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论语范文

《论语》，封面精致，外壳鹅黄，厚厚的，正上方用宋体写着“论语”二字，下面写着“孔子的智慧”几个字，并配有一幅山水画，让人一眼就喜欢上了这本书。翻开书页，一股油墨香味扑鼻而来，啊！这本书我已经心仪很久了，还是妈妈特意从书店买来的呢！

这本书中字字珠玑，其中我认为最精辟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两句话。

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时常温习学过的知识，这难道不快乐吗？有朋友从远方来做客，这难道不开心吗？别人不知道我有学问，而我不介意因为学习是为了自己，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吗？”这告诉了我们：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做任何事就可以得心应手。如果别人对你有误会时，不要生气或难过，只要你做的是对的，别人终究会明白的。

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　“三个人一起行走，除了我之外的两个人，一定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如果是缺点的话，就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样的缺点，如果有就要立刻改过来。”告诉了我们：朋友或同学当中，每个人都有优缺点，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学习别人的长处和改正自己的缺点。这两句话写得真好，我们大家也要好好读读哦！

第2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孔子；学者；维护者；圣人；导师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像孔子那样被人们评头论足、津津乐道地评说了两千多年。他是一个平凡谦恭的人，却成了人们心中的神话。曾经有人把他捧上九天，也曾经有人把他贬入地狱。但是他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统制力的思想家，人们不得不通过他而思维，不管是否认同、是否继承他的思想理念。

本文就《论语》的记载对孔子做一次浅近的解读。

一、乐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学者

《论语》中孔子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智者，缘于他一生对学问的不懈追求。《论语》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这里“学习”指的是学习周礼。孔子认为，学习就是“致其道”，这是做人、从政的必要条件。孔子对自己的儿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他还特别强调学与思的结合，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知识，才能提高学习效果，最后才能学以致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孔子从自己学习和教学实践中得到的经验。

另外，孔子在对待学问上注重精益求精，主张治学应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浮夸偏颇、懒惰懈怠的劣习。孔子不仅自己乐学善思，更对弟子循循善诱，教导他们也去勤奋好学。

二、等级制度的维护者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当时礼崩乐坏，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大夫逐利，士与庶人或富而骄，或贫而谄。这样的局面，孔子认为是由于人心不古造成的，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用道德的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

于是，孔子提倡“仁”，这是他所认为的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观。为了“仁”被大多数人接受，孔子周游列国、教授讲学。另外，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礼”。“礼”是孔子为社会和人们确立的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和行为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以君以忠。”是孔子对这一政治规范概念的经典概括，他本人就是礼的忠实守护者。“子入太庙，每问事。或曰：‘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问事。’子闻之，曰：‘是礼也。’”在孔子看来，礼的一系列基本规定不仅普通百姓必须遵守，最高统治者也理应恪守，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周礼是从夏、殷之礼损益而来的，是比较完美的，以后既使周灭亡，周礼有所损益，那种损益也是修修补补而己，周礼的核心内容就是百代以后也是不会改变的。（《为政》）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用麻布作礼帽，这是合于周礼的;如今大家都用丝来作，这样俭省一些，我同意大家的作法。臣见君时先在堂下跪拜，然后升堂再跪拜，这是合于周礼的，如今大家都直接升堂行跪拜礼，这就有些轻慢了。虽然违反大家的作法，我仍然要遵从古礼，先在堂下跪拜。（《子罕》）孔子宁愿同意在物质上节俭一些，也不同意在行为上省略一些。虽然孔子十分执着与周礼，但是春秋末期有些周礼制度遭到多少人的背弃，在潮流面前，他有时候十分顽固，有时候则的灵活变通的。但是，孔子的变通和灵活是有限的，虽然从政之心甚高，但不能与国君重臣共事，缺乏政治家纵横捭阖的手段。在他身上，学者的纯洁清正是十分突出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理想主义最终压倒了灵活性。

三、知人救世的圣人

朱熹称赞孔子是“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的，孔子具备最高德行的同时又有拥有最高智慧。孔子自我评价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一生都在不断追求达到圣人的境界。

孔子评价一个人往往能够做到一分为二。即使对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孔子也能够一分为二地客观评价他。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这就委婉地批评了颜渊缺乏质疑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孔子能够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并想选拔优秀的人才拯救现世，从孔门弟子子夏的“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中就明确指出他们胸怀改革社会的理想。孔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在遭到冷嘲热讽，经历无数磨难之后还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救世的思想鼓舞着有志之士，历经千年依然如斯。

四、诲人不倦的导师

孔子创办私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严谨执着的学习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教学方法也有不少可取之处。

孔子虽然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也”，但是却承认自己“非生而知之者”。他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种相信经过后天学习钻研可以获得知识的精神是值得肯定与学习的。

孔子“诲人不倦”而且毫无隐瞒。一个叫陈亢的人以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孔子，认为他对自己的儿子必有私心，一定会教给儿子诀窍，于是陈亢去找孔鲤探问，却发现孔子并没有教儿子什么秘诀，而是一视同仁地教导他要踏踏实实学习《诗》、《礼》。

转贴于

孔子对每个学生都非常了解。他主张因材施教，在解答问题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学生他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孔子放下长者的身段，对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学生循循善诱，并且有针对性地评价他们各自的答案。

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这些从古至今都是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孔子的教学理念历经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五、千秋功过任评说

孔子在世就闻名天下，他爱憎分明，世人对他也是见仁见智。

（一）孔子的弟子对他十分崇拜

弟子子贡曾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张》）。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评价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罕》）孔子的威望，来自他的学问渊博、精益求精，来自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来自他乐此不疲、不知老之将至的风范。所以，弟子在孔子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

（二）当时的国君、大臣多认为孔子之道迂阔不实、不合时宜

春秋末年的诸侯国与诸侯国、公家与私家、私家与私家在土地、人民、权力各个方面都在进行激烈的争夺。孔子却并不注重军事和农事。在诸侯国中，周礼都或多或少遭到破坏，而孔子不愿意与违背周礼的国君、大臣共事。

孔子的理想是美好的。但是有的国君、大臣讨厌孔子的空谈。例如孔子初到齐国，得到齐景公的赏识。可是孔子前脚刚走，晏子就劝说景公“（孔子）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景公对孔子马上冷淡了下来。无论是开明的政治家还是贪婪的权臣，都不会被周礼束缚手脚，不会喜欢孔子。还要的人虽然不行孔子之道，却想把他留在身边做顾问，做一个冠冕堂皇的点缀。例如鲁国的权臣季桓子。对于这种人，孔子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三）隐士多数以旁观者的姿态讥讽孔子

春秋末年，不少大夫和士人看不惯国君和权臣破坏周礼、粗暴贪婪的行为，所以辞去官职，隐居山林。他们对孔子这种卫道士多给予善意的讥讽。在楚国就有“凤歌笑孔丘”的狂人，他打孔子的车前经过，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着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他用天下有道时才出现的凤凰比喻孔子，现在天下无道，孔子却不归隐，难道他的德行衰败了吗？隐士虽然讥讽孔子，但是也承认孔子的仁德，劝其迷途知返，不要空忙一场。

可见，孔子在当时并没有被神化，只是在儒士内部出现的小范围的个人崇拜，在大多数人眼里，孔子是过时的、迂腐的、顽固的人物。

（四）旷世大儒

随着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孔子的思想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受到重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以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采取了神化孔子，提倡儒学的措施，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的需要，片面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方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以来，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受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一些学者，对孔子及其思想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大成就。

总之，孔子代表了一个时代，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但是也有他的局限性，以及他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其中的一些思想直到现在仍然受用，感染了每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孔子旷世大儒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书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

[2]王月光《孔子的人格》，《社会心理科学》第22卷，2007年第3-4期

[3]杜莹《论语中孔子的形象》，《陇东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4期

[4]林存光《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第3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女子；女性观；孔子；《论语》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56-02

