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航运企业；发展。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使世界经济与世界航运市场紧密相连。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对此我国航运企业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各种风险。

1.金融危机简介

由2007年3月美国住房次贷危机引发，以2008年9月“两房”——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e）被政府接管、三大投行——贝尔斯登，美林（MerrilLynch），雷曼兄弟（LehmanBrothersHoldings）被收购重组或破产为标志，开始爆发海啸式的国际金融危机；10月以后又迅速蔓延、深化，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开始危机实体经济。进入2009年，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称为“百年难得一遇”的美国金融风波愈演愈烈，不仅演变成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全面的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期[1]。

2.金融危机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

2.1运输需求萎缩，运价急剧下跌

金融危机推动经济滑坡，经济滑坡导致货量剧减，货量剧减导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增幅趋缓。2008年9月以来，全国部分中小企业关停，出口企业数量的减少造成港口吞吐量减少。中国口岸自2008年9月之后的连续几个月的欧洲、北美、中东三大主要航线的运费都处于下跌趋势。跌幅最大的依次是欧洲航线、中东航线和北美航线。10月份欧洲航线的运价与8月份相比，平均跌幅高达30.8%。其次是中东航线，口岸到迪拜港的平均集装箱跌幅为13.4%。北美航线以10.5%的跌幅，使原本已经是清淡的航运市场雪上加霜[2]。运价狂跌，货量也急剧减少。这从我国的进出口量上可见一斑。从去年11月至今年6月，我国出口连续8个月负增长。另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总值同比分别下降20.9%、16.6%和23.1%。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同比下降23.8%，内地与香港进出口下降24.3%，与印度进出口下降32.3%。

2.2造船业新接订单量急剧下降

对于我国造船产业来说，在经历了从2003年后连续5年的超预期勃兴之后，从2008年开始显现出增长的疲态，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使这一疲态更加趋于恶化。2003年以来，造船业一改以往低迷状态而成为高盈利行业，大量民营、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异军突起，开始“掘金”中国造船业。据统计，2003年两大国有造船集团之外的造船企业新接订单量占全国的比重还是32.2％，但2007年这一指标已经升至62％。如果全球船舶需求继续保持强劲，这些新兴造船能力的过剩还不能完全表现出来，但目前全球经济下滑已经导致全球船舶订造需求大幅下降，而且这种趋势继续的可能性还在不断加大，所以产能过剩的问题已经开始暴露出来。据了解，仅2008年10月上旬一周时间内，广州黄埔区一家造修船企业两个油船改散货船的订单连遭撤销，直接损失4000万美元。近来，江苏省靖江市出于对未来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今后将不再允许新建船厂。江苏另一大型造船企业也推迟了IPO计划，并将原来1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缩减至3亿美元。

2.3投资者预期降低，航运市场泡沫减少

2002年以来的6年时间里，航运业迎来了一轮空前的大发展，成为航运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繁荣期。但是随着新造船运力的投入，使得航运市场上总运载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经济及运量的增长，给航运市场带来巨大的供给压力。在运力供过于求之下，造成运费受压，甚至出现不升反跌的情况，盈利大受打击。

美国金融危机对投资者心理造成的影响直接作用于航运业。航运业过长的繁荣期一步步抬高了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市场上大量增加的新订单和交船期的不断推延不仅对国际运输市场造成巨大压力，而且造船厂和船东所承担的市场风险也逐渐增加。大量的投机性订单行为，掩盖了真正的市场需求数字。此时的金融危机，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对航运业的过度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有利于航运业实现“软着陆”。2008年12月份全球船舶订单几近为零，全球运力增长减慢，市场开始进入回调。挤掉市场泡沫，有利于航运业蓄势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3.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航运企业发展分析

面对当面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必须摆脱以往的思维定式，从传统的航运经营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换脑筋、变思想，开眼界、拓思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坚持创新，破解航运经营的难题，寻找新的发展契机。[3]

3.1创新理念，注重科学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既是对企业战略的全面检验，也是调整完善战略的机会。面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航运业的发展，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由注重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的增长转变到建立质量、结构、效益与内涵相统一的科学发展理念，注重发挥特色和优势，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航运体系。

3.2加强合作，化解经营风险

航运企业要在适当的时候，积极寻找兼并对象，通过业务上的先期合作以及文化上的相互融合，最终达到收购兼并的目标。航运企业之间，航运企业与有需求的有关企业之间加强合作，在国际经济和航运形势好的时期可以获得双赢，在经济危机时期可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提高竞争力。面对国际航运市场的严峻形势，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控制运力增幅，包括退租或出租部分运力等。在这些措施中，航线重组被视为各家船公司抱团取暖、共度时艰的最佳选择。

3.3航运企业积极拓展航运产业链，加速企业转型

当前，中国航运业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而高端航运服务业十分滞后。高端服务行业知识密集程度高，利润贡献度大，辐射面广，国际影响力强，是航运服务产业链的上游环节。航运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是规避风险的必要措施，航运企业在确保运输核心业务发展的同时，通过收购、兼并、参股等多种方式，开发、参与多种商品或劳务的生产与营销，增强在“供应链”上的竞争优势，巩固航运主业的地位。

