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四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力度明显加大。各级党委、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的要求，切实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摆上重要日程，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研究解决平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扎实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为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各具特色的平安创建活动，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性地推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四年来，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性明显增强。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主动抓、抓源头，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创新发展了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总结推广了“大调解”工作做法，基本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691万起，成功调处1598万起，调处率达到94.5%，预防、减少了一大批“民转刑”案件和的发生，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

四年来，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明显提高。各地区、各部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打击整治行动，完善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的落实，确保了刑事发案总体平稳，严重暴力犯罪和可防性案件有所下降。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5至2008年，人民群众安全感逐年上升。

四年来，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明显改进。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优化服务入手加强社会管理，积极做好特殊群体的服务、救助和教育、管理工作，加强和改进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加强和改进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兴媒体的管理，提高了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

四年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明显加强。各地区、各部门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战略性举措来抓，加强了基层政法综治单位建设，加强了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健全了基层综治工作网络和平台，加大了人、财、物的投入，推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在基层的落实。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各级党委、政府精心组织、统筹协调的结果，是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结果，是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大力支持的结果。

当前，我国社会大局继续保持稳定，总的形势是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仍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比较困难，下岗职工、失业农民工有所增多，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有所增大，劳资纠纷、合同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等新矛盾不断产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涉法涉诉等老问题有所凸显，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发不稳定事件；一些地方杀人、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抢劫、抢夺、盗窃等侵财犯罪上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时有发生，社会治安出现不少新情况。在新形势下，人民群众期盼更平安的社会环境，我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

总书记明确指出，社会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重要方针，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战，积极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创新，完善和发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一、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为开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新局面提供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政治优势，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抓好发展这一硬道理与稳定这一硬任务，真正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进。要及时听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汇报，深入分析社会治安形势，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体系，把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纳入政绩考核，真正把“保一方平安”的责任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的优势，不断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合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各部门、各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整体联动。各部门、各单位要更好地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进一步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运行机制，既“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又加强协作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形成工作合力的着力点是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切实提高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化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的水平。

三、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方法的整体优势，切实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要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科学发展，关键是要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把打击与防范、惩治与教育、管理与服务、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各种手段和方法有机衔接、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紧紧抓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出治安问题，迅速组织开展打击、整治行动，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压下去。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对待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讲究执法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要切实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完善社会治安防控网络，强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进一步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网络优势，夯实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基层稳，才能全局安。经过多年努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基本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网络。今年2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综治委的工作汇报并作出了重要指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在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强化基础工作、完善工作机制等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真正发挥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网络优势，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要大力加强基层政权组织特别是党组织、政法综治组织建设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确保综治工作在基层有人抓、有人管、管得好。

五、充分发挥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优势，努力形成人人共创共享平安的浓厚氛围。人民群众是我们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力量源泉，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无论形势怎么变化，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不能丢，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特色和优势不能丢。要加大对这次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宣传力度，以深入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以人民满意为目标，最大程度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最大程度地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平安创建活动的实际成效，真正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局面。要总结推广奥运安保成功经验，积极探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防群治工作的新模式，真正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为榜样，全面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

第2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关键词：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治理法治化；农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强调“全国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 [①]  党的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因此，实现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我们党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为解决“三农”这个全党工作重中之重问题提出的新擘画，不仅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我们必须从全局性、战略性的高度认真研究并切实推进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

一、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前提下，按照法律来治理基层事务，即将乡村基层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活动及公民的所有行为都纳入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运用法治方式来管理基层事物。［2］乡村振兴战略是事关农业、农村和农民长远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涉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在 2018 年两会期间，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具体路径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因此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就要贯彻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的振兴，实现农村的有效治理。

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足

目前农村村社干部群体中依法行政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是少数基层干部盲目追求领导做派，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法随言出，刻意树立个人威信，结果造成与群众关系疏远。二是村干部对依法治村重视不够，由于思想观念、思维习惯僵化，少数村干部法律知识缺失，部分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仍停留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民主法治意识不强，依法办事、管理农村事务的能力较差，导致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群众意见较大。三是部分“村两委”内部工作标准和议事程序不健全，给村干部违纪违法、胆大妄为留下空间，导致基层村干部腐败时有发生，造成群众对基层组织和村干部不信任，村民参与村民大会、院坝会的

积极性较低。

（二）农村社会环境中法律公信力较低

目前在农村基层中普遍存在公信力不足的情况。部分群众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当有问题产生、个人利益得不到解决和维护时，很大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认为法律服务、司法手段门槛高，成本大，负担不起，开始责怪政府或基层组织，习惯于依赖政府通过信访等行政手段解决问题。同时受传统熟人社会的影响，农村的法律环境不容乐观，如现阶段在国家大力倡导和实行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户与农业企业主之间签订合同，往往由于农民的合同意识和法律素养缺乏，导致农户擅自毁约的情况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和农业产业化发展。与此同时，在农村基层普遍设有司法所、综治办，村有治保委员会和治安联防大队等农村法治建设和宣传机构，但相关机构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服务群众的主动性和意识不足。农村部分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执法不文明、不规范、不

严格等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发生群众抗拒执法的情况。

（三）农村基层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现有农村相关法律法规原则性强，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不足，条文较为粗疏，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地方性法规的地方特色不突出，难以充分发挥指导效果。特别是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建设进程中，涉及农村投融资体制、土地使用、产业调整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在法律不完善的领域缺乏有效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对干部和群众行为进行约束，使基层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大打折扣。

（四）农村基层法律服务宣传不到位

现阶段普遍存在农村社会法治宣传教育滞后。一是部分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知之甚少，甚至胡搅蛮缠，以身试法，导致纠纷和恶性案件发生。二是基层法制宣传不完善。农村法制宣传过程中过于强调村民知法、守法，而忽略了村民学法、用法，致使群众学法用法积极性和自觉性不够，缺乏用法律知识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自觉性。三是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有待提高。农村基层的律师、公证人员、司法鉴定人员等相关执业人员的服务意识不强，发展不平衡，创新性不够，存在对法律当事人敷衍塞责、应付了事等现象。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面临的新问题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不仅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乡村振兴所要求的治理有效，建立德治、自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带来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一）农民法治观念和民生意识不断增强，但法治方式的运用仍然欠缺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农村社会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农民逐步摆脱小农意识，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权利观念、秩序观念、自由平等观念、民主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这不仅是基层法治可喜的成果，更是基层法治深厚基础。但农民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处理问题，依然有较大欠缺，人们习惯于“信访不信法”“找政府不找市场”，习惯“拉关系、讲人情、谈势力”等。

（二）现代社会治理工作格局基本形成，但主体缺位现象依然突出

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地方不断深化治理实践，特别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现在农村社会的治理工作格局已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体现了应有的制度优势，有力激发了不同社会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活力。乡村治理的真空地带逐步形成了“动感地带、生命地带”。尽管如此，乡村治理中主体缺位的现象依然突出，成为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不仅有基层党组织的虚化、弱化、边缘化的“三化”问题。也有乡村自治组织、行业组织发育不全，功能不全的问题，还有外部组织管控影响不到位的问题，导致农村社会面临的农村党组织与党员分离，村委会与村民分离，土地发包方与承包方分离等问题难以根除。

