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乡村治理方案精选(九篇)

第1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关键词：乡村建设；参议员；参议会；政治参与；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248?06

中共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时期，可谓是革命与乡村社会的结合达到最佳状态的历史时期，也是乡村建设的延安方针与中共革命的延安道路实现了并行不悖、难分轩轾的历史时期。在此期间，中共通过重构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体系而产生的基层参议员，成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尽管也有些著述对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进行过考察，但是很少将基层参议员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翔实而细致的梳理。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的基层社会中，通过选举产生的参议员至少在数万名以上。如此庞大的参议员群体，他们在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议题。而且从实际历史事实观之，也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参议员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做出了富有成效的业绩。有鉴于此，笔者拟就基层参议员与延安时期的乡村建设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基本状况

中共自其成立以来的历史，就是摧毁旧的制度、建构新制度的历史。抗战以来，中共通过民权主义作为旗帜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基层民主选举，以重塑基层社会的权力主体。在此过程中，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直接民权的形式整合基层社会，最终在“自由选举，选举好人”的方针下，完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与整合，代之而起的是具有乡土社会认同感的“好人”――参议员。参议员作为基层民众的代表，成为新的制度格局下的新型权力结构主体。

陕甘宁边区的基层参议员，是按照边区所属各县、乡的自然村数或居民小组以及人口规模来选举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每届参议会所选举的基层参议员至少都在3～4万名左右。基层参议员之所以占据着绝大多数比例，因为基层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堡垒，广泛选举基层参议员，通过他们代表民众行使权利、检查政府工作，是边区政府践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原则。与此同时，边区政府根据广大农村极其分散、社会关系异常复杂的客观形势，在乡一级又实行“固定代表制”。即按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地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之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由此也就决定了基层参议员需要更大数量的规模，才能实现这种“固定代表制”的模式。另外，通过选举大量的基层参议员，也有利于边区政府所倡行的乡村自治。

从基层参议员的社会阶层及其出身来看，根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贫农和中农是基层参议员的主体构成。但是随着普选运动的渐次展开，其社会构成也有了很大的扩展，不仅有少数民族和工人、妇女被选为参议员，而且相当一部分地主士绅也被选为基层参议员。特别是“三三制”模式施行以后，参议员的社会构成与阶级成分有了显著变化，不仅有员，也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在这些参议员群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和士绅群体。因为将他们选为基层议员，不仅体现了基层民主的广泛性，同时也是中共为适应战时局面和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当然，由于陕甘宁边区既有老解放区，也有刚接管过来的新区，所以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也并不完全相同。而这又恰恰反映了中共在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主体过程中的一些鲜明特点。

毫无疑问，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也有别于的制度。它是在战时条件下，通过重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主体，并依据战时特殊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建构的政治与社会管理体制。由此而形成的基层参议会制度和参议员群体，不仅是乡村民众认识民主的一个重要信息源，而且也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里，人们不仅行使着当时条件下最为民主的权利，而且通过他们的政治参与和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使得这片曾经最为落后的地区，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议政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是在基层自治的制度模式下展开的。故而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从根本上也体现为一种民主建设运动。因此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首先就体现为议事管事的政治参与实践。

在战时的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以参议会、乡“一揽子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和“群英会”等形式，开展广泛的政治参与实践。无论何种参与形式，其最终目的是如何促进生产。因此所谓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更好地调动民众的积极性而进行生产建设。一如任弼时所说：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在经济建设的事业中，“发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使每户每人都积极地劳动，参加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战争需要，造成行动的民主，这便是边区民主政治中的中心任务”[1]（265）。因此在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中，提案议案是参议员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作为基层参议员，他们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与基层社会联系最紧密的事务。因此，举凡社会生产建设、灾荒救济、妇女地位与婚姻、政府公务人员的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提案议案，占据着绝大多数的比例。这些关涉基层社会的提案议案对于促进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互助合作是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重要组织形式。实际上，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这种组织形式就在西北农村地区有着广泛的运用。因此在中共大规模推动互助合作运动之前，通过劳动互助促进生产建设的提案议案就成为参议员关注的重要议题。就在1937年9月召开的延安县参议会上，一些参议员就提案倡行互助合作。这一提案议案一经提出就得到延安县政府的采纳，在延安县政方针和延安县民主政府纲领中，都明确将互助合作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方针，并在救济延安境内灾民的实际行动中，以“责成互济会切实救济难民”的方针予以贯彻落实[2]（493）。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同样在参议会上提案建议设立运输合作社，在促进运输业发展的同时，改变乡民的日常生活。这个提案不仅在靖边得到了响应，在定边县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经过宣传动员，定边县不到两个月，就组织了262头牲畜，集股482.5万元，通过运盐实现了发家致富[3]（259）。由于互助合作的提案议案以及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边区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强调指出：“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4]（214）

在基层参议员的提案议案中，防灾备荒也是他们至为关注的内容。陕甘宁边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具大陆性、高原性的干燥寒冷气候，是灾害频发之地。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参议员纷纷提案建议设置“互救会”组织。如庆阳县副议长任绍亭、合水县副议长杨正甲以及定边县白文焕、高崇珊等人分别提出议案指出，创办义仓可“防患未然，以备荒年救灾之用”。这些提案旋即得到回应，陕甘宁边区政府据此命令要求“积极劝导人民普遍创立义仓，加紧备 荒”[5]（356）。除此之外，一些参议员还专门提案指出要实行灾荒报告制度。如镇原县的陈致中、杜云程、刘平海等参议员，针对镇原灾情严重的情况，专门提案要求政府对灾情存案备查。另外，一些参议员还提出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以应对灾荒的提案。在绥德县，一些参议员提案指出：“植树造林是边府之重要号召，近年来木材之支用日甚一日，而保护树木成绩异常不够。植树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又能减少水旱灾荒风沙侵袭。种柠条可解决部分缺乏炭烧及铺瓦屋顶。”针对参议员的提案，绥德县政府提出具体解决办法。[6]

在基层参议员的众多议案提案中，妇女地位和婚姻问题同样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领域。特别是一些基层女议员，更是在维护妇女地位和权益方面不遗余力地提出议案。诸如提高妇女地位、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改善妇女生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严禁缠足和买卖婚姻的提案，在各级参议会上被频繁提及。如米脂县女议员在参议会上就提议指出：① 政府应在保障人权的原则下，限定结婚年龄，女子不过16岁，不得出嫁。② 政府应多设法教育这些人，叫他不要专为利，而妨碍子孙后代。③ 如果由父母包办订婚于两家者，应由女子选择，父母依法处办，如有聘礼，根据双方情况酌量办理。④ 寡妇改嫁时，娘夫两家不得干涉及从中卖钱，他人更不能收受贿赂，违者依法处办。[7]（40）

基层参议员除了关注如何促进边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一些不良的社会陋习和行为如、抽大烟和农村“二流子”也极为重视，故而在他们的提案议案中不乏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如在绥德县二届参议会上，就有不少参议员指出：“政府提出改造二流子后，收效不小，但是还有些二流子没有完全改造过来，有碍生产建设，所以继续改造旧有二流子，以防止新二流子的产生和发展。”针对这一情况，绥德政府提出了具体办法：① 由政府负责找职业；② 由大家注意抓紧督促，并帮助建立家务；③ 各级政府应严格禁赌，抓紧教育二流子，自卫军应经常检查。[6]在延安县，首先通过乡参议会当场规定若干公约，例如生产、禁赌、禁嫖、禁窃、保禾、治安等等，共同遵守，违者除须罚出羊畜或猪资外，另外接受公约的处罚――这是一种耻辱的处罚。按此约精神，“乃政府当局利用民间惯例，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的一个办法”[8]（80）。

实际上，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不仅体现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而且还体现为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管理，从而达到影响或改变政府的决策。所以参议员在参政议政的同时，还根据群众所提意见和本地区实际，研究制定适合本地区的一些制度法规。还有些参议员特别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参议员通过不同形式开展调查，在获得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议案。如延川县参议会副议长高敦泉及县议员梁涵川，不辞辛苦深入民间，搜集民意然后列为八项，提供政府采择施行。由于这项调查提案资料非常详实，延川县政府亦立即加以讨论，并付诸实行，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参议员政治参与的效率和热情。[9]（813?814）

对基层政府人员的监督与批评，始终都是参议员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这种监督与批评就更为集中。如在绥德县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展开讨论时，议员们“讨论情绪很高”，针对县长的工作报告，议员们更是发言踊跃，有10人登台讲话。[6]延川县在召开参议会期间，议员们共向政府及军队提出了1 475条意见，内有民事方面的问题482件，刑事问题111件，民众负担方面有179件，对各级政府的有661条意见，对军队的有40条意见。[9]（808）实际上，参议员在讨论批评的过程，也是在检查政府工作的过程。通过参议员对基层政府的监督与批评，他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绝大多数都得到了解决。根据1945年选举中的相关统计，在延安、~县、延川、志丹、曲子、合水、镇原、新正、新宁、赤水、吴旗等县提出的21 385件问题，除一些较为复杂需要仔细研究的之外，已经被解决的达17 507件，占总数的81. 8%，未解决的3 875件，占18.2%。[10]特别是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如土地租佃、债务关系或家庭纠纷等，有的甚至是存在多年的，都认真研究予以解决。

二、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

如果说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是为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是一种“议”的活动，那么依据“议”的结果具体执行相应的任务，即所谓的“行”，就是要带领民众积极抓建设促生产，走在群众的前面，要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学习、生产、武装工作的模范”。[11]综观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 经济建设

为促进乡村经济建设，参议员们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组织变工、兴修水利、创办工厂等各种途径全力促进乡村经济建设的发展。耙梳相关资料，有关参议员着力于乡村经济建设的事例俯拾即是。

延安县裴庄乡参议员田二鸿，为促进本乡的农业发展，亲自组织变工和开荒除草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将裴庄乡建成模范乡，王二鸿还与村民制定了裴庄乡村规民约，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劳动生产，真正做到早起晚归，家家变成勤劳家庭”。同时要“真正实行储蓄，节约，保证不浪费一粒一粟粮食，做到家家‘耕二余一’”。并且能够“改良牲畜饲养，做到经常垫圈，按时喂饮，确实减少牲畜死亡率”[12]（59）。通过王二鸿的积极努力，不仅实现了大生产运动的既定目标，使得裴庄乡成为边区的模范乡村。

在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方面，参议员们同样不遗余力。定边县参议员马海旺曾从一位四川人那里学到了修水利的技术，随即开始修水地。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本村及定边渠两个村子16户人家修水地试种稻谷，5年共修水地60亩，其中他一家就修18亩，产稻谷1600余斤。不仅有效地抵御了干旱灾害，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13]（796）靖边县参议员田宝霖，积极开展水利建设，试办水漫地，不仅实现了粮食的增产，而且也保护了水土的流失，受到了的高度赞赏。在植树造林方面，安塞县马家沟陈德发，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发展农村副业。在陈德发的带领下，全村原计划植树500株，实际植树1 500株。“全村出产的梨果，就够有水果树的9家人买布交公盐代金而有余。”[12]（15）

三、参议员乡村建设的特点

纵观20世纪前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如果说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大都集中在地势平坦、信息相对畅通的东部和中部地区，是由一些有相当文化素养和水准的知识分子群体发起的声势较大的社会改革运动，那么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建设，则是在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西北地区而展开的。如果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从中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一些历史特点。

第一，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由于其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对中国乡村社会认识的差异，他们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只是注重教育和技术的一些局部的改良，而并非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正是乡村建设运动的这种局部的改良性质，导致乡村建设运动的彻底失败。梁漱溟在1935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也承认，乡村建设“从根本上说是要完成社会大改造，而非枝枝节节的做好事”[24]（573）。而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所呈现的却是一种全方位的乡村建设。也就是一切从人民的生活和实际利益出发，只要不符合民众的生活和实际利益的都要进行改造和建设。特别是要对乡村社会旧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造和建设，以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因此，以全方位的建设为指导开展乡村建设，是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必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第二，参议员所开展的乡村建设是以乡村自治为基础的。平心而论，民国时期的乡建团体也在倡行乡村自治。但问题的关键是，乡村自治必须是以基层政权建设为前提的。这是因为基层政权建设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其主要目标就是要造就一个有明确边界、社会控制严密、国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全面渗透的社会， 它的形成基础是国家对社区的全面监控。[25]（147）但是这一点恰恰是乡建知识分子不具备的。而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在与农民的革命动员紧密结合的同时，也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紧密结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起，一方面通过基层政权建设重新塑造乡村社会的权力主体，另一方面，中共又以基层参议会作为载体，将民主自治作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基础。由此形成的乡村建设路径，构成了陕甘宁边区乡村建设的特点和优点。

