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生命体征精选(九篇)

第1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关键词]企业可持续成长；内涵；外延；本质特征；多维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8-0013-06

在企业管理和相关经济学的文献中，企业可持续成长是经常用到的概念，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理论界还没有给出它们的确切定义，从而造成了概念的界定混乱，严重影响了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理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对“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进行界定，揭示其本质特征，从多维的角度对“企业可持续成长”进行明确、科学的定义。

一、企业可持续成长内涵

1. 前人学者关于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定义

就本文笔者所能掌握的外文文献来看，国外学者极少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给出明确的定义。彼得・德鲁克从创新的视角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是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通过创新使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 实现长盛不衰战略目标。在不断扩大市场和利润份额的同时, 坚持与环境变化相适应, 在内部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 持续的增加盈利和扩大企业规模。[1]英国学者菲利普・赛德勒（Fillip Sadler，2004）曾经从可持续性的经济范畴把企业可持续定义为“是为充分满足投资者对企业发展所做投资的预期回报，并是一个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以及创造充足的附加值的能力”。[2]从这个定义看出，赛德勒认为企业可持续成长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体现。

国内早期学者对企业可持续性主要使用“企业可持续发展”一词进行分析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刘力钢把企业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企业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既要考虑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又要企业始终保持持续的盈利增长，保证企业长盛不衰。[3]芮明杰等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 是指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在更大规模上支配资源, 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以取得良好的发展。[4]

近年来国内学者更多使用“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来刻画企业可持续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有：李占祥认为可持续成长是指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不断变革的过程。[5]汤学俊认为企业可持续成长是指企业在竞争中不断进行量的扩张和质的飞跃的持续存活过程。[6]

上述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论述，大多只给出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一个较笼统的文字定义，描述了企业可持续成长的过程和表现，或者说只给出了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某一两个维度的定义刻画。最常见的分析是仅仅从企业规模的单一维度进行分析，正如国内学者张维迎等也认为企业成长，最显而易见地表现在规模的持续扩张。经济学家对企业规模变化的经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吉布拉（Gibrat，1931）①。[7]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以往研究的不足，Birley and Westhead（1990）就批评企业成长问题的以往学术研究仅仅考虑企业规模单一维度的企业成长概念，主张采用多维的标准。[8]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多维概念框架。

本文认为“企业可持续成长”一词已经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里被使用了若干年，在绝大多数场合，它并没有得到精确的定义。它只是被当成长寿公司、公司永续生存、公司基业长青或者可持续竞争优势与竞争力等概念的替代，甚至是可持续成长与可持续竞争优势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2. 本文的“企业可持续成长”定义及概念模型

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问题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企业在面对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甚至自然环境变化时怎样才能取得持续成功的问题。从这个实质上分析，本文认为从创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动态能力观等理论的视角看，企业可持续成长是企业在动荡且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下，在市场竞争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为持续生存与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存，并为其所处的复杂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面②带来价值增值的一种动态过程与能力。这个定义包含了以下四个维度的内涵：

（1）时间特征维度（“持续性”维度）。这个维度体现企业成长的持续性，即企业成长时间上表现为持续生存。人们常说的长寿公司就是从这个维度分析的。企业可持续成长所涉及的时间范畴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因为本文认为企业虽有生命体特征，但并不简单等同于生命体，企业本质上我们认为是一个有机与无机混合的复杂系统。

（2）空间特征维度（企业“物质成长”维

度③）。这一维度体现企业成长的数量和质量特征：一是量的扩大，即企业经营资源单纯数量的增加，表现为企业人员的增多、资产的增加、产能的提高等，企业对资源的配置规模呈相对增大，企业规模由小变大；二是质的提高，表现为企业经营资源的质量改进、资源分配创新、结构的重构等。即企业成长在空间上表现为在市场竞争中由弱变强。换句话说就是企业更有效率地在更大规模上配置资源，配置效率与企业实力都呈相对增强（由弱变强）的趋势。

（3）动态特征维度（企业“精神成长”维

度④）。动态特征包括两个方面：①企业面临的成长环境是动态且不确定的。企业为持续生存首先必须适应这种复杂的环境，这一环境因素包括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政治法律等各种生存环境。②企业可持续成长就是企业不断突破成长上限，不断超越自身的一种动态过程与能力表现。即企业成长如果要可持续需要具备不断自我超越的动态能力。

（4）价值特征维度（“利益兼容”维度）。这表现为企业为持续生存与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存，并为其所处的复杂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面带来价值增值。企业要可持续成长，必须与其周围的利益相关者和谐相处，并不仅仅为企业本身或股东带来价值增值，也要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价值增值，即所谓的“利益兼容”。⑤

因为这四个维度都很重要，本文构建了一个概念模型试图把四个维度联系起来。同时，为了能够刻画和计量时间维度外的另外3个维度，本文也尝试着给出了这3个维度的刻度化描述。

空间特征维度刻画了企业的“物质成长”，表现企业成长的数量和质量特征。具体包括规模、实力和效率三项内容。规模反映企业成长的数量特征，包括资产、人员、产品生产能力等细分内容。实力反映企业成长的质量特征，包括资本实力、人力资本水平、盈利能力等细分内容。效率则同时反映企业成长的数量与质量特征，包括资金利用效率、劳动效率、物质资源利用效率等各种资源利用效率的细分内容。建立空间维度的理论基础是企业资源基础观和创新理论。表1显示了空间特征维度（企业“物质成长”维度）分解成的三大部分：规模、实力和效率。

动态特征维度反映了企业的“精神成长”，表现为企业在动荡且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下，不断突破成长上限，不断超越自我的一种动态过程与能力。这一维度包含知识、能力、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核心价值观五个方面。建立动态维度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企业知识基础观、学习理论、动态能力观以及创新理论。图1划分了动态特征维度（企业“精神成长”维度）的五个方面。

图1所示的金字塔形状表示企业“精神成长”的层级递进关系。企业“精神成长”首先表现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企业将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企业的各种能力，继而进行基于知识的创新。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基于知识的创新非常重要，是真正的创新。同时他认为创新是组织的一项基本功能，是有规律可循的实务工作。彼得・德鲁克还曾说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一种行动，但并不是人格特征。[9] 因此，创新是企业可以通过知识积累而学习的。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创新过程体现的，是企业的一种“精神成长”的行动。企业“精神成长”的最高形式和境界则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或者称为公司精神。吉姆・柯林斯等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企业的精神和不需要外部调整的永恒原则。[10] 本文认为企业作为一种人格化组织，其“精神成长”本质就是企业在为适应复杂环境生存过程中不断超越自身的动态成长过程。其成长动因和机理在于企业本身在成长过程中基于知识学习而积累的动态能力。

