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价值精选(九篇)

第1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青岛海晶化工是一家氯碱及石化深加工企业，“诚信正直、责任关怀、全面创新”是其核心价值准则。诚信正直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经营的基本法则;责任关怀是化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代表海晶自愿持续改善健康、安全和环境绩效的承诺;全面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灵魂，是海晶内部活力和外部竞争力的动力源泉。海晶化工核心价值观12个字，简短精辟，意义深远，它明确指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同时也明确了“我们是谁，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准绳。青岛海晶化工从1947年建厂至今，由投产之初月产仅为10多吨的烧碱小厂，成长为国家重点氯碱企业。2010年，海晶化工40万t/a聚氯乙烯搬迁项目，在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董家口奠基。项目引进英力士公司尖端氯乙烯/聚氯乙烯专利技术，总投资54亿元，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项目正在试车，不日将正式投产，一个“技术国际化、装备大型化、管理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的企业指日可待。可以说，海晶化工持续快速前进的发展史，是一代又一代海晶人攻坚克难、不懈进取的奋斗史。同时塑造了海晶化工“诚信正直、责任关怀、全面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近七十年积累的丰厚企业文化底蕴，是海晶的资源，也是海晶的优势。要充分利用报纸、网络、微信等媒体，加大新常态下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的力度，帮助职工了解海晶发展历程、搬迁目的、面临形势、发展方向。引导职工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企业的发展、创新和改革上来，把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与团队成员同心协力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要明确企业的核心价值观，诚信正直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责任关怀才能安全有效，全面创新才能拥有未来。要大胆探索转型期特点，积极挖掘转型期新亮点，更好地塑造企业核心价值。

2青岛海晶化工为什么能够形成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及企业核心价值观

真正的企业核心价值观须是企业核心团队或领导本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是企业领导在经营过程中身体力行并坚守的理念。海晶企业文化是干部职工多年身体力行积累的，是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在搬迁建设过程中，海晶始终围绕企业重点、难点工作，结合自身特点，形成了党政工团聚合力、破难点的良好工作运行机制。更值得称道的是，我们有一支干事创业、攻坚克难、勇于担当的领导班子。自2013年下半年，为推进现场建设进程，公司将每周六召开的党政联席会地点移至新厂区。党委委员身兼党政双职，党政联系会议制度既能保证决策准确，又能使会议决议得以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对于搬迁中重点、难点任务的有效推进、解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将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与企业实际有机结合，保证了领导班子强化深学、细照的自觉意识，并能在破解企业难题过程中去笃行、去立行立改。而班子成员饱满的工作热情及身置分流安置、资产处置第一线的务实作风，也是对职工最有利的示范和引领。公司领导、中层的现场值班以及与业主、施工方、监理方每周一次的现场会，保证了项目建设整体进度的有序推进。注重发挥党员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十佳员工”“十佳女员工”及“优秀员工”等，在职工中起到较好的模范引领作用。伴随企业面临新的难点工作，企业不失时机出台“八不准”等多项廉洁自律规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并狠抓落实，有效推动了企业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可以说，在推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海晶紧密结合企业实际，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企业文化，成为我们企业管理的基本准则，成了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正是干部职工对企业文化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才能具体践行，并在执行中不断完善，持续提升，从而在企业中形成一股正气，打造出了充满正能量的海晶团队，使海晶企业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彰显。

3青岛海晶企业文化建设还需在实践中持续完善，更好地塑造企业核心价值

第2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整合原本是一个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后来引入到其他领域，包括文化学。所谓文化类的整合就是指诸多元素修正、粘合成一个多多少少一致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一个具有协同功能的相对完整的体系。美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指出，整合有构型整合或主题整合、联系整合、逻辑整合、适应整合、功能整合、风格整合和调节整合等形式。而新闻文化的整合主要是指通过一种整合机制来消除可能导致崩溃的社会冲突形式，引导人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这里的整合是一种文化机制，它的意义不在于表现人类的创造力，重要的是如何反映时代，适应时代。整合是过程，但同时又是目的。整合是逐步的、渐进的、线性的，整合是不能停步的。

在新闻文化的核心要素中，是以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为其重要载体和传播内容，通过这种载体和内容实现对人们的价值整合。而在大众文化的诸多形态中，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一向最为人们瞩目，同时对大众也最具影响力。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势头和大众传媒的势头说到底是同一回事”[1] 于是，大众社会、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便构成同一历史时空下一个彼此勾连的整体：

大众文化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的……大众是通过传媒建构的这类知识和影像来认知世界，来体味他们曾经经历过的现实生活。故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来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20世纪，传媒在文化领域里已经取得了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这是说，随着现代社会中现实生活日渐分裂而成为支离破碎、互不相干的片段，大众传媒成了原子化 、片段化社会生活得以保持一种“整体”感觉的主要途径。[2]

因此，可以这样说，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是以传媒而实现的。

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可以调控社会，当然，这种调适功能是通过信息反馈的作用而最终实现的。新闻文化的战斗性就在于指导人们去调适社会。所谓“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就是说可以通过文化信息看出人心向背、政治得失，然后采取措施，使怨者不怨，哀者不哀，愤者平，怒者息，奋勇者依然向前，落伍者急起直追。我国古代前贤早就强调过：“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这里讲的“辩风正俗”，就是指对不同社会区域风俗、习惯等文化进行考察、了解，以达到移风易俗、治理社会的目的，这在社会变迁时期尤为重要。

当然，整合有时面对潮涌般的新思潮，也会显得乏力。

诚然，作为文化形态中的信息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调控。通过有选择的信息文化传播来引导实现社会控制。文化信息传播是社会调控系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系统。如果说国家政权是硬件的话，那么不管哪一个统治阶级，从来都没有轻视过作为软件的信息传播。

文化传播对社会的控制，实质上是加强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需要。一个没有文化信息传播的社会，各种社会机制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也不可能实现自我控制，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中更是如此。在传统社会里，家庭、社会主要是靠风俗、伦理、道德以及宗教文化实现社会控制的。而在现代社会中，仅仅靠这些去实行社会控制已经远远不够，它必须应用现代文化传播手段，如电视、广播、雷达、卫星数字通讯、网络传播等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机制，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国家利用这些传播手段并不仅仅是为对付敌人，也不仅仅是为控制人们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广泛的文化传播和每日每时的大量的教育疏导，引导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新闻文化，一方面反映现实，通过今天诉诸明天；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引导去力求形成一个维护社会群体共识的价值取向，而这种文化定势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价值理想的生成中产生重要指南作用和凝聚力。

怎样引导产生期望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定势呢?首先是价值认同一致性。尽管文化的价值是由人们自己的创造劳动得来的，但只有把它放回到社会的信息交流中，经过传播、接受，才能产生所谓的价值作用。任何一种可交互的文化现象，都有一个普遍规律，那就是无论对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只有当这种文化对他需要时，才有可能被接受。比如一条“信息”，只有在听众接受并做出反馈时才能真正成为具有信息属性的有价值的新闻。所以，马克思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3]通过传播，使受众接受，其增殖效果可以得到无数倍的增加，无疑对新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非常巨大的作用。

由于群体意识的需要，使得文化、信息赋予人们以价值反思的能力。一旦人们获得了这种能力，并借助它对外部世界进行观察思考时，人才真正感觉到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信息系统，而要对整个世界去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原始人与自然界之间还只是一种物对物的关系的话，那人类文化的产生与信息交流，在人与自然物之间所建立起的文化体系，则把人与世界的同构更普遍地变成为一种理论指导下的思考和行动，而不是一种简单的评判或间接参与。人类通过自己制造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组织、制度、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中介文化手段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由此构建成一个人类价值意识的系统工程。

在人的价值意识构建中，信息文化的传递性、逻辑性都统一于文化活动的实践中，文化信息以其流动性、真实性和逻辑性反映社会，它同时又规范了人的社会实践。社会是由人创造的，一旦这种创造确立，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不能随心所欲了。人们的生活被置于社会信息网络之中，因此在价值观念上与社会文化及价值意识密切相联。人们通过对文化价值的反思、概括，产生价值观念，又通过参与把这种价值意识融到群体价值意识里面。作为社会群体的同类价值意识，文化观念既是群体参与的结果，也是实践所产生的共同心态及共同价值观念。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动物群体生活的本能与人类群体生活的同类价值意识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的实践性，在于群体参与及其对这种参与的彼此理解。

