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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运行分析精选(九篇)

县域经济运行分析

第1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经济金融政策的传导者。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神经末梢,对国家实施经济金融政策,实现经济金融协调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县(市)支行需要适时向地方党政通报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使其及时了解掌握每个时期的国家金融工作动向,为地方经济决策提供相应的政策依据和参考。

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者。在当前县域金融改革仍未到位、金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县(市)支行密切关注县域经济动态,配合地方产业政策的实施适时对银行机构进行窗口指导,引导银行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增加有效信贷投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关注县域农村经济发展,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引导农村信用社及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入,加强和改善支农金融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好金融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上的作用。

县域经济金融信息的反馈者。人民银行职能调整对基层人民银行包括县(市)支行的经济金融运行统计、分析和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县(市)支行需要加强对县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的监测和数据收集,并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通过数据分析透视县域经济金融运行态势;对县域经济金融运行中的一些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调研,提出合理化建议;跟踪调查反馈国家经济金融等政策在县域的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县域金融工作的协调者。县(市)支行的职能作用之一,就是协调好地方党政与金融部门的关系,促进地方党政与金融部门的相互支持与配合。县(市)支行应充分考虑并根据基层人民银行工作职责的要求,把握、协调、处理好与相关各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银行的职能作用,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维护金融稳定。

县域金融稳定的维护者。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县(市)支行在预警分析、判断和协调机制等方面发挥作用,需要县(市)支行积极结合县域经济金融运行情况,研究建立县域风险动态监测、预警指标体系;主动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建立维护金融稳定工作的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主动向地方政府汇报县域金融风险状况,建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维护县域金融稳定的工作机制,形成维护县域金融稳定的工作合力,确保县域金融平稳运行。

第2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 要] 文章采用ArcGIS9.3、Super Decisions、GeoDA9.5空间统计软件,运用地理加权模型(GWR),通过选择新疆县域经济影响因素并设定量化标准,对新疆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及空间可视化分析,探索了不同影响因素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产业产值、农村人均纯收入、人均财政支出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均具有正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步减小,而人均财政支出贡献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且各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总结新疆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对其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 ] GWR;新疆;县域经济;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XJGRI2015119);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14BJL050)。

[作者简介]刘晓婷(1988-),男,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陈闻君(1969-),女,江苏张家港人,教授,中亚经贸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一、引言

2014年5月28日至29日,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要推进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强县乃强区之基,新疆县域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因此,分析新疆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对促进新疆经济健康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县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且不少学者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采用泰尔指数、变异指数、基尼系数等方法对中国的东部地区城市间、沿海与内陆间等区域进行研究,认为区域经济差异主要由经济全球化、经济自由化及区域发展政策所引起 [1 ] [2 ];国内学者采用类似的方法对省际间、中东西三大地带以及全国等区域的研究较多,并从自然地理条件、产业结构、文化素质、民族宗教信仰及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驱动力分析 [3 ] [4 ]。但这些数量统计方法都是在假定区域之间相互独立,且不存在任何相互作用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的,这样势必会忽略空间的相互作用,并且不能够真实地反映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变格局,故先前的统计方法及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具体到新疆地区,很多学者对新疆县域经济差异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5-8 ],但大多集中于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等方面的研究,或者采用计量模型方法、因子分析法、图量分析法来探讨新疆县域经济差异水平 [9-11 ]。虽然也有学者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进行空间差异性研究 [12-14 ],但是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进行新疆县域经济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的成果却没有。2005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50年来新疆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各国经济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2013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新疆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故笔者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利用2005年、2008年、2013年的相关数据,通过GWR的空间计量地理学方法,对新疆82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新疆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实践依据。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05年、2008年、2013年3个年份作为研究截面,所有数据均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2006年、2009年、2014年)》以及各县域的统计公报数据,在研究过程中对数据的处理主要采用Super Decisions、GeoDa9.5、Arcgis9.3等相关软件进行。

(二)指标选取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空间概念,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有很多,各因素通过具体指标量化表示,另外考虑到新疆各县域数据的可获取性,笔者参考相关已有文献 [15 ]对影响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聚类分析,找出各类代表性指标,同时结合新疆县域经济实际情况,选取人均GDP(y)、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1)、非农产业产值(X2)、农村人均纯收入(X3)、人均财政支出(X4)作为研究指标。

