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心得体会精选(九篇)

第1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殷文

根据省局统一部署，在全局范围内开展3个月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大讨论"活动，本次大讨论对于深入贯彻省局一系列会议精神，认识和把握新常态下对地质工作的新要求，围绕能源矿产结构和国家、省重大战略地质需求，为"十三五"开好头、起好步具有重大意义，非常及时，很有必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把解放思想作为破解发展难题，通过扎实开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活动，强化党员干部特别是技术型领导干部的发展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服务意识。

1,认真学习，解放思想。要认真学习王玉君局长和唐院长的一系列的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其内涵。认真学习国内外相关行业转产升级的典型案例，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和领会局党委做出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重大部署的战略意图。通过学习领导讲话和讲座，本人理解，转型升级并不一定要转产或转行，应当更多地强调发展质量和效益，转行转产与转型并没有直接的对等关系，产业升级的内涵既包含产业之间的升级，也包含产业内的升级，转型与升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转型的方向是升级，升级的目的是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2,理清思路，认清形势。从下发的学习资料及有关材料上看，目前，地矿经济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进入深度调整的冰封期和深水区，一方面，全球矿业市场剧烈震荡，地质勘查产能严重过剩，矿业形势由热变冷，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矿产资源供需矛盾依旧突出，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高速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仍保持较大的规模，对传统大宗矿产品的需求仍维持高位，但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迫切要求加强生态地矿建设，绿色发展、环保发展要求矿业勘查开发由粗放型向环保型转变，传统的地质勘查已无法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需要，必须调整矿产勘查结构，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生态地矿。

以上是本人肤浅的见解，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大讨论心得体会

----刘国鲁

在学习了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大讨论的学习材料之后，我有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已成为广大干部职工的共识，这种共识必将为我院"十三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也将为我院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

推进地矿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既是适应当前经济新常态和地矿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重大举措，也是破解制约发展瓶颈、实现地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正是基于这个判断，局党委把2016年定为"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突破年"并集中3个月时间开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大讨论"活动。我院根据局党委的安排部署，研究制定了"关于在全院开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大讨论活动的实施方案",全力推进大讨论活动深入有效开展。

所谓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指的是转变地勘单位发展方式，特别是转变地勘单位的运行模式，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集中体现在着力加强生态地矿、活力地矿、开放地矿、幸福地矿、平安地矿、法治地矿 "六个地矿"建设，努力实现地矿经济持续健康平稳发展，打造百年地矿。推进地勘单位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建立在对我国地勘经济发展新形势和我院事业发展历史方位的正确而清醒的分析之上的。"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题。同时，我国地勘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对我院而言，"十三五"时期，是在并不优越的基础条件上，破除发展瓶颈，实现我院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和机遇期。面对先天的不足，只有依靠后天的加倍努力，创造后发优势，才有可能迎头赶上。抢抓这个重要的机遇期，通过重点抓产业结构调整、提质增效，推进我院转型升级，调动我院一切有利于促进单位事业发展的积极因素，可以弥补我院人、财、物方面的不足，保证单位实现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依靠什么？一是依靠开拓创新的领导班子。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结合单位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准确把握"向哪转"的大方向；二是依靠勇于担当的干部队伍。根据院领导班子的工作要求和自身行业发展趋势，准确把握"怎么转"的具体实施；三是依靠扎实肯干的职工队伍，坚决落实各项工作，深刻体会"为什么转"的重大意义。

我院大讨论活动提出了，努力树立"六种意识",解决"六个方面问题",实现"六个发展"的总任务。围绕这一任务目标，我认为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加强学习研究，增强树立"六种意识"的主动性。深入学习局党委和院领导班子关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一系列工作部署，坚持"拿起来""看进去""做出样",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积极思考、提前行动，树立转型意识，坚定转型方向；树立忧患意识，坚定转型信心；树立创新意识，坚定转型动力；树立担当意识，坚定转型责任；树立团队意识，坚定转型合力；树立风险意识，坚定转型质量。

——深刻自警自省，提升解决"六个方面问题"的能力。

深刻领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结合自身实际，不断自警自省、自问自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升转型内驱力；解决工作思路问题，提升转型方向感；解决开拓创新问题，提升转型突破力；解决增强工作闯劲问题，提升转型担当力；解决强化执行力问题，提升转型落实力；解决改进工作作风问题，提升转型效果力。

——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夯实实现"六个发展"的基础。

第2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袁纯清书记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清新之风、务实之言”指明了山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学发展的路径，提出了当前乃至“十二五”时期山西发展的目标、思路和举措，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讲话立意深、针对性强，抓住了制约山西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袁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以建设国家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为基础，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中西部现代物流中心和生产大省……”结合商务工作实际，我拟就我区发展物流业谈点个人愚见。

一、大同开发区发展物流业具备的条件：

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物流业市场需求旺盛。近年来，开发区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1亿元，工业增加值17．9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4．1亿元，进出口总额完成8390万美元。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物流总量迅速增加，既为物流业发展提供了现实旺盛的市场需求，同时也为物流业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物流业发展潜力巨大。目前，开发区内的企业项目涉及医药、机械制造、建筑开发、石材加工、食品加工、汽车生产与销售等领域，以制药业为支柱，机械制造、汽车生产与销售等多元化的产业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医药行业发展迅速，占据了全省医药工业的“半壁江山”。物流业发展潜力巨大。

第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物流业的开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发区南靠大秦铁路湖东编组站，大塘公路与京大高速公路沿区南边而过，大阳公路贯穿东西，北倚京包铁路，东距大同民航机场5公里，南距京大高速公路入口1公里。区内道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从铁路到公路，从陆地到空中的全方位、立体化的开放格局，为开发区物流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空间。

开发区发展物流业，不但能为中西部双向扩展提供货物批发、配送、仓储和包装等服务，而且还可以通过京津冀大都市圈向东南沿海地区双向辐射发展。

二、开发区发展物流业的一些思路：

第一，推动物流业与区内优势产业融合。开发区医药、机械制造、建筑开发、石材加工、食品加工、汽车生产与销售等六大支柱产业实现的工业增加值已占到全区规模以上工业的99％以上，成为支撑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物流业既是六大产业之间的重要纽带，也是这些产业跟国内外市场相连的重要载体，发展物流业，直接关系到这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根据我国1个单位的gdp需要3个单位的物流量支撑来看，开发区物流业与六大优势产业融合的潜在规模巨大。

第二，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物流骨干企业。发展现代物流业，必须有一批强大的、以第三方物流为主的物流企业作支撑。要鼓励诸如山西威奇达制药有限公司等大型制造企业和商贸企业剥离自办物流，实现企业物流向专业化物流企业转变。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将经营场地相对集中、经营规模较小的一些货代和仓储企业，采取以资产为纽带的形式，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组建股份制企业集团，实现规模化集约经营。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按照“扶大、扶优、扶强”的原则，进行重点引导、支持和培育，形成具有自主品牌的专业物流“航空母舰”。