孔子的女性观在《论语》中反映不多且以相对模糊的形式出现，但是孔子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综观《论语》，不难理出一条关于孔子女性观的完整线索。笔者理解的孔子女性观，是孔子对作为一个群体概念的“女性“的基本认识、评价。以往论者多将这部分内容归入孔子的礼学体系存而不论，近期出现的诸多文章开始注意到孔子的女性观问题并有了一定程度的争鸣，但其论证角度欠稳妥，最后的结论也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一、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论语·阳货》篇里有句话：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小人”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了二十四次，其中有二十次指缺德的人。在这里孔子却将“小人”与“女子”联系在了一起。读过《论语》，我们肯定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它是其中最鲜明表现孔子对女子态度的一条，也是我们理解孔子女性观的关键所在。对这句话，历来读者也有着不同的理解。据笔者所见，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论语集释》载唐以前古注，将其理解为“女子小人，近之则诚狎而为不逊。”[1]今人杨伯峻也持相同的理解，释这句话为“只有女子与小人是难得与他们共处的。亲近了，他会无礼；疏远了，他会怨恨。”[2]这是一种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理解。

第二，针对这句话宋朝的朱熹首先提出“女子”并不代表一般意义上的妇女，当指家中的妾。王夫之在他的《四书训议》中这样训解：“唯妾媵之女子与左右之小人，服劳于上，上之所善也，而养之难矣。”[3]今人杜宏博、高鸿译注的《四书》、夏传才先生的《论语趣读》[4]对此持相同见解。这种理解缩小了孔子所骂的“女子”的范围，但仍改变不了孔子女性观中总体倾向。

第三种说法较为温和。在坚持经典训解的基础上，认为这句话并无明显的倾向性。李贽的《四书评》在这句话的后面只注“想曾经历来。”[5]今人李泽厚对这句话这样理解：“我认为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对她们亲密，她们有时就过分随便，任意笑骂打闹。而稍一疏远，便埋怨不已。这种心理性格特征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只是由性别差异产生的不同而已；应该说它是心理学的某些事实，并不必包含褒贬含义。”[6]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南怀瑾[7]。

这三种情况都将自己的结论归为不争的事实，缺乏系统的论证。

第四种情况多为各大期刊发表的文章，已有相对严密的论证。相同之处是论者们都站在了孔子尊重、颂扬女性的立场上，颠覆传统理解，并从文字、训诂的角度重新解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句话。有以下四种角度。1）将句子断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认为“小人”指小孩子，女子身负抚养小孩子的重任，值得尊敬[8]。2）断句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训“女子”为“汝子”即人称代词“你”。认为这句话是强调小人的危害，要远离小人[9]。3）断为“唯女子与小人与为，难养也。”认为“唯有女子与小人共事，是最难相处的”[10]。这些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将孔子对“孝”的推崇、尊重妇德等方面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有力论证。

以上是历来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几种理解。首先，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可看做一种，因为立场基本相同，区别只在对“女子”概念的解读不同。第三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但缺乏深入论证。第四种说法涉及的问题很多，对于其在具体阐释中所援引的思想证源等方面涉及的问题，本文将在下面的论述中逐一辨析。

二、释“女子”

上面谈到关于“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讨论，涉及了对“女子”一词的不同理解。同时，对“女子”一词的恰当理解也正是我们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前提。

在《左传》、《诗经》、《黄帝内经》和《礼记》等古代文献中，“女子”既指已婚的女性，也指未婚的女孩子。如“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诗经·小雅·斯干》），女子，即指女儿、女孩；《礼记·杂记上》记载：“女子附于王母则不配。”《注》：“女子，谓未嫁者也。”而“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诗经·邺风·泉水》），《礼记·内则》：“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等，“女子”均泛指妇女。

可见，在孔子时代“女”与“子”连用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它应是一种固定的称谓，而不应为指称代词“汝子”。且此时“女子”可以是泛指，指一般意义的妇女，不必是美称，不必是妾媵之类的女子。从当时时代背景考虑，结合《论语》语境，笔者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女子”应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女性。“汝子”与“妾媵”的说法，都稍显牵强。

三、从《论语》看孔子女性观的基本内容

《史记·孔子世家》也载，孔子主持鲁国政治，命令男女在道路上必须分开行走。男女有别，这应该是孔子女性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论语·乡党》）由此可见，孔子是一个生活精细的人。而在春秋时代，即使贵族妇女仍要从事洒扫之家务[11]。虽然孔子的饮食规则也在其“礼”的范畴之中，但还是很难想象什么样的妻子能让孔子满意。《礼记·檀公记》载：孔子、孔鲤、孔■祖孙三代均曾出妻。孔■更是立下了“不丧出母”的家规。孔子祖孙三代出妻，因此在孔林中祖孙三代墓中均没有女性的痕迹[12]。对女子严格要求，在《春秋》中高呼“伯姬之道尽矣”。这本身就意味着男女的不平等，而这一点也是孔子女性观的又一原则。

《论语》中多次提到“孝”，孔子讲孝敬父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论语·里仁》）。孔子是很主张孝敬父母，但“母”与“女子”之间很明显不能画等号。将女性完全划入“母亲“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意味着对女性某些天性的歪曲与剥离。况且，与“父”相比，“母”仍处于一个非常可怜的地位。“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论语·学而》）。只提“父道”不提“母道”。这就是孔子女性观的特色：弱化女性的“色”，无形中诱导女性将母性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冷漠轻视中又给了女性一丝看似温柔敦厚的希望。对此，鲁迅先生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发表了同样的感慨：

……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是否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所有男性的轻蔑[13]。

这是孔子女性观的基本内容。

四、形成原因的分析

孔子“女性观”的形成是有其特定原因的，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首先，就历史原因说。从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讲，早在原始神会末期妇女的政治地位已被剥夺。李衡眉在他的《先秦史论集》中说道：

实际上，自父权制确立之始，妇女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妻子被贬低、被奴役称为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母权制被乃是女性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烈的革命之一[14]。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先秦儒家代表的孔子所持的这种女性观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看时代原因。孔子说，“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遵从周礼，周礼在男女方面的规定十分具体繁琐。按照这种划分，男主外而女主内，男尊女卑的事实不可避免。同时，周代流行女子亡国论。周初，在那篇人所习知的伐商的《牧誓》中，周武王信誓旦旦地说：“牝鸡无晨。牝鸡司晨，唯家之索。”（《尚书·牧誓》）这种女子亡国论的观点自然也深深影响到了孔子。

最后，孔子个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孔子以恢复周立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他通过对周文化的改造建立了自己的“仁”学体系，孔子“仁”学的精神实质是将夫妻、夫子之间的人伦情感上升为君臣之间的社会秩序。“仁者爱人”，但孔子所说的“爱人”是爱有等差的“仁爱”。因为只有这种“仁爱”才能实现他有等级、有秩序的社会理想，实现“仁”与“礼”的统一。要实现这种秩序，必然要求女性在社会上处于附属地位。这可以说是孔子女性观形成的一个间接促成因素；其次，前面说过，孔家三世出妻，对女性估计不会有什么好印象。李贽讲“想曾经历来”应是实情，有的文章还说孔子母亲的光辉形象可能只是汉儒的夸大，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因此，孔子女性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廓清了“女子”字义，分析了孔子女性观基本内容、形成原因和背景的基础上，可以说，孔子对女性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否定的。她尊崇“妇德”、提倡“孝道”，但这些改变不了孔子对女性的立场。历史、时代的原因决定了女性受压抑、遭轻贱的地位，也决定了孔子这种女性观的形成。

参考文献：

[1]新编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91.

[3]《四书训议》卷二十一[Z].

[4]夏传才.论语趣读[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319-320.

[5]李贽.四书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52.

[6]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56.

[7]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830.

[8]邵立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正解[J].人大复印资料，1999，（4）.

[9]吴正中，于怀仁.“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为孔子正名[J].甘肃社会科学，1999，（5）.

