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 《红楼梦》；晴雯；悲剧形象；原因

读《红楼梦》，不难看出晴雯“心”与“身”之间无法弥合的差距构成了她性格与命运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身”与“心”的不平衡状态使她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晴雯最终还是被逐出了大观园，不久就病死了，死在其姑舅表哥家，有的人也说，晴雯就是黛玉的影子，她的死也就是黛玉的写照。

一、自身原因

曹雪芹先生无疑是钟爱晴雯的，这从晴雯那好得出奇的判词，以及晴雯越过袭人排在了十二钗又副册之首，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然而，曹雪芹先生并没有将晴雯描写成一个完美的女子，先生笔下的晴雯，是个有血有肉，亮点与缺点并存的丰满人物。

晴雯是大观园中公认的美人儿，先生虽没有正面描述过她的样貌，但从旁人的言语中，我们有初步的印象，她长着“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象林妹妹”，“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 然而，也正是因为她的美丽，使她自恃过高，得意忘形地忘了自己的身份，她只不过是大观园中一个地位低下的丫鬟，却虚妄地追求着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在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荣国府，她的这种反叛精神，必将遭到统治阶级残酷的镇压。

晴雯的灵巧也是众所周知的，多少能工巧匠都无法织补的雀金裘，她在病中就从容的补好了。连贾母都说“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她”，甚至于百般厌恶她的王夫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比人强”。然而，心灵手巧的她却不屑于以自己的“风流灵巧”去博取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许。她懒，并不是因为她不想做，而是因为她不愿以一个奴隶的身份去做。她只是希望站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以一个人的身份，为着自己的心而做，所以，就有了病补雀金裘。但是，她这种单纯的愿望，在封建势力奴役下的大观园里，无法得到共鸣，孤立无援的她，必然只能走向死亡。

晴雯的性格一直也是人们争论的主题，爱晴者称其为天真烂漫、纯洁无邪，毁晴者称其掐尖要强、尖酸刻薄。首先必须肯定，晴雯是纯洁的，她并没有象王夫人所说的那样“妖精似的”勾引宝玉，也没有象袭人那样奴颜婢膝地去钻营宝玉姨娘的地位。言语尖刻确有其事，但又都事出有因。因为她纯洁，所以她痛恨坠儿的盗窃行为；因为她自尊，所以她鄙视袭人之流安于甚至乐于做奴隶的本性；因为她天真无邪，所以她厌恶蠢奴悍妇的争权夺利，惟利是图。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晴雯那与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个性，最终招致了封建卫道者的诽谤污蔑，从而断送了她美丽青春的生命。

二、社会大环境的因素

《红楼梦》是一部现实主义巨作，封建望族荣国府的兴衰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晴雯的死，从小方面看，是遭到小人诽谤中伤；从大方面来讲，则是封建残余势力对反抗者的铁血镇压。

导致晴雯被撵的直接原因，是傻丫头误拾绣春囊，王夫人在王善保家的挑唆下检抄大观园。如果没有发生检抄大观园事件，王夫人也许就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那么晴雯或许就可以拖延一段时日，即使最终无法逃脱被撵的命运，也至少不会死。

然而，检抄大观园却必然发生，这是封建没落贵族在社会现实面前作的最后挣扎。在封建社会风雨飘摇的末世，王夫人等所代表的封建遗老们个个自危，企图以肃清家族内部的反抗势力，来遏制被统治阶级的日益壮大。在那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有着鲜明反抗意识的晴雯必然首当其冲地成为统治阶级迫害的对象。

三、宝玉的责任

晴雯的死，贾宝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夫人之所以驱逐晴雯，是因为她认为“好好的宝玉就是被这蹄子勾引坏了”。为什么她会认为宝玉被勾引坏了呢？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对宝玉叛逆行为的不解与恐慌。封建贵公子出身的宝玉，不喜读书、不达事务、不懂人情世故、只喜在内帏厮混，这在封建卫道者王夫人眼中，无疑是一个封建势力的反叛形象。但是，宝玉毕竟是她唯一的儿子，也是她权利地位的倚靠，她无法理解宝玉的反常行为，又没有能力阻止宝玉的反叛举动。病急乱投医的她，只能从客观上寻找原因，将责任归咎于宝玉所钟爱的丫鬟们身上。

如果晴雯不是宝玉的丫鬟，或者宝玉能够按照封建家长的行为准则一心巴结正道的话，那么，晴雯又何至于落得被逐而亡的悲惨下场。

四、袭人的告密

咱们先来分析一下，袭人有没有陷害晴雯的动机。袭人一心想做宝玉的侍妾，为此，她拉拢同伴，讨好主子，甚至不惜牺牲色相满足宝玉的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她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先是得到了主子的肯定，后又被宝玉另眼相看，成为了怡红院中最得意的丫鬟。然而，她心里也非常清楚，能够成为最出色的丫鬟，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宝玉的侍妾。在她的面前，现摆着一块顽固的绊脚石，那就是晴雯。

晴雯，这个和她一样从老太太屋里拨过来的丫鬟，不仅人长得比她标致，而且深得贾母的赏识。如果只是这些还不要紧，最重要的是，晴雯那“心比天高”的性格正好与宝玉叛逆的个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袭人很清楚，虽然宝玉对她有着强烈的依赖，但宝玉所最钟爱的，却是晴雯。

因此，袭人如想稳坐她准姨娘的位置，就必须扫清晴雯这个最大的障碍。然而，以袭人的身份而言，她是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去告密的，这和她温柔和顺的形象不相符合。于是，曹雪芹先生为她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宝玉挨打。宝玉挨打，惊动了整个荣国府，其中最受冲击的，当然是王夫人。宝玉是王夫人的独子，如果宝玉有个好歹，王夫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于是，袭人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冒险向王夫人进谏了那一番话，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那种话本不是一个丫鬟应当说的。

五、封建家族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贾母是荣国府中的最高权威，而王夫人却是荣国府里的实际掌权者。恪守封建礼教的王夫人在绝大多数场合，都与贾母的意志保持着一致。然而，在宝二奶奶的选择上，贾母和王夫人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贾母主张将自己素来疼爱的外孙女黛玉作为宝二奶奶的最佳人选，而王夫人则有心让自己的外甥女宝钗做自己的儿媳妇，以此来巩固王姓家族在贾府的地位。

在封建礼教的虚伪面具下，王夫人既不能违背贾母的意愿，又无法对身为小姐的黛玉进行直接的打击。于是，作为黛玉影子的晴雯，就很自然的成为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贾母因素喜晴雯伶俐，“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而将她放在了宝玉房里，意思就是以后让晴雯做宝玉的侍妾。对于这一点，王夫人未必全然不知。然而，王夫人却因为晴雯“眉眼又有些象林妹妹”而“很看不上这浪样儿”。

对于黛玉，王夫人或许还碍于舅母的身份而不敢轻举妄动；而对于晴雯，王夫人则毫无顾虑地对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王夫人如此声势浩大地驱逐晴雯，正是向贾母隐晦地表明自己远黛近钗的坚定决心。在这场宝二奶奶的争夺战中，黛玉最终为何失利我们不得而知，而晴雯的冤死却很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第2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抄捡是个什么事件？发生在大观园中的抄捡事件，是荣国府中王、邢家族长期争权夺利斗争的一个公开化的反映。在荣府，由于贾母的偏爱，大权不在长房手里，而是由二房王夫人和她的内侄女凤姐来掌管。凤姐虽是长房邢夫人的儿媳妇，但却处处和姑妈王夫人站在一起。她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因此长房贾赦夫妇对这种情况是十分不满意的，他们常常借端发作。在抄捡大观园之前，写贾母八十大寿的时候，邢夫人借为捆绑的奴仆讨情，当众叫管家少奶奶凤姐下不了台，以发泄不满。以后又写了这么一个情节：邢夫人因为女儿迎春的奶妈聚赌被撵出去，她怨愤万分。因此在荣国府中邢王家族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丫头傻大姐在大观园中捡到“绣春囊”，而被邢夫人拿去以后，这个绣春囊就立即成了邢王家族矛盾暴发的导火线。邢夫人派人把绣春囊送给王夫人。绣春囊，是用布绣的袋子，年轻男女传情用的。邢夫人这一举动，既含有否定王夫人当权的意思，你管家管到了这种程度，又带着看你如何办的意思，想看笑话。这是一个咄咄逼人之举。王夫人面临着挑战，她和凤姐紧急商量之后，就决定连夜抄捡大观园，用牺牲女奴来改变被动的局面。在抄捡中，贾府的主子在镇压女奴的一致前提下，表现了从派系出发的消极与积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奴隶的反抗，小姐的反感，种种矛盾错综交织，集为一体。代表邢夫人的管家王善保家的想趁抄捡之机打击王派势力，镇压奴婢，以泄积忿。王夫人亲自出马，要清宝玉之侧，消除女奴对叛逆儿子宝玉的影响。实操管家大权的凤姐一反活跃的常态，身为抄捡主持人，却消极旁观。但当查明了绣春囊是王善保家的亲外孙女司琪所丢时，她立即就发起进攻，和周瑞家的一唱一和，把王善保家的弄得自嘲自讽、自打嘴巴。

    抄捡遭到了女奴们的反抗，“心比天高” 的晴雯坚决自卫，她勇敢地反击了王善保家的进攻，其言词之锋利，令凤姐称快。忠于爱情的司琪，她深信自己的举动是光明正大的，因此当绣春囊被抄出以后，她“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善良忠实的紫娟，她以微笑的冷言冷语表示了不满。奴隶们的反抗表达了被压迫者的凛然正气。

   “抄捡大观园”的冲突，是贾府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暴露了封建大家庭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的必然趋向。在这个贵族家庭里，统治者的权力已不稳固，封建秩序已经破坏，平静生活后的矛盾公开化了，贾府日趋衰败。这一事件，是以统治者内部矛盾为起端，以女奴遭受被迫害为结束，它是《红楼梦》故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抄捡后，被抄人员的命运步步逼近悲剧：“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沾牙的晴雯被人从炕上拉下来，撵出大观园，最后含冤死去。司琪被赶回家中碰墙而死。和宝玉同年同日生的四儿被逐出园外，胡乱配了人。芳官等女戏子厌世出家。从此大观园的欢乐生活结束了，作品中的悲剧气氛也越来越浓。

    曹雪芹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写出了贾府生活中诸多小矛盾所逐渐演化而成的大纠葛，反映了生活发展的规律和多采。他用大事件、大场面，把矛盾冲突推向高潮，传达出了封建阶级走向灭亡的脚步声。