第3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一、在职能上，自觉转变，自我调整

当前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真正从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真正为“三农”服务，是广大乡镇党政领导干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受传统体制影响，我们的政府管得过宽。乡镇管理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比较突出，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能管到或管好。虽然乡镇政府处于最基层，直接面向群众，但并不代表所有的事都应大包大揽。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从“全能型”转向“有限型”，“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人治行政”转向“依法行政”。随着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处于工作最基层，变革最前沿的乡镇领导必须切实转变角色，大胆调整工作管理理念，牢固树立服务第一、群众第一、基层第一的观念，将过去履行职能主要靠管、征、催、罚等行政干预转变到为农、便农等优质服务上来，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捷、周到、高效的服务。一是做好农业生产服务。一方面，要重点扶持一批生产有技术、经营有头脑，产品有市场的种养大户，支持和鼓励创办示范服务基地，引导群众、带着群众干。另一方面，要竭尽全力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尤其在良种引进、技术指导、农机推广、田间管理、防虫病害、农产品贮藏保鲜和销售各个环节，全方位、全流程地搞好服务。二是抓好信息服务。精心筛选、科学整合各类市场信息，结合农业结构调整，把适合当地发展的致富信息和项目及时送到千家万户，为农民走向市场，实现增产增收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搞好公共事业服务。着力抓好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的能力；用足、用好、用活中央、省、市支持“三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交通建设、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关注贫困弱势群体的力度，确保贫困户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子女有学上。

二、在作风上，依法行政、规范用权

乡镇直接面向群众，直接接触群众，能否依法行政，关系到群众对服务型政府的认可。因此，乡镇领导必须带头依法行政，强化法治实践。

从目前情况来看，一些乡镇领导干部还存在“重在治民”、“直接管理”和“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进些管理”的观念。有的领导甚至“惟我独尊”，推崇“权力至上”，不仅不带头遵守法律，反而利用权力践踏法律，干涉依法办事、公正司法。当前，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社会变革时期，不稳定因素较多，群众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现象时有发生，牵扯了乡镇干部很大一部分精力。引导群众上访的原因有多种，但一部分还是由于乡镇干部在平时的工作中，方法简单，办事敷衍，没有依法行政，留下了很多矛盾和隐患，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委、政府的形象。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个法制社会，人民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办任何事情都必须合法。乡镇领导必须通过依法办事、严格执法来取信于民，保护人民群众的合( ）法权益，努力建设广大人民群众满意的诚信政府、法治政府。首先，要增强法治观念。乡镇干部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切实增强法治意识，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树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观念，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要强化法治实践。乡镇领导干部要把法治作为一种价值目标来追求，而不是把法律看成是管制老百姓的手段和工具。要规范权力运行方式和手段，防止出现“以言代法”，“以权乱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要自觉而坚定地做遵守法律、执行法律、维护法律的模范，绝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再次，要推进法治建设。要组织有关部门按照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的职能要求，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依法调解纠纷，维护农村大局稳定。

第4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能力视角；转型风险识别；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07-03

引言

金融危机由金融领域传递到实体经济，企业经营环境愈加的动态化和复杂化。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越多越多的企业通过转型来克服衰退、回复成长能力。

转型是企业持续成长的源泉[1]。转型不单单是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更是一个高风险行为。动态的环境意味着企业转型面临各种不确定性，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无疑给企业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很多企业转型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对转型风险认识的不足。

企业是资源的结合体，但也是能力的结合体。事实上，企业的转型经常被看作是一种用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而企业的这种竞争优势地位同样依赖于它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多转型成功的能力。这也就是说，转型是一个企业能力积聚和转换的过程。结合风险的“不确定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能力视角出发，本文将转型风险定义为：在动态环境中，由于企业自身能力的有限性，所导致的企业实施转型战略达到预期目标及可能后果的不确定性。本文也将在能力视角下，对企业的转型风险进行识别和成因分析。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关于企业转型风险的专著已有很多，陆国庆、杨典师、吴利华等人在这一领域都有所研究，但从能力视角对转型风险进行研究的文献却并不多见。郁明华在《企业转型风险的缘起——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思考》一文中首次（也是唯一）把企业转型与企业能力理论相结合，由企业内部核心能力入手，对转型风险进行了分析。但是企业能力理论经历了从“企业资源理论——企业核心能力理论——企业动态能力理论”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企业竞争优势如何产生并维持”的角度出发，郁明华的分析稍显有些不足：一是他侧重于企业转型风险的缘起，但并未对转型风险进行识别，二是他的分析过于浅显，忽略了核心刚性以及动态能力等等重要能力理论。

企业转型的目的是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本文在郁明华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大量资料并结合企业能力理论，认为转型风险由决策风险、“归核”风险、动态风险和匹配风险构成，并进一步从决策能力（能力识别）、核心能力（能力产生）、动态能力（能力稳固）和匹配能力（能力实现）四个方面对企业转型风险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使其中的因果关系更加清晰明了，为以后的进一步分析起到指导作用。

二、转型风险识别及成因分析

在这里我们所需解决的问题是：转型风险的识别及成因。转型风险分为：决策风险、“归核”风险、动态风险、匹配风险。对各个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类、综合，并对各个因素进行分析。

（一）决策风险

任何决策都是有风险的。决策风险，是指在决策活动中，由于主、客体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导致决策活动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可能性及其后果[2]。导致决策风险的因素不仅有主观因素，还有客观因素，即决策者能力不高和决策过程的无序化。

1、决策者能力因素

决策者的能力包括开放的提炼能力、准确的预测能力，准确的判断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对知识的了解以及对业务技能掌握的程度决定了他们决策能力的高低。文化修养水平，经理管理知识，时间观，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风险职责是影响决策者决策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决策者能力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

2、决策过程因素

企业转型是一项复杂且具有较大风险性的系统工程，企业在具体实施转型前也将围绕“该不该转，朝哪里转，怎么转，什么时候转”四个问题展开决策。任何一个环节的错误，都会导致最终决策结果的失误。这就是说, 要保证最终决策结果的正确或者说风险最小, 必须保证决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正确或风险最小，即要求企业在“正确的时间”按“科学有效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

（二）“归核”风险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能够形成某种竞争优势?我们认为是企业的核心能力。“归核”是指企业使其资源与能力集中于核心业务(或主营业务)，以图增强竞争优势。但是，以核心能力为核心的“归核化”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企业转型风险的产生，这里我们将之称为“归核风险”。

1、核心特质因素

核心能力的获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核心能力的四个特性——不完全可模仿性、不完全可流动性、不完全可贸易性和不完全可替代性——导致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获取能力时存在着不确定性，引发转型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2、自我定位因素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关键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作为资源和能力的集合体，总是在资源和能力的存量和增量的基础上去探究企业转型问题，借此构建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所以，企业能否准确的自我定位，能否准确的衡量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存量和增量将成为能否转型成功的关键。