[10]董日臣，孔子“三案”辩证[J].深圳大学学报，2001，（2）.

[11]蔡峰春.秋时期贵族生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2]张颂之.孔子：一个神话学的个案研究[J].齐鲁学刊，2000，（6）.

[13]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第4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 《论语》 孔子 饮食观

《论语·乡党篇》的主体虽然强调时时刻刻要遵从各种礼仪，但具体涉及饮食起居的卫生与科学，相当集中地表达了孔子饮食起居的观点，对后世的饮食起居有示范作用。

一、注意饮食卫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是孔子的饮食名言。所谓“精食”，是指选择优质原料，精心烹调，这很符合营养卫生的要求。“细脍”是指把食物切得细小精致，这样烹调时受热均匀，成熟迅速，杀菌率高，符合食品加工的科学性，而且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孔子晚年坚持了这一饮食卫生原则，保证了营养的摄入，这成了他长寿的重要保证。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论语·乡党》）。饮食经久变味了，鱼和肉腐烂了，不吃；食物颜色变坏的不吃；气味不好的不吃；烹调不当的不吃；不合时令的东西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作料放得不适当的不吃；从市场上买的酒和熟肉不吃。酱醋姜蒜等调味品，既可增加食欲，又可使人体吸收多方面的营养。《周礼·天官》提到：“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利窍。”对于饮食的卫生与营养，孔子显然深得个中三昧。

讲究饮食的卫生与营养价值，讲究美味可口的烹饪技术，这是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饮食状况既能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又能体现人的文化素养。

二、注意饮食的量与度

孔子特别提到饮食的量与度的问题，对肉、酒、姜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多食”的观点，对今天的饮食习惯依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节制食肉，“肉虽多，不使胜食气”。（《论语·乡党》）肉虽然多，但吃的量不能超过饭食。因为古人吃肉不易，曹刿称做官的人为“肉食者”（《左传·曹刿论战》），孟子曾指出“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可见古代一般人食肉之难。孔子提出了对肉的“不多食”，因为肉的构成多为脂肪，人的身体虽然需要，但吸收的能量却是有限的，过量有害身体。除肉之外，作为主食的粮食、蔬菜等富含纤维素的食品，更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养生之品。在今天多菜少肉是一个健康饮食的常识。

酒是一种佳食美饮，是人的一种享受，但是酒对于人有利亦有弊。利则因饮酒适量，通行气血，活利筋骨；弊则因嗜酒成癖，酗酒至醉，伤身乱性。所以，古今养生者皆曰：酒适量，可益人；酒过量，必害人。

孔子并不反对饮酒作乐，因为无论祭祀敬神，养老奉宾，在孔子看来都是德行，都需要酒才能成事。但如果荒淫过度，以致“酗酒废政”，就必须反对了。孔子晚年整理六经，鲁哀公向其问政，他总结三代兴亡，作了一番概括：“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孙桀即位。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乃有商屡代兴，……武丁府崩，殷德大破，九州乃有末孙纣即位。纣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忽然己亡。”（《大戴礼记·少问》）这里将酒德精神与邦国兴亡的政治教化联系了起来。

“不撤姜食，不多食。”（《论语·乡党》）古人有吃姜的习惯，《说文》：“姜，御湿之菜也。”《本草纲目·菜部》：“干姜主逐风……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气，通神明。”可见，吃姜有益健康，所以不撤除姜食。孔子享年73岁，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能享有如此高寿，与他四季食姜不无关系。

姜虽然于人有益，但孔子强调“不多食”，李时珍《本草纲目·菜部》上就称生姜“辛，微温，凡阴虚内热、热病，疮疡、痔疾者忌之”。实际上即使无内热之人若过量食用，亦会蕴热生疾。无怪孔子如此谨慎食姜，足以反映孔子“饮食有节”的思想。这是孔子“中庸”思想在饮食问题上的体现。

三、注意饮食礼节

孔子一生讲究礼仪，这也反映在饮食上。孔子认为“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论语·乡党》），是说遇到美味佳肴的宴会时，不要轻率，要郑重其事地对待。这是做客时的礼貌，也是对主人的尊敬。孔子强调：“有酒食，先生馔。有事弟子服其劳。”（《论语·为政》）意思是说遇到好饭菜时，年轻人不要抢着吃，应让年长的人先吃。有事情时，年轻人应抢着干。“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论语·乡党》）与乡里的人饮酒，拄杖的老人推出后，才退出来。

孔子还主张“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乡党》），吃饭时不说话，古人认为是有修养的表现。边吃边谈，满嘴喷饭，既不卫生，又不雅观，还影响咀嚼，影响消化。不过在宫廷宴席或文人雅士的饮馔聚宴上，咏诗作赋却是一种风气。《兰亭序》中言“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今天的聚餐宴会更是名目繁多。接风饯行、婚丧喜庆，都离不开餐桌聚谈。“食不语”已经被餐桌上的热闹欢乐取而代之。“寝不语”，有助于很快进入睡眠，保障睡眠的质量，使大脑得到充足的休息。

时至今日，饮食活动已成了一种文化娱乐活动，甚至是高层次的品尝鉴赏及思想情感的交流传递。今天再重新回顾孔子的这种饮食观，足见美好的饮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联系之深远。孔子在那么早的时代，已经能从视觉、嗅觉、味觉等方面综合讲究自己的饮食，在物质日渐充裕的今天，我们应研究适合自己的饮食观。

参考文献：

[1] [汉] 许慎.说文解字[M].现代版. [宋]徐铉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2][宋]朱熹.论语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2006.

第5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 《论语》 孔子 君子人格 管理哲学

君子一词，在孔子之前的先秦典籍中已广泛使用，如《诗经》（182次）、《尚书》（8次）、《易经》（20次），主要是指为政管理者，常与小人即被管理者对称。在《尚书》和《易经》中，君子已被赋予了“有德者”的意义。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尚书·无逸》）“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易经》）孔子站在人性哲学高度，将周代以来的“尚德、德治”思想注入君子位格中，大大丰富了君子人格的内涵，使君子成为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君子文化是孔子忧患现实和期待理想的表达，体现了孔子的政治追求和文化理想”[1]。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极高（107次），仅次于“仁”（110次）。

一、《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的定位

孔子身处春秋末期，周王失威，诸侯争霸，家臣专权，可谓“礼崩乐坏”，孔子对此非常悲愤，怀揣“克己复礼”的政治理想，“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精六艺之学，通古今之变，成为当时社会的全才。他先后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摄相事，使鲁国获得大治，后因“三桓”排挤离开鲁国，但他并未气馁，而是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诸侯国君的任用，以实现其远大的政治理想。

孔子认识到，要实现其政治理想，仅凭一己之力绝无可能，放眼当时的君子阶层又大失所望，因为正是这些在位君子的无能与僭越，才致王纲失序，备位君子由于世袭制的惰性，也不能担起“克己复礼”的重任，于是孔子一边讲学一边关注时局，“有教无类”，期望通过教育，使“有其德者有其位”，“有其位者有其德”。[2]“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孔子对“先进于礼乐”的在野“小人”更加钟情，已然透视出其“德位一体、德先德本”的君子人格管理理念。

孔子“有教无类”的做法，不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意义非凡，而且在管理实践中打破了传统的君子与小人的界限，使原本永为小人的被管理者有了成为君子的机会，为平民君子的出现与崛起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论语》中孔子对君子人格管理的设计

在《论语》中，孔子所设计的君子管理人格是德才兼备的，但更强调君子的德性管理素质。孔子的德治观明显继承了周代以来的管理思想。

在《尚书·蔡仲之命》中，周成王在给蔡仲的诰命时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这里的德就是“敬天保民”，而“敬天”又重在保民惠民，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3]