(三)研究方法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空间相关性是用来揭示空间属性在区域内呈现的分布特点,通常用Global Moran,s I指数来测度,公式如下所示:

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是对普通线性回归模型的扩展,其主要贡献是能够将空间权重矩阵灵活运用到线性回归模型中,且可将空间结构分异直观地展现出来,故在空间地理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6 ]。模型结构公式如下:

其中,y为因变量向量(n×1维),Xik为因变量矩阵(n×k维),(Ui,Vi)为第i个样本点的空间地理位置,βk(Ui,Vi)表示变量k位于回归点i的回归系数,εi为n×1维向量,且服从正态分布函数。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i (i=1,2,…,n)观测点使用了加权的最小二乘估算了每个参数的向量,权重设为观测点i到其他观测点的距离的函数 [17 ]。根据空间地理学第一定理,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计算的权重函数有高斯函数、反距离函数、距离阈值函数等。除此之外,带宽的优化和选择对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精度影响也很大,常用的方法有AIC信息准则法和交叉确认等 [18 ],笔者选择由Bowman提出的交叉确认来确定最优带宽,计算公式为 [19 ]:

三、实证分析

(一)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借助GWR模型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研究之前,需对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如果新疆各县域经济水平不存在空间效应,则运用一般的计量方法进行模型参数的估计,反之,则需将空间效应纳入GWR模型中进行研究。

基于公式(1),采用GeoDA9.5软件对新疆各县域人均GDP的Moran,s I指数进行测算(如表1所示),并对其进行z检验(p≤0.05),发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Z临界值为1.96)。

由表1可知,2005年、2008年、2013年的Moran,s I的统计值都为正值,且介于0.182713-0.415414 之间,说明新疆各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相毗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也趋于邻近,而非随机分布,这为建立GWR模型奠定了基础。所以,可以对新疆县域经济的影响因素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

(二)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GWR模型分析

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忽略了空间效应,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模型设定不恰当问题。同时,由于估计出的回归系数被假定为一个常数,因此也就无法揭示各影响因素对空间格局县域经济的影响,为了解决此问题,笔者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并将空间相关性引入到GWR模型设定中。GWR模型如下:

式中:,β1(Ui,Vi)(t1i)为固定资产投资回归参数;β2(Ui,Vi)(t2i)为非农产业产值回归参数;β3(Ui,Vi)(t3i)为农村人均纯收入回归参数;β4(Ui,Vi)(t4i)为人均财政支出回归参数。笔者运用 Arcgis9.3软件对GWR模型进行计算,模型的诊断结果如表2所示。

与OLS模型对比,发现GWR模型的R2和校正R2均提高了0.04,表明GWR模型的拟合度要高于OLS模型,其AICc比OLS模型显著收敛了6.6905,表明GWR模型比OLS模型有所提高,即GWR模型解释更多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变动情况。蒙特卡罗方法能够进行显著性检验,如表3所示,通过对GWR参数值的P值检验,进行五分位统计测算回归系数的显著性,结果显示自变量有较为显著的空间不稳定性。

将地理位置演变的回归系数运用地图可视化方式表达,以直观体现变量间相互关系的空间异质性(见图1、图2、图3、图4)。

1. 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空间变化特征。图1显示,总体上固定资产投资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具有正向作用。从空间分布来看,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系数呈现东疆地区偏高,向南疆和北疆回归系数逐渐减小的态势,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因素在哈密、吐鲁番地区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地区。到2008年,回归系数最高点逐渐向西、南移,主要出现在巴州的且末县,和田地区的民丰县、于田县、洛浦县以及阿克苏地区的阿瓦提县、沙雅县、拜城县、温宿县等地。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系数最高值出现在和田地区,回归系数呈现从西南到东北逐渐减小的变化趋势,且回归系数相对于2005年、2008年也有降低的态势。从这三个年份固定资产投资回归系数空间变化对比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影响最大地区逐渐由东疆向南疆地区移动。同时,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的最高值范围相对于2008年有缩小的态势,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渐减小。