3、市场波动因素

一味的强调企业核心能力可能会导致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步入业务过度集中的误区。企业在转型时不仅要考虑到业务市场的规模上限，还要考虑到市场波动以及和对手的激烈竞争程度等诸多因素。业务集中程度越高，这些因素的影响就越大，从而产生市场规模风险、市场周期风险以及竞争风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未能正确的预测市场的饱和程度、市场周期的长短以及竞争对手的策略都会使这些市场风险进一步放大。

4、核心刚性因素

企业核心刚性[3], 是指当企业具备的核心能力与内外环境不相适应时, 核心能力将表现出很难改变的路径依赖特征。核心能力的难以模仿或取得的程度越高, 企业核心能力的路径依赖性就越强, 其刚性特征就愈加凸显。核心刚性使得企业的战略发展空间大大减少而倾向于更多的路径依赖，这对于突破原有组织结构的转型过程是极为不利的，是企业能否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动态风险

企业转型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在日益复杂和竞争激烈的外部市场环境下，若固守在保持原有的优势上将导致更大的灾难。只有准确的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出其不意地打破现有平衡，快速响应机会和企业内外资源的重构，形成一系列暂时的、不相容的新优势，才能保证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对这种持续竞争优势的追求所引发的风险我们称之为动态风险，这种持续的竞争优势我们认为是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是“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能力进行整合、构建或者重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4]”，结合动态能力定义，本文认为企业的组织学习以及整合重构将会是产生动态风险的重要因素。

第5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字：转型时期城市规划城市规划的转型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城市规划对城市布局、未来发展、工程建设以及资源管理进行综合部署，是对城市发展蓝图得以实现并加快城市建设的基础。而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变化，为城市规划带来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以及巨大的挑战，城市规划在转型时期如何趋利避害、走出困境并实现转型，这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主要发展方向。

1、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未来发展、城市布局、资源管理以及工程建设等的宏观调控，但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发展与转型相当迅速的时期，常规城市规划明显不适应于社会发展趋势与速率。于是，城市规划在转型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严重阻碍了城市规划转型的实现。

1.1转型时期城市规划面临的困境

（1）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所面临的第一困境即为频繁的城市规划编制。因为城市总体规划有较强的综合性且内容繁多，规划编制耗时较长，且规划审批程序的周期也较长，再加上部分政府领导责任心不强，不能很好地衔接上届通过的规划成果，又出现新的规划修编，出现频繁的城市规划编制，使得具体规划落实与现实状况无法保持一致，进而导致城市规划陷入困境。

（2）城市规划编制与城市发展要求不相符。传统城市规划编制的内容注重面面俱到的涉及与深入，使得城市规划内容繁多复杂，规划落实也成了复杂间距的浩大工程，又加上较长的编制周期，使得人才、财资挤时间方面的损耗巨大，且城市规划牵扯的单位部门太多，整体的协调沟通较为困难。

（3）城市规划的编制方法存在较大缺陷。首先缺乏协作的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单位或组织较为单薄，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城市外部环境及规划目标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等。另外，缺乏公众参与的总规划，城市规划是公众行为，需代表公众的意志，但目前城市规划主要还是政府领导决策，公众参与多只是表面形式的参与，并不能深入到规划编制内部。同时，缺乏连续性与弹性规划，社会在不断发展与细化，但城市规划却没有充分考虑到不确定或突发性因素，使城市规划无法形成一个连续的过程，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多变因素，使整体规划处于刚性的静态，没有足够的弹性规划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

（4）规划落实方面的困境。由于规划审批周期较长，而社会经济发展又迅速多变，城市规划具体落实时，总是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并未能保持一致，也就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再加上城市规划落实规划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保障，为规划落实造成很大不便。并且经济效益的利诱使得社会效益未能兼得，多数情况下，降级利益总趋于社会效益之上，加大了城市规划转型的困难。

1.2转型时期城市规划陷入困境的原因

城市规划在转型时期陷入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发展的外部因素，而另一个则是规划理论存在缺陷。首先，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城市的快速扩展，增加了规划编制频率，如深圳自1980年设立为经济特区后发展迅速，自2003年的年均GDP比同期珠三角、广东省及全国年均GDP都要高，而到2006年初，其城市建设用地就已超过700km²，而深圳市的城市可建设土地空间资源总量不得超过790 km²，这就使深圳市城市规划陷入困境。因此，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城市发展环境带来更多不确定及复杂因素，城市规划面临许多方面挑战，而且转型时期的体制创新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城市规划造成很大影响，使得规划的预见性与前瞻性受到较大局限，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变化要求。另外，城市规划缺乏理论支撑，与社会经济转型相适应的理论还需要不断完善，而且社会转型对规划理论更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带来的变化，亟需新的城市规划理论思想与技术方法来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变化。

2、城市规划的转型

（1）转型的基本方向。我国城市规划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传统的城市规划注重技术工具应用，城市规划成了政府实现政绩目标的载体，而经济体制转变及社会分化使得利益主体及结构更加多元化，需要适应于转型时期体制环境的成熟的公共政策，实现从技术工具到公共政策的基本方向的转型，这是顺应体制改革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方向。即是说，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转型，是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圳市在其城市发展与特点基础上，通过多次专家咨询及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的转型探索集中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带规划、2030城市发展策略以及航空城综合发展规划方面，这是深圳市城市规划转型的基本方向。

（2）转型的功能定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市场的的手段即为公共政策，它是政府通过公共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并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即是说，既要确保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又要实现社会公平，而城市规划的转型定位，就是要实现市场本为与公平本位，以社会公平为目标充分体现公共政策的功能效率，从实践中转换观念，调整市场取向，平衡城市规划中的市场经济与公共利益，实现对城市规划中社会公平的转型定位。深圳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城市规划转型的地位为部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区域性的物流中心城市及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都会。

（3）转型的理论根基。公共政策是以公共价值为轴心在运转的，是政府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并通过一定的手段及政策取得公共价值，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意识与精神的必然。城市规划是基于公共价值的社会调控，是对城市公共利益的调节与维护，城市规划的决策运用充满价值判断，城市规划要想实现科学合理的转型，就需要实现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理性化，即综合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将城市规划与科学理性结合起来实现转型。

（4）转型的法理依据。公共权力制约城市规划的运作管理是城市规划实现转型的法制与法治体现，城市规划受法律保护与授权，也被法律及公众制约与限制，这是城市规划规范而有效运作的基本保证，是城市规划转型的法理依据。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为政府与公众意志的体现，要想在市场经济环境转变的现代，顺应转型时期的社会环境变化，就必须加强法制与法治力度，通过法律手段，实现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化转型。

结束语

综述，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为我国城市规划转型的实现造成很大不利影响，必须究其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找出转型出路，不断完善并丰富我国城市规划理论成果，实现城市规划中的多元化协调，从各方面实现我国城市规划的转型。

参考文献

[1]刘传明,卢中辉.主体功能区规划驱动下的城市规划转型[J].规划师,2012(8).

