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我总觉得，眼前的这个世界外面，其实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可是那个时候，我内心隐藏着这样一个小小的想法，却从来都没有对任何人讲起。

当长大后，第一次来到图书馆，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色彩和光明，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

如果用我所拥有的财富去换，这一图书馆的财富，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

他们一直都对一些新鲜的事物感兴趣，我想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如果使我们自己的话，我想我也能够看得懂，所有的存在可能性，都是让我们不难过，却仍然心有安慰。

我去喝水。

等会聊天。

我在电脑上打字，对那一头的他们说。

其实，这才是我们最平淡的生活，从每一个字眼，都恩你个狗看到生活的烟火气息。我曾经也想过很多的可能性，可是我们所浪费掉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变成了美丽的泡沫，和那个人鱼公主一样。

第2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诚如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教授所预言，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局面。在文学学术边缘化的时代，一个新的命题能够避免“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的沉闷局面，应该说差可欣慰。当然，更多学者对此概念采取了审慎的接受态度，愿意借助这样的概念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在众多有待思考的问题中，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命题，可以说触及了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深层要害，值得展开一番探讨。

一、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本然意识

所谓新文学的世界性倾向，便是在国门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打开之后，中国文学家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意识到并作出相应的应对，新文学在其酝酿、产生以及建设过程中，必然地包含着世界性因素的考量：积极意义上表现为对文学世界性的趋向与肯定，消极意义上则表现为对世界性因素的顾忌与排斥。世界性倾向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学的世界性意识。中国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区别，即在于它获得了相当鲜明的世界性意识，并将这种世界性意识传导给新文学的倡导与创造，新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则在于将这种世界性意识发展或强化为积极的世界性倾向。

发动新文化、创造新文学居功至伟的《青年杂志》在创刊之初，便通过其主持人陈独秀之口表明，它清楚地意识到了世界性倾向的不可避免：“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是1915年的事情，表明《新青年》一代精英对于世界性的趋向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很容易形成文化精英乃至政治精英的共识。1916年，孙中山在钱塘观潮，面对奔腾汹涌一望无际潮流，有感而发，题写了这样的旷世铭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世界化的潮流选择了更加积极和进取的态度。

质之于文学，近代以降，文学革命和文学革新的话题，都往往与世界性因素的考量有关，甚至深受世界性因素的影响，为世界性的话题所激发或者激励。梁启超等人在鼓吹文学之于“群治”和“新民”的作用之际，常常借鉴世界文学的种种功能神话，将世界文学史话中近乎无稽之谈的故事当作一种言之凿凿的论据，以论证文学之于改造社会、改良人心甚至激发人的潜能与灵感等等神奇功效，从而在引进世界性眼光的前提下倡导文学的改良与革命。这样的情形说明，汉语新文学的原初胚胎中其实天然地包含着世界性的因素，就像天然地包含着现代化的内容一样。

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文学改良一方面受到世界政治文化思潮的刺激，一方面也受到世界性文学因素的激励和影响，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得这批饱学之士毅然决然地抛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自在体系，跳脱了传统文化思维定势的窠臼，将外国文学的良规引作新文学的标准，从而走上了促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路径，开启了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和新文学设计与建设的历史前奏。

虽然，近代文学革命启蒙和文学改良呼声，最鲜明的立足点在于启蒙民众、在于“新民”、在于“群治”，但是，所有这些为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所直接或间接继承的精神要素，都是在世界性的关怀和考量中得到了最初的阐述。1902年10月《新小说》创刊，梁启超为之写出了影响深远的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灌注着强烈的世界意识和世界关怀：“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这是那个时代所能具有的最具现代思维的社会心态描述，在这样的社会心态描述中，封闭、保守的中国如何会普遍地意识到世界潮流，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何以能强烈地关注世界意识，都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解释。确实是从梁启超那一辈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开始，占潮头地位的中国文学的理论设计乃至创作实践都异乎寻常地取得了世界意识和世界性关怀。仍然是在新小说的倡导理论中，梁启超的阐述表明，世界意识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自然思量之中：“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此番议论不仅赫然使用了西方的心理学甚至文艺美学理论，而且立论角度早已不拘泥于传统或中国，直接关涉到“天下万国”。天下万国和世界成为言论的出发点、思想的归趋点，是中国文学走出传统语境，进入近代语境，甚至走向现代化境界的标志。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作为新文学的孕育，近代文学进入了筚路蓝缕的世界文学的普及性运作。文学革新的鼓吹者如黄遵宪、梁启超等，都乐于通过各种文字途径介绍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潮，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时代性发展张目。外交官出身的黄遵宪非常重视世界发展大势和政治文化潮汐，并将这样的世界观察通过文学笔法加以表现。他在《朝鲜策略》一文中以朝鲜作比拟，指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必要性，所借取的便是“今地球之上，无论大小，国以百数，无一国能闭关绝入者”；他撰写名著《日本国志》，乃感于“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的现实，借日本维新的经验，确立“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从而创造“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的政治奇迹。基于这样的世界眼光和世界情怀，他的诗歌创作热衷于表现新的世界和新异风物、新兴思想文化，为古老的旧体诗词提供了新的意境、新的风格，并铸成了“新派诗”的独特风格，为催生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作出了最初的宝贵尝试。

也是深受这样的时代风气之熏染，近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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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世界文学和文化的翻译热和介绍热形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特异景观。梁启超等往往通过介绍西方文化和世界文学论证文体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有严复对世界科学文化和新潮理论的翻译、林纾等对西方文学的翻译。这些卓有成就的文化和文学翻译、介绍已经被证明构成了汉语新文学的观念基础、理论基础和文本基础本文由收集整理，为新文学准备了有效的参照和模仿品，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新文学倡导者和卓越的实践者。几乎所有新文学的倡导者都受到过近代翻译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他们的新文化倡导的热忱和新文学创造的灵性都与这种世界性文学和文化因素的技法有密切关系。

世界性因素像一种神异的酵素，就这样天然地渗入了近代文学思维，促成了近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从而造成了新旧文学的不同质地。在创作方面，作为新文学的先导与呼唤，近代改良文学也自然地呈现出世界关怀和世界意识表现的倾向。梁启超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展示了60年后“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的情景：“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各国全权大臣在南京，……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这里不仅出现了新的“万国来朝”的世界化格局，而且还预言中国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只不过先驱者那时的估计乐观了一些，中国成功举办世界博览会不是在60年后，而是在106年之后。无论如何，这种世界性关怀的思路已经正式植入近代文学创作构思之中，确实如后来者所言，先驱者意识到了今后世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的时代情形。

这样的世界性意识由近代文学传导给现代文学，并直接置入新文学的建构、设计和创制之中，成为新文学天然的价值内涵，也成了新文学通过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实施断裂的鲜明标志。近代文学改良倡导和文学近代化的运作，其显著的标志和根本的特征，就在于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封闭自足体制，引人了世界性意识，在此前提下催生了新文学的倡导与创造。新文学因此带有更加明确的世界性的精神特征，并在现代化的运作中逐步强化为一种世界性倾向。明确的世界性倾向是汉语新文学的天然特质，也是其现代化素质的外在体现。

二、世界性倾向与中国新文学的自我定位

汉语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呈现，从历史情形而论，具有非常深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体现在，它与新文学的现代性构成了相辅相成和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一般而言，世界性的开放眼光与现代性的进步倾向相伴而行，但是，在特定条件下，属于旧文学营垒的人文力量同样会取得世界性的眼光甚至世界倾向的观念，这不仅给新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态势，而且也为新文学现代性内涵的理解增加了难度。其次，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深刻复杂性还体现在，新文学家对世界性的定向是肯定的，但定位却不断发生龃龉：即，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推进汉语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还是以外国文化为主体，将汉语文学作“世界化，”的运作，抑或是始终与世界文学和文化保持某种参照关系，从而保持汉语文学和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质和优势。这种定向与定位的龃龉，构成了新文学发展的一脉基本特色。特别是在汉语文学的世界化定位的激进文化倾向，与将世界文学和文化当作他者的参照物，始终保持中国文化与汉语文学特质的保守文化观念，两者的定位形成了巨大的理论落差和历史落差，其间构成的争持与角力，深刻地影响着汉语新文学的价值形态及其学术评价。

通常，人们将中国现代文学的阵营分为新旧营垒：新营垒倡导新文化，实践新文学；旧营垒强调旧文学传统，恪守旧文学规范，反对新文化与新文学。这样，不仅新文化运作初期的国故派、国粹派属于旧营垒，便是对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有诸多龃龉的甲寅派、学衡派等也被划归为旧营垒。随着思想的解放，研究的深入，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正在面临着应有的质疑和调整。从单纯的文学进化论，甚至从文学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化角度看，甲寅派和学衡派的观点确实偏向于保守，然而从世界性的倾向而论，这批传统的捍卫者其实又并非顽固的守旧者，而是具有相当世界眼光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参议者；如果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不坚持他们偏激的立场，则至少可以将这些表面上的敌人视为稳健的同路人。

从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世界性、开放性的角度审视这些一度被认为新文学的“拦路虎”的同路人角色，就能够纠正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倡导时期的诸多偏颇和偏激观点，使得新文化建设的统一战线得以历史性地扩大，同时也使得新文化的定位和新文学的认知显得更加稳健、全面。胡先骗在与新文化运动者商榷的时候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曾“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潮流”，但坚持认为白话无法替代文言，便利的语言与文化的语言不能硬性划分优劣，甚至于对于世界语的趋势也如此看待，认为“即如今日之世界语，虽极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则必不可能之事世。事实上，这些具有开放意识和世界眼光的批评家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学革新与世界潮流的合理之处，只是持有传统的、稳健的“利不十，不变法”思路，在文学改革和文化革命等等问题上呼吁采取审慎的态度。尽管这些批评家所操弄的语言是文言文，但他们或前或后都曾经使用过白话文；尽管吴宓等坚持用旧体诗写作，但他们后来也都凭借着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素养融人了新文化的气氛之中。只有从世界性的视角才能真正确认，这些表面上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反对者，其实是新文化建设中的一股重要的参议力量。

在世界性的定向方面，新文学和新文化拥有了更加广泛的促进力量，形成了更加稳便的统一战线。但在世界性的定位上，却出现了相当的龃龉。激进的新文化倡导者主张用世界化冲击甚至取代民族化，不仅文学创作要学习和模仿外国文学，而且文化观念，甚至语言形态都要放弃民族性而取世界性。如果说鲁迅的那番话“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多少带着对于青年“导师”们滥开“国学书”书单的现象的反驳和讥刺，则曾盛行一时的“全盘西化”论毕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世界化的文化定位要求。放弃自我，融人世界，是新文化和新文学倡导世界性观念的一个重要倾向，可以简称为世界化的倾向。自近代以来，这样的观点就相当有实力。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之论时，即认为中国诗歌的前途在于以欧洲诗法“易”之：既然中国“诗运殆将绝”，“今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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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铄古今……”在戏剧革命方面，他也提出要以外国戏剧挽救中国的颓势：“欲继索士比亚、福禄特尔之风，为中国剧坛起革命军。”到了新文化倡导之际，将世界性定位为世界化的思潮更加明显，在“全盘西化”的理念基础上，极为激烈的言论甚至有废除汉字之议。

这种偏激的世界性定位即便在当时也备受质疑，完全不能代表时代的理性。甲寅派、学衡派等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侧位进行参议的观点，包括其中过于守旧的阐论，其实正是对这种偏激之论的矫枉的结果。他们的观点主张在世界性的潮势面前保持自己的优势、特征和价值基点，人文化地、温和地尊重和对待民族的文化遗产。学衡派文人指出，“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在尊重固有文化的前提下，他们对新文化运动仍表示首肯和支持。梅光迪甚至认为，从世界趋势而言，中国新文化建设具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夫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但“改造固有文化，与吸取他人文化，皆须先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似五十年后，成效必有可观也”。这番话虽然有些夸夸其谈，但表明了自己的世界性视野和观点，提出了以固有文化为基点，吸收世界文化之养分的改革观。甲寅派也从反面作了类似的论证，章士钊认为，“因谋毁弃固有之文明务尽，以求合于口耳四寸所得自西方者，使之毕肖，微论所得者至为肤浅，无足追摹也。”他认为应该立足于本国文化以观世界，以期融人或引进世界文化：“即深造焉，而吾人非西方之人，吾地非西方之地，吾时非西方之时，诸缘尽异，而求其得果之相同，其极非至尽变其种，无所归类不止，此时贤误解文化二字之受病处。”