孔子充分发挥这一思想，将德治置于管理的优先地位，认为“为政以德”，就能达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理想管理状态。孔子还从管理者君子与被管理者小人的对比中，突出君子之德的重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孔子认为，德治的根本在于君子的人格修养。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4]（《礼记·中庸》）笔者认为，孔子所设计的君子人格之“德”的核心是“仁”，“仁”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德”，涉及君子对人生、对民众、对家庭关系、对社会关系、对义利之辨及管理方法等诸方面，是包括气质、能力、价值观、道德品质等的总括。

“仁”是《论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关于“仁”，在《论语》中孔子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孔子对弟子的不同回答具有因材施教的特点。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最具概括性：“爱人”。所谓“爱人”，是指人（包括君子）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善的心理态度、行为的出发点和标准。但孔子在回答子张问仁时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解释：“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孔子的这一回答与解释，与作为管理者的君子之德、君子之仁最相契合。我们视其为君子的五种人格管理要素。

1.恭。恭是指人体态样貌的端肃。《论语·季氏》中孔子提到“君子有九思”，其一是“貌思恭”。《周礼·曲礼》曰：“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5]恭的样貌是礼的象征，目的是以礼治国，明礼以治天下，而“克己复礼”正是孔子一生的理想。恭是对人的尊重，“恭则不侮”，尊重人者必得人尊重，而只有得人尊重，君子的管理才会有效。孔子认为，舜能无为而治，就在于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体态样貌的恭只是表象，其背后是敬。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是对待人事的态度。修己以致敬，敬者能“安人”，敬者能“安百姓”。（《论语·宪问》）敬不只针对人，而是针对一切的。《礼记·曲礼》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6]孔子将其运用于管理，就是“九思”中的“事思敬”。“事思敬”是指对待管理和行为的一种心态。子张问行事时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公》）我们现在常说的“敬事、敬业”即源于此。

总而言之，在貌为恭，在心为敬。敬是一种对待人事管理的诚敬、敬畏、认真的心态，恭是一种合乎礼仪的谦卑、包容的体态，恭敬则是心态与体态的合一。

2.宽。君子人格之“宽”，是指君子心胸的度量，能包容他人的过失或缺点，温良以待。《易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有融含宇宙之德，才能生发万物，承载万物。子张深领“宽”的意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君子的宽德，一是“尊贤、嘉善”，而不是嫉贤妒能，自狭心量，二是包容普通人，怜恤无能者，并教育以提升之。

孔子主张君子之“宽”的另一含义是管理制度的弹性，反对过于严苛的法制。在孔子看来，对民的管理有两种状态：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民免而”；一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就会“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显然欣赏以德诱导、以礼为范的宽容的、教育式管理，认为这种方法超越以政、刑为手段的管理。孔子不反对政、刑式管理，在回答仲弓问政时说：“先有司”，即建立制度，明确权责，但制度不能过于严苛，要“赦小过”，（《论语·子路篇》）对人的小过失要宽容，给人以改正机会。孔子反对四种恶政行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君子只有宽以管理，才能达到得众、服众的效果。

孔子的宽政思想与《尚书》是一致的。在《尚书·大禹谟》中，皋陶赞美帝舜时说：“御众以宽、罚弗及嗣、克宽克仁、抚民以宽。”[7]

3.信。孔子认为，信是人立世的关键，“人而无信”就像“大车无輗，小车无軏”一样无法行走。（《论语·为政》）

信为会意字，许慎解释：“信，诚也”，“诚者，实也。”（《说文解字》）诚信原意是指言辞符合实际、符合心想之真实状态。《论语》中孔子言信，主要指言行一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讨厌巧言令色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巧言即是言不符实，孔子认为，“巧言乱德”、“巧言令色，鲜矣仁。”这里的德与仁就是指信，真正的君子必会“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

君子人格之信德，是必有其信用的，“信则人任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就能被人任用，上能取信于君，下能取信于民。子夏对此深有体会：“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信是沟通上下、畅通管理的关键。君子人格之信德也是政府公信力的自然延伸。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时，孔子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且三个条件中信最重要，可以去兵、去食，但绝不可以去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基于这样认识，孔子对君子的教育尤重忠信、诚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忠信”可分可合。忠即言出于心，忠实可信。“九思”中的“言思忠”，讲的是语言要发自内心，符合心之真实，与“诚”意相合，故称忠诚、忠信。忠（诚）多强调语言符合心的真实，具内向性，而“信”主要体现为语言与行为的一致性，具外向性特征。

笔者认为，孔子所言之“信”，作为君子的品格，应该是内外兼具的：内忠（诚）于心，外信于行。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主要依靠物化的制度、技术手段以维系。若能以诚信管理，即管理者诚至于心、信用于外，定会大大降低社会的信用成本、管理成本。

4.敏。君子人格五要素之“敏”，不是指才思敏捷、思维颖达，而是作为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行为品德。一是勤敏，即勤政敏政，不可懒政倦政，此可谓君子从政的基本素质。这一思想与《周礼》的“敏德”一脉相承，“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8]。国子即君子，国家的未来管理者。敏德即勤敏的行为品德。敏德乃行事、从政成功的根本。孔子说“敏则有功”与此意义一致。二是敏行，行事敏捷。《论语》中孔子谈“敏”常与“言”对讲，“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在言辞上要谨慎，以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但对政事、政行的反应要敏捷及时，才能有功。

5.惠。“惠”的本意即“仁”，是仁爱的外化行为，即惠施或施惠。惠直接指向被管理者小人（民），所以惠又有恩惠的意思：由仁政的实施带来的利益。子曰：“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怀刑”是指君子思考的是如何制定张弛有度的法律制度；“小人怀惠”则指被管理者期望君子给他们以施政上的利益。君子之施惠与小人怀惠相契合，说的是君子管理的目的是给民以利益。

孔子认为，君子的“怀德”、“怀刑”，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就着人民得到利益的地方而利益之。以仁德施政、以上下有序的礼仪为教育、以恰切的法律制度为规范，人民就会获得利益，而且还能“惠而不费”，即管理者（政府）却不费钱费力。人民得到施政上的利益后，又会出现“惠则足以使人”的施政效果，人民就会主动服从管理，心甘情愿地接受国家所赋予的义务。

总之，“恭、宽、信、敏、惠”五德要素是递递而进的，惠是君子管理的目标心态，是“五德”的核心与目标，是对“五德”要素的总括。

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管理哲学，是对周代以来德政思想的创造性阐释与总结。他在礼的基础上，对君子自身的人格提出了系统的修养要求，期望以此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效果。孔子的这一管理思路，经过子思孟学派的再发挥，定型为以“修齐治平”为内容、以“内圣外王”为特征的人格管理模式。这种以内求而外达的辩证管理，与西方基于“人性恶”而建立的主流管理模式，即以物化的法律制度为权威的刚性管理有方向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程碧英.《论语》“君子”文化新探[J].天府新论，2009（4）.

[2]黎红雷.孔子“君子学”发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7]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97、30.