（三）乡村治理的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但立法不完善的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基层法治建设经过长期的努力，在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村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行政法规及法律制度共同构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乡村治理规范体系，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有力推进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进程。［3］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农村社会治理方面对照法治的要求，我们在立法上的欠缺还是十分明显的。立法冲突现象比较突出，上位法和下位法，或者不同部门法相互抵触、相互矛盾，造成法律适用的困惑；一些立法听取群众意见不够，过多地体现了部门和地方利益，造成群众有意见，甚至不满。

（四）农村社会结构调整深化，公共服务差异化、均衡化要求难以满足

随着党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不断加强，农村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普遍出现了“空巢”“留守”“外出”现象，另一方面，撤区并乡和村组合并后，农村新居民组织和新社区出现引起了社会结构调整，引起了利益调整，农村矛盾日益复杂，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农村公共服务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服务越来越难，而农村公共服务资源本来就相对有限，更多的集中在村（社区）级行政中心周围，所以围绕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打造乡村治理科学机制，提高治理能力水平，就显得格外迫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关键。我们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治理有效和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要求，不断探索推进乡村治理的新途径，从而实现乡村治理的法治化。

（五）农村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管控难度日益加大

互联网的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在农村已经普及，不再是奢侈品，一网一世界，一指一价值。新媒体时代来临，信息传播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多变，价值选择更加困难。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如何管控好信息是当今农村社会治理的一道新的难题。

四、乡村振兴过程中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乡村治理。我们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治理有效和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要求，不断探索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的新途径。

（一）着眼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断健全乡村治理的制度规范体系

法律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良法才能善治。针对当前农村治理中出现的立法问题，我们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推进治理制度规范体系建设。［4］一方面要运用科学方法，力求完善质量不高、总量不足，不适应农村新形势新变化的制度规范。另一方面突出地方特色，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村规民约是乡村约定俗成，相守坚持的规范，更多地体现了德治和自治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推进乡村基层法治化过程中要广泛发扬基层民主，听取群众意见，聚纳民众智慧，完善村民自治，突出地方特色，遵循立法规律，不断健全完善村规民约，使之同国家立法相互配套，相互衔接，形成一个结构完备，内容完整的治理法规制度体系。

（二）着眼于激发活力，不断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组织体系

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主体地位平等且充满活力的社会，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必须有效激发社会各类主体的活力，充分发挥其作用。首先，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要围绕依法治国的总要求，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把党组织资源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法治资源。其次，要推进基层自治和民主协商，扩大公众参与，充分发挥农村各自治组织各社会团体和各行业协会在治理中主体作用。再次，要强化农村基层法治机构和队伍的专门作用，建立以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骨干的法治网络，挑起农村法治的大梁。

（三）着眼重心下移，不断健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工作机制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在基层，重点在基层。围绕乡村治理法治化，我们要把问题消化在基层，把纠纷调处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我们要重点开展送人才下乡、送政策下乡和普法下乡活动，推动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公共服务下基层，把源头管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理结合起来，健全完善基层决策机制、风险评估机制、民意吸纳评估机制、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及时妥善有效合法解决农村社会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和显性矛盾，牢牢掌握基层治理法治的主动权。

（四）着眼于约束权力，不断提高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能力和水平

乡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对干部群众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所在。首先要在树立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上下功夫。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有力量，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是法治，党员干部要认真学法、用法，树立法律权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问题；其次要在公正执法上下功夫。执法公正最能体现法治，老百姓也最为关心。处理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就一定要规范执法行为，让老百姓从每一件事情处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五）着眼于以民为本，不断创新乡村治理的法治模式

面对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情况，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加强法治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法治化要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注农民对美丽乡村、平安乡村、法治乡村、幸福乡村建设的诉求，通过网格管理，一站服务等，运用互联网 +模式，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的科学模式。

参考文献：

[1]李勇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J].东南学术，2012（2）：68-79.

[2]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10-12.

[3]徐汉明.推进国家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第3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2016年8月30日下午召开

2、自治区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强化责任、严明纪律、扎实落实各项WW措施。

3、自治区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要用好“一个机制”是什么？

就是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军区、兵团、武警、公安现役部队的作用；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作用；

坚持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

形成扁平化、一体化、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协同配合、快速反应的指挥机制。

4、会议提出的要落实“十项措施”是什么？

（1）抓好情报信息、做到耳聪目明；

（2）抓好新闻媒体、坚持正确导向；

（3）抓好网络空间、确保可管可控，切实维护网络安全；

（4）抓好依法打击、做到除恶务尽；

（5）抓好宗教工作、确保和睦和谐；

（6）抓好城镇管理、形成安全网络；

（7）抓好农村治理、打牢基层基础，深化“访惠聚”活动，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两委”班子、住村干部等力量作用，推动各级干部下沉基层、包乡包村包户，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

（8）抓好重点领域、促进全面稳定，确保实现WW措施全覆盖；

（9）抓好边境管控、遏制外来隐患；

（10）抓好综合治理、不留空白盲区。

5、会议提出的要明确“一个目标”是什么？

确保xq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

6、自治区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九点要求上什么？

政治上坚定、思想上统一、目标上明确、责任上担当、工作上连续、作风上务实、团结上加强、廉洁上严格、为民上用情。

7、“四个统一”是什么？

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调、统一行动。

8、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统领下，重点抓好哪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要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二要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要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创建民族团结模范区；

四要推进宗教和睦和顺，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五要抓牢发展不放松，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六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建设美丽xq。

9、加强党的建设，为落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供哪7项坚强保证？

一要强化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绝对忠诚；

二要严肃反分裂斗争纪律，坚决查处党员干部中的“两面人”；三要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四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五要加强高校和各类学校党的建设，牢牢掌握育人阵地；

六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七要下大力气抓好作风建设，凝聚推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正能量。

10、落实好九个方面的WW措施？

一是继续保持全区严打高压态势；

二是继续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

三是继续加强和创新对清真寺的教育管理服务；

四是继续推行城镇网格化管理；

五是继续强化重点区域防控；

六是继续加强边境管控；

七是继续确保意识形态领域绝对安全；

八是继续加强情报信息工作；

九是继续健全社会面防控体系，掌握反分裂斗争的主动权。

11、怎样做好南疆工作？

一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满腔热情地关心关爱南疆各族群众，全面落实特殊扶持政策，加大民生改善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保护，强化乡村组织和基层基础工作，提高生产生活水平，把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二要保持对暴恐分子和分裂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

三要建立健全奖惩问责机制，建立奖优罚劣的用人导向。

12、xq最大的群众工作是什么？

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

13、五个认同是什么？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14、指出，实现xq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键在什么？根本靠什么？

关键在党，根本靠坚强的干部队伍、严密的基层组织体系、管用的群众工作机制。

15、自治区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的要筑牢“一个长城”是什么？

紧紧依靠群众、联系服务群众、密切团结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构筑起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钢铁长城、铜墙铁壁。

16、“两个关键点”是什么？

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xq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发展是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

