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核心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 儒学精粹 大学生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对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所谓“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凝练传统文明之果而迸射的时代之花。引领当代大学生把握历史传承，吸纳儒学精髓，树立主流价值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历史传承，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正经历着巨大的考验与变化。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也成为必然。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多元格局中，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仍居主导地位，但是道德失范现象也令人担忧。掺杂到现代教育中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冲击了儒学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高校在强调知识、技能教育的同时，普遍弱化了人文素质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弱化了儒学精髓在大学生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中的地位。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把握历史传承，吸纳儒学精髓，树立主流价值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加强广大青年学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形成，都离不开历史的传承，它既是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诸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历史传承来看，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道德的主体可谓儒学文化。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儒学的精华还是糟粕已渗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领域。儒学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乃至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儒学精髓包括仁爱、责任、和谐、厚德、诚信等理念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普适性，可以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吸纳这些精华的基础上，应时展的需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形成的。

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的栋梁，在跟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当在研究与吸纳儒学精华的基础上，方能承载历史的厚重，传承中华的文明。唯有如此，才能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

2.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学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儒学历经千年洗礼，集百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主流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特征和民族精神。儒学的价值观、道德观已经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构成为中华民族社会评价的基本内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

党的十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最新概括，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层次的理念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剥离儒学文化的阶级性，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汲取了儒学价值观的精华，比如儒家经典大学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学的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儒学其中就蕴涵着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深刻思想根基。善于挖掘大学生德育工作与儒学教育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德育工作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学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将儒学运用于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可以促进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创新，提高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

3. 有利于唤醒大学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对于当代大学生提高精神品位、丰富心灵世界、增强道德意识、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儒学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等高尚道德精神，在历史的沉淀中已经赋予了时代新意，成为生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文化根基。

把青年个人的奋斗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把青少年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去，是我国高校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所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大学生共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要引导当代大学生溯本求源，研读、吸纳儒学文化的精华。儒学文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维护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完善的人格、提升大学生生命质量的终极关怀等提供了深刻思想根基。引导当代大学生研读、吸纳儒学文化的精华，赋予时代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正确地理解儒学， 培育民族感情；有助于他们形成健康身心， 提升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引领大学生研习儒学精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把引导大学生进行儒学精华的研习纳入到教育教学内容中，以儒学精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塑造大学生人格、升华大学生的境界、修炼大学生的心态、点化大学生的人生困惑，可以更好地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以儒学精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将儒学教育作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力求使大学生对儒学的精华予以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运用儒学观念解决对应的道德失范，例如：用“中庸之道”纠正当代大学生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尊大”“妄自菲薄”等不健康心理；用儒学“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化解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不愉快；用儒学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懂得人与人在生存发展中形成的关系是宽容、沟通和双赢；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儒学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不断反省，尽量减少缺点，防止错误，同时应在实践中做到，知过不讳、有过必改、除过不惮、改过不吝，这样定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增强道德修养。

2.以儒学经典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人性趋善是儒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儒学主张人应当除恶扬善做有道德、有操守、有善性善行的善人、仁人。“修身立德”“为仁由己”是儒学追寻的内心的自觉和自我完善，实现的是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循自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形成了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和谐。儒学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儒学追求求真务实，以“乐群贵和”作为处世之道；儒学崇尚实际，孔子主张“经世致用”，自己的行动态度要适度，避免极端言行。同时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或常境，都能正常发挥自己应有的潜能和智慧，处理好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使身心不受到伤害[1]p75-77。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个人私利的正确态度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2]p357-359。中国儒学的思想人格是君子，即成为有知识、有才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 [3]p22-28。这些思想传递着大学生的德育工作的正能量，是大学生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3.以儒学魅力修炼大学生平和的心态、升华生命的境界。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当代大学生善待生命，重视生命， 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学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 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大学生善待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的境界是大有裨益的。

儒学主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学经典《大学》把“修身”看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儒学认为应正面控制，即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来解决道德失范。

4. 以儒学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大学生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渴望别人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忽略了自己应该先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其次是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面对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在目前大学校园里备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忽视群体关系，缺乏感情依赖和理解，缺少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基于上述情况，我们经常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听到“郁闷”“无聊”“孤独”等词语。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二人为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要有“克己”“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学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强调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4]p91-93，营造出一种人人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在对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视对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还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社会氛围是德育培养的基础。

三、研习儒学精华，提升道德境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既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的价值优势，又赋予了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传统，有着浓重的儒学文化的渊源。引导当代大学生研习儒学精华，可以使高校学子更好地提升道德境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恰恰是儒学所特别注重的，孔子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中就规定了“行”的内容。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大学生“知、情、意、行”不平衡，智商比较高，情商比较低，意志力薄弱，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在学习、生活、恋爱、就业等方面给予大学生的心理关照和疏导缺失，大学生心理发展尚未稳定，他们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心理上的矛盾冲突突出。这些矛盾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大学生价值观的偏离、道德失范甚至极端行为的产生。只有引导大学生积极投入社会实践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提升道德境界，担当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道德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学生个体在价值观上的矛盾、混乱与冲突，是影响其道德境界的最根本的原因。以“90后”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生，普遍处于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生活阅历相对简单，社会经验明显不足，对成功和荣誉体验多，对风浪和挫折体验少的状态。这些状况，往往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深度不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矛盾冲突容易产生世界观、人生观乃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摇。因此有必要通过吸取儒学中的精华来化解大学生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与混乱，重塑科学价值观，形成和谐的心理环境，解决道德选择中的偏差。