第三，参议员的乡村建设实践，尤其注重乡村社会的互助合作。应该说民国时期乡建派也重视对互助合作的提倡与实施，但是乡建派所倡导的互助合作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信用合作社上。而生产合作社所占比例却很小，更重要的是，乡建派的互助合作成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农民，绝大多数农民则被关在了合作社大门之外。陕甘宁边区则将众多的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大大突破了旧有的只在本族范围内开展互助合作的习惯，互助合作已不仅体现在开荒、锄草、耕种、运粪、收获等农业生产中进行劳动互助，而且在生产渡灾、开渠、修滩、筑坝、纺织、运输、家务劳动、副业生产等方面也广泛实行了互助合作。有的劳动互助组又发展成了劳动合作社。此时的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业已成为边区乡村社会生活的枢纽，具有重要的社会服务功能，尤其是一些较大的综合性合作社，由于承担起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公益事业，更是成为“当地农村的核心”[5]（369）。可以说此时的合作社，突破了原本作为经济组织的局限，通过其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推动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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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论文摘要: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的稳定、和谐，而稳定、和谐的农村需要加强农村治安综合治理。当前，通过长期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显著的，并积累了一些加强农村治安综合治理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但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出了几点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绩是肯定的，农村的稳定局面为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和谐，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笔者深人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桂东县、资兴市等部分乡镇、农村调查，就调查发现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与做法，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提出一些初浅的看法。

一、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做法和基本经验

(一)强化领导、全面落实综治稳定工作责任制。基层乡镇党委、政府始终把综治稳定工作放到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综治领导责任制，风险抵押金制，一票否决权制和领导干部政绩跟踪考核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增强抓综治工作的责任感。同时对各村、各综治成员单位都制定了目标管理考核方案，层层签订综治、稳定工作，防范和处理邪教，消防安全和安全牛产目标责仟书，交纳了风险抵押金，如湖南省汝城县益将乡主要领导每人600元，其他干部100元，村主干每人50元，以切实落实好各村、各综治成员单位的领导责任。明确乡镇党委书记、乡长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一责任人，政法书记为直接责任人，对党政主要领导还划分了综治责任区。建立综治工作党政联席会议制、综治例会制，如湖南省汝城县益将乡每月议一次综治工作，以推动综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二)加强基层网络建设，发挥群防群治作用。基层网络建设是综治稳定工作的脉博，要抓好综治工作，就必须有健全的组织网络。如湖南省资兴市彭市乡就建立了“一中心五网络”工作机制，由党委书记任综治管理中心主任，下设五个组，分别由人大主席，政法书记，武装部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长任组长。充分发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作用，组建村级治安巡逻队，建立村组禁毒赌协会，老龄协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群防群治组织，做到小问题、小纠纷不出村就能妥善解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省汝城县益将乡“十户联防”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三)坚持打防并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整治社会乱源，震慑违法犯罪，规范社会管理，深人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对重点人口和重点场所的管理，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活动时刻保持高压态势，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坚决打击村痞、村霸、盗窃、和乱伐森林等违法犯罪活动。对“法轮功”和邪教组织进行彻底排查，邻近广东的湖南省宜章县、汝城县还对“”给予了坚决无情的打击，以维护社会稳定，净化社会风气。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了各种保稳定责任制，做好特防期信访人员的说服教育和处理工作。

(四)进一步夯实基础，狠抓排查化解。按照“县领导.镇负责，村为主，组配合，户落实”的责任机制，切实抓好排查化解，防患于未然。要做到底子清楚，情况明了，化解及时，处置恰当，措施得力，效果明显，做到抓早，抓小，抓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村组，深人开展“四五”普法宣传活动，举办法制夜校，提高乡村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各村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推进依法治村工作。加大综治投人，确保综治工作人、财、物到位，做到综治工作有房子、有牌子、有机构、有制度。全面开展创建工作中，制定创建工作规划，成立各种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安全文明林区、校园、村组等创建活动，与接邻乡镇签订睦邻友好协议。多出横幅标语宣传栏，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认真搞好“三户”(遵纪守法户、安全文明户、双文明户)评比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

二、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的间题

(一)农村警力不足给综合治理带来不利影响。现在农村的警力情况是怎样的呢?设区的市在乡一级设派出所，一般3-5人，不设区的市和县，在县(市)的派出所机构区一级设派出所，一般3-7人。而乡一级设公安人员1人。如有的乡镇，人口达1.2万人，却只有民警1人，且不说个人办案本身就不妥当，一旦几个案件同时发生，一个人如何管得过来。更何况当前一些地方对违法犯罪人员无人举报，要司法人员主动出击，才能破获。现在乡一级普遍设置了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唯独没有派出所，这对于综合治理显然是不利的。

(二)乡镇派出所的权限太小，不利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当前治安状况下，特别是综合治理这个非常时期，区、乡派出所在原有权限之内难于解决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例姐公安派出所罚款权限在500元内这条规定，对于一些、卖淫违法人员，这个数目远远起不到惩戒作用，如果案件移送到县局处理，案件再经过调查、取证、裁决、复议、起诉、执行等一系列程序，一个罚款几个月结不了案，等到处理结果出来，案件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淡化，起不到打击违法者，惩戒不稳定者，教育人们的作用。此外，区、乡派出所无拘留人犯的权力，留置人犯只有24小时，而一些多次作案的罪犯，几进宫的人员，特别一些流窜案犯，拒不交待罪行，在24小时内要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同样也要报批材料，并且掌握了大部分证据和犯罪事实确已查清，没有这些条件，同样不能批逮。难怪湖南省汝城县一些群众讲过头话，“现在是政府在放纵犯人”。

(三)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农村如何运用，缺乏相应措施。由于农村地域辽阔，人口居住分散，且公安派出所机关管辖范围过大，加卜机构不健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难于执行。一方面，由于文化因素等的影响，部分农民素质较低，治安警告对其起不了任何作用。而罚款、拘留等措施执行手续又繁杂，未等处罚结果出来，应处罚人又跑了。据调查，湖南省宜章县2009年治安裁决后执行的有130多人，其中农村违法人员居多。由于处罚手续繁杂，还有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处事谨小慎微，宁右勿左，怕起诉上法庭，耽误时间，宁愿少处罚几天，少罚款几元了事，其直接危害是犯罪分子气焰更为嚣张，关几天出来后，趾高气扬，还说自己与公安部门有如何如何关系，看谁敢惹我。群众更怕报复，不敢举报。

(四制定乡规民约缺乏立法，给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带来负面影响。乡规民约应依法制定。但是，对乡规民约的概念、性质、制定程度、处罚原则、效力等等，法律应尽快作出规定，否则会产生不利影响。由于目前法律对乡规民约规定的处罚幅度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了乡村政权组织作出了违法处罚决定。其不利后果是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群众反映也十分强烈，造成了部分群众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助长了某些违法分子的气焰。

(五)某些对加强农村综合治理行之有效的措施也有负面作用。为了加强乡村干部的责任感，在农村综合治理中普遍采用了签订治安承包责任书的方式，定指标，包任务，实行一票否决。这个办法对力口强乡村干部的责任感有积极作用。但有的干部为了不至于一票否决，说假话，查处不及时等问题也暴露出来，有些基层干部认为，发现犯罪行为及时报案，及时查处，予以打击，应当提倡，但一概采用一票否决就可能出现部分人有案不报，放纵罪犯的可能。如何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既定指标，包任务，又能及时使群众报案，揭发犯罪对象，有关机关应当考虑制定更明确的规定和措施，以消除干部群众心中的疑虑，积极参与综合治理。

(六)对综合治理方针中提出的六种手段在农村如何适用把握不准。综合治理方针中指出:“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运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但是农村有其特殊性，农村违法人员有句口头禅就是“犯了法又怎么样，反正不会开除我的农籍。”所以党中央提出的六种手段中，唯有法律手段是农村用得上的，其它手段如何运用，则找不到具体可操作的规范。而乡村干部工作的实践性、执行性，决定他们不仅要有理论上的指导，更需要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在农村，行政手段基本上用不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乡政府一级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的权限，乡行政机关无法发挥行政处罚的职能，而且即使根据已有权限，依法或者依据上级行政机关授权对违反土地管理法、环保法、水法等作出的处罚决定往往也得不到执行，乡行政机关无权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如果越权采用措施，则是违法行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则会放纵违法犯罪人。同时，其它部门如何配合执行的问题也未完全理顺。一旦发生问题，找谁谁都推，都说不是分内的工作。加之有些乡村干部素质差，更影响了基层政权的威信，即使是正确的处罚，也得不到群众支持。 三、搞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几点对策

当前农村综合治理到底应当如何搞，怎样才能调动积极性，真正做到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扎扎实实抓这项工作，在分析问题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基本对策。

(一)健全组织机构，建立责任制度。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在综合治理中应该团结一致，在困难条件下，认识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性，认真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树立为官一方，保一方平安的意识。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把综合治理列人日常工作议程，每月分析一次治安形势，不定期进行检查，县级党政机关要行使监督检查职能，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二要实行领导分工包片制度。县级领导要分别承包一个乡镇的综合治理工作，乡镇领导包一、二个村，村委、村支部成员包几个村民组，层层签订责任书，把工作的好坏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三是落实责任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乡村领导对综合治理要定指标、定任务、定区域，层层抓落实，对由于主管领导失职行为，造成的治安损失，应严肃处理，决不估息迁就。

第3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一、领导重视情况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把手工程，领导责任制的落实与否，是能否抓好此项工作的关键。XX乡党委政府对综治工作长期重点倾斜，给予高度重视，将此项工作列入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将综治工作列为任期目标之一，切实树立为官一任，安民一方的政治责任意识，与其他中心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奖惩，并对综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亲自过问督办。乡党委、政府全年共4次召开联席会议，认真研究综治工作，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及时解决综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多次召开乡、村干部大会，对各阶段综治工作及时传达贯彻，使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能够迅速传达到基层，贯彻到基层。2015年度，我乡对综治工作所需经费给予充分保障，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保障了全乡综治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社区治安形势

继续加强同派出所的联系和协作，提高派出所的效能意识和群众的安全感。不断巩固强化政府与派出所之间协同作战，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治安问题，采取专项整治、集中整治、突击检查等手段进行了治理，相继开展了学校周边治安环境等一系列专项整治活动，使突出治安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使今年来困扰我乡治安的部分突出问题得以有效解决，我乡治安形势明显改观，群众安全感普遍增强。

三、属地管理工作

根据综治工作属地管理原则，乡直各单位的综治工作由乡党委政府负责，在今年的属地管理中，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与各乡直单位、及7个村签订了综治工作责任书1份，切实做到横签到边，纵签到底，将综治工作的各项目标、任务、措施落实到基层。

2、针对在日常检查是发现的问题，认真研究，及时通报，落实相关措施。

四、平安创建工作

平安建设工作是今年综治工作的中心，我乡自新年伊始就开始全面启动，全年共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于三月份制订下发了乡年度平安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了本年度平安创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主要措施、相关要求等，发放到各单位对照落实。

2、于四月份召开了创建平安乡村工作大会，乡直各单位、乡属各村相关负责同志41余人参加会议，对今年创建平安乡村工作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和安排。

五、群防群治工作基层治安防范工作。

明确基层防范工作的任务、目标、措施、要求等，要求领导带班，查岗，逐日登记，切实做到了村村有岗、夜夜有哨。尤其是进入冬季以来，各村分别采取了组织专门巡逻队、村民轮流排班等不同方式开展夜间治安防范工作，做到能及时发现和处置违法犯罪行为，使本乡的发案率大幅度下降。

六、矛盾排查调处工作

基层各类矛盾始终是困扰社会稳定的一大难题，为切实做好基层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我乡及时建立健全了各级矛盾纠纷排查领导小组，各村委会专门设立矛盾纠纷排查信息员，形成经常性的工作机制，对各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进行摸排、统计、归类、存档上报。我乡自今年以来持续开展了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专门制订了工作方案，对此次矛排工作专项活动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排查范围、工作步骤、相关要求等进行了明确，并及时下发基层对照落实。对摸排出的问题，根据矛盾分类，明确专人调处或指定乡有关领导包案，限定调处时间，严防矛盾激化形成群体事件。