17、自治区领导“树立典型、凝聚力量”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在全区各条战线选树一批忠诚坚定、勇于担当、作风扎实、业绩突出的先进典型大力宣传表彰。

曝光惩处一批负面典型，激励先进、鞭策后进，在全疆上下营造人人争先进、人人学先进、人人赶先进，干事创业、争作贡献的浓厚氛围。

18、xq的问题，最难最长远的是什么问题？

民族团结问题。

19、强调，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什么意识？

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两个坚定不移”是什么？

坚定不移地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稳疆兴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坚定不移地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反对国家分裂的坚强战斗堡垒。

21、什么是稳疆兴疆的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

抓基层、打基础。

22、强调，做好xq工作，关键是要发挥什么作用？

关键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23、xq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最大敌人是什么？

干部作风不实。

24、陈全国书记在自治区公安厅检查时提出的五点要求是什么？

一是认识要再提高；二是措施要再落实；三是工作要再主动；

四是责任要再强化；五是纪律要再严明。

25.自治区什么时间召开的深入贯彻落实关于xq工作总目标再动员会议？

9月17日上午。

26.自治区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关于xq工作总目标再动员会议主题是什么？

坚决贯彻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推进各项工作。

27.中央治疆方略是什么？

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

28.树牢“一个总目标”是指什么？

就是确保xq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所有工作都要紧紧围绕这个总目标，服从服务于这个总目标。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改革开放、民族宗教、对口援疆、党的建设等，都要围绕这个总目标来努力。

29.贯穿“一条生命线”是指什么？

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将民族团结作为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视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30.把握“两个关键点”是指什么？

正确处理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切实抓好稳定和发展这两个关键点，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1.健全“一套好机制”是指什么？

承担起落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主体责任，健全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由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组成两套工作班子，一套班子全力以赴保稳定、一套班子集中精力抓发展，确保集中统一、分工明确、便捷高效、政令畅通。

32.做到“四个努力实现”是指什么？

实现xq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实现到2020年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全区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实现xq生态环境保持良好。

33.营造“一个良好局面”指什么？

不断开创xq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努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xq。

34.什么是“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35.什么是“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36.党员干部树立红线底线意识是指什么？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红线底线，把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红线底线。

37.“访惠聚”活动的六项重点工作是什么？

维护社会稳定、建强基层组织、拓宽致富门路、开展思想教育、办好实事好事、推进脱贫攻坚。

38.自治区对“访惠聚”活动走访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住村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入户走访、联系群众要做到小村每月、中村每两月、大村每季度逐家逐户走访一遍。

39.加强各类矛盾排查化解的主要措施是什么？

民声大走访、矛盾大调处、隐患大整治。

40.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四大措施是什么？

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信息化管人，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41.群防群治力量建设要发展哪些队伍？

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护村队”“护寺队”“护厂队”“护校队”“护院队”“护路队”，筑起反恐WW的钢铁长城。

42.自治区提出的九项惠民工程是什么？

就业惠民、教育惠民、医疗惠民、社保惠民、扶贫惠民、安居惠民、暖心惠民、兴边惠民、安全惠民。

43.医疗惠民的“三不出”是指什么？

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疑难危重病不出疆。

44.暖心惠民“九到农家”是指什么？

加强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路、气、讯、邮政、广播电视、电影、书屋“九到农家”工程。

45.暖心惠民“五下乡”是指什么？

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法律、爱国爱教宗教服务“五下乡”活动。

46.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九进”是指什么？

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单位、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军营、进团场连队、进清真寺。

47.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四个一起”是什么？

共同学习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48.强化生态环保理念主要内容是什么？

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9.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种意识”是指什么？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50.严肃反分裂斗争纪律要求是什么？

在开展反分裂斗争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认识统一、表里如一、态度坚决、步调一致，决不允许表里不一、言行不一、阳奉阴违。对在反分裂斗争中当“两面派”“两种人”，与分裂分子勾结、沆瀣一气，无论是谁，无论是哪一级干部，一经发现严厉查处、严惩不贷。

51.提出的好干部标准是什么？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52.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四要”是指什么？

要严格标准，要优化结构，要注重实干，要树好导向。

53.自治区党委对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五点要求是什么？

要热爱xq、甘于奉献；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一心为民、服务群众；要奖惩分明、弘扬正气；要树立典型、凝聚力量。

54.“三进两联一交友”活动是指什么？

在各级领导干部和教师中广泛开展“进班级、进宿舍、进食堂，联系学生、联系家长，与学生交朋友”活动。

55.干部选用“五重”导向是指什么？

重党性、重品行、重实绩、重基层、重公认。

56.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措施是什么？

一是坚持编制人员向乡村倾斜；

二是选好配强乡镇党政班子；

三是选好配强村级组织带头人；

四是选派党政机关干部、转业军人、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

第4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市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暨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部署全市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和2020年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刚才，大家实地参观了XX示范点，XX作了经验介绍，他们的做法各具特色，希望大家相互学习借鉴。

下面，我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我市城乡社区治理工作，推进基层党建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讲四点意见。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城乡社区治理和落实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为什么要加强城乡社区治理。

城乡社区是居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场所。正如所指出的，“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只有社区治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才会更坚实，国家治理现代化才会实现。第一，做好城乡社区治理，是中央和省的统一部署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这是首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提出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党的报告就基层政权建设、基层群众自治、乡村治理体系和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中央和

省也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等方面文件，明确了城乡社区治理时间表、路线图。第二，做好城乡社区治理，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需要。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如果乡村的治理能力、治理体系跟不上或者不适应，乡村振兴就没有可靠的社会支撑机制。加强和完善农村社区治理，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是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实基础。第三，做好城乡社区治理，事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实现。深刻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12个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细优质的公共服务，是社区治理工作的重头，不能见物不见人”。当前，我市城乡社区治理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撑、更高水平的社区治理质量。第四，做好城乡社区治理，是X经济发展的需要。X是世界长寿市，更应重视城乡社区治理。如果我们的城乡社区治理不好，环境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治安问题频发，在发展中我们如何与别人比环境、比特色?这会影响

X的形象，别人对世界长寿市就有疑虑,XX品牌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进而影响到X打造省融入X区先行区的东融发展战略，影响X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年初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各社区做了大量工作，社区工作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成为了疫情防控一线的人员，走访入户、登记看守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中，社区组织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作用不可替代。我认为，这也是我们的疫情防控经验，除了社会制度的优势外，为什么不能被其它国家模仿复制的原因之一。

（二）为什么要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指出，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抓基层、打基础应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城乡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党和政府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轴心作用，把各类管理服务资源有效统筹起来，积极回应居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有效防范化解社会矛盾，对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组部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连续召开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开展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城乡基层治理的领导，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向基层延伸、在一线落地，对巩固提升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创新基层治理机制、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当前我市城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情况。