以儒学教育引领大学生德育工作就像举世闻名的中药针对病人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治标也治本，保证确实管用。渗投到大学生的心灵深处需要一个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积极学习、研究儒学文化的精华，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传承，把儒学文化的精粹赋予时代特色，可以使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承载历史的厚重，传承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进而夯实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用儒学“安身立命、乐天知命”教育大学生珍爱生命；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促使大学生提高增强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用“修身之道”使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乐群贵和、重义轻利”， 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用“中庸之道”使大学生保持内心世界的动态平衡[5]p246。

综上所述，引导帮助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健全人格，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充分挖掘儒学中蕴含的道德智慧，促进国家、民族兴旺的价值观，凝聚当代大学生共筑中国梦的正能量，使其加强道德修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愿青年学子在儒学精华的润泽下争做“最美的人”，铸就天人合一的中国梦，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周执前，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

[2]宋健.从中国儒学看现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J].文学界（理论版），2010（09）.

[3]董云波，陈中永. 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思想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第2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

在2014年5月4日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上提出：“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主要力量，“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事关民族兴衰和国家前途。”由此可见，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

核心价值观是特定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和遵循的行为准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欧阳军喜教授认为“核心价值观能否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符合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是否植根于传统文化，是否体现民族特性；二是核心价值观本身是否科学先进，是否顺应了世界潮流，是否反映了本民族的前进方向。”党的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二十四字”表达形式，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在具体要求的指引之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作重新审视。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倡导血亲人伦、修身立德、理性入世。其中心思想包括礼、义、智、信、忠、孝、廉，思想核心为“仁”。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凝结中华民族文明的精神内核。

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看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流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汉以来，儒家经学以强势之姿成为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不论是皇权统治还是民间维系社会都以儒家经学作为价值标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发展驱动力。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必须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土壤，必须是对中国优秀价值理念的概括和提升。

二、以儒家文化丰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容

儒家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远流长。国家所提倡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述。“文明”、“和谐”、“公正”、“友善”等既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一）以“入世”、“求实”之道坚定大学生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教育

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程朱理学，都在强调一种信仰的追求。特别是儒家强调“入世”，强调个人理想要以政治信仰为背景，而个人理想的实现要和国家社会的诉求一致。儒家文化是一种非宗教而胜于宗教的文化力量，它对于理想信念的无限追求从没有停息过。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的“信仰”、“信念”的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以“乐观”、“鼎新”之义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是指各民族历史地形成的体现民族生存发展规律，反映民族根本性格，具有普遍渗透力的全民族的主体意识和主导精神”。“时代精神是每一个时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实质，是一种超脱个人的共同的集体意识”。中华民族在抗争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知。这种以爱国为基础的民族认知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和民族自信的来源。在继承先秦儒家思想的同时，中华民族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特质形成新的思想高潮体现了时代特征的精髓。

（三）以“修身”、“仁爱”之礼深入大学生道德修养和行为准则教育

道德修养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过程，是长期形成的道德情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我国自古以来长期重视道德修养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儒家文化更以“仁”为核心，提出德政的主张和礼乐的教化方法，建立了一套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轨迹。

三、以儒家文化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吸引力

教育效果通常通过“显性教育”和“隐形教育”共同作用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在显性教育方面除加强思想政治课教育之外，也可以整合多种公共课程和选修课程，如大学语文、中外文学名著鉴赏、社交礼仪等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堂教育形势。在隐性教育方面儒家文化在第二课堂层面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打破理论灌输式教育模式，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学生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志愿服务。这种包含“文明”、“和谐”、“友善”内涵的践行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到实际行动之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儒家文化重视环境对于人影响，建立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是儒家传播文化主要目的之一。大学生最常接触的“环境”就是校园，而先进的校园文化正是提高道德修养的有益环境。家是儒家最主要的归宿，作为载体把文化、思想、礼仪、教育都最实际地落实下去。每一个大学生都出自一个家庭，将来也必将组成属于自己新的家庭。这是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蓉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想信念是核心[J].高校理论战线，2004（12）.

[2] 井中雪.论政治信仰[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3] 张岂之.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源流[N].北京日报，2009-6-1.