不同社会群体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产生，首先与他们的物质生产和交换联系在一起，与这种生产和交换中的需要和利益联系在一起。人们为了物质生产和交换，结成不同社会群体，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关系，包括血缘、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关系。由于各种社会群体的需要不同，利益不同，就产生了维护这些需要和利益的同类价值意识。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5]这就是说，在研究同类价值意识时，不能只是从生物类的本能出发建立价值意识共同原则，而应该从社会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把握与同类价值意识的共同联系。任何社会群体都被置于一定的需要和利益结合中，不管这种需要和利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群体参与是不同人的互动过程，这种参与既有相互接触、转移，也有相互感应和感染，是一个思维、同构的过程。比如感染吧，首先是通过语言、表情、动作及其他方式引起他人的共同情绪，然后才是共同行动。感染可以调节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对人群起一种整合作用。感染是在一种非强迫的情况下自然产生的，是一种无意识下的不自主的符合或屈从，实质上是通过情绪上的交流，以达到在行动上的一致，并最终通过这种价值整合影响社会，以致成为整个社会群体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和目标趋势。在这方面，新闻文化的这种价值整合功能是任何其他文化所不能代替的。

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引起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赢得众人的共识，这正是新闻文化共同价值意识的优势所在，充分体现了新闻文化的整合功能。

个人参与群体，群体参与信息传播，信息传播参与形成同类价值意识，而价值意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群体。人们既然参与到一个群体中，就有义务去维护共享一个集体价值系统。从社会学看，所谓人的社会化或者说文化共享，就是把群体的知识、经验、思想、意志、观念及规范等东西化为个人的价值意识。因此，它既是一个个人参与又是一个群体价值整合的问题。社会化就是个体价值与他人价值、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不断整合、同化及融为一体的过程。

新闻文化构建的价值系统，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大多数人按照自己的文化观念及价值目标培养的同类价值意识，因此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有与群体文化价值逐渐认同结合的过程。

群体价值期望，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学说和价值目标上，且愈是明确，愈是自觉地具有鲜明的个性，也就愈能社会化，愈能吸引个体对群体的价值认同。自我价值认同是一个复杂问题，它不仅和群体价值、理想及目标有关，同时也与个人在群体中有形无形的制约因素有关。社会离不开价值认同，对于巩固社会制度来说，通过新闻媒介、舆论力量去达到群体认同，是一种最有效的生产形式。

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并且在革命的实践中表现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7]当然，这里环境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只有从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出发，才能揭示人的潜在能力及人在文化中的地位。

从对人的价值意识的影响来看，文化环境的影响将大于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文化信息的吸取、积累和进步，不仅提高了人的知识能力和智慧，而且诱导人们展现出新的欲望，唤起新的热情，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人在信息交流中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并在文化发展中成为独立的人，从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文化的主体性自然就加强了，人在社会文化场中也就有了对文化的支配原则和享受原则。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是为了自身生存和需要而制造的。当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稳定模式时，尤其是成为不同阶级的意识工具时，文化就再也不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了，成了对某些人的异己的制约力量。所以，对以反映社会、纪录社会为宗旨的新闻文化来讲，必然成为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工具。

对新闻文化社会观功能效果评价与分析主要考虑两点：一是对社会功能的分析，二是对受众效果的分析。关于社会功能分析，依据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有学者制作了一个表：

我以为这个表格中列出的正功能与负功能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这说明了，从传播的社会功能来看，西方国家和我们在评价标准的尺度方面还是具有一定一致性的。

关于受众的效果评价与分析。通常，我们对受众效果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评价：一是直接效果，能够立竿见影，不需要借助其他的中介环节；二是间接效果。这种间接效果表现在外延和延迟方面缺乏直接性，但通过适当的中介，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比如，反映在一些新闻报道中有关预警性方面的内容，就属于一种间接效果；三是潜在效果，或者叫隐性效果。这种效果不是立即可以看出来的，它是一种累加效应，类似于我们的“零存整取”，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比如，对受众的知识积累，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高，对受众行为的影响，对受众民主意识的提高等，都不是立竿见影，而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当然，这种受众效果评价是多因素的。比如，他明显受到主体的影响 （传媒本身），同样一新闻事实，不同媒体的宣传、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作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另外，还有客体因素，即受众本身，对同样一件事情，不同受众会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这就如同都患了炎症，都使用青霉素，但有的人效果好，有的人效果不明显，而有的人甚至过敏。这一方面反映在客体的文化修养、参与程度和个人素质等方面。其次是环境因素，即影响受众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关于这三个环境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而前些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除此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这就是宗族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世界是一个多国家、多民族、多区域的环境，而这方面的传播效果差异更大。

注释：

[1]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学时代的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陆杨，：《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第3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关键词：群众文化活动；时代价值；综合创新管理

作为中国现阶段的群众文化基本表现载体与基本表现内容，群众文化活动通常可以分为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两大部分。民间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历史沿袭下来的文化载体，其承载着悠远的文化内涵；而大众文化则是当代人们创新精神面貌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它也是群众活力与社会生机的完美体现。

一、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探索

（一）有效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提升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生产力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与经济建设水平的迅猛发展，经济市场的创新灵活度也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与此同持人员的流动性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加，这虽然是一种繁荣昌盛之景、但同时也为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利。群众文化活动的参与和其它社会行为不同：它并不具有较强的强制性，人们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与意愿，来选择一些感兴趣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时间灵活而且内容多样。可以说通过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群众们不仅可以将平日生活、工作所遇到的压力进行健康释放，同时还能够与其他的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以此来推进和谐社会的稳固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程。而群众们的压力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得到充分释放后，人们的生活热情与工作热情也会得到大幅提升，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加精力充沛地完成各项既定任务，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由此中国的社会经济也才会得到一种良性的循环发展。

（二）群众文化活动有利于推进社会管理工作

与社会管理工作存在着异曲同工的本质内容，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群众文化活动于社会管理工作同样都是以人民群众作为服务主体，同时都要在尊重“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作为出发点。如果我们的群众在文化活动中得到阶层范围的扩大，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社会管理工作难度的大幅提升。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建立与发展、群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工作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挑战有待解决。例如，在展开社会管理工作的环节中，每一名组织者与相关的工作人员都必须要在群众文化活动中学会“善于借鉴”，通过汲取有效的工作手段来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与质量。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与群众文化活动时刻都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出发点，在不断提升高效的社会管理手段与水平的同时，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忱，以此来达到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双赢局面。

（三）群众文化活动有利于文明的传播与继承

充分投身于群众文化活动不仅能够开拓人们的业余生活，同时也能够陶冶人们的情操、丰富业余生活的多元性，与此同时群众文化活动还能够为社会文明的传承保驾护航，我们知道良好的社会文明不仅包括卓越的生活、工作环境，同时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会风尚与民族气节作为指引。在实际的活动中，群众文化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而人们的风土人情、精神面貌则都是能够以此作为载体进行展现与反映，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群众文化真的是一项珍贵的精神财富。所以当人民群众积极的投身于本区域的文化活动的时候，一方面能够被当地的文化氛围所感染，同时还能够加深自我对当地一些优良的习俗的认知与理解。

二、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的创新手段与途径

（一）通过提升群众文化活动形式的创新进行入手

现阶段的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文明水平均得到了较大提升，群众文化活动也就逐步成为了人们丰富业余生活、陶冶自我情操的主要平台。由于不同人在生活习惯与工作环境均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不同群体对于文化活动的需求也不尽相同。鉴于此我们必须将群众文化的表现形式进行多元化的创新，倘若我们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革命，那么墨守成规的集中固定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甚至还会产生负面影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相关部门及当地政府必须要时刻强调在活动中弘扬主旋律的重要性，通过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来保证一系列富有创新意识的活动迅速推广，在提升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同时扩大活动群体的参与范围。

（二）提升群众文化思想内容先进性的途径

作为顺利推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基本前提与重要保证，思想层面的正确指引与有效引导十分必要。群众文化活动是一种人员参与较多的群体行为，所以我们要时刻保证每一项活动的思想先进性，在遵循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同时，结合实际群众的思想觉悟境界来对活动内容进行创新与调整，通过强调民族性、科学性的同时来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强化群众文化活动思想内容先进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兼顾到其进步性的特征，在保持群众文化活动引人入胜的同时，保持活力、满足更多群众的需求。

（三）通过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体质来实现创新管理

只有时刻进行与时俱进的推进才能够保证群众文化活动体系有不断完善的可能性，对于群众文化活动理论不断完善的今天，我们必须要在实际的工作中展开科学性的调动与运用，而在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管理的各项环节中，组织者、管理者首先要做好自身管理理念的推陈出新，同时还要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建立完善、科学的文化管理制度；其次要充分结合自身的工作实战经验，来对群众文化活动进行不断总结与摸索，以此来发挥其自身优点、扬长避短。最后，我国的群众文化活动体系还可以通过积极引进西方欧美国家的成功管理案例，将其行为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学以致用，以此来提升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水平。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群众文化活动已经成为了中国群众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迅速发展，其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必须要重视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新手段，在充分解析群众文化活动时代价值的同时，来不断革新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手段，以此来为群众文化生活的健康发展、全面发展、良性循环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黄爱娟.分析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J].才智，2017（12）.

