序。黄晓田评曰：“一部儒林终之于琴，涛涛天下，谁是知音？”

第7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成功男人提升自己品位的方法有很多，有些奢侈品男人是要知道，甚至要必备的——比如名品腕

表。跟男士西装、衬衫、领带一样，男士手表也是成功男士不可或缺的一样单品，更是自我形象管

理的重要课题。品牌、功能、稀有度，缺一不可。一块尊荣精致、低调浮华的手表不仅代表的是你的

形象，更是彰显你的气质品味。举手投足不经意间就流露出的高雅之感，是很多成功男士必须具备

的气质。”

以上这段洋溢着浓厚机场读物气息的震撼文字，乃是原文摘抄于某男士刊物的腕表栏目。虽然不敢自比“成功男人”，但出于对“自我形象管理”这门陌生科学的好奇，我难以自拔地读了下去。该编辑倾情推荐了十款男士“必选”腕表，均价大约十一二万的样子，让人惊呼迈向“低调浮华”真是轻松。

很多人戴表并不是为了看钟点，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情。谁都幻想自己微微一抬手，酒保当场傻眼，吧女立刻窒息，四座无一不惊，五洲纷纷来仪。数不清的腕表广告贩卖的就是这样的荷尔蒙，试图说服各位：喂，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品位之选”好吗！可恰好“品位”二字有点儿贵，想要杀出重围，就得痛下血本，即便出身平平，也得奋不顾身。

“当初真应该买一块劳力士！”一位男士在名表论坛里如此哀嚎，懊恼之情溢于言表。在他历数自己爱表心得的帖子里，他告诉大家他如何咬紧牙关买了一块欧米茄8500海洋宇宙，却无法获得“成功人士”的气度。“几万块的表，戴出去感觉和精工没区别”，他道：“劳力士虽然比宇舶便宜，但是好歹压得住场子，就好像开奔驰的不输开法拉利的。”

这种心态其实在初级表友中，倒并不是很常见。很多买第一块机械表的朋友更关心的是价格、款型和使用价值，比如是否自动，是否有日历等。可一旦建立塑造“成功男人”外形的目标，准备用有限的预算一劳永逸地找到一个令人羡艳的腕上标签时，他们已经把眼光从美度、汉密尔顿上转移开。“别对自己说不可能”是这一部分朋友的人生格言。在他们沸腾的血液里，回响着这样一个声音：如果我没有成为他人另眼相看的成功人士，就证明我不行，就意味着我犯了“不成功罪”！于是在漫长的自我激励中，这位朋友的购表预算越来越高，从浪琴到欧沛，再从万国到乃至宝玑、PP，几乎顶翻了个人财务的天花板。“宁戴三针钢劳，不要艾美逆跳”是他们永恒的成功哲学。

如果有谁写一本可以在机场热销的书名曰《腕上成功的36 条铁律》，一定会包括如下几项智慧法则：1. 我是一个强者，因为我的表直径大于43mm！2. 个人影响力决定成败，所以时刻要保持腕表露在袖口外！3. 潜能左右人生格局，虽然这块表上有两个按钮我至今不知道是干嘛的……4. 用暗示代替雄辩，以愿景填充梦想，所以我还得想办法说服老婆多加三万预算！

第8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我与金华相识已逾20年，是当年的诗友、文友和新闻同道，而“人生多歧路”，11年前他转身于商界，创办了激扬时代策划公司，因所关注的事业对象不同，见面已然不多，但知闻其在商界发展得非常不错，尤其是主办政经杂志《时代名流》后，事业风生水起，名流精英荟萃一堂，而其引领潮流，弄潮时代前沿，其经营秘笈“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些都让作为多年老友的我深感欣慰。

1993年夏天，我刚刚从医生转身为报纸副刊编辑不久，蔡金华就出现在我的“城堡”里，这个莽撞的年轻人，说话充满了“冲”劲，仿佛卡夫卡笔下的约瑟夫・K，昂扬有激情的表现，至今还留在我的脑际……但这位“约瑟夫・K”，在我认识他以前，他从哪条路走来？而契阔经年，他又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路上看到了什么风景？――诗人弗罗斯特关于“一条未走的路”提出来的命题，一直是我心中的疑问。好了，《昂首名流》一书一一为我解开了疑惑。