    作者在抄捡大观园的尖锐斗争中，集中刻画了人物形象。这场抄捡风突然袭来，它使人猝不及防，人们来不及掩饰，对事件做出了本能的反映，只有这种本能反映才能最真实最准确的暴露出人物的本来面目。作者抓住人物对尖锐矛盾的态度，以精细的笔触刻画了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写意式的勾勒了次要人物的性格轮廓，同时展现了众多人物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王夫人。平时被人称为“活菩萨”、“善人”。贾母说她老实的可怜。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封建阶级的虚伪。她对贾府中种种淫乱丑事熟视无睹，可一见“绣春囊”却急得“泪如雨下”，悄声说话，她怕这会影响贾府在上层社会的地位。在利害相关之际，为了维护封建礼教和王派在家族内的统治大权，她撕去了善良宽厚的伪装，露出了狠毒残暴的本性。她决定连夜抄捡大观园，出发点是为了儿子宝玉——贾府的重要接班人。宝玉是王夫人在贾府统治的重要支柱。因此当她感到统治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她首先也是本能的想到的是儿子。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好的宝玉倘叫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这句话很巧妙的反映了王夫人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她要亲自出马清宝玉之侧来消除女奴对叛逆儿子的影响。因为这是有关大局、很了不起的大事。耐人寻味的是她又不承认宝玉受影响，并失口不提宝玉的叛逆言行，还要在宝玉前加“好好的”三个字。“好好的”表示她教子有方，表示她儿子完全可以当合格接班人。王夫人这种既怕儿子受影响，又要积极消除影响，又不愿意承认儿子已经受影响，这种复杂的心理，表现了她此时对宝玉的格外珍视，这种珍视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在激烈的财产争夺中，保住自己的优势和统治权。我们看，被贾母称作老实倒可怜的王夫人，在这场自杀自灭的斗争中，敏感的很，而且还善于抓住对她来说最重要的关键问题。面对贾府衰败的王夫人不仅敏感，她还果敢，抄捡前她亲自审问了晴雯，态度蛮横，一改“活菩萨”、“善人”的假象，露出杀气腾腾侩子手的真面目。王夫人一向是不大过问家务事的，她热衷于吃斋念佛，显得非常超脱。但在抄捡以后，她带人到怡红院去搜丫头们的东西，让人把病得四五日水米不沾牙的晴雯从炕上拉下来，赶出了大观园。同时驱逐了四儿、芳官等。王夫人对这些有反抗性的女奴是穷追不舍，表现了她异乎寻常的干练和精明。但她的这番“讨伐”并没奏效，相反的晴雯之死，反而使宝玉拉大了与封建家庭的离心力，促使他叛逆性格的进一步发展。

    作者写王夫人是以反常来写正常。抄捡大观园中的王夫人在撕去伪装令人警怵中露出来的那种阶级本性，是这样的刺眼，引人深思，令人熟虑。

    凤姐。抄捡中的凤姐表现了变化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凤姐实操管家大权，她处在贾府种种矛盾的中心，她对贾府经济枯竭，统治松弛，内部矛盾激化等衰败景象，了解的比别人更早、也更清楚。这个不通文墨的粗人，她创作的唯一一句诗是“一夜北风紧”。这句话表现了她预感到大祸来临的不安心情。面对衰败的景象，这个脂粉堆里的英雄，既不甘示弱，又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到抄捡大观园时，她已没有协理宁国府时那种大展才干的勃勃雄心了。这时的她只求能维持现状。她对王夫人所提的建议，都是很实际的，如对在如何查清“绣春囊”的问题上，她主张暗暗查访才能得个实在，若是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在维持统治镇压奴隶上，她主张趁这机会，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撵出去，配了人。因为这样做保准没有别事。我们看这些建议，确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味道。一向讲排场、耍威风的凤姐也重视节省开支了。凤姐面对现实的这种心意，是贾府衰败形势在她性格上引起的变化。在反映贾府衰败的景象上，凤姐是最敏感的温度计。

    在抄捡大观园中，凤姐处在被攻击而又无法反击的被动地位。这个《红楼梦》中最活跃的人物，一反常态，消极旁观。她惟一主动行为是提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抄捡不得，却又领着人去抄捡同样亲戚的黛玉的住房。因为这时贾母亲宝钗、疏黛玉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了。机灵的凤姐在百忙中也不忘记看人下菜碟的。她那巧于奉承、随机应变的个性是不会变的。

    抄捡中她抓住王善保家的跃跃欲试、呈威风的心理，处处让她出头、做恶人、碰钉子，自己甘当配角，坐山观虎斗。晴雯对王善保家的的反击，探春打了王善保家的一记响亮耳光，都使她十分高兴。她在喝止住晴雯后，对王善保家的说：“再迟了，走了风，我可担不起。”这抓住时机的报复，做得十分得体。她在探春查问抄捡原因时，笑着对探春说：“我不过奉太太命而来，妹妹莫错怪我。”她小心翼翼地躲过了玫瑰花剌，这是何等的机灵！她在劝慰探春时说：“好姑娘别生气，她算什么？姑娘气着了，倒值多了。”她喝斥王善保家的快出去，别太讨脸了，等等。这种明为劝慰，实为火上加油的煽动，使探春一腔怒火都转向王善宝家的，这是何等的阴险！查完司琪，念了潘又安给司琪写的信，她兴奋异常，立即恢复了活跃的常态，向周瑞家的道：“这也好，雅雀不问就给他们弄了个好女婿来。”这种开玩笑的挖苦，把司琪家几代人的脸面，撕了个干净。刺得王善保家的自骂、自打嘴巴，这又是何等的毒辣！

   面对现实的凤姐，虽然大减了声威，有了消极色斑，但凤辣子，仍然辣味十足；鬼聪明的凤丫头，依然捣鬼有术！凤姐仍然是一群互相争食、互打的乌眼鸡中，一支会打善斗的好鸡。性格的变化与一惯性就这样统一在面临衰败的凤姐身上。

    探春。抄捡引起了探春小姐的极大不满，把她心灵上的双重阴影勾勒的又深又浓。这位贾府小姐中的佼佼者，有才干、有心计，能决断，她颇有政治家的风度。探春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派。她想像男子一样能有一番作为，她对贾府末落的趋势有着非常清楚地了解，在理家期间，她兴利除弊，不徇私情。为了改变贾府的现状，竭尽了全部的聪明才智。“补天” 失败以后，她继续关注着贾府的形势，是她了解到大观园值班婆子聚赌的情况，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纨和管事的人，而且也采取过措施。她是第一个又向贾母作了汇报，是她只不过替你们分解分解这样淡淡的一句话，把在迎春房中偷首饰又闹事的这个人的气焰打了下去。探春确实聪明有才干，也确实对她本阶级有一番耿耿忠心。探春懂得个人与阶级间的利害关系，她要补天，不是为了个人，是为公——贾府的整体利益。探春是那个时期自己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这就是她和凤姐的不同之处。凤姐也看到了贾府的衰败，但她却利用贾府现有的条件来充实自己的私囊，探春不是这样。正因为探春是为公，所以探春身上有一股逼人的真情，令凤姐敬畏，而且对她另眼看待。当探春看到甄家被抄，自家内部又自相残杀时，她格外痛心疾首，她流着眼泪所发的议论，是在清醒认识基础上，是对本阶级末落的一种深深忧虑，的确是字字从肺腑流出。由于对本阶级爱的深、痛的切，一贯冷静的探春，在抄捡人面前，悲愤地不能自己控制自己。这是对本阶级的一种深深的失望，是对本阶级的一种恨铁不成钢无可奈何之慨。我们看，对抄捡，探春的反感和丫环晴雯的反抗是如此的不同。曹雪芹将二者区分的清清楚楚。好胜的探春为无法选择的庶出地位而深感痛苦，封建的正统观念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压力。她异常的敏感，唯恐遭人小看，因此时时、处处都要维护做主子的威信、尊严。她打王善保家的那一记耳光，其实只是为主奴之间的界限，强调她小姐的身份，维护她做主子的尊严。庶出地位给探春婚姻前景所带来的影响，凤姐已经看出来了。凤姐与平儿在闲谈中，表示了她对此同情，也对此表示婉惜。我们说当事人探春自己应该是理所当然会有更多的权衡，也会有更多的比较担忧。当探春为本阶级不可避免的末落而担忧的时候，她必然看到庶出地位给她前途带来的加倍不幸。我们说，这大概就是她给王善保家的一记耳光，非常响亮的原因吧。作者把探春心灵上异常浓黑的双重阴影雕刻得入木三分。在贾府衰败以后，这个“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的贵族小姐，落得个只身远嫁海疆的悲剧结局。

    晴雯是贾府中最有反抗性的女奴。她心高气傲，不以自己的奴婢地位自轻自贱，是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最彻底的一位丫头。她目光敏锐，敢说敢为，她经常揭露奴才们的阿谀奉承，她有着爆炭一样的性格，敢于同封建统治者的迫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晴雯的斗争反抗常常以韧性的姿态来表现。在抄捡之前，她机智的回答了王夫人的寻衅，倍受了王夫人的辱骂。抄捡对她来说是进一步的迫害，但她不畏强暴。“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箱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都倒出来。”这真是晴雯式的反抗和进攻，带有火辣的味道，带有奴隶的“野气”。她对王善保家的回击，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善保家的抬出大太太，晴雯就抬出老太太来压倒大太太。在抄捡大观园中，在统治者对奴才们的接连迫害下，使晴雯的反抗性格得到集中、完美、精采的体现。

    其他次要人物，和探春相反的惜春，她是探春的姐妹，但两人性格相反。惜春胆小怕事，孤僻无情，只求保住自己，保住自己的脸面，对丫环毫无保护。对和她朝夕相处的如画，没有感情。为不连络自己，坚持撵走了如画。她的利己主义曲折的反映了特定的阶级关系。

第3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平生爱读《石头记》——吴宓恋石情结摭谭沈治钧；

易顺鼎与《红楼梦》陈松青；

雪履无痕,溪影传神——张爱玲后期小说与《红楼梦》美学风格陶小红；

“温柔敦厚”小说观与《红楼梦影》的诗性书写聂欣晗；

论“程本系统”插图与《红楼梦》的“家族”主题颜彦；

《红楼梦》中的晚唐五代诗词情蕴李振中；

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曹雪芹与庄子的精神连结刘铭；樊庆彦；

读红脞录三则刘世德；

王竹村事迹考辨邹宗良；王启芳；

“历下琅琊”、“桑娥石女”考释王人恩；

“决(蹶、撅、觉、搅)撒(潵）”形义考释何茂活；

《红楼梦》人物语言中感叹句的言语行为类型初探王霜梅；

对庚辰本、己卯本关系的再认识——重编《漱石集》后记冯其庸；

挂历题诗一文补正蔡义江；

“唇气”还是“蜃气”?王充闾；

王充闾先生一文跋蔡义江；

京剧“红楼戏”叙录饶道庆；裘宁宁；

百廿回本《红楼梦》第八十五回《蕊珠记》考论储著炎；

《桃花扇》“试一出·先声”与《红楼梦》楔子的构思——兼谈怎样认识《红楼梦》与《桃花扇》的关系宋常立；

散论赵清阁的“红楼”话剧改编王兵；

《红楼梦》翻译研究与套用“目的论”、“多元系统论”的隐患——以《红译艺坛》为论析中心洪涛；

《红楼梦》霍克思英译本中避讳语翻译的伦理审视张映先；张人石；

方豪红学研究综述张晓磊；

“况”字臆解——读红零札陈熙中；

《〈红楼梦〉美学阐释》韦科；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子卉；

《红楼梦》挂历名家题诗十二首浅说蔡义江；

程本红楼词校读札记(二)张俊；

“江南司农曹公”是谁?——有关曹雪芹家世新材料的考证裘新江；

也谈“写竹桥”之“写”胡欣裕；

古代小说中的医案描写——以《红楼梦》为考察中心詹丹；

论《红楼梦》中的生日民俗刘相雨；

本体象征——《红楼梦》象征艺术的终极旨归杨海波；

“老少年”的“少年中国”想象——以吴趼人《新石头记》为中心张云；

“梅”影“梦”痕——谈梅兰芳先生的三出“红楼戏”胡胜；赵毓龙；

论《红楼梦》戏剧对小说《红楼梦》的重写陈伟娜；

《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述评饶道庆；

邮购信息

沉痛哀悼杨宪益先生

悼念杨宪益先生冯其庸；

沉痛哀悼伊藤漱平先生

纪念吴恩裕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林方直；

被忽视的第一个《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文简介王金波；王燕；

美国红学研究述评张惠；

《红楼梦》跨文化语际传释中的互文性杜娟；

试析宝玉葬花的艺术价值及思想意蕴杨小敏；

《〈红楼梦〉八十回解读》子木；

柳湘莲与蒋玉菡形象之比较研究李鸿渊；陈莉；

宝玉挨打后的会话结构分析王德福；

林黛玉与潇湘馆研究综述王晓洁；

更有情痴抱恨长——浅析《红楼梦》题咏的内涵旨趣王颖；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管窥熊飞宇；