第6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一、问题提出

目前，企业转型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相关学者研究了影响企业转型的因素。王栋、魏泽龙、沈灏（2011）［1］提出，研究战略变化除了需要分析内部资源，更需要分析企业间网络的作用。针对企业转型的研究，在探讨企业转型绩效和转型能力的问题时往往仅考虑企业自身层面，未从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它所拥有的网络资源、产业集群这一更广泛的层面和情境来考虑，仅关注企业自身层面的因素而忽视它的网络资源通常会使得分析缺乏远见性。目前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意识到集群网络中核心企业（CoreEnterprises）的作用，认为其在集群网络中的任务和角色是异质独特的，其对集群的发展将扮演着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朱嘉红、邬爱其，2004［2］；徐元国，2010［3］）。因此，本研究拟探讨集群核心企业战略转型的模式，及其与集群成员关系重构路径，以此探析集群网络内核心企业转型对集群资源的影响。集群核心企业转型模式的不同，在集群网络中创造知识传播和带动资源整合协同效应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伙伴企业的协作关系也将产生较大的变动。这里的“关系”既涵盖各企业间的联系，还涉及由企业关系所形成的网络结构的联系（Batonda和Perry，2003）［4］。转型的核心企业如果选择与原有产业集群毫无相干的产品，与集群网络内的资源距离太大，无法创造集群内的协同效应时，将导致集群成员对转型企业知识异质性的吸收能力低下，集群的发展将面临瓶颈，同时企业盲目的转型行动，也将带来集群网络内成员的利益冲突，将对集群的稳定发展造成影响。因此，本研究探讨转型过程中核心企业与集群成员的互动关系，探析核心企业转型与成员关系互动重构在集群网络蜕变期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一）集群核心企业战略转型的模式对企业战略转型的模式分类依据不同的切入点而异。Bibeauh（1988）［5］把转型模式分为五类，包括以竞争环境为主的转型，以经济或商业循环为主的转型，以相关产品有突破性发意义展为主的转型，以管理过程为主的转型和以与政府政策相关联为主的转型；而任家华，王成璋（2005）［6］提出企业转型可由经营的方针面、营销面、财务面、生产面和文化面着手。吴家曦，李华燊（2009）［7］从战略转型的主题与范围出发，将企业战略转型模式分为公司战略层面的转型、业务战略层面的转型、职能范围的转型、战略项目转型和专题战略转型五种模式，并通过对我国制造企业现状的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依据知识、技术和人才积累的标准将其分成三大类别：具有自主品牌的企业、初具能力的企业和单纯的代工企业，深入探讨了企业战略转型。结合相关研究，本文认为集群核心企业转型的模式可描述为：一种是顺势转型，企业通过向相关多元化方面等经营活动实施转型的行为就是顺势转型。一种是产业跳跃式转型，指的是从一个行业中脱离，转到另一个全新的行业，企业整个管理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属全面重建式转型。这种跳跃性转型需要重新培育企业的核心专长，产业跳跃式转型要比顺势转型复杂的多，困难会更大，任务会更艰巨。日本中小企业诊断协会也把转型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的是这五种类型分别是改变所属产业和产品内容，改变技术，分散市场，改变经营型态和改变事业经营范围。（1）产品转型：产品线结构的大幅调整、开发新产品、积极开发高附加价值及具差异性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客制化程度，扩展合作开发规模，以增加产品的广度与深度。（2）技术转型：实施信息化及高科技转型等措施。提升产品研发的效率，缩短产品开发过程。积极开发高附加价值及具差异性产品，以提高收益及技术的层次。为实现从OEM（贴牌加工）到ODM（委托设计生产）到最终的OBM（自有品牌营销）比率提升。（3）市场转型：企业在为分散市场、地区扩充或进入全新市场作调整。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范畴经济，除本土市场外国际化经营也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竞争要素之一，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突破贸易障碍，还需要考虑到海外投资设厂及设立海外据点，因应势在必行的全球化布局及国际接轨，以增加企业的竞争优势。（4）水平／垂直一体化转型：企业在选择外部成长时所采用同业合并、向前整合、向后整合的战略手段，因此在产品供应链上考虑向上整合、向下整合、水平整合或建立联盟机制等策略。该类企业转型的方向，是由原来纯粹的生产代工者角色转向研发设计者及行销者的角色扩张，将劳力密集的代工生产过程转至海外工资低廉的国家生产，保留技术与研发设计等上游生产过程。同时开拓商品流通的全球渠道，以提高国际市场与扩展营销能力。（5）多角化转型：也就是所谓的产品多角化，或所谓的市场多角化或国际化。多角化经营的先决条件，在主营业务稳定并发展较好时再进行多角化经营转型。如果企业在实践中经营比较糟糕时，想通过多角化来摆脱困境，成功率一般是非常低的。

（二）集群核心企业转型与集群成员关系重构路径在集群网络蜕变期中，转型企业发展将提出新的资源需求，集群企业的网络关系开始重构，并实现多方位的扩张。JahyunGoo、RajivKishore等（2009）研究认为正式的合同与关系治理是互补存在而非替代关系，他们的研究将关系准则、冲突协调与解决，和相互依赖作为协作关系治理的关键属性。综合以往研究文献，本研究将伙伴关系定义如下：集群企业之间一种跨组织的合作关系，透过这种关系双方参与者能互相信任、彼此承诺，以达到分享风险、利益，并创造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竞争优势无法由一家企业独自实现”。本研究依据Lee和Kim（1998）；Nelson＆Cooprider（1996）等人的相关研究来构建分析思路，将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合作关系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部分，包括：①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关系的权力－冲突面，包含：吸引、依赖、权力与冲突等；②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关系的沟通－信任面，包含：沟通、共通价值观、信任承诺等；③集群成员伙伴关系的稳定度。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集群核心企业转型与集群成员关系重构路径的概念模型，并作为后续分析的基础。1．集群伙伴关系重构的权力—冲突集群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合作关系重构过程的权力－冲突面，包含：吸引、依赖、权力、冲突等相互的影响关系。（1）伙伴关系重构的吸引过程。集群企业愿意建立合作关系的重要关键，在于企业之间能由彼此间的互动得到报酬，因此而互相吸引（Blau，1964）。Klepper（1995）提出用来建立、稳固、与维持合作关系的方式中，互相吸引是伙伴关系中来自另一方的直接回馈。Anderson（1988）以“相对于比较水平的实际结果”（OutcomeGivenatComparisonLevel）来衡量制造商与配销商工作合伙关系的结果能否互相吸引，如果双方评估互动后的“相对于比较水平的实际结果”大于过去相关合伙经验的结果，则制造商与配销商愿意继续此工作合伙关系，否则退出此一交换关系。“相对于比较水平的实际结果”是“企业间评估合作关系的结果（报偿减去成本）”，集群企业会以此结果与过去相关合伙经验的结果相比较。由Anderson（1988）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比较水平的实际结果”会增进信任的，即转型企业间若能由其合作关系，获致满意的结果（亦即“实际结果”大于“期望的水平”而产生了吸引力），则其对合作关系间的信任程度会增加。Klepper（1995）亦认为如果合作关系双方的行为结果和之前所期待的一致，那么彼此的信任会增加，合作关系也会增进。因此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双方获得之“相对于比较水平的实际结果”将增进其间的合作信任关系。（2）伙伴关系重构的依赖过程。分析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交换关系必须考虑到“与其它方案的比较水平”。Anderson（1988）的研究认为，“与其它方案的比较水平”代表双方所能接受的最低结果水平，亦即低于此水平就会找其它代替方案，在此一水平，双方仍愿留在此一关系中。