[2]李荣侠.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价值探析[J].现代国企研究，2016（22）.

[3]丁羽丰.面向基层社会管理的群众文化活动与创新途径[J].时代金融，2016（8）：191-192.

第4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唐卡绘画艺术与漆画艺术的结合，发掘漆画艺术本源审美内涵的多元性，让漆画艺术继承发扬少数民族优秀艺术的文化内涵，再通过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促进漆画艺术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好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提高漆画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

漆画艺术；唐卡绘画；创新；文化价值

一、漆画艺术对唐卡艺术文化语言的吸收

七千多年来，漆艺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艺术语言记录着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历史形态和美学意识，记录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所以传统漆艺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研究价值。漆画的脱胎之变无异于摆脱了传统漆艺对于器皿功能性胎体的依赖，进入平面的独立视觉绘画语言的创作空间，在当代漆画在成长过程之中，传统漆画的辉煌不可能在新的艺术创新环境下只继续享用老本，顺应自然地进入了以精神传达为主题、材质与精神相融合的理性时代。唐卡艺术，源于藏族绘画艺术的发展，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一种绘画艺术。唐卡的起源和发展与藏传佛教是息息相关的。唐卡这种主要以卷轴画形式出现的艺术，满足了信徒的宗教生活需要，画在唐卡上的佛、菩萨，代替了寺庙中的塑像和墙上的壁画，成为他们可以随身携带的崇拜物。唐卡艺术因此应运而生，蓬勃发展起来。所以，有人又针对唐卡便于携带的特点，把它称之为“流动的壁画”或“流动的庙宇”。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创新正通过对精神内涵的追求，构架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守望地，提升其人文价值与精神内涵。现代漆画艺术发展与创新应当从我国优秀少数民族艺术文化中吸收养分，展现漆画艺术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唐卡绘画艺术与漆画艺术的结合，力求推陈出新，践行具有地域特色少数民族韵味的漆画艺术风格，拓展材料与技法可延伸性的同时，发掘漆画艺术本源审美内涵的多元性，让漆画艺术继承发扬少数民族优秀艺术的文化内涵，再通过少数民族艺术的传承促进漆画艺术的发展，保护和传承好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提高漆画的文化价值，让其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如范迪安所说：“一定要发挥漆画语言的长处，不仅要发挥长处，而且要把这种语言推向更为深刻的探索……不仅从语言的角度，还应该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精神的层面”。

二、漆画形式对于唐卡艺术形式的保护创新

1）漆画艺术材料对于唐卡艺术表现形式的保护。

传统唐卡艺术创作大多还在用矿物质颜料，从保留下来的唐卡可以看出都已经出现氧化变色、破损的现象了，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传统唐卡艺术制成材料的主要成份是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所以材料脆弱、易损、不宜长久保存。一是唐卡制作材料自身由于时代性，使其内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导致材料本身老化；二是由于环境如温度与湿度、光照、供奉等原因，造成唐卡霉菌繁殖、灰尘附着、收藏环境是否适合都将影响到唐卡艺术的保护。而漆画的主要材料是天然大漆，这种材料有其独特的耐久性，耐磨、耐水、耐酸性，使得漆画可以长久保存也有助于体现漆画形式自身价值。

2）漆画艺术独特的工艺和材质对于唐卡艺术表现形式的创新。

漆画材料由肌理、材质、构成等多因素组成其表现多元化。大漆具有沉着丰润的色调和优美含蓄的色泽，使漆画具有不可替代的材质美感。漆液粘稠，可吸附各种质材使不同材料都有了入漆的可能，无限拓展了漆画材料的丰富性、未知性。另一方面漆画脱胎于被世人誉为中国传统艺术“活化石“的漆艺，承载蕴涵了中华文化丰厚的历史底蕴及文化内涵。唐卡绘画历经千年的融合演变及《造像度量经》的程式化发展，形成了刻画细致绵密、色彩富丽堂皇和装饰趣味浓厚的整体特征，体现着浓郁的藏族特色。首先，线描和色彩的有机组合和巧妙变化是藏族传统绘画的主要特色。线描为造型骨架，是藏族传统绘画的基本手段和一脉相承的审美表现技法特质。其次，色彩是藏传佛教绘画的另一重要传统。绘画的颜料多是画工采集植物矿石颜料自制而成。其色彩纯度高、色相丰富且不易变质褪色。再次，画面构图及人物造型讲究丰富圆满，讲究对称，严谨的秩序。多采用散点透视手法，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将同一主题而发生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点的事务组合在一起，形成连续性情节。最后，唐卡绘画都有寓意性的造型，唐卡表现内容采用了象征性意义的手法，用高度提炼后的图符造型信息达到传播教化众生的目的。漆画唐卡的创新是以唐卡绘画艺术与漆画传统相结合作为切入点。以藏传佛教文化为本体，以漆文化和西方现代艺术为异质参照，通过借鉴和提炼藏族传统唐卡绘画传统因素与中国漆艺传统相结合，融汇漆画的包容性、创作材料及工艺的特殊性，以虚实相生的手法，并适度吸收西方现代平面构成的技巧，逐渐探索漆画唐卡这一种新的唐卡艺术表现形式，从材质、色调、构图到主题，都更多地继承了藏族传统艺术的主体元素。

三、漆画唐卡艺术创新的文化价值

漆画唐卡这种艺术形式的创新是在对藏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全面考察和系统深入的史学梳理和审美辨析的基础上，重建了藏族本土美术现展的内在的历史视野，并逐渐萌生出以藏文化为主体性意识、以漆画表现形式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依托于西部藏族地区的民族文化，自觉地从藏传佛教文化的历史文明中发掘现代文明的潜力和文化的创造力，并以开放性的眼光与中国传统漆艺相结合，立足于藏文化传统本体的继承与弘扬基础上吸纳融化外来异质文化因素，探索唐卡艺术的现代化创新传承保护，试图建构一种符合本民族现代特征的新的唐卡艺术形式，呈现藏族传统文化以及正在经历的现实变迁。保护唐卡艺术的传承创新应从观念角度尊重藏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从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历史文明中发掘对文化艺术传承保护的有益因素和创造力，锻造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艺术风格，开拓新的艺术资源和表现形式，并在多元民族文化的互动共生中创造一种民族文化认同和精神价值的重建。漆画艺术语言与唐卡文化艺术的创新结合作为地域性、民族性艺术的当代表现与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的整体构建是一种互补共生的关系。

综上所述，漆画唐卡艺术的创新立足于丰厚的民族文化，以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广阔的胸襟，积极吸收和借鉴优秀的文化及其表现形式，将技艺与思想、技艺与文化融为一体，完美结合，并在实践中锤炼和培育独特的艺术品格，完成对唐卡绘画艺术的传承和保护。

参考文献

[1]宼焱，对漆画语言的思考[N]，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3

[2]王向阳，陈锐，陈圣谋，当代漆画[M]，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12.

[3]乔十光，立足传统综合发展-振兴中华漆文化之我见[J]，装饰，1997.1.