2. 非农业产值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空间变化特征。如图2所示,非农业产值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作用。从2005年、2008年、2013年的GWR模型非农产值回归系数空间演化来看,2005年的非农产值回归系数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降低的态势,最高值出现在哈密市、巴里坤县、鄯善县、若羌县等地,最低值出现在和田市,克州的乌恰县及喀什地区的皮山县、泽普县、叶城县等地。说明非农产值在高值地区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要高于低值地区。2008年非农产值回归系数的变化趋势与2005年基本保持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回归系数的最高值的区域范围呈现逐渐向北迁移的趋势。2013年新疆非农产值对县域经济发展的GWR模型回归系数呈下降趋势,且回归系数的最高值范围有缩小的趋势。

3. 人均纯收入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空间变化特征。由图3可知,农村人均纯收入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从农村人均纯收入回归系数的时空变化图上看,200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呈现从巴州地区的且末县与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向喀什地区、克州地区逐渐减小,巴州地区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回归系数较小,表明农村人均纯收入对这部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小。2008年回归系数最高点向东部和北部地区即若羌县、尉犁县移动,次之为伊犁地区和塔城地区及和田地区的民丰县,哈密地区则为农村人均纯收入回归系数值最小的地区。到2013年,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出从南到西、南疆到北疆逐渐变小的格局。从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比较分析,回归系数的高值主要出现在南疆三地州,天山北坡一带、延边高寒地区的回归系数则相对较小,同时,回归系数的高值区域呈现空间集聚分布。

4. 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空间变化特征。由图4所示,人均财政支出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从三个时间点回归系数的空间演化来看,2005年人均财政支出回归系数从南向北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最大值出现在且末县、民丰县、于田县、洛浦县、和田县、墨玉县等地,说明人均财政支出对县域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最大;其中最小值出现在阿勒泰和哈密地区,表明人均财政支出对该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所起的带动作用较小。到2008年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即哈密地区以及巴州的东部地区向西逐渐减小的趋势,其中,塔城地区和阿勒泰地区为人均财政支出回归系数最小的地区。2013年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呈现出从东疆到西部,从南疆到北疆逐渐下降的趋势。

四、结论与启示

(一)固定资产投资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

2005年影响重要程度从东到西逐渐转移,2013年影响重要程度则呈现由西南向东北逐步转移的趋势。同时,固定资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逐年下降。这是由于新疆自2005年以来,过度注重对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而忽略了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投入。结合固定资产投资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特征,新疆各县域要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加大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天山北坡一带的县域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凭借自身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走科技创新的路径,加大对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吸引高素质人才和优质资金,引进先进的技术,应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牵引力来拉动经济的发展,进而起到示范辐射带动作用。而南疆三地州地区的县域大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目前经济发展更多依赖资金的投入而不是技术的革新,因此,一方面应进行适度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发达地区的示范带动以及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进行技术革新,进而形成优势,发展食品产业集聚来推动经济发展,例如和田的大枣和核桃。同时,库尔勒、阿克苏、哈密、吐鲁番应加大对特色农产品产业的投资力度,进行品牌化生产来带动经济发展。