航运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行业发展的规律。2003年至2008年，我国集装箱运输以年均35%的增幅，实现了连续6年雄踞世界第一的跨越式发展。2008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28亿TEU。专家认为，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保持了多年“量”的高速增长，现在到了一个深层次发展期，要求我国外贸集装箱运输发展从以追求“量”的增长为主转变为追求“质”“的增长为主，进行适当的战略调整，优化运行组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整体效益。因此集装箱班轮企业只有加大结构调整步伐，按照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加强企业的运输组织与管理，实现运输组织向规模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才能再次找到扬帆远航的动力。

3.4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新一轮航运人才尤其是高端航运人才大流动，有利于航运业集聚人才。为此，航运企业要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培养、全面引进航运人才队伍，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3.5以”两岸直航“为契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两岸直航“为两岸携手克服金融危机对航运业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两岸航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不仅可降低两岸之间的运输成本，增加两地的海运量和经贸往来，也将吸

4.结论

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对航运业造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对此，我国的航运企业可以采取措施，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大胆大步向前进。

【参考文献】

［1］刘文华。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外贸企业战略转型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6期。

第2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1929年大萧条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失业率大幅攀升，而正统经济学（即以马歇尔、庇古等经济学家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失业的解释是名义工资没有及时得到调整，这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能对当时的经济危机提出对策。凯恩斯明确指出这是经济学本身出了问题，在他给萧伯纳的信中，凯恩斯写道他要写一本书，要在未来十年的时间改变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这本书便是后来引发“凯恩斯革命”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可见，凯恩斯写作《通论》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原有的经济学，提出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凯恩斯把《通论》的最终书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个月，这本书便出现在了各大书店，引发了人们的热议（King，2003）。概括讲，《通论》的核心观点是批判原有的经济学忽略了货币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种实物经济，而现实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货币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现实的货币经济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实，《通论》并不意味着凯恩斯思想的突然转变，而应该看作是他学术思想的自然演变。众所周知，凯恩斯经济学三部曲是《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三部著作题名都以“货币”作为中心词，突出了凯恩斯对货币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凯恩斯经济思想的连贯与传承。

1933年，凯恩斯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阐明了现实经济和新古典实物分析的经济的区别，认为现实经济是“货币工资经济”，企业家雇佣劳动从事生产的目的是获得货币利润。凯恩斯在《通论》中是在批判传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他把传统经济理论称为“古典经济学”，内容实体是马歇尔、庇古、埃奇沃思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实际上是今天人们指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通过劳动市场上实际工资的变动决定就业量的就业理论和实际不符，因为现实中工人和企业签订的是货币工资契约，工人会抵制货币工资的下降，但鲜有听说有工人因物价上涨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罢工的情况。在凯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转而强调现实经济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认为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进而强调企业家在决定就业和产出方面的主导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所在：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同（凯恩斯，1930）。

二、IS-LM模型与新古典综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协会的会议上，希克斯提出了IS-LL模型，并用一个简单的图表示这一模型。IS-LL模型作为对《通论》的解读，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实际上，扬（WarrenYoung）指出，哈罗德和米德对IS-LM模型的贡献同样重要，但他们只用了联立方程组而没用图形，使得他们的贡献没有得到广泛认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质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强调多个市场同时均衡，用联立方程组的方式求得最终均衡解。LM曲线代表货币市场均衡，貌似加进了货币，但却是建立在货币外生的基础上，其背后仍是实物分析的商品货币理论。IS-LM模型经过汉森的《<通论>导读》的推广，作为《通论》的规范表达方式迅速流传开来。汉森的学生，萨缪尔森将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同新古典的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阐述经济学，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综合”一词，1970年时，萨缪尔森在第八版《经济学》中将“新古典综合”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蒋自强、史晋川，2008）。新古典综合派以“正统凯恩斯主义学派”的身份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位置，从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就倚重于希克斯利用IS-LM模型对《通论》的解释和后来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宾等对这种解释的修正，甚至曾一度达到了宏观经济学中除了“凯恩斯主义”，再无其他理论的程度。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综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费函数、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综合派推论出的政策主张被认为和凯恩斯如出一辙，或者说人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完美的解释了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此外，新古典综合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事实。三是，新古典综合派为劳伦斯•克莱因和考莱斯委员会（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规模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提供了基础。这些计量模型使得经济学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各种影响路径（斯诺登等，1994）。