“第二届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版本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谭君华；

越剧《红楼梦》的文本生成傅谨；

从《游仙梦》看清代红楼戏曲的改编、演出刘淑丽；

《红楼梦》众文体的作用孙爱玲；

论《红楼梦》中唯一一段骈体写景文王光福；

略论碑刻铭文在《红楼梦》中的多重功能张灵；

叙事的停顿与凝视——关于《红楼梦》插图的图像学考察陆涛；

“红楼梦古抄本丛刊”之《蒙古王府本石头记》

《红楼梦》德文译本底本三探——兼与王薇、王金波商榷姚珺玲；

说“滴滴搭搭的孙子”季学源；

“潇湘馆”的竹子与流水——从一处译名管窥《红楼梦》两大经典译本在文化内涵中的差异李晶；

简析霍克斯英译版《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的裂变王田；

《微观红楼》载予；

问询生命的不同反思——论《红楼梦》《浮士德》生命价值的异质观张帆；向兰；

庄周化蝶梦红楼——庄子思想与贾宝玉的精神世界赵苗；

干亲民俗的红楼映象高方；

《红楼梦》里孤女多孔令彬；

林黛玉阅读现象研究王怀义；

《红楼梦》中的“看”与“被看”——由钗黛之美反观贾宝玉的主体构成文一茗；

有正书局小字本《红楼梦》新月；

唐德刚《红楼梦》研究述论郭士礼；石中琪；

“黛玉家产之谜”与“李纨判词之谜”平议——红楼研究“求深反惑”现象之省思井玉贵；

《红楼梦》与杜诗孙雪霄；

新时期《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主题演变探究王晓均；

《红楼梦》中聚合词浅析刘红梅；

贾母人生悲剧的女性视角探析雷鸣；

影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前言张庆善；

皓首穷经终成钜帙精编细校嘉惠学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读后感言李广柏；

重印有正书局小字本《红楼梦》序林建超；

重印有正小字本《红楼梦》跋杜春耕；周丽侠；

论《红楼梦》人物语言之“半截话”修辞现象张璇；

张爱玲的“红楼家数”——《传奇》与《红楼梦》人物塑造对比分析计文君；

“文本细读”与《红楼梦》范冬冬；

芙蓉辨——论黛玉、晴雯之“芙蓉”陶玮；

“绛珠仙草还泪”与中国民间故事中的“龙女报恩”赵云芳；

《红楼梦》中姑苏女子的出场与退场——兼论80回本与120回本的不同朱萍；

茅盾题红诗一首《赠梅》茅盾；

香草美人之绛珠草考素约；

扬州红学会回忆诗二首周寅宾；

从肢体动作描写看扬黛抑钗王彬；

“第二届首都大学生红楼梦文化节”报道

有正书局小字本《红楼梦》新月；

《红楼梦》影响纵横谈李敬泽；

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梅新林；曾礼军；

从《红楼梦》的书写策略论刘姥姥角色的微妙性许文荣；

“拒绝成长”与“压抑欲望”——析美国汉学家黄卫总对《红楼梦》性心理世界的独异解读张惠；

说“清钱”曹文亮；

“爬灰”补释张晓英；

从一支《寄生草》说起裴世安；

“国初抄本原本红楼梦”出版座谈会周丽侠；寇志刚；

清末民初关涉《红楼梦》之小说要述张云；

王国维红学语境述要沈治钧；

小说危机与《红楼梦》的启示张乐林；

杨本后四十回与程乙本的关系考辨耿晓辉；曹立波；

关于“茅盾题红诗”一首的说明鲁德才；

《红楼梦》“文化苦旅”的精神折射——兼谈百二十回本研究的整体性赵建忠；

《红楼梦》的时间意识研究——以第一回的时间名词和时间副词分析为中心陈惠琴；

温总理访问韩国谈红楼孙伟科；

走红学健康之路——写在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蔡义江；

《蔡义江新评红楼梦》长风；

卅年一觉红楼梦赢得半生师友情——略记我周遭的女教授、女学者吕启祥；

读《乐知儿语说〈红楼〉》的肤浅体会王湜华；

何其芳红学组织活动及其对当代红学发展的启示董志新；

也谈“可着”与“虚花”——读红零札陈熙中；

《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子卉；

论文康的《红楼梦》评论詹颂；

红学与红楼美学——评刘再复“红楼四书”中的美学思想孙伟科；

关于《红楼梦》杨继振旧藏本的总目夏薇；刘世德；

红学索隐派与中国文学传统关四平；

照应的协调与冲突——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一种创作策略詹丹；

《红学史》之琪；

《红楼梦学刊》三十年述论高淮生；

新方法下的《红楼梦》研究述评——以近三十年为考察范围韩洪举；

历史审视下的价值观与生死观——五论《红楼梦》的悲剧意识唐富龄；

云烟渺茫,丘壑无限——曹雪芹与张爱玲虚实相生手法之运用陶小红；

薛蟠误读“唐寅”为“庚黄”的深层意蕴新探王人恩；陈欢；

也谈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的“额妆”天祎；

论《红楼梦》中的玻璃制品刘相雨；

关于以《红楼梦》120回为样本进行其作者聚类分析的可信度问题研究施建军；

红学发展的新历程——贺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30周年王洪胜；

第4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清代　《红楼梦》　接受史　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8－0135－08

一、前言

“接受”(reception)、“接受美学”(aesthetics of reception)或“接受史”(the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的概念与方法，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便在包括大陆与台湾在内的中文学术界广泛流行。此概念虽然是舶来品，但中国古代却不乏相类的现象。张隆溪在《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发表的论文《诗无达诂》便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对等起来。事实上，钱锺书的《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也就是将“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互为阐释。因此，“接受”(包括“接受美学”或“接受史”――下同)的概念与方法，很快就被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之中，海峡两岸红学界运用此类概念进行研究的著述亦日见增多。

清代主流社会对《红楼梦》的接受(下文简称为“红楼接受”)几乎是与《红楼梦》的面世同时进行；而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亦是随之而来。毋庸讳言，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毕竟没那么显著，基本上是集中体现在红楼题咏方面，其他如红楼绘画、续书、戏曲，目前所存者甚为少见。尽管如此，红楼接受在清代女性社会与文学创作中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或许因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不够显著，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一直颇为不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海峡两岸红学界才不约而同对这一领域展开讨论。大体上说，有关讨论除了涵盖面较广泛的专论外，亦集中在题咏、绘画、续书、戏曲四个方面。据此，本文择其间有代表性者(史料及具特殊意义的论著不受此时间限制)进行评述，并由此对若干议题作进一步申论。

二、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专论

所谓“专论”，指从较宽泛的角度，对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现象进行专门探讨的论文。这类专门讨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论文颇为匮乏，大抵只有如下几篇。

吴静盈的《清代闺阁红学初探――以西林春、周绮为对象》(台北《文与哲》第6期[2005年])认为，在红学世界里，以“闺阁”身份体验红楼精神并诉诸笔墨者自当不少。因此，该文从闺阁的角度出发。择取西林春与周绮二才女为对象，探讨清代闺秀的阅读反应。结果显示，作为满清贵族的西林春远比身为汉人文士妻的周绮有更多发挥的空间及女性意识。但同具才女特质的她们，在阅读红楼之后，均以其纤敏的心思与审美的眼光缔造出迥异于传统文士的闺阁红学。吴艳玲的《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题材与(红楼梦)的影响》(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5辑)则认为，清后期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史上小说、戏曲和诗词创作的丰收期，与《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有莫大关联。受到《红楼梦》创作原则的影响，顾春等女性小说家把艺术创作的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的世界；吴兰征等女性戏曲家把艺术描写的重心转入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摹；在《红楼梦》诗性文本及其带有浓厚女性意识诗词的影响下，清后期女性诗词的创作在题材开掘上也取得了诸多进展。詹颂的《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专注于对清代女性题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讨论《红楼梦》的书启，以及《红楼梦》续书所作的序等进行研究，探讨女性评红活动的特征及其所论析的问题，并进而指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是女性文学批评的新创获。刘舒曼的《应是

上述论文，大抵以“接受”(过程与方式)为聚焦，以文化／历史为探讨场域，将红学研究与性别研究勾连起来。在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普遍不受重视的情形下，这些论文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与诠释的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弥足珍贵；其学术贡献甚为值得肯定，亦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然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历史、时代乃至性别的深层意涵，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在整个红学研究史中的定位，这些论文亦尚未能给予明确阐述。

三、清代女性红楼题咏之研究

作为一种传统的鉴赏和批评形式，红楼题咏几乎是伴随着《红楼梦》的面世而出现。题咏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更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亦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的范畴。这些题咏之作，可说是诗词形式的咏红专论，反映出读者，批评者的思想意识与批评旨趣，从而亦能由此考察特定时期社会大众对《红楼梦》所持的态度和见解；另一方面，历来众多的题咏作品也是研究红楼接受众多现象的重要资料。《红楼梦》的题咏之多，亦为其他古典小说所望尘莫及。一粟编《红楼梦卷》(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版)所收录的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题咏之作就有70余人，约上千首。如果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书、诗词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原作的诗词包括在内，其数字更可翻几倍。由此可见人们以谈红品红为雅韵的风气及盛况。

然而，历来对红楼题咏进行专题研究的论述并不多，尤其是在对红学流派作划分时，往往不将“题咏”视为其中一“派”。近年来，却出现一些学者对红楼题咏进行深入探讨，并尝试将之归类为红学中一派。如赵建忠的《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南京《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丹东《辽东学院学报》第9卷第1期[2007年])

二文，着意为红学“题咏派”正名，强调题咏派在红学研究史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因此对早期题咏派的作品进行颇为严谨、细致且深入的梳理辨析工作。这对读者／研究者在了解、掌握咏红诗对《红楼梦》接受的时代、历史及文化的背景与意义，有相当大的帮助。

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颇盛，在现有资料中可知的题咏者有范淑、熊琏、宋鸣琼、张问端、丁采芝、钱守璞、郑兰孙、吴藻、沈善宝、金逸、孙采芙、胡慧珠、胡瑞珠、赵智珠、孙荪意、汪淑娟、归真道人、张秀端、周绮、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贤、李娱、扈斯哈里氏、胡寿萱、姜云裳、徐畹兰、刘玉华、徐意、王纫佩、吴兰征等，其所题咏、评论者，既有《红楼梦》的题旨及书中众多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更涉足绘画、戏曲等红楼接受现象的范畴。尽管如此，有关清代女性题咏的相关研究却甚为缺乏，尤其是聚焦于清代女性题咏的专题论述，仅有如下二文。