七、基层基础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和夯实我乡的综治工作的基础，我乡大力加强了基层的村室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软硬件建设等一系列基础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有用房、有组织、有制度、有人员、有台帐、有资料、有设施、有工具、有经费、有宣传标志的十有标准。较好地促进了全乡综治工作平稳开展，使基层综治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良性运转轨道。

八、督查与检查

第4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获嘉县基层党建的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获嘉县把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获嘉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密切结合，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积极探索基层治理规律，形成了五大党建优势，走在了全市前列，在全市、乃至全省产生了广泛影响。

今年4月至8月，省委组织部组织全省农村(社区)党组织书记1800余人，分8批来到获嘉县观摩学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基层党建”、“农村产权改革”等实践经验，在全省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嘉是一个传统农业县，经济总量又不发达，他究竟有哪些经验和亮点能吸引全省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来这里学习观摩?带着这些问题，新乡市委党校组织力量深入获嘉进行调研。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近年来，该县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为主线，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以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为目标，在全县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五大优势：“幸福积分”，激活了广大群众内生动力;“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创建了基层党建推进机制;“农村产权改革”，壮大了集体经济;“矛盾多元化解”，构建了平安和谐乡村;“联乡帮建”，实现了乡镇之间均衡发展。我们认为获嘉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强化了农村基层党建、夯实了乡村治理根基、推动了获嘉经济社会的赶超发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一、获嘉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主要举措：

1、加强村级组织建设

以“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着力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为破解村支部书记“难选难管”问题，县委紧紧抓住农村党支部书记队伍建设这个“牛鼻子”。

        首先，落实市委提出的“五个一批”选人要求，通过现有“两委”成员中优育一批，退伍军人中优选一批，外出务工经商人员中优召一批，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人员中优请一批，机关党员干部中优派一批，选优配强村级两委班子特别是村支部书记。以2018年村“两委”换届为契机，全县优育124名、优选37名、优召27名、优请4名、优派6名，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村两委班子整体结构和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

        其二，办好“村官讲堂”。县乡两级分别创建“村官讲堂”，县级讲堂每半年组织一次，乡镇讲堂每季度组织一次，让农村党支部书记上台现身说法，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打造交流研讨、能力展现、互相比拼的平台，助力乡村振兴。目前，获嘉县县级“村官讲堂”已举办7期，71名支部书记作交流发言，11名乡镇党委书记点评总结，有效提升了农村党支部书记的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

         其三，选储后备人才队伍。乡镇成立乡土人才办公室，通过个人自荐、村“两委”推荐、群众联名举荐、乡镇党委把关等方式，将一批乡贤能人、退伍军人、离职干部、返乡创业人员等优秀群体纳入“乡土人才库”，加强日常培育管理，择优列为村两委干部尤其是村党组织书记的后备人选。针对一些村支部书记存在的“武大郎开店”心理，各乡镇成立乡土人才办公室党支部，探索实行乡村联育联管、“村培乡选”等模式，发展党员采取指标定向投放、

        计划单列等，破解了乡土人才入党难瓶颈。目前，全县已挖掘各类乡土人才1837名，选储村级后备干部695名。其四，大力创建“五星支部”。设置“基层党建星”、“稳定脱贫产业发展星”、“乡风文明星”、“生态宜居星”、“平安建设星”五星，分别制定评选标准，每半年评选一次，同干部业绩奖励、荣誉激励挂钩，每争创一个“星”，村支部书记每月上调工资300元，其他干部每月上调工资100元。这一做法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村干部工作积极性。截至目前，已经评选星级支部39个，累计拨付奖励资金15.3万元。

2、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以“幸福积分”管理为切入，着力激发广大群众的内生动力。为破解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中的“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的弊端，获嘉县委总结实践经验，在全县推行“幸福积分”管理，他们将基层党建、农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建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脱贫攻坚工作、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转化成具体的幸福指标，通过“指标引领评比，评比推动行动”“行动改变习惯，习惯赢得积分”“积分兑换商品，享受劳动成果”的方法，激发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观能动性。目前，全县13个试点村取得明显成效。照镜镇幸福积分工作走在全县前列，累计评选发放积分63000余分，举办“幸福积分”发放仪式12场。同时，公开表彰好媳妇、好婆婆、五好家庭、好党员等180余人次，形成了争取“幸福积分”、共享幸福生活的良好氛围，为全镇工作开展凝聚了力量、提供了动力。获嘉县“幸福积分”做法既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参与，也得到了上级党委的肯定，《河南日报》等相关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在全省引起了反响。

3、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着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为了破解农村党组织“无钱办事”的难题，获嘉县借助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机遇，坚持以联系的观点、系统的思维，统筹推进“1+4”农村五项综合改革，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他们采取党员干部带头、乡贤说服引导、村民公开评议、依法依规处理、扫黑除恶震慑等综合措施，先后清理不规范合同658份，涉及土地6200余亩、金额2100余万元，既增加了集体收入，又理顺了群众情绪。获嘉县委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纳入乡村党组织年度党建工作目标、列入党建考评内容，在推进农村五项综合改革中，探索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8种模式，即资产盘活、村企共建、飞地造血、抱团取暖、培育新型业态、土地统筹经营、财政资金入股、集体资产打包等，吸引工商资本下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有效激活了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构建了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的“1+N”模式，实现了集体经济大幅增收。全县消灭了集体经济空白村，219个村实现了集体经济收入可持续，超过50%的村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受到了国家农业农村部的充分肯定，省委改革办、省委政研室等部门予以刊载推广。

4、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为保障，着力构建和谐社会。为切实落实“枫桥经验”，做到“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镇，积案得到化解”的目标，获嘉县建立完善了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在调解平台建设上，县级成立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县诉调对接多元化解中心，承担访调、诉调对接;乡镇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矛调中心，负责全镇的矛调工作;村级分别推选村综治主任、联组代表和联户代表，担任信息员、矛调员和治安员。在调解机制上，建立了定期排查、集中研判、逐级化解、协调联动、奖惩激励等运行机制，探索形成了访调、诉调、纪调、组调、警调“五方对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心理疏导、仲裁、复议、公证等多种手段的多元化解工作机制，促进了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同时，积极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实施了平安建设优秀村创建活动，对于被评为全县平安建设优秀村的，给予“三项奖励”，即村干部增发一个月工资，70周岁以上老人每年给予120元奖励，优先安排各类财政性资金项目。评选时，实行“三个一票否决”，即非访、越级访的一票否决;“民转刑”和重大刑事案件的一票否决;被综治挂牌督办的一票否决。两年来，全县化解矛盾纠纷4463件，司法确认912件，全县大局和谐稳定。

5、推进乡镇均衡发展

以“联乡帮建”为纽带，着力推进乡镇均衡发展。为破解各乡镇间发展不平衡难题，获嘉县采取强镇帮弱镇举措，将综合排名前4名的乡镇与排名后4名的乡镇结成“一帮一”对子，在财政资金、产业发展、组织建设上互促共建、共同提升。2018年开展“一帮一”活动以来，帮建乡镇精准定位产业发展方向，扶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变“输血”式帮扶为“造血”式发展，变“单一”式投入为“共建”式合作，壮大主导产业，夯实经济基础。比如，照镜镇帮助中和镇挖掘特色农业资源，共同谋划建设了果蔬小镇项目;亢村镇帮助徐营镇积极打造“唐观小镇”，发展乡村旅游文化产业;位庄乡与黄堤镇合力开发千亩红枫观光园+刘桥县委旧址+薰衣草庄园红色旅游观光线路，打造县域红色旅游观光品牌。该县还采取两项措施，切实推进“一帮一”活动向纵深开展。一是引导有条件的乡镇把联乡帮建对子向村级延伸，通过资金扶持、示范带动等措施，实现村村之间互助发展、互促共进;二是探索启动帮建乡镇之间机关干部交流工作机制，鼓励强乡选派优秀干部到弱乡帮助工作，弱乡选派优秀干部到强乡交流学习，深化“联乡帮建”成果。

6、提升基层党建整体水平

以“逐村观摩、整乡推进”为动力，着力提升基层党建整体水平。针对村干部动力不足、党建工作无序化等弊端，获嘉县委坚持推行基层党建“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制度，建立“党建+N”观摩模式，把党建工作与发展工作结合起来，每季度的月末，各乡镇围绕2-3个主题，组织一次观摩活动。按照一听干部汇报、二看工作实绩、三查档案记录、四评工作成效的方式，先由村支部书记汇报，再由乡镇党委书记点评，最后让全体观摩人员打分，从中寻找差距、学习先进、理清思路。针对观摩中发现的问题，乡镇建立整改台账，县委派出督导组进行督导，确保抓好落实。2017年实行“逐村观摩、整乡推进”以来，各村党支部抓党建工作主动干、用心干的责任感被充分调动起来，村级党支部争当先进的进取精神有了明显提升，全县70%的村跻身“一类支部”行列。

二、获嘉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突出成效：

1、经济增速与社会发展上

一是体现在经济增速与社会发展上。获嘉县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调动了各个方面的工作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凝聚了干部群众的发展合力。近两年，该县经济发展稳中求进，态势良好，各项经济指标增速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税收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分别位居全市七县市前列，2019年上半年产业集聚区和重点项目建设观摩位居全市七县市第一，上半年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受到市委表彰。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社会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分别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县、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县等，被确定为全国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示范县、全国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和河南省园林城市、河南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2、矛盾化解与社会稳定上

二是体现在矛盾化解与社会稳定上。获嘉县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创新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积极开展“平安建设优秀村”创建活动，着力构建三级“网格化”管理体系，探索试行“最多访一次”工作机制，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成功激活了干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积极性、主动性。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实现了赴市以上信访量、民事案件量、“民转刑”案件量“三个明显下降”，截至2019年6月底，全县信访件次、人次，同比分别下降12%、35%;民事案件量同比下降6%，“民转刑”案件实现了零立案，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积案不出县”的目标，连续三年保持赴京“零非访”，荣获2018年度全省综治和平安建设先进县、全省信访工作综合成绩突出县，被推荐为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相关经验做法分别被《新华社内参》、省委政研室、省信访局刊载推广。

3、基层党建和政治生态上

三是体现在基层党建和政治生态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治理助推基层党建。获嘉县基层党建工作连年在全市各县市区年度考核中排名第一;“逐村观摩、整乡推进”的党建工作法，受到省委表彰，并在全省推广;创建了全省首家县级党员视频夜校，远程教育工作受到中组部表彰。获嘉县委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以目标思路凝聚人心，以绩效考核激发干劲，以工作督导转变作风，初步营造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良好政治生态。近年来，县四大班子团结协作，县人大、县政协班子成员主动承担全县重点工作，人人分包重点项目，个个分担难题化解，形成了“县委总揽全局、四大班子共谋发展、整体合力有效激发”的工作格局;全县干事创业氛围更加浓厚，县直机关干部争先下乡，在征地拆迁、项目建设等多个难题破解中受到锻炼，在全县党员干部中树立了“团结实干、务实创新”的鲜明导向;良好的政治生态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住了各种诱惑考验，近年来获嘉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数量逐年递减。

三、获嘉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经验启示

1、必须强化龙头带动

启示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强化龙头带动

基层党建要抓好，乡镇龙头不可少。抓好了乡镇党委，就是抓住了基层党建的“龙头”。获嘉县委以“五好乡镇党委”创建为抓手，不断完善“书记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的党建责任体系，在选好配强乡镇班子上，探索了“乡镇推荐、组织把关”和“组织推荐、乡镇挑选”的选配办法，增强了乡镇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在用人导向上，树立了“向乡镇倾斜、向重点项目倾斜、向工作一线倾斜”的鲜明导向，近两年新提拔重用的副科级以上干部80%从乡镇产生，90%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具有乡镇工作经历;在乡镇力量摆布上，通过“减县补乡”，鼓励引导600多名县直机关干部下乡锻炼，充实乡镇工作力量;在乡镇干部队伍建设上，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从进人路径、干部交流、晋升渠道、工资待遇、能力素质、工作环境、执法职能、舆论导向、问责机制等9个方面激发乡镇干部活力。通过强化乡镇党委“龙头”作用，深化了“抓乡促村”，切实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2、必须强化组织保障