近年来，我市在城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方面深化改革创新，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既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在基层社区、农村都成立了党的基层组织，让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能够传达到最基层，让集中统一的国家体系同整个社会连为一体；又高度重视居民自治，依靠村委会、居委会和覆盖广泛的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解决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方面的问题，让社会有活力，让老百姓有自治能力。特别是重点镇改革、乡镇“四所合一”改革、农村社区建设、履行党建主体责任“双述双评”等工作走在全区前列。还建成了一批有影响力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品牌城乡社区。但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与人民群众新期待、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新要求相比，与上级要求和先进地区相比，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一定的差距。如，在城乡治理方面，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区规划建设滞后，服务功能欠缺，社区服务精细化、信息化水平还有待提高。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服务还不充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主动性还不足，社区治理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等。再比如，在城市基层党建方面，整体谋划不够，资源和力量整合不充分，社区服务场所建设落后，服务功能不健全，各领域党建与城市基层党建的关系没有厘清，存在各自为战的现象，等等。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做好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和落实基层党建重点任务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持续用力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工作，努力完成基层党建各项重点任务，走出一条符合

X实际的基层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路，为推动X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突出党建引领，统筹推进我市城乡社区治理工作

（一）发挥好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政府主导作用。

只有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改进基层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才能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乡社区得到贯彻落实，才能把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幸福美好家园。党的核心作用和优势尤其体现在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区中的居民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分歧，只有最大多数人最根本利益的代表者才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社区事务。所以，维护公平公正也就成为基层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关键。相对于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基层政府具有统一行动能力强、配置资源能力强、协调各方关系能力强、处理危机能力强的优势，因而应当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运用好基层创新这个重要法宝。

基层群众的创新最及时、最接地气、最能反映日常生活所需，也能随时随地接受实践检验，灵活地进行调整完善。比如，一些城市社区建立居民议事委员制度，有的农村社区在议事时请来村里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七老八贤”共同商议等，都是社区居民积极创新的生动体现。

（三）鼓励居民积极主动参与自治。

得到群众支持，再难的事也会变得很容易；没有群众支持，再容易的事也会变得很难。所有治理得好的社区都是有社会活力的，都得益于居民的积极参与。所以，应鼓励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由过去的被动接受管理转变为主动自我管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提高居民群众的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

（四）充分借助多方面社会力量的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不仅事关政府的事、社区居民的事，也是社会的事，很多问题可以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比如，引导驻社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其他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既有利于解决资金问题，又有利于开展纠纷调解、健康养老、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

（五）既注重硬件提升又注重软件提升。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内容很广泛，既包括硬件提升，如完善社区硬件设施、优化社区环境等，又包括软件提升，如培育社区精神、开展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等。虽然各城乡社区有差异，但每一个社区都有可以提升的空间。应通过社区提升，进一步营造社区良好文化氛围，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树立城市党建理念，推进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当前，城市愈发成为全社会集聚资源、承载人口的主体，城市基层党建也成为更好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强化基层战斗堡垒的重要工作。必须顺应当前城市发展城镇化、网络化、集聚化等突出特点，提供结构更优化、覆盖更全面、契合度更高的城市基层党建服务。

（一）树立“大党建共建”的理念，形成聚合态势提升城市基层党建质量。

按照“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要求，健全市、区（县）、街道、社区四级联动工作体系，大力推进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强化街道党组织统筹协调功能，有效整合辖区内的条块力量，构建内外互动的大党建体系。党委要总揽全局、把控方向，研究解决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提思路、定政策、强指导。街道一级统筹抓好自身建设、社区党建、驻区单位党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推动各项工作落地生根。社区应整合公安、业委会、物业公司等部门党员骨干，联合专职社区党务干部，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党委部署的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加强阵地建设，有效放大基层堡垒的“战斗效果”。

（二）树立“大整合共治”的理念，凝聚城市党建合力引领社会治理创新。

要大力推行区域化党建联盟，完善议事决策、联席会商等制度，定期研究商议辖区内涉及共同利益和居民群众期盼的实事大事，实现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难事共解，推进区域协同共治。要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建立健全网格化服务中心，推进城市基层党建信息化建设，打通各部门之间的“数据隔离”，把党组织和党员、居民群众深度连接起来，组织起来，实现党建工作与社会管理、服务深度融合。要大力推行“党建+智慧警务”模式，有效整合政法资源，助力城市平安建设。

（三）树立“大服务共享”的理念，链接城市党建资源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要推动资源向社区倾斜，将各部门支持政策和服务群众的资金、资源、项目捆绑打包下放社区，最大限度服务好居民群众。整合扶贫救助、劳动就业等力量向一线下沉，集中为社区群众提供服务。整合学校、社会组织等各类社工义工队伍和在职党员志愿服务者队伍，广泛开展社工引领的社区自助、互助和志愿服务。按照不少于500平方米的要求，高标准、规范化推进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要探索推行“党建+寿城居家养老中心+大健康”模式，提升城市社区服务整体水平。

（四）树立“大作为共创”的理念，发挥城市党建优势助力创建“文明城市”。

结合创建省文明城市，把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与创建文明城市相结合，充分发挥

“党建+创城”的制度优势，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各类服务机构、驻辖区单位等社会力量和党员群众多元参与、同创共建新格局，让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创建工作带来的新变化。要把党员教育与文明创建结合起来，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强化党员道德素质教育，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党风政风转变促进民风社风改变，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上台阶、见成效。

四、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城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履行好主体责任，做到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党建工作与其他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要把城乡社区治理纳入当地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纳入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压实责任，随机督查，强化落实。市委开展“书记问评”工作中，可适时安排这两项内容进行专题问评。

二是强化改革创新。

要把我们的工作与上级城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工作的政策相结合，结合实际，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落实措施，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是强化示范带动。

注重改革创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抓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和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试点。开展“XX党建+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工作，树立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各项工作发展，推广一批基层党建示范标杆。

四是强化舆论宣传。

第5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同志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既保证党的领导又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九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织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结合自己的国情，以村民自治为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主要形式，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育和发展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1982年我国宪法确认了村民自治的做法，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自治进行了规范。村民自治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村级组织“两委”班子矛盾突出，一些党支部与村委会各自为政，分别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领导地位，在工作中缺少互相支持、协调和配合；有的农村地区虽然通过民主选举出村干部，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农民群众不仅无法真正地参与管理和决策，导致“村官”腐败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干群关系紧张，造成党组织的威信和战斗力下降，党在当地农村的执政基础受到削弱，已经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6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在西方思想史上，不同学派的公民社会论者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阐释。公民社会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的“城邦政治”。近代契约论者则认为，公民社会是“摆脱自然状态，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后所进入的政治社会状态”。17-19世纪则提出了以国家和社会分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概念，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形成了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和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政治主张。此后，公民社会概念曾经历了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二分法”向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历史演变，其内涵至今仍无定论。 

在公民社会论者的视界里，一般都主张公民社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非官方性。以民间的形式出现，不代表政府和国家的立场。二是非营利性。将提供公益和服务作为主要目标，不把获取利润作为目的。三是相对独立性。拥有自己的组织管理机制。四是自愿性。参与成员自我选择。其中，公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与之相适应，公民社会论者还提出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参与性和法治”等一系列价值原则。 

“公民社会”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有着深刻的资本主义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近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是在市场经济兴起和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 