三、剑桥资本争论与后凯恩斯经济学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通论》的解读遭到了英国剑桥大学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反对。这些经济学家包括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尔多（NicholasKaldor）。除卡尔多外，其余几位都是“剑桥学术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是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召集起来的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目的是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通论》的合作者（Kahn，1984）。剑桥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综合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解读凯恩斯《通论》，认为这有违凯恩斯革命的本意，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正是凯恩斯《通论》批判的对象。批判由琼•罗宾逊发起，针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资本理论，但很快扩展至经济学研究的方方面面。这场争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剑桥资本争论”。当时几乎所有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争论，有关文章也都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萨缪尔森宣布“无条件投降”，承认新剑桥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综合的逻辑批判是有效的，“技术再转辙”和“资本倒流”等违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现象在异质品模型中会经常出现，从而不能够当作反常现象来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国经济学协会（AEA）的新奥尔良会议（NewOrleansMeeting）上，琼•罗宾逊发表题为“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的演讲，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的危机时刻到来了（Robinson，1972）。之后，罗宾逊出版了和她的学生伊特维尔（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书《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提供另一种经济学分析范式，取代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但事与愿违，《现代经济学导论》因其难度不适合初学者，而且选题和整体设计方面都有不足，从教科书流行的角度看，并没有取得罗宾逊期望的效果，主导经济学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综合派观点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罗宾逊夫人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当时，新古典综合派仍是主流经济学，所谓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顶尖经济学期刊的主编仍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受到逻辑批判就放弃自己的“经济学阵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罗宾逊、斯拉法、卡恩、卡尔多等剑桥经济学家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一时后继乏人，形势陡转直下，对主流经济学批判的声音大为减弱，甚至被完全湮没。剑桥资本争论被搁置，主流经济学得以继续使用遭受严厉批判的生产函数等理论工具研究经济学。新剑桥学派后来多被称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流派。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剑桥同事们精心构建了其包含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在内的经济理论，拓展和完善了凯恩斯经济学（王璐，2014）。

四、新凯恩斯主义与新-新古典综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综合派因为不能解释现实中的滞涨问题而遭到了货币主义的强烈批判。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给政府留下了政策选择空间，即政府可以选择牺牲一定的物价稳定而谋求较低的失业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国经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高企的现实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转而攻击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认为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推论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扰乱了经济体系本身的自我调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认为人们会根据上一期的预期和实际的差距调整本期的预期，从而政府牺牲物价稳定谋求较低失业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长期则只会提高价格水平。如果政府频繁使用扩张性的政策则会损害经济体系本身的职能，提高自然失业率，造成长期来看物价水平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后果。卢卡斯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则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理性预期，认为政府的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无论是货币主义还是理性预期学派都是从经济主体行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综合派，进而“正统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成为学界共识。部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开始努力构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引入不完全竞争理论作为凯恩斯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即经济行为人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的信息和知识做出最优决策，同时经济行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从而不会出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场出清均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完全打破了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之间的“统一”状态，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真实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观经济学出现了新的综合和统一的状况，诞生了“新-新古典综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综合融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有成本的价格调整等理论。至此，凯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转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批判的新古典经济学重新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五、总结

第3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第4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出口;对策

美国的次级房贷放款中存在的猎杀放贷和贷款欺诈是造成次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猎杀放贷指贷款机构或其没有依照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消费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贷款欺诈是由职业罪犯导演的骗贷犯罪。在这两种违法行为中,前者的受害者一般是消费者,后者的受害者一般是贷款机构。2001～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在2006年春季,美国房价开始下跌。在2007年初,美国第二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濒临破产,次级债危机开始显现,并波及银行业,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雷曼兄弟倒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美国的投行开始回归银行主业。由于蝴蝶效应,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开始传向世界,成为一场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暴。在这场金融风暴中,冰岛、迪拜等国家面临破产,即一个国家对外资产小于对外负债,即资不抵债的状况,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墨西哥等,面临信用降级,这些表明,世界正经历着一次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本文在次级债危机的背景下分析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我国外贸出口现状

(一)我国外贸依存度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贸易密度,最普遍的计算方法是进出口总额/GDP,它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指标之一。商务部钟山指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时,外贸依存度则会提高。一般说来,外贸依存度越高,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强,外贸依存度越低,意味着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的能力越弱。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外贸进出口迅速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1978～2008年我国外贸年平均增速比GDP年平均增速高8.15个百分点。1980～2008年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由34.87%提高到53.3%,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2.5%提高到57.3%。

2001～2008年我国外贸年均增速比世界贸易年均增速高11.1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相应上升了20.7个百分点。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2009年有所下降,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对于中下层消费者的影响较大,对我国的商品出口影响较大,我国进出口总额比上年下降了13.9%。(表1)

(二)贸易保护主义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使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据WTO秘书处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28%和27%,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我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

美国对我国实施了严厉的贸易限制措施,如2009年9月11日的轮胎特保案,10月7日的无缝钢管双反调查,10月27日对我国钢产品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3日对我国金属丝网托盘实施惩罚性关税,11月5日对我国油井管征反倾销关税,11月6日对我国铜版纸等征双反关税,12月30日批准对我国钢管征高额关税,2010年2月6日决定对我国大陆产礼物盒和包装丝带征高额反倾销税。2010年7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337”调查中,有5起涉及在华企业,占案件总数的55.6%。欧盟不仅使用“双反”大棒,同时开始尝试将多种贸易措施叠加使用,采用更加严厉的手段扼制或阻止他国产业对当地市场的占领,如近期欧盟对我国出口的“无线数据卡”拟采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一般保障措施并用的保护手段。日本经产省的消息显示,日本放宽了申请反倾销调查的条件,同时对反倾销调查作出肯定性裁定的几率已上升到70%～80%,并拟效仿美国在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窗口接待企业的调查申请。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外贸出口的形势不容乐观,我国作为最先走出世界金融危机的国家,正在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众矢之的。