必须指出，鲁迅尽管非常重视世界性因素的引进与融入，虽然常以不无偏激的语言攻击传统的“国粹”，但他却并不是世界化或西方化论者，他立足于“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主张的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策略，这种世界性因素的考量仍然是以我为主，而不是放弃自我，融人世界。鲁迅虽然也强调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为主体，但与甲寅派、学衡派的观点自有很大距离。甲寅派、学衡派立足于将古典的传统的文化作为自身的优势参与世界性的文化竞争和文化运作，鲁迅则认为应该接受西方文学和文化的良规，以新创造的世界性、开放性特征明显的文学和文化形态走向世界。

于是，鲁迅在阐述“拿来主义”的时候，一方面批判了所谓“送去主义”：“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他所批判的“送去主义”是指拿所谓“国粹”向外国人“奉献”。但另一方面，鲁迅强调“送去主义”总比“闭关主义”好，后者干脆放弃了世界性的考量，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现时代没有任何前途。

鲁迅当时批判“送去主义”，是因为“送去”的东西都是他大不以为然的“国粹”。设想如果我们给外国人“送去”的是健康的文化和成熟的文学，鲁迅是否仍然会反对？答案是否定的。鲁迅与“五四”时代那一批启蒙主义者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这种世界意识建立在这样的文化危机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唯恐将来的中国被世界挤出。中国要提升自己在世界上的文化竞争力，一方面须向世界文化和文学学习，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创造自己的优势，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显示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批判“送去主义”，却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放弃世界参与。其实，没有世界参与意识的人是无法倡导“拿来主义”，也无法获得世界性眼光的。

新文学倡导者和参与者有关这种世界性定位的龃龉，决定了他们远不可能达成共识。甚至在后来的文学运作中，有关新文学倡导的论争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如何定位新文学的世界性，如何确定中国新文学建设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幸好，新文学世界性的定向是明确的，于是其在发展运作过程中并没有因为定位认知的参差而影响其世界性因素的养成。在新文学发轫之后，介绍世界文学的热忱始终未减，几乎所有文学派别和文学社团都热衷于将世界文学而且是最新的成果引入中国文坛。这方面不仅有《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对“欧洲文艺”史料的系列介绍，胡适等人对“易卜生主义”的倡导；不仅有《小说月报》通过一个个专辑而显示的对于外国文学的专题性关注和介绍热忱；不仅有文学研究会对弱小民族文学的关注；不仅有创造社、沉钟社等对外国文艺乃至西洋神话原型的热衷和借鉴，而且也包括《学衡》杂志社对欧美文学的系列性介绍和推重。

作为中国新文学的主帅，鲁迅的世界文学意识最为鲜明，也最为成熟。他一直将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吸纳，进而可能促成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当作努力目标，其中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应最具代表性。

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到中国考察，期间与刘半农提及，拟提名鲁迅为“锘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力促其事，转请鲁迅的学生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的意见。当年9月25日，鲁迅函复台静农，非常谦逊地觉得自己“不配”：“锘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鲁迅的表述包含着三层意思：首先他肯定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确认其作为世界性文学奖项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其次，他认为中国的文学创作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而中国文学应该将世界文学当作自己的努力目标；再次，他觉得中国文学和文化应该在世界文学和文化的语境下自强不息，不能“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无论哪一层意思，都表明鲁迅在世界文学意识方面的宽阔胸襟，以及真诚的学习愿望。

三、汉语新文学：世界性取向的表达

中国新文学在其发生时期，天然地包含着两大方面的诉求：一是现代性的趋向，二是世界性的倾向。前者包括从文学到文化，从思想到道德的蜕旧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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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张感、迫切感和焦虑感；后者则与此相联系，将这种蜕旧变新的内在的思想文化要求，归宿于为世界求新求变的浩浩荡荡时代趋势所驱动的一股力量。早在近代启蒙时期，最先觉醒的思想家和文学革命家就立足于世界性的倾向和立场，他们的近代意识其实最集中的表现就在于世界意识，于是，近代意识最先的自觉者便是驻外使节黄遵宪，他引导国人拥有近代意识乃至现代意识的便是他的《日本国志》，他拥有如此开放的世界性眼光和近代意识，曾被称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人们对这种世界性和开放性意识的认同构成了强烈的近代文学和文化氛围，这也成了新文学的胚胎，也是现代文化意识的先驱形态。由此可见，如果说新文学的现代性总是被有关文学史家所夸大，则新文学的世界性往往被史家和评论家所忽略。其实，由近代文学一路走来的开放性的改良思想早就确定，新文学的世界性取向是原则性的和本质性的趋向。

作为汉语新文学发轫标志的白话文倡导，与新文化倡导一样拥有世界性的思路和意识。胡适的世界性意识在白话文倡导中依然十分清晰而深刻。他没有将白话文功能仅仅锁定在天下工农商贾皆通文字之用的通俗实用意义本文由收集整理上，而是雄心勃勃地要通过白话文学的建设创立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他援引外国的成功事例，总结靠文学造成国语的意大利和英国等国的经验，并说“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为白话文学更远大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作了精心设计。国语文学的主张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立意于用富有活力的语言建构通用语的文化自觉；而且也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体现了通过国语的建立维护民族语言尊严体现民族语言魅力的良好愿望。只是，他的这种非常有价值的倡导之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附和，白话文作为国语建设的道路被人为地拉伸得格外漫长。

如果说鲁迅、胡适等在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初所秉持并阐述的新文学世界性意识，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水准的世界文学观，那么，由于战争的困扰，与战争相伴随的对异国文化的警惕与抗拒心理的作用，以及在重新锁国的情势下必然产生的关门自大心态作祟，世界文学观念以及相应的世界性意识便自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重启了中国大陆文学界的世界意识，而在此之前，台湾、香港、澳门较早、较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被动地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框架之内。台湾文学自1950年代开始就重续了1920-1930年代新文学的开放性和世界性余绪，经过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论争，重新确立了更加世界性的方向，在这里也较早启动了几乎与世界文学大势同步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由于天然的开放性，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则从未间断，世界文学的新潮也在这片相对狭窄的幅员内不失时机地激起过相应的涟漪。事实证明，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乃是在香港发生激荡然后在台湾造成轩然大波，而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基本可以确定在澳门，然后波及香港、台湾。然而，无论香港、澳门乃至台湾与世界文学直接接轨的现代主义文学，都没能引起世界的关注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有效板块，其原因是，作为汉语文学主体的大陆文学没有能加入世界文化循环和文学潮流的运作之中，台港澳文学在政治定位、文化覆盖力的定量等方面都无法取得代表汉语文学的足够资格。只有到了中国大陆文学也已开放到直接面对世界文学，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连缀成汉语新文学的整一和强大版图的时候，近代和现代文学先驱者朦朦胧胧但又非常坚定地意识到的世界性关怀才可能实现。

先驱者设想过从各种角度将中国文学推进世界文学的宏大运作之中，包括最成熟的鲁迅式的思路：将世界文学中进步、新潮的素质吸纳过来，壮大自己，让中国文学迅速成长而尽快取得与世界文学对话和交流的资格；包括趋向激烈的全盘西化派的思路：迅速丢弃自己的文化包袱，甚至连语言文字，在外国化、世界化的运作中争取主动；也包括偏向“保守，”的新文学家所阐述的路径，应该以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锻造为世界文学所难以忽略的文化特产，以此挣得自己不败的地位。后一种思潮萌生于学衡派时代，延续于“战国策”派的言论，在新时期的新儒学思想影响下得以焕然翻新，因而属于卓有影响且富有韧性的文化思潮。“战国策”派代表人物陈铨在世界文学的趋势和框架中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来说，一个民族对于世界文学要有贡献，必定要有一些作家，把他们的民族文化充分表现出来。一位作者，在世界文学史上要占一页篇幅，一定要有一些作品，代表他民族特殊的性格。英国文学史里面，不需要一个中国人，勉强加进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王实甫和曹雪芹的戏剧小说，在世界文学上，自然有他们很高的地位，然而他们决不是莫利哀和托尔斯泰。他们都是中国人，《西厢记》《红楼梦》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他们表现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这样的观点对于新文学倡导初期那种试图“加入”世界文学的一厢情愿的世界性意识是一种清晰而有效的纠偏，其强调民族性格的表现的思路也非常值得尊重。但是，是否表现了民族文化品格，就可能取得世界文学格局中的显赫的位置？问题没这么简单。对于世界文学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学得以呈现及其产生影响、获得承认，除了体现该民族的文化品格，还需要展现该民族语言的独特性，表现该民族文明经验的丰富性，以及文体艺术的成熟度。汉语新文学整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全部力量，就能将汉语文化的民族品格，汉语语言特性及其巨大的表现力，汉语文化所包含的整整一个世纪的文明经验，以及汉语文学长期锻造的文体形态，以巨大的有力的形质呈现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成为世界文学中不容忽略也不可小视的板块。

单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联合台港澳文学的政治区域性角度考察汉语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同样是世界文学格局中不应忽视的内容，这样的内容无法纳入“中国”文学的自然版图中，但如果排斥于中国文学的文化视野之外，则文化伦理之感会让我们既不忍心也深觉不妥。汉语新文学顺理成章地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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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华文文学的全部内容囊括于自己的学术范畴之中，表现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概念所无法具有的世界性胸怀和世界文学的优势。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共同拥有着伟大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共同拥有现代汉语审美思维和审美表达的既成习惯，应该是连成一体的文学现象，但国族文学的概念生生地将它们分割开来，只有从汉语新文学的新概念出发才有可能将它们圆满地整合在一起。汉语新文学的视角是我们的文学研究直接面对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文学格局的必然结果，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面对自身的世界性延展的一种必然的学术表述。

第3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关键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整合；教学改革

    1917年周作人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身份首先开设欧 洲文学史，1918 年第一本《欧洲文学史》教材问世。1930 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后，明确提出从“比较”高 度认识“西洋文学”。1938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对大学课程 进行调整，中文系课程设置沿用清华思路。1946年，按照 闻一多的设想：把中国语言文学系和外国语言文学系分解 重组文学系和语言系，后因争议较大未能实施。1952年新 中国高校学科大调整后，“外国文学史”作为规范的学科 名称替代“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1997年国务院社 科规划办公室为适应新世纪的发展需要，本着减少旧学 科、发展新学科的宗旨，将高校讲坛上存在了80年的外 国文学与20 世纪80年展起来的比较文学实施学科合 并，合并为“文学”学科之下新的二级学科——“比较文 学与世界文学”，原有学科只能以专业性质（专业方向） 存在.

    一、学科整合背景及内部关系明确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本是该学科两个重要的概念.

    1827年歌德从“各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容忍”和“作品具有 普遍的全人类意义”两方面提出“世界文学”（德语复合 词weltliteraur）的构想：“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 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 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①研究者据此认为文学是不断进化 的有机体，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体现了人类文学的伟 大进步，论者确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日益临近，相互影 响日益深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

    韦勒克·沃伦认为世界文学除歌德赋予的涵义外，还指全 球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指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作 品，他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这 样界定比较文学：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 中我们看到两种涵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文学发展前 景的理论构想；一个立足于划定比较文学的对象和角度.

    而在国内“世界文学”却没有在学科的理论构建中真正发 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比如陈惇、 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 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 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 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 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 系”的研究，这是中国学派较为一致的观点，而“文学关 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 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对它的强调消 解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系统性和内在的 同质关系.