客观地讲，在国家、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需要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来承担协调职能。一方面，国家和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办一切；另一方面，公民个人的利益和行为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如不加以组织化引导必将失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必然意味着为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服务。它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利，只是少数富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平等权利。因此，必须看到西方“公民社会”思潮背后的实质，西方国家正是借助“公民社会”这一理论，利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服务与公民需求之间的不对称，来夸大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弱化执政党权力的合法性，进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架构，把政治理论包装成政治工具。 

总之，“公民社会”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是“西方民主观”的一个变种，说到底，就是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照搬西方民主的模式，从根本上混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有权管理国家事务，有权对党和各级党员干部实行监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各族人民都平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享有法律的、物质的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有必要的分工，但都是在黨的领导下相互协调地进行工作，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显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西方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础。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道路 

中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道路。 

（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的治理模式 

与西方的历史传统不同，历史上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国家覆盖了社会，社会淹没于国家当中，传统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领域”。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基层民主的治理模式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不仅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原则。多年来，在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党和政府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民主建设的许多环节都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开展的，以保障广大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第二，坚持政府的主导性。一方面，基层自治的主体是广大基层人民。实行直接民主，由基层群众自己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是基层自治和现代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推进基层自治活动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立法手段规范和支持村民自治活动，保证村民自治工作的顺利实施。 

第三，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发展基层民主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只有通过法律保障基层群众的民主活动，推进权力授予由政府行为转化为群众自己的行为，才能使基层群众自治从“形式民主”最终走向“实质民主”。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居民）民主自治制度、社会团体的民主管理制度等，在加强选举、检举、罢免等民主机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基层民主监督制约功能，加强保障基层民主的法规建设，建立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构建形成针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中保障基层群众权利的法律救助体系。 

第四，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同的实际条件决定了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以及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动，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其政治参与热情趋高，党和政府及时引导，村民自治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始终尊重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坚持与社会发展步伐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基层民主发展意识相适应，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办法，取得了巨大成就。

    综上所述，我国的基层民主自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治理内容上是自治的，在治理方式上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基层民主自治既满足了基层群众的民主需求，也满足了国家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和治理的需要，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和普遍欢迎，从而上升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安排。这与西方“公民社会”的治理模式完全不同。 

（二）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西方“公民社会论者”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和干预，反对国家职能的过分扩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最大的区别，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脱离、取消或者代替党的領导。指出：“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基层民主才有正确的方向，才有规范的秩序，才有可靠的政治保障。我国基层自治制度的演变历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才不断地走向完善，不断地适应日益变化的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第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战斗堡垒”。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尽管这些基层单位的工作性质、领导体制有所不同，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职能、工作方法也不完全一样，但都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都要担负起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都要团结与组织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自治成长与壮大的实践表明，党的基层组织的这种“堡垒”作用，是党的领导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具体体现，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 

第三，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桥梁纽带”。我国基层党组织广泛分布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基层党员既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和诉求，又对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了解，是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利益的调查员、信息员和协调员。基层自治的产生，就是因为基层党组织及时观察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新的组织形式，经过各级党和政府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提高，才逐步演变成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长期以来在群众中形成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桥梁纽带作用，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与力量，引导和支持人民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民主建设。 

第四，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民主政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加强党在基层的组织建设，可以有效地强化党对基层事务的领导和参与，在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功能健康发展的同时，保障国家对社会的有效协调。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党的基层组织有效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有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成为“五位一体”。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不同群体实现自己意愿、维护自身权益，为人民群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有序扩大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渠道，推动着基层民主的发展。 

第二，努力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条件保障。培育和扶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修订、完善现行的行政法规，制定颁布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的专项法规，形成分类发展和监管的行政法规体系，加大相关领域已出台的法规政策的落实和执行力度，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制度空间。其次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研究制定政府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出台政府委托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以扶持发展为前提，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税收等相关法规政策。第三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舆论引导，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有效扩大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全面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第7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023-03

推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已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各地基层政府也在通过各种形式探索符合各地情况的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培育社会资本作为提高社会治理绩效的长效手段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目前的理论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系统地研究成果还较少。现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构建社会资本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在关联，系统阐述社会资本对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重要作用，并结合我国当前基层社会发展实际就如何培育优质社会资本进行深入分析。

一、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内涵及社会基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由此可以看出，从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到加强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却充分体现了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理念的变化，即从一元化的社会管理格局到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是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所谓治理，是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或统治而言的。1989年，世界银行使用了“治理危机”这个词语，这是“治理”概念首次被提及。此后，治理与善治的概念逐步流行起来，并发展成为内涵丰富的治理理论，被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广泛关注。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采取联合行动的特殊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具有四个特征，即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由此可见，治理实质是经公民参与使原来的单一治理主体（统治者）转变为现代的多元化治理主体，由此形成向公民整体负责的公共管理民主化导向。

社会协同治理概念，是借鉴了西方《协同学》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现状、由社会转型催生、为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而树立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管理理念。马凯同志认为：社会协同就是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积极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管理网络。从这个定义来看，社会协同的主体应该是基层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包括基层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协同治理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善治已经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而社会协同治理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经途径。

当前，要推动整个社会的协同治理首先需要解决好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伴随着基层社会矛盾的增加，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整合社会资源、调节处理基层民众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过程。该实施过程强调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等协同治理公共生活，推动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

那么，如何推动基层社会的协同治理呢？体制机制的改革非常重要，但协同治理的有效推进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丰厚的社会土壤是提高政府治理绩效的重要依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民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得到了成员广泛的认同，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并能长期存在下去。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运行同样需要得到参与者的广泛认同。没有认同就谈不上合作，没有合作就不会形成共同的目标追求。社会协同治理的精髓就在于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实施对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

第二，有效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这一中国的特有名词，反映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下，对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或者民间组织等称谓的统称。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社会组织作为“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的重要内容，提出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标志着我们党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面的重要地位。社会组织是人民群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可以很好的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职责，成为与政府沟通协调的桥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畅通协商渠道，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国内外的发展经验表明，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是一个国家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缩影。

第三，社会治理网络。结构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网络关系结构是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状况的凝结。基层社会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最终会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关系结构。这一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责任。作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网络，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要实现治理网络的有效运行，就需要参与主体具备一定的规范意识，共同遵循，共同维护。

二、社会资本及其对提高我国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

（一）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专属名词，首次出现在公开研究文献中是在九十多年前。1916 年，社区改革倡导者利达?汉尼范在《美国政治社会科学学术年鉴》上发表了题为“乡村学校社区中心”的文章，他首次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分析社区参与和社会纽带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社会资本内涵得到了不断拓展。从社会资本的现代意义来说，哈佛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是社会资本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帕特南通过关于意大利不同地区民主制度改革绩效的长达二十几年的实践调查和对比研究证明，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南北方地区政府民主改革绩效的实证分析得出，同一民主制度，在不同地区其制度绩效差距很大。当1970年进行地区性改革时，15个新的地区政府同时建立起来，他们的宪制机构和得到的授权实质上是相同的，但是新制度所植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是极其不同的。经过二十几年的实践跟踪调查，发现一些地区政府在多方面都比另一些地区政府更加成功，政府治理效率更高。那么产生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公民传统不同。地区政府绩效与该地区社会政治生活同理想的公民共同体的接近程度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吻合关系。[2]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公民精神越强，地区政府就越有效率。那么为什么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具有公民精神呢？答案是历史上意大利的南北方建立了两个不同的政权，一个是南方强大的君主制，一个是北方一系列非凡的自治共和国。不同的社会制度培养了不同的公民传统。而对于公民精神，帕特南采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从宏观更广泛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界定。他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3]社会资本通过其包含的广泛的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蕴含其中的互惠规范和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当地民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创造了一个好的合作氛围，增强了良性心理预期，减少了各种摩擦和冲突，降低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费用，促成了合作，最终提高了地区政府的治理绩效。由此帕特南得出一个结论：有效的、负责任的制度取决于共和国的美德和实践。

