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第2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第3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第4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实践诠释;新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一、“迂回过渡”:列宁对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进行实践诠释的理念转变

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领导人在国内战争胜利后,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有效地克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摆脱了当时面临的巨大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如果说在国内战争初期,一切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俄国具体的革命实际,果断地实施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政策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么,国内战争胜利以后,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领导人则同样坚持从当时俄国的具体建设实际出发,吸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建设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问题上,实现了建设理念由“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的革命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决定的:其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是一种适应战争需要的“临时措施”,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事实上完成了其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其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超越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加剧了国内战争的破坏性,引发了1921年春较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其三,政策执行失当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列宁指出,“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试图建设、夯实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直接过渡”的建设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予以改革,必须让渡给一种更能够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建设理念即“迂回过渡”的建设理念。

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进行实践诠释的政策调整

实现建设理念由“直接过渡”到“迂回过渡”的革命性转变,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意味着列宁在对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进行实践诠释的问题上实施了重大的政策调整。

(一)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等,以此实现同农民的妥协与让步,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农业经济制度基础。

尽管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具有形成的必然性,但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我们认为存在严重的政策失当问题。苏维埃政权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可能选择,一种是不考虑农民的感受,只考虑如何能够拿到粮食。这种做法的体现是‘余粮收集制’。另一种是考虑农民感受并考虑如何能够拿到粮食。这种做法的体现是‘粮食税’。事实表明,余粮收集制的做法是破坏性的,而粮食税的做法则是建设性的。列宁强调,“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大经营,增加播种面积;代表大会正用这种办法来调整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且相信,用这种办法一定能够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在列宁看来,“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由此可知,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再加上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等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实现了同农民的妥协与让步,事实上建设了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农业经济制度基础。

(二)在工业方面,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工业国有化、恢复私人小企业、实行国家工业化等,以此实现同工业资本家的妥协与让步,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工业经济制度基础。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政府针对资金、原料、燃料短缺和国家工业难以振兴的现实境况,在推进农业经济制度改革的同时加紧推进工业经济制度基础的建设,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工业国有化,主要有租让制和租借制两种形式。租让制是要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来发展苏维埃俄国的经济。而租借制则是将国有企业租借给国内资本家、合作社以及个体劳动者的过程。“租让――这是同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缔结的一种同盟。应当对租让的性质有清楚的了解。这是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金融资本缔结的一种经济联盟、同盟、合同……”。租借制更是如此,即“资本家将同你们在一起,外国资本家,即承租人和租借人,也将同你们在一起,他们将从你们那里攫取百分之几百的利润,他们将在你们那里大发横财。就让他们发财吧,但你们要跟他们学会做经济工作。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建成共产主义共和国。”由此可知,无论是租让制还是租借制,其实质上就是对工业资本家的妥协与让步。

除了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工业国有化的工业政策之外,还有两个政策,一个是恢复私人小企业,另一个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列宁指出:“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实行国家工业化的方针,将原来高度集中的“总管理局制度”和统收统支办法变为“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新体制,努力扩大企业自。由此可见,列宁强调用国家资本主义代替工业国有化、恢复私人小企业、实行国家工业化等,其实质是以此实现同工业资本家的妥协与让步,从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工业经济制度基础。

(三)在商业方面,用自由贸易代替国家垄断贸易,实现由实物交换到货币交换的革命性转变等,以此实现同商业资本的妥协与让步,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取而代之的是实物工资和国家垄断贸易,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个体劳动者的生成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在恢复自由贸易、发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迂回过渡”。在某种程度上,“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政策,适合于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通过推行粮食税、自由贸易、租让制等措施,刺激工农业生产和市场贸易,来达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

新经济政策中的自由贸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物交换阶段,1921年3月,俄共(布)中央和粮食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关于商品交换的条例,规定在地方范围内生产者个人之间或生产者通过合作社与国家之间,可进行实物交换。即“在全国范围内,或多或少要按照社会主义方式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并通过这种商品交换来恢复作为社会主义结构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强调“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之间实行系统的商品交换或产品交换,无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关系,就不可能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十分巩固的经济联盟。”第二个阶段是货币交换阶段,在列宁看来,恢复货币交换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退却,“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综上所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强调在商业方面用自由贸易代替国家垄断贸易并实现由实物交换到货币交换的革命性转变等,其精神实质是以此实现同商业资本的妥协与让步,从而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的市场经济制度基础。

三、“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一)“新经济政策”开启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

列宁从国内战争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实施以“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成功地实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诠释,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开启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