第6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论语》 经典名句 语文教学 语言特点

引言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曾经说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大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作为对孔子的言论记录，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汉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

一、《论语》名句教学内涵分析

《论语》教学首先要明确的是《论语》的文体特性。为什么几千年来《论语》一直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论语》的魅力不仅源自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更在于它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因此在教学中要达到以下五点要求：一是正确理解课文内容；二是进一步培养文言语感，提高文言阅读能力；三是体会并把握阅读文化论著的基本方法；四是提高个人精神品格；五是探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论语》中包含了首创的直录式的散文小品体裁、言简意赅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各种表现手法等，这些元素其实有着丰富的语文教育功能，学生如能感受并领悟到这些元素，那么学生在民族精神文化特征方面会更上一层。在《论语》教学中，我们不容忽视《论语》中质朴简约的对话所折射出的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理趣，在无关宏旨、闲中着色的小事中所传达出来的生活情趣，在嬉笑怒骂中闪烁着的引人入胜、入骨三分的谐趣。例如在《论语・为政》中的名句：“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两句话讲的是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温故”是“知新”的前提。前一句两两对偶，中间使用“而”字相连，将后面一句所要体现的“为师”条件清楚地表达出来，这是“因”；后一句的气势连贯，很明显谈的是“果”。“可以为师矣”，音调较为高亢，谈的是从不能“为师”到如何能够“为师”，给后代文人的启迪极强，看到了希望，也带来了无尽的力量。在语文课堂上带领学生学习《论语》，培养学生经典阅读能力，有利于学生语文能力提高。

二、《论语》名句高度概括的特点与内涵

“高度概括”是指将语言高度凝炼，字字珠矶，句句精粹；“高度浓缩”指的是将众多的内容最终浓缩成简短有效的话语来表达，概括和浓缩是不可能分开的，因为高度概括本身就等同于高度浓缩，高度浓缩也是高度概括的体现。字斟句酌，方能读出一些理趣。哲理思辨，才能读出论语的厚度。而有文学味的课堂，必然也是开放的课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也试着做了一些尝试。例如：《论语・克己复礼》中的例句：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学生对于“吾从周”中“从”的理解，应该没有太多的偏差。学生一致认为“从”字体现出了孔子对周礼的绝对认同与钟爱。而对另一个字的把握，则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学生说是“复”，因为“复”字强调了一种程度，表现孔子对周礼的无限渴求，维系了孔子个人的命运与世道兴衰。当然也有学生指出“梦”字更形象地表现出孔子对周礼的梦寐以求、无限思慕，把年老体衰、四处碰壁的孔子心境展露无遗。笔者再根据李泽厚《论语今读》中的相关理解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有两解，一是志衰不梦，已知复兴东周、恢复东周不可能了，所以不梦。一是志在身衰，因年老心有余力不足，所以不梦。哪一种理解更准确一些昵？学生的联系能力不错，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佐证，孔子当时感慨世事，但猛志固存。

《论语》中的“高度概括”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孔子及其弟子对于语言使用的高度准确和精确性方面，《孟子》中有一句话用来描述《论语》中名句的特点，非常贴切：“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下列举《论语・为政》中的名句予以分析其“高度概括”的特点。“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句话由四个分句构成，主要是对三件事进行了高度概括，采用了先总后分的思路，并以反问句的形式引出，催人深思。这里讲述的是身处封建社会的修身方法，但是这句话所蕴含的深意却不限定于封建社会，具有非常普遍的含义，给人以思索以鼓舞。“学而不思则周，思而不学则殆。”这是一个并列的紧缩句型，其中所讲的内容是学和思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学与思的对立统一关系，蕴含深刻的哲理性，指导着我们研究学问与学习的方向。

此外，在《论语・泰伯》中名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同上面的句子一样，这句也是比较连贯的复句句式。句中使用了反问句的形式，将“任重道远”的含义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孔子提倡的舍生取义、任重道远的精神，和后来演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具有相同的意义，并不只是拘泥于某个时代，经过几千的时间，形成了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语汇。《论语・述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三个小分句讲述了三件事，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是一整件事，很明显，前两个分句是“因”，两个因构成了后面的“果”。“忘食”“忘忧”对称并举，“乐”和“忧”相对，语气好似是随口而出，但是却不失洒脱和自如，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给人带来深刻的启迪，感受到时间的珍贵，切不能荒废时光，蹉跎岁月。《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同样，这句话也是一个并列的紧缩句型，前后两个层次都是由动宾词组构成的，所讲的内容也是在封建社会如何修身的方法，其含义跨越了时代。具有非常普遍的意义。当然孔子所理解的“贤”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贤”肯定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中华民族是向先进人物、贤能志士们学习的精神是永远都提倡的。《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句是比较连贯的复句句式。句子中的“无”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反一正，不仅使得语言表达效果增强，同时还将志士仁人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论语》名句的形象化语言分析

《论语》的语言质朴而不华丽、含蓄而不夸张、凝练而不造作。《论语》教学要教出一点文学味，还需要我们立足文本，字斟句酌，去推演，去分析，去思辨。字斟句酌，方能读出一些理趣。《论语》中的很多名句都使用比较形象化的语言，将主题和内心宗旨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

《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学而》：“温良恭俭让。”前一句突出了文质相结合，非常直观地表达出了君子内在外在的品质；后一句则并列写出了五个形容词，将君子谦恭礼让的品德表达得异常清晰。《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这两句话明确了孔子对于用错误的手段来获得富和贵，这样得来的“富”和“贵”在他看来好比“浮云”，突出表达了君子的正直品质，对“不义而富且贵”的人流露出明显的不屑一顾和鄙弃之情。句子中所用描述加上了比喻的手法，非常形象生动。《论语・子张》：“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三句话较为形象地指出了君子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语句非常流畅却不失质朴，保留天然本色却比喻生动。《论语・子罕》：“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里同样采用了比喻的手法。写的仿佛年华逝去的老人在面对东去的流水之时对深感时光的有限，借此来告诫后人，应该珍惜这大好春光，并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倍努力，比喻的手法也不言而喻。《论语・季氏》：“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句话是非常形象的比喻句式，重点突出了做人应该向善避恶，给人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论语・学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采用了“荡荡”“戚戚”形容词重迭的句式，将“君子”和“小人”两种不同的心理素质明确地呈现给大家，且句式对称整齐，容易记忆。在语文课堂中对《论语》中经典名句加以利用，能够有效地培养学生语文能力，提高语文教学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论语》中的理趣、情趣和谐趣，都是其文学价值的直观表现，全书有相当多的经典名句都是高度概括而成的，使得《论语》所讲具有异常鲜明的生命力。在高校语文课程中语文老师要思考：在教学中如何精心设计教学情境，组织谈话内容，给学生留下广阔的自由驰骋的思维空间，迅速有效地打开学生的思路，引导他们思考和表达问题，调动他们思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有效地捕捉这一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出一点“文学味”，才能让课堂避免浮浅，从而让学生既领略《论语》深厚的思想蕴涵，又能欣赏它精湛的文学艺术。在课堂中适当地运用《论语》中的名句，不仅能够提高传统语文教育的内涵，而且能够有效地开发语文教学资源，大大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给课堂教学增色添彩。如此《论语》教学的课堂才会更有生活气息与文学气息，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也不至于疲倦，甚至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论语》更深层次的探究。语

参考文献

[1]郭锡良等.古代汉语（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章浙中，周广平.今天为什么读《论语》――《〈论语〉选读》教学刍议[J].语文建设，2008（05）.

[3]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9.

[4]李轶坤.《论语》语气词的功能类型考察[J].语文建设，2014（29）.

[5]迟建文.《论语》经典名句初探[J].语文建设，2014（23）.

第7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孔子  人格魅力  《论语》  礼  乐  仁

毫无疑问， 文献 资料（传世的/出土的[①]）是我们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和通道。后人之于孔子，其情形亦复如是。司马迁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 研究 孔子的文献资料，除了《史记》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外，直接的材料则是《论语》、《孔子家语》[②]，以及《礼记》等；而《论语》一书，更是天字第一号的基本文献。后世欲知孔子，舍《论语》复将何从？故《论语》巍然而为儒家要典，甚或可尊之为儒家“圣经”；《论语》之所言所论，屹然而为足可与时间相抗衡的空谷足音。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说：“《论语》一书，乃孔子遗训所萃，此为 中国 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③]

《论语》一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孔子平凡而伟大的人格形象，“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

重读《论语》、“想见其为人”，感叹他广博的知识和儒雅的风度，体味其文化思考与生命关怀，探寻圣人的精神风骨与人格魅力，真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也。如此读《论语》、思孔子，庶几近于陈寅恪所谓“同情之了解”[④]。

孔子，一个人格伟岸的仁者、一位“何其多能”的卓越的智者、天意纵使之而成的一代圣人（“固天纵之将圣”）（《论语·子罕》），被誉为 时代 的精神偶像。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就已经推许孔子为“至圣”（《史记·孔子世家》）。后来儒家极力构想的、积极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其实孔子早就是光辉的典范，堪称“万世师表”。孔子非凡而永恒的人格魅力，约略可从以下几端“述”之：