蔡金华的成功，绝不是蓦然破空而至的奇迹，书中将他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文学情愫、爱情经历、创业思考、管理模式等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铺陈、解说，应该说，一个有血有肉的传主形象呼之欲出，栩栩如生，但我以为，关于一个人的传记或评传作品，车载斗量，可谓多如牛毛，即便一暴发“土豪”，也大可一掷千金，邀人作传，然而又何其悲夫？《昂首名流》这部书最重要的方面在于，除去文学价值先不论而外，透过传主的故事，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人生启示？

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一代，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因为我们生活在狄更斯笔下描绘的“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有人戏谑说：短短三四十年，我们居然经历了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商品经济时代、信息时代甚至“微信时代”，就是孔夫子也可能因面对这样的光怪陆离而手足失措……这正是土地测量员约瑟夫・K面临的“城堡困境”，怎样在这迷宫中找到出路，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诸如蔡金华之成功者，能够在这里另辟蹊径，成为一盏灯什么的吗？还是一支迷茫中的火烛，风一来，就一塌糊涂？……然而超乎常人想象，他成功走出一条哲商之路来。

综观传主半生的经历，撇开细碎的具体的内容不说，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这就是他“知行合一”的哲商之路，我很欣赏书中对传主的访谈录，这是一个他关于商道的解读，这是一份从实践中得出的关于士与商的独特思考，它以它独特的方式伸入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国学的天空，知和行，相依相融，共同画出了人生的瑰丽图景。金华是诗人，是士的一员，但也是实业家，跻身于商贾之列，士与商如何实现角色的互换互融，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金华商业上的成功，其实是士的精神的成功――出身于农家和底层，最后以事功立于世，提出“知行合一”理念的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他出身高）的人生或许代表性不强，但他的弟子王艮汝止先生则颇具代表性，出身贫寒煮，盐灶丁家庭出身的他7岁入学，11岁辍学。但18岁经商，25岁就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富，而因梦感事，天降大任，转身之后却最终成为心学泰州学派巨擘，士与商得到了最佳的结合，士商精神成为了后世啧啧称奇的儒商精神。也许金华有意无意中在走这样的道路，他也出身贫苦农家，走“士”的道路，而后下海“会当水击三千里”，打造“名流”平台……一次又一次文化策划带动商业成功的案例，根子上是文化在起的作用，适应时代，借时代之强势，顺势而为，最终走造势而雄的道路，立功、立言，经商、写诗，这当然只是“小周天”里宛然一譬的说法，但以“时代名流”为招牌的文化品牌，的确打造了为“名流”代言，替“名流”抒志的作用……从这样的角度讲，金华半生的经历无疑是成功的。

说一点有趣的话题。近日，儒学研究者秋风先生接受儒学网专访，题目叫做《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引来一批“愤青”“愤中”们的抨击，其实愤则愤也，却不学无术，秋风先生此话的本意何在都没有搞清楚，就“愤”将起来，真不知“出于何典”耶？说句老实话，我是颇反感甚而厌恶此类无端“愤者”的，愤怒实在是情绪中最容易做到的事，动辄愤怒者，是缺乏教养的表现，换句话来说，此愤怒的背后无非是想表明自己比别人高明一点，高与低，是长期思考、长期积累的结果，你奇行异状就表明你高明？秋风先生的话都是从切实中来，他要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指的是张之洞先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癸卯学制”因被西学反客为主的现状而发出的，的确振聋发聩，中华文化目前需要的是“救亡”与立德，需要的是努力的行愿，这不是相对高蹈的“格物致知”所能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全盘西化”主张者的痴人说梦……秋风起处读秋风，却如坐春风，真让人感慨良多：中华文化经历了近现代100余年来祛魅与返魅的过程，现在正是要“努力发掘，加以利用”之时，一切励志的目的正在于此，文道如此，商道如此，政道亦如此。昂首名流也者，瞻望我中华文化涵养之英才、雄才也，立功、立言的目的，正在于走向立德“大周天”的终极目标，《昂首名流》的撰写与出版，目的应该也在于此。