傅天所撰《咏红诗略谈》虽谓“略谈”，却颇为精详，全文长达57页，以“上”、“中”、“下”分载于三辑《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1996年第3辑、2003年第4辑)。作者将这类题咏红楼的诗。归于“旧红学”范畴的“题咏派”。认为以诗歌形式论《红楼梦》，是红学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作者对清中叶至民国初的红楼题咏诗进行了颇为全面的钩沉梳爬并论述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咏红诗略谈》[下]，以11页的篇幅，论析了自乾嘉至光绪年间的女性诗人的咏红诗。这篇长文，无疑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虽然有关清代女性诗人咏红诗的部分因史料严重匮乏而论述较为简略，但也仍能给人以诸多重要的启发。邓丹的《新发现的吴兰征12首咏红诗》(北京《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着重介绍新发现的清代红楼戏女作家吴兰征的12首咏红诗，认为这些写于程高本《红楼梦》问世不久的诗作，除了对小说原著主要人物评论外，还对原著的创作意旨进行思考，是早期闺阁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对吴氏红楼戏《绛蘅秋》的理解与评价。

上述论文基本上皆着眼于对咏红诗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在社会、文化，乃至性别等意义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与论述。

四、清代女性红楼绘画之研究

乾隆末年所面世的《红楼梦》程甲本与程乙本便已配有较为粗糙的插图，稍后面世的几种评点本也多配有类似的插图，尤其是道光十二年(1832)刊出的王雪香评本《红楼梦》的插图更有64幅之多。这些《红楼梦》绘画，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的二度创作。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成为红学(尤其是红楼接受)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形象化资料。

王月华的《清代红楼梦绣像研究》(台南：成功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硕士论文)、周伟平的《论改琦(红楼梦图咏)》(舟山《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08年])、林佳幸的《改琦(红楼梦图咏)之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2004年硕士论文)、黄美惠的《(红楼梦)绣像图咏》[上下](台北《中国语文》2006年3月[585期]，4月[586期])、张雯的《清代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对原著的“误读”与“再诠释”》(北京《荣宝斋》2007年第2期)、葛英颖的《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与同类绘本的比较研究》(长春《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0卷第2期[2008年])等论述，或探讨历史流变，或比较价值影响，或分析艺术成就，皆对清代《红楼梦》图像研究有不同程度的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这些著述对于清代女性的绘画却未曾论及。

虽然清代女性的红楼绘图不多，但亦有不可忽视者。如徐宝篆(1810-1885)的《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徐宝篆，字湘君，号湘雯、武原女史。善绘仕女，衣褶发饰，精细绝伦，作《红楼梦人物画》，将《红楼梦》中贾宝玉及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30多位女性人物入画。其夫李修易亦善画，工山水，间为宝篆所画美人像补景，为合锦图。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有作《红楼梦画册》12幅。

关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红学界尚未能给予充分重视，至今大概只有近30年前徐恭时《湘云犹是醉憨眠――记清代女画家徐湘雯(红楼梦人物画)》(北京《红楼梦研究集刊》第4辑[1980年])为专题讨论。但因徐文篇幅有限(约3000字)，且不少篇幅用于介绍发现该画的过程，对徐宝篆及其画本身的介绍及分析颇为不足。因此，对于徐宝篆及其红楼绘图的思考与研究应仍有进一步开拓之可能及必要，特别是其红楼绘图与《红楼梦》文本的关系、在清代《红楼梦》绘图史及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史等方面更值得关注。

王树村的《民间珍品――图说红楼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一书，不仅汇集了大量清代(为主)至民国的红楼绘图，还在“序”及“绪言”部分对红楼绘图的历史、种类、特色、意义、价值等进行了颇为全面且深入的论析。全书主体分为“民间年画”、“诗笺、笺谱”、“彩线刺绣”、“灯屏、窗画”、“绣像画谱”、“连环画册”等六部分，每一部分前面都有较详尽的说明介绍，而每一帧画图也都有简略的解说。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在研究清代红楼绘图与女性红楼接受关系时所不可或缺的参考数据。其中“红楼梦十二金钗”、“黛玉葬花”、“宝钗扑蝶”、“媳姬将军”、“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等绘图可与女性的红楼题咏互为发明，浣香女史的“巧姐纺绩”更是难得一见的女性红楼绘图佳作。

五、清代女性红楼续书之研究

目前红学界的主流意见，基本认同《红楼梦》后四十回非曹雪芹原作而是续作。所谓“续作”，事实上就是一种对原作的接受而产生的再度创作。换言之，红楼续书是红楼接受的特殊形式，也是文本形态上最接近“原产品”的“新产品”。《红楼梦》问世后的二百年间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尤以嘉庆初年至光绪二年(1796－1876)的12种续书最为引人瞩目。因此，清代红楼接受研究中，红楼续书始终是热点之一。然而，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颇为匮乏，现今存书者大致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或许正是如此，尽管近年来女性研究兴起，海峡两岸的红学界对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现象并未能给予重视，有关论述并不多见。

张菊玲的《中国第一位女小说家西林太清的(红楼梦影)》(北京《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是较早探讨清代女性红楼续书的论文。该文从太清好友沈善宝的序人手分析，认为太清的续书创作是为了打破以往续书与原作本意相悖而失败的窘境，然而太清秉持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创作。以大团圆心理续编情节，最终仍难以跟原著相提并论。沈序期许《红楼梦影》将与《红楼梦》并传不朽的愿望并不能实现。但作者也认为《红楼梦影》的语言精炼纯熟，与原著相差无几，确实如沈序所称赞的“诸人口吻神情，揣摩酷肖”、“接续前书，毫无痕迹”。詹颂的《女性的诠释与重构：太清(红楼梦影)论》(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1辑)注意到顾太清将小说定位于现实生活，她的女性生活经验与上层

社会的阅历，使她在续写《红楼梦》的闺阁生活与大家族日常生活时得心应手；并论及《红楼梦影》一书对照原作来看，实为作者顾太清以己意对曹雪芹原著的诠释与重构。这样一种诠释与重构集中表现在对贾府命运的安排与人物关系、个性的改造与重塑上。马靖妮的《浅析(红楼梦影)的价值》(北京《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着意分析《红楼梦影》所反映的社会学及民俗学价值。认为与原作相比较，该小说既有旗人小说的特点，又不失京味小说的风格；从特定的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世情，同时也开辟了红学研究、晚清小说研究以及满族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指出顾太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续写《红楼梦》，在晚清小说史乃至清代文学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吴宇娟的《走出传统的典范――晚清女作家小说女性蜕变的历程》(台中《东海中文学报》2007年第19期)以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王妙如的《女狱花》、邵振华的《侠义佳人》为研究基底，探讨晚清女性蜕变的历程，彰显晚清女性从传统定位到重塑形象的转化过程。作者认为顾太清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满州贵族妇女，在描绘《红楼梦影》的女性形象时，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塑造的蓝图。这些叙述无非说明她们适合家庭、适合成为丈夫的贤内助。作者指出，太清对于文本中已婚妇女的期待，定位在附合传统家庭内妻子／主妇／2亲的要求，以作为男权／父权的替补角色，继而延续男主女从的认知。女性在太清笔下，只能体现家庭功能，而缺乏自我价值与社会效能。

上述四文以女性红楼接受者尤其是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为聚焦点之一，较为深刻地探讨了顾太清在对《红楼梦》的接受以及创作《红楼梦影》的诸多主客观因素。但对于当时整个女性文坛以及顾太清与其他女游的情形，尤其是这些情形对《红楼梦影》创作的影响关系，仍嫌论述不足。在女性红楼续书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形下，十多年前赵建忠发表的《新发现的铁峰夫人续书

由于《红楼梦》问世后所产生的续书数量惊人，(男性)主流红楼续书研究尽管皆颇为全面而有系统，却极少能聚焦于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上。既然清代女性创作红楼续书仅此一人，那么是否更应突出其重要性呢?与男性作者的续书关切的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此外，小说是叙事文类，比较抒情传统的诗作更有论述性的可能，那么女性是否能藉由红楼续书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生命情怀?或者诠释自己对《红楼梦》原著的见解?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究，或许会有别具意义的研究成果。

六、清代女性红楼戏曲之研究

所谓红楼戏曲指改编自《红楼梦》有关的戏曲及曲艺，包括传奇、杂剧以及其他类型的曲艺。最早的一出红楼戏，当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仲振奎(1749－1811)的《葬花》。从此以降的二百余年，红楼戏曲层出不穷，其剧种之多在古典文学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红楼戏曲在保留原著神韵的基础上，发挥了戏曲特有的长处，同时也不同程度改变了原著的某些美学特征与表现风格，而原著的美学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戏曲固有的美学观念。历来红楼戏曲甚为学者所重视，上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有学者研究红楼戏，据胡淳艳《八十年来“红楼戏”研究述评》(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介绍，近年来，红楼戏(尤其是清代红楼戏)研究更得到多元化的持续发展。然而，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的研究却甚为少见。

赵青的《吴兰征及其(绛蘅秋)探微》(上海《中文自学指导》2006年第3期)即是少有的聚焦于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该文当是改编自作者的硕士论文《清代(红楼梦)戏曲探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七章。该文指出，吴兰征是众多红楼戏署名作者中唯一的女性，她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解读《红楼梦》并融注到她的《绛蘅秋》创作中。作者认为，吴兰征创作《绛蘅秋》的动机，首先是对他人已有的相关作品不满意而力求独出机杼；其次更重要的是为了自述情怀。《绛蘅秋》继承了《红楼梦》的主旨――言情记恨，这是吴兰征对《红楼梦》的理解与感受。

不同程度涉及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的论文还有：邓丹的《三位清代女剧作家生平资料新证》(北京《中国戏剧学院学报》第28卷第3期[2007年])介绍清代女剧作家张令仪、王筠与吴兰征。其中介绍吴兰征时，作者运用新发现的吴兰征《零香集》(与《绛蘅秋》同时付梓)中吴兰征本人的诗词杂著作品，以及所附大量亲朋师友的评语与悼念文字，对吴兰征的生平事迹作出更为深入翔实的判析与研究。徐文凯的《论(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北京《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2辑)指出红楼戏的改编多以宝黛故事为主，对于原著各回情节关目的选择呈现出惊人的重迭。作者特别指出，清代才女吴兰征的《绛蘅秋》写才女黛玉时辞采清丽婉约，写浪子纨绔时本色活泼，在红楼戏中亦属佳作。

此外，叶长海的《明清戏曲与女性角色》(上海《戏剧艺术》1994年第4期)、李祥林的《作家性别与戏曲创作》(南京《艺术百家》2003年第2期)、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闺阁中多有解人”――(牡丹亭)与明清女读者》(温州《温州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2008年])等论文，关于红楼戏曲与清代女性相互关系的多方面讨论，尤其是其中涉及吴兰征的部分，对清代女性红楼戏研究亦颇有参考价值。