价值特征维度说明的是企业在持续生存过程中，为其所处的复杂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面带来价值增值过程。这一价值增值过程要求企业并不仅仅为企业股东带来价值增值或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且要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价值增值，即“利益兼容”。这种“利益兼容”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它隐含着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目标。这个目标是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价值最大化。它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企业理论的根基和前提假设，即利润最大化原则，Friedman（1962）曾经带有敌意的说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学说”。 ⑥ 但是企业的演进史告诉我们，21世纪的现代企业，就企业可持续成功而言，“利益兼容”将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的因素。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鼻祖Freeman（1984）认为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商业组织和服务组织都在经受动荡。团体和全球的问题对于组织影响深远。只需将产品与服务推向市场的“过去的好日子”不再有了，在产品―市场框架下强调效率的管理理论也失效了[11]，如本段所分析的一样，建立价值特征维度的理论基石之一正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同时，本文认为“利益兼容”实质上是为各利益相关者带来价值增值，从价值创造的源泉来看，是企业的创新在起作用，所以价值特征维度的另外一块理论基石是企业创新理论。

同前面2个维度类似，价值维度也包括多项内容。它们是：投资者价值（包括股东和债权人）、顾客价值、雇员价值、供应商价值、其它利益相关者价值。⑦ 图2表示了价值特征维度（“利益兼容”维度）的五个方面（图中比例只是象征性表示）。

实际上，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特点应有不同。垄断性行业，政府可能是关键的利益相关者，而竞争性行业，顾客的作用相对就大一些；企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关键利益相关者也不一样。创业阶段主要面临生存危机，股东、债权人和顾客可能是攸关企业生存的关键利益相关者。而当企业处在成熟阶段，商业竞争更趋复杂，企业需要更多外部资源时，作为能提供各种许可和信息的政府和行业协会等就成为关键利益相关者。企业跨国经营，面对不同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企业利益相关者分析又有不同特点。因此不同阶段和行业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不同，在进行企业“利益兼容”研究时要注意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位于的行业等因素的影响。

时间维度揭示了企业的生命历程。伊查克・爱迪思（Ichak Adizes，1988）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把企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若干阶段，分析了企业成长的本质特征。伊查克・爱迪思将企业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成长期、盛年期和老化期。[12]生命周期理论正是从时间维度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出于对经典理论文献的尊重和继承，也为了简便说明，本文这一维度的刻画沿用爱迪思的三阶段划分法。⑧（见图4）。

自此，本文对“企业可持续成长”进行了完整、明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包括四个维度的涵义，每一维度的内容在上面也一一进行了介绍。为了方便学者和企业管理者学习和理解，并增强可视性，我们这里构建了一个反映四维概念的立体模型，该模型把企业可持续成长定义的四个维度内涵都包括了进去。图3和图4联合构成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模型，表示了概念四个维度的内容。（图3是除去时间维度的一个三维框架；图4展示了加上时间维度的情况。）图3称为企业可持续成长三维模型（Three-dimension sustainable growth of firms Model，简称TSGF)；图4称为企业可持续成长四维模型（Four-dimension sustainable growth of firms Model，简称FSGF)。

图3所示的三维长方体模型中，立方体的长表示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动态特征维度（企业“精神成长”），该维度由知识、能力、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核心价值观五部分构成，模型中依次从左到右显示。立方体的宽表示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空间特征维度（企业“物质成长”维度），该维度依次由规模、实力和效率三项内容组成。立方体的高表示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价值特征维度（“利益兼容”维度），该维度则包括了投资者价值（包括股东和债权人）、顾客价值、雇员价值、供应商价值和其它利益相关者价值五个方面，模型中依次从下往上表示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三个维度，每一维度都包含了各自不同部分，这些部分在每一个维度的权重应该有所不同。但本文只是构建一个概念模型，目的是为学者和企业管理者提供一个思考的框架，所以这里的三维模型中，只是在价值特征维度中对投资者价值和顾客价值的权重做出了定性的直观展示。⑨ 在另外两个维度（空间特征维度和动态特征维度）上均作出等分化描述。

以往学者在研究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时往往基于一种理论作为基础进行分析，本文的模型则整合了以往关于企业可持续成长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学习理论、动态能力观、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创新理论。

Wernerfelt（1984）在Penrose等人观点基础上形成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内生性比较优势远远胜过它拥有的市场优势，导致企业可持续成长的获利能力取决于企业本身拥有的能够产生潜在租金的战略性资源。[13] 以Prahalad & Hamel（1990）为代表的企业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e）理论对企业资源论进一步引申，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能力体系，决定企业可持续成长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整合各种资源、技术的核心能力，企业的这种核心能力是企业持续成长的一种动力。[14]PeterM.Senge（1996）提出“学习型组织”，认为“未来最成功的企业将会是学习型组织，因为未来惟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PeterM.Senge还提出了“成长上限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不断反馈的环路系统，该环路系统存在促进企业成长的增强环路和限制企业成长的抑制环路。企业从孕育、诞生、成长到成熟，成长过程总会碰到各种限制与瓶颈，增强环路和抑制环路是“企业成长上限”形成的原因。[15]

Teece（1997）等提出的动态能力理论为企业可持续成长提供了动态成长的视角。认为企业须建立具有动态的能力结构来保证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成长，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16] Densetz（1998）的企业知识论是对能力理论的引申，认为决定企业能力的是隐藏在能力背后为企业掌握的知识，这种知识带来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可持续成长。[17]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开创了创新管理理论。[18] 后来学者广泛地研究了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各类创新，丰富了创新管理理论体系。创新管理理论重点强调了创新就是创造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创新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强大动力。世界上“长寿企业”的成功大都来源于创新。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存在前提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创新理论在分析企业问题时，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关于企业存在的前提，认为企业存在的前提是增加企业的价值（股东价值最大化或顾客价值最大化）。该学派认为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首先需要经营模式的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的表现可以多种多样, 如George Stalk等（1996）提到的打破行业惯例[19]，Mehrdad Baghai等（1996）指出的克服惯性、打破锁链。[20] W. Chan Kim等（1997）的突破行业的传统限制和创造新的价值曲线。[21]

本文的四维模型中空间特征维度（企业“物质成长”维度）的建立理论基础是资源基础观和创新理论。动态特征维度（企业“精神成长”维度）主要以学习理论、核心能力观、动态能力观、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理论等作为理论依据的。模型中时间维度建立的理论基础前面已经提到，是伊查克・爱迪思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型中构建价值特征维度（“利益兼容”维度）的理论基础分别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创新理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模型价值维度提到的增加企业的价值与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的前提是增加企业股东价值或顾客价值不同，这里认为企业可持续生存的前提是企业相关利益者的共同价值最大化。

于学术而言，本文希望这个模型能够深刻地洞察出以往文献中关于企业可持续成长各种不同定义的基本核心，整合出一个完整的定义，揭示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全面性。对于企业实践管理而言，这个模型能够帮助管理者们理解企业可持续成长的表现不仅仅指企业长寿，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成长内涵。另外，这个模型还能够帮助管理者们认识到企业生存和经营的目的不仅仅是只为股东创造价值，还存在一个“利益兼容”的使命。