合作双方所获致的实际结果水平与“与其它方案的比较水平”相比较，会决定双方参与者依赖此关系的大小。Emerson（1981）亦认为，当企业对伙伴由互动过程中彼此得到了利益，双方的合作关系会形成互相依赖关系。而企业间彼此的互相依赖增加（亦即此方案比其它方案好很多），则其互动交换的数量及重要性亦会随之增加（Ganesan，1994）。Lee和Kim（1999）的研究指出，互相依赖会增加合作关系的信任与承诺。（3）伙伴关系重构中的权力产生。企业间依赖关系的结果将导致权力的产生。Anderson（1988）认为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结果，就会产生权力或相互影响。相互影响是指在合作关系中，一方在主要决策上会受到另一方的影响（Nelson和Cooprider，1996）。权力就代表在集群合作关系中，一方能够影响或控制对方的决策、行为或结果的能力程度。Emerson（1981）认为合作交换关系的双方，会以彼此间的相对依赖来决定他们之间的相对权力，“A对B的权力大小，就要视B对A的依赖程度而定”，因此，依赖可以说是权力的前提，集群合作参与者双方的互相依赖会形成他们彼此间权力的结构基础。（4）伙伴关系重构中的冲突问题。组织之间的交换存在不对等之时，权力的分化即会产生，而此时就会存在潜在的冲突，冲突经常存在跨组织的依存关系中。Lee＆Kim（1999）在其研究将合作关系中的冲突定义为：合作者双方所采取行动、资源共享、及目标不兼容的程度。Ander－son（1988）研究制造商与配销商的工作关系，亦证实制造商的权力控制，会引起与配销商之间的冲突。在集群网络中，冲突问题将转而影响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合作关系满意度，并将对合作关系的稳定产生影响。2．集群伙伴关系重构的沟通—信任集群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合作关系重构过程的沟通－信任面，包含：沟通、共通价值观、信任与承诺及其间相互的影响。（1）伙伴关系重构中的沟通过程。伙伴企业之间有效沟通，是达成共同合作目标的必要性条件。为了实现集群网络内伙伴企业间的关系交换，沟通与协商的功能应实现充分的发挥。Lee和Kim（1999）把信息分享视为是沟通行为，并定义信息分享为合作企业之间关键及专属信息的互相传达。集群网络伙伴企业之间的沟通应包括正式或非正式、及时与有意义的重要信息分享。集群企业合作双方由一开始不熟，经过经常、实时、有意义的重要信息分享沟通进而建立彼此间的信任。（2）集群网络成员的共同价值观形成。在集群网络内部份成员间，可能无直接的互动，但存在某些其它的机能将影响集群网络企业关系结构，集群网络环境中的本地产业的价值共识与规范，可以作为本地集群网络内互动的媒介。共同价值观为集群伙伴彼此的组织文化、行为、目标、及政策的相似程度。共同价值观会同时影响集群网络成员间的信任与承诺。（3）伙伴关系重构中的信任。集群伙伴在关系重构中的合作过程中得到互惠，则彼此间会建立起信任，这样的良性循环会使得合作的执行更为顺利。信任是企业合作关系的重要属性之一，并且是决定合作关系成功的影响因素之一。信任是集群伙伴彼此间的信心，相信与对方的合作会为本企业带来正向结果，而且信任对方不会采取自己所预期不到的负面结果行动。（4）伙伴关系重构中的承诺。企业会去寻找能得到最大利益的各种可能方案，当企业找到一个认为是最佳方案时，对于此合作伙伴关系就会产生承诺。若由经济观点来解释承诺，可由关系停止成本来看，亦即放弃目前令人满意的利益交换关系，再去重新建立其它新的合作关系，意味着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承诺是合作双方愿意保证合伙关系延续的程度。集群企业间的承诺将促进伙伴合作关系的成功，并促进伙伴合作关系的稳定。