启示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强化组织保障

没有坚强的组织保证，任何工作都难以推进。获嘉县委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着重构建“六大平台”，实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叠加效应。该县借助机构改革，针对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短板问题，设置了基层党建指导服务中心，强化对乡村党组织建设的指导服务;建立了社会综合治理中心，强化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平安创建的推广实践;新建了农村经济发展指导服务中心，强化对村级集体资产资源的规范管理;创建了智慧城市和大数据管理中心，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和党内组织生活的延伸拓展;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加强意识形态和文明乡风的宣传引导;设立了小微权力规范运行中心，强化小微权力的日常监督和规范管理。同时，在乡镇分别成立相应组织，确保了组织体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夯实了组织体系保障。

3、必须强化制度创新

启示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强化制度创新

实施乡村治理重在制度机制推进。获嘉县委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探索制度创新，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基层治理制度体系。为解决党建引领无章可循的问题，出台了《获嘉县委关于强化党建引领、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指导意见》;为解决村级干部人才匮乏问题，出台了《优秀乡土人才选育管理办法》;为解决党员群众参与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出台了《党员群众幸福积分和红色基金管理办法》;为解决政策执行“中梗阻”问题，出台了《股所级干部管理办法》;为解决农村基层干部权责不清晰、履责不规范、用权缺监督问题，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基层“小微权力”规范运行示范点建设工作的通知》《农村集体组织财务与资产资源管理实施办法》《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承包和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等制度，既使广大干部有了基本遵循，又使制度落实有了保障，为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

4、必须强化典型引路

启示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强化典型引路

典型引路、示范带动是有效的工作方法。获嘉县始终注重培育典型、大力宣传典型，通过示范引领，以点带面，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基层治理水平。近年来，他们大力开展优秀农村支部书记评选;实施“三家”“三新四美”主题教育，即“寻家史、立家训、传家风”主题教育，“新农村、新生活、新女性和美德、美家、美行、美颜”主题教育;扎实推进《天南地北获嘉人》《出彩获嘉人》评选活动，两年来共评选出“五个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典型代表12名，“三家”活动示范村21个，“文明家庭”2000多户，出彩获嘉人76名，时代楷模和同盟道德模范17名，同盟创业功臣和同盟振兴英才30名，“同盟埠外英才”31名，让全县上下各个阶层学有榜样、行有楷模、赶有目标。

5、必须强化基础投入

启示五：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必须强化基础投入

第5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先进事迹材料2

近年来，xx县县委、政府牢固树立“围绕发展抓稳定，抓好稳定促发展”的思路，以综合治理创建工作为载体，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年年都有新举措，岁岁都上新台阶，形成了党政齐抓、部门协作、全民参与、上下联动、纵横协调的综治工作格局，群众满意率在98%以上。连续13年保持了市综治工作先进县，被评为省“治安模范县”，全国、省处法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市综治委多次在该县召开现场会，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村情民意恳谈会、“一警一干，双岗双责”、“警、企、村联防”、“治安民调中心户长”等多项经验先后受到中央、省、市的肯定和赞扬，多项经验在全省、全市进行了推广，并被新华社、《人民日报》转发。主要做法是：

一、切实加强领导，为综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淇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综治工作，牢固树立“抓综治、保稳定、促发展”观念，把加强综治工作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一是在思想上摆正位置。将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综治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重点，并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二是责任明确化。把目标管理职责和综治“打、防、建、管、教、改”6方面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逐级签订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强化督查，严格奖惩。2001年以来，对8个单位实行了一票否决，黄牌警告或批评，对2名领导干部实行了戒勉谈话，表彰先进单位65个，先进个人130名，19名干部因综治工作成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三是制度规范化。制定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基本标准，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综治工作的轨迹，通过召开现场会，适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完善了工作推进机制；四是保障多极化。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综治组织，配齐配强了综治工作人员，结合村两委换届，对全县村级治保会、调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确保了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政法机关警力向一线倾斜，各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分别达到5人以上、3人以上、2人以上。2003年，在全县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行政村通过竞争上岗配备了190名“大学生村官”，优化了基层组织的年龄、知识结构，为基层综治工作注入了活力。县政府在可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开源节流筹资金，为政法综治部门解决基础设施、交通工具、技术装备等经费，县、乡两级分别按人均0.3元、0.2元的标准将综合治理专项事业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按期予以拨付，为综治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费保障；五是宣传多样化。将每年三月份定为“综治宣传月”，利用宣传车、新闻媒体、综治文艺宣传队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综治知识，形成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综治工作的良好局面。从2000年开始，在全县农村推行了“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将60多种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写成100多首通俗易懂的诗歌，喷制在各村的显要位置，一首诗宣传一部法律，一首诗明示一种行为，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前移黩化的作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对这种普法宣传形式进行了宣传报道。

二、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综治工作思路和措施，探索社会长治久安的方式方法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认真抓好治安防控和严打整治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了刑事犯罪的发生。一是以打开路，集中整治。从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问题着手，从人民群众愿望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认真谋划严打整治工作。2001年3月，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严打集中活动，对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展开了凌厉攻势。2002年4月，抽调100名政法干警，划分六个战区，开展了“除霸治乱”专项整治，重点解决农村的突出治安问题。2003年7月，以解决农村宅基地中的违法现象为重点，组织开展了“农村宅基地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活动。2004年6月，为优化投资环境，又开展了“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集中活动，严厉打击以强买强卖、强装强卸、暴力阻扰施工为代表的各类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4年来，全县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36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59人，打掉犯罪团伙119个，整治治安乱点33个，开展专项治理行动67次，保证了社会治安大局平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逐年提高，达到了90%以上。在今年全省开展的“命案侦破攻坚战”中，现行命案发三破三，积案存5破3，均居全省先进位次；二是构筑“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防范网络。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专群结合的群防群治为突破口，狠抓“四队一工程”建设：成立了以巡警为主的30人专职治安巡逻队，使治安在前治设防，警力在一线加强。从县直单位及有关企业抽调干部职工，成立了50人的城区治安巡防大队，增强对城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建立了以民兵和群体为骨干的乡镇专职巡逻队、护厂人、护校队、护村队共248支2235人，达到了处处巡逻不留死角，天天防范不留空隙。组建了铁路治安联防护路队，将境内铁路划成21个责任段，使护路任务落实到沿线每个乡镇、每个民警、每名护路员。聘请出租车司机、环卫工、送水工、个体商户等人员组成的“治安信息员”队伍1000余名，成为政法机关的“了望哨”、“巡逻车”。在铁西工业区实行的警、企、村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工程”，构筑了治安承包、内防外控的治安防控模式，其经验在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三是完善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根据各类案件的发案时间、规律变化，以及辖区社会治安信息的变化，力求“全面控制、突出重点、整体联动、科学用警”，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面的控制，可防性案件得到了大幅下降。

三、构筑“民调”大格局，探索综治工作新路子

新形势下的综治工作，只有“创新”才有活力。近年来，我们在落实好综治各项措施的基础上，锐意进取，积极探索新路子，使全县基层综治工作充满了活力。一是建立“四级网络”，构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格局。建立县、乡、村、村民小组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构，完善了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调处制度，县每月排查一次，乡镇每半月排查一次，行政村每10天排查一次，重大节日、敏感期随时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实行领导包案制，分解责任，落实到人，限期解决。二是开展“一干一警，双岗双责”活动，打牢基层平安工程。向全县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个基层创安工作小组，每组由一名干警和一名干部组成，干警主要是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干部主要负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两人互相配合，各有侧重，实行双岗双责。三是创建“治安民调中心户长”机制，丰富农村群防群治网络。在每个村民小组选聘一名有威信的人为中心户长，负责本区域内的“四联”工作（联安、联宣、联学、联帮），达到四治，即治安促文明、治安保平安、治安求发展、治安促稳定。四是设立“民声服务电话”和“稳定工作明示墙”，畅通干群联系渠道。在每个乡镇和行政村把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职责、联系方式公布，并绘制出化解矛盾程序示意图，群众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随时和干部联系，在干群间搭建“连心桥”；五是召开“村情民意恳谈会”，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各乡（镇、区）主要领导定期到各行政村召开村民代表、党员、干部座谈会，面对面地接受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逐项落实解决，并定期反馈意见。同时，各乡（镇、区）均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随时收集和解决群众的问题，做到了“电话叫，干部到”，给群众反映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这些做法的推行，在全县形成了“领导包案、基层疏导、群众参与、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夯实了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淇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事迹材料

一、全民参与，突出一个密字，构筑立体防控体系

（一）领导重视，构筑社会治安长效机制。该县高度重视综治工作，一是把综治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政策上支持、资金上倾斜。县委、政府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综治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重点，把目标管理职责和综治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逐级签订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二是强化督查，严格奖惩。2001年以来，对8个单位实行了一票否决，黄牌警告或批评，对2名领导干部实行了戒勉谈话，19名干部因综治工作成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三是健全制度，完善了综治工作推进机制。制定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标准，通过召开现场会，适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等形式，使全县综治工作形成了抓争创促稳定的热潮。四是完善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强化调研，研究辖区社会治安信息变化，掌握各类案件的发案时间、规律变化，可防性案件得到了大幅下降。

（二）人人参与，打造专群结合、形式多样的治安防控体系。一是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综治组织，配齐配强了综治工作人员。结合村两委换届，对全县村级治保会、调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并通过竞争上岗配备了190名“大学生村官”，优化了基层组织的年龄、知识结构，为基层综治工作注入了活力，确保了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政法机关警力向一线倾斜，各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分别在5人、3人、2人以上。二是构筑“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防范网络。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专群结合的群防群治为突破口，狠抓“四队一工程”建设：成立了以巡警为主的30人专职治安巡逻队，使治安在前沿设防，警力在一线加强；从县直单位及有关企业抽调干部职工，成立了50人的城区治安巡防大队，增强对城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建立了以民兵和群众为骨干的乡镇专职巡逻队等248支2235人，并成立由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等人员组成的“治安信息员”队伍1000多人，做到了处处巡逻不留死角，天天防范不留空隙；组建了铁路治安联防护路队，将境内铁路划成21个责任段，使护路任务落实到沿线每个乡镇、每个民警、每名护路员，做到了“一保四落实”；在铁西工业区实行了警、企、村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工程”，构筑了治安承包、内防外控的治安防控模式，该经验在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三是创建“治安民调中心户长”机制，丰富农村群防群治网络。在每个村民小组选聘一名有威信的人为中心户长，负责本区域内的“四联”工作（联安、联富、联学、联帮），达到四治，即治安促文明、治安保平安、治安求发展、治安促稳定。

二、打防结合，突出一个细字，润物细无声

（一）铸政法铁军，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凌厉攻势。社会稳定离不开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政法队伍，该县积极打造政法铁军，法院、检察院被表彰为全国人民满意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连年被表彰为省市先进单位。政法队伍素质的提高开创了治安防控和严打整治工作的新局面，从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问题着手，从人民群众愿望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切实做好严打整治工作。2001年以来，先后在全县开展了严打集中活动、“除霸治乱”专项整治、“农村宅基地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活动、“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集中活动等专项治理行动67次。4年来，共打掉犯罪团伙119个，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59人，整治治安乱点33个。在今年全省开展的“命案侦破攻坚战”中，现行命案发3破3，积案存5破3，均居全省先进位次，有效预防和遏制了刑事犯罪的发生。

（二）抓工作创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春风化雨。该县注重“创新”，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综治宣传工作，通过开办《法制方圆》、《政法天地》等栏目，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送法进厂矿、学校、农村，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组建综治文艺宣传队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综治知识。并创造性地在全县农村推行了“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将60多种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写成100多首通俗易懂的诗歌，喷制在各村的显要位置，一首小诗明示一种行为，一首小诗宣传一条法律，一首小诗讲述一个道理，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综治工作的良好局面。原省委副书记郑增茂、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清林专程到该县调研“法律政策明白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重点下沉，突出一个实字，实现两个转变

（一）畅通渠道，变堵为疏。该县一是设立“民声服务电话”和“稳定工作明示墙”，畅通干群联系渠道。在每个乡镇和行政村把县四大班子包乡镇领导及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职责、联系方式公布，并绘制出化解矛盾程序示意图，群众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随时和干部联系，在干群间搭建“连心桥”。二是实行县公检法三长在县局集体接待来信来访制度。三是在各乡（镇、区）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和党员稳定现任区，随时收集和解决群众的问题，做到了“电话叫，干部到”，给群众反映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