    由于新学科的诞生，进入核心课的外国文学在大学中 文系的地位获得极大改善。“外国文学”在“中国语言文 学系”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但学科合并 后，学科内部与比较文学的矛盾却凸现出来。从新学科的 命名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不能够彼此替代，而应该保留各自本原特性，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整合，以达至文学研 究的新境界，但实际情形却不全然如此。硕士研究生招生 方向一贯是学科发展的晴雨表，通过互联网，仅就2002 年全国有硕士招生资格的50所大学进行了调查。结果发 现，各大学的招生方向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如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原先没有世界文学 专业，在新学科的招生方向中，也没有世界文学方向，而 全是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二类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原先有世界文学专业，在学 科合并后，世界文学方向的重要性降低，把重要精力转向 中外文学关系的方向。第三类如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等，在二级学科下，没有设具体方向。这些学校以前有世 界文学专业，学科合并后在发展方向上尚不明朗，现有师 资以世界文学为主。第四类以上海师大、苏州大学、武汉 大学为代表，他们在招生方向上，有中外文学关系方向， 也有世界文学方向，二者并重。新学科在研究方向的设置 上，应该是比较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关系、世界文学并 重，上海师大一类大学的做法较接近这种理想状态。② 在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它包括外国 单一作家、作品本身的研究，包括国别文学的研究，包括 区域文学(如欧美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及总体 外国文学的研究，同时，它也包括含有中国的世界范围内 全部的文学的研究。从19 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一百多年 间，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实绩，而中外文学 关系的研究只是近20年才形成规模的，在新的学科中， 需要有中外文学关系的维度，也需要有纯粹外国文学的维 度。从学科的整体发展来看，世界文学无疑是比较文学基 础，而比较文学则是世界文学的研究方法，二者之间的确 存在着知识平台与方法论的互补性。世界文学在新学科中 不仅要维持它的存在，更要推动它的发展，因此，我们需 要在更高的层面上认识世界文学的意义。不论世界文学作 为对象还是角度，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就像聂珍钊在 2002外国文学年会所说：外国文学史本身就有比较文学的 特点和内涵，外国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本质上 是一致的.

    二、课程设置及知识体系的完善 按教育部的部署，从1999年起，师范院校逐步以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取代原来的“世界文学”或“外 国文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有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本专业 课程设置、专业方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等都要进行全面 改革。但迄今为止，很多条件不具备的大学和师范院校都 还没有开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我们还是按原 有的外国文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运作。课程怎样设计， 如何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如何调整，教学方法如何改 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课程教学的要求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 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我们按照现有师资和在中国文学教学 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课程设置可分这样 几个科目实施教学：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外国文学史 （欧洲部分至一战前）；东方文学经典选读；20世纪诺贝 尔文学选讲。并在这些课程中贯穿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研究 的具体内容.

    1 、比较文学理论和方法（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分二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比 较文学的各个层面及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 究、科际整合研究等方法；使学生认识比较文学的本质以 及研究比较文学的途径和方法，侧重理论的说明，学习和 研究比较文学的方法。第二部分讨论比较文学的各种范畴 以及不同的流派和文学运动与思潮，兼及个案示例，通过 案例的分析可使学生知道怎样以比较的思维阅读世界名 著，从事鉴赏和研究.

    2 、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102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 的重要作品，使学生对世界文学有系统认识，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文学的异同。学生通过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文学 在现代世界文坛的位置，在对世界文学有认识之余，也可 以对比较文学及其研究的趋向作出更全面的沉思。本科目 将会通过选读外国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 生掌握西方文化观念下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 和评鉴能力。授课时可以刻意引介所选文本背后的文艺思 潮、文学运动来培养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3 、东方文学经典选读（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东方文学的经 典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系的必要补充，使学 生了解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文学的差异化及相互影 响。接受中国以外的其他东方文化背景中的作品信息，形 成更为广阔的比较文化视野。本科将会通过选读国外东方 文学名著诗歌、小说、戏剧等使学生掌握东方文化观念下 的重要文学现象、主要作家、作品，提高评鉴能力，进一 步强化学生的比较性思维观念.

    4 、20 世纪诺贝尔文学选讲（34学时左右） 科目宗旨及说明：本科目旨在重点学习20世纪诺贝 尔文学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品，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知识体 系的必要延伸，使学生了解世界文学的最新发展及现代主 义、后现代主义文学与传统文学间的继承和反动。接受更 接近于我们的生存时代的文学作品精神信息，并对我们现 代意识培育和生存观念更新产生直接影响。本科将会通过 选读20世纪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名著， 使学生掌握作为20世纪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文学观念，并理解主要作家、作品，对学生创新意 识的培养予以启迪.

    三、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方法 面对学科合并后的挑战，面对校园的人文精神冷落， 面对大学生群体中名著阅读量极小的现实，面对教学内容 作品多、地域广、时间跨度长的特点，如何在21世纪的新时代条件下搞好外国文学教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昔日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习惯了 的“文学背景——作家简介——作品分析”的讲授模式， 必须代之以充满锐意创新精神的全新外国文学教学模式.

    因此，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迫在眉睫.

    1、教学改革新探索及思路 （1）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当代教育首 先表现为综合素质培养，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单纯的 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是衡量大 学生道德品质、人格完善和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标 准。正如启蒙思想家洛克所说：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人文精神是大学教学 永恒的主题，外国文学积淀着西方人文精神的深厚内涵， “自立自强自尊”和崇尚个性自由的人文关怀与当代大学 生息息相通。从古希腊以人为本的理念到文艺复兴的人文 主义，从卢梭对人性的张扬到雨果、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 及其20世纪文学对人性回归的呼吁给我们提供了人格修 炼的丰富营养。因此，弘扬人文精神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 质应该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注意培养个体意识的健康发展.

    对于生长在重群体而轻个体的中国文化之中的中国青年学 生的健全人格培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教学中，要 使青年学生通过文化比较认清：西方文化重个体而轻群体 的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懂得如何从体现个体自由精神的西 方文学中获得可贵的借鉴，同时也认识到西方个体自由传 统的实质及其消极因素，以及经过现代诠释后的中国重群 体的传统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2）优化教学内容，实施“精品”教学。外国文学 内容十分广阔、流派纷呈、名家灿若星河、佳作汗牛充 栋。教学内容选择要根据全新的理念、全新的标准和学生 的实际：一是理清线索，帮助学生获得整体的文学发展观 念，这是教学的基础；二是大胆舍弃，压缩重点作品数 量，提升作品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在大家中选更具类型代 表和艺术价值作家且只选一部作品（具有深度和文化含 量）探讨分析。三是注意学术动态、开拓发现视界，讲授 自己的科研发现和研究方法。因此，注重创新思维和方法 论启迪就成为外国文学教学的制高点。四是对研究对象资 源几近枯竭、研究资料沉积太多的作家作品可引导学生在 课外学习整理，以减轻教学负载量.

    在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切实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而言，古代是原点，近代是 重点，现当代是难点。讲授的重点部分再分出次重点。如 希腊神话、人文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 学，其中神话原型、莎士比业、塞万提斯、拜伦、托马 斯·哈代、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 应是重点讲授和学生重点学习、掌握的作家，而像《圣 经》、《罗密欧与朱丽叶》、《傲慢与偏见》、《简·爱》、《罪 与罚》等这些阅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视为次重点。而20世 纪文学，重点是现代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作品为次重点.

    现代主义文学离我们的时代生活距离远，人们对各种艺术 鉴赏还未能拉开时空距离，很多问题少有结论，这是我们 教学的难点。教师把重点、难点讲深讲透，学生深刻领 会，能举一反三。略讲部分，教师精心设计“作业与讨 论”，督促学生自己来完成.

    （3）增加批评方法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份量。首先， 用文艺理论准确地为作家作品定性定位，作为学生阅读作 品前必要的知识准备，也是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作家的 创作已有了某种标签或是受到某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决定 了他的艺术思维和表现视角，只有理解了这些内容作品分 析才能落到实处。其次，针对不同的作品选用适当的评鉴 方法。譬如用马斯洛人格理论分析《哈姆莱特》，用基督 教教义理论分析《巴黎圣母院》，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构 《简·爱》等，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品已很难再适应社会历 史批评，而必须选用适合于它们的新批评方法。选有代表 性的作品作为个案，用适当的文艺批评方法指导作品分 析，不仅教给学生方法，也激发了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量和质。再次，增进与外界的交流，增强观念的包 容性，兼收并蓄容得下多种不同的声音。随着中外文化的 交流的深入，东西方观念撞击和相互解构，我们走进一个 思想与方法多元的世纪，我们不能再以国人特有的思维方 式用中国文艺理论理解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现象和问题，应 该用外国文艺理论解读外国文学作品，更能准确地理解外 国文学中难以理解的内涵。引导学生向文艺理论之门迈 进，培养他们对文学和文艺理论的兴趣，提高理论素养， 这也是大学高年级外国文学教学的重要任务.

    （4）打破学科界限，丰富文化含量。比较文学与世 界文学的学科整合为外国文学教学打开了新的视界，教学 中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 宗教、艺术、自然科学等的联系，丰富外国文学课的文化 含量。特别注意把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 在学习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达到拓宽知 识领域、强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中，注意寻找契合 点，挖掘品德培育和人格提升的内容，如通过《被缚的普 罗米修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加强人生理想教育； 通过《罗兰之歌》、《羊脂球》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 《高老头》、《美国悲剧》等强化社会批判意识；通过《荒 原》、《等待戈多》等理解现代人的信仰危机；通过文学作 品中的爱情诗，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等等.

    2、教学改革的手段与方法 （1）网络资源运用。置身于网络时代，现代化教育 技术在城市中学开始全面普及，近年来高校的教学评估和 教学成果评审对网络技术及多媒体教学格外看重，迫使已 经走在了中学后面的高校加大投资完善设施，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外国文学教学面对图书资源严重 不足和缺失，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辅助学习和研究不失为 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一是到三年级学生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二是数字信息资料全面，使用方便；三是能 节省时间；四是作为教学内容的大作家及经典作品网络资 源非常丰富。面对一部作品选择好话题和角度，学生尽可 以各显神通，从不同渠道搜集到大量材料，再经自己整理 消化在精心组织的讨论中见仁见智的阐述。     所有这些窗口为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便利，只要运用得当 使用熟练必然是“别有洞天”.

    （2）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人脑”＋“电脑”的多媒 体课堂教学实现了图文声像兼具的理想模式，为课堂教学 营造了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气氛，使学生的主体 意识在生动活泼的、自由民主的氛围中得到全面激发，在 一种新颖的、多维的思维空间展示进程中，教师和学生都 成了积极的参与者，真正使从记忆型教学向思维型、创造 型教学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器，而成为学习的主 人。现代教学采用多媒体的辅助手段，如重要场景、精彩 片断的音频、视频材料的运用，有渲染气氛、烘托作品人 物和主题的作用，使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品；再像播放 一些诗词音乐、配乐诗朗诵会使学生对罗伯特·彭斯和普 希金感受得更真切更深刻；cai课件教学使教学内容密集 的知识点予以很好的空间压缩，图表处理与文本的超级链 接，更加方便实用而且功能强大；利用多功能教室的现代 化摄像监控系统，尝试学生在教师退场的教学情境中，通 过精心准备，实施自主组织教学或讨论，然后师生共同评 点分析，实现真正的教学互动.

    当然，手段不是目的，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出 发，在外国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适当灵活地运用多种现代 教学媒体的辅助，不能搞成电脑“满堂灌”淡漠了教师激 情，眼花缭乱之中使学生应接不暇，失去课堂教学师生间 必需的情感陶冶.

    （3）英语诗歌“双语教学”试验。外国文学的教学 内容本来应该涉及“原语文学”，像外语类的国别文学就 是针对某语言专业的原语文学作品，由于新升本科院校缺 少相应的师资，也就没有这类课程设置。中文专业的“外 国文学”严格意义上也包括了“原语文学”，像解放前的 北京大学国文系外国文学课程全由外文系教师担任，但问 题是苦于语种太多，授课者无师能通，后来多用本系教师 上课，自然“外国文学”也就变成了“译语文学”.