三、核心企业转型与成员关系互动重构

在集群网络蜕变期中的作用基于以上对核心企业转型模式以及成员关系重构的相关研究结论，可以发现在集群网络蜕变期中，转型企业的不同发展路径和模式将提出新的资源诉求，集群企业的网络关系开始重构，包括重构转型企业与集群伙伴关系的权力－冲突面以及沟通－信任面。本部分将结合集群的生命周期演化特征，来联合考察以上两方面因素在集群网络蜕变期中的作用。集群网络经过成熟阶段后会进入衰退期（Krugman，1991［8］；Porter，1998［9］；TichyG，1998［10］；CeglieG和Dini，1999［11］）。当前的大量研究局限在于过分强调集群是处在被动地位，去接受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忽视了集群核心企业转型带来的创新能动性和集群成员关系重构带来的资源协同创新等特征。根据网络演化四阶段模型（Steier、Grene－wood，2003）［12］，网络内企业伙伴关系的演化需要经过寻找阶段、融合阶段、丰富阶段和重构阶段。在寻找阶段，转型企业主要是寻找合作伙伴，建立关系。在融合阶段，转型企业与其他网络成员之间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网络关系，并从中获取资源。在丰富阶段，集群企业之间前期建立的各种关系将逐步丰富。成熟形态的集群可能正处于衰退阶段的前夜，也可能发生逆转以跨跃式的反复、曲折、回旋和波动上升，各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如下：（1）诞生阶段。中小企业在一定地域内不断集聚，产品和生产过程还没有标准化，集群内企业更多的是分享信息网络以及资源共享所产生的外部经济获得竞争优势。（2）成长阶段。随着集群态势的逐渐形成，集群发展迅速，增长率高，规模迅速扩张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同时市场扩张迅速，集群内专业化程度增加，集群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不断体现。创业氛围活跃，集群内部企业和集群本身都充满活力，集群发展开始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和支持。集群区内人力资源、知识资源、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等要素条件不断完善，中介服务机构亦随之产生。随着集群进入发展阶段，集群变得更为集中。新的潜在的网络合作者的不断出现，客户与供应商的合作网络形成，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得到积累，集群内的企业也伴随着技术路径的锁定使得技术之间的距离变小，知识受体的吸收能力有所增强，聚集使得进一步合作变得可能，促进集群的进一步发展。（3）成熟阶段。生产过程和产品走向标准化，这个阶段，依托企业可能更追求规模经济，对技术与知识的学习和吸收转化相应减少。集群的交易网络、技术网络、社会网络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在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日益体现其关键作用，各种服务机构和配套设施不断建立和完善。成熟阶段的集群中，这时知识的异质性降低，知识溢出减弱，处在集群网络中的企业有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4）衰退阶段。当集群网络由于企业的大量进入而使资源要素的供给出现恶性竞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集群内企业将受到其他区域集群的竞争和风险冲击，面临着区位再选择问题，集群中企业大量退出，只有少量新进入者。集群可能因遭遇更低成本集群的竞争而促使企业的外迁。频繁的国际联系可能减弱集群的内向和僵化倾向，由于企业在集群内已建立起的完善的生产营销关系网络及前期投入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现象较为严重，过度的网络嵌入，使得集群处于封闭的状态。集群内的企业网络内部的统一性降低了知识异质性，知识同质化导致集群的创新动力不足，集群的适应性缺失。不可预见的核心网络成员的退出，可能带走核心知识，这极大地降低了集群知识的多样性，如果不能及时进行产业升级或转型，也将导致集群衰退。从以往协同与协同演进的相关研究可知，组织间的协同演化存在着多项因果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如果互动主体间的关系是单向的因果关系，那么势必有一方被动适应另一方，也就不能形成相应的反馈机制，因而，“主体间双向因果关系是协同演化的核心概念”（Murmann，2003）［13］。由此扩展，在互动的组织群体中，一个行为主体必然会与多个行为主体（包括同一层次的和不同层次的）产生彼此互动的因果关系，并通过这种多层次的互动关系来构建组织间、系统间的反馈关系。集群的演进是动态的系统的具有自组织性和适应性，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也不一定以死亡或者衰落而告终。集群经历了一段稳定时期之后，集群将面临着两种发展方向：其一，沿着集群生命周期的发展轨迹，进入衰退阶段；其二，转型企业为了使自身的效益最大化，通过开放性的网络和协同优势与集群外的企业进行知识与资源互换，从而重新获得知识的异质性，获得集群外的各种聚集优势，通过引进新的知识重新改造现有的技术路径从而带动集群成员资源重组，并引进不同领域的新成员，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核心企业转型与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集群网络中成员的退出和新成员的加入，或转型企业某个经营范围的退出和某个新业务加入都将带来了集群内外知识的流动，集群网络知识创新的效率取决于转型企业新领域知识异质性的开发。转型企业知识异质性越强，能够提供集群关联企业选择的知识种类就越多。在随着集群核心企业转型带来的创新能动性和集群成员资源重组创新扩散，产业集群可能通过创新能力冲破衰退阶段，经过“蜕变”实现集群的新循环与升级。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第7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核心在转型，根本在改革，关键在实践

实施“五大战略”，像挖煤一样挖文化

2012年5月17日，中部论坛长沙会议举行，晋皖豫鄂湘赣等中部六省党政主要领导齐聚湖南省长沙市，围绕“绿色发展、共生崛起”这一主题，广泛交流，深入研讨，共议良策。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省长王君出席会议，王君代表省委、省政府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在转型跨越发展中实现绿色崛起》的大会发言。王君在发言中表示，当前，山西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二五”时期，山西将坚持主题主线，以转型跨越发展、再造一个新山西为总战略，以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改试验区为抓手，大力推进工业新型化、农业现代化、市域城镇化和城乡生态化，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新路，早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作为能源大省、煤炭大省的山西，传统的“资源过度依赖”和“结构单一”发展模式变得难以为继。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下，如何奋力实现发展转型，以及实现在中部迅速崛起，成为“十二五”时期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这个背景下，山西省借力国家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省委书记袁纯清在2011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十次党代会上，以《率先走出资源型地区转型跨越发展新路为加快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努力奋斗》为题，对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要在奋力赶超中争先进位。追赶型发展是欠发达地区的不二选择，要以勇于超越的闯劲，人一我十，人十我百，敢与发达地区比肩，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以新的理念和机制，激发劳动、知识、资本、管理的活力，让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跳起来摘桃子，实现超常规发展，每年追赶一个百分点，到2016年有一批市县实现全面小康，全省总体实现程度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核心在转型，根本在改革，关键在实践

资源型地区转型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袁纯清在党代会报告中指出，以区域为单元寻求突破，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必然选择，综改试验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新特区”。山西要用好这个大平台、大政策、大机遇，在生产力层面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在生产关系层面深化配套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使山西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发生显著变化。这是富民、强省、利国之举，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对于转型综改试验区建设的总体部署，袁纯清在报告中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核心在转型。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拓展山西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以煤为基、以煤兴产、以煤兴业、多元发展。二是根本在改革。革除阻碍资源价值最大化、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弊端，突破制约科学发展和创业活力的桎梏，搞好顶层设计，加快形成有利于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关键在实践。先行先试是转型综改试验区的最大政策。从每个单位做起，从具体项目开始，大胆探索实践，特别是要抓紧干几件具有全局性、标志性的大事。要在板块突破上先行先试。推进“一市两县”、“一市两园”、“一县一企”转型综改试点，加快扩权强县步伐，重点在减少管理层次，下放计划、财政、项目、税收、土地管理权限等方面取得突破，打造转型综改试验排头兵，取得经验后全省推广。

实际上，自国务院批复山西作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一年多以来，山西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2012年1月30日，春节假期刚过，省委、省政府召开转型综改试验区先行先试推进大会，对转型综改工作全面部署，深入推进。1月31日，省政府召开转型综改工作联席会议，细化任务，具体落实。与此同时，省转型综改办组织相关部门编制财税、土地、投资、科技人才等12个专项方案，进一步完善思路和措施。一年多来，经过对省内11个市、60多个县、上百家企业调查研究，并远赴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8个部级综改试验区学习考察，数易其稿，精心编制了转型综改区建设《总体方案》，初步回答了“转什么”、“往哪转”、“怎么转”等有关问题，描绘出了山西省转型综改试验区的发展蓝图。

第8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成绩为世界所瞩目。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普遍看好。在西方转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体制同时包含了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而积累的问题则应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当经济转轨从所谓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由此中国的经济前景即使乐观地看也很不明朗，甚至将出现危机。然而长达30多年的改革历程并没有验证西方经济学家的论点。如何解释这一现象，阐明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理论依据就显得尤其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丰富实践，为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实质和结构提供了难得的经验。通过对经济转型实践的反思，可以得出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命题，这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区别

 

西方转型经济理论常常将市场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但本文中将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看作一个层次性的制度建构。市场经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更是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博弈的演进过程。熊彼特(1949)[1]曾提出通过修改资本主义宪法或通过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和平过渡政策的建议，这一建议在二战后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长期接受并施行。综观西方近代经济史，虽然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也一度占据主流地位，但有计划、有调节、有明显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所以笔者认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获得发展和繁荣的社会制度，与市场经济并不可混为一谈。而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经济恰恰被认为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融合存在的一种经济制度，因此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转型研究就是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移植到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去，这大大束缚了西方学者的眼界和理论视野。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激进转型的苏东模式[2]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模式的比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按照西方转型理论亦步亦趋的俄罗斯转型模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不得不通过独立自主的改革实践，才摆脱了转型衰退的市场经济噩梦。而中国却通过阶段式的改革，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开创了经济30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二、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层次性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内在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即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安排。