七、有关清代女性红楼接受背景的研究

有的论文，虽然不是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作专门讨论，但却在社会、家庭、文化以及性别等角度，为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严明的《红楼梦与清代女性文化》(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一书，从清初女性的家庭生活及文化这一社会层面，对《红楼梦》的人物与情节，从性别文学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着重探讨作者的女性观，并由各个角度分析小说与清代女性文化的密切关系。杨平平的《父权社会下的女儿国――(红楼梦)女性研究》(彰化：彰化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探究了《红楼梦》女性人物婚恋冲突的成因，考察女性人物间的互动关系，以了解清代社会妇女的内心世界，期盼能由此反省性别的迷思，打破女性立场的局限，厘清自我的概念与价值；作者并说明该文的写作目的即是想借着探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来引发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心理、女性地位、女性困境的进一步认识与正视，并进而共同思考及改善这些一向被父权社会所忽视的女性议题。吴丽卿的硕士论文《(红楼梦)的女性认同》(台中：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2005年硕士论文)，前两章以历史研究法对《红楼梦》作外缘的研究，包括整理二百年来《红楼梦》主题思想研究的发展、对《红楼梦》两性观的解读争议，以及论述《红楼梦》创作的时代氛围――包括明清时代的妇女地位与生活、明清的社会思潮、明清时代的妇女

解放思潮，以了解《红楼梦》产生的外缘条件。这样的讨论，显然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大有帮助。欧丽娟的《“冷香丸”新解――兼论(红楼梦)中之女性成长与二元衬补之思考模式》(台北《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通过对宝钗之居处蘅芜苑以砖瓦之平坚冷硬、山石之封围掩蔽、香草之冷花累实等特殊的安排，将其成长过程中，由淘气遂欲之童年面临失真人礼、化性起伪的转变加以形象化，进而透过书中李纨、黛玉的模拟，隐喻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而普遍的经历。再加上脂批点出冷香丸源自太虚幻境，因而与“千红一窟”等名物具有孪生关系的“冷香丸”同样也体现出女性悲剧的象征意义。

上述四篇论著基本上是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较为宽泛的视野来整理、诠释、分析《红楼梦》对女性认同的态度、对不同女性形象的刻画、对传统女性悲惨处境的同情、对女性全方位的肯定与赞扬以及对清代女性世界的深刻影响等等。

虽然以上论著与“接受”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却在关乎性别观念上从不同方面给我们颇有意义的启发，一方面，我们不宜简单化地将《红楼梦》定位为反对男权、张扬女权的著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红楼梦》是倾注全力地表现对女性处于父权社会中痛苦生活的同情，以及对女性高度的尊重与认同。这不免进一步令我们深思，《红楼梦》在清代女性之间既然流传极广，甚至可以断定女性一直是其积极的阅读者，那么《红楼梦》与清代女性究竟呈何种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将之推想为“互文性”关系，即《红楼梦》破除向来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书写中心的观点，塑造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应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基础上形塑而成；清代女性嗜读《红楼梦》，又反映了女性对该书的强烈接受。由此可见二者的互文关系。相信若要研究明清女性文学的思想意蕴和美学价值，《红楼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当然，这些论著所讨论的范围，基本上还是囿于《红楼梦》文本自身，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虽然有所启示，但直接的帮助毕竟有限。

八、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的若干议题

由上评述可见，近年来海峡两岸红学界大致上都能较为自如地将“接受”、“性别”、“互文”等当代西方理论方法运用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红学界关于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的研究较为冷落，学者的参与远不及大陆地区。而且，大陆地区红学界的研究更多呈现为当论与传统国学相结合的势态，加上掌握较为丰富多样的相关史料，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也更显丰硕、翔实而深厚。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海峡两岸的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研究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仍留有极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如前所述，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最突出的现象是题咏，其他如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则几乎呈孤案现象。但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往往辐射，涵盖／指涉了绘画、戏曲、小说的接受领域。因此。对清代女性红楼接受现象的研究，应以题咏为主要的观照界面，结合其他现象进行互动探讨。另外，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相比较，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在文化、家庭、性别等方面所体现的特质／因素或许会更为明显且复杂。因此，有关研究也应该更多结合这些特质／因素，并且适当运用接受理论、性别理论、互文性批评、跨文化研究等方法进行。具体的研究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思考。

(一)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分类及其所透视的文化意涵

清代女性红楼题咏所运用的文类，包括诗、词、曲、赋、赞等；所观照的范畴，既有《红楼梦》的题旨，亦有《红楼梦》中众多的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还不乏关涉章法技巧乃至索隐考证等；所指涉的文本类型，包括《红楼梦》的原著、续书、戏剧、绘画等。通过上述文本资料与文学现象的梳爬、归纳及分析，可考察清代中晚期女性的历史传统、社会习俗、文学修养、美学意趣乃至文化积淀，并可从中透视《红楼梦》及其接受现象与女性社会演变发展的互动作用及影响关系。与其他文艺形式(如绘画、戏曲)的结合，是清代女性红楼题咏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探讨红楼题咏时，既要注意其自身的特色、意义与价值，也要注意它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所产生的更为广泛且丰富的文化意涵。

(二)红楼题咏：女性与男性的视角

红楼题咏者上至缙绅纨绔、红楼粉黛，下至草野寒衣、青楼烟花，几乎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不同阶级或阶层者，其视角的差异应在情理之中，然而从男女性别分际而言，亦当有不一样的视角并从而体现对《红楼梦》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认识。再者，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密切相关，无论是理解、诠释、批评、乃至再度创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互动关系。而现实生活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题咏又往往是与家人、友人(其中不泛男性)相配合而作。因此，对清代女性的红楼题咏，既要关注题咏者／作品／现象本身，也要关注其与他人／群体／现象的互动关系；既要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更要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关注女性之间的互动，固然可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接受现象及其发展，从中探究清代女性围绕着《红楼梦》接受所发生的文学交游与创作；关注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互动，则可在更为宽泛的文化场域，探究边缘的女性与主流的文士关涉红楼接受的文学交游与创作。

(三)清代女性的红楼绘画与题咏

今存清代才女徐宝篆《红楼梦人物画》册页32幅，为红学界所看重。其受业女弟子黄钰亦曾摹改琦《红楼梦画册》12幅。对读者而言，这些红楼人物画并非是单一的存在，因小说人物的绘画与其原作有很强的关连性，它对原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对绘者而言，红楼绘图又有其独立性，因作品包含着画家的独到见解。红楼绘图通过画面增强故事的感染力，使作品的内容更能直观地、形象地向读者反映、传递信息，所起的作用是文字远不能代替的。清代女性对红楼绘画的题咏也颇为普遍，是清代女性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题咏，亦可在文字，意象的层面“还原”红楼画的气韵风貌。《红楼梦》绘画(及其题咏)，与《红楼梦》原著的文字相对，可视为是对《红楼梦》原著的接受者。它们既保留了对原著的忠实摹写，亦体现出对其情节、乃至题旨二度创作之处。于是，其本身与原著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丰富、加深了对原著的理解。其中或许不乏表现出对原著种种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既可能是由于使用“图像”与“文字”两种不同媒介所造成的，更有可能由于创作视角与立场的差异造成。无论如何，皆可视为是接受者对原著的一种“再诠释”。而《红楼梦》原著一红楼绘画一红楼绘画的题咏，又形成一组多重接受对话关系，须细心比对辨析相互间的差异及其意义所在。

(四)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

清代女性红楼戏曲的文化学考察至少可从两方面展开：1、红楼戏的改编。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创作，现存只有吴兰征根据《红楼梦》改编的传奇戏《绛蘅秋》。2、清代女性对红楼戏的题咏颇为兴盛。通过这些题咏可探讨清代女性的戏曲审美观念，并以此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女性对《红楼梦》戏曲的接受、理解与诠释，并进而从更为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探讨清中晚期女性的日常生活、心态、习

俗、交游等。清代女性红楼戏改编的匮乏与红楼戏题咏的兴盛形成鲜明的反差对比，说明清代女性在文本书写类型的掌握与运用上，明显体现出娴于抒情文类而疏于叙事文类的传统滞后现象(相比较男性社会小说与戏曲类已有较大发展而言)。这两方面的表现，恰恰表明清代女性的红楼戏曲接受跟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戏曲接受――包括剧本创作、舞台艺术、红楼戏题咏等在内的全方位、系统化大为不同，呈现为明显的弱势与失衡。

(五)红楼续书：清代女性的接受立场

据史料所载，铁峰夫人的《红楼觉梦》、彭宝姑的《续红楼梦》、绮云女史的《三妇艳》、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皆为清代女性的红楼续书。然而，现今仅存的清代女性红楼续书惟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有异于众多男性文人的续书，顾太清的《红楼梦影》可视为清代女性现实生活的自我写照，显见《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或可反过来看，顾太清的诗词创作及其生活经历，与《红楼梦影》所形成的互文关系，是男性作者所无法拥有的。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红楼续书的创作过程及其反应，亦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视《红楼梦》对清代女性生活及人生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顾太清的《红楼梦影》不免给当今学界留下更多悬念，诸如：作为女性作者，与男性作者续书的接受立场及关切焦点是否不同?叙事技巧是否有所区别?作为仅存的女性红楼续书，顾太清《红楼梦影》的重要性以及价值／缺陷、成就，失误何在?此外，它跟清代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续书有何关系?在清代红楼续书史乃至整个清代红楼接受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六)清代女性红楼接受文本的互文现象及其文化意义

清代女性有关《红楼梦》的题咏、绘画、戏曲、续书，事实上就是红楼接受的“后文本”。诸种“后文本”之间及其与“前文本”(《红楼梦》)之间，莫不存在着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红楼梦》及其接受史中所呈现的种种文本，无疑就体现着相当明显的文本互涉现象。《红楼梦》及其相关的接受与诠释性的文本同一切文本一样，都存在着文本与前文本、乃至与非文学文本等各自不同的互文关系。清代女性有关红楼题咏、绘画、戏曲、续书等，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当下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换言之，清代女性的红楼接受广泛影响／参与了当时女性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建构、变化与发展。从接受，接受史，接受美学的角度切入，当能发掘出清代女性社会文化更深层的内涵、价值及意义。因此，上述诸多接受文本的互文关系及其中多重的互动对话关系(原著一接受一生活一社会一文化)，应置于较为宽泛的文化背景之下，与文学艺术、地域／地缘、家庭／家族、妇女教育、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联系，进行诸类文本互动交集的分析，从而更为深入探究清代女性对于《红楼梦》接受的全景式表现及其历史流变与当下现实交互的文化意义。

第5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一、红楼叙事论的体系性创构

李著对红楼叙事的体系创构，包括叙事观念、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话语、叙事时空等，基本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叙事体系。

首先，通过红楼叙事观念的重新认识，找到红楼叙事创建的依据，为叙事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李著认为，红楼叙事观念有两大突破，从不同方面确立了叙事创新。一是真假观念打破中国传统文学观，确立了叙事虚构性质；二是“大旨谈情”张扬叙事的人本诉求和个性意识。叙事观念创新的直接结果是叙事文本的嬗变，即个人化风格和文学本体化的凸显。这一判断点到为止，切中肯綮，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厘清了叙事体系的逻辑。