第3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三、比较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教育方法，社会教化和修养两个方面的主要方法有:教化方法，主要有教育灌输、化民成俗、身教示范、礼乐结合、环境陶冶、践履笃行等几个方面;自我修身方法，主要有学思结合、自省、克己、慎独、积善成德等几种方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有理论灌输法、实践锻炼法、自我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比较鉴别法、咨询辅导法等。从教育方法的比较结果中可以看出，教育灌输与理论灌输法相一致、践履笃行与实践锻炼法相一致、自我修身方法与自我教育法相一致、身教示范与榜样示范法相一致;比较鉴别法和心理咨询法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方法，儒家思想中化民成俗、礼乐结合、环境陶冶等方法可以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所启示。

四、儒家思想育人功能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一)儒家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工具和手段，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之道，“四书五经”中大多论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儒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是王道政治，宣扬“君权神授”的观点，真实目的在于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同时，儒家主张“为国以礼”、“为仁以德”，《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为，以强硬的行政权力、政策法令来管理国家，使子民顺应服从;以残酷的刑罚来约束，使子民安分守己，只不过让人隐藏了一颗不知羞耻的心，暂时不表现出违法违规的现象，只是表面的平和安定;如果以礼仁之德来感化人民、以礼义之法来引导人民，那么民众就会勇于知耻，且能在日常生活中克服不良习惯和丑恶心理，并长期保持不变。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威，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安定，也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

(二)儒家思想在教化民众方面的作用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设计者，其核心就是通过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形成民众的政治情感、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儒家思想认为，人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念，个人应该服从国家、忠于君主;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规约人们的道德，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的责任，从而“克己复礼以成仁”。儒家思想强调向内扩充人性中本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使人们坚信有成圣贤、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培养了民众良好的道德品质，既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又达到了引导民间才智忠君报国的目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与功能

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目的，以共产主义为方向，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品德的实践活动，因此，当代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断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激励人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包括个体和社会两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作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即实现个体;进而通过人的发展来影响社会生活，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即实现社会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从儒家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善”，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时候以善恶来评价人的行为，善恶观念是深植于人们意识中的价值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贯穿于中华伦理观念的发展中，给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诸多的启示。《论语•季氏》中提出，做人要“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意思是“见到好的、善良的，要努力思考自己的不足，争取达到同样好的程度;见到不好的、恶的，要像碰到热水一样，尽力避开”;要“省”在高处，学典明理，坚定信仰，守住良心，不为蝇头小利而鼠目寸光，不为荣耀光环而急功近利。运用儒学的语境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内容已在儒家思想中存在并早有阐释。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文化有着功能上的价值契合点，正确的理解运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达到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对于和谐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方法创新

(一)儒家思想的精华与糟粕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中的积淀和精华，博大精深，对于建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观与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德润身、内圣外王”的身心和谐思想、“仁者爱人、以礼待人”的人际和谐思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和谐思想以及“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生态和谐思想。当然，任何思想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儒家思想在维护和推崇“大一统”社会政治理想的同时，必然会抹杀了人的个性，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因过于强调人伦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而存在浓厚的“官本位”倾向且缺少民主意识，更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一种功利化的倾向;另外，因循守旧的思想和过于保守的作风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因此，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借鉴和吸收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认清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并树立开放的治学理念，把思想政治教育推向前进。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

儒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情感，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一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推移已不再符合时代的需求。在建国之初就向全党提出，应系统总结从孔子到孙中山期间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任务，采用“古为今用”等对待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儒家思想的阶级性和封建性，不能全盘照搬其中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树立正确的、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启示下的方法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明显的阶级性，也与政治和传统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当时政治社会和教育文化的需求，并随着几千年的发展深植于大众的思维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儒家思想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思想政治教育与儒家思想的文化关联，却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符合人性的观念和方法，并将其科学地运用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有效途径。

1．化民成俗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果民众能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学到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在思想上生成道德规范、在行为上养成风俗习惯，并自觉自然地认同法治理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礼乐结合

礼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文化能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礼”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制定，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为目标;“乐”是人类发自内心的情感之声。礼乐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也使人知道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还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3．环境陶冶

第4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又称四子书，为历代儒客学子研习之核心书经。四书增删注释包括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孟子、程子、朱熹等，其编撰时间间隔达一千八百年。宋元以后，《大学》《中庸》成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极大的影响。蕴含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华思想史上产生深远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精华。

作为儒家学派经书的《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义和启迪价值，堪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精华。但《四书》中也存在着先人思想的的局限性。

（来源：文章屋网 ）

第5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现代新儒家思潮；价值观；影响

随着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转型时期。近年来，国内兴起了国学热，国外也兴办了许多孔子学院，谈到孔子，谈到儒家学说，我们并不陌生，它起源于古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现在，我们探讨与之相关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至今已存在90多年，仍对我们产生影响。

一、概念界定

所谓思潮，1979年版的《辞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1）某一历史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2）涌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如思潮起伏[1]。

1987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对“思潮”的释义是：社会思潮是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社会思潮有时表现为由一定理论形态的思想作主导，有时又表现为特定环境中人们的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综合表现形式[2]。

综合学界各种表述，笔者在查阅诸多著作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下述概念界定“社会思潮”――即社会思潮是经思想家倡导，以某种理论学说为主导或依据，在大众中持久流行、与时代和社会重大问题相关，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3]。