二、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本质特征和外延

1. 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本质特征

在上面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定义中，四个维度体现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外在表现是不同的。时间特征维度是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中的“可持续性”的表现形式，直观表现为企业长寿。空间特征维度则是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中的“物质成长”，直观表现为企业长大或变强。即企业规模扩大或质的提高等企业物质层面的成长。动态特征维度体现为企业的一种自适应能力，是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中的“精神成长”，表现为企业在动荡且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下，不断突破企业成长上限，不断自我超越的一种动态过程与能力。

对于价值特征维度，本文认为它体现了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本质特征。表现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和谐共存，并为其所处的复杂系统中各利益相关方面带来价值增值过程，即所谓的“利益兼容”。换句话说，价值的“利益兼容”是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本质特征。

2. 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外延

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外延是指“企业可持续成长”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企业的数量或范围。即是指古今中外的一切性质或各种类型的企业组织，换句话说就是包括世界各国的各种类型企业。具体来讲包括4方面范畴含义：一是企业的性质范畴。即包括各种产权性质的企业，如国有、股份制或民营企业等等；二是企业的地理范畴。即包括各种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三是企业的规模范畴。即包括各种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四是企业的行业范畴。即包括各种行业的企业，如制造业企业、金融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等。有了这一外延，我们可以探讨大企业诸如国外跨国公司的可持续成长，也可以研究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私营企业等各种性质的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

很明显，在界定了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的外延后，今后我们在研究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时，就应当注意到各种类型的企业在可持续成长性方面固然有其共同属性和特征，但毕竟不同企业在上述4个范畴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企业的可持续成长问题也就有其各自特点，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分析研究。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中，绝大多数场合也被不同程度的忽视了。

三、总结

本文为企业可持续成长进行了明确、全面的概念定义，对其内涵、外延和本质特征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构建了一个四维的概念模型作为企业可持续成长这一复杂概念的分析框架。

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模型包涵四个特征维度：时间特征维度、空间特征维度、动态特征维度和价值特征维度。每个维度的构建都有其经济学或管理学理论作为基础，各自又包含一些反映该维度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容。这个模型试图通过一个概念性框架清楚地表达企业可持续成长4方面维度的关键问题，希望成为学者们和企业管理者们的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这个概念模型企图澄清和整合以往文献上已经出现的关于企业可持续成长定义的各种观点。另外这个模型有助于企业管理者们对企业可持续成长有个概念的理解，系统化地思考关于企业可持续成长问题，进而更好地制定企业成长战略和诊断企业可持续成长领域出现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些目标，本文模型的提出希望能为今后学界精炼和改进企业可持续成长概念模型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 R. Gibrat，Les inQegalitQes Qeconomiques，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Paris，1931.

② 或者称利益相关者，Freeman把利益相关者称为任何能够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企业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见参考文献11）。

③ 本文作者提出的概念，把企业这一维度的成长形象比喻成生命体物质存在介质的成长。

④ 本文作者提出的概念，把企业这一维度的成长形象比喻成生命体精神或智力的成长。

⑤ 一种兼顾所有利益关系人的需要与期望的经营策略，包括雇员、顾客、供应商、社区，当然还有投资者的利益。

⑥ Friedman（弗里德曼）所言的“颠覆性的学说”是指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请参考其名著《Capitalism and Freedom》（Friedman，Milton.1962，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⑦ 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界定方法，至今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Freeman 认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企业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并把股东、债权人、消费者、雇员、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相关的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全部归入此范畴。从而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见参考文献11）。本文为便于构建概念维度并不扭曲理论的基础上以Freeman的经典分析框架为基础把企业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文中的归纳划分。

⑧ 实际上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有不同观点，本文就认为企业可持续成长所涉及的时间是没有期限的。这里在不影响模型分析的原则下采用最经典的爱迪思的三阶段划分法。

⑨ 企业理论关于企业存在的前提假设一般都认为投资者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顾客等。

[参考文献]

[1]彼得・德鲁克.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菲利普・赛德勒. 持续竞争力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3.

[3]刘力钢. 企业持续发展论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37.

[4]芮明杰，昊光飙. 可持续发展：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目标 [J].中国工业经济，2001 (3):49.

[5]李占祥. 矛盾管理学 [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148.

[6]汤学俊. 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途径[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6-40.

[7]张维迎，周黎安，顾全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及其影响因素：分位回归模型的一个应用[J].管理世界，2005(10):94.

[8]Birley, S., Westhead. P. Growth and Performance Contrasts between 'Types' of Small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0，11（7）：535-557.

[9]彼得・德鲁克.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M]. 北京：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74：62.

[10]吉姆・柯林斯，杰里・波勒斯. 基业长青 [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53.

[11] Freeman，R.Edward.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 Pitman Publishing Inc.，1984：5-10.

[12]伊查克・爱迪思. 企业生命周期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362.

[13]Wernerfelt.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5（2）：171-180.

[14]C.K.Prahalad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J]. Ha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May-June）：79-91.

[15] Senge， P.M. The Fifth Discipline：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s [M]. New York： Doubleday， 1990.

[16]David J.Teece， Gary Pisano， Amy Shue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August 1997， 18（7）：509-533.

[17]Densetz，H. The Theory of the Firm Revisited[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8， 4（1）：141-161.

[18]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店，1990.

[19]George Stalk， Jr.， David K. Pecaut， Benjamin Burnett. Breaking Compromises， Breakaway Growth[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6，（September-October）：131-139.

[20]Mehrdad Baghai， Stephen Coley， David White. Staircases to Growth [J]. The Mckinsey Quarterly， 1996（4）：39-64.

[21]W. Chan Kim ， Renee Mauborgne. Value Innovation：The Strategic Logic of High Growth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7，（January-February）：103-112.

Interpretation of Connotation, Extens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ustainable Growth of Firm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WuZhongchao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第2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和信心，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形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部队驻守的西南地区，是当年红军长征的主要途经地。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对于广大官兵来说，就是要继承前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大力弘扬长征精神，进一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忠实履行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使命和任务。

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军魂意识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核心内容，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基础。在长征中，红军面临的重兵封锁围剿，面临党内“左”倾错误和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面临雪山草地、急流险滩的恶劣自然条件，但广大指战员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正是有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红军才拖不垮、打不烂，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履行新的历史使命，同样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需要广大官兵坚定理想信念。

坚持把理想信念作为立身之本。历史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也是我军履行使命和任务的政治基础。当前，国际环境总体上对我国发展有利，但敌对势力仍在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妄图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和我军的性质。从国内看，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社会矛盾有所增多。因此，只有坚持把崇高的理想信念作为广大官兵的立身之本，才能使我军经受住新形势的考验，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重任。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新形势下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坚决服从党的领导的信念，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强化军魂意识，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认真落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自觉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确保政令军令畅通，保持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坚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需要大力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广大官兵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打牢理想信念的思想基础；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辨别是非、美丑、荣辱的能力，保持坚贞的革命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通过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强化部队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的全面贯彻落实。