（二）心系百姓忧，变被动为主动。一是开展“一干一警，双岗双责”活动，打造基层平安工程。向全县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个由一名政法干警和一名干部组成的基层创安工作小组，干警主要是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干部主要负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两人互相配合，各有侧重，双岗双责。二是县四大班子包乡镇领导和各乡（镇、区）主要领导定期到各行政村召开“村情民意恳谈会”，面对面地接受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逐项落实解决，并及时反馈意见。三是建立县、乡、村、村民小组“四级民调网络”，构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大格局。县每月排查一次，乡镇每半月排查一次，行政村每周排查一次，重大节日、敏感期随时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实行领导包案制，分解责任，落实到人，限期解决，在全县形成了“领导包案、基层疏导、群众参与、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了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确保了无集体赴京、省、市上访事件的发生。淇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工作先进事迹材料

近年来，淇县县委、政府把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采取抓领导、严责任，抓宣传、造氛围，抓队伍、促保障，抓基层、打基层，抓创新、举亮点等措施，不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进步。1994年以来，连续10年被评为鹤壁市综治工作先进县，2001年10月被命名为河南省“治安模范县”。

一、抓领导，强化领导责任机制

淇县县委、政府始终把抓综治、保稳定作为各级领导的政治责任。一是把综治、稳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每年都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目标具体，责任明确，强化了各级领导的责任。二是实行了县四大班子领导分包乡镇综治工作制度。三是建立了以落实“四制”为重点的综治考核与激励机制，年初有安排，半年一检查，平时有督导，年底总考核，奖惩兑现。2001年以来，先后对8个单位实行了一票否决、黄牌警告或通报批评，对2名领导干部实行了戒勉谈话，表彰先进单位65个、先进个人130名，19名干部因综治工作成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

二、抓宣传，构建综治宣传工作机制

一是将每年三月份定为“综治宣传月”，县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与，综治成员单位、县直各单位积极配合，利用宣传车、标语、图版、传单、咨询台、综治宣传一条街等形式，广泛宣传综治工作；二是在县电视台、电台开办了《法制方园》、《政法天地》等栏目，定期宣传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典型案例进行专题报道，以案说法；三是组织县综治成员单位开展了“法律进厂、进学校、进农村”活动，捐赠法律书籍，为基层提供法律服务；四是各乡镇均组建了文艺宣传队，有条件的村建立了法律宣传一条街，向农民群众宣传综治知识和法律常识。从1998年开始，在全县农村推行“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将60多种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编写成通俗易懂的诗歌，喷制在各行政村的显要位置，有针对性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省委政法委领导给予充分肯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进行了宣传报道。五是全县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3个，138所中小学全部配齐了法制副校长，定期向青少年及中小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综治宣传工作的深入，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政策意识，全县形成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综治工作的良好局面。

三、抓队伍，建立工作保障机制

调整充实了县综治办工作人员，由原来的4人增加到6人；各乡镇均有一名副书记主抓综治工作，配齐了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工作人员达到3人以上。政法机关警力向一线倾斜，各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分别达到5人以上、3人以上、2人以上。为强化基础，行政村全部成立了综治办，由村主要领导任综治办主任。4年来，先后5次对乡村基层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由综治委、综治办领导和专门机关工作人员授课，提高了乡村综治办、村委会、治保会、调委会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在全县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175个行政村通过竞争上岗全部配备了“大学生村官”，优化了基层组织的年龄、知识结构，为基层综治工作注入了活力。“大学生村官”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人民日报》于2003年8月11日进行了宣传报道。县、乡两级分别按人均0.3元、0.2元的标准落实了综治专项经费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4年来，共拨付综治经费90万元，为综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抓基础，完善打防控体系建设机制

一是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和专项治理行动。4年来，全县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36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59人，打掉犯罪团伙119个，整治治安乱点33个，开展专项治理行动67次，保证了社会治安大局平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逐年提高，达到了90%以上。淇县被评为全市严打整治斗争先进集体，县公安局副局长焦树泉被评为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先进个人。在今年全省开展的“命案侦破攻坚战”中，现行命案发三破三，积案存5破3，均居省市先进位次。二是完善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区组建了30人的交巡警巡逻队，8个乡镇各建立了10人以上的专职治安巡逻队，175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十户联防巡逻队。厂矿企业、内部单位、学校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护厂队、护校队，全县各种治安巡逻队共248支2235人。三是完善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全县共聘请出租车司机、环卫工、送水工、个体商户等人员组成的“治安信息员”队伍1000余名，成为政法机关的“了望哨”、“巡逻车”，形成了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铁西工业区实行的警、企、村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工程”，构筑了内防外控的治安防控模式，其经验在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四是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县、乡、村、组四级网络，实现了各类矛盾纠纷发现及时，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第6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一、切实加强领导，为综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淇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综治工作，牢固树立“抓综治、保稳定、促发展”观念，把加强综治工作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摆上议事日程。一是在思想上摆正位置。将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综治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重点，并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二是责任明确化。把目标管理职责和综治“打、防、建、管、教、改”6方面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逐级签订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同时，强化督查，严格奖惩。*年以来，对8个单位实行了一票否决，黄牌警告或批评，对2名领导干部实行了戒勉谈话，表彰先进单位65个，先进个人130名，19名干部因综治工作成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三是制度规范化。制定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基本标准，建立了各项工作制度，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综治工作的轨迹，通过召开现场会，适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完善了工作推进机制；四是保障多极化。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综治组织，配齐配强了综治工作人员，结合村两委换届，对全县村级治保会、调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确保了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政法机关警力向一线倾斜，各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分别达到5人以上、3人以上、2人以上。*年，在全县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行政村通过竞争上岗配备了190名“大学生村官”，优化了基层组织的年龄、知识结构，为基层综治工作注入了活力。县政府在可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开源节流筹资金，为政法综治部门解决基础设施、交通工具、技术装备等经费，县、乡两级分别按人均0.3元、0.2元的标准将综合治理专项事业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按期予以拨付，为综治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经费保障；五是宣传多样化。将每年三月份定为“综治宣传月”，利用宣传车、新闻媒体、综治文艺宣传队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综治知识，形成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综治工作的良好局面。从*年开始，在全县农村推行了“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将60多种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写成100多首通俗易懂的诗歌，喷制在各村的显要位置，一首诗宣传一部法律，一首诗明示一种行为，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前移黩化的作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对这种普法宣传形式进行了宣传报道。

二、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综治工作思路和措施，探索社会长治久安的方式方法

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认真抓好治安防控和严打整治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了刑事犯罪的发生。一是以打开路，集中整治。从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问题着手，从人民群众愿望最强烈的问题入手，认真谋划严打整治工作。*年3月，在全县开展了为期两年的严打集中活动，对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展开了凌厉攻势。*年4月，抽调100名政法干警，划分六个战区，开展了“除霸治乱”专项整治，重点解决农村的突出治安问题。*年7月，以解决农村宅基地中的违法现象为重点，组织开展了“农村宅基地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活动。*年6月，为优化投资环境，又开展了“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集中活动，严厉打击以强买强卖、强装强卸、暴力阻扰施工为代表的各类扰乱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4年来，全县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36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59人，打掉犯罪团伙119个，整治治安乱点33个，开展专项治理行动67次，保证了社会治安大局平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逐年提高，达到了90%以上。在今年全省开展的“命案侦破攻坚战”中，现行命案发三破三，积案存5破3，均居全省先进位次；二是构筑“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防范网络。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专群结合的群防群治为突破口，狠抓“四队一工程”建设：成立了以巡警为主的30人专职治安巡逻队，使治安在前治设防，警力在一线加强。从县直单位及有关企业抽调干部职工，成立了50人的城区治安巡防大队，增强对城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建立了以民兵和群体为骨干的乡镇专职巡逻队、护厂人、护校队、护村队共248支2235人，达到了处处巡逻不留死角，天天防范不留空隙。组建了铁路治安联防护路队，将境内铁路划成21个责任段，使护路任务落实到沿线每个乡镇、每个民警、每名护路员。聘请出租车司机、环卫工、送水工、个体商户等人员组成的“治安信息员”队伍1000余名，成为政法机关的“了望哨”、“巡逻车”。在铁西工业区实行的警、企、村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工程”，构筑了治安承包、内防外控的治安防控模式，其经验在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三是完善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根据各类案件的发案时间、规律变化，以及辖区社会治安信息的变化，力求“全面控制、突出重点、整体联动、科学用警”，有效地实现了对社会面的控制，可防性案件得到了大幅下降。

三、构筑“民调”大格局，探索综治工作新路子

新形势下的综治工作，只有“创新”才有活力。近年来，我们在落实好综治各项措施的基础上，锐意进取，积极探索新路子，使全县基层综治工作充满了活力。一是建立“四级网络”，构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新格局。建立县、乡、村、村民小组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构，完善了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和调处制度，县每月排查一次，乡镇每半月排查一次，行政村每10天排查一次，重大节日、敏感期随时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实行领导包案制，分解责任，落实到人，限期解决。二是开展“一干一警，双岗双责”活动，打牢基层平安工程。向全县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个基层创安工作小组，每组由一名干警和一名干部组成，干警主要是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干部主要负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两人互相配合，各有侧重，实行双岗双责。三是创建“治安民调中心户长”机制，丰富农村群防群治网络。在每个村民小组选聘一名有威信的人为中心户长，负责本区域内的“四联”工作（联安、联宣、联学、联帮），达到四治，即治安促文明、治安保平安、治安求发展、治安促稳定。四是设立“民声服务电话”和“稳定工作明示墙”，畅通干群联系渠道。在每个乡镇和行政村把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职责、联系方式公布，并绘制出化解矛盾程序示意图，群众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随时和干部联系，在干群间搭建“连心桥”；五是召开“村情民意恳谈会”，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各乡（镇、区）主要领导定期到各行政村召开村民代表、党员、干部座谈会，面对面地接受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逐项落实解决，并定期反馈意见。同时，各乡（镇、区）均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随时收集和解决群众的问题，做到了“电话叫，干部到”，给群众反映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这些做法的推行，在全县形成了“领导包案、基层疏导、群众参与、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夯实了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淇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事迹材料

一、全民参与，突出一个密字，构筑立体防控体系

（一）领导重视，构筑社会治安长效机制。该县高度重视综治工作，一是把综治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政策上支持、资金上倾斜。县委、政府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综治工作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阶段性工作重点，把目标管理职责和综治任务具体量化，层层分解，逐级签订综治目标管理责任书，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评。二是强化督查，严格奖惩。*年以来，对8个单位实行了一票否决，黄牌警告或批评，对2名领导干部实行了戒勉谈话，19名干部因综治工作成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三是健全制度，完善了综治工作推进机制。制定了综治办规范化建设标准，通过召开现场会，适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等形式，使全县综治工作形成了抓争创促稳定的热潮。四是完善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强化调研，研究辖区社会治安信息变化，掌握各类案件的发案时间、规律变化，可防性案件得到了大幅下降。

（二）人人参与，打造专群结合、形式多样的治安防控体系。一是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级综治组织，配齐配强了综治工作人员。结合村两委换届，对全县村级治保会、调委会进行调整和充实，并通过竞争上岗配备了190名“大学生村官”，优化了基层组织的年龄、知识结构，为基层综治工作注入了活力，确保了综治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政法机关警力向一线倾斜，各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分别在5人、3人、2人以上。二是构筑“打、防、控”一体化的治安防范网络。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责任到人、专群结合的群防群治为突破口，狠抓“四队一工程”建设：成立了以巡警为主的30人专职治安巡逻队，使治安在前沿设防，警力在一线加强；从县直单位及有关企业抽调干部职工，成立了50人的城区治安巡防大队，增强对城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建立了以民兵和群众为骨干的乡镇专职巡逻队等248支2235人，并成立由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等人员组成的“治安信息员”队伍1000多人，做到了处处巡逻不留死角，天天防范不留空隙；组建了铁路治安联防护路队，将境内铁路划成21个责任段，使护路任务落实到沿线每个乡镇、每个民警、每名护路员，做到了“一保四落实”；在铁西工业区实行了警、企、村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工程”，构筑了治安承包、内防外控的治安防控模式，该经验在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三是创建“治安民调中心户长”机制，丰富农村群防群治网络。在每个村民小组选聘一名有威信的人为中心户长，负责本区域内的“四联”工作（联安、联富、联学、联帮），达到四治，即治安促文明、治安保平安、治安求发展、治安促稳定。