第5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在各类社会文化活动中，群众文化活动无疑是参与者最多、受众面最广的一种形式，其对于人民日常生活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融入我们日常所及的各个角落，并与每个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按照文化艺术类别对群众文化活动加以区分，可以将其分为文学活动、体育锻炼、舞蹈活动、曲艺戏剧、音乐活动以及美术活动等不同活动类型，此类活动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可视为一种独立存在，其对于群众文化活动所富有的特色内容也有充分体现。纵观各类社会历史现象，群众文化活动始终在变化发展，不断革新其内容与形式。当前国内群众文化活动基于改革开放形势，体现出主体性、新面貌以及多元化的特性。就群众文化活动开展效果来看，其富有活力而生机勃勃，充分展示了独有的魅力，同时也满足了民众的审美需求与心理。群众文化活动具有较强渗透力，同时覆盖面以及影响力较广，民众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这都充分体现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活力，证实了其存在价值。在组织开展过程中，群众文化活动充分体现了自身时代价值与社会价值，其通过健康向上且富有积极性与热情的文化活动承担着文化传递、宣传教育以及娱乐审美等多项功能。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群众文化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时受消费者知识结构、年龄层次、社会阅历以及个人喜好等因素影响而发生较大变化。在当前网络、电视以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下，群众文化生活也逐渐向这一领域倾斜，为闲暇之余的民众提供了诸多娱乐内容。

二、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

（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在社会生产力以及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经济市场固有的灵活度也有了显著提升，同时人员流动性增加。而群众文化活动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民众能够结合个人具体情况参与群众文化活动，从而尽情释放生活以及工作压力，同时与其他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也显得更为融洽与自然，这有利于消除不良心理倾向，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健康发展。同时，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利于从生理层面以及心理层面上做出调适，从而保持充沛的精力以及极大的热情参与工作，切实做好岗位职责，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有利于传承社会文明

群众文化生活既有利于丰富民众业余生活，开阔民众视野，熏陶民众身心，同时也有利于传承社会文明，实现对良好、健康社会风尚的传递与引领。不同地域的群众文化有着极为鲜明的特征差异，所以群众文化对于本地域的人文精神、风俗人情乃至地域特点都能够予以充分反映。群众文化是社会物质文化财富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其通常与地域风貌、人文风情存在密切联系。所以民众在群众文化活动参与过程中对于本地域文化特点与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并自觉地学习、延续。

三、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创新策略

（一）从形式上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管理创新工作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民众经济条件以及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改善，而群众文化活动也由此成为民众丰富个人业余生活、发展特长爱好以及陶冶情操的一个重要方式。由于生活习惯以及工作环境的不同，每个人对于文化活动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点，群众文化形式也表现出多样性。但是就传统组织方式来看，群众文化活动形式存在单一性缺点，其组织形式相对固定，难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需求。所以政府主管部门应认真审视这一情况，在弘扬时代与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形式的变革，大力推广具有创造力且新颖的活动形式，从而激发民众参与积极性，为群众文化活动扩充活动群体。

（二）从内容与思想上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管理工作的创新

对于群众文化活动而言，从思想层面上给予正确引导是其顺利开展的保障与必要前提。群众文化活动属于群体性活动，其参与人数较多，所以活动首先应重视思想性，保持先进性。群文工作者应积极从科学发展原则出发，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群众文化活动相关内容，并作出必要的创新。应重视群众文化工作的民族性以及科学性特点，始终迎合时代潮流，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除此之外，我们在重视群众文化活动思想性的同时还应强调其进步性，不断充实和更新群众文化活动内容，使之保持活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民众不断变化的需求。

（三）从管理体制上推动群众文化活动的管理创新工作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民众需求的不断提高，群众文化活动也必然要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系。因此我们应秉承与时俱进的精神，对群众文化活动理论加以完善，并将其科学、合理地运用于实践过程中，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开展群众文化管理活动时，管理者应重视对既往陈旧、落后管理理念予以转变和革新，构建合理的管理体制并予以完善。此外还应结合以往工作经验，善于发挥优点、汲取教训，深入分析国内群众文化工作开展实际情况，并善于吸收国外先进方法与管理机制，进而切实应用于实际管理工作中，以有效提升群众文化工作水平。

（四）加大资金投入，更新活动设备

群众文化创新离不开必要的活动设备支持，因此我们应重视活动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更新。政府部门应强化自身服务职能，在推动城乡建设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创新。除此之外还应加大文化建设事业的资金投入，通过创设街道文化站的方法来发挥示范作用，从而促进文化事业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四、结语

第6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关键词：群众文化；社会价值；创新

一、群众文化的含义及社会功能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发展，我们已经处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群众文化建设也迎来了更好更快发展的历史新契机，而繁荣和发展群众文化建设实践则需要以科学的群众文化理论作为指导。

（一）群众文化的含义

群众文化是存在两种意义的。一种是从文化现象上来看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现象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有着贯穿的作用，并且对世界各个每个时代的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有着很大的影响。第二是从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建设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群众文化活动、文化工作、文化事业和文化队伍集合一体的概念。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群众文化工作是宣传革命真理，发动、鼓舞、教育群众的重要手段。在今日，群众文化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群众文化对于社会群体具有娱乐、交流功能，仪式、团结功能，群体认同等功能。娱乐交流功能是群众文化的基本功能，体现了群众文化活动的群体性和主动参与性。在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的当今社会，群众文化活动给广大人民提供了轻松的交流平台，这对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一些大型正式的群众文化活动，如舞蹈、合唱比赛等，可以增进友谊、密切联系，反映出群众文化的仪式和团结功能。此外，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群众文化在艺术形式、风格和类型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而同一民族的、同一地区的、同一年龄段的群众都具有比较类似的娱乐方式,则体现了群众文化活动的认同功能。

二、群众文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一）着眼于“大文化”背景，把握时代脉搏

“大文化”背景是群众文化发展所依赖的文化生态环境，群众文化必须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不同地区的群众文化生态环境相差较大，因此在开展工作前应从社会组织、、历史传统、群众生活水平等方面考察本地区的文化生态环境条件，以便于因地制宜的发展群众文化活动。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多种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作为群众文化工作者，一定要认识到群众文化工作必须联系实际，注重地区特色，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与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加强文化特色的挖掘和引入，增强群众文化工作的本地化，以符合地区人民群众的审美特点。以此增强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更可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倾听群众最真实的文化需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群众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家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目标，这是党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在于文化建设中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重大历史性课题：文化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所需要解决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体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在群众文化建设的工作中，以人为本就是把群众作为服务的对象，在开展工作之前倾听群众最真实的文化需求，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愿望为目的；贴近社会、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则始终是我们开展文化活动，发展群众文化的基本原则，才能借此让更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另一方面，要重视文化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

（三）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繁荣

马克思主义保持年轻生命的基础源泉来源于具有继往开来并带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本质。每一种文化思想体系都应该具有创新精神与活力，如果不走出迂腐与保守，另立新意，此文化思想体系就没有存在价值。所以说，创新的精神对争取社会发展进步祈祷决定性意义。群众文化建设要把握时代脉搏，就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在总结前人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更要大胆改革，不可固步自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借助前人的优秀经验，充分发挥改革的力量，让群众文化建设发展迸发新的力量，繁荣发展，为此我们应该将具备与时俱进，丰富繁荣群众的文化生活，彻底改变传统模式，力求在普性中寻求个性的发展，将群众文化做到细致化、多元化、个性化，力求满足不同群众的不同需求。其中，一要抓好节日文化。传统节日深受人们喜爱，鉴于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若能结合实际，紧紧抓住民俗节日文化，开展相关的文化活动，势必能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彻底改变;二要抓好日常文化。各级政府及文化管理部门应在工作中建立长效运行机制，坚持开展各种大型文体活动，丰富活动内容，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文化需求；三要抓好本地特色文化。文化工作必须注重地区文化特色，不同的民族与地区，具有不痛的民族文化。因此，文化工作需要与当地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做出具体的实际工作，创立出属于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地域文化，使得各民族群众在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中进行参与。

三、结语

在新时期，要创新与发展群众文化建设工作，首先要认识到群众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更要对群众文化的含义和价值进行完整和准确的认识。对于我国群众文化大环境的建设，我们可以看出群众文化社会功能和重要意义的分析，乃至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满足个人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都发挥着很重要的的作用。我们要认识到群众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与群众的生产生活鱼水相依。群众文化建设工作必须立足于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才能迸发出繁荣发展的火花。在群众文化建设工作中，我们要不断吸取新的、好的经验，通过不断改革使其与文化大环境和个人需求相适应、相贴合，使其在不断的改革中生机勃发、愈发繁荣。

参考文献：

[1]郑永富.群众文化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

[2]胡守勇.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浅析[J].河南大学学报，2010（4）.