(三)出口产品附加值低。我国相当一部分的出口企业只是一些国际大企业的加工厂、组装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产品出口中,更多的是凭借低价来获取订单,生产的产品附加值很低。金融危机到来以后,国外的采购人员开始寻找价格更低的产品,一旦发现,就会缩减订单,极大地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同时,在我国出口的产品中,自有品牌比例很低。根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我国所有出口产品中拥有自主品牌的企业不足20%,自主品牌的产品甚至还不足10%。自有品牌的缺乏和品牌建设的不足也是我国出口商品附加值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我国外贸出口对策

(一)提高产品附加值,开拓新兴市场。美国财政部驻中国经济与金融特使杜大伟指出,中国应该让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升级,这样才能使美国今后从中国进口更多的经过精密制造的产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要想改变现阶段面临的出口不利情况,要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加强产品的技术升级,进行产品创新,同时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特殊时机,打造企业的自有品牌,进行适当的品牌营销,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对于我国出口企业来讲,在进行技术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引进外资,通过和外资企业的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和品牌运作上的经验,同时实现出口企业的技术升级。同时,我国出口企业还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会和博览会来推销本企业的产品,同时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根据金融危机对各国的影响来调整出口格局,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减少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应诉双反,提高企业应诉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期,为了防止出口转移对本国市场的影响,当一国针对某项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之时,其他国家的“联动”反应正在变得越来越迅速而频繁,典型案例发生在2009年轮胎案、钢铁案及今年的铝材案等。当我国某一产业出口受到一国制裁,很可能面临全球出口市场的贸易保护打击,出口企业事先的全球联动应对战略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我国企业要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争取在WTO框架下解决双方的贸易争端,对于违反WTO规则损害我国外贸利益的成员国可以采取“反向报复”,即停止履行对该成员方在WTO项下的义务来迫使对方履行WTO裁决。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8月15日就中国非公路轮胎反倾销反补贴案肯定性损害终裁公告,裁定中方输美涉案产品对美国内产业构成实质损害。在政府支持及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此案获得了比较低的倾销税率,补贴税率未出现两位数的惩罚性高关税。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只要涉及的企业能积极应诉,在统一的组织下还是可以在面对双反调查时获得比较好的结果。面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出口企业在平时要注意规范企业的财务制度,完善财务信息,为以后的应诉做好准备。出口企业一旦面临双反调查,要积极应诉,寻找专业律师,同时与国外律师事务所建立合作,在决定应诉后全力以赴,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要做好准备,最好与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抱团应诉,降低应诉成本。

(三)慎重对待人民币升值。美国众议院在2010年9月29日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虽然法案要最终生效还需参议院通过,并送交奥巴马签署,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在今年上半年进行的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表明,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3%,出口企业利润将下降30%～50%,因此对于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应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采取相应的汇率政策,为我国出口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主要参考文献:

第5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在后金融危险时代的大背景下，是否创新改革企业经济管理制度成了企业是否能够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首先从我国不断转变的经济体制来看，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带来的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若想保持自身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跟随市场的脚步及时创新和改革；其次从经济增长的角度上看，经济增长的方式由粗放型逐渐转变为集约型，这就意味着必须创新企业管理方式，降低成本，增加活力；而现代网络经济模式的到来则要求企业加快创新改革的进程，只有不断对企业管理进行调整，提高企业工作效率，才能跟得上经济的发展，而不会被淘汰。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的企业经济管理特征

1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

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盈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背景下企业想要盈利就必须控制成本，因此就必须对企业经济进行综合性的管理。就是说要对企业进行财务、经营、人力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管理，才能达到控制成本，提升效益的目的。

2企业经济管理的广泛性

综合性的企业经济管理涉及到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使得企业经济管理部门与其他管理部门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几乎囊括了所有管理人员与员工，毕竟企业经营成绩的好坏与员工收益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营造一个健康的经济管理氛围也会促使企业其它方面的管理顺利进行。

3通过财务报表来反应经营情况

企业的财务报表是对企业的经营情况的一个直观上的反应。这就包括了企业全年上、季度上和月份上的财务指标，所以企业决策高层通常是根据财务报表的反应情况来调整企业的工作重心，一方面促使企业达到生产指标，另一方面也有效的节省人力物力，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的机遇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市场环境也随之有了回暖的倾向，近年来我国总外贸出口额相比金融危机时有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就意味着经济贸易即将复苏，市场经济将迎来第二个春天，这就是我国企业发展的机遇，而且金融危机下许多企业遭遇了重大损失，这时如果能采取海外并购的方式就能很好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一些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老旧型产业，为市场环境注入活力。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下企业经济管理的改革创新