确保“三个稳定”维护人民利益

我军自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肩负的使命与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长征中，红军以对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热情，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帮助群众，与各族群众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结下了鱼水深情。现在，环境变了，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有变，永远是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是祖国西南的门户，担负着捍卫西南边疆安全、维护西南地区稳定的任务。广大官兵要把确保边防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保持部队稳定作为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在履行使命中切实维护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确保边防稳定。西南地区与6个国家接壤，边防线长达7000多公里，历史遗留问题错综复杂，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直接影响到祖国的安全和边境的稳定，捍卫边疆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广大官兵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思想，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有效管控，抓好边防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边防信息化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捍卫边疆安全的能力。

确保社会稳定。西南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敏感，“”分裂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黄赌毒私”问题比较突出，加之深化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增多，处理不当容易激化矛盾。广大官兵要站在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维护西南地区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守一方领土、保一方平安、促一方稳定的政治责任感，根据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制定和完善反恐维稳预案，有针对性地搞好研究和演练，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确保部队稳定。确保边防和社会稳定，部队稳定是前提。只要部队坚如磐石，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应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官兵在国家和军队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顾大局、讲奉献、守纪律，经得起利益得失的考验，保持思想稳定。同时，积极帮助官兵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充分调动积极因素，融洽内部关系；加强管理，防止各种精神垃圾和有害信息对部队的影响；加强经常性的教育管理，认真落实条令条例，严格规章制度，以部队的稳定带动和促进边防稳定、社会稳定。

树立大局观念密切内外团结

长征的胜利，是红军在党的领导下，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胜利。新形势下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仍然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为履行新使命、完成新任务提供坚强支撑。

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不断增强部队的凝聚力。长征中，严酷的斗争环境使红军指战员深深懂得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大家以高度的阶级友爱和革命责任感，自觉维护部队内部的团结，同志之间、官兵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亲如兄弟、情同手足。继承红军优良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就要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维护部队内部团结。应把依靠官兵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部队建设发展、忠实履行使命任务的根本立足点，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深入持久地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应端正对士兵的态度、增进对士兵的感情；健全民主机制，畅通民主渠道，倾听群众呼声，关心官兵疾苦；端正部队风气，公道正派处事，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和谐的良好军营氛围，激发官兵爱岗敬业、献身国防的热情。

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为部队搞建设、打胜仗积蓄强大力量。长征中，红军紧紧依靠和团结各族群众，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和强大敌人。这揭示了一个真理：兵民是胜利之本。在新形势下，部队现代化水平提高了，武器装备更新了，战争形态变化了，但紧紧依靠人民办国防、建军队、打胜仗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原则丝毫不能动摇。应从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全局出发，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和军民共建活动，自觉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热爱人民群众，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母，积极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进一步巩固新形势下的军政、军民鱼水情。

进一步密切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和谐。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加强和维护民族团结尤为重要。在长征中，红军所过之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的穷乡僻壤，民族隔阂较深。红军之所以能够顺利转战大西南，就是因为模范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工作纪律。在新形势下，广大官兵要像当年的红军那样，深入了解少数民族，真诚热爱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和风俗习惯，积极支援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坚持“两个务必”永葆政治本色

长征中，各路红军以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激战嘉陵江，翻越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地，革命的洪流始终滚滚向前。长征中所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我军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传家宝。在新形势下，广大官兵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葆我党我军的政治本色。

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长征精神是一种革命创新精神。红军高举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旗帜，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伟业。历史昭示我们，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和军队永葆生机的源泉。继承红军优良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就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事物，用创新的理念解决新问题，努力做到在思想上有新解放、工作上有新思路、实践上有新创造，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坚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军队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带头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边防，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应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端正工作指导思想，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多做一些得民心、暖兵心的事，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坚持工作高标准，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脚踏实地，任劳任怨，争创一流业绩。

第3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创新/维度

【正文】

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从民族、国家、政党紧密联系的3个方面精辟地阐明了创新的价值目标和重要作用。当前，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按照同志要求，就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因此，创新观念、创新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必将涉猎、渗透、凝结在诸如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理论、体制、科技等领域或层面。其中，理论创新则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思想基础。对此，本文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几个维度及其关系问题谈点浅见，以达共勉。

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链条结”、逻辑纽结维度来看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孕育、创立之日起，其理论思维发展的“轨迹”并非是一条直线，而是随着时代的特征、历史的条件、实践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等情况而与时俱进，并紧紧和上述情况以及形成创新思想的“源”和“流”凝结在一起，呈现为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不同性质和同一性质的“链条结”、逻辑纽结。而凝聚在其“链条结”、逻辑纽结的思想营养、思想精华则是创新，从而内在必然地形成创新和“扬弃”超越的关系。马克思理论的创立本身是一种创新，而且是根本性质不同的革命变革。它“扬弃”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扬弃”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扬弃”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测的有价值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革命的改造；同时又溶入了新的发现，从而进行理论创新，以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创立了以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部理论基础的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从其根本性质、历史地位、价值目标、伟大作用诸方面，都远远超越了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及其理论。这种超越是不同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的“质”的飞跃，是“突变”。从科学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连续性分析，除上述不同性质的质变、“突变”外，仍然存在着同一性质理论在不同条件下的“量”的扩展、超越。这种理论创新的“量”的扩展、超越，是在坚持整体理论体系的前提下，对某些局部或个别的结论，因实践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某些调整、修改或改变，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的体现。譬如：处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出发，拟从资本主义很高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冲破其狭隘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尖锐化，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推理而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因此，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列宁发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并由此得出了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论断。列宁于1915年在《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选集》第2卷第554页，第3版)上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取得胜利的理论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是符合逻辑思维发展规律的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性质理论思维发展“轨迹”上的“量”的扩展、超越、丰富和发展的范例。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根基点、生长点维度来看创新和求实求真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实践性。其理论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实践是孕育、产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肥沃土壤”，因而其理论创新一刻也不能离开实践。这就决定创新和求实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成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中轴线”。其中，求实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求实的必然和结果。没有求实的创新，不是科学唯物论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没有创新的求实，是死板的机械唯物论的求实，是没有生命力，没有发展前途的。这里所说的“求实”是求实的“静态”和“动态”的辩证统一观，它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坚持一切从现存的事物的实际出发；二是指坚持一切从事物变化了的实际出发；三是指坚持一切从不同时空、不同条件下事物的实际出发。这是创新的前提，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求是”。求是是指探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性。它也包括3层含义：一是指事物某一层面的规律性；二是指不同层面的规律性；三是指较深层次、更深层次的规律性。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阶段。第三阶段是“求真”。求真是指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或正确反映)，即指在人们的头脑里包含着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客观内容，是客观真理，而且是已被实践反复检验的客观真理。这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到人们获得认识的成果即获得客观真理阶段。人们获得客观真理，只能说是处在“客体主体化”形成人们的正确思想阶段。那么，要实现人们的正确思想，以其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变革客观事物，以实现人们的价值要求、价值目标时，就是求实和创新辩证逻辑思维发展的第四阶段，即“主体客体化”阶段，它也是求实和创新辩证统一关系在其运动、辩证发展的一个周期的最后阶段，即落脚点。从求实和创新这一辩证逻辑思维运动分析，“求实”、“求是”、“求真”以及实现其价值目标各个阶段，都是紧紧和创新联系在一起。由此可知，求实思想和创新思想是指对同一个问题思考的两个侧面，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对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纽结。