    现今提倡“双语教学”（非民族地区的汉语化提升）， 这是高校课程建设英语化与世界接轨，而对于英语国际化 时代的“外国文学”来说，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我们 在通过研究生教育积极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双语 教师的同时，可与外文系文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英语诗歌的 双语教学试验。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英国浪漫主义诗 歌以及现代英语小说（节选）赏析等。笔者近年在专科班 做过一点尝试，将莎士比亚、彭斯、拜伦、雪莱的原诗拿 来师生共同学习，大部分学生的接受理解都没有问题，少 部分学生甚至能熟练背诵。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双语教学，仍受母语思维的局限，无法根据需要在双语之 间自由切换。基于双语教师奇缺，培养难度大时间长，又 很难聘请到合适的外籍教师，目前的选择只能是降低标 准，走具有中文特色的双语教学之路.

    （4）“精彩片断”模拟表演和英语诗歌朗诵。中文系 有着丰富的“课本剧”表演经验，对此历届学生都表现出 浓厚兴趣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可根据外国文学教学实际 的需要，引导学生进行“课本剧”名著改编和“精彩片 断”的模拟表演，甚至采用洋泾浜杂语对白，开展系际交 流，与外文系学生联手活动并请外文系老师指导，像2002 年《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断表演就有过非常好的效果，其 他名剧名片通过影片观摩，细心演练都可能有意外收获.

    随着学校向本科全面过渡和学生英语水平的逐年提高，举 行英语诗歌朗诵比赛条件已经成熟，而且非常有必要。这 样的课外活动学生有兴趣参与、教师有必要参与，不仅拓 展了教学空间，也提高了师范技能，还能为大学生素质教 育活动科目提供优秀范例.

    注释：

 ①转引《朱光潜全集·歌德谈话录》（第17卷），合肥：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9： 364．

 ②刘洪涛．世界文学：学科整合于历史承担[j]．外国文学研究， 2003 ，（2）． from foreign literature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第4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中国外交

一、中国新外交的提出：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

2004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首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提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思想。随后，这一理论不断在APEC、二十国财长会议上频频被提起。

我们看到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和谐世界”，中国不断完善着对自身、世界以及对外关系的认识，将“和谐”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作为2005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亮点”，可以说，“和谐世界”已渐渐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具体所指的目标不同。建设“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领导人对自身执政能力如何提高的深刻认识，是如何治理内政和承担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责任的深度思考。而“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国内执政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事务冷静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是如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度探索。

二、中国新外交的表现

(一)推广“国际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所追求的发展是普遍发展和共同繁荣，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南北差距越来越大。反观现实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很多，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国际社会不和谐表现明显加强，造成国际社会不和谐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发展不平衡、不迅速、不和谐。

因此，国际上同样需要一个和谐社会。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并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中国公开承诺：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务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将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将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中国的庄严承诺，充分体现了泱泱大国的风范和对世界和谐发展的杰出贡献。

(二)打外交“文化”牌，增强国家“软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指望以某一种文明来实现对全球的良好治理，也不能把自己的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国家，企图建立某一价值观主导世界的做法是错误的。要保持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才能促使全世界和平、和谐地发展。

“和谐世界”的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不同文明之间兼容并蓄、和谐进步的深刻理解。一个和谐世界需要文化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文明多样性有着等号关系。开展文化外交，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

近年来，中国在积极实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也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国将文化外交摆在了一个突出地位，传统文化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随着文化作用的不断加强，中国和法国之间有了文化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也已开展类似活动，中国不久前在美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外交活动。中国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孔子学院。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促进了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也对改善中国国际舆论环境大有裨益。中国文化外交的作用不仅为贯彻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在发展双边关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实现外交新思维——民本外交

建设和谐社会，其核心之一就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民本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本着“以民为本”的精神，使中国外交具备一种民意的广度、民主的厚度。前任外长李肇星曾强调，中国外交要“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在国际上为维护我国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多做实事”。

中国“民本外交”思想的确立，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提升国内民众的各项利益：第一是通过大国外交来树立民族尊严，使得海外华人地位提升；第二是利用全球一体化机制下的分工方式，促进本身优势产业的发展，为国内创造可观外汇；第三是针对领土与主权纠纷问题，采取和平原则加以解决，不致影响国内民众的工作生活环境。

近年来，由于全球安全形势恶化和地区冲突加剧，各种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蔓延，中国人在以色列、伊拉克、阿富汗、非洲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总体安全环境恶化。随着恐怖组织袭击对象的扩大，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打击的目标。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保障问题在政府、媒体、社会等各个层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利益，外交部门在继续高度重视外交大事的同时，也越来越关心一些事关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保护的“小事”，从莫斯科友谊大学火灾导致中国留学生伤亡、英国海滩中国非法移民遇难、中国工人在苏丹和伊拉克被绑架到赵燕在美被殴等众多事件中，中国政府牵挂公民的生命安全与海外权益，动用外交资源保护中国普通公民。

中国外交开始呈现浓重的“外交为民”色彩，“民本外交”的新外交观得到了强化。这无疑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外交内涵的新扩展。转贴于

三、中国新外交的现实意义

构建“和谐世界”理念提出后，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构建和谐世界是否能达到”。“和谐世界理念是否过多带有理想主义倾向”。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个新生事物，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观，是对人类未来的一种理想。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富有生命力的，是针对当前不和谐的世界发出的真诚正当的呼声，是具有针对性的外交新思维，其主张并不是空想的，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理解和看待“和谐世界”的可行性问题。

(一)各国利益交融、相互依存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前提

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变化为人类带来新的机遇，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使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相互依存加深，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发展与全球发展日益密不可分，特别在人类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上各国互动逐渐加强。相互依存论的两位大师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指出，相互依存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普遍趋势，而且还是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个本质特征。

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禽流感病菌的传染不分国界，印度洋海啸夺去了不同肤色的人的生命，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的严重冲击，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越来越感受到世界的状况与发展，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所有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提出“和谐世界”，是舒缓世界紧张、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新构想和新尝试。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一致，也与时展的潮流相一致，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二)国际机制是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无法脱离国际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孤立前进。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如果没有形成一定的国际机制，世界就难享太平，也就更谈不上和谐世界的形成与维持。

现行国际秩序的主体已存在60余年，《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宗旨和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和遵守；在经贸领域，以相互开放取代彼此封闭，努力建立开放、公平、规范的多边贸易体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在金融领域，完善国际金融体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健康有序的贸易环境和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在环境能源领域，制定一系列的合作与制约机制，不断加强全球能源对话，共同维护能源安全；在国际组织领域，联合国、世贸组织、核不扩散机制等国际机制为抑制战争、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欧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为维护区域安全与发展作出贡献。所有这些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合理及不断完善的国际机制下，以对话合作化解分歧、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促进世界和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游戏，“和谐世界”所提出的理念都有可执行的可能。

(三)实现“和谐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们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从提出“和谐世界”的倡议‘，到实现“和谐世界”，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需要若干代人甚至上百年的努力。尽管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过程是长期的和艰难的，但中国对“和谐世界”的国际性推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赏，只要通过中国自身不断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总有达到目标的一天。从这点来看，“和谐世界”就不是空想，而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建设“和谐世界”，一是要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针对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主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主张国际争端通过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来解决，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利益，最大程度发挥其在构筑和谐世界过程中的作用。二是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从制度上保障联合国等一些国际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要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弱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要解决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问题。

第5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世界、国际、全球这样的概念，今日几乎成了从官方到民间的口头禅，国人大都耳熟能详。可是，如果真的放到世界和国际的范围内考察，则不难发现，中国人许多习以为常的概念用法，与各国有别，于情理不合，于实事有异。例如世界史的划分，放眼世界各国，或者根本没有所谓的世界史，只有欧洲史、美国史或西洋史等国别或区域史，或是虽有世界史而包括连同本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而且往往以本国为世界史的中心。惟独中国，世界史是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各国的历史。难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家有人呼吁重写世界史，不仅要放人中国，而且要以中国的眼光来撰写。

不过，这样的形态，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即近代以来天朝或中华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升降浮沉。在中国与世界的观念架构之下，二者显然分属不同的范畴。无论夷夏大防、中体西用还是用夷变夏，可以说，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深处，世界其实是一个并不包括自我的他者的时空。只不过由原来以为属于野的化外，逐渐变成呈现另一套从形式到内涵均截然不同的文的世界。在天下的架构中，这个世界本来应该由中华的文来教化，可是随着彼此接触的日益增多扩大，却似乎显示出代表着比中华程度更高的文化反而成为中国仿效的楷模。近代以来中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只有为他者的文所化，才能避免落入野的境地，以至于亡国灭种。这样的转变绝非传统的礼失求诸野，简直就是文野之判的乾坤颠倒。

相当吊诡的是，开始被动地被拖入世界体系的时段不必论，即使在后来积极主动争取进入世界的进程中，中国人似乎也没有真的准备成为属于他者的一部分，反而将自身置于与世界对等的地位。原来自外于世界的中国，通过逐渐进入世界体系，确定本国在其中的排序，并试图争取更好的位置。与此同时，作为参照系的世界仍然只有工具性价值，是获得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目的还是在于取得与世界对等的权力及资格。本来是进入世界之林的旅途，达到的却是与世界平起平坐的终点。凡此种种现象，今日随处可见，透过世界之窗看到的都是外国，锦绣中华与世界之窗并列，昭示着两个不同的世界情景。让世界就在你面前的世博会，某种程度也意味着世界其实就是外国的同义语。而中国馆的位置及形制，又可见中华为天下中心的潜意识。在国人的观念中，究竟如何安放世界，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有探究的余地。中国与世界的说法，立意或许是想显示其具有世界眼光。然而问题意识的内核却是纯粹的中国观念。所以看似很世界，其实很中国，或者说是在世界的外壳下表达了中国的意识。

由此看来，中国人观念里的世界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时空界限，而是常常暗中发生挪移转换。因缘佛教而来的世界，虽然包含无穷无尽的迁流与方位(大体相当于所谓宇宙)，一般民众的感觉还是区分彼此，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就是精神的彼岸。况且，近代以来的世界或国际，事实上存在与泰西、西洋、万国的渊源演化关系。近代先驱者开眼看世界，目光所及主要就是欧美列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至于时下多数人心目中的世界和国际，还是依稀可见泰西的影子。在他们看来，与国际接轨，瞄准世界前沿，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准的。否则，不仅不值得考虑，甚至能否算作世界和国际，本身也成为问题。在一体进化系列排位处于中国后面的部分，只是作为防止波兰我、埃及我的警训值得借鉴。就此而论，中国与世界，其实不过是华洋两分的变形。而洋的一边，即使包括东洋、南洋、小西洋和大西洋，仍然不能覆盖整个世界，华洋之间存在不少灰色地带。在价值取向上，更是以西洋以及西洋化的东洋为准的。这样的认识是近代以来受社会进化论影响的结果，传输给中国人这一套观念的主要是东邻日本。在那样的时代，连统计学的重要功能也旨在告诉人们自己国家的整体及分支的各个领域在世界的排序，以起到警醒国民的作用。在追赶先进，以免国墟人奴的思维架构下，同一个世界显然被分成了层次不同的三个部分，这与后来三个世界的说法颇有渊源。要想跨越其间的界限，诚非易事。这样的隔阂，至今依然存在。明治维新的日本，在那一时代是少有的追赶先进成功的事例。

既然所有国家都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体系之中，并且以所谓发达国家为取法楷模，世界其实只有一个，所有的思维行为应该一律。而这样的观念，实在是另一个世界自我认识的放大，即欧洲中心观的体现。如今位于东亚的日本被算作西方发达国家的阵营，虽然满足了一些日本人士脱亚人欧的愿望，多少显得有些奇怪，表明欧洲中心控制数百年来人类思维的情形，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基督教一元化观念，在相关学者重构思想学说体系时留下深刻印记。将全世界所有国家安放在统一的世界体系之中，是这种一元化思维的典型表现。而能够被装进同一系统，自然需要统一的思维和行为准则。原来多元化的规则样式，便要用一致的标准加以裁量。而能够用于统一标准的，理所当然地就是位居整个系统前列的泰西列强。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演进，欧洲人的思维方式乃至行为准则似乎越来越具有普世价值。