1更新管理理念

为创新改革企业经济管理，就必须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理念。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从高到低的进行新型经济管理理念的培训，使管理人员以及员工都要认识到更新企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形成敢于创新的动力，才能为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气氛。再适时引进战略意识以及危机管理等新观念，指引企业高层制定年度生产目标时能够从大局方面出发，科学先进的制定出一个战略目标。

2控制财务支出

控制财务支出的目的是节约成本。即对油费报销、公关接待、电话费、办公费等一系列成本的控制，做到不铺张浪费，合理有效的投入资金，使每一分钱都用到实处，发挥作用。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重视财务支出的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成立财务约束制度能有效的节约成本、填堵漏洞，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而成立科学的预算制度则是为了提高企业的预算和计划能力。每一个企业都应该结合自身财务实际情况来执行约束制度和预算制度，避免出现对必要管理经费投入不够的情况出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企业应该将财务预算管理当作财务管理的核心，控制协调企业资金的投入，这样不但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也能够更深入的控制企业，实现对企业全方位的管理。

3创新经营方式

企业经营方式的好坏决定了企业盈利的多少，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若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形成新的经济管理制度，更新以前的经营结构，有弹性的创新经营方式，提高企业收益，为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努力。供应链方面应当扩展自己的业务，不仅只担当采购、生产、验货等方面的职责，应该转变思想，积极寻求合作、整合市场、提供信息和服务，综合性提升竞争力，而销售链方面则应该开拓市场，积极寻找新的买家，提升品牌效益或者结成经营联盟来巩固自己的市场。

4强化内部监管，提升资源掌控力度

第6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 科学 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 发展 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 总结 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 历史 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 经济 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 金融 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 发展 。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论文

第7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 经济 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 企业 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 发展 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 ·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 ，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 ，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 ，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 ，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 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 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 ，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它是抵御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 ：接管“两房”、向 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 ，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 ，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 ，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 ，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

第8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第9篇：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测;经济政策

Abstract:This report reviews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model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formation theory,in which two important drawbacks were founded: the models exclude the downturns of macro-economy before the crisis into consideration, simultaneously,neglecting the impacts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implement economic policies after the economy was deteroriated.The result is that the crisis theory is well-explained the crisis but unable to make correct prediction . The report concludes,the financial crisis is the amplification of the market failure under the deteriorating macro-economy enviornment,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inappropriate macro-economic policies,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modern financial conditions increases the frequency and perniciousness offinancial crisi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prediction,economic policy

中图分类号:F832.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4-0016-05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很多研究者关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的研究总是能够很好地解释每一次危机,但是很难预测一次危机?2008年美国房贷市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人再次思考这个似乎有些“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一种危机理论为主流经济学派认可,那么,在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就会采取防范措施,这种危机一般就不会发生。而由于主流经济学家能够对政府经济政策施加影响,而且金融危机本身和政府的有关经济决策相关,因此金融危机理论永远不可能被主流经济学派认可,从而难以预测和防范。不断出现的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上述论断具有其合理性。

回顾不同的金融危机理论对历史金融危机的解释,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的方向:一个方向是从市场机制的缺陷出发,探索市场风险的形成、积累和爆发的内在机制;另一个方向则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探索市场边际条件的变化如固定汇率制度、财政赤字等外生要素变化诱发金融危机的机制,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从理论上看,这两种方法有两个共性,其一是纯粹从金融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危机,而实际上发生金融危机的一般前提是实体经济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其二,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各种经济、金融政策总是外生于理论模型,或者作为模型的一个理论假设、市场边际。事实上,自凯恩斯理论兴起之后,国家干预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Krugman(2003)曾指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使得自由市场的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以从大萧条中存活。那么,如何来看待金融危机形成理论中的一般均衡和市场缺陷呢?本文将从金融危机的发展历史角度进行系统分析。

一、金融危机形成的市场缺陷理论

(一)针对大萧条的有关研究

早期对于市场缺陷导致金融危机的理论研究主要开始于美国大萧条之后对于危机的反思,其模型一般是内源性的封闭经济模型。1933年,欧文费雪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模型,即经济繁荣时期,物价和利润率水平不断提高,鼓励借贷和投资。借贷者为还清债务将商品廉价出售,使整个社会的货币流通速度降低,进而使企业债务增加,又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进一步降低,加剧上述过程。越欠越卖,越卖越欠,债务越还越多,引发金融危机。货币存量增速理论则与之有相近的解释:如果央行货币政策失误,可能导致货币过分紧缩,造成连锁反应,引发危机。金德尔伯格的过度交易理论则认为,在经济繁荣阶段,人们过度疯狂地把货币转化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导致市场泡沫,随着经济衰退产生市场崩溃。同时他认为,金融危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人们从以往的危机中吸收教训,投资更为理性,以及央行最后贷款人角色所导致的恐慌心理的缓解和利率提高对投机的限制。此外,很多研究还关注了金融机构的问题,如托宾的银行体系关键论、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假设等。