（二）社会资本对提高我国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有效推进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那么社会资本能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呢？帕特南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能反映公民参与网络、社群组织等发展程度，有利于推动和协调集体行动，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整合。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由信任搭建起的网络型关系结构越密集，共同体成员间互利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亦即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为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工具性支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潜在管理资源。

第一，社会资本蕴含的普遍信任增强了政府―社会―公民三者之间的政治认同，有利于协作意愿达成和合作成本控制。在帕特南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和本质性因素，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的基本前提是各类治理主体之间必须具备基本的信任关系。信任影响协作意愿，信任能够在协同者之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形成良好的心理预期，进而减少彼此合作的风险，降低为达成合作而产生的各种信息费用、谈判费用、合约费用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诚信缺失相互欺诈会导致交易方式倒退，交易环节增多，交易成本上升，限制交易空间的拓展，增加交易成本。如果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互不信任，那么政府的各项政策将很难在群众中得到有效实施，即使强制实施也会产生抵触情绪增大社会摩擦，无形中就会增加政策执行成本。因此，诚实守信，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

第二，社会资本蕴含的互惠规范有利于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他被视为经济主体的一个重要的行为特征。所谓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是指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4]威廉姆森假设，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地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这就是机会主义。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交易行为的复杂性，影响到社会协同治理效率。例如，市场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不惜采取寻租行为，而一些政府官员为了获取超额利益不惜想方设法寻求政策漏洞，设置租金，最终导致国家和公共利益受损。如何有效地遏制这些行为呢？社会资本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提供必要的社会规范和秩序。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他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互惠规范，并将互惠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均衡的”，指的是人们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另一种是“普遍化的”，是指在持续进行的交换关系中，这种互惠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是无报酬和不均衡的。他是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具有很好的带动和示范效应，遵循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同时，普遍的互惠规范把自我利益与团结互助结合了起来，是一种高度安全性的社会资本，增强了交易的透明度、交易的规范性和对交易主体的约束性，能够有效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合作共赢的风险。

第三，社会组织普遍参与的公民参与网络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创新提供了互动平台。帕特南认为，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帕特南将其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一类是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称之为垂直参与网络。对于这两种公民参与网络，实践证明横向公民参与网络越密集，越有利于促进公民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流通;公民参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他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由此可见，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他就越能够在更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横向组织的成员数量，应该与政府有着正相关联系。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正是一种横向的治理模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社会主体的有效联合。广泛存在的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为人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互动平台，这一平台能够深化互信、达成承诺，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提供良好的互动平台。这里所说的横向公民参与网络主要体现的是由公民自发形成的一些民间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职责，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架起沟通协调的桥梁。总之，社会资本是协同治理的关键，协同治理广度、深度和效度皆取决于其存在状况。

三、培育社会资本，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策略分析

优质的社会资本是提高基层社会协同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社会良性治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在中国语境下，借助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不断优化社会资本结构和提升优质社会资本存量，有效推进社会协同治理。

（一）加强基层社会协同治理主体间的诚信建设，构筑诚信环境

第一，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强化诚信建设的组织领导。根据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得到的启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在不同社会制度的长期影响下会逐渐形成不同的公民传统，即不同的社会资本。因此，社会诚信的养成需要良好的社会制度来保障。首先，率先垂范，构筑诚信政府。在现代社会诚信体系中，政府诚信是关键，政府在社会诚信建设中起着导向和示范作用。现阶段加强基层政府诚信建设主要应从三个方面着手：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建立健全对基层政府公权力的约束机制，形成权利有限化，监督公开化;加强政府公务人员诚信意识，发挥其引领和表率作用。其次，在全社会范围内构建多层联动的社会信用服务机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再次，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并规范社会诚信秩序。

第二，加强对公民的诚信文化教育，形成良好诚信环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双方互信基础上的。良好的诚信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构建。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加强对青少年的诚信养成教育。诚信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过程，要从基础抓起，把诚信道德规范纳入到不同层级的学校教育中，尤其是纳入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二是加强诚信文化的社会宣传。在全社会广泛、深入、持久地实施诚信道德宣传教育，创新诚信宣传形式，使诚信道德规范内化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的道德品质并转化为一种道德行为，形成全社会以诚实守信为荣、以欺诈失信为耻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组织对基层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

公民社会组织是公共治理赖以实现的“关键加入者”，提供了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介入公共事务管理达成正和博弈治理范式。[6]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数量上虽初具规模，但作用有限。大量的社会组织难以真正独立于政府之外，仍保留浓厚的政府色彩;一些具有独立性的社会自发组织被排除在法律之外，生存空间非常有限;由于管理和社会监督机制很不健全，部分社会组织存在较为严重的营利行为，社会公信度低下。这些不足使其还不能完全肩负起表达民意的作用。培育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需要从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着手：一是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着力建设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二是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的公信力建设和提升社会服务质量，树立自觉维护信誉的独立意识及高度的风险责任感，与政府和相关单位共同联手，形成互动支撑的“多中心治理”结构，为基层协同治理筑牢根基。

（三）健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运行网络，创建协同治理平台

网络是社会协同治理的关键变量，是社会协同治理有效运行的重要依托。当前，不同地区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但总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第一，组建民生工作办公室。根据基层社会发展需要，依据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组织原则组建民生工作办公室。所谓“民生工作办公室”就是根据基层社会实际情况及发展需要，为解决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民生工作和社会事业而成立的联合办事机构，该机构以政府为主干、非政府组织和村（居）委会为纽带、私人部门为基础的协同治理网络平台。

第二，建立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机制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路径。民生工作办公室的有效运作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来保障。主要包括协同治理主体沟通机制，主体间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对协同主体行为的监督机制等。另外，机制的多元容易产生机制效应的不确定。因此，要控制机制变动的随意性、保证不同机制的协调进而促进协同效应的实现。

第8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关键词： 社会分层 人格独立 政治现代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反思中国政治现代化遭遇挫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近代以来我们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人格独立，基础是物质资料的占有，这就需要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马克思在阐述现代民主中的两大概念政治自由和政治平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时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特制材料，则确定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由此可见，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都是建立在平等主体的人格独立之上的，是建立在物质资料占有的平等基础之上的。缺少物质资料为占有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纯粹要么是空中楼阁，要么是“资产所有者的欺骗”。即使建立在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由于国家和集体的力量过于强大，个人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个人的独立性完全缺失，整个社会个体不拥有对抗政府的力量和能力，因而当政府成为某些人或某些势力作恶的工具来制裁个体公民时，个体只有完全服从于“恶的势力”才能存在。而我们每一个社会个体公民都可能成为这个受害者，因此我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追求民主和自由最根本的原因不在于能不能避免诸如此类事情（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在于作为社会个体的公民有没有对抗政府公共权力的基于主体人格独立的能力。