(二)“新经济政策”开拓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新经济政策”不仅开启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开拓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向我们展示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和谐社会经济基础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实施改革;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向我们展示了在改革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过程中,必须实施渐进式改革,必须实施“迂回过渡”,从而促进经济制度渐变。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借鉴意义。

(三)“新经济政策”创建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和谐经济发展道路。

新经济政策强调在农业、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实现相互协调的发展,从而“迂回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及和谐社会,事实上创建了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制度基础的和谐经济发展道路,因为和谐经济指的是在谋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各种利益的协调和融洽。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第5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列宁；体制转换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第一次领导了苏维埃俄国的体制转换，即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体制转换，列宁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高超政治艺术和能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危机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就爆发了，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实行余粮收集制；大、中、小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化工资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参加体力劳动。

1920年底，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并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但苏维埃政权却面临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即农民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对苏维埃政权越来越不满意，对苏维埃政权推动的余粮收集制越来越反感。农村出现危机。危机状态表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关系出现严重问题，共产党的政策严重脱离农民，苏维埃政权已经处于危机状态。

事实上，国内战争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的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遗憾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些问题没有及时着手分析，凭着决策的惯性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而在任务、环境和条件都发生变化的态势下造成了一系列危机现象的出现。到1921年初，布尔什维克党决策高层面临着困难的选择：要么冒着与多数农民为敌的危险，继续强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要么废弃原有模式，选择农民所能够接受的政策。喀琅施塔得事件对列宁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列宁看到，党如果不改变政策，不进行体制改革，就会被人民群众，因此必须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1921年党的十大完成了决策层面的转变，出台了新经济政策。这时期，列宁在经济上实行粮食税、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开动市场机制；在政治上缩小肃反机构的职权和作用，初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思路，成立了苏联。经过一系列政策性的调整和转变，苏联平稳地遏制了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

实行粮食税以后，共产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农民手里上缴粮食税后的余粮。如果余粮上市则商品货币关系就会复活。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将商品货币关系看成是同资本主义关系连在一起的东西。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阶段，列宁还想在粮食税的框架内通过产品交换来阻止商品交换。但在1921年秋天产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页）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及时取消国家与农民进行的产品交换，让农民走向市场。列宁号召大家“学会经商”。这时期列宁不再强调“国家强制”的方法，不再敦促使用最革命的手段，而是强调，俄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在列宁看来，余粮收集制是一种革命办法，而新经济政策则是改良主义的办法。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列宁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比如列宁曾经明确说，“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列宁全集》第42卷，第182页）“到1921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强攻’办法即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1921年春天的政治形势向我们表明，在许多经济问题上，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阵地上去，从‘强攻’转为‘围攻’。”（《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5、226页）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党纠正错误的正确方针，“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5页）。而“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占人口多数所造成的种种特点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列宁全集》第41卷，第208页）

三、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

列宁最初是将新经济政策作为反危机政策加以实施的，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不断推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决策高层也不断地反思和探索，导致全党战略思想和整个体制的变化。在不断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要骑着新经济政策这匹骏马跨入社会主义，认为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应该看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绝不仅仅是政策性或策略性的调整和改变，而是一个模式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转变。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佳模式和道路。在国际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共产党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给党规定的任务是：不要拉着农民走，推着农民动，而是同农民一道前进，使用农民最熟悉的语言，照顾到农民切身利益，运用无产阶级特有的悟性，将农民引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同农民在一起，与农民一起前进，这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是新经济政策的主题。

列宁说：“新经济政策＝（1）检验同农民经济的‘结合’。（2）检验同资本主义的（既同商业的、也同工业的）（既同俄国的、也同外国的）竞赛。”（《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7页）在这里，列宁实际上道出了新经济政策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其一，新经济政策容易同农民结合，易于被农民接受；其二，党通过这种政策可以同资本主义展开经济竞争。社会主义需要热情，但仅靠热情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还要将革命热情与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苏维埃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合作社途径建设社会主义。

第6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历史背景；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4-0255-02

一、正视新经济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首先实施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但在1921年则转变为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转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直接原因，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国内仍然存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为了渡过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从1918年春天直至1920年底，帝国主义对其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国内也爆发了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爆发的自然灾害，使得苏俄的农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损失，经济的凋敝使得广大群众的生活十分艰难，人们不满的情绪日益滋长，工农联盟也面临着破裂的危险，针对当时的紧急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措施，转变了发展战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了由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转变。