文化的终极关怀者

文化，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标志；因此，所谓“文化”，实即“人的文化”（贺麟称之为“人文化” [⑤]）。文化，是支撑人格的基石，是砥砺人格的中坚；因此，正是文化赋予人格以厚重的意义。

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终生以恢复古代的文化传统为己任，并以发扬光大这一文化传统为其职志。他勤奋好学，他开馆授徒，他奔走列国，他整理古籍，为自己的 政治 理想和文化理想奋斗了一生。

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其实，孔子是既“述”又“作”，而且是以“述”为“作”。而这恰好也是孔子伟大的文化人格之所在，“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于开始将原有的制度，加以 理论 化，与以理论的根据”[⑥]，“他把古代的制度理论化了，使得这种将要僵死的制度得到新生命而继续维持下去。他的大贡献在此，他所以为今人诟病也在乎此”[⑦]。

孔子基本上是维护“周礼”的，但又认为“周礼”要有所损益，而经过损益的“周礼”才合乎他的理想；这个理想，他称之为“道”[⑧]。孔子之“道”，其实就是文化之“道”，它是孔子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正是人使“道”得以弘扬，这是何等自觉的认识啊！孔子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志趣高尚、生活知足，这是何等感人肺腑的精神啊！《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数语虽出自曾子之口，实则亦是夫子之道；这是何等崇高的担当精神啊！

陈寅恪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⑨]王国维是典型，陈寅恪也是典型，而孔子更是典型，而且是原创型的文化大师、民族精神的巨子。

准此，我们对孔子之勤奋好学、刻苦自学、虚心问道，便不难“同情之了解”，自亦感动莫名。对于有学之士，孔子是“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他曾经“见于郯子而学之”（《左传》十七年），曾经“问礼于老聃”（《孔子家语·观周》），“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真正地做到了“学而不厌”（《论语·述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学”中融入了一种深深的文化关怀——对“道”的终极关怀。

抚今思昔，顿觉文化之于人格魅力的无上可贵！当今 社会 流传着一种批评意见，说许多人“有知识，无文化”、“高学历，低素质”。究其实，这是对作为文化内容之一的人文素质、人文精神的呼唤。

孜孜不倦的传道者

孔子之伟大，不但在于他是博学而多能的学者，是中国古文化传统的赓续者（“托命之人”），是儒家理想人格（“内圣”）的杰出典范而为“万世师表”；而且在于他勇敢而自觉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的重担，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者（“外王”）。孔子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非常高明的教师和杰出的 教育 家；藉此，方可“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使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绵延赓续。

孔子在教育方面最光辉、最灿烂的一点，便是他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创造性地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所谓“有教无类”，即“不分宗族贵贱，不分阶级，都是可以施教的”，这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政治突破”[⑩]。在教育活动中，孔子确确实实实践了“有教无类”。比如，出身贫寒的颜渊不但成为孔子的弟子，而且成为孔门的高才生、孔子的得意门生（《论语·雍也》）。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此绝非虚语。孔子爱自己的学生一如爱自己的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孔鲤）并未得些许私厚（《论语·季氏》），真正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崇高原则。孔子和弟子们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学问上也是平等的，提倡“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在弟子们的心目中，孔子的形象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都恪守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子罕》）的传道原则；因此，孔子博得了学生的无限爱戴。孔子传道授业是很成功，他的学生颜渊曾经喟然而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八字，绝非虚语。《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不管是孜孜不倦的传道，还是付诸实施的践履，孔子对于自己所承担的 历史 使命和时代责任都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自觉认识，并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据《论语·子罕》载，孔子因貌似阳虎（阳虎尝暴匡人）而被匡人拘系（“子畏于匡”）。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还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又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甚至认为：“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很显然，孔子是以文化“托命之人”和传道者自居的。有人如此评说孔子的这种所作所为，“孔子以身作则式地实践了对这种具有历史责任感的伟大人格的自觉追求”[11]，此语甚精当。

嗣后的孟子，更是明确提出“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说：“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以“未得为孔子徒”而引以为憾，又说他“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看来，孟子这一思想是“渊源有自”，“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身体力行的践履者

礼，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礼记·曲礼上》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是维系人类群体的外在规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左传》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礼”的破坏毁弃痛心疾首，不但振臂疾呼、奔走呼吁，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成为身体力行的“礼”的践履者，粹然而为一代礼学大师。

早在少年之时，孔子就表现出了对“礼”的出奇的爱好。《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至成年之后，孔子对“礼”更是痴迷，“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待见“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礼”愈发执著，尤其注重整齐“周礼”、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孔子对礼高度重视，认为人不学礼则无以立身（“不学礼，无以立”[12]）、不知礼则无以自立（“不知礼，无以立”[13]），“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孔子不但重视礼，而且非常强调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首先是自己“正其身”，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率先以身作则、坚持习礼，甚至在颠沛流离之中也不忘“礼”，“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史记·孔子世家》）。堂堂中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孔子与有大力焉。

《论语·学而》载有子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冯友兰说：“礼之本是人的性情，人的真情实感。在表面上看起来，礼的作用是扳着面孔做分别，人与人之间的分别，但据有若说，礼实际上所要得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协和。”[14]

孔子不但是“礼”的坚定的践履者，而且是“礼”的高明的理论家。孔子特别注重以“仁”释“礼”。孔子认为，“仁”是“礼”的思想基础，“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颇为典型的事例，体现在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解释中，“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李泽厚说：“孔子用心理的‘仁’来解说‘礼’，实际就是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交给了氏族贵族的个体成员（‘君子’），要求他们自觉地、主动地、积极地去承担这一的‘历史重任’，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15]他又说：“孔子释‘礼’为‘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改造为文化—心理结构，使之成为人的族类自觉即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他的个体的位置、价值和意义，就存在于与他人的一般交往之中即现实世间生活之中。”[16]孔子对“礼”的规定解释，“并没有高深的玄理，也没有神秘的教义”，而是“更平实地符合日常生活，具有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17]。

乐观坚毅的通达者

在一般的思想史视野里，多认为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李泽厚说）；立说者认为，“乐感文化”所追求的“乐”，并非动物式的 自然 产物，而是后天修养的某种成果[18]。

孔子所说的“乐”，是广义的“乐”，它包括诗歌、 音乐 、舞蹈，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文艺”（文学 艺术 ）。孔子经常礼、乐并称，认为二者一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论语·泰伯》载孔子之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后世儒家一脉继承并发扬光大。新儒家代表人物贺麟认为，“儒学是合诗教、礼教、 理学 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 哲学 三者的谐和体”；因此，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19]。“乐”之一端，实即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的体现[20]。

本节所说的“乐”，有三层含义：一是礼乐之乐；二是快乐之乐，三是乐观之乐。下文分而言之：

孔子爱好 音乐 、 学习 音乐，注重音乐 教育 。孔子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曾经跟随师襄子学鼓琴，也会击磬（《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最喜欢的音乐是《韶》，认为《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他“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慨然而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想不到音乐之美有到如此境界者）（《论语·述而》）孔子以“六艺”教人，所教 内容 之一的“乐”仅次于“礼”而居第二。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四端既是孔门教学之条目，也是修身治学之次序。晚年归鲁，孔子又整理“乐”。孔子自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

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实，答案就在《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的满足”[21]。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达观的快乐的情怀，孔子一直保持到晚年，他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而颜回箪食瓢饮中的“乐”，孔子是高度褒扬、激赏有加，也深为宋儒所津津乐道。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孔子积极入世、济世，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有一颗平常心。有一次，孔子让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钱穆 分析 说，孔子骤闻曾皙之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而叹也”[22]。孔子“喟然”之叹，值得细细玩味。