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特征的科学性、真理性维度来看创新和继承坚持的关系

科学性、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和根本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160多年来，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巨大的感召力、无法估量的震撼力影响着全世界，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提供着科学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矛盾观点”、“辩证唯物观点”、“实事求是观点”等一系列基本观点永远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科学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交织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这一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将灭亡的特殊规律，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雇佣劳动剥削的本质，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的“症结”。“二战”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某些新的变化，诸如：通过发展合作制、股份制、基金投资等手段，使部分财产权在社会层面得到扩散；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有效地运用计划经济的调控等手段，提高了社会保障水平；通过跨国公司，以科技领先地位尤其是高科技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得到相对稳定的发展。但这一切变化，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因而说，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整体上科学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并不因其某些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也不因其某些局部性或个别结论的改变。而失去其科学理论耀目的真理光芒。正因为如此，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就必须要在继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进行。只有这样的理论创新，才是可靠的、坚定的、坚持正确方向的科学创新。

四、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形势下、新条件下，指导实践的社会功能维度来看创新和“结合”发展的关系

第4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谱写的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中国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重温红军长征胜利的光辉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长征的胜利是党的领导的胜利，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正确指导理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我们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取得新胜利的根本保证。

回顾长征，在我们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从长征的全过程看，有3个生死攸关的全局性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首先是正确的战略方向，其次是正确的军事指挥，再就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必须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以实现全党意志、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而这3个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一个坚强的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正是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才有了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等英明决策，彻底扭转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才能在敌军的重兵围堵中适时调整战略方向，使战略退却转变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才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维护党和红军的高度团结统一，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根本上说，是党和红军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形成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只有按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办，中国革命才有希望。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源自于他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的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形成了党的正确理论指导。正是有了正确理论作指导，我们党才能够制定并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能够实现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才能够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凝聚全党全军力量，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正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长征。当前，我们国家发展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显期，同时面临着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在这样一个风险和机遇并存的关键发展阶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大党，要保持全党高度统一，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决维护和服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军事建设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最根本保证。

第5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70年前，红军战士战胜世所罕见的艰难困苦，铸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象征。长征精神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

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

崇高的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灵魂，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力量源泉。

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

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鼓舞着广大红军将士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缺衣少食，弹药匮乏，吃的是草根，咽的是树皮，头上敌机轰炸，四周敌军围追堵截，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雪山草地，翻越了高山峻岭，实现了三大主力会师，走上抗日救国前线。红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广大指战员们对革命理想执著的信念，靠的是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一位红军老战士在回答“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你们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也不倒下？”的提问时，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理想！革命理想大于天。”正是靠着这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前进的道路被敌人封锁了，就在崇山峻岭、深山峡谷中辟路前进；部队被敌人截断了，就以钢铁般的意志实行突围；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抛石块，血战到底。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无数先烈战死沙场。如果说懂得为崇高理想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话，那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正是这样一支钢铁劲旅。

长征胜利表明：共产主义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是红军长征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铸造了我们的军魂！

二、牢记宗旨心系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长征时期，党坚持这一宗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为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长征途中，物质极其匮乏，甚至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但红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这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长征途中，红军所过之地绝大多数是偏辟的山区、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每到一地，就积极动员群众，宣传北上抗日的方针，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不动群众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帮助各民族人民群众建立起人民政权和革命武装。红军将士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大力支持。当地广大人民群众主动为红军捐粮草，给红军带路，照顾伤病员，甚至参军打仗，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长征。

长征胜利教育我们：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得民心则兴、失民心则亡，这是铁的规律。因此，弘扬长征精神，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心系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胸怀全局严守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明纪律的政党，党的纪律是全党意志的体现，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胸怀全局，是模范执行党的纪律的前提。只有胸怀全局，严守纪律，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长征的胜利是党和人民军队铁的纪律的胜利。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从革命利益出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严守纪律，真正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只要上级一声令下，坚决完成战斗任务，可谓“军令如山重，纪律似铁坚”。懋功会师时，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7团刚翻过雪山到达镇口，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原路返回盐井坪，为会师部队担任警戒。该团没有任何怨言，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疲劳，重翻夹金山，到达指定地点。长征中，红军将士还自觉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得到了沿途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

长征中，红军团结统一，严守纪律，还表现为各部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以及同闹分裂搞独立的行为作斗争。长征中的各路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虽然独立进行，但在长征这一全局中，大家密切配合，互相支持。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曾发生过和红军的严重事件。党中央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战胜了的分裂主义，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

长征胜利告诉我们：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障。同样，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也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艰苦奋斗甘于奉献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我们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在探索兴党、强国、富民的道路上，艰苦奋斗作为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党百折不挠，顽强进取；作为图强求兴的奋斗方式，使我们党在改变中国面貌的历程中创造出辉煌的业绩；作为高尚纯洁的政治品格，确保我们党在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巍然屹立。

第6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院前诊断

主要临床表现　①心前区疼痛：突然发病，休息或含服硝酸甘油不缓解。常烦躁不安、出汗、恐惧、有濒死感，部分病人有低热，但40％糖尿病人无胸痛表现，这可能与糖尿病并发神经病变，使痛觉传导发生障碍，这类病人常易误诊误治，且死亡率较高。②恶心、呕吐，上腹疼痛：主要是膈肌受刺激时所引起。③低血压和休克：常伴有血压下降，部分病人出现休克表现。④呼吸困难：发绀，烦躁，重者可发生肺水肿或心力衰竭。

心肌梗死病人的主要体征　①心率加快或减慢：心尖区第一心音减弱，可出现第四心音或奔马律。部分病人在发病2～3天出现心包摩擦音。②心律失常：以室性改变――早搏多见，休克、心力衰竭者分别出现相关的体征和血压的改变。③心电图的改变：按发病的不同时期，心电图可有相应的典型改变，有助于诊断和治疗。a．超急期：出现高尖的T波，S-T波上抬逐渐成弓背向上型，可持续数小时，但不超过24小时。b．急性期：出现坏死的Q波，T波逐渐下降甚至倒置，持续数小时至数天。c．稳定期：上抬的ST段逐渐回至基线。T波倒置加深而呈冠状，仍可见坏死Q波。