第7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关键词：迷；迷文化；新媒介；价值审视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6―0251―05

20世纪以来飞速发展的大众传媒满足并不断超越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边界，与此相伴相生的迷文化（fans culture，一译作“粉丝文化”）也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无法忽略的社会现象。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大众文化热曾引发过关于“追星族”（大众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与消费者）的讨论。时下，人们则已习惯用英文单词“fans”的音译“粉丝”一词，来指称媒介迷与追星族。

迷指的是“技巧熟练”的媒介使用者（skilled audience）①，是一些媒介文化产品，比如流行音乐、言情小说、漫画、影视明星等的“过度的读者/受众”（excessive reader），他们对对象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参与式的”②，他们的活动主要围绕在明星与媒体影像的再现之上，乐于参与多种社群活动、并以群体性的力量带来了“粉丝产业”、“粉丝经济”的勃兴。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迷”这一特殊群体的接受行为与消费行为对于媒介娱乐工业以及当下流行文化风向的强大影响力，学术界关于迷文化（或曰粉丝文化）的关注也随之升温。

一、“迷文化”：弥散的狂欢

在国内大众文化研究领域有一个共识：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们还习惯于以官方―精英―大众（消费/娱乐）的“三分天下”或“三足鼎立”来描述中国的文化格局，那么在今天，“三足”或许依然，鼎立却已不再。③此种“不再”，便是大众文化消费/娱乐文化占据绝对强势地位的现实。新闻改革的深入、传媒信息娱乐服务功能的被肯定、商业化运作的需求，造就了大众传媒娱乐化的潮流。在娱乐化为主导的媒介文化产品的扩散下，大众文化迷突破了原来大多只聚焦于港台流行音乐与歌手的范围，弥散到民众日常消费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电视荧屏选秀节目热，造就了“玉米”、“凉粉”等著名的粉丝群体；在体育领域，美国著名的NBA球星在中国年轻人里拥有以百万计数的“科比迷”、“小艾迷”；就连素以严肃姿态出现的学术领域，也拥有像于丹的“鱼丸”、易中天的“乙醚”等迷群体，这些都成为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近年来兴起的微博平台中，众明星的号召力从以数十万计的粉丝数目中也可见一斑。总之，演艺明星、草根英雄、体坛明星、学术明星、作家明星可谓群星闪烁，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成了各种程度上的“迷”。

迷的产生首先是与明星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明星崇拜是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英雄崇拜等人类崇拜心理并列的一种类型，它是随着西方电影业的兴起、明星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崇拜，是大众社会崇尚世俗的消费主义的表现之一。④2009年，“流行音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去世，CNN、雅虎等主流媒体全球直播了悼念活动，这场仪式吸引了30亿人的关注。从人们对杰克逊冠之以“天皇巨星”，对麦当娜、惠特尼・休斯顿、玛丽亚・凯莉等冠之以“流行天后”，将姚明称之为“姚天王”等具有膜拜意识与绝对权威性的称呼中不难看出，明星崇拜已经是席卷全球的重要社会现象，并大有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神灵崇拜、英雄崇拜之势。

是谁制造了明星崇拜？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但正如伏尔泰所言，“人类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集普及性、通俗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呼风唤雨的大众传媒及其背后的文化资本正是这个“创造者”，是联系明星与普通大众的无形的“手”，它将明星推上神坛，让明星拥有犹如神诋一般的光环。从媒介分析的角度而言，明星崇拜的背后机制就是在现代传媒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运作，使得明星的公众形象作为消费社会中具有“光环效应”（晕轮效应）。媒体在生产偶像产品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相应的符号意义，这些被高度塑造、标准化的符号意义直接指向价值无穷的商业资本。不难发现，明星是媒体与消费合谋的产物，是媒体高强度、高密度宣传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明星就是“传媒英雄”。

社会心理学认为，除了审美偏好等原因之外，明星崇拜最大的成因是因为明星满足了人们自我实现的心理欲望。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追求成功是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的需求，而个体的缺陷、能力的有限、环境的制约，使得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设计与现实之间存在或大或小的差距，因此，人们下意识地将对成功与完美的渴求转化为对代表着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明星的崇拜之情，从明星身上获得一种替代性的满足，明星也因此契合大众的深层心理需求而获得了大众的认同。

没有迷的疯狂追捧、倾力消费，明星就不成其为明星；没有迷，当代的文化产业、娱乐工业将不可能成为现在的面貌。“迷”作为一种弥散式的狂欢，成为无法忽视的当代文化症候。

二、阐释迷文化：两种取向

作为当代西方受众研究中最为有趣的话题之一的迷研究(fans studies)已有30多年研究史。对于迷，一直有两种取向的阐释：一是对迷文化进行负面的批判，二是给予迷以积极、正面的意义阐释。

1.病态与非理性：“着迷的孤独者”与“歇斯底里的群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迷常被大众和学者概括为两种“病态类型”。⑤

第一种是“着迷的孤独者”，即在媒介的影响下，这类迷进入与明星强烈的幻想关系中，其中的极端分子因其跟踪、威胁或伤害甚至杀害名人、明星而臭名昭著。这一贬低并非没有现实依据：1980年，著名的“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被25岁的歌迷马克刺杀；1981年，里根总统遭到一名有精神病史的26岁青年约翰・辛克利的暗杀，刺杀者的目的竟是为了引起当红女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我国发生的杨丽娟事件，也证实了这一论断。“迷是一群因过度沉浸于媒体建构的虚拟世界而扭曲了时间概念,甚至于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主动的受众。”⑥

第二种病态类型是“歇斯底里的群众”，表现为对歌星大喊大叫的歌迷或在观看比赛、表演时有咆哮、骚动等失常行为的狂热球迷。媒体镜头也经常为人们展示这样的场景：歌迷在公众场合打出大幅标语并声嘶力竭甚至因见到偶像痛哭流涕，不同群体的迷在比赛中全情投入甚至有肢体、语言冲突。

对迷负面的、当作“社会心理紊乱的心理症候”大量出现在西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关迷与迷文化的新闻报道与学术著作中，并将迷定性为被大众传媒制造并操控着的危险的他者（others）――他们受到媒体、自恋的社会、催眠的摇滚乐、群体感染等诸多因素左右，他们心理不健全、寻求与名人的接触以便补偿自己欠缺的生活，为了沐浴在反射的荣耀中而发展出对明星和体育球队的忠诚，为了体验虚幻的社群感而参加音乐节或体育赛事，总之，他们是“非理性的、失控的、易被外界力量左右的人”⑦。

2.富有辨识力与创造力：“盗猎者”与“游牧民”

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研究的转向带来了对迷进行积极阐释的契机。英国文化研究鼻祖之一霍尔提出著名的制码/解码理论（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一扫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悲观色彩，强调受众主观能动的一面，认为受众能够对大众文化产品进行自我阐释并形成新的、甚至是与产品中主导意识形态完全相悖的意义。以此为起点的转向在约翰・费斯克为代表的倾向肯定消费者的主动性与创造力的继承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诠释，为大众文化中的迷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20世纪90年代初，迷的第一次真正的研究浪潮的到来，标志着迷研究被纳入到“主动受众”的研究范式之中，并逐步得到正面评价的开始，迷研究成为西方受众理论研究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是当下迷研究的最重要理论资源库之一。他认为，要理解文化工业，就有必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消费模式都应在研究之列。德塞都的社会学强调普通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消费社会的自由，而消费者的这些做法能够“构成一个反规训的网络”⑧，他还创造了两个用以描述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概念：“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属于民众的战术是狡猾的弱者的艺术（the art of the weak），是一种“盗猎”的方式（poaching）。受众积极的阅读就是一种“挪用”式的“盗猎”，类似于文本的“游牧民”（the nomads）。