孔子在世之时，许多人对其所作所为深为不解，甚至以为孔子是不合时宜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论语·宪问》）。但他的弟子却认为自己的老师是个德行高尚的人。据《论语·子张》载，叔孙武叔曾经诋毁仲尼，子贡遂为老师辩白。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仲尼不可毁”虽然出自子贡之口，但却颇得孔子思想的“个中三昧”。孔子向来主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对于世人的误解与曲解，孔子不以为忤，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

孔子积极奔走于世，但却屡屡受挫——仕鲁碰壁，弃官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于楚（《史记·孔子世家》）。对于这种种艰难困厄，孔子有着清醒的理性的认识，乐观视之、泰然处之。孔子认为，这是“时”（时势）使然。他说：“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孔子家语·在厄》）因此，孔子说他“不怨天，不尤人”，并感叹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对于外事外物（相对于“己”而言），孔子强调自我调整——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孔子说：“君子之行己，其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孔子家语·屈节解》）但是，这种灵活的能屈能伸有着鲜明而严格的原则，那就是“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关键之处在于因“时”得其“中”。金景芳说，孔子思想有两个核心，一个核心是“仁”（仁义），一个核心是“时”（时、中）[23]，深得孔子“个中三昧”。

甚至在栖栖惶惶的流浪中，孔子仍然保持着高度的乐观精神，有时还会来自我解嘲式的“冷幽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师徒被困陈蔡，“绝粮”七日，“从者病，莫能兴”，但孔子仍然“讲诵弦歌不衰”。随后，孔子适郑而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城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困厄之中的孔子，其乐观坚毅的心态和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欣然笑”三字，甚为传神，颇可玩味！

《易传》[24]上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贴切地表达了孔子这种乐观而通达的坚毅思想。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乐感文化”，逐渐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对后世有着深远而重大的 影响 。李泽厚说：“这种精神不只是儒家的教义，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 中国 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25]。

无上亲和的仁爱者

孔子是一位心胸开阔的温厚的长者，是一位具有仁者情怀的温和的君子，是一位拥有无上亲和力的圣人。一个“仁”字，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也是孔子心胸、情怀、亲和力的最好的见证。

在《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其他诸范畴无出其右者。故郭沫若说，“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26]；李泽厚亦云，“尽管‘仁’字早有，但把它作为思想系统的中心，孔子确为第一人”[27]。

“仁，亲也”（《说文解字·人部》）。孔子所提倡的“仁”，并不像程朱所说的是禁欲的死板的；相反，“仁”是活泼泼的，是“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28]，“仁即天真纯朴之情， 自然 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29]。换句话说，在孔子那里，“仁学一开始避免了摈弃情欲的宗教禁欲主义”，“孔子绝少摆出一副狰狞面目”[30]。

孔子认为，人必须有“真性情”、“真情实感”，而这是“仁”的主要基础；然后，才可以有“仁”的品质——换言之，“真性情”、“真情实感”是“为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31]。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又见《阳货》）“刚毅木讷”者和“巧言令色”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接近于“仁”，而后者则很少能成为“仁”；所以，孔子特别强调“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孔子特别批判虚伪，他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作为大写的“人”、作为贤能的教师、作为温厚的长者，孔子无疑堪称“仁者”的楷模和表率。在与学生的日常交往和接触中，孔子不时流露出“真性情”、“真情实感”，有时还不乏幽默感。据《论语·阳货》载，有次孔子至武城（时子游为武城宰），“闻弦歌之声”，夫子于是“莞尔而笑”，说：“割鸡焉用牛刀？”（意谓治理区区武城小邑，何必用礼乐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玩笑之中，可见孔子是欣喜多于惋惜。“戏”字一言，“莞尔”一词，是孔子“真性情”的流露，是孔子本然一面的体露。读到这里，使人倍感孔子亲和力之非同凡响。

所谓“仁”，是对于大写的“人”的反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也是孔子心目中“人的最高的道德品质”[32]。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又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33]，力求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沫若说孔子此功是“人的发现”，匡亚明说“泛爱众而亲仁”正是“古代原始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34]。换言之，孔子是中国“轴心 时代 ”的人文大师，孔子与老子是互相辉映的两大巨擘（我经常这样说）。但是，孔子所说的“仁爱”并不是无原则的什么都爱，“君子亦有恶”（《论语·阳货》），“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这是对孔子人格的极度赞誉，而此诚非过誉之辞。宋朝有一个无名氏写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此语纵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掷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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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传世 文献 与出土文献，即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②] 《孔子家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重要文献，体例与《论语》相似，但篇幅远远超过《论语》。今本是在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因此它长期以来被视作伪书。但结合出土文献（如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考察， 研究 者多认为《孔子家语》并非伪书，它的原型早在汉初就已经存在，后经从孔安国到孔猛等数代孔氏学者的陆续编辑增补。

[③]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08页。

[④] 陈寅恪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 哲学 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⑤] 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80页。

[⑥]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⑦]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54—255页。

[⑧]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28页。

[⑨]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1934年），《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⑩]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11]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 社会 科学 院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12] 《论语·季氏》。

[13] 《论语·尧曰》。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4页。

[15]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16]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1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18] 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0—300页。

[1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20] 徐复观：《中国 艺术 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66页。

[22]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9页。

[23] 金景芳：《论孔子思想的两个核心》，《 历史 研究》，1990年第5期。

[24] 关于《易传》，我赞成“孔子作《易》（《易传》）”说。此事体大，兹不赘述。

[25] 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26] 郭沫若：《孔墨的批判》，《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27]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9页。

[2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29]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1941年），《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页。

[30] 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

[3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31—135页。

[3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三版，第153页。

第8篇：孔子论语范文

关键词：《论语》；教书育人；困乐圆融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6-0122-02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教书是指作为一名教师如何很好地将知识传授给学生；育人则指身为教师如何在“行为示范”中培养学生的情怀和健全的人格。孔子作为先师很好地实践了此两点，仅从《论语》当中就可窥探一二。

一、知识传授――善用比喻

文科教学的特点之一是说教性强，但太多的说教往往适得其反，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相同的内容如果将形式变通，结果往往出人意料。孔子提醒子路（季路）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

有一次孔子对颜渊（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听了不高兴地问：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憾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先进》）

孔子对颜回说：如果用我，就努力工作，如果不用我，就隐居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点吧！子路问孔子：如果老师统率三军，那么愿意和谁在一起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去打老虎，光脚就要过大河，死了也甘心情愿，我不赞成这样的鲁莽行为。如果一定要行军打仗，我赞成遇到事情时一定要谨慎恐惧，周密考虑而能够干成事业的人。

可以看出，子路听老师赞美颜回心里不太高兴。孔子用“暴虎冯河”的比喻提醒子路不能鲁莽，逞匹夫之勇，要学会思考。后来子路的死很好地证明了孔子对这位学生的了解以及对这位学生进行提醒的必要性。

还有一例发生在孔子和颜回之间。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饮之。孔子曰：信也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故不易矣。（《诸子集成》第6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203～205页）

孔子处于陈蔡时断粮多日，颜回要了一些米回来煮饭吃。饭将要熟的时候，孔子偶然看见颜回用手扣饭锅里的饭并吃了一口。后来饭煮熟了，颜回请孔子吃，孔子说：我刚才梦见先君，故在吃饭前先要祭奠一下。但食品要特别干净才行。颜回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说：刚才有个煤灰飘到锅里，我用手扣出来，觉得扔了可惜，就吃了。孔子感慨地说道：眼见为实，但眼睛也会欺骗人。依靠的是心，而心也不足以值得信任。弟子们记住：了解一个人真是太不容易啊！

如果孔子不故意编一个梦，颜回也不会把吃饭的真相说出来。如果那样的话，颜回可能就会永远被误会下去。

从以上简单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位语言大师，其在教学上并不寻章摘句、故弄玄虚，他注重利用形象的比喻和事例引导和启发学生，点到为止、恰到好处。