二、打防结合，突出一个细字，润物细无声

（一）铸政法铁军，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凌厉攻势。社会稳定离不开一支政治坚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政法队伍，该县积极打造政法铁军，法院、检察院被表彰为全国人民满意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连年被表彰为省市先进单位。政法队伍素质的提高开创了治安防控和严打整治工作的新局面，从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问题着手，从人民群众愿望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切实做好严打整治工作。*年以来，先后在全县开展了严打集中活动、“除霸治乱”专项整治、“农村宅基地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活动、“弘扬社会正气、打击邪恶势力”集中活动等专项治理行动67次。4年来，共打掉犯罪团伙119个，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59人，整治治安乱点33个。在今年全省开展的“命案侦破攻坚战”中，现行命案发3破3，积案存5破3，均居全省先进位次，有效预防和遏制了刑事犯罪的发生。

（二）抓工作创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春风化雨。该县注重“创新”，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综治宣传工作，通过开办《法制方圆》、《政法天地》等栏目，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送法进厂矿、学校、农村，开展“综治宣传月”活动，组建综治文艺宣传队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综治知识。并创造性地在全县农村推行了“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将60多种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编写成100多首通俗易懂的诗歌，喷制在各村的显要位置，一首小诗明示一种行为，一首小诗宣传一条法律，一首小诗讲述一个道理，群众喜闻乐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综治工作的良好局面。原省委副书记郑增茂、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清林专程到该县调研“法律政策明白诗”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重点下沉，突出一个实字，实现两个转变

（一）畅通渠道，变堵为疏。该县一是设立“民声服务电话”和“稳定工作明示墙”，畅通干群联系渠道。在每个乡镇和行政村把县四大班子包乡镇领导及乡镇领导班子成员职责、联系方式公布，并绘制出化解矛盾程序示意图，群众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可随时和干部联系，在干群间搭建“连心桥”。二是实行县公检法三长在县局集体接待来信来访制度。三是在各乡（镇、区）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和党员稳定现任区，随时收集和解决群众的问题，做到了“电话叫，干部到”，给群众反映和解决问题提供了方便快捷的通道。

（二）心系百姓忧，变被动为主动。一是开展“一干一警，双岗双责”活动，打造基层平安工程。向全县每个行政村派驻一个由一名政法干警和一名干部组成的基层创安工作小组，干警主要是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干部主要负责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两人互相配合，各有侧重，双岗双责。二是县四大班子包乡镇领导和各乡（镇、区）主要领导定期到各行政村召开“村情民意恳谈会”，面对面地接受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逐项落实解决，并及时反馈意见。三是建立县、乡、村、村民小组“四级民调网络”，构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大格局。县每月排查一次，乡镇每半月排查一次，行政村每周排查一次，重大节日、敏感期随时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实行领导包案制，分解责任，落实到人，限期解决，在全县形成了“领导包案、基层疏导、群众参与、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切实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夯实了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确保了无集体赴京、省、市上访事件的发生。淇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事迹材料

近年来，淇县县委、政府把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作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采取抓领导、严责任，抓宣传、造氛围，抓队伍、促保障，抓基层、打基层，抓创新、举亮点等措施，不断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进步。*年以来，连续10年被评为鹤壁市综治工作先进县，*年10月被命名为河南省“治安模范县”。

一、抓领导，强化领导责任机制

淇县县委、政府始终把抓综治、保稳定作为各级领导的政治责任。一是把综治、稳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每年都层层签定目标责任书，目标具体，责任明确，强化了各级领导的责任。二是实行了县四大班子领导分包乡镇综治工作制度。三是建立了以落实“四制”为重点的综治考核与激励机制，年初有安排，半年一检查，平时有督导，年底总考核，奖惩兑现。*年以来，先后对8个单位实行了一票否决、黄牌警告或通报批评，对2名领导干部实行了戒勉谈话，表彰先进单位65个、先进个人130名，19名干部因综治工作成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

二、抓宣传，构建综治宣传工作机制

一是将每年三月份定为“综治宣传月”，县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与，综治成员单位、县直各单位积极配合，利用宣传车、标语、图版、传单、咨询台、综治宣传一条街等形式，广泛宣传综治工作；二是在县电视台、电台开办了《法制方园》、《政法天地》等栏目，定期宣传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典型案例进行专题报道，以案说法；三是组织县综治成员单位开展了“法律进厂、进学校、进农村”活动，捐赠法律书籍，为基层提供法律服务；四是各乡镇均组建了文艺宣传队，有条件的村建立了法律宣传一条街，向农民群众宣传综治知识和法律常识。从*年开始，在全县农村推行“法律政策明白诗”上墙，将60多种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编写成通俗易懂的诗歌，喷制在各行政村的显要位置，有针对性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省委政法委领导给予充分肯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进行了宣传报道。五是全县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3个，138所中小学全部配齐了法制副校长，定期向青少年及中小学生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综治宣传工作的深入，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政策意识，全县形成了人人关心、支持、参与综治工作的良好局面。

三、抓队伍，建立工作保障机制

调整充实了县综治办工作人员，由原来的4人增加到6人；各乡镇均有一名副书记主抓综治工作，配齐了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工作人员达到3人以上。政法机关警力向一线倾斜，各派出所、法庭、司法所工作人员分别达到5人以上、3人以上、2人以上。为强化基础，行政村全部成立了综治办，由村主要领导任综治办主任。4年来，先后5次对乡村基层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由综治委、综治办领导和专门机关工作人员授课，提高了乡村综治办、村委会、治保会、调委会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在全县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175个行政村通过竞争上岗全部配备了“大学生村官”，优化了基层组织的年龄、知识结构，为基层综治工作注入了活力。“大学生村官”受到了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人民日报》于*年8月11日进行了宣传报道。县、乡两级分别按人均0.3元、0.2元的标准落实了综治专项经费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4年来，共拨付综治经费90万元，为综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抓基础，完善打防控体系建设机制

一是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和专项治理行动。4年来，全县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36起，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459人，打掉犯罪团伙119个，整治治安乱点33个，开展专项治理行动67次，保证了社会治安大局平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程度逐年提高，达到了90%以上。淇县被评为全市严打整治斗争先进集体，县公安局副局长焦树泉被评为全国严打整治斗争先进个人。在今年全省开展的“命案侦破攻坚战”中，现行命案发三破三，积案存5破3，均居省市先进位次。二是完善了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城区组建了30人的交巡警巡逻队，8个乡镇各建立了10人以上的专职治安巡逻队，175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十户联防巡逻队。厂矿企业、内部单位、学校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护厂队、护校队，全县各种治安巡逻队共248支2235人。三是完善了社会治安形势分析评估、预警机制。全县共聘请出租车司机、环卫工、送水工、个体商户等人员组成的“治安信息员”队伍1000余名，成为政法机关的“了望哨”、“巡逻车”，形成了严密的治安防范网络。铁西工业区实行的警、企、村三位一体的“共建联防工程”，构筑了内防外控的治安防控模式，其经验在全省综治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四是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县、乡、村、组四级网络，实现了各类矛盾纠纷发现及时，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第7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关键词：弊端改革方案有限自治法律分权直选民主合作制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村基层政权的设置历经多次变化，在1954年9月通过的我国第一部宪法中，规定了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为乡、民族乡、镇。从此，乡镇政权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制正式确立。但不久后由于实行制度，再加之,因此在1958年以后的20多年间乡镇政权体制一度被取消，由“政社合一”的体制所代替。历史轮回，1982年所修订的宪法又重新确立乡镇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地位。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农村民主法制的发展，乡镇政权组织弊端不断暴露出来，时至今日，已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我国基层民主法制的进程，亟需改进。

一，当前乡镇政权的弊端及评析：

当前乡镇政权的弊端归结起来，可以说有内外两大方面：

（一）内部结构存在弊端：

首先，党政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当前多数乡镇政权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一元化领导、乡镇长负责制有名无实、乡镇人大职能严重虚化的以党代政、不合理的基层政权体制。

其次，乡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赤字严重。目前全国大部份乡镇基本属于“吃饭型财政”甚至“要饭型财政”，负债现象普遍①。相应的乱摊派、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

再者，乡镇领导唯上不唯民。在现行干部体制下，乡镇领导干部的任免实际上均为上级所决定，怎样迎合上级、做出政绩就当然是乡镇领导的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大多数地方出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欺上瞒下”“虚报数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现象了。由此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国家的威信受损、乡镇政权存在潜在危机。

（二）外部关系不协调：

这首先表现在乡(镇)村关系紧张。自我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再是领导与被领导、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但是乡镇政府为了确保国家治理任务的落实,普遍仍然通过干预村委会职权范围的事务，实现对村庄的行政主控来予以实现。因此，两者关系普遍比较紧张，村委会主任被乡政府罢免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严重阻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制约了村民自治权的成长。

其次，县乡关系不畅、“条块分割”严重。由于县乡两级政权的设立是按照“县政权建设取实,乡政权建设取虚”,因而使乡镇往往无法履行一级政权的职能,而县政府为了履行其区域范围内的综合管理职能,则建立起自己的垂直控制系统,在乡镇设置了不少派出机构,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造成了县乡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乡镇政权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当前的乡镇政治组织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和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形成的，在当时强调的是行政干预至上，因此形成了机构庞大、无所不能的政府。而在市场经济已基本建立、民主法制建设迅速发展的今天，原有体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现阶段，要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社会的良性发展，适应民主法制化潮流，要求的是服务性的弱政府结构，亦即强调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应该变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变管理者转为服务者。二是压力型体制①的作用。乡镇政权是我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末梢地位。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计划和任务，都要由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但乡镇政府本身拥有的公共权力很小,掌握的公共资源也很少，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为了完成上级指派的超出其本身能力范围的任务,就只好通过各种手段向上要权,向下要钱(资/源),甚至瞒上欺下，这可以说是国家行政权力对乡村社会事务介入过深的必然结果②。

二，乡镇体制改革的主要方案及评析

（一）针对上述乡镇政权的现存问题，理论界提出了以下三种主要的改革方案：

（1）强化乡镇体制。观点是要在维持目前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单位的前提下，整合乡镇现有的“七站八所”，包括将现有的县派驻机构等变成乡镇政府的职能部门，使乡镇政府真正成为一级实体政府。

其依据主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乡镇政府是国家实现对广大农村控制与统治的重要基层政权，承担大量的任务，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其作用十分重要。另外，乡镇政府拥有了独立的财权，就可以避免乱收费现象，并且有更多的精力去组织发展当地经济。

（2）改乡政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即改乡政府为乡公所。乡公所不是一级政权,也没有独立的财政权,而是县级政府为解决行政事务而在乡镇一级设置的派出机构。其主要职能一是完成政府任务，二是指导村民自治活动。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产生乡镇政权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的权、责、能不一致。与其他层级的政府相比,乡级政府在治理结构上突出表现为权小、责大、能弱③。

（3）乡镇自治。乡镇自治就是使乡镇和村两级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自治体,它们两者成为平等的主体。与之相关,实行乡村民众对乡官和村官的直接选举。

主张乡镇自治的学者认为，目前的乡镇政权基层政权实际上成为了国家吸取农村资源的工具。实行乡村自治,减少了国家权力与农民利益的冲突，让农民从根本上摆脱压力型体制的困境,这样可以理顺乡镇与国家，以及与村委会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同时乡镇自治也是未来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

（二）对上述方案的评析

强化乡镇体制的观点，将乡镇作为一级完备的实体政权，它将带来更加严重的机构和人员的膨胀，施政成本将更高。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认为,在国家主义极度扩张和政治无所不能的前改革时期，乡镇尚且没有建成一级完备的政权组织,在现今更不可能，而且会打破国家与乡村社会在乡镇层次上已有的均衡格局④。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乡派”的改革方式将使得乡镇基层的行政化程度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亦将更甚于今，这将加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冲突。同时，此种观点片面强调“治民”而忽视“民治”和“民富”,治标不治本,忽视城乡社会的严重分化①。

乡镇自治的观点，虽然吻合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但笔者认为此种改革方式改革程度大、涉及面广，带来的波动过大，无异于一次农村社会革命，不利“稳定压倒一切”的现行政治要求。而且目前农民文化程度及自治意识不高，尚且缺乏完全自治的土壤。因此此种观点操之过急，不太现实。

三、笔者对乡镇改革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评析可知，三者多少均存在不尽人意之处。在参考黄宗智提出的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的分析范式②，借鉴西方地方自治制度以及结合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当前乡镇改革应该采取“乡镇有限自治”的模式进行。