推动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因则是在于俄国的落后。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统世界的局面被打破，如列宁所言，俄国打开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缺口。但是，就俄国具体国情而言，则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基础方面都欠发达，如何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在1918年指出：“按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按工人的政权力量说来，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比任何英国和任何德国的还要先进，而同时按相当完善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按文化水准，按施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准备程度说来，我们俄国无产阶级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都还要落后。正因为这种特殊情形，遂使现时工人们应当向那些决心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相当认真帮助组织大规模国家生产之最有文化、最有天才和最有组织能力的资本家提出必要的特殊的“赎买”，这难道不明显吗？”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这些均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践，列宁和俄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当代价值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

（一）对中国三农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在政治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妥善的处理好农民、农业、农村的问题。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城乡居民之间收入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正确处理好三农问题，保护农民的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以粮食税为核心内容的，是以农民问题为新经济政策拉开序幕的，列宁认为这“首先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态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农村农业作为突破口的。在基本国情方面，中国与苏俄之间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首先是政治经济都相对落后，同时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却不是农业强国，同时，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农民为改革开放付出的代价与应当得到的利益不对等，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矛盾不断加深，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列宁多次之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实现工农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新时期，我们应该大力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统筹城乡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争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更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

第7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文献综述

“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1899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一书，从此，民主社会主义者开始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自经济危机产生以来，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积极行动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并在不断的分析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危机观。

一、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观按照其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形成，与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有很大关系。1929 年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之中，在对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对策上，传统的经济学说都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笼了，他提出必须依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林建华在《社会党国际论纲》中提到“凯恩斯的这场经济学革命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划定了历史的界线，而且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第二阶段：以“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了具体阐述：“……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时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第三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方案。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人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

2008年9月26日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在参加第63届联合国大会时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全球金融问题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呼吁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实际上是以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基本观点

（一）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

民主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经历了一个从左向右的转变过程。

1976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指出“国际资本主义的明显失败表明，需要对国际经济问题采取全新的态度，这种与以往过时的和信誉扫地的方式决裂的全新态度只能是、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态度”。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党人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回归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1983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中把经济危机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这实际上是践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之后很长时间，民主社会主义都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制度层面上的失误。英国工党的主要理论家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这个制度总体上存在一个危机，他不可能规范金融家来解决。”弗雷德・莫斯利也发文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问题是更有根本性的――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金融体质的危机，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应对措施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研究不同意识形态应对危机的举措对我国应对危机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价值。

1. 国家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西方社会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危机观。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声明宣布：“公有制可采取把下游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指出，左派之所以为左派，是因为其对市场的危险表示关注，国家需要对市场的暴行经常地进行控制。“传统左派，同时也有许多社会人，总是按照原有对国家的理解来制定政策，其目的是尽可能地用国家权力取代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

2. “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社会党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198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中指出：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与通货膨胀这对孪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购买力才能成功，而这只能是通过计划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

3.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京东宣言》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在国内经济民主化和确立经济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各国互相谅解和合作，建立一个全面的，共处互利的国际秩序”。1980十五大进一步补充：“危机证明了现有的经济秩序没有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实行财富的公正分配……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实践效果及面临的困境

第8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 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第9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 近代英国 社会保障政策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社会保障政策的出现和形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客观要求，或者可以认为是经济现代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成果，其中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保障政策得以出现和发展的最核心因素。工业文明的发展在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工场手工业）、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三个历史形态，与之相伴随，社会保障政策的演进也大致与此同步，经历了一个从原初自在到被迫自为，进而实现主动自觉的三部曲发展历程。因此可以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推动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英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也对同一时期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和演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经济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原初现代化与原初自在阶段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原初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的形成①。16～18世纪中期，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英国就处于工业文明的原初现代化时期。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出现了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形态，本文将其称之为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按照伯奇（R.C.Birch）的观点，英国社会政策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初现代化时期的都铎王朝末期，其发展是和英国现代化所引起的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②，而以贫民救济法形式出现的1601年《旧济贫法》，就是英国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

都铎王朝末期，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而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特别是因圈地运动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沦为流浪者的状况，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激烈的动荡。为了缓和矛盾，都铎王朝统治者：一方面出台法令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流浪者，另一方面又采用安抚手段，通过实施济贫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原初自在阶段的社会保障政策应时而生。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即《旧济贫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在济贫问题上的职责，《旧济贫法》把救济对象分为无依无靠的孤儿、无劳动能力的贫民和有劳动能力的贫民三类，只有在贫困线以下的贫民才可以接受救济；规定由教区具体组织实施济贫；授权各郡征收济贫税，并要求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旧济贫法》虽然打上了中世纪的烙印―由教区而非辖区负责的济贫院救济制度，而且把济贫与惩贫结合在了一起，但它毕竟开始了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因此初步具备了社会保障的性质。它的颁布，无论是对于化解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流浪和失业问题，还是对于维持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旧济贫法》标志着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萌芽。