一、当今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特征

在大工业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追求每个个体的“纯粹独立”似乎不太可能，但是相较于过去社会主义“苏联模式”下的社会组织形式，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相对更为可能的实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结构在基本构成成分、等级秩序、结构形态和分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的“市场因素”在个人发展和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自由度，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

1、社会阶层构成趋于多元化

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十六大报告中明确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人的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客观上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特定单一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束缚。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 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由十个阶层组成：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同时也把它们划分为五大社会经济等级：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社会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社会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社会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社会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尽管这种分析方法可能具有某些不合理性，但是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成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实程度。

2、社会阶层结构从金字塔型走向橄榄型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模式，其中农民阶级占有绝对优势，保持着传统社会的阶层特征。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国家和集体生活的政治集合物，并且在政治社会上居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农民阶级由于受到认识水平和天然局限性的制约不能够居于国家政治主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个体工商户等等都是政治上的批判对象，都不可能对我国政治现代化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正朝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第一，社会结构中的中下层逐步缩小，农业劳动者不断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纯农业劳动者队伍在缩小，商业服务员工和产业工人阶层在扩大；第二，社会中间阶层已经出现并且形成一支独特的力量。现今社会除了最富于和最贫穷的两个极点之外的社会群体绝大部分都处于中等或中等左右社会结构层次中，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产阶级尚未形成，但是整个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相信这支队伍的壮大和兴起，将会有力地改变我国社会政治结构，为现代社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格局。

3、社会阶层分化正逐步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最大成就在于实现了人的解放，即实现了从“单位人”、“国民”到“社会人”、“公民”的转变，极大地增强了人的自由和独立，基本上摆脱了几千年来中国人对于封建皇权（地主阶级总代表）和对于国家（集体利益总代表）的人身依附，市场因素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基础性支配地位得以确立，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极大地提升了个人的自主独立性，实现了一定程度人的“人格独立”，使个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制于国家政治的控制。产业工人、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知识分子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占有较大既得利益阶层，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身份依赖程度大为减弱，农民从单纯的土地和狭小的农村天地束缚下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崛起又创造了一批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前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树立了以才能和业绩为基础通过社会竞争和选择去服务社会和发展自我才是最为光彩的思想和意识，极大地否定了过去以家庭出身和政治身份、行政地位为基础的社会认同模式，更多地为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利益分配和个人发展提供了相对较大的公平条件和机会。

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后发外生型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 ，这就决定了国家政权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以国家的力量来整合社会资源和各种政治力量。这一方面对我们党在新时期新阶段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同时也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同时必须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否则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对整个国家政治环境的要求，很有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政治领导地位。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阶层结构分化推动了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造就了成长中的“市民社会”、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竞争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力、推动了中国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实现程度、市场化打破了地域和家族亲缘关系的藩篱。同时，我国政治现代化在现阶段以及今后长期内还将面临一些政治层面上的挑战，例如传统型身份壁垒问题、贫富分化和中间阶层弱小问题、政治地位不一致问题、社会分层机制方面的公正问题等等，对政治现代化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

1、政治参与的压力有利于加快我国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广泛的社会动员，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参与热情，同时现代社会阶层的分化必然导致各个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必然要求参与政治过程，而且这种要求是通过合法的集体的渠道表达出来，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和感召力。真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化意味着各种新和旧、现代和传统的群体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意识到自己在与其他群体关系中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传统社会许多自觉的认同程度和组织程度都很低的社会势力中产生群体意识、内聚性和组织性。”目前，我国社会中地位上升和新生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已经有了积极参政的要求，拥有了一定政治权利和地位后企图寻求进一步拓展更为广阔的政治空间。同时一些地位低下的阶层也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改变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济状况，诉求政治上的利益表达，对现存的政治体制承载能力提出了挑战。如若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民众对当前社会政治的不满，不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我们只有积极回应这些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而不是消极压抑他们的政治诉求，积极稳妥地拓宽民主渠道，通过合法途径有效的引导各种政治力量走“协商、法治、改革”的道路，化解各种政治风险，才能使国家的现代化事业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2、价值的质询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是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走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道路，但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所导致的利益调整使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在各阶层之间的分配不平等，出现了多种层面的社会收入差距过分拉大的现实。同时在富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国产私有、卖官鬻爵等等一系列非正常暴富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保障、表达渠道不畅通，社会强势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导致整个社会对国家政治现状的强烈不满，造成了全社会对整个现代化的“预期值受挫折”，更进一步激发了群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原动力，而这些热情和参与是带有相当“非理性化”或者破坏性意味的。如果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那么将势必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影响到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

3、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利于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是所有民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总称，是在本质上排斥国家公共权力介入过多的社会组织状态。它的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间组织的成长，因为公民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行动”才能实现对政治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形成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对抗，防止“暴政”。虽然我国社会公民意识由于封建历史较长等原因比较滞后，民间组织力量弱小，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不断成长壮大，全国性区域性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和各种类型的行业协会不断发展壮大，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或多或少地承担了一部分原先由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的职能，初步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分享权力、分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局面，发挥了社会非政府中介组织应有的职能和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进一步凸现，造成了政府摊子过大，权力过多，服务水平过低的困局。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需求和政府供给能力的不对等使社会对于“全能政府”提出质疑，必将使国家对公共权力的分配进行再分配，市民社会将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更多地参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这些将会使整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有利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积极应对社会结构分层变化，努力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它将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然而，要将这种推动力和发展趋势转变为现实的中国政治发展，则需要党和国家以及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为适应阶层分化的趋势，积极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需要不断的努力，必须要将这种良好发展的格局持续的延续下去。

1．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过渡到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积极创造条件。目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尚未形成与一个稳定的现代社会相适应并且为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共识，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采取一定措施，积极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由现阶段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首先，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促成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的平等的发展。在新时期新阶段要继续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和第三产业，加速城市化（城镇化）进程，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努力扭转东西部、沿海和内地、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打破造成垄断行业和暴力行业的过高收入政策壁垒，通过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地发展动力和资源；其次，应当从政治上培养、扶持中间阶层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使这个阶层真正成为未来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核心力量。中间阶层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是“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目前，我国的中间阶层已经产生，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体力量，因此我们要从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促进政治现代化的时代角度和政治高度看，应扶持和培育中间阶层，促成其壮大和发展，逐步形成在社会阶层结构上，贫困阶层和最富裕阶层总量减至最少数，中间阶层占绝对优势的格局。