本文探讨现代新儒家思潮，要首先界定“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儒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最初“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个概念是混用的，指人物时多用“家”，指学派或学说时用“学”。致力于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学者方克立、李锦全认为“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体系。事实上现代新儒学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不断丰富、完善的，它从狭义走向了广义，是具有一定特征、包含相应内容的“一切关于儒学的学问”，这些特征有：民族危机意识和文化自信心；以应对“双重困境”为己任；以儒家文化为本位；采纳中外众家之长；综合创造中华新文化。本文探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属于广义的现代新儒学，即指：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并延续至今的，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此基础上来吸纳、融合西学，回应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和全世界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如何解决人的异化这“双重困境”的挑战，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乃至世界文化在现代条件下的出路的一种社会思潮[4]。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新儒学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先后经历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张君劢、贺麟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物，以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物的努力，并且在80年代开始了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5]。

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

目前，我国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组成。2012年11月，党的十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的价值观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从个人层面看。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大都信奉孔子“仁、义、礼、智、信”的论点以及中华传统美德，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百善孝为先等，在当下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美德也在不断传承与发展。现代新儒家思潮坚持儒家文化本位，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文化对人的影响与教化早已根深蒂固，在现代转型的今天，现代新儒家思潮用自己的主张影响和吸引着一大批人，很多人虽然并未意识到自己与现代新儒家有关，但实质上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儒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隐形表现主：在公交车上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在公共场合不吸烟，不喧哗，个人高涨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如此总总，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前段时间发生在四川达州的三小孩扶七旬摔倒老人反被诬陷一事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诬陷行为让人唾弃，但值得欣慰的是，三小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是会做好事，帮助需要的人。窥一斑而知全豹，国人良好素质、美好品德的形成与传统儒家文化息息相关，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一直秉承的教化。

从社会层面看。我国社会，主流价值导向是好的。各个行业都有自己信奉的准则：医务行业致力于救死扶伤，坚守社会“生命”底线；教师群体坚持热爱学生、热爱教育，坚守社会道德底线；商业活动者坚守买卖公平，诚信无欺原则，……这些行为与个人素质也与社会环境导向有关，社会各群体倡导社会公德，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大众用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同抵制西方的自由主义、享乐主义、金钱崇拜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经受住了考验，在日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样性的价值观念格局中，形成与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相一致，与我国根本制度和要求相适应的主导全社会思想和行为的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并作了相关界定。核心价值体系中就包含了现代新儒家的道德思想与主张。

从国家层面看。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十七大将其提到重要位置，再到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从国家层面将其定位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符合我国当下国情的高度凝练的提法。这个提法也是现代新儒家在实现现代化转型中的主张与期望。早期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德性儒学，他们主张“内圣”开出“新外王”即攻克“内圣（明德、正心、诚意）之学”从而与西方科学、民主会通；之后，海外新儒学的集大成者牟宗三也主张由儒学以仁为中心的内圣，经过自我坎陷（即自我否定）的过程，援西（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入儒，完成中国文化创新。如此看来，作为我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形成，它是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借鉴西方先进文化，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也可谓是现代新儒家思想某些方面的积淀与升华。

（二）消极影响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上世纪90年代起，特别是所谓的“大陆新儒家”，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相对立，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混乱，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同时也影响了不少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与青少年。

从个人层面看。大部分人接触和了解的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现代新儒家思潮兴起之时，不可避免的使传统文化中的封建迷信糟粕也借机沉渣泛起，在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偏远地区，表现明显，致使民众愚昧无知，阻碍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传播。

从社会层面看。各种思潮涌动，容易引起民众思想上的混乱，致使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思潮不断涌入，加之过度的崇儒造成的泛道德化，使得我国社会出现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人情冷漠等一些怪象，导致不良社会风气蔓延，不利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这是现代新儒家兴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小结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6]。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其余思潮就会见缝插针，就像现代新儒家思潮对国人价值观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最终，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国情，我国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已经找到了理论与实践上发展我国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更好的发展中国，也才能更好地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实现现代新儒家的主张及其自身的发展，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必然的。只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去正确的看待现代新儒家思潮，才能开辟新儒家发展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7页。

[2]《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65-766页。

[3]钱玉君.现代新儒家思潮的传播与当代青年[D].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1.

[4]陈立思.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

[5]刘敏.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30年发展历程研究[J].社科纵横，2009（1）：251.