可是，欧洲人发明的那些东西，有许多原来并不一定为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的远大抱负，大都因缘解决本国、至多只是欧洲范围内不同国家的问题。显例之一，所谓国际法，开始显然没有将世界所有国家考虑在列，并且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综合融汇，制定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和许多现行观念一样，后来被称作国际法的那一套，发明者自己也没有命名。来华传教士最早译为万国公法，有意无意间便是要宣示其普世价值，后来遂在东亚变成国际公法。清人面对列强，始则以中华礼仪为准则，结果非但抵挡不住强权，而且连礼仪之邦的面子也要拱手让人，于是转而努力学习运用并且试图严格遵守国际法，可是在外交实践中仍然处处碰壁。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充分显示出强权还是国际法的重要支点。

在进化论的一元框架之下，中国人不断以他为我的标准，追摹仿效。凡是人有我无的，都要移植，凡是人无我有的，都要革除，凡是形同实异的，都要改变。大到典章制度、知识系统，小到语言文字，乃至饮食结构，无一不以名为世界实则泰西为标准，大有非将中国人种彻底改造不足为功之势。凡持守成态度者，多被扣上守旧甚至顽固的帽子。挟洋自重似乎成了学习西方的同义词，同时也是进入世界的惟一通道。而在千辛万苦的努力之后，往往感到原来孜孜以求的正当性不免有几分削足适履之嫌。所以为的别人的好是否真好暂不必论，至少还有橘逾淮为枳的危险。时至今日，在全球化、与国际接轨、瞄准世界前沿等等观念主导下误入歧途的情形依然比比皆是，待到幡然梦醒之时，只能慨叹既知今日何必当初。

诸如此类的观念，今人好从定义加以把握，往往不能反映蕴含于其中的复杂历史纠结。有研究显示，东亚各国在进入世界体系之际，往往参酌国际法而力图使得如何解读应用有利于己方，尤其是在一系列条约谈判过程中，充满着观念的争拗和利益的角逐。条约文本所隐藏的历史发生和演化的复杂进程，不是仅仅在现行的语言系统寻找对应概念所能够准确理解的，相反，认识历史本事的渊源流变，才 能把握隐含于文本定义中的言人人殊和变幻莫测。

所谓国民外交，正是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此一题目，近年来已有学人写过专门论著，可惜不无望文生义之嫌。即想当然地将国民与外交相组合，再按照这样看似理解实则设定的框架，将各种非政府官方而涉及外交的资料史事组装进其中。史事的发生及其演化已经被后设的观念所取代曲解。其实，并非所有与外交有关的民的言行都属于国民外交，甚至国民外交的渊源也不一定当然地具有正面的意义。国民外交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的产物，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超出其正式代表的政府层面，扩大到不同国家国民及其各种形式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且在国与国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发达国家已经落伍甚至趋向反动的东西，到了后发展国家可能成为进步的动力。近代中国的国民外交，是在社会南四民转向国民的进程中发生的，国民意识的自觉，使得人们开始摆脱臣民的束缚，以国家的主人自认。既然国家本来就不仅仅属于政府，而是全体国民，再加上清政府对外交涉招招失败，丧权辱国，在国民眼中失去日益代表国家的资格。可是国民一时间无力清政府，又不愿忍受列强的霸道，不甘心将利权拱手让人，于是以国民代表国家的名义排开清政府，直接与外国进行交涉。这种和文明排外紧密联系的行为，在清季成为国民排斥清政府和抵拒强权的重要形式，民国以后则逐渐演化为政府外交的后援和补充。与此同时，列强各国的国民外交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部分与后进国家的国民外交产生积极联系。

第6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一）世界英语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经过近代300年，特别是20世纪100年的发展，英语已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的使用几乎遍及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据麦克阿瑟（MacAmmr）1998的统计，以英语为母语或第一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36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已达到3.8亿人；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有57个，人口大约有2.5亿；以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和地区有139个，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大约有10亿人在学英语，其中的17个国家和地区英语事实上相当于第二语言。此外，全世界还有20亿人接触英语。

英语已成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

1.英语成为全球化的世界语言是英国国力的增长和对外推行殖民主义的国策，突变了英语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是很年轻的语言，其历史不过1500年左右。公元7世纪时才有用英语记载的文献。

16世纪时，英语还只是居住在英格兰岛上几百万人的母语，即使在大不列颠也没有成为通用的语言。

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了胜利。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近代以来的世界第一次科技革命，由于国力大增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开始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到20世纪初，英国在海外抢占了大于本土几十倍的殖民地，英语也被带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从而使英语突破了地域性和民族性，成为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几百个民族的共同语言。英国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英语文化圈，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长期保持着优势地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制造源和输出源，从而把英语带向了全世界。

2.美国国力的膨胀为英语成为世界性的语言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二战以后，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制造国，最大的科技研发国和输出国，最大的信息产生国和输出国。美国经济、政治、科技以及信息产业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使英语在全世界得到了全方位的传播并使其确定了“世界第一语言”不可动摇的地位。

3.信息和经济的全球化助长了世界英语的形成。国际互联网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其95%以上的信息都是用英语提供的。国际互联网是当今传播英语最强大的媒介。信息和经济的全球化使英语成为航空、金融、科技界的主导语言。信息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巩固了英语作为世界第一语言的地位。

英语成为世界性的语言，是世界近展史上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适应了全球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需要。

（二）世界英语理论的提出及其内容

面对英语的世界性发展，国际语言学术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研究。尽管国际学术界对英语作为世界性语言的描述说法不一,称呼不同，有的称英语为世界语言（WorldEnglish），有的称英语为国际语言（InternationallanguageEnglish），还有的称英语为全球语言（GlobalEnglish），但其实质大体相同。

世界英语的概念和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SrajKachru提出来的。他认为，所谓世界英语是指英语在世界各国的使用与发展并产生的各种英语变体，如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南非英语等。也就是说，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包括所有在全球跨文化交际中使用的英语变体，而不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英语，①为了反映英语的这个现象，Kachru提出了世界英语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世界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习得和发展情况可以用三个同心圈来区分，即：内圈、外圈和延伸圈。[2]

内圈国家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内圈的人口最少，英语在这里是母语，也可称为第一语言，具有官方地位，是通过自然的方式习得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处于外圈的国家由英语国家的前殖民地组成，有孟加拉国、加纳、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南非、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外圈的人口比内圈的人口多，英语在这里是第二语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地位，是当地的重要语言（官方语言或官方语言之一），其获得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在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的环境中，经过长期的使用和发展，英语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渐被民族化和本土化，发展成为带有明显地方色彩的新英语。延伸圈涉及的国家和人口最多，有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色列和南美等国家。英语在这些国家是作为外语使用的，在教育、科技、外贸和外交等领域起辅助语言的作用。其获得方式是通过长期的学校教育而习得。

Kachru的世界英语理论说明，英语已不再是处于内圈的以英语为本族语的国家所独有，全世界各地的人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语境中使用着带有各种不同的语音语调，使用着不尽相同的词汇的英语。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实质上是一种“非盎格鲁化”、“非英美国家化”。世界英语属于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的使用者。

二、世界英语的形成对英语传播及发展的影响

世界英语的形成给英语自身及各国语言带来了巨大变化，也对各国的英语教育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一）新英语变体的涌现

一些人认为，世界英语应该是一种统一的语言。但在实际上，世界英语是变异的语言，是允许被改变并能够接受的语言。出于新的多元文化生活环境的需要，英语使用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理解来使用英语，从而使英语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各种新的英语地域变体，表现出特有的价值。同时，人们必须给新的东西、新的关系或新的经验命名，必须表达新的意义、新的文化和新的观点，因此，英语出现了许多新的术语、新的语法特点以及新的表达方法,使得英语得到了充分发展。正如Crystal和Davy（1974）所言：“‘英语’这个名称事实上只是一种简便的称呼，我们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它是一种单一的、同质的现象；它是在世界各地和各种不同情景下使用的许多英语变体的集合。”[3]这些“新英语”在语音、词汇和表达习惯等各个层面都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体现着各自的文化特征，并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这些新英语变体连同盎格鲁－撒克逊英语一起，构成了全球化潮流中英语纷繁复杂的现状。

（二）跨文化能力成为英语水平核心评价标准

传统观念认为，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是全球交往的基本语言工具，处于世界诸多英语变体的中心地位。这种观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语言学家B．Kachru以及他提出的英语三大同轴圈理论。Kachru认为，居于内圈的国家所使用的英语处于中心地位，应成为英语使用和学习的标准；而那些处于外圈和扩展圈中的人们所操的英语则是不准确的。凡是不符合内圈表达习惯的英语都应被摒弃或纠正。但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Kachru所依据的实际情况正在被改变。

针对Kachru英语三大同轴圈理论在英语作为世界语言这一条件面前的不足，Modiano于2000年前后提出了国际英语向心圆理论。处于内圈的是能有效使用英语进行全球跨文化交际的人；第二圈包括以英语的某种方言为母语或第二语言，由于口音过重而不能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人以及那些不能有效用于国际交际中的“克里奥”英语变体的使用者；第三圈包括正在学习英语的人。[4]

Modiano的分类标准是根据能否有效地使用英语在全球化语境中进行国际交流，而不是根据文化中心论的观点进行地域上的分类。他把英语的熟练使用者置于内圈，这些人并不一定将英语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相反，那些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使用者，如果由于他们的英语方言或口音过重而不能运用于全球跨文化交际，就不属于内圈。这一理论的另一特点是体现了动态的特征。由于国际交际需要，第二圈和外圈的英语使用者为了进行成功的国际交际，不得不调整和改变自身的语言而进入中心圈，成为能熟练使用英语进行国际交际的人。

从英语三大同轴圈理论到国际英语向心圆理论的提出表明：英语成为世界语言后，衡量英语水平高低的标准是跨文化能力，跨文化交际的适用性成了判断世界英语的标准。

（三）英语教育教学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语言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国际化后的各类英语变体应遵循一个标准还是多个标准；在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过程中，哪个国家的英语应该成为标准；标准英语应该是一个标准还是示范，中国需不需要一个标准英语模板。二是学习英语的文化问题。主要包括：将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能否在脱离英语国家的文化标准及价值观念的情形下学会一种国际英语变体，也就是说，英语语言的学习是否可以跨语言而不需跨文化；在以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中，文化是否有一个标准，应该以哪一个英语国家的文化为标准？这些都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需要面对并要解决的问题。

三、世界英语形成背景下的中国英语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英语教学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世界英语形成背景下的中国英语教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搞好我国的英语教学呢？

(一)正确认识世界英语发展进程中英语教育的性质和目的

作为语言教育，它不仅能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语言教育之中，通过语言知识和交际技能的传授和训练，培养多种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技能的专门人才，而且还是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载体，通过专业知识传授，使教育对象成为具有较好人文素养的专业人才。因此，语言教育是一门集实用性、多学科综合性为一体的独立学科。因此，在语言教学活动中，教育者应该使学生（客体）在语言教育中掌握语言知识、技能并发展其智力和兴趣，然后转化为能力，成为应用这种资源来创造财富的主体。

根据英语教育的性质和特点，笔者认为，我国的英语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通过英语语言的教学活动，既要让学生掌握一种外语，又要激发学生了解多种文明成果的兴趣和能力，帮助学生构建适应全球化环境的多重文化心理和跨文化交流的技能，使之成为学生个人发展和国家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

（二）根据英语世界性发展调整英语教学

在英语国际化条件下，用于国际交流的英语语言形式应在尽可能简单和有规则的前提下，兼容各种英语变体。为此，英语语言教学可在以下方面调整。

1．音位层面。世界英语要求人们在辨别和发音上区分音素的差别，但不必区分语音差别。因为学习语言的目的主要是理解话语携带的含义而非话语本身。例如，说话的人应该能区分[p]和[b]、[d]和[t]，但不必去区分spot中的[p]以及stop中的[p]。当然，如果说话人能从语音层面区分就更好了。另外，houses[hauziz]可以按照规范的发音规则发音为[hausiz]。为适应发音，可以鼓励改变拼写以便记忆，如night可写成nite，throughout写成thru。