何谓“乡镇有限自治”，就是在不改变乡镇政权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现有的体制下,推进基层政治民主进程，采用法律分权制厘清国家与地方的各自的权职范围，使得乡镇政权对本辖区享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权、人事权和财权;同时通过乡镇人大权威的确立、乡镇长直选、党委领导规范化三者结合重置乡镇权力结构；另外，采用民主合作制理顺乡镇与上级政府、村级组织及民众的关系。

乡镇有限自治的关键词在于“自治”，从字义上理解，自治就是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而毋庸他人过问与管理。在学理上，有学者这样定义地方自治：国家特定区域的人民,由于国家授权或依据国家法令,在国家监督下自行组织法人团体,用地方的人力财力物力自行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政治制度③。可以说地方自治的核心即在于地方对于人事权、事权和财权的掌握。乡镇有限自治就是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形下由乡镇有限度地掌握当地的人、财、事权。

在这里有必要对乡镇“有限自治”与“完全自治”进行区分，这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在不改变现有模式和政权组织制度的前提下，增强乡镇的自主性，改变它完全依附于上一级政权的状况，使之真正成为乡镇有效治理的主体；后者则是取消乡镇的国家政权的属性，将它变成完全的社会自治组织。

四、制度设计

（一）法律分权制

要推行乡镇的有限自治制度，首先就必须从法律上确立乡镇政权的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否则则又难免又陷入控制依赖关系，因此必须在法律上赋予乡镇的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接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解决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问题，只有明确了国家与乡镇各自的事权、财权，才能在实质上推行有限自治制度。然而，权力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确保双方均能自觉遵守，特别是上级政府不违规？还有如何实现权利救济？

笔者认为有学者所主张的法律分权制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法律分权制在乡镇一级的应用即是通过制定法律把乡镇的公共事务分成三类，一类是国家专有事务，如税收、征兵、计划生育等，由国家执行；第二类是乡镇地方专有事务，涉及地方自身发展的问题交由乡镇自己处理；第三类是国家与乡镇地方共有事务。如果乡镇政府与上级政府因权力行使发生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由法院裁决。当然，在分权制实施之初，对国家的权力范围的规定应比较宽泛，如第三类事务可规定由国家所有，同时压缩乡镇专有事务的范围。

（二）乡镇人大的改革

乡镇人大作为乡镇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民意机构，确立乡镇人大作为当地决策的实体议决中心，是推行乡镇有限自治的关键环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我国《地方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乡镇人大的职能严重虚化，几成摆设。因此必须规范党与人大的关系，切实提高人大权威，使得乡镇人大成为乡镇的政治中心舞台。

（三）乡镇长直选

人事权是实现自治的核心之一，因此乡镇长直接选举是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制度的重要环节。同时它对于调动广大群众的民主参与热情，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将起重要作用。目前实行的政务公开、村委会的“海选”、干部制度改革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提高都为乡镇长直选创造了较为充足的条件。同时近年来在四川、广东等省的部分乡镇，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乡镇长选举方式的改革，为乡镇长直选积累了不少经验，提供了借鉴的意义。

笔者认为，乡镇有限自治制度下的乡镇长选举可以揉合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即正式候选人由本辖区所有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正式选举则在乡镇人大举行，由人大代表投票产生。这样既可保证乡镇长受人民的监督，增强选举的民主性与透明性；而且乡镇长最终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又遵循了我国《地方组织法》第九条第七款的规定，同时也确保了乡镇长及政府对人大负责。

（四）党委的民主化改革及领导方式的转变

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特殊地位，党委在乡镇有限自治制度的实际实施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保证新制度的推行，必须扭转当前乡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格局，推动党内民主化和法制化。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又确立了我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根本方针，由此可见党中央明确的要将党的活动切实纳入法治的轨道，尊重法律和倚靠法律，以更好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笔者认为在当前可以通过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在党员中的直选，推进党内的民主以及党委领导方式的转变①，推进执政党法法制化以实现改革目的。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制定《党政关系法》进一步规范党的领导。

（五）民主合作制②

本文所提的民主合作制是构建在乡镇有限自治制度之下，其核心内容包括民主听证制度和民主议事制度。此制度有利于理顺乡镇政权与县级政权、村级组织及民众关系。

首先，对于乡镇与县级政权的关系，上文在法律分权制已讲到，双方的职责范围由法律规定。但要实现国家和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两者仍应建立良好的沟通合作渠道。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听证会，规定县级政权在作重大决策时以及在行使分权制所规定的第三类事务（国家与乡镇地方共有事务）涉及到所辖乡镇的重大利益时，应该召开民主听证会听取乡镇政权的意见③。

其次，乡镇与村委会及民众的关系，目前浙江温岭市实行的“民主恳谈会”①，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模式，笔者认为应规定：一是凡乡镇做出的有关本乡镇的重大事宜，如修路、建学校、建市场等重大事情均开民主听证会，听取民众意见，再提交乡镇人大表决；二是各村应实行村级民主议事机制，将本村的重大事情交由本村村民会议产生的民主议事会决定，此举将有利于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另外也有利于解决当前农村普便存在的“两委矛盾”。

五、乡镇有限自治的实施依据及意义：

（一）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古代的乡村社会就存在行政与自治两种权力体系，乡镇组织始终都不是纯粹的官方机构或民间组织。从王安石变法至清代，在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绅为纽带而建立了乡村政治②。这种皇权与绅权结合的“亦官亦民”制度，笔者认为具备某些在国家权力有限干涉下的自治的特征。因此实行乡镇有限自治具有某种历史的传承性。

（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乡镇的有限自治模式是在现有模式下对现存乡镇政权运行制度所做的局部改良，对现有的政治法律体制冲击不大，因此阻力较小易于实行；同时目前已运行的村民自治制度也为乡镇有限自治的推行作了铺垫。

（三）乡镇有限自治模式是针对上述乡镇现有弊端而对症下药，能够有力解决不顺畅的政权组织结构，消除压力型体制、乡村关系不畅等弊端对乡村社会发展的阻碍。

（四）实行乡镇有限自治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自治意识和法律意识，推动我国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而且符合了现代乡村的发展方向，为最终向自治社会转变提供了基础。

（五）乡镇有限自治模式将是一个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一个实验模式，它的实施为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解决探寻一个新的模式，推进地方分权的发展。

注释：

①“据专家估计：中国乡镇将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参见章青松：“两千亿债务困扰中国乡镇，财政危机埋下腐败伏笔”，《中国改革报》，2001.6.19

①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该级政治组织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由于这些任务和指标中一些主要部分采取的评价方式是“一票否决”制,所以各级组织实际上是在这种评价体系的压力下运行的。引自荣敬本等著《新密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作机制的调查研究报告》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4期83页。

②杨君：《乡镇政府的再造设想》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12月第4期

③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④吴理财：《乡政新论》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

①杨君：《乡镇政府的再造设想》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12月第4期

②参见吴理财在《乡政新论》中对黄宗智的“第三领域”的理解为：第三领域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作用并且双方都参与其间的一个中间地带的特殊领域

③高秉雄,李广平：“论地方自治”《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月第5卷第2期

④所谓法律分权制，在形式上是通过法律来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的法律地位、事权和权限范围；在内容上要扩大地方的自，同时加强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在保障机制上要确立法院作为最后的保障机关。参见应松年薛刚凌合著《行政组织法研究》第220--221页，法律出版社

①也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实现对乡镇的领导，应尊重人大的职能，不得直接做出任何决定和命令来实现其意志，而应通过在人大大表达会中的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政治思想工作，使党的各方面的政策和主张上身为国家意志，由人大通过正式决议的方式实现。

②“民主合作制是一种地方政府对上负责和对下相结合的体制。基本特征是政府将受到人民的民主监督，人民的事由人民自己来办，地方的事由各地人民来办，以实现政府和人民的合作及中央和地方的合作”。参见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第83页

③为了确保听证程序不走过场，必须用法律手段予以规范，同时确立案卷排他原则。所谓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裁决只能以案卷作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所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作为根据。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493页。刚实行的《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这意味着我国在听证程序中确立了案卷排他性原则

①“民主恳谈会”是由镇、村组织主持的,由广大群众或相关代表人员参加的,领导和群众之间的民主议事活动和沟通交流活动。其实质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会。参见李锦鹏《建立民主恳谈和民主决策的新机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②于建嵘：《乡村自治：皇权、族权和绅权的联结---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特征的诠释》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参考资料〉

1应松年薛刚凌合著《行政组织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

2蔡定剑主编《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9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4杨君《乡镇政府的再造设想》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12月第4期

5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6吴理财《乡政新论》，载《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

7张文山《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载《西南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

8徐勇《变乡级政府为派出机构》载《决策咨询》2003年第5期

9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

10荣敬本等著《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8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自被列为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县以来，我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按照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的标准要求，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新路子，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层基础工作和基层治安防范，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今年—月，全县共立刑事案件起，同比下降，其中重特大案件起，同比下降。共受理治安案件起，同比下降。群体性上访事件同比也大幅下降，群众的安全感增强。我们的做法是：

一、确定一个目标，明确努力方向

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级党政领导坚定稳定是形象、稳定是资源、稳定是财富、稳定是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的工作理念。去年，面对被自治区列入重点整治县的局面，县委、县政府领导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紧迫性，决心要举全县之力，全面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逐步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确保今年如期实现重点整治目标，为振兴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二、建好三个网络，强化治安防范工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重点、难点和薄弱环节都在基层，我县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点也放在农村，依照中央综治委、中央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去年，出台了《县社会治安“打防控”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和《县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的措施。

（一）健全完善社会治安综治网络。建立健全县、乡、村综治委及其办公室，结束了过去乡村综治有“委”无“办”的历史。乡镇党委书记担任乡镇综治委主任，综治办主任由党委分管政法副书记担任，设专职干部一名，享受副级待遇。综治办主任和专职干部列入享受从优待警待遇序列，并由县财政负责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全县个乡镇均成立了综治办，综治办达到“六个有”即有牌子、有专门办公室、有专职干部、有工作制度、有工作台帐、有办公设备。全县个村（居、社区）设立了综治办，村综治办主任由村委主任或民兵营长担任。这样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县乡村三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管理体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级级有人管、层层有人抓的齐抓共管新局面。

（二）抓好社会治安网络建设。一是积极推进基层公安体制改革，警力向基层倾。去年，公安机关从机关抽调年富力强的干警，充实到基层派出所的领导岗位；将新招录的干警全部分配到基层派出所，加强基层警力。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划分警务区，在每一个村委设置警务室，落实警区责任民警。在交通枢纽、人口稠密等治安复杂地区设立治安岗亭、报警点，完善快速反应机制。

二是立足实际，充分挖掘社会治安资源，整合各种群防群治队伍，组建军警民社会治安联防队伍。我县属于“老少边山穷”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专业治安联防队伍的经费保障有一定的困难，为此，我县立足实际，在专业治安联防队伍的建设上，要求各乡镇、农场不求人数之多，不求上规模上档次，但求能长久，能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县治安联防队人数为人外，各乡镇、农场均保持有一支—人的专业治安联防队，正常开展业务。县治安联防大队由县综治办负责领导、监督、协调，县公安局具体管理，办公室设在城中派出所。县治安联防大队主要协助公安机关在县城街面、重点场所等的巡逻，加强治安防范工作。

三是加强内保队伍建设。县内较大的单位设立治安巡逻小组，落实门卫人员，由负责保卫的领导干部带领，负责单位内部的巡逻值勤。有条件的单位要专门聘请保安人员专职守护，安装电子监控装置。县政府大院是县四大班子办公和广大干部居住的场所，人员多，往来人员复杂，位于城乡结合部，过去，财物被盗等情况时有发生。今年来，县机关事业管理局多方筹措资金，在院内各个要点安装了“电子眼”，实行闭路电视小时监控，几个月来，未发生一起盗窃案。全县初步形成了“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和人，办好自己的事”的良好局面。

四是构建社会治安信息员。公安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在重点地区、重点村屯建立自己的信息员，通过信息员，随时掌握社会动态，拓宽破案线索。

（三）抓好调解网络建设。许多社会治安问题，是由一些小矛盾小纠纷引起的，抓好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是搞好农村治安工作的关键。去年以来，我县在完善村治保会、护村队，建立健全综治协会等群防群治组织的同时，着力抓好“一所一庭”建设，即标准化建设好乡镇司法所和调解庭（室）。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将乡镇司法所的管理权划归县司法局直接管理，将基层司法人员从繁杂的乡镇工作中摆脱出来，专心从事司法工作。配齐配强人员，通过组织推荐和严格考核，把具有大专或法律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优秀干部选拔担任司法所长，司法所长享受副乡待遇和从优待警待遇。目前，全县乡镇司法所在编人员共人，其中大专或法律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全县个乡镇设立了人民调解庭，个村设立调解室，人民调解员共多名。形成了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完善的调解体系，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村，中事不出乡”，一些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在内部。今年—月，基层各级综治部门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件，已调结件，调结率。由于各类矛盾纠纷得到及时调处，群众上访人次明显下降，由于小矛盾、小纠纷处理不及时、不当引发的刑事和治安案件也逐步减少。