另外，对于病人有较重而持久的胸闷或胸痛者尤其是老年人即使心电图无典型改变也应考虑本病发生的可能。再有，不典型的心梗病例，可不出现以上的特征改变，故心电图对心梗的诊断准确率仅达60％～70％。因此应紧密结合典型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尤其是超急期病人的心电图有“假正常化”时，其心肌还未发生不可逆坏死，但却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电生理学状态，此时不必等待，应按急性心梗处理。这对预防猝死，防止梗死面积扩展具有重要意义。

院前急救原则

①进行生命体征和心电监护，预防和控制致命性的心律失常，这是急性心梗院前急救的重要内容。②对有适应证者，尽快采取再灌注疗法，如现场溶栓等。③应用其他方法降低心肌耗氧量，改善心肌供血，以达到挽救濒死心肌、缩小梗死面积的目的。④对症治疗：提供生命支持，维护心肌功能和防止并发症。⑤尽可能将病人送到条件好的医院，最好送到有介入治疗能力的医院。

院前急救处理

吸氧　采用鼻导管或面罩，流量为3～4L／min，吸氧浓度40％左右。

镇静止痛　病人常因疼痛剧烈伴有濒死感，如不尽快解除疼痛，心肌缺血会进一步加重，因此，应迅速给予镇痛药物。常用：吗啡，2～5mg，im，5～30min可重复使用；杜冷丁，50～100mg，im，4～6h重复1次。

建立静脉通道 尽早应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具有直接扩冠解痉挛，增加侧支循环血流，降低左室前负荷的作用。用法如下：硝酸甘油，0.3～0.6 mg，立即舌下含服，几分钟后疼痛不缓解可重复1次。建立静脉通道进行静滴，硝酸甘油5μg／min，每5～10min增加5～10μg／min。最大剂量不超过30μg／min。如病人出现心动过速或血压下降时需慎用或停用硝酸甘油，并加快输液速度。

应用抗心律失常药物　预防和治疗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利多卡因：1mg／(kg・min)，iv，每5min重复1次，总量可达200mg后给予静滴，维持量为1～4mg／(kg・min)。主要用于室性心律失常。阿托品：0.5mg，iv，每5min重复1次，总量不超过2 mg。如需维持，用1mg加入500ml液体静滴。急性心梗伴有心动过缓，心输出量下降及周围循环灌注不足时，应用阿托品效果好，也可用于急性下壁心梗合并II度II型房室传导阻滞者。

第7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椎管内麻醉是临床常用的手术麻醉方式，通过麻醉局部的脊神经来发挥镇痛效果。在手术过程中，患者神志清醒，会受到手术室环境的影响而出现各类负面情绪、并引起生命体征不稳定，进而影响手术的进行。因此，需要在麻醉维持过程中给予相应的环境护理，以保证手术过程的顺利实施。为探讨研究手术室环境护理在椎管内麻醉手术中的应用价值，该研究分析了2010年1月―2012年9月期间手术室环境护理在椎管内麻醉手术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期间在该院接受椎管内麻醉的患者纳入研究，纳入标准：①明确的原发疾病诊断，符合手术指征；②收住院完善各项检查后给予椎管内麻醉手术；③麻醉方式包括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硬膜外麻醉和骶管麻醉；④无其他合并症；⑤取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签订知情同意书；⑥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共入组120例患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给予手术室环境护理的观察组和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每组各60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39例、女性21例，年龄37～57岁、平均（45.2±6.2）岁；对照组患者中男性40例、女性20例，年龄35～56岁、平均（44.8±5.8）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给予手术室常规护理，包括体位摆放、体温维持、环境清洁、监测生命体征、记录出入量等。

1.2.2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在手术室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环境护理措施，具体包括：①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向其交代手术室环境，使其尽快熟悉陌生环境、较少不必要的焦虑；②麻醉诱导及维持过程中，保持手术室安静、亮度适宜，避免噪音及强光对患者的刺激；③保持环境温度与患者体温适宜，及时为患者覆盖被褥。

1.3 观察指标

1.3.1 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 麻醉诱导前，观察两组患者的负面情绪情况，包括HAMA焦虑评分、HAMD抑郁评分。

1.3.2 两组患者的血液动力学指标 做手术切口时，观察两组患者的血液动力学指标，包括收缩压、舒张压和心率。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8.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

2 结果

麻醉诱导前，观察组患者的HAMA评分、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做手术切口时，观察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及心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椎管内麻醉是临床上常用的麻醉方式之一[1]，通过将麻醉药物注入椎管内的某一间隙，来阻断脊神经的传导功能，进而发挥麻醉效果[2]。对于接受椎管内麻醉的患者而言，一方面，当其进入手术室后，处于陌生的缓解之中，加以对手术操作认知不够，会引起紧张、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不利于麻醉诱导工作的进行[3]；另一方面，在麻醉完成后，又由于患者神志清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知医生的手术操作过程，当手术开始时可诱发应激反应并导致生命体征不稳定[4]。因此，需要针对该情况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方法[5]。

目前的临床经验表明，麻醉诱导前的负面情绪情况以及手术切口时的生命体征情况是评价椎管内麻醉患者围手术期状态、反应手术室环境护理价值的重要指标[6]。为此，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就从麻醉诱导前的负面情绪以及手术切口时的生命体征两个角度分析了手术室环境护理在椎管内麻醉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探寻椎管内麻醉患者合适的手术室环境护理方式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8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关键词】 晚期癌症；难治性疼痛；重度生存痛苦；姑息性镇静治疗

本次研究选择2014年1月～2015年3月接受姑息性镇静治疗的晚期癌症难治性疼痛患者2例， 通过姑息性治疗缓解难治性疼痛合并重度生存痛苦， 取得良好效果及满意度，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例1：患者女， 74岁， 临床确诊结果为卵巢癌晚期， 且腹腔广泛转移。入院时表现为剧烈疼痛， 伴发腹胀、重度恶心、呕吐症状， 其中数字疼痛评分（NRS）为10分。给予持续皮下注射吗啡220 mg/d， 疼痛缓解明显， 数字评分4分， 但恶心呕吐、腹胀等临床表现程度加重， 情绪烦躁、激动、不安， 服用胃复安等药物后疗效较差。经主治医师、科主任与姑息镇静治疗组讨论病情后决定将治疗方案调整至中度治疗方案。主治医师将调整后治疗方案及利弊告知患者及家属。经医患双方充分交流后， 患者及家属同意姑息镇静治疗方案，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同时以持续性加量方式给药[1， 2]。起始给药剂量为5 mg咪达唑仑静脉推注， 1 mg/h维持剂量经微泵持续给药， 联用吗啡（180 mg/d）、丁溴酸东莨菪碱（150 mg/d）及氟哌啶醇（15 mg/d）， 持续性密切监控患者脉搏、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 2 h患者意识Pamsay评分3分， 生命体征平稳， 焦躁、激动等不良情绪受到明显缓解， 未诉疼痛。治疗2 d后， 调整药物剂量， 咪达唑仑（维持）、东莨菪碱、氟哌啶醇、吗啡用量分别调整至0.5 mg/h、100 mg/d， 10 mg/d、150 mg/d， 患者意识Pamsay评分2分， 恶心呕吐、烦躁等临床表现不明显， 腹胀症状较轻， 疼痛轻度， 同时经静脉途径给予营养支持措施。6 d后患者可进食少量流食， 恶心呕吐等症状不明显， 可与家属进行简单交流；患者及家属均对本次姑息治疗效果表示满意。治疗持续70 d后， 因多器官功能衰竭及恶病质， 患者死亡。