其次，从叙事诸要素出发，主要以中西比较的方法，逐一分析和解读红楼叙事元素，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搭建叙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叙事方式方面，从基本叙述层入手，抓住了“说书人”到“叙述人”转化的关键点，认为其存在折中性与突破性，《红楼梦》实现了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在残留传统说书人部分话语形式的同时完成了基本叙事方式的现代性转换。这在主叙述层叙事者石头的叙述智能及其人称变化上得到集中体现。李著在客观评述现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从两种叙述人称的基本概念入手，弄清叙事者与所用人称的关系，得出《红楼梦》兼有两个叙述人——超叙述层的叙述人、主叙述层的叙事者石头，而贯穿全书的说书人口吻和套语，只是特定叙述者共有的一种模拟语态。在叙述层次或叙述框架方面，从中西小说比较的宽阔视野中，考察《红楼梦》的超前性和独创性。论述《红楼梦》叙述基本框架的超前性时，将其与西方“手稿缘起”型小说比较，创造性地认为：两者相似的内在依据或内部机制在于叙事内容上的个人性、叙事时序上的回叙性。在《红楼梦》叙述视角研究上，结合叙述者和叙述人称，关注多视角的复合性，包括有节制的全知视角、客观的次知视角和主观的旁知视角。论及《红楼梦》的叙事范型，则提出，在话语层面和故事层面，分别是隐含作者回忆的石头叙事和隐含作者自叙的宝玉视角。在叙事时空上，从宏观视野概括为“以大观小”、“以虚含实”和“以幻对真”。如此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将《红楼梦》的叙事元素与叙事结构清晰地展现出来，基本建构起《红楼梦》独具特色的叙事体系。

最后，从宏观角度，对红楼叙事文本、诗化倾向、叙事体制、诗词曲赋等进行分析，对红楼叙事进行文化反思。李著还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指出，《红楼梦》的永恒魅力来自叙事文本的“召唤结构”，包括文本中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李著又认为《红楼梦》堪称中国第一部长篇诗化小说，其抒情基调是悲歌与挽歌，人物形象被诗化体现为痴情与情痴，艺术描写的诗化体现在意象与意境。在比较章回体制与“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李著指出了《红楼梦》叙事体制上的变革和折中，从而留下了遗憾和困扰，这一论断发人深省。李著将诗词曲赋看成是《红楼梦》叙事话语的特殊成分，并从叙事人、作品人物两个角度分析诗词曲赋的小说化，不是就诗论诗，还侧重从小说艺术或小说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红楼梦》的诗词曲赋。

无论是从微观元素，还是从宏观结构，李著做到了叙事理论与文本分析的紧密结合，基本完成了对红楼叙事的体系性创构，提升了红楼叙事论的理论高度。

二、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

叙事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并且逐渐形成以“细读”为中心的模式，重视对叙事功能、叙事角度、叙事时间等方面的分析。这种相对“科学”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对主题、情节、人物等要素的关注有很大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文学研究视野。但是，中国叙事学的实践必须找到西方叙事学与中华文化精神结合的路径，才有可能真正建构中国叙事学。在这方面，李庆信的《红楼梦叙事论稿》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叙事术语的阐释是中国叙事学的实践基础。研究对象的差异影响、甚至决定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因此，用叙事学研究《红楼梦》，必须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针对其特殊性选取契合的叙事策略，才有可能进行中国叙事学的有效尝试。纵观《红楼梦叙事论稿》全书，包括一套自成体系的叙事学概念术语，这就初步具备了中国叙事学的实践基础。这套术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和借鉴自西方叙事学，并且进行重新阐释的概念群，如“叙述人”、“叙述框架”、“叙述视角”、“叙事话语”、“叙事时空”等；二是著者独出心裁发明的术语，如“叙述框架的超前性”、“隐伏预示”、“尘世时空”、“具体时空”、“真实时空”、“亚神话叙事”、“叙事话语的特殊成分”等。

著者不满足于机械照搬、简单复制西方叙事学的现有概念，而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加以改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中国化。例如对《红楼梦》叙述者和叙事结构的分析，著者认为，《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分两个部分，一是《石头记》“来历”的故事，二是《石头记》本文的故事。从叙事内容看，前者为次，后者为主；从叙事层次看，前者高于后者。石头是主叙述层叙述者，并且以第三人称为主、第一人称为辅，不时出现第三和第一人称的相互转化。经过这一细致入微的分析可以看出，叙事层次、叙事者等西方叙事学的术语经由《红楼梦》的文本实践，得到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功能和价值。

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更体现在李庆信结合红楼叙事独创的术语。例如，在对《红楼梦》叙事时空进行宏观构思中，著者分别归纳出三种叙事时空术语——“以大观小”，以无限的尘外时空观照有限的尘世时空；以虚涵实，以虚化的背景时空涵容实在的具体时空；以幻对真，以梦中幻境时空对应梦外真实时空。显示出著者深刻理解中国艺术精神，并能将中国文化精神、文学传统融入叙事学的中国实践，从而创造出更契合中国文学的叙事学术语。

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还要改进西方叙事学传统，以适应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西方叙事学研究一般将叙事文本的语言看作是自足的个体，从而忽视文化语境和作家心态对叙事文本的影响。《红楼梦》叙事文本中的隐伏叙事与西方小说叙事本文中“明确公开”的预叙虽有相通之处，但其话语形态或表现方式却大异其趣。著者在对《红楼梦》的宏观思考和微观分析中，有意识地将叙事学与文化学结合起来，将叙事文本与作家心态、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等深层次关联起来。这种叙事学细读方法，为中国叙事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第6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秦可卿；词义分析；符号阐释；暗示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747（2012）01-0118-03

秦可卿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最后一钗，也是压轴的一钗，她在全书所占篇幅不大，却极有分量。秦可卿研究贯穿着“红学”研究的始终，然而引起轰动效应的却是近几年刘心武的“秦学”。刘氏“秦学”使枯燥刻板的红学研究走向大众化和趣味化，但他把《红楼梦》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了“对号入座”式地分析，其研究方法也未曾脱离索引和考据的窠臼。然而人们通过刘心武开始广泛关注、研究秦可卿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拟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对秦可卿形象加以分析，通过对“秦可卿”的词义分析和符号阐释来发掘其深层意蕴。

俞平伯曾经在《论秦可卿之死》一文中写道：“可卿之在十二钗，占重要之位置；故首以钗黛，而终之以可卿。第五回太虚幻境中之可卿，'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则可卿直兼二人之长矣，故乳名'兼美'。宝玉之意中人是黛，而其配为钗，至可卿则兼之，故曰'许配与汝'，'即可成姻'，'未免有儿女之事'，'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此等写法，明为钗黛作一合影。”[1]又说：“十二钗底结局，八十回中都没有写到，已有上篇这样的揣测。独秦氏死于第十三回，尚在八十回之上半部，所以不能加入上篇中去说明。她底结局既被作者明白地写出，似乎没有再申说底必要。但本书写秦氏之死，最为隐曲，最可疑惑，须得细细解析一下方才明白。” [1]秦可卿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必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秦可卿的研究对于解开《红楼梦》这个像梦一样的迷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书中前十三回对秦可卿作了集中描写，由她来完成现实世界与梦幻世界的两次转换。第一次秦氏引导贾宝玉由现实世界进入太虚幻境，接受警幻仙子的规劝,并通过薄命司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对书中主要人物的命运作了暗示；第二次秦氏托梦给凤姐对书中主要人物和贾府的命运做出预言，并对凤姐发出警戒。可见她是小说虚实转换的切入点，《红楼梦》真假世界的转换正是通过她来完成的。此外，秦可卿体兼薛林二钗之美，“温柔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又似乎黛玉”，是警幻仙子用来警戒宝玉，望其摆脱声色，得脱苦海的工具，是的一种象征符号，是薛林二钗的复合体。因而，对《红楼梦》的仔细品读和对秦可卿的符号阐释与深层探究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 秦可卿的词义分析：重情思想与色空思想的二重性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顶峰，《红楼梦》以其复杂的思想，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蕴著称于世。文中大量的运用谐音、双关、暗示、隐喻等修辞手法，这一方面使得作品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另一方面又使得文章隐约曲折、晦涩难懂。而秦可卿这一人物更是朦胧含蓄，疑云重重，她的形象关乎《红楼梦》的思想意义、情节走向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因而，要想读懂《红楼梦》的言外之意、弦外之响，就必须透过词句的字面义，对其多义性和复杂性加以发掘，以把握作者在文中所寄寓的思想。

瑞恰兹在《修辞哲学》中讲道：“文学语言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可以激起人们多方面的想像。语言具有柔韧性，不是僵滞的，具有一定的弹性或伸缩性，语言的柔韧性可以传达出'微言大义'，把人们的情感和微妙的意思传达出来。文学语言可以'不精确'，但必须'精妙'，在精妙的语言中，文学的意蕴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文学语言的柔韧性和精妙性是二位一体的，柔韧性是语言的内在要求，精妙性是语言的外在状态，这两者运用在文学作品中，必然构成作品语言的多义性和复杂性。”[2]

瑞恰兹的《修辞哲学》为我们从宏观上阐述了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并为我们阐明了文学语言何以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的内在原因。但他没就文学语言的多义性和复杂性作具体分析，而真正有利于我们批评运用的则是他的弟子燕卜荪的词义分析批评。燕卜荪的《复杂词的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词义分析批评。其具体操作模式为：选择关键词——对关键词进行多角度分析--通过关键词揭示文本的内在意义（在关键词选择过程中，该词必须是能反映主要人物性格或能概括文章主旨的）。[3]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一回回前评语说：“此回中凡用'梦'、'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可见“梦”“幻”等字是该书的关键词。又说“本书大旨谈情”，“情”亦当为该书的一个关键词。该书在命名上也别具蕴意，文章开篇即说通灵宝玉产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因受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点化，到尘世历炼后重归原处。后与空空道人邂逅，空空道人将石上字迹抄镌一份，传于人世，这便是《石头记》。可见“渺渺”、“茫茫”、“空空”、“大荒”、“无稽”均有深意，关乎文章主旨。纵观《红楼梦》全书，皆围绕“梦”、“幻”、“色”、“空”等字行文。故空空道人在看过《石头记》后，“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故改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空空道人的转变实为宝玉的转变，情僧者，即为宝玉，盖“情”“色”相连，“僧”“空”相随。故全书的结构可分为三个阶段：空——色——空。本书首回追溯故事本原时交待，宝玉（顽石）为女娲炼石补天时弃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而“青埂”谐“情根”，则情根生于大荒无稽，故色生于空。宝玉本为顽石，后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点化而惑于色，情由色生，遂历人世情缘，悟诸法空故得脱苦海，遁入空门，重返故地。所以宝玉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石——玉（人）——石。

倘若曹雪芹悟彻菩提，随缘而化，《红楼梦》就会变成一部令人乏味的佛法讲经。但曹氏在一开始便指明全书的主旨“大旨谈情”，而其目的则是使世人明白，“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而使其泯灭”，故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可见曹氏是重情的，而“情”却不可常久，作者陷入了“重情”思想与“色空”思想的二重矛盾中，因而作者写下了本书，使闺阁昭传，人情永驻。