 

首先，微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市场规范三个层次。在价格机制中市场经济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在健全市场体系、严格市场规范基础上的全面的价格放开才能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功效。在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则表现为市场运行机制、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行业部门管理形式等三个层次。市场运行机制由微观层次的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和市场规范共同构成，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性制度安排。

 

其次，从中观层次上来看，市场运行机制效率的发挥根本上决定于企业组织形式。这是由于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演进的结果，其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发挥又具有独立的作用，如企业形成相互衔接的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源于市场经济的长期演进;企业在市场行为方面涉及充分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企业在社会制度方面涉及所有制或产权的具体安排形式。企业组织形式具有价格机制所无法取代的市场经济制度架构内容，而企业的转型和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恰恰在很多西方转型经济学中都被用私有化的观点所涵盖了。

 

最后，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确立、宪政性的法律安排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其中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是宏观层次的制度核心，是确立与社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也是涉及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的问题，以及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和原则、政治结构和经济生活原则等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问题。[3]转型作为大规模社会制度变迁过程，必然要求社会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相应改革和完善，但更为重要的是转型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框架中寻求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4]正是宪政性法律制度框架的稳定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有序、高效的经济成长和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确立了转型经济的中国模式。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转型的三个阶段

 

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实践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逻辑合理地解释中国模式各阶段各项改革措施成败的根源。按照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历程，我们可以把中国转型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改革模式，改革进入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此后1985年价格体制改革的开启，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开始。从1985年1月开始，中国正式实施了在转型经济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价格改革和生产资料供应定价的“价格双轨制”战略，这成为局部改革战略的典范(盛洪，1994)。[5]

 

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这个阶段改革的两条主线，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的改革实践，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而企业改革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围绕两权分离经历了多次改革形式，始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革进展，反而陷入了发展困境。这个阶段最核心和突出的改革成就就是通过价格双轨制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机制，价格开始由市场形成。这个时期的另一条改革主线——国企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尚未明确，市场运行机制正在建立之中，国企组织形式难以实现有效的创新和规范，使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在根本上难以形成，市场微观机制的不健全更使企业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摇摆不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市场微观运行机制即价格机制的建立，就不可能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企业组织形式，更不可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价格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市场经济微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在根本上土崩瓦解了。

 

第二阶段，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目标，中国开始转入全面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转型阶段。这个阶段，转型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全社会经济转型的焦点问题和这个阶段的改革主线。在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活动中，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逐渐让位于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进程之中。

 

这个阶段，国企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缺位和市场困境突出表现出来。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尽管明晰了国企的产权问题，但由于国企利益主体身份界定迟延，导致国企市场化行为的迟延，经济行为与市场机制的不合拍，使诸多国企陷入无法面向市场生产经营的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所有制变革和调整的道路，于是就有了关于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决策。利用政策漏洞，钻改革空子，利用MBO、股份制等各种形式的私有化改革措施，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国有企业的腐败分子。但这是在激进改革和层次性改革中都没有能够避免的问题。作为农村市场微观价格机制在中观层次上自发演进结果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发展局面。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市场经济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国企改制事实上已经涉及依靠微观价格机制成长起来的体制外私有制力量与既有社会制度框架中公有制宏观制度安排力量间的博弈。

 

第三阶段，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至今。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创新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上，伴随市场力量的壮大，政府力量逐渐退出经济领域，利益主体已纷纷利用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来获取利益，经济自主发展的机制已经完善，外力的作用已无法控制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自主行为，按经济规律宏观调控成为政府唯一能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方式。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制度变迁的能力减小，市场体制中市场化的利益主体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运作的主导动力，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经济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等开始凸现，市场化利益主体和市场化行为日趋成熟，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如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的不理性都开始出现。市场经济的许多社会问题亟须相应的社会保障组织、机构和设施以及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社会秩序方面，思想意识观念领域的前期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为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奠定了基础，人们对制度的预知和心理感受早已超出了传统思维和价值观念，社会进入观念、道德、心理、行为和思想的深刻变革期。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确立，成为此后农村改革的重点，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宏观层次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因此，加速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步伐，利用明确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利益主体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发挥，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消除新体制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性都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转型深化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对宏观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一个全面的回答。

 

四、结语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存在的层次性制度安排，基本上构成了经济转型次序性改革的逻辑线索。逻辑主线就是市场运行机制的培育，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微观层次价格机制的形成、中观层次企业制度的规范、宏观层次经济体制的完善三个阶段，这可以看作是构成了经济转型的基本次序。结合不同的转型实践，可以有不同的微调，但无论激进模式还是中国(下转第83页)(上接第69页)道路，都没有脱离转型实践的这个基本发展脉络，而不同的转型和改革次序，造成了截然不同的转型后果。

 

这个次序性制度安排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市场运行机制实现社会资源配置;中观层次企业组织形式的市场化创新培育市场效率和市场主体，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保证了市场运行机制的竞争效率;宏观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结合为市场运行机制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框架形成和社会制度创新确立了规范和秩序。

 

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次序性问题，只能在层次性制度建构的阶段性转换过程中有效解决。这些次序性的问题，也存在一个伴随市场经济层次性制度安排培育发展而使之实施条件渐趋成熟的过程。通过阶段性的改革和发展能够为市场经济次序性的改革奠定层次性制度基础、提供改革条件，从而使改革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在利益调整的改革格局中阻力更小而共识更多，这显然是解决市场经济改革次序性难题的有效途径。正是由于这个层次性存在，中国经济才从微观建构到中观突破，一直到宏观完善不断推进，才成就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

第9篇：转型心得体会范文

一、自我认同价值观从商品消费的客观实用型向主观感受型转变

消费型社会与生产型社会相比较而言，其消费文化使人们的自我认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即从商品消费客观实用型向主观感受型转变。生产型社会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主要以消费对象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主体需求的满足为价值取向。消费型社会人们消费的自我认同价值观，是在获得实用性商品的过程中，主要是满足自我的心理感受，即构成消费者消费冲动的一个潜在心里驱动力就是消费者为了实现自我。可以说人们在生产型社会消费行为中，消费者建立的自我认同价值和用以确认自我人格的标准是物对人的客观实用性，在这种社会境遇中，消费者建立起的自我人格是一种崇尚客观实用型人格。而在消费型社会，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是看能否给消费者带来自我快感和情绪化波动，这是消费行为发生与否的价值取向。美国学者坎贝尔认为，“现代消费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自我梦想。消费核心不是对商品的实际选择、购买和使用，而是对想象性愉悦的追求，真正消费的主要是这种精神上的享乐主义的产物。”正因如此，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才表现出对商品有着无尽的需求并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但是这种不满的追求又不是以物的占有为目的的。消费者在其消费行为中所面对的对象已经不再是物质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以特定方式接近感觉中的东西和想象中的自我。“事实上，我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物品没有关系。我们的消费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口味和身体。我们在‘喝'商标。因为广告牌上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在‘喝’那幅照片。我们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在这种状况下，消费者是以盲目的受诱导构建虚幻的自我认同价值观。我国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经济转型，正在经历这种从物的追求到满足人们心理主观感受的自我认同价值观的转变。