(二)非农产业产值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从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比较分析可知,影响的重要程度由东向西逐渐转移,回归系数的高值点主要分布在东疆,低值点主要集中分布在南疆三地州,表明非农业产值对东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较大,而对南疆三地州所起的拉动作用较小。因此,各县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根据自身条件做出适合本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对经济发展起正面影响的因素应继续保持及改善,对经济发展起反面影响的应找出原因,积极引导,并不断改进,进而最终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东疆地区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实现由资源消耗型向高端制造、服务业转移,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进而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南疆三地州应在受援的同时不断提高自己的“造血”功能,要以市场为导向,生产优质农产品,逐渐培育农业龙头型企业,促进传统农业的优化升级,进而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同时也应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特色,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三)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从三个不同的时间点比较分析,回归系数的高值主要出现在南疆三地州,而天山北坡一带、延边高寒地区的回归系数则相对较小,同时,回归系数的高值区域呈现空间集聚分布。表明农村人均纯收入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在逐年增加。因此,一方面政府要对落后县域地区尤其是对南疆地区继续实施粮食直补,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同时,要加大农村实用性技术的培训力度和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力度,提高农民生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根据市场需求,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特色优质农产品,追求产品的品牌化,促进农产品的深加工转化,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逐步减少出售原始产品的比例。除此之外,借助国家的优惠政策,继续开拓农产品市场,培育一批农产品运销大户,把分散的农产品收集起来并运销出去,进而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四)人均财政支出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2005年人均财政支出回归系数从南向北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2008年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呈现从东即哈密地区以及巴州的东部地区向西逐渐减小的趋势,到2013年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呈现出从东疆到西部,从南疆到北疆逐渐下降的趋势,且回归系数最高值的区域范围逐渐增大,表明人均财政支出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日益增强。因此,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要加大其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通讯、信息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使其逐步起到示范、辐射、带动周边落后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对于落后县域则应加大对医疗卫生、教育水平、社会保障、交通设施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时,暴力恐怖事件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此国家要继续增加对边境兵力部署的财政支出,以维护新疆长治久安,进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可见,揭示新疆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不仅为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而且对县域经济的科学合理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选取的指标虽有代表性,但并未涵盖所有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诸如地理区位因素等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这些将会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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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法;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6)09-0064-02

一、文献综述

关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研究,学者们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樊元等(2007)从县域产业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甘肃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李天国(2013)借鉴偏离份额分析法,运用结构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全国5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产业发展变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地理位置分散,各自资源禀赋迥异,导致各地方产业结构与优弱产业具有不同特征;沈琪琪等(2014)以辽宁省民族地区为研究视角,指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与全国存在同构现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对称。以上学者多以研究某省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合理性和竞争力为主,对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研究较少。县域是省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升级的支撑,而民族自治县域的发展影响县域整体经济发展,因此,借鉴学者们研究成果,运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分析新疆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探索其产业结构的优劣。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在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应用广泛的方法,由美国经济学家Dunn等人于上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上世纪80年代初Dunn集各家之长总结为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偏离-份额分析法可以分析区域产业变动趋势是否与参考区域相同,可以间接判断区域产业结构竞争力状况。

运用偏离-份额计算分析时先将研究区域某一时期的经济总量分解为n个产业部门,计算每个产业的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然后加总即可得到研究区域的相应分量。

(二)数据来源

以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2014》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4》中新疆83个县域三次产业产值和地区总产值。以2009年6个民族自治县域产值和三次产业产值为基期,2013年6个民族自治县域产值和三次产业产值为末期,2009年和20 1 3年83个县域总产值和三次产业总产值为参照数据研究。

三、新疆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偏离-份额分析

运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分析新疆民族自治县域2009-2013年县域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侧重分析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竞争力偏离分量,因此,不列份额分量,具体计算结果如下表。

依据表分析,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看,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结构总偏离均为负值,焉耆、察布查尔、和布克赛尔产业结构偏离量居前三位。焉耆的第三产业产业结构偏离最大,导致其总偏离较高;察布查尔第一产业偏离最大,导致总偏离为负值;和布克赛尔第二产业偏离最大,导致总偏离较大。从产业竞争力偏离量看,竞争力偏离量有正有负,除焉耆、和布克赛尔、塔什库尔干外,其他县域产业竞争力偏离量均大于0,说明焉耆、和布克赛尔、塔什库尔干的县域产业结构在83个县域产业中不具有竞争优势,其他3个民族自治县域产业结构具有竞争优势,其中巴里坤、察布查尔、木垒的竞争优势在新疆83个县域产业中居于前三位。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新疆6个民族自治县域2009-2013年增长期内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分析可知,从产业结构偏离分量看,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偏离分量均为负,说明6个民族自治县域的产业结构素质与新疆83个县域产业结构素质相比偏离较大,需进一步提高三次产业的素质,促进县域经济总量增长。

第4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经济特区;海南

一、评析原理

第一,评析意义。城镇化的本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进步状况的重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代化水平。

第二,评析原理。目前城镇化水平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类:一是单一指标法,通过一个最能反映本质,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定量描述城镇化水平。国际和国内的通用方法是计算城镇人口比重,尽管这个指标较好地描述了人口向城镇聚居的状况,但由于体制上的差异,直接用这个指标测量我国的城镇化存在很大问题。二是综合指标法,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小城镇建设,而是伴随工业化过程而出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人口、非农产业、资本、市场由分散的农村地域向城镇集中的过程。科学评价某一地域的城镇化水平时若只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反映城镇化程度,不可能全面正确地反映城镇化的全部内容。