在“情”与“空”的问题上，秦可卿这一人物显得极为重要。秦氏的重要意义在于自身所涵盖的重情思想和色空思想的矛盾，因而发掘秦可卿的深层意蕴就显得极为重要。“秦可卿”谐“情可亲”，又谐“情可轻”，在全书中关于情的两种态度对立的集中在秦氏一人身上。“情可亲”对应的是一种重情思想，而“情可轻”则对应的是一种色空思想，重情与色空的二重矛盾贯穿着《红楼梦》全书，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贾宝玉神游太虚境，初试云雨情，重情思想大于色空思想。《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打算“以声色警其痴顽”，希望宝玉能感悟到“情”的虚幻与无常。于是，她殷勤接待宝玉，让他品仙茗，饮仙醪，闻仙曲，狎仙姬，而该仙姬正是警幻的乳妹，名兼美，表字可卿。可卿在这里作为一种的虚拟符号，对宝玉起着鞭策与警戒的作用。本来警幻是要宝玉通过可卿领略仙闺风景也不过如此，何况尘世风情？然而宝玉初试云雨，而黛玉、宝钗、湘云、袭人、晴雯诸芳正盛，宝玉情入膏肓，不可自拔，哪里知道“情之为物，可轻而不可亲”的道理。于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宝玉和袭人初试云雨情，与秦钟惺惺相惜，与香怜、玉爱等美男交结，每日“以目传情”。在元妃省亲之后，宝黛二人的爱情也由萌芽走向成熟，对众姐妹也是呵爱备至。可见，在这一阶段里，重情思想节节胜利，完全压倒了色空思想。

第二阶段，贾宝玉听曲文悟禅机、识分定悟情缘，夹杂于诸钗当中，左右为难，苦不堪言。这一阶段更多体现的是宝玉在重情思想与色空思想中的踌躇与彷徨。第二十四回薛宝钗过生日听戏一节，宝钗为讨好贾母而点了一出《山门》，其中一曲《寄生草》中有一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戏罢后，史相云无意间打趣了林黛玉，宝玉怕黛玉憎恶湘云，故向湘云使眼色，结果湘云不领情，反迁怒于宝玉，黛玉亦因宝玉关心湘云而生气。宝玉夹在二人当中饱受怨气，左右为难，因有感于曲文《寄生草》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调寄《寄生草》言：“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人。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又作一偈语，微露禅意：“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由于此时贾府势力正盛，宝玉与诸钗势同鱼水，所谓的“禅机”不过是不顺心时的一时感喟，因而悟得不彻并受黛玉奚落。但是，色空思想在这里已初露端倪，它为后文情节的发展作了铺垫。

第三阶段，贾宝玉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看破红尘重返故地。这一阶段应证了秦氏在梦中向凤姐所作的谶语：“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宝玉是倾慕尘世繁华才托渺茫二仙把他携入人间的，然而现实当中他所处的贾府却是一个充满肮脏浊臭的封建贵族家庭。在短短几年里，贾宝玉和众女性在大观园内得到了短暂的快乐和宁静。好景不常，贾府在宫廷倾轧中一败涂地，大观园中众多的美丽女性随着贾家的败落死的死，亡的亡。正如《飞鸟各投林》所言：“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宝玉在家族破败，众姐妹死伤殆尽中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和情缘的不可持久，感悟到“情之为物，可轻而不可亲”的道理，最终色空思想压倒了重情思想，看破红尘，遁入空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情的两种态度——重情思想和色空思想对立地贯穿全书的始终，只是各个阶段的侧重有所不同。秦可卿虽然早早的离开我们的视线，但她自身所包孕的思想却纵贯全书。

二 秦可卿的符号阐释：走出索引的窠臼

秦可卿在全书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她的符号义上。她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她是薛、林二钗的合影，是声色的一种象征符号，小说通过她在贾宝玉和王熙凤的梦中，完成了现实世界向虚幻世界的两次转换，一方面对宝玉起警戒和规劝作用，另一方面对书中主要人物命运起一种隐喻和暗示作用。关于秦可卿的研究，无论是早期红学的王梦阮、沈瓶庵，还是标榜“秦学”的刘心武，他们的研究方法都不曾脱离考据和索引的窠臼。他们把秦可卿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作了“对号入座式”的分析，把曹雪芹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简化为宫廷倾轧的政治悲剧。王国维曾在《红楼梦评论》对索引派作了如下批评：

自我朝考证之学盛行，而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中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譬诸'副墨之子'、'洛诵之孙'，亦随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今对人类之全体，而必规规焉求个人以实之，人之知力相越，岂不远哉！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 [4]

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反映的是全体人类的性质，它所体现的是全人类的共性，现实中的个体自不免与之相仿佛，然而煞有其事的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来看待就背离了美学原则。论者以为秦可卿研究的意义不在于猜谜式的索引，而在于她的符号学意义所蕴涵的对全书的隐喻和暗示作用。因而要读懂秦可卿就必须对其形象作符号阐释，通过符号阐释来发掘其深层意蕴。

林方直先生的《红楼梦符号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用运符号学阐释《红楼梦》的范本。他认为：“《红楼梦》中有许多符号化人物。所谓符号化人物，是说该人物只是某种概念或某种特性、或某种品格的抽象，一直抽象到最单纯的形式符号。”[5]

秦可卿正是这样一个符号人物，她是薛林二钗的复合体，是王熙凤的一个参见式符号，又是声色的一个象征符号。

美国符号学的奠基人C.S.佩尔斯把符号分为三种类型。有肖像式的（icomic）,符号以某种方式与它所代表的东西相像；参见式的（indexical）,符号以某种方式与符号所属的东西相关联；象征式的（symbolic）,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符号只是任意或按照习俗与它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6]

秦可卿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同时符合这三种符号类型。《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时，幻境中的可卿“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又似乎黛玉”，由此可知秦可卿是钗黛的合影，这便是肖像式符号。而秦可卿和王熙凤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她们分别是宁荣两府的“管家”，在操持家务时均兢兢业业，持家有道，并受到了长辈的赏识，第十三回秦可卿死时给凤姐托的梦，更能体现出她是王熙凤的一个缩影。从文中秦氏给凤姐的托梦，我们可以得知三层意思：第一、婶侄交厚，向凤姐话别，并对其发出警示信号；第二、向凤姐阐述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道理，暗示了贾府必然败落的命运；第三、为家族的延续，向凤姐出谋划策，以希能于荣时筹划衰时的世业，以保家族永全。贾府合族妇女何止数百，掌权者也有十数人，而秦氏独托梦于王熙凤。盖因秦、王二钗均是：“脂粉队里的英雄”，秦氏的这番识见恐非凤姐能及，秦氏在凤姐梦中的出现实则为王熙凤形成一个参照。可见，秦可卿是王熙凤的一个参见式符号。《红楼梦》第五回秦氏判词首句云：“情天情海幻情身”，它实际上是说，秦可卿来自情天，去至情海，她只是“情”的一个幻影，一个象征符号而已。她本是警幻仙子用来规劝宝玉，警其痴顽，望其跳出迷圈，步入正途的工具。是以，警幻才对宝玉说：“将吾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许配于汝。今夕良时，即可成姻。不过令汝领略此仙闺幻境风光尚且如此，何况尘境之情景哉？”秦可卿在太虚幻境的出现意在警戒宝玉，望其感悟“情”的虚幻与无常，然后脱离苦海。论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有详述，这里便不再细讲。

秦可卿是金陵十二钗中形象最为单薄的一钗，她的意义不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怎样鲜明的艺术形象，而在于她是解读《红楼梦》全书的一块敲门砖。秦氏体兼薛、林二钗之美，实为体兼精神与肉体之美。贾宝玉所爱的是林黛玉，而他的配偶却是薛宝钗。他拥有着和林黛玉的精神之恋，却始终无法走到一起，拥有着薛宝钗的肉体，却始终貌合神离。正如《终身误》所言：“眼望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一部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的爱情纠葛为主线的悲剧。贾、林、薛的爱情纠葛始终是一种灵与肉的冲突。而秦氏则不然，她作为一种“”的象征符号，在梦中与宝玉完成了精神与肉体的融合。但是，秦氏的早夭，实则暗示了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三人之间精神和肉体的冲突和有始无终的爱情悲剧。

秦氏与凤姐素日交好，她临死时给凤姐梦中的托辞，不但是凤姐悲剧命运的暗示，“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更是以隐喻的方式为贾府和诸钗命运作了谶语，它暗示着贾府在历尽三年“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奢靡生活后，在宫廷倾轧中一败涂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贾府中的众多美丽女性也随着贾家的颓败各奔东西，死伤殆尽。正如秦氏在梦中与凤姐所言：“你如何连这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然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关于秦可卿的象征意义，她的判词显得尤为重要，这里隐含了大量的符号信息。首句便点明了她的象征式符号意义。上文已有详述，这里便不再赘叙。第二句历来颇有争议，许多学者认为它暗示了秦可卿的不贞和与公公贾珍的私通。秦可卿在书中固然有的一面，但是以“不贞”对秦氏加以简单否定，实际是对全书的一种误解。倘若秦氏不贞，无一足取，何以在秦氏死去时，“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论者认为，“淫”在这里当以“泛滥，无节制”讲。因为秦可卿只是“情”的一个象征式符号，它包含了人类的“爱情”、“亲情”、“友情”、“恩情”诸种情感，当然也包括“”。“情既相逢必主淫”实则是指人类普遍的精神内质，人类一旦放纵的野马，便如同洪荒的巨流一样难以节制。这么一来，该句实际上指得是人类无节制的情感，亦即对人世情缘的贪恋。三、四两句指贾府的祸端并非荣府的宝玉，而实为宁府的秦可卿。怎么会是秦可卿呢？传统的学者认为，致使贾府破败的祸端在宁府的贾敬、贾珍父子。作为宁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敬只是一味的好道，抛下家业不管，交给只知寻欢作乐，极尽声色之能事的儿子贾珍，自己和道观的道士整日泡在一起。所以《红楼梦》第五回关于秦可卿的曲子《好事终》说：“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这实际上采用的是传统的从外部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对人物或作品进行评批的方法。贾氏宗族的败落固然有贾敬父子的责任，然而东西两府奢靡者何止贾敬父子，传统的评论者多把罪责归诸二人，则显得不近人情。实际上，作者在贾府破败的问题上作了形而上的思考，所以才安排秦可卿这样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以隐喻的笔法暗示出贾府败落的根源。这样，从人类的内宇宙，即情感、心理、思想对秦可卿及《红楼梦》进行批评就显得意义更为重大了。《好事终》还说：“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根本”、“宿孽总因情”，这很明显说的是秦氏是败家的根本，因为秦氏是“情”的象征符号，人类对“情”无节制的贪恋与痴迷才是诸种痛苦与不幸产生的根源，贾家败落的原因就在于此。秦氏托梦给凤姐时便暗示了贾家败落的必然性，凤姐对此曾抱有幻想：“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对凤姐的幻想报以无情的冷笑：“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然而，王熙凤与贾氏人众究竟没能放开“人世情缘”，在权力与欲望的泥沼中愈陷愈深，终于走向败落。

秦可卿的符号学意义就在这里：她不但暗示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悲剧及王熙凤与其他重要人物的悲剧命运，还从人类的深层心理结构揭示了贾府败落的内在原因。作为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索引的实质是本事论，它采用实证的方法，把文学作品看成是现实生活中人物的自传或他传，因而无法从人类的精神层面探求秦可卿的美学意义。要使秦可卿研究深入持久地走下去，就必须得从索引的窠臼中走出来。

秦可卿的深层意蕴在于：她是一个集肖像、参见、象征为一体的综合性符号，“情”的象征意义与重情思想和色空思想的二重对立赋予了秦氏永恒的魅力，秦可卿研究在现代和未来都会是红楼梦研究的热门话题。

参考文献

[1]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71.165

[2]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64-165

[3] 吴学先.燕卜荪的词义分析批评 [J].武汉：《外国文学研究》,2001.135-136

[4]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 [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19-20