第6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政教育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7-0079-01

引言

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课应摒弃假大空的发展模式，善于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以更加丰富的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其教学实效性。儒家文化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既为思政教育课的创新发展提供机遇，也为培养新时期全面发展人才奠定了思想基础。

1.儒家文化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新时期是我国全民实践“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时期，学校作为社会建设所需各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更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创新思政教育工作，融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是顺应新时期课改要求，加大教改力度的重要举措[1]。“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对于丰富思政课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内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为丰富思政教育的方法和模式注入新鲜元素，为德育工作提供新的支撑点，全面提高思政教育课对学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强化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2.儒家文化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路径

2.1运用儒家文化奠定学校思政教育背景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有效丰富，很多居民开始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帮助，这正是“兼济天下”儒家思想的现实体现[2]。只要教师善于留意，就能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大量的儒家文化教育典例，以此丰富学校思政教育背景。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及，教师可以将一些典型的事迹加工成思政教育的PPT和视频等教学资源，运用儒家文化丰富思政教育的文化背景。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科学选取儒家文化经典，使其符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深度，引发学生共鸣，培养出言行合一、德才兼备的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需求的新型人才。

2.2运用儒家文化丰富学校思政教育内容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的“自省”、“仁爱”、“修身”、“知行合一”等思想内容，对于丰富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内容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教师不应拘泥于教材的限制，可以根据新时期德育教育的新方向融入儒家文化经典，专门增设儒家文化的教育板块，或者将其融入到其他板块的教学内容中，为思政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此外，围绕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些焦点问题和学生成才的主题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思政教育讲座，将学生纳入到思政教育的学习体系中[3]。

2.3运用儒家文化创新学校思政教育模式

儒家文化从其诞生以来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这些都是开展学校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教师可以从儒家文化的传承的各种载体，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等，让学生在这些真实和立体的儒家文化载体面前去感受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虚怀若谷的民族情怀，利用这种丰富的体验式教学模式增强学生思政教育的获得感，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其次，新时期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工作应该紧跟时展趋势，构建思政教育的互联网平台，创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高效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可以建立专门的思政教育网站，遴选业务素质过硬的教师组成专门的网络教育团队，整合和各类优质思政教育资源，以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如“知行合一”、“内外兼修”、“仁义礼智信”等为主题制作思政教育的短片、视频等，并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有效丰富学校思政教育的模式。

3.結语

儒家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工作中依然能够放射出璀璨光芒。儒家文化的经典思想“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正是新时期学生欠缺的重要思想品质，提炼儒家文化的优秀内涵，完善新时期思政教育体系，既有利于打造具有特色的思政教育网络，也有利于思政教育的纵深开展。

参考文献： 

[1]刘国华.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路径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3）：113-114. 

[2]姜益琳， 何淑娟.儒家德育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对接路径及实效性展望[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15（1）：28-30. 

第7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近年来，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在突出技术性、专业性、针对性，强调技术教育的过程中，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关注职业与个人生计的关系、职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经济功能之上，淡化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导致部分学生虽然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公德和责任感，无法适应非技术性职业环境。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削弱了学校育人的终极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应将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重要位置，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思想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有利于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现状及原因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不仅在科学基础、文化基础方面显得薄弱，而且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方面也相对较差。高职院校学生虽有乐观向上、敢想敢为、善于表现自己等优点，但人文素质欠缺、不善于与人相处、社会公德意识薄弱等缺陷也十分明显。不少高职学生仅把上大学作为将来谋生的手段，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则加以逃避或消极应付。在学习兴趣方面，部分学生热衷于“考级拿证”、上网冲浪、流行音乐、卡通游戏，很少阅读经典名著，不会欣赏高雅艺术。在社会公德方面，部分学生对国情、民情及法律的权威地位缺乏应有的认同感，道德观念淡薄，义利不分，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障碍。社会大环境形成的过度鼓励竞争而轻视团结友爱、人文关怀，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包括高职学生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很多学者多次表达了对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担忧，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社会系许倬云教授在2003年“素质教育高层论坛”上深刻指出，人文素质缺失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导致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学校内部的种种因素，具体可归纳为以下：

社会大环境的功利化制约了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发展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企业面临着优胜劣汰的白热化竞争，从客观上加剧了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功利性需求，一些急需高级技术人才的企业更加重视业务能力水平而忽视员工“隐性”的人文素质。高职院校迫于现实的就业压力与市场导向，必须按照企业的要求设置课程和教学计划，按照企业的“订单”培养学生，只关注学生对先进设备的熟练使用与对先进工艺的娴熟掌握。在这种“互利”的合作过程中，技术教育的价值大大掩盖了人文教育的价值，并深刻左右着高职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与教学活动，导致人文教育不受重视的局面。

职业教育的“速效性”与人文教育的“潜隐性”之间的矛盾制约了人文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以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为归宿，是一种典型的专才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过程，通过持之以恒的教化和滋养，使人成为社会的人、高尚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强调个体认识和内心体验，需要个体自己去体会、理解与认同，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与完善过程，目的是使人具有广博的眼光和胸襟，具有专业以外的知识和对文学艺术、道德、技术的较高鉴别力。职业教育以社会需要为目标，以人才需求市场为导向，坚持小批量、高频率、快节奏地为社会培养急需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人文素质教育只有让位于职业岗位能力的培训，培养专业实用型技术人才的目的往往代替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目的必然导致学科结构的片面化，形成课程结构不合理的弊端，使人文素质教育难以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制约了人文素质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