针对大萧条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市场自身的缺陷,一般和经济周期相关,由此促使国家对于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采取积极的金融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

(二)针对二十世纪后期的金融危机的研究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指二十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失败后的危机,与十九世纪相比,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货币发行不再与黄金储备挂钩、经济的全球化成为二十世纪后期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历史背景。

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对此研究产生了很多新的理论,如货币危机的第一、二论。涉及到市场缺陷方面,有羊群效应、道德风险、裙带资本主义等理论模型。较早提出道德风险理论的是麦金农。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道德风险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普遍关注,以Krugman为代表,把亚洲金融危机归结为道德风险的结果。在政府的显性或者隐性担保下,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从事风险投资的动机而又很少考虑投资项目的风险问题。羊群效应也是道德风险的一种,机构投资者为规避职位风险,产生盲目的从众做法,导致市场风险的积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中,政府的不适当政策成为解释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贷款繁荣理论(Michael p.Dooley,1997)指出,亚洲国家由于国家担保和裙带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有一个持续的贷款繁荣而导致资产价值的膨胀,聪明的投资者看到资源已经耗竭从而撤资,诱发了危机。

此外,为揭示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播特点,还提出了唤醒假设和组合投资理论,都是国际投资者非理性投资的结果。

1. 唤醒假设(Goldstein和Morris,1998)。该理论认为其他地方的危机,提供了本国问题严重性的信息。在泰国危机之后,泰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问题、裙带资本主义等使得投资者认识到“亚洲奇迹”是“亚洲海市蜃楼”,使其撤资。

2. 组合投资理论(Chroueiri,1999)。如果两个国家政府债券收益有很强的相关性,当其中一个国家固定汇率制度崩溃货币贬值后,国外投资者会同时卖掉另一个国家的债券。

二、金融危机的均衡模型

为解释金融危机的形成过程,很多研究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利用博弈论设计了多重均衡模型,其中效用函数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收益函数,该博弈存在两个纳什均衡:一个为良性的“好的均衡”,一个则是“坏的均衡”。由于市场环境的改变,博弈从“好的均衡”跳转到“坏的均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一)银行挤兑模型

Diamond,D.V.和P.Dybvig(1983)提出的模型是基本的银行挤兑模型,后来文献中的许多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该模型假定了银行“先到先服务”的原则(fist come ,first service),后来的提款人在银行流动性不足导致破产时只能分到银行投资项目的残值(按照存款比例);如果所有存款人都等到银行收回投资则可以得到长期存款的收益。这样在存款人是否提款的决策中形成博弈,都不提款和都提款为两个纳什均衡解。

(二)Obstfeld模型

Obstfeld模型是在第一代危机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设定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在基于失业的模型中,政府外汇储备R为20、10、6三种情况,市场投机者对应的本币持有各为6,政府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R=20)以及政府外汇储备严重不足(R=6)的情况下,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唯一的。R=10的中度储备情况下出现两种纳什均衡,投机攻击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固定汇率可以维持也可能崩溃,其纳什均衡解是:(1)两个博弈者都攻击,固定汇率制度崩溃;(2)博弈者都不攻击,固定汇率制度延续。

在另一模型中,Obstfeld(1994)提供了一个政府相机选择政策下通过发行货币或者增加税收以偿还债务时,私人部门博弈的多重均衡结果决定政府的政策选择,最后决定本币是否贬值。

(三)流动风险模型

Radelet和Sachs (1998)模型中,企业有在第2期实现收益的项目,同时还有在1、2期到期的债务,只要在第1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到第2期偿还不成问题。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流动资金,企业就必须将项目在中途变现,由此导致企业资不抵债。假定短期债务的金额很大,超出任何一个贷款人的能力,这样形成基于贷款人预期的多重均衡,贷款人都贷款或者都不贷款是两组纳什均衡解。

Krugman(1999)模型基于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在中等的国外投资、产出条件下,国外贷款人的情绪(预期)决定了企业的两种均衡:高的国外投资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下降,企业负债低,可以取得更多的国外贷款;低的国外投资情况下,汇率上升企业负债高,得不到贷款,无法维持。

Assaf Razin和Efrain Sadka(2001)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小国从国际市场贷款的类似模型,如果国际贷款人都贷款则该国贷款利率低(风险升水小)而且贷款充足,如果只有少数国际贷款人贷款则贷款利率高而且趋于枯竭(作者在模型中没有给出造成转化的条件,称之为“贷款人的预期”的自我实现)。

多重均衡模型在数学分析上非常完美,但是其理论缺陷也非常明显。比如银行挤兑模型中,尽管挤兑在正常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信贷市场是均衡的,银行可以通过银行间市场、再贷款等多种方式取得流动性;同样,如果企业运行是健康的,信贷市场是均衡的,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银行、国外贷款人因为竞争而失去一个稳定收益的机会。在Obstfeld模型中,如果市场是均衡的,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后,市场将很快取得新的均衡,而不是危机爆发后汇率自由落体式的下降。