2．形态学层面。无论是词素（morpheme）还是词汇的选择，都应该鼓励统一使用规则形式。以可数名词的复数词素为例，希腊或拉丁外来词的复数可以用常见的“－(e)s”形式，如alumnus复数不必用不规则形式alumni，而应用其规则形式alumnuses。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接受，但在不久的将来，man的复数完全有可能是mans而非men，如同专有名词Sony’SWalkmans中的复数一样。

3．句法层面。反意疑问句可以形成一种固定形式，以Isn’tthatright或Isthatso结尾；美国英语中的问句形式Doyouhave?要比英国英语中的Haveyou?更加规范；还有，情态动词may意思较多，可以尽量限制其用法，避免意义上的模糊。在句子Hemaygo中，may可以换成ispermittedto。此外，为了方便英语教学，所有英语动词后可统一跟不定式结构，包括let、make等动词。

4．语用学层面。为了国际交流的需要，英语不应受某个国家文化因素的干扰，要尽量避免使用含有特定社会信仰、观念、价值观的英语表达方式。[5]

（三）中国英语教学需要一个标准英语模板

包括以英语为母语的英美两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学者都认为，在衍生出许多地域变体的条件下，学校里应该教标准英语。奎克（Quirk）认为，无论是将英语作为母语、第二语言还是外来语来学习，标准英语都应该是课堂里的唯一教学工具。语言学家波恩（Betas）对奎克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支持。作为《当代英语语法》编者之一的Greenbaun说，教学的主要任务便是让学生学会标准英语，这与尊重学生们说自己的英语并不矛盾。

什么是标准英语呢？以什么样的英语为标准？

目前学术界对于标准英语的释义各有不同。托德和汉考克（Todd&Hancock）认为，标准英语是指在学校教授的英语，是语法书和词典里描述的英语，是大众传播媒体使用的英语，是在英语世界使用的差异极小的书面语言。米尔沃德（Millward）将标准英语定义为具有社会和文化重要性的一种变体，并且被普遍接受为最合适的语言形式。在英国官方对英语教学有指导作用的TheKingmanRepon认为，标准英语是“一切英语作者所使用的书写形式，不论作者来自那个方言区。这种书写形式非但用于英国，用于全世界也不需要多大改动”。

克里斯特尔（Crystal）认为，标准英语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标准英语是英语的一个变体；第二，标准英语的语言特征主要是语法、词汇和正字法（orthography）：第三，标准英语是一个国家中地位最高的英语变体；第四，标准英语是一个国家的主要机构，如政府、法院和传媒使用的标准语言；第五，听得懂标准英语的人很多，但是说标准英语的人只有少数人，如新闻播音员。[1]85

笔者认为，正如我国的普通话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学、讲汉语的标准模板一样，目前在世界各地已有较为一致标准的英语印刷品和出版物的语法、词汇和书写法以及英国公认语音（ReceivedPronunciation），美国的通用语音（GeneralAmerican）应该成为正规语言学习环境中的示范，应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以英语为非母语的国家学习英语时可遵循的规范和标准。但是，在英语教学中对学生掌握和使用英语不应该只用一个标准。我国学习英语的人条件各不相同，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需要和目的要心中有数，要讲求实际，各有侧重，有针对性地采用适当风格的英语形式和教学方式。

第7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崛起 中国外交哲学 构建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2936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当前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处于崛起进程之中，中国外交也因此面临着一系列全新的课题。一方面， 中国崛起使得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并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趋上升，在世界上的利益面不断扩展，原来一些与我们并无多大关系的地区、领域和问题变得与我们紧密相关，但由此也引发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矛盾。另一方面，崛起既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中国机遇”，也使许多国家对一个在国际政治权力结构中日益强大的中国抱有种种疑虑甚至恐惧心理，花样翻新的“中国”正是出于这样的疑虑或恐惧心理；但同时，崛起也给中国带来了世界责任，并使得长期以来中国处于“弱势地位”时未能得到表达的世界理想有了表达的机会，还使中国有了去表达意愿、承担责任以及实现世界理想的能力和手段。在这种崛起背景下，面对新的外交任务和挑战如何构建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就不能不提上我们思考的日程。而中国过去虽有许多外交哲学的观念，但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外交哲学却不曾有过。如今，正值中国崛起，构建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外交哲学不仅必要而且变得可能。

一、文献回顾与概念认知

中国过去有外交政策、外交方针、外交战略、外交原则以及外交思想等种种提法，但几乎不见“外交哲学”的提法和研究。而近些年来，外交哲学和中国外交哲学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所讨论的问题，这象征性地反映出了崛起的中国对一种基础性的外交哲学理念的需求。除了笔者自己几篇短文外，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相关的文献，以继承其成果、检讨其不足、认清其问题，为在崛起背景下系统地构建中国外交哲学作出参考。

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大概是国内学者较早看到的论及外交哲学的书，在本书中他提出要从“外交哲学”的高度来把握国际关系，并对现实主义外交哲学观念做了发挥。[1]“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单做‘行政问题’来处理”，[2]但作为外交史著作，“外交哲学”不是它的主题，书中也未加以细致阐发。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章首先来自一场学术争论。1998年第2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了喻希来、吴紫辰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此文引出了张睿壮教授的争鸣文章《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选择”》，而喻希来又对张睿壮的批评作了回应，发表《外交哲学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答张睿壮先生》一文。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还是理想主义的外交哲学，中国外交是应该信奉权力和国家利益，还是应该与此同时强调中国的道德理念。且不管孰是孰非，可惜的是，争论双方对于“外交哲学”以及“中国外交哲学”缺乏深入、系统的学理探讨基本上陷于西方语境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外交理念之争。但就像晚清时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一样，这场争论的预设背景仍然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权力及地位的弱势处境。如果中国“崛起”而为排序世界前列的强国了，思考中国外交哲学问题的思路大概就会改变。对于双方的争论，韦正翔在《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发表《外交哲学的两难》一文，对美国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这两种外交哲学进行了梳理，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它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道德和国家利益的问题，都不乏真知灼见，并指出，这对于给开放的中国提提供一种外交哲学应是有益的启示。[3]

《战略与管理》也成为了讨论中国外交哲学最多的刊物。该刊2001年第1期又发表时殷弘与宋德星合著的文章《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4]时殷弘则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上发表《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作者提出，“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这里的疑问是，何为“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作者又言，“它一方面足以在政治文化意义上构成经久扎根于全民族意识的对外传统；另一方面能够在基本政策意义上成为（或经过简易的推理便能导出）整个历史时期内的最佳大战略，据此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其根本的对外目的” 。[5]如果说这前半句话的认识是深刻的，那么这后半句话则说的不是外交哲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世纪性战略选择”。作者又阐述了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和创新型国家这“双重的自我认定取向”，并将这一点与另外两点，即“根本性的国家目标”（必须在既定的基本环境中追求实现和保持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并且争取逐渐成为 世界强国）和“中国的世界态势”（即对西方发达国家既有防范又有斗争也有协调和顺应，而且协调和顺应总的来说应多于防范和斗争）并列为“中国在21世纪应有的外交哲学”。客观地说，作者没能区分中国外交哲学和中国国际战略及外交策略的关系，关于“中国的世界态势”在名称上也令人费解。

针对前些年成为舆论焦点的“对日新思维”主张，张睿壮在2003年第12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上撰文《“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6]主要批判了那种无条件让步的软弱的外交哲学，再次强调了他一贯认定的注重实力、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

直接以中国外交哲学为题的论文，还有刘晔、丁乔在《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7期所发表的《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哲学》[7]与门洪华在《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所发表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8]前文由于全文没有注释，而文中的许多话语以及核心观点直接照搬自于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无疑有抄袭和剽窃之嫌，学术贡献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后文表明要“从哲学的视角剖析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从哲学观、时代观、秩序观、格局观等方面剖析中国外交哲学的基本内容，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相结合等方面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具体表现，以求深刻把握中国外交的脉搏”。但文中所表达的“从哲学观来剖析中国外交哲学”或论述中国外交哲学的“哲学观”属于同义反复，而且文中又说“外交哲学思想无疑是最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软实力，构成了一国外交哲学思想基础和现实判断背景”，其同义反复所显示的逻辑混乱可见一斑。在写作思路上，该文又有明显套用范文于2001年发表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上的《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9]一文的痕迹，因为范文的这一文章也表明要从哲学上认真研究中国外交的许多问题，包括中国外交的时代观、价值观、主体观、方法论、思维观、人权观和前进观等。这里的问题是，“从哲学视角”剖析中国外交，或者说对中国外交进行哲学研究，就等同于中国外交哲学吗？显然不是。而作为外交政策的多边主义或双边主义，是不管信奉什么样的外交哲学的国家都可以采用的，与外交哲学又有何联系呢！

此外涉及外交哲学或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章还有许一多、周俊峰发表于《长白学刊》的《实用主义：美国的外交哲学》，[10]说的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观；以及郭学堂发表于《国际观察》的文章《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11]其中一部分专门论述了“国际主义与中国的外交哲学”，强调了“和合”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外交哲学的意义。

在专著方面，赵汀阳的《天下体系》[12]由于主要探讨了返回世界舞台中心后的中国的世界观念、世界责任和世界制度等政治哲学问题，可以看作一部中国外交哲学著作。最早致力于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学者叶自成教授在其著作《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13]明确地使用了“孔子的外交哲学”、“孟子的外交哲学”、“老子的外交哲学”和“庄子的外交哲学”等提法，并对其内容作了阐述。

当然，以上文献只有少数几篇对外交哲学做了概念上的界定，表明作者对外交哲学概念的认知，但这些认知有得也有失。其中门洪华文中认为，“一般而言，外交哲学指的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对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 。而与之相区别，“外交思想则更加直接地代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对外意图和该国的总体利益”。许一多、周俊峰的文章中则更简单地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有自己的哲学指导思想，这就是该国的外交哲学”。这里，前一种说法将外交思想与外交哲学分开过于随意和勉强，没有外交思想怎么能有外交哲学呢？其对外交思想的表述则更经不起推敲。而由于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以也不能将外交哲学定义为只是“政治哲学思想或价值观念”，而不顾其方法论涵义。后一种说法也似是而非，因为事实是，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都有可能受某种哲学理念的指导，但大多国家却并没有自己的外交哲学。这里的问题在于，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哲学观念但并非都是哲学家一样，每一国家的外交背后都存在哲学观念，但大多并不系统，所以也就没有外交哲学。本文之所以要立意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也基于此种认识，而并非要去构建已经存在的东西。虽然在日常语言中，零散的甚至内在不一致的“外交哲学观念”也往往被等同于“外交哲学”，但作为学理探讨的基础，必须明确“外交哲学”是“外交哲学观念”的系统化。此外，范文在《论外交哲学》一文中从外交学、哲学和外交哲学三者研究范畴的关系和学科分划角度论述了对外交哲学的认知，指认“外交哲学是外交理论和政策的灵魂”，但未能揭示外交哲学的本质含义。

一般而言，外交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对外交往活动，又是“政治的延伸”，因此，外交哲学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哲学的延伸，即国家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国家政治哲学的不同，正是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外交哲学的基本原因。而国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对国家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性质的认定，如国家是理性自私的还是可利益共享的，是能够和谐共处的还是必定为权力和利益而斗争“至死方休”的。外交哲学与外交政策、外交战略、外交策略等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外交哲学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更加纷繁复杂的世界，所需要的正是去构建这样的一套外交哲学。

二、中国崛起的背景性意义

由于过去并不存在一套系统性的中国外交哲学，而且时代和国际环境也已经发生很大了变化，我们现在探讨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正是以中国崛起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基于中国崛起这一背景，我们的外交局面、任务、能力、责任、目标和理想等都将大不一样，我们的外交哲学观念也就包含不同的涵义。简言之，中国处于崛起的时代,当然需要与未崛起时代不同的外交哲学。因此，中国崛起对于如今我们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就具有背景性意义。