2、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增强政治沟通、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政治沟通是指对政治信息的接收、选择、储存、传送、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影响政府公共决策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两者与民主化和政治稳定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一般认为政治沟通与民主化和政" 治稳定成正相关的关系，而政治参与和民主化成正相关的关系，与政治稳定是否正相关则取决于政治体系的承载能力与创新能力。政治系统理论认为，一个政治系统只有不断地和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也就是说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与成功，而这个交换就是通过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过程来进行的。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阶层出现了分化，阶层分化首先是利益的分化，各阶层都有着强烈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愿望，这时就需要各政治主体之间进行大量的、迅速的、高质量的、“生动活泼”的交换活动，才能达到“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了积极适应这一要求，就要对现存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参的制度、渠道、形式、结构进行优化和重新建构。首先是要完善和拓宽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积极探索在现有政治架构下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使这些机构发挥应有的技能和优势；其次要发挥各种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及各种行业协会之类的非政府、准政府组织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则应当极力推行村民自治、乡村自治，使基层民主得以切实实现，使基层问题在基层得到合理解决，防止基层小问题影响国家大战略；第三要建立起决策听证制度和广泛的征询群众意见、专家意见，政府信息要公开透明，公共信息及时，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积极性，改变过去政府关起门来搞“统治式”封闭式的管理模式，树立开放的开明的新型政府管理模式；第四，要积极发挥现代新闻媒体（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新闻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中的作用，使新闻媒体真正发挥上传下达的作用，既成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喉舌”，真正成为政府和民众实现有效沟通的桥梁。

3、积极创造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营造理性、和谐、宽容的政治文化环境.

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模式。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力” 贯穿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的方向和作用的强度都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当前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社会政治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种系统工程来实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十分重视政治文化建设同时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进行。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前面所描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重大社会变局，而且在社会分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贫富差距问题和新旧阶层“政治社会地位不一致”问题，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心理适应问题，使我们社会近年来广泛弥漫着对国家和社会某些方面不认同现象和政治离心力加剧的倾向，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多，政治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影响到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我们知道，要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是要依赖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在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还更应该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作的、开放的、宽容的、具有建设性的政治文化氛围，通过全社会公民的共同有效参与，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积极稳步的推进各项改革，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民众心理失衡，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政府—民众关系，打击违法犯罪和社会丑恶势力，打击政府企事业单位贪污腐化、奢侈浪费、骄奢淫欲的恶劣行径，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社会关系，扭转不符合社会主义风尚和人类文明的社会风气，真正做到“政通人和”、“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雷宇，论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5)

[2]赵理富，走向社会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学刊，2005.（5）

[3]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02.11

[4]塞缪尔•亨廷顿，《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

[5]朱光磊等，《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杨光斌，《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8]王笑鸿，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前沿，2005.8

第9篇：基层社会治理总结范文

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不懈抓好党内政治生态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针对城市基层党建面对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太原市迎泽区坚持“四个导向”，统筹“服务资源、力量、机制、重心、信息”五个要素，打出下沉一线“组合拳”，推动构建多元共治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全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幸福感。

坚持问题导向

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新问题。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治理，必须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始终牵住党建引领这个“牛鼻子”。

党建引领是汇聚各方力量的现实需要。新形势下，新阶层、新群体不断涌现，传统领域与新兴业态相互交织，社区居民群众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治理的重心向基层社会转移，汇聚和整合各方力量，促进齐抓共治，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建“龙头”作用。

党建引领是化解风险矛盾的现实需要。当前，经济社会处于深刻转型与变革期，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利益格局、矛盾纠纷更加多维化，不稳定因素日渐增多。化解风险隐患和促进各方利益协调，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建统筹作用。

党建引领是满足群众期盼的现实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居民群众对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品质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需要不断增强。群众反映问题渠道更加多元，舆情发酵扩散更快。满足多元价值需求，促进社会文明法治，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建主导作用。

党建引领是创新突发事件解决方式的现实需要。面对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的趋势，深化创新“互联网+党建”模式，不断巩固基层党建工作的“网上阵地”，彰显“网上党支部”功能，始终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建创新作用。

坚持目标导向

新时代对城市基层治理提出更多新要求。实践证明，把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让基层党组织“说得上话、插得上手、使得上劲”，才能更好推动城市基层治理取得实效。

有利于服务资源有机整合。迎泽区在街道社区大力推行“五约”(商约、签约、亮约、履约、评约)工作法，组织社区党组织与513家驻地单位、企业签订共建协议，确定900多个共享项目，涵盖场所开放、抢险救灾、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各个方面。

有利于服务力量深入一线。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迎泽区的763名网格长、86名第一书记和街巷长、6218名在职党员、360名党代表、258名“小巷管家”深入社区一线，上门服务居民17600余次，排查安全隐患2340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2200余次，实现了“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

有利于服务机制关口前移。迎泽区建立区直机关受理街道社区事务联系人制度，将56个区直机关承担办理街道社区事务联系人的姓名、职务、电话、邮箱、微信号和本单位受理事项等内容编印成册，下发至街道社区。街道社区遇到问题有专人咨询，遇到困难有专人帮办，全力推动机关服务关口前移。

有利于服务重心稳步下移。我们认真探索基层治理新方式，在街镇成立“五办两中心一站”，将长期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派到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站具体负责，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全面加强基层工作力量。

有利于服务信息公开透明。我们主动适应形势变化，拓展党建服务阵地，开发“迎泽群工”APP，设立基层党建、事项反映、民事代办等12个板块，实现了“一端受理、一网联通、四级联动、限时办结、跟踪反馈”多种功能。自上线以来，累计受理居民群众反映事项255.5万余件，群众满意度高达99.81%。

坚持创新导向

近年来，我们积极探索实践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新路子，基本形成了多元共治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积极探索“小网格”“大党建”，逐步实现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健全完善“区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六级组织体系，统筹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社会救助等工作，实现“多网合一”，真正推动党建向楼栋延伸、向末梢扩展，把党的工作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为街道社区赋能减负。

积极探索“业委会”“大党委”，逐步实现社区吹哨、党员报到。我们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吸纳254名驻地单位和新兴领域党组织负责人兼任街道党工委或社区党组织委员。探索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驻地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基层治理体系。

积极探索“红色物业”治理新模式，逐步实现居民吹哨、物业报到。我们通过“党建+物业”模式，打造独具特色的业委会党支部，建立“红色物业”城市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无物业小区成立53个业委会、15个业委会党支部，形成党建引领作用明显、行业监管更加完善、运行机制科学高效、人居环境舒适和谐的治理新局面。

积极探索“互联网+党建”新模式，逐步实现服务吹哨、云端报到。我们通过“迎泽群工”“智慧迎泽”等平台，健全完善社区党组织信息公开、议事协商和投票表决等运转机制，让工作透明可查。疫情防控期间，依托“智慧迎泽”平台，“面对面、键对键”地让社区居民群众第一时间了解疫情防控动态，实现疫情防控“线上线下”全覆盖，凝聚起群防群控战“疫”强大合力。

坚持过程导向

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需要更多新路径。要把握好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正确处理“三个关系”，推动互促互进、共同发展，全面提升城市基层治理效能。

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社会共治的关系。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在调动社区党员和辖区单位在塑造共识、搭建联动载体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作用，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时，要善于以党建带动共建，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