三、金融危机也是实体经济的危机

无论市场缺陷模型还是多重均衡模型,都趋向于把金融危机当作一场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危机。而Kurgman的《亚洲的奇迹》则更多从经济、贸易发展的角度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在自由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宏观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有非常明确的相关性,而在开放、国家干预(混合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与区域经济繁荣后的衰退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一)自由经济条件下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相关性

具有全球性影响的银行危机多发生在十九世纪(在二十世纪有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世纪末的“东亚金融危机”),产业经济从繁荣期走向衰退期的经济紧缩过程中银行流动性不足通常是导致银行挤兑的基本诱因,繁荣期的过度投资无法收回形成了“债务越还越多”的连锁反应(包括证券市场和产品市场),银行的紧缩货币政策使流动性风险不断放大。

宏观经济对银行危机的影响包括周期性的商业周期(boom-bust)或者其它综合性冲击导致的利率增加、证券市场下滑、汇率贬值等。很多研究注意到银行危机和这些冲击的相关性,为什么谨慎的银行没有比不谨慎的银行更多地受到保护?Saunders和Wilson(1996)研究了大萧条期间美国163家倒闭银行以及229家幸存银行的存款流动,结果显示在1929-1933年期间倒闭银行存款减少,幸存银行存款增加;但在1930-1932年期间倒闭银行资金抽走速率加快而幸存银行资金抽走的速率更快。Calomiris和mason(1997) 研究了1932年美国芝加哥银行恐慌,他们把114家芝加哥银行分为三类:非恐慌倒闭、恐慌倒闭以及幸存银行。统计结果显示,62家幸存银行的存款抽走仅比28家倒闭银行稍弱。作者进一步分析,只有那些基本面很差的银行在恐慌中倒闭,不是“纯粹的传染”。Gorton(1988)研究了美国1865-1914年间的银行危机,结果表明银行恐慌并不是随机事件,而更接近于周期性衰退迅速传播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银行会大量扩张信用,这在商业周期的转折点后会带来大量麻烦,尽管他们可能知道躲不过这一风险。明斯基(Minsky,1997、1982)认为在战后自由经济有金融稳定及扩张的自然趋势,在好的时候,人的消费投资产生更多的收入,更多的投机甚至庞氏骗局产生,贷款繁荣过度膨胀直到某些冲击使之结束。根据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8、1986)、明斯基(Minsky,1997、1982)的分析,银行的羊群效应以及信用的膨胀使得一批银行同时出现问题。

银行的非理,反映了整个市场运行中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即使商业银行这样的专业机构也无法准确把握商业周期的波段。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周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波动并没有消除,商业周期仍然存在且不固定。杰弗里・萨克斯(1997)总结了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得出,完整的商业周期持续的时间差异比较大,从最短的28个月到最长的116个月,商业周期不象潮汐或者太阳黑子那样有规律;西方工业化国家衰退期有收缩的趋势,扩张期变长,而且近年来周期内收缩和扩张变得温和多了。从战后至二十世纪末,全球范围内也确实没有出现象十九世纪多次发生的那种具有世界影响的银行危机,但二十世纪已经发生的银行危机仍然和商业周期呈现正相关,Gourinchas等(1999)研究了91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1960-1996年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货币危机紧随繁荣期的概率高于平静时期,繁荣期的增长增加了银行危机的可能。

(二)二十世纪后期金融振荡与区域市场繁荣的相关性

二十世纪后期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多次巨大波动,按照时间顺序为:(1)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2)1987年美国纽约股票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一”;(3)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4)1992-1993年欧元危机,欧洲货币体系遭受重创;(5)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比索汇价自由浮动;(6)1997年东南亚危机拉开帷幕;同年,日本金融机构危机;(7)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8)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9)2000年土耳其危机等。

这些危机(这里不严格区分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等概念上的区别)大部分都发生在区域经济长期繁荣之后走向衰退的阶段。在新兴市场,主要有东亚和拉美地区;发达的资本市场则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新兴市场危机与市场持续繁荣和金融自由化有关,而发达市场则和产业快速发展有关,如美国的证券市场前十年的新经济繁荣、欧元危机前则有德国经济的强势发展引起欧元区国家外汇市场的不均衡。

亚洲危机后很多研究探索了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危机的诱发作用:由于很多现实的原因使得东亚地区在危机前资本流动发生逆转,这一逆转引起了货币危机然后引发银行危机。事实上,我们在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十九世纪的银行危机看成是一种国内资本流动的逆转,在繁荣期投资欲望高涨,资本流动是从个人到银行、证券市场、产业投资这样一个方向。而衰退期,资本流动则是逆向的,银行紧缩收回贷款,投资者从证券市场撤资,银行出现风险时的挤兑,都是资金的逆向流动。市场供需失衡到一定程度,投资者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产生恐慌性的资本抽逃。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都可以看作是资本抽逃的结果,在国内表现为银行危机,跨国资本抽逃则诱发货币危机,亚洲危机中则在货币危机后连锁诱发了银行危机。资本流逆转的实质是经济过热后由于市场风险凸现引起的资本抽逃,现代危机中的经济过热往往不像自由经济条件下那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是表现为区域经济持续繁荣后投资者失去理性的结果。