但由于对“崛起”概念的理解不同，国内外对中国是否正在崛起或已经崛起存有很大争议。而对于我们要构建中国外交哲学来说，弄明白这一点又是基础性的工作。那么，如何界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崛起”才比较恰当呢？这里有三点需要分辩：一是“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一国尚未进入整体的国际体系之中，甚或世界尚未构成一个体系，那么无论一国的力量再如何强大，也对世界的其他地区缺乏直接和深切的影响，并且与其他地区的国家不具有联系和比较的意义，比如古代中国的汉唐之于西方，或罗马帝国之于美洲的印第安人国家，那么“崛起”就无从谈起。人们总是从某一具体的国际体系来谈国家崛起的。二是，一国的力量（综合国力）达到国际体系中的“世界前列”水平。这是崛起的一个绝对性指标。虽然有些国家的力量也有很大增长，但因受各种资源和因素的限制，其永远也难以到达世界前列水平，至多成为一个地区性的有影响的国家，不能对整体性、世界性的国际体系或基本的国际力量结构产生实质影响，那么就不能说它在世界上“崛起”了。很显然，今天人们谈论中国崛起，决不是谈论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有地区性影响力国家的问题，而是能否成为世界主要强国的问题。三是力量增长的“快速性”。这出于人们对“崛起”概念的一种直觉感受，人们对于“崛起”首要的感觉当然是指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在较短时期内快速地得到了大幅增长。若一国力量的增长缓慢，即使持续增长多年，人们也是难以感受到它的崛起的。何况总有一些力量增长快速的国家使得这种增长缓慢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力量居于世界前例的国家。辩明这三点后，我们可以说，所谓“崛起”，就是一个处于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其综合国力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快速的增长从而达到世界前例的水平。

依以上三点来对照中国――这个已经是全球性国际体系中重要成员的国家，在近30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首位，1979-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14]根据阎学通教授的研究，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综合实力）地位排序已经是世界第二。[15]这样，“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事实性的判断。

之所以要强调中国崛起的背景性意义，在于崛起为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解决了三大基本问题：其一，解决了外交哲学的时代性特点和为什么目的服务的问题。不同时代必然赋予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思想和哲学认知以不同的特色，国家弱小时的主要外交哲学观念可能是对如何强大起来的思索，国家被别的强权国家所压制时的主要外交哲学观念可能是争取独立自主问题。同样，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国家，其外交哲学应该更有世界眼光及“王者风范”。在崛起背景下构建的外交哲学，也只能是为国家崛起后或崛起进程中的外交的目标服务的。其二，解决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文化取向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同时意味着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回归，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也将在这个长期被西方文化和观念所主宰的世界上凸现自己的价值。中国外交哲学当然要体现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中国外交哲学以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为基本取向就顺理成章。而当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力量还弱小时，外交哲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为取向就会显得说服力不足。其三，解决了中国外交哲学在实践中所需要的能力问题。哲学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中国外交哲学也是要付诸实践的。但再好的外交哲学构想，再具有道德理想的外交哲学观念，如果没有保证它实践的力量或能力，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而中国崛起，正可解决中国外交哲学在实践中的力量支持问题。

三、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理由及方向

首先，最简单直接的理由在于，崛起的中国必须以新型的外交哲学化解由崛起本身所带来的外交矛盾和压力。与中国崛起进程相伴随的是国际安全结构和经济利益格局的改变，由此给中国外交带来了种种矛盾和压力，其中尤以“中国”为甚。冷战后十多年来，“中国”总是换着花样不断翻新，说明西方国家总以它们自己的看待国际政治的习惯思维和外交哲学来看待和思考中国，从而对一个在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取向与之不同的中国走向崛起的不习惯和担忧。在这样的认识下，一些西方大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也隐约可见。中国崛起是否就是要与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争夺权力和利益，中国是否在崛起之后仍然能够与西方世界和平共处，这些问题必须用中国新型的外交哲学来回答。同时，中国外交作为行政事务处理时常见的不协调、自相矛盾等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一套系统的外交哲学。

其次，崛起之后的中国必须确认自己不同于西方强权的权力性质和国家性质，在外交哲学上中国必须超越西方。当今世界主流的国家理念和外交哲学都来自西方近代以来的传统，认为国家是“理性”和“自私”的，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因此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是必然的。西方的国际关系学说有很多，但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却是其永远不变的传统。但现实主义的结果，在传统上是国家之间“安全困境”的产生，各个国家的理性却导致“集体非理性”，战乱与祸害不断；在新近的重要表现，则是滋生了无休无止的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泛滥，事实上是这个以西方国家哲学和外交哲学为基础的国际政治体制的耻辱和失败。讲求国家的理性和自私本性，讲求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其直接的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整个国际社会陷入一种丛林法则之中。一边是少数大国权力与财富的积累，即西方的那些强权国家，另一边是许多国家的衰弱的积累并成为“失败国家”。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实力差距既然由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产生，就不可能由信奉这种国家哲学的国家来解决。美国的反恐也不过是一场巨人与影子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人民却生活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威胁之中。而崛起的中国既要避免像过去的世界性大国那样陷入争取“权力”和“利益”的循环逻辑困境之中，又要避免因强大和自私而失去国际政治的基本正义与平等诉求，不然，崛起反而会成为巨大的负担。但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在中国也有着深厚的土壤，权力越大，追求更大权力和更多利益的诱惑也就越多。中国能否超越现有国际政治体制的根本困境，能否超越“霍布斯式”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哲学和外交哲学在于崛起的中国如何确认自己的权力性质和国家性质。崛起的中国要做新型的世界大国，而不走西方列强的老路，这是中国的国家抱负。为此，就要确立一种新型的外交哲学。

再次，崛起中国的世界责任。崛起的中国要承担更大的世界责任，这是一个无须论证的命题。中国人一向来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政治文化传统，在崛起之后既不会逃避自己的“天下”责任，也无法逃避这种责任，因为更广泛的利益关系以及对一个更和谐美好世界的理想，都会推动中国去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事实上也已经力所能及地承担越来越多的世界责任，从世界经济到国际安全、从反核扩散到维和、从发展到合作、从环境治理到减少贫困等等领域都可看出。随着中国崛起，别的国家对中国之世界责任和世界作用有着的更高期待也是理所当然的。如今，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都希望崛起的中国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负责任”的国家，美国前副国务卿佐立克在2005年9月21日对美中关系委员会所作的《从成员到责任：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16]就是这种态度的典型反映。而韩国国会议长金元基在2006年初所表达的“中国是世界性的指导国家”[17]的认识，则可以说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对崛起中国之国际地位的认同和世界责任的期许。“对世界责任，而不仅是对自己国家的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18]总之，崛起中国对世界责任的承担，要求中国构建一种新型的外交哲学。

再其次，是崛起中国的自我表达需要。崛起的中国有必要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理想的文化观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崛起的中国或可能只是个 “哑巴巨人”。崛起的中国断不可能只做物质性权力上的大国，而在文化和外交哲学上成为西方强权的追随者，或一个没有自主哲学精神的国家。过去在国力弱小时“国弱言轻”，我们未能得到表达的或即使表达了也不被重视的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世界观念在崛起后应该得到充分的表达，而外交为这种表达提供了最多的机会。中国的崛起，事实上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在五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文明中，中国对于世界或“天下”有着一套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以追求一个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哲学理念。崛起的中国“要说出”自己文化传统本色的世界观念，要表明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身份，构建并实践系统的中国外交哲学可能是最好的表达。

最后，为了在长远的道路上追求一个“向善的世界”。人类总是在追求一个更完善的世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动力。如果说这种对“向善的世界”的追求会在物质生产方面受自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那么调节人类社会不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却是可行的。而当前的世界甚至在未来较长时间里仍将是一个由西方主导的、不和谐的世界。这里，平等和正义受到国家理性的嘲弄和强权政治的蹂躏。这是一种只有少数大国和强国“活得好”而其他大多数国家“活得不好”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包含内在的制度性缺陷，而作为主要行为体的“理性自私”的国家，往往缺乏一种向善的国际伦理。的确，外交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外交只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而不考虑人类整体的“向善的世界”追求，那么人类世界的前景会是暗淡的。崛起的中国不必去做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但是，一个对“向善的世界”持有理想的民族是健康、磊落和积极向上的。中国的外交哲学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至少对于西方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可以起到一些“纠偏”作用。

四、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相关性原则

由于中国尚处于崛起进程之中，离一个真正崛起的国际地位还有很大差距，以中国崛起为背景而构建中国外交哲学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基于对上述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理由与方向的认知，笔者提出构建中的中国外交哲学应包括的基本要义：一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主体性，二是以推动建立一个和谐世界或和谐的国际社会为长远目标，三是发掘和梳理中国文化视野中独特的政治哲学观念，揭示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于中国外交哲学的意义，四是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追求“天下太平”的世界理想主义，五是将以人为本的世界关怀作为中国外交哲学的伦理基础。[19]但是，目前提出的构想大概只能是不完整的，而为了最终构建起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并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我们还须对以下几大相关性原则问题加以辩明：

其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外交哲学构建的意义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国际政治观念其实就是追求国际社会的阶级正义、民族平等而最终达致一个和谐发展、共同繁荣、高度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应该是构建中国外交哲学的指导思想。作为“中国的”外交哲学，前文强调了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取向，而中国传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正是强调和谐、正义、平等、利益共享以及大同世界理想，这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另外，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庞杂，如何梳理出一套有关中国外交哲学的话语体系并辨别价值观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只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有80多年的传统，已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哲学正是要在实践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和外交哲学观。

其二，关于反对强权政治与主持国际正义问题。西方国家由于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观和外交哲学观，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由于受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国家哲学观念的浸淫，强权政治在国际社会中几乎是一种常态。但强权政治以及由之导出的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是对国际正义的违背，是对他国利益和平等地位的威胁，也因此是许多国际纷争和乱局的根源。中国外交一向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和力所能及地主持国际正义的传统。崛起的中国，当然更有能力来主持国际正义，协调解决矛盾，反对强权政治。但是，崛起的中国事实上也成为了一个“强权国家”（great power，这是一个客观性概念），是否会因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而不再反对强权政治或与别的强大国家合谋利益,从而放弃了主持国际正义的传统了呢？毕竟，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是很大的。因此，中国外交哲学必须表明，崛起的中国仍然是反对强权政治与主持国际正义的国家。

其三，尊重文明多样性问题。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头，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西方自身也往往把自己的文明样式当作“普世文明”，而把其他文明当作需要改进的落后文明。而在外交实践上，由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差异等都成了西方强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因此导致了许多“文明的冲突”。而在传统上，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尊重文明多样性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的应有之义。如今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把尊重文明多样性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并推动将这一原则写进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性文件中。[20]在系统的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中，无疑应该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作为重要的基本外交原则和外交哲学精神，从而超越一般的外交政策层面而上升到哲学高度。过去我们讲外交时往往只注重于物质利益层面、国际政治权力分配层面和政策的行政层面，而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达致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1]的和谐世界境界。可见，尊重文明多样性应是中国外交的长远目标――建设和谐世界的一个哲学基础。

注释：

［1］ 范文：“论外交哲学”，载《新视野》2006年第6期，第59页。

［2］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并参见金灿荣为此书中译本写的序言：《基辛格其人其书》。

［3］ 韦正翔：“外交哲学的两难”，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4］ 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5］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6］ 张睿壮：“‘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7］ 刘晔、丁乔：“中美关系与中国外交哲学”，载《探索与争鸣》2001年第7期。

［8］ 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载《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9］ 范文：“应当重视对中国外交的哲学研究”，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0］ 许一多、周俊峰：“实用主义：美国的外交哲学”，载《长白学刊》2002年第5期。

［11］ 郭学堂：“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的价值回归”，载《国际观察》2005年第1期。

［1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3］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14］ ：“走向辉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求是》2006年第10期。

［15］ 阎学通：“中国崛起的实力地位”，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总第2期），第23页。

［16］ 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by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B. Zoellick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s Gala Dinner,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17］ 徐宝康：“韩国国会议长：‘中国是世界性的指导国家’”，载《环球时报》2006年1月6日。