二、以德育人――谦逊的人品

孔子曾经修订《五经》，用自己的话说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看似简单的对典籍的修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传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今之世，人们纷纷著书立说，大部分是为了扬名取利。孔子有没有自传？他的一生坎坎坷坷，大起大落，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用自己的勤奋学习证实了自己有能力立足社会，并收徒授课。五十一岁时，走出“象牙塔”，开始仕途生涯，三年的时间由宰做到相国的位子。

孔子做司寇的时候，“路不拾遗，男女分途”，这就是孔子“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由于社会形势的复杂，孔子最终被迫周游列国，推行学说，并一如既往地收徒授课，直到六十八岁高龄，也正是这个时候，在经历了十四年的风雨飘摇之后，孔子才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鲁国。

人生经历如此丰富的孔子只写下了“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样一段再简单不过的自传，仅此一点让人佩服。

孔子学无常师，从每个人身上发现和学习优点，其中包括七岁儿童项橐。孔子被称为是“圣人”、“仁人”，他说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尔》）

孔子生在春秋“礼坏乐崩”的时代，生在斯文将丧的时代，但他仍孜孜以求，志于华夏礼乐文明的重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尔》）他被称为“至圣先师”，却谦虚地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尔》）

三、困乐圆融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困境当中如还能泰然处之才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质。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物质上外在的忧困并不能取代精神上内在的快乐。真正的忧应该忧大道不行，天丧斯文，如果国将不国，个人的物质之忧又有什么用处？孔子高瞻远瞩，真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傅佩荣先生所说：凡是身处逆境而不怨不忧，甚至甘之如饴者，都属于乐天的态度。孔子在逆境中的乐天知命无形之中激励和教育着孔门弟子们，“厄于陈蔡”时，孔子仍不忘借机启发和教育三个最好的徒弟，子路怀有怨气，子贡仍有些功利，唯有颜回体会到困境中的坚守。孔子说：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孔子家语》）。孔子所谓的“幸”正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以上所述仅仅是我管中窥豹，结合历史背景认真研读《论语》，收获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无论是为人朋友还是为人师长。见贤思齐焉，学无止境。

参考文献：

[1]张秉楠.孔子[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2]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3.

第9篇：孔子论语范文

一、孔子的理想社会

孔子的种种治国思想，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理想状态的社会。通过分析《论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孔子理想的社会图景。

（一）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大同”是孔子的最高社会理想。《礼记》中的《礼运》篇通过孔子之口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关于这一段“大同社会”的文字，很多人认为只是假托孔子提出的，但这些描写大同之世的语句都可以从《论语》孔子的言论中找到原型，即便“大同”不是出自孔子之口，也与孔子的社会理想脱不了关系。“‘大同’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财产公有，公平公正;贤人当政，人民有道德，社会和睦。”[1]（P337）“大同”是根据远古时期的传说，再加上自己的想象而描绘出来的一幅原始社会的图景，可以说是孔子最高的社会理想。《论语》中虽然未直接提出“大同”思想，但是从孔子对尧舜禹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他对那样的社会的极度向往。而尧舜禹的时代正是一个实行禅让制，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时代。

（二）天下为私的礼法等级社会

当孔子认识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了，就退而求其次，主张建立一个“天子―诸侯―大夫”由上而下、秩序井然的礼法社会。用《论语》中的话来说就是“和而有序”“均无贫”“安无倾”。

“和”是儒家重要的价值原则，也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的理想。孔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显著特征就是大量“僭越礼制”现象的出现。“先秦人所谓礼包括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原则、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概括地说，礼就是奴隶社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2]（P46）《论语》里记录了很多“越礼”的事例。针对礼制被屡屡践踏，天下无道、无序的社会现实，孔子提出“和”的理论，认为万事万物都应该以“和为贵”（《论语?学而》），他将“和”作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原则，意图通过各种途径，缓和或消减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使社会环境达到“和而有序无争”的状态。

无论是哪个时代，只要存在阶级，社会财富就必然分配不均。孔子并不主张完全取消阶级性，反而认为社会的秩序需要由一定的阶级性来维护。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财富不应该由统治阶级大量占有，反对因贫富悬殊而加剧社会矛盾，并提出“均无贫”的理想，“不患贫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均’不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分得或占有相同的财富，而是说诸侯之国和大夫之家其领地大小、人口众寡必须和身份相符，该有多少土地就有多少土地，不许超过，即是‘均’。”[3]（P180）朱熹注“均，谓各得其分”（《论语集注》）是非常准确的。他极其厌恶和反感贪得无厌、只知搜刮百姓的统治者。统治阶层如果一味聚敛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必然导致贫富的两极严重分化，最终引发社会动乱。孔子设想，如果社会财富能够合理分配，统治阶级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去剥夺其他阶层的财富，被统治阶层的人也不会过于贫困，也就不会觊觎更多的财富和地位，人们都能过着相对富足、安逸的生活，继而实现社会的“均无贫”。

春秋末期王权衰微，不仅很多诸侯国内部政局动荡不安，各个诸侯国之间也纷争不断。根据《春秋左氏传》的记录，公元前722年到前453年间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多达492次。孔子对于与军事有关的话题常常是采用回避的态度。“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学识渊博孔子说自己不懂军旅之事，其实是一种厌战的表现。面对着连年不断的战争，见证了子弑父、臣弑君、大国吞并小国、小国灭亡的社会现实，目睹了因战乱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社会惨状，孔子流露出了对战争、动乱深深的厌倦之情，他渴望建立一个内部政局稳定，社会运行有秩序，民心统一，没有动乱，百姓生活安定，外无战争，没有倾覆、分裂危险的“安无倾”的社会。

二、实现孔子理想社会的方法

在《论语》中，孔子也提出了实现他社会理想的方法。他对统治阶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说，通过内心修养，对外实现王道。

（一）强调统治阶级的“德治”与“修己”

孔子主张用“德”来治理国家，以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来得到众人的拥护。但他也不主张完全抛弃刑法，而是把道德教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因为道德比刑法更容易得民心。“在刑治与德治中孔子首选德治，是因为他认为‘德’能治本，而‘刑’仅治表。”[4]（P3）“刑治”只能用来辅助“德治”。毕竟政令、刑法的手段都只能是起暂时的作用，比起他律、强制、暴力的手段，道德的引导和约束却可以使人产生羞耻心，从而自觉服从管理，遵守各种社会规范，产生长久的作用。而统治阶级作为社会、国家的主要管理者，统治阶级首先要“修己以敬”，其次“修己以安人”，最后“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培养自己的仁义道德然后再去治理百姓、治理国家。

（二）统治阶级需树立“民本思想”并施行“仁政”

“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它主张将人民视为治国安邦之根本，关注并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论语》中处处体现了孔子朴素的民本思想，他强调重视、爱护人民，尊重人民的生命和人格尊严，要求君主要让百姓丰衣足食，对人民广施恩惠，要取信于民。他还主张施行仁政。孔子的“仁”含义是丰富，但基本上都不超出“修己安人”的范围。“仁”是孔子思想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也是其思想的核心，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最高准则，既包括“修己”也包括“安人”。“仁”要求不仅要自爱，而且要爱别人，要把他人与自己同等看待。“‘仁’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的非强制性的控制手段和强化措施，旨在以精神价值为导向，通过教育、鼓励、说服和树立理想等方式，激发行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加强道德修养，提高理性自觉。”[5]（P31）施行仁政就要求统治者首先按照“仁”的要求，先进行自我修养，提高精神境界，然后再用“仁”的原则去治理人民和国家。

（三）运用礼教以“治人”

春秋时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孔子认为造成社会动乱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礼”被破坏和践踏，因此他提出以“礼”治国，“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所说的“礼”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它既不具有法的特征，也不是社会强制的固定条文，它是人们认可并自觉遵守，具有约定俗成性质的社会习俗或习惯，本质上体现着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礼制崩溃的后果便是社会秩序的紊乱。孔子希望通过“礼”的教化使君臣上下都自觉接受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要求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做到上下有等级，在社会生活中做到长幼尊卑有序，建立一个“礼制”社会，从而达到“治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