例2：患者男， 75岁， 临床确诊为肝癌晚期， 肺、骨及腹腔多发性转移， 入院后可见重度疼痛（疼痛评分10分）， 入院检查显示肝衰竭、肝性脑病及肝肾综合征， 通过皮下持续性注射大剂量吗啡缓解疼痛， 最高240 mg/d。由于患者长期处于卧床状态， 臀部附近出现大面积压疮， 促使疼痛加重。患者入院后表现为全身水肿、无法进食、血管塌陷、全身酸胀感、激动、烦躁不安， 全身情况极差， 严重衰竭， 每日不止， 出现重度生存痛苦。经充分考虑后， 将患者姑息镇静治疗计划调整至深度持续性治疗。患者及家属均表示同意深度镇静治疗方案， 并理解具体治疗措施。医师通过快速加量方式以达到深度镇静目的， 咪达唑仑起始剂量5 mg（缓慢静脉推注）， 1.5 mg/h经微泵持续给药， 重复静脉推注5 mg， 密切监控患者意识， 此时患者呼吸、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均维持在正常最低值。次日， 患者暂时性恢复意识， 出现烦躁情绪， 抓扯输液器械， 立即静脉推注咪达唑仑5 mg， 30 min后患者保持安静状态。第6天， 患者出现瞳孔左右不等散大、血压持续性下降、喉头痰鸣音等表现， 家属放弃心肺复苏， 患者死亡。家属对本次治疗效果表示满意。

2 讨论

晚期癌症患者难治性疼痛通常并发其他痛苦临床表现， 疼痛症状可暂时性缓解， 但并发临床症状缓解难度较大， 甚至可加重。若临床发生此类情况， 需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完善治疗思路，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患者出现并发症是否为可逆性并发症， 若为可逆性并发症， 需积极采取治疗措施。本次选择患者属于晚期卵巢癌， 且腹腔广泛性转移， 伴发不完全机械性肠梗阻症状， 不符合手术条件， 患者年龄较大， 且具有恶病质， 由于并发症不可逆， 故选择姑息性镇静治疗以达到缓解患者巨大痛苦的目的[3]。②若并发症不可逆， 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镇静深度， 待症状缓解后， 维持药物最小剂量。本文患者在维持最小剂量后生命体征平稳， 直至死亡， 姑息镇静治疗持续时间共70 d。③在姑息镇静治疗期间可联合应用其他具有对症治疗效果的药物， 如恶心呕吐症状可选用氟哌啶醇、肠道腺体及临终气道腺体分泌可应用丁溴酸东莨菪碱进行抑制。④姑息镇静治疗目的是尽可能减轻患者痛苦， 提高生活质量， 让患者在生命最后时间有尊严的离去。在患者入院治疗期间， 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适当药物及镇静措施， 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本例患者在浅度镇静的前提下， 同家属通过语言进行简单交流， 维持患者生命尊严， 给予其最佳临终关怀。

综上所述， 姑息性镇静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痛苦， 缓解不良情绪。该医疗模式不仅能够节约医疗资源， 还能从最大程度上缓解患者痛苦、安抚患者家属、提高治疗效率， 给予患者最佳临终关怀， 值得在临床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参考文献

[1] 霍田宇.中医外治癌性疼痛疗效评价与思辨.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2] 宋俊梅， 付曦.癌性疼痛治疗现状.现代医药卫生， 2015， 31（7）： 1010-1013.

第9篇：维持生命体征范文

关键词：长征；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04-04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不朽史诗。长征不仅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永恒的精神丰碑，而且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纪元――延安十三年这一伟大的时代。长征也因此被视为影响中国革命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而载入史册。综观历史，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之所以最终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既是以为代表的党中央战略抉择的结果和长征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结果。正因为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可靠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才得以浴火重生，中国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华民族才得以凤凰涅。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最大贡献。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客观上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落脚点

首先，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为党中央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大革命失败和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存在并且能够发展的五个条件，即第一，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而保存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上述五个条件，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外，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与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思想上不谋而合，能够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经过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失败后，刘志丹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军事运动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尤其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2]此后，围绕根据地建设，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的基础上，陕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组建了工农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各种革命法规、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在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陕西省委被破坏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能够根据客观情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根据地的中心从靠近统治区的照金转向南梁，并以南梁为基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照金三路游击区，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这就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革命的中心必然要向西北转移。大革命失败后，东南沿海地区是政权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剿”产党和红军是其“戡乱”的既定战略。早在发动对中央苏区大规模“围剿”之际，即声言：“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分心，则覆亡随之。”[3]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革命中心不可能长期位于敌人势力厚重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期处于滇系、桂系、川系等传统军阀绝对控制之下，革命基础非常薄弱；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实际上控制了京、津、冀、热河、绥远等华北要地，东北和华北的革命活动因此受到重创。在全国范围内，唯有西北地区相对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控制较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因有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等地方民族势力的控制，革命力量也极为薄弱，红军西路军的兵败即是重要证明），并且西北特别是陕甘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持续开展着革命运动，革命基础较好。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鉴于东南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堡垒，陈独秀在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中即提出过关于把革命重心转向西北的构想，建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应放在西北方面。但“西北学说”因被批作“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而抛弃，甚至连正式印发的《中共五大政治报告》也只字不提“西北”，完全了陈独秀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内容。[4]而红军长征从东南辗转二万五千里一步步被压缩到西北，包括后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恰恰体现了这一革命的客观形势。

在长征机动转移背景下，党中央首要目的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在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确切消息之前，中央曾先后六次改变落脚点，分别是：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停止去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建立川西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创造云贵川苏区；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再次决定建立川西苏区；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1935年9月11日俄界会议决定在中苏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向东发展。但上述落脚计划没有一个变为现实，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地方缺乏良好的革命基础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条件外，主要受制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因此，直到1935年9月20日，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从报纸上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消息（并从与贾拓夫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后，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最终决定将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5]关于中央走进长征落脚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给予评价：“一年来，他们南征北战，含辛茹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他们不再是一伙在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6]353-354显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以来苦苦寻觅的最佳落脚点。

曾高度评价陕北革命根据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7]297所谓落脚点，即为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大后方；所谓出发点，即为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创造了条件。这“两点”充分体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在长征胜利中的重大作用。