在深受德赛都理论影响的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那里，他首先肯定迷是“消费者别活跃和善于表现的一个社群”⑨。其次，他更推崇德赛都的“盗猎”概念更甚于霍尔的“制码/解码”理论，因为后者将受众反应的模式看作是“固定、可分类的”（即倾向性解读、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而“盗猎”与“游牧民”模式则强调了意义制造的过程和大众阐释的流行性与丰富性，霍尔那种简单的分类方法显然已经无法解释现实世界的丰富性了，现在的实际情况更接近于“盗猎”所强调的“大众阐释的流动性”。再次，他认为迷将“盗猎”发展成了一门艺术形式，而且作为“自由漂浮的能动者”的“游牧民”来说，他们能从先前文化产品的零星碎片中不断挪用新的材料、制造新的意义。最后，迷的创造力还模糊了读者与作者的界限――他们消费预先生产的故事，还生产自己的迷杂志故事、图画、歌曲、录像、表演等等，也就是说，迷生产的意义不是短暂的、临时的，而有可能形成独特的、持久的社群文化。

在约翰・费斯克那里，迷是工业社会中通俗文化的一种强化形式，迷比普通读者更具有辨识力、创造力，他们从文化工业的商品（文本、明星、表演）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⑩他借用德塞都的理论，对通俗报刊，对麦当娜、牛仔裤、电脑游戏等流行文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化工业只能制造文化的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而大众则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者拒绝。大众并非被动无助、无分辨能力的“文化瘾君子”，它总是在宰制与被宰制之间，在权力以及对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抵抗和规避之间，在军事战略与游击战术之间，显露出持续斗争的痕迹。

从霍尔、德赛都、詹金斯、费斯克这条脉络，对于迷解读模式的复杂性线索更为清晰鲜明起来，迷的主动性与创造力以及从中获得自己的与意义的能力也被浓墨重彩地突显出来。然而，这一思路也一直面临着质疑与批评，即在强大的、日益具有垄断特征的媒介文化环境中，迷的主观能动性与辨析力到底能否产生具有颠覆与对立性质的解读，费斯克等所持的意见是否过于乐观？从这个角度而言，迷的两种取向，实际上也是关于受众接受理论内部矛盾一个具体的表现。

笔者认为，第一种取向在当下媒介文化工业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下仍有其警醒与批判意义――即使极端的迷只是迷群体中的少数。但如果仅仅囿于第一种取向的悲观性质的论断，则会丧失迷研究领域应有的丰富色彩，也无法对迷所创造的属于自己的积极意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媒介时代的来临，第二种取向正显示出了更充足的理论活力。

三、新媒介情境：“迷”创造力的解放与价值重估

20世纪90年代初迷研究勃兴的环境因素是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迷的消费技术的高度纯熟与突破成为可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还只是会用现场的尖叫迎接猫王、披头士。而到了60年代，伴随着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Star Trek）出现的航迷（Trekkies）就以其迷杂志、艺术品、书信、服装、纪念章、集会等方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与意义了。这也成为迷研究者们用以援引并证实“迷”不仅消费大众文化，还能够创造性地（甚至反抗性地）使用文本。到了80年代，MTV电视台让歌迷为麦当娜的歌曲《True blue》制作音乐电视录像带，结果收到了几乎能淹没演播室的录像带，迷通过新的音像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属于大众的文化资本。

如果说过去迷的文本生产力受到生产条件、设备、传播渠道所限，其生产力只能体现在较小的、传统的范围之内――集会、杂志、书信，而且缺乏专业文本的流畅性的话，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旧媒介的不断融合，迷所创造的文本与专业文本之间的差距被技术的桥梁连接并填补了，这也证实了詹金斯的预见：“迷”是所有新媒介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与推广者之一。

1.新媒介情境中迷的新行为

新媒介的便利性、快捷性、交互性以及低门槛等特征使得迷的社会参与程度极大提高。

首先，迷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通过网络即时对话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迷的对话”（fans talk）。迷不仅能在个人与个人间进行交流、讨论所关注的媒介产品的信息与动态，还可以通过建立QQ群、MSN群等形式从中获得群体传播交流的意义与快乐。

其次，步入以用户参与为主要特征的Web2.0时代后，迷充分利用以博客、微博、播客为代表的“自媒体”（We media），随时随性用文字、图片、视频、音频、flash等多媒体融合的形式或分享自己关于所迷文本的意见、感触。新浪微博的初期发展便动用了明星、名人开微博以吸引粉丝与其直接互动的策略，达到了在同类微博产品人气聚集扩展最迅速的效应。目前，新浪微博名人中排行前十名的博主，仍然还是娱乐明星为主的阵容，由此可见迷文化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再次，迷运用百度贴吧、BBS、SNS社交网络组进行集群。其中，基于搜索的社区产品百度贴吧是选秀节目迷们的最大网上基地，同一选手的粉丝们聚集在一起，用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来团结粉丝队伍和提升偶像人气，发展成独特的迷文化。

最后，专业性的迷网站也切中了当下迷文化影响力遽增的脉搏。目前，中国粉丝网、粉丝帝国等专业的综合性迷网站的相继建立，另外还有许多专业类的迷网站，满足了迷的需求。

2.新媒介情境中迷文化的价值重估

（1）迷的文本生产力的解放

费斯克所强调的“迷”的文本生产力（textual productivity）在新媒介技术的刺激下得到充分解放。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阿伯龙比与朗赫斯特根据消费者的媒介使用技巧与文本生产力的程度不同绘制了一个光谱：“消费者――迷――信徒――狂热份子――小规模制造者”，具体含义见表1：

表1

从表中可见，新媒介技术在普通消费者成为迷、信徒、狂热份子甚至小规模制造者（意义类同于“职业粉丝”）的进程中发挥关键性的因素――新媒介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与传播上的便利性。在网络时代，超文本链接的特性使得迷在解读媒介文本时拓展出一个无界的空间，他们从源文本中抽取各自感兴趣的侧面进行再次创作，并在一系列广泛的媒介文本中做出互文的联系，进而通过颠覆、盗猎、戏仿、挪用、调侃、夸张、拼贴等多种形式来重新建构文化商品的文本意义。具体创作形式表现为写作文字、制作声频视频、援引媒体报道、创造主题桌面等，即通过多种形式所形成的种种亚文本(sub-text)。例如，2010年初美国大片《阿凡达》刚一上映，天涯社区便出现了对其中人物的PS热帖，并将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人物奥巴马、芙蓉姐姐等的头像PS到剧中人物身上去，并配以文字旁白、背景音乐，这种拼贴带来的喜剧感，超出原先文本的设定意义。针对这样的创造力，费斯克给予了高度评价：“迷是民众中最具有辨识力、最挑剔的群体，迷生产的文化资本也是所有文化资本中最发达、最显眼的。”迷绝不只是“积极的受众”，在新媒介技术的帮助下，他们更是信息的创造者与传播者。

（2）迷更易形成网络社群、形成群体认同

迷是私人行为，但更是一种社会交往现象。参与性越高的迷，认同感也就越强烈。原先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就会用所喜爱球队的球衣以及其他穿戴来彰显球迷身份、用打扮举止高度模仿流行偶像、用荧光棒与海报为偶像助阵的迷，现在更愿意使用网络让自己融入大众文化表演的集体狂欢，通过互相讨论、加入特定的虚拟社群，还以群体身份与其他迷群结成不稳定的联盟，从而实现群体身份的认同。

另外，迷文化的参与性与认同的扩展在当下还体现为跨地域、跨文化的迷群的产生。如月浏览量超过200万的中文美剧资讯“美剧迷”网站，美剧爱好者们从网络上整理翻译资料和剧集，从最新的美剧情报，到演员及剧组人物专访，以及剧情评论、八卦消息，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如此，他们还创作剪辑视频、歌曲、片段上传分享，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趣缘群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跨地域、跨文化的迷群。