蔡金华的人生道路刚刚走了一半，未来正等待着新的书写。他是有深刻文化情怀的“儒商”，一切行为都会嵌进他的人生传记。他下海10余年，至少于我而言，不是只“在商言商”，我曾经参与过他策划的有实、陈世旭、艾克拜尔・米吉提、葛笑政、尹汉胤等作家参加的滇西北文学之旅，参加过有关山、彭荆风等先生出席的文化聚会，我主持《春城晚报》副刊期间，他不时打电话来谈的也是报纸副刊的建设问题……是士的担当、勇毅、决断精神促进着他的商业之旅，是商的得利、互惠、福报推动着《时代名流》杂志交融于社会，士商精神的结合是让士与商的根紧紧扎入土地，长出参天大树，而非扎在水中生如浮萍，任意东西，无由无主，漂浮于风过时的一时涟漪中……

第9篇：成功人士名言范文

拿破仑的士兵大多是农民、鞋匠、城市游民等。在那个等级森严、高低贵贱差别巨大的世界里,不是贵族,不是军官,仅仅是地位低微的士兵,但他们所表现出的积极态度与无畏的精神令对手瞠目结舌。一位将军这样得意洋洋地宣称:“我的下士当任何一支军队的上尉都绰绰有余!”在拿破仑提拔的26名将军中,有24名出身平民。拿破仑巧妙地激发了每个士兵的遐想,使他们坚信:在自己的行军包中就藏着一柄将军的权杖。只要努力,下一位陆军将军就会是自己!这就是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主要原因。

我们不能不为拿破仑高超的“驭人”艺术所折服。他给士兵们以信心和希望,给他们成功的典范和努力的方向,让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斗志昂扬、积极向上的亢奋状态,从而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联想到现在的“育人”教育。育人者对学生是赏识多于鄙视,表扬多于批评,鼓励多于打击……但这样却收效甚微,有时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纵与虚荣。因此,要想“育人”,先学“驭人”,育人者要借鉴拿破仑的这种“驭人”之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来实施“育人”计划。

首先,育人者要了解学生,洞察学生的心理,从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关心学生,与他们亲近,知道他们想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经常参加学生的活动,对他们一丝小小的变化,都予以关注。对他们中出现的问题,不停留在表面,要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设法打开学生的心锁,顺着他们思想的脉络攀援而上,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使“驭人”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运用语言艺术感染学生,激发他们内心无限的动力。育人者的语言要诚恳、自然、生动,富有说服力、感染力和煽动力,并经常用褒扬的词汇去鼓励学生。语言的诚恳、自然和生动,使他们感受到你的真诚,更能接受你;语言的说服力、感染力和煽动力更能使学生信服,引起学生的共鸣,激起他们的斗志。褒扬是一种方向性的暗示,学生就会朝着你指示的方向努力。多练习用口头表扬学生,激发学生的荣誉感,鼓舞他们的士气。比如:作业写得好的,我们冠之以“作业标兵”,作文写得好的,冠之以“小作家”,数学题解得好,冠之为“小华罗庚”等称号。让每个人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有足够的信心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再者,为学生树立成功的典范,让他们有迹可循,有范可依。一些教师喜欢用成功人士或著名人士的成功经历作为典范来鼓励学生,但那样目标太大,又不切实际,有点鞭长莫及。最好的成功典范应树立在本班或本校,让学生随处可见,随处可学,有迹可循,有范可依。既促进了该生的进步,又鼓舞了其他学生的信心,那才叫一举两得。当然最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学会制定目标,学会激励自己,调整自己。

最后,用奖品激起学生的竞争意识。光有口头上的表扬是不够的,还要有物质上的奖励加以巩固。让学生感觉到任何一次付出都会有一份相应的回报,激发他们无限的潜力,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育人者不妨适当备一些糖果之类的零食,就像大家熟悉的教育大家陶行知的四块糖,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那个糖果,并不值钱,在家里面,可能他们还不一定喜欢吃,但在学校里就不一样了,特别是作为教师的奖赏,再普通的糖果学生也会吃得津津有味,这更能让人激动、使人受到鼓舞。另外奖赏一定要及时适时,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有了渴求新知识、渴求提高的欲望,并且会因为取得成绩而进一步增强自信心,从而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另外有奖励必然有惩罚,这样才奖得有理有据,奖得底气十足。但应是为了奖励而惩罚,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同时适当的惩罚会使育人者的表扬和鼓励更能震撼学生的心灵,更能使他们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