［18］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第3页。

［19］ 由于篇幅问题，笔者将另外撰文更细致地阐述这些构想。

［20］ 《上海合作组织五周年宣言》，省略/zxbb/2006-06/15/content_751.htm

第8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关键词]中美关系；和谐世界；小康社会

[DOI] 10.13939/ki.zgsc.2015.22.092

1 中美关系简述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GDP总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约占世界总额的40%。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中美有条件进一步加深加宽合作领域，同时也有责任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增长，推动国家合作发展，创造和谐世界。

40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访中国，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由于意识形态性质的不同，中美关系被看作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正值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与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政治孤立政策。19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更是让中美关系跌人冰谷。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1979年，中美双方发表建交联合公报，中美正式建交。此后的三十年间，中美关系波折不断。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大国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新兴大国影响力日益上升，各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动美国的全球化战略，重视与中国的合作。2009年11月17日中美《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伙伴关系，中美两国政府将中美关系定位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的达成对世界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011年1月18日至21日，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双发于19日签署《中美联合声明》，明确中美应共同致力于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新形势下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新框架。

40年来，两国关系能够延续和发展表明双方尽管有许多差异，但仍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也要认识到，在合作共赢的道路上仍会发生分歧、波折不断。世界局势变化影响着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也影响着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的状况成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例如，2013年主席提出筹建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的倡议，两年后英国于2015年3月12日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对于这个政府问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一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这个极为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我国应如何处理好负起大国责任构建和谐世界与强我国家对内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呢？

2 和谐世界与小康社会内涵初探

（1）和谐世界。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逐步提出并阐释了和谐世界的思想。2005年4月，主席在雅加达亚峰会上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同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5年7月，和谐世界这一理念载于《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和谐是指事物现象的各个方面的配合协调，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和谐世界要求世界各国共同促成一个公正、平等、宽容、公意和多远的世界，和谐世界不是现实，而是目标。和谐世界的利益诉求是指和平、发展、对话、合作与共存，要求各方求同存异、理性对话。

和谐世界思想的提出为中国和谐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20世纪以来，世界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维护和平的保障。和谐世界思想是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体现，彰显了中国这一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会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合作伙伴。和谐世界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时有出现，基于当前不和谐的世界形势，只有各国协调合作、互帮互助才能在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中更好的发展。

（2）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邓小平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具体要求。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把一个低水平的小康社会建设成为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小康社会作用为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生活状况，如食品、衣着、住房和交通等物质条件；生活环境状况，如水质、空气、气候等；社会环境状况，如社会秩序、社会安全以及道德风尚。它包含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总的来说是为了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小康社会也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概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实现现代化相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1世纪头20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生态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全面落实，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国内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

3 构建和谐世界与小康社会的关系

（1）基点与目的一致。构建和谐世界与建设小康社会同处于一个体系框架之内，都是中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提出的战略方针，都基于中国发展的现实基础和价值需要。从价值的层面看，只有当全世界都解放了，人类就解放了。构建和谐世界是为了让这个世界没有战争，只有人类和谐共处的发展，合作终究大过分歧。而对于建设小康社会，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保证所有中国人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让中国社会更加和谐稳定，五十六个民族和谐发展。二者的基本目标具有一致性。可见，构建和谐世界与建设小康社会并不矛盾，是前往美好路途上必须同时注重的方面。

（2）相辅相成，彼此促进。构建和谐世界相较于建设和谐社会来讲是长远目标，而建设和谐社会是现阶段目标。就现阶段目标与长远目标来看：长远目标是由一个个现阶段目标的实现而达成的，长远目标是现阶段目标的最终目的；现阶段目标是基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而制定的，只有将现阶段主要矛盾解决好，才能达到长远目的的目的。

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稳定的局部环境加以保障。1978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在阐述改革开放前提条件中有这样一条：和平与发展是现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各国基本都处于和平发展阶段，良好的外部环境给中国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安心搞建设，促发展。可见，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只有外部环境稳定了，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不利因素，最大可能的建设小康社会。就中美关系来看，只有与美国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创造稳定的地区环境，才是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想要建设稳定的局部环境以及构建和谐世界又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持，只有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提升，在国际事务上才有话语权。中国政府先后在2005年和2011年发表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白皮书，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与发展道路，坚持永远不称霸。可见，中国外交政策秉持维护和谐世界问目标，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外交部部长在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时曾说：我们绝不会以大压小，但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在设计领土和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上说话才能更有底气，更加有力的保障我国外部环境的和谐。也更有利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构建稳定的局部环境需要强大的国力，构建小康社会为主有利于营造好的环境。好的环境有利于小康社会的建立。

（3）在最佳平衡点上稳步前进。本文已论述了二者目标一致，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那么在处理二者关系上，我认为应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稳内为先，二者兼顾。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和为贵、和而不同、和文生物的思想，和合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欲抵御外强，必先立足国内。倘若国内事务都处理不好，怎能有力量去维护外部和谐呢。同时处理好对外输出与对内建设的关系问题，让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好日子，让社会和谐稳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也不能对外部事务不管不问，与美国等世界重要力量合作共赢；履行其负责任大国的职责，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谐稳定。

第9篇：外面的世界作文范文

【关键词】边界文化 文学 文学虚构

前言

巴赫金认为，边界的文化就是一种审美文化，只有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再加以人工的创造，在坚定立场的支撑下，就能够充分发挥思想的力量。这是巴赫金对于文学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描述，认为作者要处于边界之中，处于作品与主人公的边界，处于行为与内心的边界，这样最终的文学作品才能够具有美学价值，这是对于文学创作中的外位性的分析，巴赫金并没有对于边界文化的文学的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因而我们可以对此部分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的探讨。

审美活动与“边界文化”的文学

文化领域本就是一个十分宽广的范围，而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文化，是属于文化领域的，那么对于边界文化的文学的探讨是否要遵从文化领域的特征分析规律呢？由于文学具有特殊性，作为一种审美文化，是其一大特征。

文学具有审美文化，是具有独特的审美形式的。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形式是区分文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重要特点，赋予了文学独特的魅力。形式不是一种单一存在的特征，而是一般文化对象与物理对象都具有的时空特征，这种时空特征能够通过其边界特征将对象从现实世界中划分开来，给予其特征，表明其身份，但是其并不会让对象从现实世界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存在。但是审美形式就不同于一般的形式，其不仅具有一般形式所具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专制的力量，审美形式通过这种专制的力量可以让文学作品从现实时空中脱离出来，虚构另一个时空，这个独立的时空也可以称之为审美世界，具有审美独立性。审美形式的专制力量让现实时空中的素材以不同于现实时空的性质存在于审美世界之中。因而审美形式的边界具有多样性，是现实活动与思维想象活动的边界，是现实生活与虚构世界的边界，是两个世界的区分点同时又是两个世界的联系点。

在进行文学活动的过程中，不仅有移情作用的存在，外位性也是其不可忽视的因素，所谓的外位性是指作者和读者都是处于文学世界以及主人公世界之外的，来对于主人公以及文学世界进行完成与关照。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活动的整体是由移情和外位性共同组成的。审美不是独立存在的，审美需要欣赏者，同时需要找到一个主人公及其世界之外的立足点。而文学创作的过程也是一样的，作者必须拥有一个主人公及其世界之外的坚定立场，这样才可以保障在审美上去完成文学创作。因而，外位性在文学创作活动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脱离了外位性的文学活动就没有心理距离了，就只能够称之为一场游戏或者是一个仪式。移情需要文学创作者与主人公在精神上达到统一，拥有相同的情感体会，外位性则要求作者处于主人公及其世界之外，具有自己独立的立场来对主人公及其世界进行关照。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人就处在一个不断变换的地位，在边界之上不断地进行着边界的超越。文学的边界是其特征，通过将两个不同时空区分或连接起来，从而形成广阔的视野以及巨大的张力。通过对于边界文化的研究，我们就能够对于文学活动的基本特征有一个了解。

处于“边界文化”的文学中的意识形态

文学作为一种边界文化，是处于现实时空与虚拟时空交界处的，其会受到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影响，但是其内在又蕴含着脱离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掌控的力量，这是由于其边界性质决定的。

文学创作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因而进行文学创作的语言以及素材中都蕴含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只有对于这种现实经验进行深化与发展才可以使得文学作品变得充实，变得具有现实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吸引力，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与喜爱。任何凌驾于实际之上的虚幻的文学作品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不会对人造成吸引力，因而作者在虚构主人公及其世界时是需要一定的现实支撑的。文学创作就必要涉及到对于语言的运用，语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其中蕴含着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意识形态性更加显著。

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审美秩序，利用感性生命的秩序来构建自己的文学王国。虽然有时候创作者会利用某种策略使得欣赏者处于特定位置，利用自己的叙事方式来引导欣赏者看待世界，但是欣赏者是不会被这种从文学作品中透露出的意识形态以及权力所影响的，欣赏者对于作品的感悟是来自于自身的感性认识，利用这种感性认识指导实践活动的开展去认识世界，感知世界。

不同的人对边界文化文学的理解

哈琴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中间提到后现代批评重视意识形态权力的问题，在人文主义的反对下，它将人文艺术解释为普遍永恒的东西。很多的艺术都是存在于意识形态当中，他们构成了我们复杂的生活中间的权利和体系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很多的方法来揭示被压制的声音，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文学本身。

文学本身是一种艺术，不是我们用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在文学的创作世界中间，当我们的思想和作者的思想不谋而合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作者的世界，在里面完全按照他的描述进行思考，去感知周边的事物，去感受世界的变化，就这样读者就被他们轻易地掌握了。可是读者脱离了里面的描写，成为了事件的一个观察者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有可能脱离掌控，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然后重新审视叙事者的文章，阅读中的这种双重视角的转换也正是代表两个权力之间的纷争。

费伦认为在文学作品中间，叙事者总是用特定的表述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并在读者不知不觉中间将这种思想传送给了读者。当读者面临着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看待世界的方法来与叙事者的世界观进行博弈。事实上，在文学作品中间的权力之争可能更加的严重，叙事者毕竟不能掌控整个的文学作品的方向，可能整个事件的叙述最后会脱离他的掌控。这些都更进一步说明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对于费伦的描述，他忽略了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的边界性质。在文学作品和现实世界的频繁变换下，它将现实世界和作品中间的虚拟的世界混淆了，忽略掉现实的世界逐渐地把读者引向虚拟的世界，但是文学怎么可以强制人们呢，毕竟人们活在现实的世界中间，这样的引诱人们进入虚幻的世界的行为，必将被文学界唾弃和不耻。以上描述的只是一个方面，另外的一个方面是文学中间的感性世界激起人们的感性认识，走入他构造的社会。但是，正是因为感性的力量，最终人们的思想还是会被理性的思想掌控，让人们逐渐地走出这种意识形态的牢笼。同时也正是这种感性的力量让读者只是停留在对文学作品审美的阶段，不会被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所笼罩，最终凭借这种感性的力量冲出意识形态的包围。

对罗兰・巴特提出读者阅读中的“狂喜”，约翰・费斯克做出这样解释：狂喜是自己的意识形态已经凌驾到了身体之上，对于身体的主体性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充斥的躯体已经改变了它的本质，原本产生意识形态的场所现在却被意识形态占据，这时候这样的躯体就已经回归到了本然状态，以此来躲避意识的规则，这时候意识也就显得无力。

在说到解释活动时，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中的主人公不断地与不同的人交流对话，他的思想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文学也有它的特殊性，它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但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间不断沉沦的时候，这时候唯有艺术的力量可以让我们重新面对生活，这就是艺术的魔力之所在，当读者自动规避了作品中间的陷阱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与作者心灵的对话，在这种状态下不断地激发生命的活力。

结语

文学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任何文学作品中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是文学作品本身又存在一种抗拒的力量，其反对任何意识形态对它的控制，随着文学时代的变迁，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其魅力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文学作为一种游离在现实与虚拟时空边界的边界文化，是一种理想的自由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马大康.试论处于“边界文化”的文学[J].中国文学研究，2013，04：30.

[2]杨竞业.论边界道德与边界文化[J].探索，200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