从商品消费的实用型向主观感受型的自我认同价值观的转变，必将挑战人们长期形成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财富不断积累，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一些人的消费欲望出现了自我认同价值观的漂移。比如商品消费的奢侈之风，金钱至上的享乐主义，财富炫耀的浮躁心态等。毋庸讳言，这些消费自我认同的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市场。它扭曲了人们的心灵，污染了人们消费的自我认同价值观。这种畸形的注重所谓满足自我心理感受的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尽管不是社会主流的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但是，它对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带来巨大的冲击，社会风气出现萎靡，道德滑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面对这种畸形的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人们彷徨，不知所然，甚至怀疑我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正当性。

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是我国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必经之路。这种经济转型必然会对生产型社会的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带来冲击，同时也会出现一些负面的所谓注重自我心理满足的奢侈颓废的消费行为。如何面对这种畸形的自我心理满足的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我以为必须要正本清源。在我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过程中，既要满足人们消费的心理感受，又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认清其边界，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对物的消费本身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本质所在。

二、自我认同价值观从对实物依赖性向对符号依赖性的转变

从对实物的依赖性向对符号的依赖性转变是消费型社会自我认同价值观的重要特性。在生产型社会，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是在对实物的占有、使用和感受过程中形成自我认同价值观，对实物的依赖性是人们形成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的基础。实物在历史时空中的穿越，以每一代人对其依赖而具有认同的意义感、历史感和价值感，而后一代人总是从这种实物中汲取认同的力量和资源。这种实物的存在不仅仅是满足人的实用性需求，更是关系到拥有者自我的确认和身份的存在。在消费型社会，日常生活世界中物的组织结构的变化使人与物以及人与他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自我认同的价值观使人用以达成自我确认的物成为系统中的符号，使人与物的关系变成人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实物的色彩、质料等都失去了传统的规定，既不在表达什么也不再与自然直接相连，而是成为了抽象的、同质的东西能够被组织进社会系统之中。

消费型社会中主体通过对符号的依赖性达成消费自我认同的价值观。生产型社会中用来标识性确定自我达成认同的实物，在物的系统中被抽象化为符号，它们像文化符号一样是同质的，能够被设置进一个连贯一致的系统中。消费对象在符号系统中超越了传统予之的实用物品的概念，而成为各种抽象的符号。消费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性行为，为了成为消费品，物品必须成为符号。“当我们消费物品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消费符号，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界定我们自己。”我们正是通过消费才能与作为符号的物发生关系，与他人发生关系。物在消费的现代性变迁中成为符号，消费者通过消费原本由实物的实用性所担任的、而现在被符号化的物品来确认身份获得意义，人们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从对实物的依赖性转向了对符号的依赖性。

消费型社会从实物的依赖性转变为符号的依赖性，其意义将加快物流，节约交易费用，因而必然伴随着制度性变迁。首先，消费型社会人们的消费行为更加强调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既然现代消费把实物变成了符号，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活动就应该建立在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上。否则实物性消费就很难变成符号性消费。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就难以实现。其二，从实物性消费转变为符号性消费，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符号消费本质上还是一种交换行为，如果没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作保障，最终符号消费还将回归到对实物的消费。很难实现加快物流的目的。其三，符号性消费需要现代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消费型社会的来临，必然预示着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和消费行为的更加多元化。现代金融工具既是人们财富集聚和增长的指示器，又是人们进行符号消费的主要手段。伴随着人们财富的不断集聚和增长，人们符号消费的意愿会更加的强烈，人们消费的方式也会更加的多元化，因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就会加速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节约交易成本，加快集聚财富，满足人们符号消费的多元化需求。

三、自我认同价值观从立体化向平面化转变

自我认同价值观从立体化向平面化转变，预示着人们在消费自我认同的存在状况方面发生了变化。个体自我认同的达成往往借助于个体的所有物、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中获取的意义资源。生产型社会中与个体有关的用品都极其富有自我的意义深度。比如我的衣服、我的书籍、我的作品，甚至我的名誉、我的地位、我的身份对于我个人的自我认同都具有着重要的定位价值。萨特认为，“我的占有物反映着我的存在的整体。我就是我有的东西。”个体与其所有物之间在意义认知上难以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个体借助这些外在之物表达对自我的认同确认。对此詹姆士做了通俗的说明：“我们对某些事物的认识和处理态度极像对待自己一样。我们的声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可能像我们的躯体一样亲切。如果它们受到攻击，会使我们像躯体受到攻击一样，会采取同样的报复态度和行为。” “最普遍的观念是，认为人的自我可以包括他认为属于他的一切的总和，不仅是他的躯体和体能，还有他的衣饰和房屋、他的妻儿老小、他的祖先与朋友、他的荣誉和成就、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他的游艇和银行存款，所有这一切，对他都有同样的意义，如果它们发展或趋向繁荣，他便洋洋得意，如果它们衰落消亡，他便沮丧消沉。”由此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自我认同是基于对个体占有物所具有的私人意义深度挖掘而形成的。在这种人与物的相互关系中，物相对于人来说具有多维指涉和深度意义。而隐藏在人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得益立体呈现。这种自我认同所达成的人格形象是意义深刻、内涵丰富的立体化形象。

在消费型社会，人们用以达成消费自我认同价值观的实物存在形式发生了转变。日常生活中消费品的高度商品化和四处充斥的商品，使得那些原本高度个人化、表达着个人品味和自我历史深度的东西丧失了原有的维度，被高度抽象为同质的和平面化的东西。它们不再承载着有关个人自我认同历史的信息，也不再象征着个体自我健全的趋向标识。较之生产型社会，存在之物在人的眼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寻求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物的买卖的普遍化使得在传统社会中高度私人化的物品失去了历史感、意义感和价值感。失去自我主体与其占有物之间的人性化的联系，即意味着人不能再理性客观地把握现实、认识自我和达成认同，消费自我认同的存在状况逐渐从立体化转变为平面化。

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过程中，货币交易的消费行为使得一切用货币衡量的东西发生了贬值。消费型社会中，人在存在之物普遍同质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自我认同必然是平面化的，主体自我在从立体化向平面化转变过程中丧失了认同深度。“人们反复表达的一个忧虑是，个人除了失去了其行为中的更大社会和宇宙视野外，还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有人把这表述为生命的英雄维度的失落。人们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换句话讲，我们受害于激情的缺乏。”这种“激情的缺乏”更加加剧了自我认同活动在其社会生活场域中价值的丧失， 人的认同状态更加从立体的、丰富的状态走向了平面化的认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