三、建立保障机制，确保综治工作经费

县政府优先安排政法部门的办案经费，按照有关政策规定，给足政法干警从优待警津贴，由财政统一为干警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解除干警们的后顾之忧，提高广大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县政法部门的公务车辆凡是在编的，所用油料和维修，均由县政府采购办负责，优先保障。从某年起，我县将综治经费作为专项经费，按人均元标准纳入县财政年度预算，保证综治工作的经费需要。县委、县政府还出台文件，将政法部门的罚没款返还给政法部门，补充业务经费，其中作为县治安联防大队的业务经费。为巩固我县“创无”工作成果，保证禁毒工作的正常开展，县政府将县强制戒毒所的业务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月按时划拨。

四、抓住“龙头”，确保社会治安稳定

某年，我县在册吸毒人员达人，是全区禁毒重点整治县之一。吸毒是引发我县各种刑事和治安案件的主要原因，某年，涉毒案件占我县各类案件的以上，是我县社会治安的“龙头”。擒贼先擒王，打跎打七寸，我县充分认识到，要把各类案件降下来，必须加强禁毒工作。县委把创建“无毒社区”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状中，作为“三个文明”建设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安机关加大了对案件的打击力度。某年共破获贩毒案件起，其中重大案起，抓获贩毒嫌疑人人，逮捕人，缴获海洛因克，捣毁吸、贩毒窝点个，送强制戒毒人次。

去年，我县克服财政短缺等各种困难，由社会各界捐资万多元，政府拨款万元，建成了一所拥有间病房可同时收戒人的强制戒毒所。自今年月日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收戒吸毒人员多人，目前在所戒毒人员达多人。公安机关对吸毒者发现一个收戒一个，对屡戒不断应送劳教的坚决送劳教。县政府还拨出专款元，对向公安机关提供吸毒人员线索的公民给予每例元的奖励。由于大量吸毒人员被强制收戒或被劳教，我县吸毒人员的社会存量逐渐减少，减轻了社会治安工作的压力，我县的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特别是由吸毒人员引发的“两抢”、偷盗、伤害等治安和刑事案件大幅下降，今年—月份，发生抢劫案件起，同比减少起，没有抢夺案件发生；偷盗起，同比减少起；伤害案件起，同比减少起。

五、完善一个机制，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狠抓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排查调处网络建设和制度化建设。一是建立县四家班子领导接待日制度，确保联系群众的渠道畅通，为来访群众解惑释疑，理顺情绪，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二是定期排查制度，各乡镇、各综治成员单位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每月进行一次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并按时于每月日前上报县综治办，逢重要节日或国家、自治区、市举办重要活动（如会议、清明节），要每天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随时掌握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时排除各种治安隐患。今年—月已排查出可能影响我县社会稳定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共宗。对排查出来的问题逐一建立台帐，分类排队，归口管理，落实责任单位，做到有领导负责，有专人处理，有解决时限，有督促检查。三是实行重大矛盾纠纷挂牌督办制度，将排查出来的重大矛盾纠纷分解到县领导和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实行定期汇报调处进行，强化调处力度。今年—月，我县将排查出来的宗影响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案件列为县督办案件，由县领导挂案牵头，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处，目前已调结件。四是建立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制度，力示做到有备无患，及时稳妥处置。

六、强化一个责任制，确保一方平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要落到实处，关键在于领导。党政领导重视了、一把手重视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才有生命力。我县把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一方平安，作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党政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之一，并同党政领导的政绩考核、晋职晋级和奖惩直接挂钩。一是层层签订责任状。县与乡（镇、农场）、县与县综治成员单位、乡镇与村（居）委、农场总场与分场（队）也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层层分解责任，落实工作措施，明确各项奖惩措施，实行风险抵押金制度，强化领导责任。二是加强督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县政法委和县综治委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各乡镇和各单位的综治工作进行督查，对措施落实不到位，社会治安状况比较差的乡镇和单位按照《社会治安隐患警告制度》和《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制度》进行通报，发出警告书和限期整改通知书。去年，先后有、等乡镇被县综治委通报和警告。通过督查，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三是严格年终考核，兑现奖惩。去年初，我县对全县各乡镇、农场和县直各单位的综治工作进行了考核，严格按照《责任状》和《考核评分标准》进行量化考核，对于在一年内被通报或警告的单位不能评为先进，综治工作不能评为先进的，取消“三个文明”奖的评奖资格。县委、县政府还划拨万多元兑现各项综治奖项。通过严格奖惩，有力地推动了综治工作的发展。

七、抓好普法工作，提高全民法制意识

长期以来，我县把普法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着力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提高人们懂法、用法处理问题的观念，以达到预防犯罪。去年，司法部门开展“法律进农家”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广大农村，向群众发入法律小册子，利用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如山歌比赛等进行法制宣传。先后举办法制文艺演出场次，举办山歌比赛场，举办法律咨询场次，为农民上法制课场次。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力度，从政法部门中选调精干人员给全县中小学校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并规定法制副校长每个季度至少要到所在学校上课一次。目前，全县各中小学校以上均配备了法制副校长。通过有效地法制宣传教育，青少年的法律意识得到增强。

我县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有：

一是经济基础薄弱，各级财政极为困难，许多工作措施尚无法落实到位。

二是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基层综治组织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禁毒工作任重而道远。

我县下一步的打算是：

一、加大投入，完善防控体系。

二、加强农村群防群治组织建设。一是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做到办公有场所、有人员、有台帐、有制度。二是加强培训工作，县要培训乡、乡要培训村，有必要时，县参与培训村级综治人员特别是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和职业责任感，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切实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三是建立健全综治协会，逐步建立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相互监督的综治模式。

三、加强乡镇专业治安联防队伍建设。主要是要探索一条保障专业治安联防队的经费的路子。一是各级财政出一点。二是根据中央号文件中关于“谁受益谁出资”、“取之民用之民”的原则筹联防经费。三是走“以劳养队”的路子，建立治安联防队自己的经济实体，政府在资金和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9篇：基层乡村治理方案范文

__乡位于__市__县县城东北25公里处，幅员面积21.3平方公里，人口6033人，辖5个行政村1个社区，社区常住人口400人，社区主要驻乡单位有幼儿园一个（学生65人），小学1所（学生170人），乡政府（职工24人），乡卫生院（职工5人），乡兽防站、电管站、水管站等。全乡无矿产资源、无厂矿企业，属纯农业乡，农民收入以劳务、畜牧、林竹为主。

2014年，全乡到县及县外务工人员达2800余人，在本乡常住人员2700余人，以老人、小孩为主。本乡常住人员中，55岁以上人员达1925人，占比71.3%；初中及以下文化人员达2041人，占比75.6%。全乡高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员5287人，高中及以上文化人员746人，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出人员235人。本乡常住人员职业以务农为主，超市、餐饮、理发等从业人员仅仅占总人口的2%。

从以上乡情可以看出，在我乡，有如下特点：（一）留守人员不到全乡总人数的一半，留在本乡人员较少；留守人员以大龄居多，中青年偏少。（二）留守人员以文化程度较低者居多，接受新知识能力较低，法律知识欠缺，愿意学习法律知识的群众微乎其微。（三）留守人员因循守旧、传统思维、惯性思维较重，遇事、遇到纠纷的调解能力差，往往寄希望于依靠乡村组干部调解，甚至个别群众采取极端、暴力的思维来解决纷争，而缺乏依法、学法、用法思维。当纠纷涉法、涉诉，不能通过乡大调解中心或村、社区“两委”成功调解时，往往采取上访、闹访、缠访的方式，来给党委政府施加压力，迫于得到解决。（四）基层重视不够。一是受农村多种因素制约，普法教育难度较大，取得实效并不明显，基层组织存在畏难情绪，总觉得普法教育往往是“无用功”。二是受目标考核和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的影响，基层组织的重心仍然是放在发展上，对该项工作重视不够。三是侥幸依赖思想较重，基层组织认为，绝大多数的矛盾纠纷都能通过大调解中心解决，少数涉法不可调和的矛盾，可以交由法律顾问处理，干部自身不愿学、无时间精力、无能力学好法律。（五）普法教育人员力量薄弱。受编制人员限制，县乡司法调解工作人员严重不足，乡大调解中心共3人，且全部属于兼职人员。村、社区司法调解人员也全部由村社区干部兼任。（六）司法调解人员法律知识欠缺。乡镇普法宣传、司法调解的主力军，即乡村司法调解人员几乎全部属于兼职人员，他们法律知识欠缺，专业素养不高，自身法治思维和理念也不高，遇事往往也只能咨询专业律师，因此，必然影响宣传效果，也不具备依法成功调处大型涉法纠纷，不能在宣传过程中形成结合实际的成功典型调处案例，更加打击群众学法用法的信心。司法调解干部忙于岗位职责事务，精力分散，对该项工作的推进也存在较大差距。（七）普法经费投入不足。虽然建立了乡村聘请法律顾问制度，但由于聘请经费较少，法律顾问往往是在乡村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纠纷时，才会出面调和、或给予法律咨询，提供法律支持。而日常工作的开展，法律顾问参与力度太小，往往一年就来乡寥寥几次。（八）学校教育重视不够。受应试教育影响，学校教育的主要力量放在“主科”上，而把不影响升学的普法课作为可学可不学或者干脆自学的科目，教师、学生对该科目都重视不够。（九）普法宣传氛围不浓。基层普法宣传往往停留在标语横幅、

报告讲座、公示公开、发放资料等阶段。干部群众均处于法律知识欠缺状态，均存在“不赶兴趣”的现象，因此，宣传工作存在走形式的现象，取得的效果较差。乡镇、村、社区是贯彻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乡村两级贯彻好了依法治国方略，全国也就贯彻好了依法治国方略。因此，针对该项工作，特提出以下建议与思考。

（一）巩固基层政权建设。整合乡村两级办公阵地，新建和维护免费法律咨询室、普法教育会议室、普法教育图书室，确保群众有知识可学，有地点学习，有人解疑惑，找得到人咨询，打得起官司。

（二）加强经费向基层倾斜。加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经费投入，特别是注重经费向基层倾斜，并做好合理规划，将钱花在刀刃上。一是预算专业律师队伍工资待遇，确保待遇留人。二是预算法律援助国家补贴经费，确保困难群众享受免费咨询和打官司。三是预算学校师资、法律教辅宣传资料经费，确保普法教育得到重视、普及并取得实效。

（三）增设增加编制和岗位，充实乡级律师队伍，村社聘请律师，建立乡村律师队伍。在县司法局和乡镇大调解中心牵头下，全面负责乡村普法工作、调解和诉讼工作，树立成功诉讼典型，让群众感受到法律带来的公平、公开、公正、快捷和解决矛盾纠纷的强大执行力。

（四）明确乡村两级对律师队伍管理职责。由县司法局负责编制和工资管理，乡大调解中心协助司法局负责对律师队伍的管理和考核。建立律师到乡、到村考勤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确保律师队伍能住得下来，踏实工作。

（五）重视学校教育。将法治教育作为学校义务教育的必修课，规划义务教育阶段学习任务，专业编制法治教育教材，设立专职、专业法治教师队伍，实行教师持证上岗，明确学生学法依法义务。

（六）创新普法教育形式。依托乡村调解委员会和乡村两级律师队伍，邀请采取现场调解会、邀请参加庭审会、讲解乡内案例法律知识点等方式，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和事例，将身边人、身边事，让群众耳濡目染，学法用法。

（七）改革制度。虽然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但是仍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要真正把群众引向法治思维，就要坚决执行涉法涉诉案件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案件一律予以告知、一律不予受理。对缠访、闹访、越级访、不到指定地点上访、非法聚集、阻碍办公等问题，应多部门联合执法，坚决给予打击。坚决杜绝花钱保平安、保稳定，坚决杜绝上级通知下级到机构或者指定地点接人现象，基层应坚决杜绝为人员在过程中吃住行买单、答应人员无理要求现象，彻底整治“上访产业链”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