第7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 艺术成就 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80-01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到：“自从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红楼梦》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首先表现在它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红楼梦》开宗明义申明自己的创作主张，不蹈历来野史的旧辙，不同于“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而是“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写“半世亲见亲闻”的人物，“期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这便摆脱了旧小说创作的窠臼，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表现出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特征。第四十二回借宝钗论画，进一步指出“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还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一观点说明作者提倡的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提高了艺术的真实，而不是生活的简单记录。曹雪芹正是以十年的艰辛，对于生活素材的精心选择、加工、提炼和高度概括，才创造出了《红楼梦》这样典型、集中、精美、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它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深厚、自然、逼真，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高度成就。

在人物塑造上，《红楼梦》表现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成就，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绘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典型形象，其中不少人物如凤姐、宝玉、黛玉、宝钗、刘姥姥等早已在生活之中流行，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其他像晴雯、袭人、湘云以及贾政、贾母等放在书中次要地位来描写的人物，也无一不个性鲜明，生动形象，呼之欲出。尤其是对相类似的人物，作者能同中见异，写出了他们之间细微的乃至本质的差别，如黛玉和妙玉都是孤高成性的人物，但他们又不相同：一种是傲世的孤高，一种是出世的孤高。在黛玉的孤高中，使人感到热；而相反妙玉的孤高让人感到冷。迎春、探春、惜春都是贵族小姐，思想情趣、爱好、性格的差别是那么鲜明。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所说的“都是真的人物”一样，在创造人物方面，作者的表现手法极其丰富多彩。

一、细节描写生动传神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富有特征的细节，加以精雕细刻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如凤姐第一次出场（第三回），作者着墨水多，仅抓住一个富有特征的细节，未见其人，已闻其声，让人感到一股飞来的泼辣生气；再从黛玉的暗忖中，已反衬出那与泼辣生气俱来的威严。同时，也善于通过大事件、大场面集中描写人物。

二、细节描写入微细致

作者善于以心理描写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第三十二回，写黛玉在背地里听到宝玉引她为知己，称赞她不讲“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以后的一大段心理描写，把人物心理描写感情的种种变化，细致而又迅速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三、人物性格的多层次描写

作者善于根据人物的不同地位，以不同的手法，对人物进行多层次、多方位描写，从不同的角度镂刻他们的特征。特别是对书中的主要人物，他们往往是复杂、多面又合乎逻辑的统一体。不要说宝钗、袭人，即使像史湘云那样豪爽的少女，道貌岸然的贾政，也不是由单面特征所构成的。

《红楼梦》在景物、环境描写方面成功地继承古典诗词情景交融的特点，如潇湘馆的竹林、垂地的湘帘、满地的苍苔。通过对环境景物的渲染，烘托出人物的性格、气质，产生如诗如画一般的意境。

四、结构布局严谨缜密

第8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词：红楼梦；近十年；研究资料；索引

一、作者研究

[1]张振昌. 试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为曹\[J].长春大学学，2004，（1）.

[2]施小琼. 《红楼梦》作者之疑[J].滁州学院学报， 2005，（5）.

[3]曹恒来. 《红楼梦》的作者是谁[J].信息技术教育， 2006，（9）.

[4]余运彪. 《红楼梦》作者的考证[J].文教资料， 2007，（6）.

[5]逗红轩. 《红楼梦》作者不可能是“曹雪芹”[J]. 博览群书，2008，（6）.

[6]胡文炜. 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来历看后四十回的作者[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7]叶舟.《后红楼梦》作者之我见[J].明清小说研究，2010，（4）.

[8]陈正中，陈冬梅.《红楼梦》作者之谜[J].文学教育（下），2011，（9）.

[9]张建智.吴藕汀看红楼：作者决非满人[J].博览群书，2012，（1）.

[10]路娟娟，徐乃为.程甲本《红楼梦》卷首绣像图赞的作者考证――兼说后四十回的撰著问题[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3）.

二、版本研究

[1]夏春豪.《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校订商酌[J]. 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4，（1）.

[2]胥惠民.《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

[3]张振昌. 《红楼梦》甲戌本新论――纪念重印《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J]. 长春大学学报，2006（7）.

[4]新月. 《红楼梦版本辨源》[J]. 红楼梦学刊，2007（2）.

[5]刘广定. 版本研究谈[J]. 红楼梦学刊，2008（3）.

[6]孙柏录.《红楼梦》版本异文考[J].文史哲，2009（3）.

[7]贾海建. 从回目看杨本《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版本性质[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8]郑铁生. 胡适与《红楼梦》程乙本[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11）.

三、人物研究

[9]陈雪峰. 浅谈《红楼梦》诗词对宝、钗、黛形象的塑造[J]. 胜利油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1）.

[10]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试论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双性气质”[J].红楼梦学刊，2005，（1）.

[11]徐乃为. 论《红楼梦》中三妯娌[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3）.

[12]鲍雪艳. 浅探《红楼梦》中的司棋形象[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15）.

[13]潘迪.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14]高卫红. 谈《红楼梦》中刘姥姥形象的意义[J]. 南阳师范学院学，2009，（7）.

[15]杨锦辉.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从儒家人生价值层面看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蕴[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16]刘禹，时俊静. 论晴雯、婴宁人物形象塑造的“自然美”[J]. 皖西学院学报，2012，（6）.

[17]章敬峰. 薛宝钗形象比较研究述评[J].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四、评论研究

[1]刘继保. 《红楼梦》评点研究[D]. 首都师范大学，2004.

[2]何松. 《红楼梦》・中国玉文化流芳百世的古典文学名著[J]. 超硬材料工程，2005，（6）.

[3]詹颂. 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J]. 红楼梦学刊，2006，（6）.

[4]孙海琴. 诗情画意《红楼梦》[J]. 阅读与鉴赏（教研版），2007，（11）.

[5]石中琪. 顾颉刚《红楼梦》研究述论[J]. 红楼梦学刊，2009，（5）.

[6]詹颂. 论文康的《红楼梦》评论[J]. 红楼梦学刊， 2010，（5）.

[7]裴宏江. 论钱穆的《红楼梦》评论[J]. 红楼梦学刊，2012，（1）.

[8]甄洪永. 《红楼梦》的赋学叙事[J]. 红楼梦学刊，2013，（4）.

五、影响研究

[9]张浩逊. 《红楼梦》与唐诗[J]. 苏州大学学报， 2006，（2）.

[10]吴艳玲. 清后期女性文学创作繁荣与《红楼梦》的影响[D]. 南京师范大学，2007.

[11]朱登莲. 《红楼梦》对中国爱情美学的发展及其影响[J]. 文史博览（理论），2008，（2）.

[12]甘应进，陈东生，王建刚，覃蕊. 浅析《红楼梦》服饰对现代服饰的影响[J].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09，（1）.

[13]李敬泽. 《红楼梦》影响纵横谈[J]. 红楼梦学刊，2010，（4）.

[14]潘林. 《红楼梦》悲剧意识与其对张爱玲的影响[D]. 福建师范大学，2012.

[15]朱小枝. 《红楼梦》海棠诗与苏轼岭南白梅诗关系探微[J]. 学理论，2013，（3）.

第9篇：红楼梦人物分析范文

关键字： 翻译美学；《红楼梦》；霍克斯

一、霍克斯及《红楼梦》概述

名列中国古典四大名着之首的《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据不完全统计，《红楼梦》迄今已有18种文字、60多种译本，在世界各国发行，它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第一流的珍品。霍克斯是世界闻名的汉学大师，对中国文化有极其深刻的造诣；同时，他也是红学大师，在红学研究领域，颇为深入；他的母语是英语，这对于《红楼梦》的翻译实属难得。正是这三个优势造就了霍克斯译笔下的《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霍译《红楼梦》，在世界一领，大大推动了《红楼梦》的海外传播，广为西方世界所熟知。下文将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分析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的审美过程。

二、中西语言差异

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倾性（introversion），即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在天地之间是自足的，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把一切都还原于心，使得汉语成为一种“人治”的语言，渗透着浓厚的人文精神。然而，西方哲学强调外倾性（extroversion），强调本体和现象的分离，反映在语言上，则是西方语言总的来说是一种“法治”语言，渗透着一种科学精神。鉴于中西文化及语言固有的差异，中英翻译必然有很多文化及语言壁垒需要跨越，然而要翻译像《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巨著，对于普通人而言简直比登天还难，那么霍克斯是怎么做到的呢？作为翻译审美实践的主体，霍克斯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双重任务进入审美实践：既要对《红楼梦》中的审美信息解码（decoding），又要对译文编码（encoding），进而对原文的审美信息进行再现。既不能违背原文意思，又要将其神韵传达给译文读者，并且是能引人入胜的传达方式。能成功转换的秘诀就在于译者具备敏锐的翻译审美能力。

三、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分析霍译《红楼梦》中的审美过程

这部分将着重从三个方面用翻译美学的角度讨论霍克斯在翻译时的审美过程。

第一，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牢牢把握了中英文的差异性和共同性。美是无限丰富的，同一审美对象在不同的审美者心里会得出不同的审美感受；同一审美对象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审美判断也不尽相同。因此，霍克斯是以外国人的身份把他所理解的《红楼梦》传达给更多的外国人。他在翻译过程中就做了很多归化处理，以达到使受众接受的目的。同时，对于某些自然景观、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科技产品或者工艺作品，它们会给人直观的类似的视觉及情感冲击，因而美又具有共同性。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霍克斯又采用了异化的翻译手法。

第二，霍克斯在翻译过程中有力均衡了客观制约性与主观能动性。先人将翻译比喻成“戴着镣铐跳舞”，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红楼梦》就是霍克斯脚上的镣铐，《石头记》就是他戴着镣铐跳出来的舞。从表面上看，“客观制约性”起源于文字表达，其实，文化差异才是主导因素。霍克斯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红楼梦》译成西方人读得懂的文字。以书名的翻译为例，杨宪益夫妇将《红楼梦》译成A Dream of Red Mansion，虽然好评如潮，但外国读者并不能理解红楼的真实含义，同时red在西方国家象征残暴、流血，寓意不好，因而霍克斯将其翻译成The Story of the Stone既巧妙避开了红楼在西方的消极意象又紧扣小说的故事情节。

第三，霍克斯在整个内容翻译上有的放矢，呈现给读者一个丰满的译文。黛玉进贾府时有一个小细节，她是从西脚门入而不是走正门，因为当时处于封建社会，小说有一定的讽刺时政的意味，开正门即大事接待的是重要人物，黛玉不是贵宾不能从正门进，其中的等级划分刻薄森严。因此霍克斯直接用”ignoring the central gate，her bearers went in by the western entrance”，ignoring 便道出其中的歧视与卑微，原文虽无明显强调，到译者做到忠实且详细的翻译，使译文的可读性提高。

四、结论

霍克斯将《红楼梦》带到西方世界，让更多人爱上红学，他的功劳与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翻译过程中霍克斯非常重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让译文读者理解、欣赏原文文化，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霍克斯无论在拼写、语音、语义等各审美层面的选择都是精雕细琢的，体现出一定的合理性、艺术性和创新性，值得广大翻译工作者借鉴学习。

参考文献：

[1]毛荣贵：《翻译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2]高华丽：《中外翻译简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3]陈浩东：《翻译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