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对党忠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为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树立了典范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且开创了党中央在陕北领导全国革命的新局面，关键离不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对党忠诚，尊重和拥护中央权威。

长期以来，从思想上建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第一位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宗派主义思想对党的影响很大，是党内产生严重分歧的重要思想根源。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革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我们党领导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在远离中央、分散和彼此间互不统属、互不接触的情况下，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往往交织在一起，是长期影响党内团结、削弱中央权威的两大因素。然而，这种情况又是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是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对此，指出：“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7]363可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是在尊重历史、承认现实基础上为了最终肃清山头主义作出的选择。但从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全局来看，山头主义毕竟有损于党的团结统一，其严重者甚至会分裂中央，破坏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权威。这其中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分裂中央事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北苏区后，按照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原本可以在川陕甘三省交界建立根据地，但是由于的军阀作风和山头主义思想作祟，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对抗中央的决议，甚至妄图危害中央，致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川北苏区，从而使在川陕甘落脚的计划流产。

相较于山头主义及其对中央权威的蔑视，陕北根据地的党组织自始至终对党中央有着高度的尊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精诚团结，反对分裂，尊重中央和上级派来的领导。在西北工委成立之前，陕北存在两块根据地，分别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分属不同的上级领导。尽管如此，两块根据地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团结、携手并进，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尤为可贵的是，两块根据地都尊重中央和上级领导。谢子长（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高岗（陕西省委破坏后派驻红四十二师党代表）、朱理治（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驻西北党代表）、聂洪钧（任沪局与北方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等同志作为上级代表在根据地内或作为主要领导、或拥有极大的权力，即使他们与根据地内的同志产生过矛盾，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然注重维护其权威，从来不搞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一套；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即与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分别由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和程子华担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最高军事领导人刘志丹只做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显然是对红二十五军尊重与让步的结果。二是在失去与党中央联系的情况下，主动派人去中央请示和汇报工作。如，贾拓夫在1934年1月代表陕西省委赴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中央汇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刘志丹在入狱前曾写信给党中央和，主动请求得到中央的领导和指示。[6]358三是顾全大局，服从中央指示和工作安排。对红二十五军反客为主、参与肃反扩大化、伤害陕北根据地的同志等以怨报德行为，当时根据地内一些人议论纷纷，为此，刘志丹、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保证了军队的稳定；在陕北“肃反”事件中，刘志丹等在明知“左”倾领导人会逮捕自己的情况下，仍然顾全大局，服从上级的命令，决心据理力争，尽可能抵制“左”倾错误。对此，李曾评价说：“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8]陕北“肃反”虽然被及时制止，但当时对在“肃反”中受到迫害的同志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包括刘志丹、在内的根据地领导人实际上仍然受到“肃反”牵连，被降级使用。但刘志丹、等毫无怨言，他们相信党中央、来了，一切事就好办了。[9]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刘志丹对前来送行的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10]四是积极扩红支前，全力以赴保卫党中央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央到达陕北后将根据地扩展到以陕甘苏区为中心的陕、甘、宁三省）。为了粉碎反动派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新一轮军事“围剿”，陕甘边区动员一切力量投入革命战争。1935年冬，边区党政军民积极响应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提出的“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苏区和扩大红军”的三位一体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据马文瑞回忆，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7000人，亲自到陕北省委作了动员布置，并派李指导陕北的扩红工作，不到一个月即完成了扩红任务，接着在（1936年）3月底前又超额完成扩红2400人的任务。[11]由于动员工作扎实，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红军人数就翻了近两番，总数由原来的1.1万人发展到2.8万多人。这还不包括2.3万名游击队、赤卫队队员。[12]与此同时，边区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保证了红军的充裕供给，进一步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为红军东征、西征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提供了强大的后方和战略基地，而且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策源地。

通过上述这些事迹，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忠诚于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的崇高品格和风范。在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的背景下和在长征的关键时刻，这既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走进陕北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主观条件，也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树立了光辉典范。

三、对党忠诚，维护中央权威，做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红军长征走进陕北落脚点，这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大转折。抚今追昔，我们在为脚下这片红色土地曾经创造的辉煌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时，更应该时刻牢记历史和现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大力弘扬陕北革命精神，努力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人。

第一，必须牢牢坚持党的领导，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实现国家统一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首先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威。马克思主义者向来追求民主和自由，并且以之作为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准，但马克思主义者也从来不讳言在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树立权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曾指出：“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13]在《集权与自由》中，恩格斯还强调：“集权有其存在的历史的和合理的权利！集权是国家的本质、国家生命的基础，而集权之不无道理正在如此。”[14]以此观之，近代中国之所以四分五裂长期不统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中央权威，晚清政权如此，政权亦如此。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陕北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建立了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并成为近代以来最具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中央权威，关键在于全党的拥护和支持，特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地和党中央站在一起，自觉维护中央权威。经过九十五年的发展，我们党团结和统一的基础更加稳固，中央权威更加稳定，这是实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胜利的首要保证。在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时刻，全体党员更应该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对党忠诚，一切向中央基准看齐。

第二，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自觉为人民做实事。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5]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真正意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并且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和团体，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成为长征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因为群众工作出色，所以刘志丹、谢子长、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才获得了“群众领袖”“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和“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的最高评价。中国共产党95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因此，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就必须首先对人民忠诚，坚持人民立场，一切以人民为本，踏踏实实地为人民干实事，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第三，必须牢牢坚持党的纪律观，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作风作为一个政党阶级本质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外在体现，是判断一个政党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而有无良好作风、能否发扬良好作风，不仅取决于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而且更取决于政党有无严明的纪律做保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从根本上讲是与根据地有着铁的纪律分不开的。根据地在政权建设过程中，把严惩贪官污吏、树立清正廉洁作风作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边区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工农监察部，履行维护纪律的重要职责，并制定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16]刘志丹经常告诫大家：“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17]陕甘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赵连碧（刘志丹表弟）抢劫老百姓财物，在三嘉塬被公开处决；从苏联回来的干部潘志远顺手采摘了群众的香椿，受到严厉的批评；即使高岗这样的领导干部，因违反群众纪律也被撤销了红四十二师政委……正是由于严明了党、政、军纪，当时陕甘边根据地“从政府主席到区、乡干部，廉洁奉公，弊绝风清”，因而深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被历史反复印证了的真理。在我们党遇到“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挑战的现实背景下，要做一名政治上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必须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牢固树立规矩意识，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9-50.

[2] 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99.

[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G].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35-36.

[4] 贾兴权.陈独秀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408.

[5] 杨奎松.中央红军是怎样立足陕北根据地的[J].党史博览，2006，（6）.

[6]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出版社，1986.

[7] 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 李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上的讲话（油印稿）1980年10月11日[Z].西安：陕西档案馆.

[9] 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216-217.

[10].群众领袖民族英雄[N].人民日报，1979-10-16.

[11]马文瑞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00-101.

[12]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228.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96.

[1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日报，2016-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