学生个体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拒绝与放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围绕着“升学指挥棒”转，学生的个性与创造力被压抑，普遍对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思想文化素质教育重视不够，加上高职院校学生多为升学考试中的失败者或落榜者，选择读高职属于无奈或迫不得已。谋职就业是学生学习的第一推动力，而人文知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直接的经济利益。这种观念势必影响学生主动阅读中外文学艺术名著、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兴趣，进而无法拥有正确的心态接受人文素质教育的洗礼和熏陶，也就无法体验人文素质教育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人文素质教育的感受、濡染人文情怀、提升人文境界。

有鉴于此，使高职院校在有效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成为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良好的岗位适应能力的技术型人才的理想场所，而且成为培养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殿堂，还教育的本质，实现“人之为人”的教育的本真追求，已成为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部门反思与关注的重大问题。

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涵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当前，人文素质教育要克服学校教育中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协调的缺陷，通过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生存的本领、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富于创造力的新人。两千多年来，以儒家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从身体上、心灵上关注着人与人的价值，还理智地关注着人与自然和社会，并以道德伦理的形式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道德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正是这一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和优良的民族传统。因此，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汲取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仁爱”与“诚信”思想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并推人及于万物，所谓“博爱之仁”，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用“仁”这个基本范畴将其他的道德规范统率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这对当今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诚信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儒家主张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而且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信用经济，要求人们学会市场经营，学会抓住机遇，更需要学会讲究道德、恪守诚信、公平竞争，用儒家“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教育学生，有助于其树立诚信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缺乏道德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铜臭充斥的恶果。用儒家“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教育学生，有助于其确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有助于推进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将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转贴于

“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儒家人文思想是与天道自然观相贯通的，是人性的规则与宇宙秩序的契合，儒家人文思想重直觉体验，追求和谐，这种人文思想有利于保持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有利于社会的安宁，也有利于人自身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直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思想成就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心理特征，将人、自然、社会融合为一，以道德标准规范人类行为，这对当今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不无启迪。现代科技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认识前提。

“中庸”思想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即做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过犹不及，保持事物的均衡发展。儒家为实现全社会的文明和谐，要求所有人以中庸之德，行中庸之道，按照“用中”的方法消融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争取和平发展。高职学生由于在其成长过程中各方面历练的缺失，缺乏独立生活、独立处理人际关系、客观分析自己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能力，心理素质较差，经受不住挫折和失败。儒家“中道而立”的君子风范对高职学生执著谦和、德才兼备的人格塑造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强调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和与群体相融的矛盾统一，这对高职学生个性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极有裨益。

“自强不息”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进取，实现美好理想的精神源泉，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受压迫、受奴役的危难之时，总是奋起抗争，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精神，在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征途上艰苦奋斗，锲而不舍。这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相比，儒家人文思想弘扬的是利他的精神，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推崇博爱之仁，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对于培养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培养热爱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培养讲求诚信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培养和衷共济、共同发展的团结互助精神，培养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创造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汲取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这是对儒家人文思想精华的最好诠释。

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精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针对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找准人文素质教育开展困难的原因，探寻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对策。

更新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理念首先要确立素质教育理念。“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受到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①高职教育理念存在诸多缺陷：重科学，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功利，轻素质；重共性，轻个性，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高职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更新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理念。要教育学生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这种教育理念的形成和确立，需要从人类优秀文化中，包括从儒家人文思想中去寻找支撑。其次要加强学习儒家经典的引导。在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应加大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授力度，儒家人文精华主要是通过儒学经典加以传承的，中央艺术研究所刘梦溪先生2003年11月在东南大学“经典阅读与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上，就提出要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社会识字人必读的基本经典”。要提高学生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就必须加强对学生学习儒家经典的引导，甚至有必要开设部分必修课。再次要促进儒家人文精神的内化。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应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发掘人文知识蕴含的人文精神，使之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教育不等于人文知识的教育，人文知识如果不与真正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只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那只能导致一种后果：学生把知识的因素都接受，但人性的因素却越来越被遮蔽了，这不是人文教育的理想结果”。②人文素质教育不仅要传授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人文知识，更要将之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

发挥教师的示范引导作用教师要帮助学生了解儒家文化与当代主流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要指导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将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精华同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综合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

用儒家人文精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校园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在学校的具体体现，是素质教育的载体，对学生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应将儒家文化的精华自然地融入校园文化的各个构成环节之中，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开展以汲取儒家文化精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包括专题讲座与知识竞赛等，使学生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还可利用学校的各种文化载体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学生在校园浓郁的人文氛围中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健全人格。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③汲取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不能替代科学精神的培育，要借鉴儒家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求在人文视野中构建科学理性。

高职教育虽然是“专才”教育，但若离开人文素质教育的积极规约与主动融入，其教学效果必然是片面的。高职院校只有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教育理念，并采取积极的措施，真正实现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性”与“人力”有机结合、“做事”与“做人”高度统一的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真谛：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使文明积淀成人格。唯此，高职院校才能有所作为，才能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振兴与腾飞。

注释：

①文辅相.我国本科教育应当做战略性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13.