（3）迷文化与文化工业的关系更为复杂

文化工业与迷文化之间有合作与雇佣，也有冲突、批判、挑战。一方面，迷文化是支持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通过迷延伸而来的“认同经济”，使得消费者愿意为偶像或喜爱的事物掏钱，藉此来塑造认同，带来庞大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文化工业是依赖迷的，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迷的利用。当下，迷文化也正被新媒介工业不断融合到其商业化的过程之中。例如前文提及，百度贴吧运用对迷群分众用户的聚集与定位策略，以多媒体互动的特性和充分赋权受众的特点，这一以关键词聚合兴趣人群的模式，可谓是一种尽力覆盖对某个主题感兴趣人群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说，越多的迷在参与这一新媒介产品之中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一模式与产品的推动者，并在无形中被出售给广告商与市场。

但另一方面，迷的网络集群力量对文化工业更具有话语权与抵抗力。在欧美国家，一些剧集为了增加与迷的互动性，在网站上将故事的多个结局，由迷来选择剧情发展方向，体现了电视网对迷的意见的重视。在中国，2006年在网络上连载并拥有众多拥趸的长篇小说《庆熹纪事》即将出版之际，由于插图作者在博客上对原著出言不敬，引起了“庆熹”迷们的强烈抗议，联合要求出版社撤换插图作者并获得成功，成为近年来迷的力量影响出版方的有力佐证。可以说，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媒介的融合浪潮与参与性文化交汇后的景象更为复杂――文化商品变得更充满张力、矛盾与妥协的乐趣。

总之，迷在新媒介环境中创造力得到极大解放，他们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并建立属于自己的群体认同，其参与流行文化的深度与广度都与传统媒介环境中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迷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受到文化工业的操控，但它反过来对文化工业的影响力与反收编能力却不可小觑。迷文化在新媒介环境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促使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者或文化工业的制造者们都有理由、有必要继续借鉴、了解国外相关理论资源，观察其新动态。

注释

①Nick Abercrombie and Brian Longhurst, Audience: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8,p.121,pp.144―145,p.122.

②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杨全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③陶东风：《去精英化时代的大众娱乐文化》，《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④祥贵：《崇拜心理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69―170页。

⑤朱莉・詹森：《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参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7―133页。

⑥⑦刘潆檑、莫梅锋：《迷的病态化与传媒责任》，《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⑧德赛都：《日常生活实践序言》，省略.cn/web/index.php?NewsID=5605.

⑨亨利・詹金斯：《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德赛都的大众文化审美》，参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⑩John Fiske,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In The adoring audience: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London:Routledge,1992,pp.30―49.

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亨利・詹金斯：《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数码电影、媒介融合和参与性文化》，参见陶东风主编《粉丝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6页。

第8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一、职业本能与道德基准

记者的本能在于追求异常性，这是基于人渴求离奇的好奇天性。在都市中生活节奏紧张局促的当代中国人，需要获知新鲜、异常的事件来舒缓压力。而在商业文化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电视媒体，必然迎合受众的这一需要，电视新闻的从业人员一方面凭借职业本能，对新闻的采访不遗余力、刨根问底，一方面又要维持住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游离于两道基准线间的电视新闻难免忽视人文关怀，职业本能占据上风。

2011年，佛山女童“小悦悦”成为各电视台新闻中的焦点人物。两岁女童遭三次碾轧，18个路人见死不救，此事一经媒体报道，遂引发全国民众的反思热潮。责任的归属、世人的冷漠、人文关怀的缺失成为电视新闻报道的焦点。然而，在新闻报道中高扬人文旗帜的电视媒体，在节目的采访制作中亦流失于人文关怀的匮乏。镜头一次次对准受害者的母亲，这位对孩子疏于监管的家长已经尝到了丧子之痛的苦涩，我们的电视新闻记者却只愿追问其为什么没有照管好孩子，这位母亲数次在镜头前流泪，她在表示不愿也不想回忆当天情形的同时，仍要忍受记者的追问，尚在流血的伤疤被揭起，记者的职业本能则成为增添痛苦的盐巴。

电视新闻的时效本性要求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挖掘新闻，电视新闻报道的大众性又决定采访过程将被呈现在庞大的受众面前。电视媒体本意是高尚的，想通过这类事件的报道，唤起民众对人文精神的认同。当受众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之后，是不是会对这样的电视新闻心存疑窦，质疑电视新闻是否背离了其报道的初衷？

二、情感意识与人文精神

电视新闻具有告知受众的本质。至于它怎样告知受众，全靠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自律和伦理追求。原则上，电视新闻主持人是不必带有强烈的情感倾向报道新闻的，这一标准保障了新闻的中立性原则，使电视新闻主持人能公正、公平地呈现新闻事件的原貌。可新闻从业人员也是人，同样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在不同的新闻背景之下，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个优秀主持人的必备素质。

人文精神的内核是关注人，以人为本。无论新闻事件中的被报道人的行为怎样惊世骇俗，他（她）同样需要尊重，同样需要给予其人的公平待遇。2006年轰动中国的“虐猫事件”的当事人王某曾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的采访，她的过激行为主要还是由于她的心理疾患，整个节目也相对宽宏公平，如实地报道了网民“人肉搜索”给几位当事人带来的身心困扰。节目的女主持人在采访过程中极具感情倾向地诘问当事人：“你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这个问题也许由于主持人是一位女性，其关爱动物的天性使她难以认同同为女性的当事人的行为动机，感情倾向的流露固然体现了《新闻调查》的质疑和思辨精神，但也令王某受到刺激而产生严重痉挛，直到注射安定才得到缓解。

新闻主持人感情的流露与呼唤人文精神并不是相悖的，真实的情感更能体现主持人个体的人文关怀，继而感染受众，达至理想的传播效果。2008年汶川大地震，举国同悲。央视电视新闻主持人赵普在主持节目的几个小时内，遇难人数便增加了一万多人，他因此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荧幕上流露出真性情，哽咽不已。他深深感染了电视前的亿万观众，此时主持人的人性流露，胜过了平时千万次荧屏上的道德说教。新闻有了自己的情感，这情感，是由新闻从业者的人文精神赋予的。

三、商业文化与新闻立场

在商业文化大行其道的当今时代，电视新闻报道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盈利性与公益性难以两全，若过分注重迎合大众的商业趣味，则必然面临人文精神缺失的窘境。在商业性的追求上，电视新闻呈现两种趋向：一方面，电视新闻栏目选取最具轰动性的时效话题，提升收视率；另一方面则比较极端，体现为娱乐新闻的专题报道。前者努力实现节目定位和收视率的两全，后者往往陷入无聊八卦的简单罗列。

东方卫视的《东方直播间》一向走在时代前沿，注重关注社会焦点问题，其公正客观、科学理性的栏目风格深受广大观众好评。不过即使是这样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由于追求轰动性的内在诉求，也会在节目中难以保全人文性立场。2012年，中国医患间的紧张关系备受电视媒体关注，《东方直播室》节目为此请来了一些患者和医生来做节目，并由专家给予这些当事人力所能及的帮助，栏目本身定位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之上。然而，节目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在邀请来被无辜刺死的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实习医生王浩的家属的前提下，也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邀请至现场。可能是为体现尊重受害者家属，主持人询问其是否愿意与犯罪嫌疑人家属同在演播室。面对镜头和荧屏前的万千观众，王浩家属无疑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可贵的是，他（她）们坚持了作为个体的价值取向和情感选择，坚决拒绝与犯罪嫌疑人家属同台做节目。东方卫视的这一做法，明显偏重于新闻节目的轰动性，却忽视了王浩家属的情感，尽管这期节目努力宣传王浩是一名多么优秀的青年和医生，但在细节的处理上，新闻节目无疑屈服了收视率背后的商业诱惑。

第9篇：新文化价值范文

叶圣陶 人生观 公民教育 习惯 核心价值观

叶圣陶教育思想萌生于五四新文化浪潮，亡国灭种的危机使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实践无不关涉救亡图存，“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1]，革“心”是当时文化革新思潮的形象化说法。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再到文化变革，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存经历的三次重要思想历程。至新文化运动风起，文化革新思路已成为叶圣陶等知识分子的共识。“其余当从根本谋，改革尤须改革心。”[2]革“心”可以理解为文化革新，还可理解为改革文化最核心部分即文化之“心”。基于此，叶圣陶教育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人生观”，落实于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注重习惯养成的方法，“为人生”而指向社会改进。这一理路对当代中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公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一、植根于“人生观”的教育思想