美国次贷危机不同于东亚危机,在二十世纪90年代有10年的快速“新经济”增长,其增长模式是通过负债消费扩大内需。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在房地产业带领下美国经济再次走向繁荣,但是房地产泡沫引致次贷风险的放大。从长期来看,次贷危机是美国负债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失败。

四、理解金融危机的线索:政府和市场的博弈

正如Krugman所说,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使得自由市场的微观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以从大萧条中存活,但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依然存在,无论在微观上,还是在宏观上。次贷危机前,美国投资家巴菲特拒绝投资房贷市场高风险企业,但并不能阻止市场泡沫的继续扩大,经济政策上扩张的货币政策、金融创新的监管缺失导致了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耦合、放大。在某种意义上次贷危机是1989年日本危机的翻版: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为保证经济增长,不断降低贷款利率释放流动性,导致房地产泡沫与证券市场泡沫的不断膨胀。所不同的是美国2002年证券市场危机后,经济下滑,而日本政策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日元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韩国在亚洲危机前一直大力发展出口产业,在各种政策上给予优惠,包括过于宽松的贷款政策;墨西哥危机前政府要换届,为了平稳过渡,“特索”等等,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和政府的决策直接相关。

当区域经济出现恶化时,政府给予宏观的干预已经为全国的政府和公民所接受。但是以什么方式、干预到什么程度则是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在利益博弈中达成共识的结果。从历史上的危机来看,长期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瓶颈,而政府的过激干预试图在短期内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比如日本,在1981-1985年间经济增长平均在3%左右,但是在广场协议之后,经济增长没有减速反而加速,至1988年高达6.5%。很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国际竞争态势的恶化会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加速的原因,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宏观经济调控给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并采取了更猛烈的调控手段,导致了经济态势恶化后增长反而加速的结果。

保持经济增长,往往成为各国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标志,尽管这和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学理念是冲突的。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经济竞争格局的变化,在特定时期,肯定有特定的区域经济出现衰退、出现增速减缓,这就可能在经济政策的宏观均衡目标和区域竞争目标、国内政治需要的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发生冲突,可能导致经济决策的失误,这也是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原因。如果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当然不会发生危机。

五、小结

通过对金融危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金融危机多发生在区域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期间,从本质上是市场缺陷在产业经济恶化后的放大。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在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但是长期干预的结果导致了现代金融体系脆弱性的提高: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高风险运行,国际热钱时刻可能对区域市场形成冲击。现代则是由于区域经济长期增长模式遭遇瓶颈,政府采取了过激的短期干预政策加剧了市场风险的积累,形成了风险放大链条,如银行-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国际信贷市场-货币市场等,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参考文献:

[1]AssafRazin and Efraim Sadka,A Brazilian-Type Debt Crisis[R]. NBER Papers. w9606.

[2]Bernanke and Mark Gertler,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R]. Nber Working Paper No.2318.

[3]Calomiris,C.W. and J.R. Mason,Contagion and Bank Failur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The June 1932 Chicago Banking Paniclg,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5).

[4]Choueiri,N.,A Model of Contagious Currency Crises with Application to Argentinaln[R]. IMF Working Paper, WP/99/29 (Washington,DC:IMF,March).

[5]Diamond,D.V.and P.Dy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quid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3,91(3).

[6]Flood,R.and N.Marion,Self-fulfilling Risk Predictions:An Application to Speculative Attacks[R]. IMF Working Paper,WP/98/124(Washington,DC:IMF).

[7]Goldstein,Morris,the Asian Financial Crises:Cause, Cures,and Systemic Implications[J].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55,Washin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Gorton,G.,Banking Panics and Business Cycles[R]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88.

[9]Gourinchas,P.O.,R.Valdés and O. Landerretche, Lending Booms:Some Stylized Factsle,mimeo[J].Princeton University,1999,October.

[10]Krugman p.2003,IstheEconomic Crisis a Crisis For Economics[Z] slate.省略/id/7881/.

[11]krugman p.1998,“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 Crise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1,311-325.

[12]Kindleberger,C.P.,Manias,Panics and Crashes.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esla[M]:London:Macmillan, 1978/1996(3rd ed.).

[13]Minsky,H.P.,A Theory of Systemic Fragilityln,in Financial Crises[M].ed. by E.I. Altman and A.W. Sametz (New York,NY: Wiley) 1977.

[14]Michael p.Dooley,1997,a model of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R].Nber working paper NO.6300.

[15]Obstfeld,M,1996,Rational and Self-fulfilling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72-81.

[16]Paul Masoon,Contagion:Monsoonal Effects,Spill-

overs and Jumps between Multiple Equilibria,[R].IMF Working Paper WP/98/142.

[17]Saunders,A.and B.Wilson,1996,Contagious Bank Runs:Evidence from the 1929-33 Periodle,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5(4),409-423.

[18]Waldo,D.G.,Bank Runs,the Deposit Currency Ratio and the Interest Ratel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5,269-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