②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34.

③龚育之.党史札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377.

参考文献：

[1]石令明.人文素养读本[M].北京：中国农业技术出版社，2005.

[2]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J].中国大学教学，2004，（3）.

[3]刘晓明.人文教育与高职培养目标[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2）.

第8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关键词：李景林 教化 儒学 文脉 血脉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09-03

当代儒学日益呈现出一阳来复之势，这种复兴之势既表现在对儒学原典的深入解读之中，更体现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儒学特质的创造性诠释。李景林先生的《教化论视域中的儒学》即属于后者之列。先生浸淫儒学达三十年之久，其对儒学实有会心之解、体证之功。继2006年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为“教化的哲学”之后，李景林：《教化的哲学――儒学思想的一种新诠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先生对儒学的教化特质继有深入之思考，并将数年精思力行所得汇为一帙，名曰《教化视域中的儒学》。笔者拜读之后，深感该书体大思精，它以教化论为中心，站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论述了儒学心性论、形上学、德性论、价值论，儒学与文化，儒学与哲学研究方法等论题，卓然自成一家之言。今择其要者，谨叙如下。

一、“教化”思想之深拓

关于儒学特质之讨论，可谓见仁见智。李景林先生据儒学现状之洞察，儒学义理之把握，在2006年出版的《教化的哲学》绪言部分提出儒学的根本特质在于教化。本书绪论《教化的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同样讨论了儒学的教化，并有所拓展深化。先生指出，儒学是一种教化的哲学，有自身独特的形式义理系统，但此形式义理系统并非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理论哲学，它的核心是‘教化’”。作为儒学核心的“教化”具有“普遍化、转变、保持”三个特点。李景林：《教化视域中的儒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个体通过异化或社会化而普遍化自身，实现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或“转化”，转变的结果是使人的精神尤其是感性的内容并未丧失，而得以“保存”。儒家整个教化思想之纲，可以《孟子・尽心下》一段话概括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可欲之谓善”讲教化的前提和基础，下面五句讲教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内外两面。全书由此为中心进而申论儒家丰富多样的教化方式，而经典传习、礼乐教化、家庭教育尤为富有现实意义。

“教化的儒学”之说颇为中肯，一方面，它肯定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具有异于其他思想形态的义理系统。“教化”的提法很好的切中了儒学个性化与普遍性相统一的特质。另一方面，“哲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知识化的概念之学，而是贯注人的生命实存并转变人的精神世界的生命之学、身心之学。“教化”概念的提出彰显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的重心，乃在于人格的成就与德性的完善，即“教而化之”。先生视儒学为教化的哲学并非谈空捕虚之说，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史学背景。从横向讲，儒学的教化贯穿其形上学与心性论、德性论与价值观、文化观念与研究方法。从纵向讲，教化为儒学的永恒主题，终始于先秦至现代儒学各个发展阶段，亦是儒学未来发展必由之径。

二、理论误区之辨析

本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已有儒学研究观点提出了多重辨析。关于儒学前景，著者据对儒学未来走向和现实情况的观察思考，批评了“游魂说”、“博物馆”说等儒学悲观主义，表达了对儒学发展自信乐观的态度。先生言，“我不赞成儒学已成为‘游魂’和‘博物馆收藏品’这个判断。”①因为“近年来中国人文化主体意识和认同意识的苏醒，民间学术的兴起”，已经表明了“一支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血脉，不可能被轻易斩断。”②关于儒学性质，著者不同意“制度儒学”说，认为儒学作为一种心性教化之学，其根基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教化之中，而不在于依附某种制度。“一种文化的理念，它最终的依托在民众生活，而不在制度本身。”③进而指出“政教合一”、儒学宗教化等思路并不适合儒学的未来发展，而且亦不符合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对儒学而言，最要紧的是扎根于民间民众日常生活中，这才是它的源头活水。“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为国教。这却是一种理论的误导。”④“政教分离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人类不能再走回政教合一的老路。”⑤