工业革命与被迫自为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是，工业革命在生产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生产了极度贫困问题，因贫困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发人深省，如机器对工人的奴役，童工的使用，看病难、看病贵，老无所养以及糟糕的城市卫生环境等，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以维持英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就成为摆在英国统治当局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1795年，战争和农业歉收引发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这加剧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困难，为此，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以应对，其中最有力的措施就是颁布了《斯宾汉姆莱法》。它打出了“公平收入”的口号，把低收入家庭人口和面包价格作为发放救济金的标准，主张救济标准和物价涨幅挂钩的原则。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济贫范围，使工资收入者也得到了某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而且突破了原来的教区济贫院救济制度，转而采取了居家原则救济贫民的模式。

到了工业革命后期，随着前期贫民救济制度的实践和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一个希望系统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因贫富分化而出现各种社会问题的新贫民救济制度，就成为英国政府的现实诉求。1832年，威廉四世宣布成立“济贫行政与实施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对全国济贫情况进行调查，两年后，英国议会根据拿骚・西尼尔和爱德文・查德威克的“济贫报告”，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即《新济贫法》。《新济贫法》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③，提出了贫民救济制度的“劣等处置”原则、“济贫院检验”原则和“政府统一管理”原则④。然而，《新济贫法》不仅带有明显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而且还存在缺陷，特别是与后来的福利政策相比差距甚大。但其积极面也不容忽视，《新济贫法》的颁布表明，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急剧的贫富分化所引起的社会分裂，已引起了当局的高度重视，统治者希望借助立法形式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生活，以达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而且从其实施的结果来看，其不仅加强了政府的责任，还使济贫工作由原来的混乱状况开始向国家统一有序管理的方向迈进。《新济贫法》的颁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工业革命造成的诸多问题逼迫的结果，是工业革命意想不到的一个成果。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主动自觉阶段的英国社会保障政策。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近代英国的经济现代化也随之完成，但是这一时期英国却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社会政策的现代化问题。伴随经济现代化而来的普遍的贫困问题其严重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失业问题、健康问题、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儿童保护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都日愈严峻，要求英国政府以顶层设计的方式拿出一套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政策，以改变前一阶段应急式的贫民救济制度。

正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1906年上台的自由党政府主动通过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得以系统地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规范。这一时期是英国近代社会保障政策出台最为集中的时期，内容涉及养老金、失业及医疗健康等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养老金法》和《国民保险法》的颁布。1908年的《养老金法》“为社会政策树立了新的原则”，即确立了英国养老金制度的普遍性和免费性原则：养老金成为了公民的一项权利，“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并由中央统一拨款，“虽然有对收入的严格限制，但已没有了对实际贫困程度的检验”⑤。1911年的《国民保险法》由《失业保险法》、《国民健康保险法》两部分组成，体现了国家是实现个人幸福工具的思想。前者对失业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并由国家负责个人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后者强调了国家对个人健康的责任，进一步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关系角色上的重大转换，但其实施范围相对有限，只针对有工作的人。

因此，1906～1914年期间颁布的多项社会保障政策立法，使英国完成了社会保障是国家给予个人的一种恩惠，向社会保障是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转变，原有歧视性色彩和对穷人的羞辱性规定成为了历史，进而实现了从济贫制度向社会保障政策的过渡，它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一次根本性转变，标志着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正式形成。

思想文化现代化对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演进的影响

与工业文明的进程同步，伴随着近代英国经历了原初现代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现代化变革历程，其思想文化领域也经历了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不断演变，即反映原初现代化阶段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济贫”传统和“平等”理想，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功利主义，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期的国家干预理论。这种社会保障政策思想体系的延续性和发展性非常明显，应该说，这种思想文化的不断现代化，也是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发展与确立的重要动力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对“平等”理想的追求。英国的“济贫”传统与“平等”理想是和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中。