叶圣陶投身教育和文学事业，都“为人生”而指向社会改进。他直言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以教育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是教育与人生的关系[3]，“为人生”的教育思想就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的目的。

“人生观”的确立在叶圣陶教育思想中具有灵魂地位，其教育目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皆植根于此。基于“为人生”的目的和革“心”思路，叶圣陶强调在中小学阶段就应通过教育让学生奠定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4]，“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3]。从“为人生”的教育目的看，确立“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认识自己、革新自己、成就自己”目的的根基;从革“心”思路看，确立“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以教育为手段达成革“心”或文化革新目的的核心。

叶圣陶的“人生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核心价值概念集合。“人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他既已为人，乃在他将进而为更高尚的人。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如果能参加整个人类的进化历程，便算是个有价值的人。那么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当然是每个人必须具有的了。”[4]此论述中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基于真实明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包含价值观。“认识自己有两方面：一为自己的主体，或称‘自我’;一为自己的环境，或称‘外物’或‘客体’。”[3]此论述中认识自己基于认识客体，“人生观”包含世界观。叶圣陶论述中的“人生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概念。基于学术和理性，从诸如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论理学、哲学等各门科学中得到“切合现代人生的概念;把这些概念并合起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才能立定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4]。“真实明确的人生观”是基于学术和理性、三观统一、切合现代人生的核心价值概念的集合，是革“心”思路中文化的“心”。

“人生观”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样的人”和“如何为人”两方面，对应“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和习惯养成的教育方法。“合格公民”与“合格公民的养成”植根于“人生观”，服务于“为人生”的目的。基于人生观和“为人生”的目的，叶圣陶论述了教育改造的目标，教育精神，读书与受教育、受教育与处理生活、德目和实践、知识和能力、受教育的与改革教育的关系，习惯养成的方法，生活方式的改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等议题，自成体系，实践性强。

二、落实于合格公民培养的教育目标

“我不忘记各门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3]“中等教育的目标不外乎给予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知识，养成学生处理生活的一般能力，使他能够做一个健全的公民。”[3]“受教育的意义和目的是做人，做社会的够格的成员，做国家的够格的公民。”[3]叶圣陶教育思想源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立人的思路，植根于“人生观”的确立，落实为“合格公民”的培养。从文化视角看，人是文化的存在，“合格公民”是“人生观”的存在。

叶圣陶“合格公民”的教育包含而不限于公民教育――公民知识体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使社会共同体成员成为享有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公民的活动”[5]，还包括公民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能力教育。就学校教育而言，“合格公民”目标要以“公民，社会，自然，劳作”等全部功课来共同完成，各门功课虽有各自的教育目标，但同时围绕总目标，即培养合格、健全的公民。

基于文学创作和语文教学经历，叶圣陶语文教学论述丰富，宜置于其教育思想体系中考察。除语文教学，在叶圣陶教育论述中，“公民教育”占很大比重，在“合格公民”教育目标中，“公民教育”具有重要地位。《如果我当教师》《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小学教育的改造》《教育与人生》《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主人翁的教育》《教育改造的目标》《根本的变革》《如果教育工作者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受教育跟处理生活》《改善生活方式》等重要篇章，无一不有与“公民教育”有关的论述，“叶圣陶的教育思想的内核及其形成，其实正是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的核心价值诸如‘人的觉醒’、‘思想启蒙’、‘人的现代化’等是相一致的”[6]。其论述中的主人翁、自觉、自主、自由、民主、平等、经心着意、不妨害他人、合作、尊重、尊严、责任、秩序等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群己关系的关键词，足以说明基于“人生观”的公民教育是落实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具体目标。

三、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方法

“习惯养成”在叶圣陶教育思想中具有方法论的重要地位。“原来‘教育’这个词儿，如果解释得繁复，几本书未必说得完;简单的解释，一句话就可以说尽，就是‘养成好习惯’。”[3]“养成习惯，换个说法，就是教育。”[3]叶圣陶以“走路”“说话”为例论述习惯是基于知行结合形成的类似自然或天性的能力，任何知识只有经过练习、化为习惯、达到成自然的地步才能化为能力，恰如有公民知识，不等于能做好公民，有民主知识，也不等于有民主，只有养成做公民的习惯和民主的习惯，才能成为好公民。

什么是好习惯？叶圣陶有自己的标准。“能使才性充量发展的是好习惯，能把事情做得妥善的是好习惯，能使公众得到福利的是好习惯”[3]。叶圣陶的好习惯落实于做人、做事，关注群己关系，基于其“人生观”，符合合格公民标准。

基于“人生观”的习惯养成应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叶圣陶以关门和种植为例，养成好习惯，养成的不只是一种具体行为倾向，而是基于“自觉”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从叶圣陶常举的关门和种植的例子来看，叶圣陶的好习惯至少包含群己关系方面“不妨害他人”的最低准则和做人做事方面“认真”的精神。

叶圣陶的习惯养成，在个人层面是修养，在群体层面是基于相同“人生观”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倾向。个人层面，一举一动都基于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知行合一，养成习惯，便是修养，修养生活合一，便是教育的进步，是健全、合格公民的养成。群体层面，人人都有基于相同“人生观”的“自觉”的习惯和修养，便是民族、国家、社会的进步。在求索、改革中，叶圣陶等先贤没有将“人”工具化降为国家机器的零件，始终肯定个体的人的价值和在社会、国家中平等的主人翁地位，这是最伟大的人文精神和教育精神变革。

基于对民族、国家进步的渴求，叶圣陶格外重视“在群的方面”养成种种好习惯。“一个人不守秩序，一个人办不好事，一个人技术低劣。看来好像关系很微细;但是多数人不守秩序，多数人办不好事，多数人技术低劣，关系就重大了。”[3]叶圣陶对在群体层面没有好习惯严重忧虑，对在群体方面养成好习惯高度赞美，期望无数的教育工作者以教育实现理想世界，“有一群人在一起，理想相同，生活方式相同，各人自我教育，同时也就是彼此互相教育，这是多么有劲的情形，哪里会感到寂寞？”这也是叶圣陶一生求索、奋斗而不感寂寞的原因吧。

四、文化革新理路的当代价值

叶圣陶教育思想植根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统一的“人生观”，落实于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注重习惯养成的方法，“为人生”而指向社会改进。这一理路对于当代中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时代新公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叶圣陶“人生观”具有三观统一的同构性。任何文明形态、文明实体都有自己的文化，由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核心价值观是心态文化层的核心，是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党的十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强调“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文明形态、文明实体的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具有灵魂地位。作为“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观，与叶圣陶作为核心价值概念集合的“人生观”具有同构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叶圣陶“人生观”在核心概念上具有相似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关键词与叶圣陶论述中基于其“人生观”的主人翁、自觉、自主、自由、民主、平等、经心着意、不妨害他人、合作、尊重、尊严、责任、秩序等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群己关系的关键词在具体内涵和外延上或有差别，但相通处更多，至少二者都指向爱国、指向富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概括不是一次完成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的逐步完善和深化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8]叶圣陶“人生观”中包含的核心价值概念可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益无害的补充。即使二者相异多于相通，甚至理念上不可调和，叶圣陶以“人生观”为核心、从细微切近处入手、注重习惯养成、落实于合格公民培养、达成“为人生”目的、实现革“心”图强的文化革新理路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价值。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一为精神内核，为文化凝聚力、向心力，一为外在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诉求。借鉴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文化革新理路，核心价值观应奠基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时代，宜从细微切近处入手，化抽象理念为具体行为，由长久的实践而成习惯，由习惯而成修养，由个体公民而国家社会，如此则核心价值观立，则中国梦成。

――――――――

参考文献

[1] 叶圣陶日记（1911-12-02）.叶圣陶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19）.

[2] 金洁，邓帅萍.叶圣陶：一代师表[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3] 叶圣陶.如果我当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2.

[4] 叶圣陶.生活教育叶圣陶随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 张志顺，肖帅，冷翠玲.中国公民教育的理论内涵、特征及历史演变[J].学术交流，2013（12）.

[6] 朱晓进.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当前如何深化叶圣陶研究[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

[7] 陈晓莉.整合与引领：统战成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培育与践行[J].理论探讨，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