著者还辨析了建国后学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对儒学发展的不良影响，导致儒学的教化失去了民间基础，失去了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化的重建也就变得无法实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的民间传承断裂了，学术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社会失去了容纳民间学术的独立的空间，真正意义的教化和文化重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⑥这种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又与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潮相结合，导致儒学思想无法得到正常的赓续发展，造成了儒学历史发展进程连续性的断裂。“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割断了儒学据以进行思想创造的历史连续性。”⑦著者在《启蒙思想与文化重建》一节中，以西方启蒙主义为参照，指出其除了批判神学和反专制之外，尚有“与自身传统之间所具有的一种批判重建意义上的连续性。”⑧这一点为中国文化激进主义所忽视，恰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化思潮的一个根本性的理论误区，使得这股思潮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所谓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对已有儒学研究方式的分析，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著者认为，当前儒学研究存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儒学严重的知识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过于重视知识性、考证性研究。“把儒学看作一种历史的、存在于古代的知识。”⑨“仅停留于知识性的一端，而丧失了其‘思想’和‘当代性’的意义。”⑩儒学研究应该更关注思想理论的重建，这也是中国儒学二千年延续发展的规律，儒学发展的“每个时代，所注重的首先是思想理论上的重建。”B11其二，知识化的表现还体现于学院化、体制化，与民众的实践生活脱节，沦为学者“孤芳自赏”的职业技能。“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脱离了联系，过去儒学长时间以来变成学院里少数人惨淡经营的事情，与社会生活失去了联系。”B12其三，一味采用西方的理论来比附剪裁中国哲学。“思想理论界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多属从外面直接‘拿来’，而未能上接民族文化之慧命。”B13导致的后果是使儒学由活泼泼的生命之学转变为毫无生趣的古董之学。“遮蔽了儒学之活的精神生命的意义，使之蜕变为无关乎人的心灵生活的‘死’的历史知识。”B14

三、世道人心之关切

该书在研究批判之时，始终饱含了一股对儒学未来命运和世道人心的关切之情。著者通过对儒学发展之深入思考，结合对儒学现状之精密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应该重建儒学之“文脉”与“血脉”。“这个思想文化上的现代重建，可以称作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它在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延续，可以称作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之‘血脉’。”先生指出，我国目前文化的现状，一方面是思想和理论的“无根”，文脉断裂；另一方面却是民众生活的“无靠”，“血脉”不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鉴于“在当代中国，我们尚未能够发展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学形态”，故当前儒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儒学表现为“知识性的儒学”与“存在性的儒学”两种形态。后者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即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切合和引领当下民众的精神生活，形成独特的儒学系统，构建民族文化之根。另一方面，要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使得民众生活有所“依靠”。儒学思想只有切合并密切关联于社会和民众生活，才能具有教化、整合社会的作用，才能具有生命力。先生对此颇有切肤之感，言“过去儒学的断裂，最严重的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化所造成的儒学‘血脉’的断裂。”②为了接续“血脉”，需要重视经典的讲习、礼乐之教化。最为根本的是要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因为儒学作为一种教化的理念，“在个体性上，须有一种肉身化的体现……有一个‘以身体道’的群体作为其传承的载体。”③

先生对当前社会泛滥成灾的极端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深表忧虑。文中数次以“死亡列车”为喻表明这种思潮的危害，消费、功利的思潮通过对人欲的无限刺激，把人类引向对环境资源的无穷索取，对人类生命无限透支的歧途中，使得今人陷入“欲望之网”而无法自拔。“人类已经乘上了一个极端消费性的‘死亡列车’。这个列车不会自动停止。”④为此，先生呼吁人类应该有所“知止”，“要回到你自己，回到你自己的‘家’，或者说，要建立起自我的认同。”⑤提出儒家的中和文化可以成为当前文化转向的一个路径。此外，该书还讨论了不少具体的现实问题，如考察了儒家的诚信观念与道义原则，强调“诚为德性、伦理之基”；分析了儒家的王道精神，认为儒家的王道论“乃是一种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⑥“在今天的国际事务的处理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⑦这些讨论皆显示了一种兼济天下的儒者情怀。

四、义理言说之精熟

先生儒学义理精熟，故其言说亲切从容，虽出古入今、纵横中西，却给人随意自在、舒卷自如之感。

统万殊于教化。本书涉及儒学问题甚多，关乎形上学、心性论、德性论、价值观、未来发展、研究方法等，然皆能在“教化”这一核心观念的统领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对不同论题诠释皆能做到左右逢源，得当中肯。苟非义理精熟，曷能臻此！

寓古典以新意。该书文献运用要而不烦，简而得当，与义理阐发相得益彰，颇有“旧瓶装新酒”之意味。本书诠释所引文献以世所常用的先秦孔孟儒学为主，然此古老平常之材料，经先生哲思之透入，妙手之点化，则焕然一新，卓尔不群。如孟子所言“可欲之谓善”，人所熟视，先生不仅对之提出新解，且悟出此言实为儒家教化哲学之纲领。此外诸如仁义内在、浩然之气、朱子心论诸问题之论述，皆能以精妙鉴识，出颐心慧解。

抒性情于鸿文。惟有真性情者，方有真学问。先生此书虽为哲思之作，然其笔端却饱蘸感情，充分显现了一位儒者的中和性情。概言之，全书对儒学思想诠释及其未来发展洋溢着一股积极自信的乐观之情，对中华文化之复兴充满着期盼之感。在这种乐所当乐的情绪下，全书同样流露出忧其所忧的一面，表达了对当前儒学研究、世道人心之忧虑、批判与矫正，同时亦反思了多年来各种戕害儒学作法所造成“文脉”与“血脉”断裂的切肤之痛。其情思与哲理交融贯通的特质，使读者同时享受到情感之共鸣与思想之启沃。

第9篇：儒教的核心思想范文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 “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