基于对平等理想的追求，受到欧文的“理性社会制度”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的费边社，于1884年宣告成立。费边社的基本主张被称为“费边社会主义”，“其核心是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协作精神”⑥。费边社会主义尤为强调平等，但认为平等是一种立足于才能基础上的“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是要求能力和成就的平等，而是要求环境、组织机构与生活方面的平等”⑦，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在“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基础上，1896年，韦伯夫妇提出了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这后来成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原则之一。

费边社会主义为1900年英国工党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1918年的工党宣称：为了确保全体劳动者能够得到劳动的全部成果和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工党的目标是要对每一行业能够进行民主管理与监督，进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对于这样一个具有明确纲领、严密组织和广泛社会基础的政党，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漠视它的存在。“对平等的追求，第一次把英国社会发展的天平压到了对它有利的那一面。”⑧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的现实，工党的创建和快速发展，对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费边社会主义对“济贫”传统的继承和 “平等”思想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政策，促使政府开始系统承担贫困、健康等社会问题的责任，这为英国从贫民救济向社会保障迈进提供了历史惯性和精神动力。

功利主义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挑战。直至19世纪末期，传统自由主义一直是英国政治与社会思潮的主流。在传统自由主义者看来，“社会”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它只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集合。这反映在社会保障理论方面，则认为贫困是个人的责任，它的解决只能靠自己而不是社会。政府只要在社会生活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私有财产、个人主义与契约自由的有效运作，“社会公平”的目标就会自动实现。因此，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几乎所有的传统自由主义者都提倡自由放任政策，反对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施加不必要的干预；都认为由国家主导的济贫制度非但不能改善贫民的生活，反而会恶化贫富双方的生活状况；都强调贫民要靠的是自己而不是国家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状态。因此，这种只有“个人观”而没有“社会观”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产生“保护多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⑨。然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处于深刻变革中的英国社会，人们开始关注国家对个人的责任问题，其中穆勒的“有限的自由与有限的干预”理论和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广为流传，受此影响，英国被迫实施了包括济贫法在内的一系列早期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可以说，这是在经济现代化浪潮下，一次不自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想的现代化。

传统自由主义让位于国家干预理论。到了20世纪初，英国对原有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密集调整并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其理论基础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核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加剧，与后起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相较而言，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出现相对衰落的趋势，经济发展从之前的一路领先变为渐次退后，“世界工厂”地位受到了挑战。日益放慢的经济发展，使英国依靠高速增长来自发调节社会不适的模式不可持续，以贫困为核心的诸多社会问题再次突显起来。

在对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声中，英国出现了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呼声。新自由主义抛弃了传统自由主义对国家干预理论的拒绝态度，转而强调自由的有限性与可共享性，认为一切关于教育、劳工的卫生及其任何涉及自由的现代立法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国家为了自由本身的缘故必须进行干预”⑩。

集体主义认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应该成为公共生活的准则，因为社会是“高于它的各个成员相加之和的东西”。他们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是在平等条件下为全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证的唯一途径。国家要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比如指导和管理经济生活、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服务，就是政府的分内之事。集体主义理论因符合二十世纪初英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被广泛接受，并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改革。

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贫困是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造成的，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个人，因此必须重视居民最低生活标准问题，“应该保证我们社会的所有成员拥有起码的基本生活水平”，国家必须干预社会生活，“尽力给它的全体成员以同等的机会”。若对此加以漠视，则“国家不仅会在金钱上，而且会在国民体质的衰弱、道德败坏以及社会灾难等方面付出代价”。由此可见，不论是新自由主义、集体主义还是费边社会主义，他们所持基本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社会政策问题上，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社会改革，呼吁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并制定有效的社会立法。这些要求和主张反映了20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因而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总之，近代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和形成，是英国社会政策现代化的生动体现，是近代英国伴随着经济现代化、思想文化现代化之后的又一现代化成果，这极大地丰富了英国现代化进程的内涵和外延，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英国的社会发展。近代英国的历史发展证明，只有实现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社会政策的全面现代化，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稳定才具有坚实的保障。

（作者单位：西昌学院）

【注释】

①王桂玲：“新经济视角下英国原初现代化研究―英国初始现代化的条件分析”，《集团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②R.C. Birch， The Shap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gman， 1974， p7-8.

③⑥陈晓律：《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0页，第56页。

④[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⑤Maurice Bruce， The Coming of the Welfare State， 4th edn.， London 1972， p178.

⑦⑧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第111页。

⑨周建明：《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国的挑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7～118页。

⑩Robert Eccleshall， British Liberalism， Liberal Thoughts from the 1860s to 1980s， Longman， 1980， p194.

[英]柯尔：《费边社会主义》，夏遇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