因此,本文将采用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从人口结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选取11个城镇化相关指标,建立并运用分层次评价模型及相应指标体系,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地域分异特征进行测度分析。

二、评析模型与方法

(一)评析模型

城镇化是大部分农村人口逐步脱离农业向城镇转移,城镇规模扩大与数量增多、非农产业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进而引起农村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基础设施乃至思想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有鉴于此,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基本原理,可以构建包含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四方面的区域城镇化水平的分层次综合测评模型:

u=a×p+b×c+c×j+d×i ①

①式中:u、p、c、j、i分别表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a、b、c、d为权数,且a+b+c+d=1。

(二)指标体系

基于前述测度原理和模型,建立起由综合层——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内涵层(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和指标层的三层架构。其中综合层起导向和约束作用,以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u)加以表征;内涵层旨在明晰县域城镇化的多维内涵支撑,分别以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p)、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c)、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j)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i)加以表征;指标层则包括了依据上述原则与思路所选择的11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三)评析方法

1、原始数据标准化。鉴于指标间的量纲不同,为了消除数据间的屏蔽效应,有必要对数据进行规一化处理,本文采用正规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变换,其公式为:

bi=(ii-imin)/(imax-imin)②

②式中:b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标准值;ii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值;imax、imin分别为各过程支撑力指标的原始最大和最小值。

2、分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内涵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因此,加权平均分析法来分别人口结构城镇化指数、产业结构城镇化指数、经济发展城镇化指数和基础设施城镇化指数,相应的算法公式为:

p=0.3×u1+0.4×u2+0.3×u3 ③

c=0.4×u4+0.3×u5+0.3×u6 ④

j=0.4×u7+0.4×u8+0.2×u9 ⑤

i=0.5×u10+0.5×u11 ⑥

3、合力指数计算。采用层次分析法,构造出判断矩阵进行排序,经cr一致性检验后得出综合层的初始权重,并根据专家意见,将公式①中的a、b、c、d权重值修正为0.2、0.3、0.3和0.2,据以进行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的计算,即:

u=0.2×p+0.3×c+0.3×j+0.2×i ⑦

三、地域分异特征评析

(一)数据采集处理

由于部分相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来源存在一定时序不连续性,本文主要对2008年度海南经济特区16个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异特征进行评析。数据以《海南统计年鉴2009》(海南省统计局,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为主要采集来源,并与16个县域2008年统计公报数据相互校验,从而保证了原始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按照上述处理步骤,根据公式②-⑦可以计算得出16个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见表2)。

(二)分异特征分析

结合表2中的海南经济特区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及排名,按照0.4及以上、0.3-0.4、0.2-0.3、0.1-0.2的分级标准,将2008年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分成四个量级(见表2),并绘制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示意图(见图1),据以考察和分析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特征。

1、差异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一是县域个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排名第一位的昌江县(0.4900)与排名最后的乐东县(0.1370)综合指数差距达0.3530。二是量级群体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差异。各量级之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平均群体性差距也分别达0.1045(ⅰ、ⅱ量级之间)、0.1005(ⅱ、ⅲ量级之间)和0.0591(ⅲ、ⅳ量级之间),而ⅰ、ⅳ量级之间平均综合指数差距则达0.2641。

2、失衡性。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指数具有一定失衡性。首先是内部结构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与各内涵层指数排名位序存在一定程度错位。其次是地域空间失衡。各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地域空间分布大致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东部分布着3个ⅰ量级县域(文昌、琼海和万宁市)和2个ⅱ量级县域(陵水和保亭县),而且都是旅游业较为发达的滨海市县;西部只有1个ⅰ量级(昌江县)和1个ⅱ量级县域(东方市),这两县市都是海南经济特区由来已久的工业强县。余下的大部分ⅲ、ⅳ量级县域则大致处于中间过渡地带(见图1)。

3、线路趋向性。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大都临近线路(东西线环岛高速、海文高速和东西线海榆公路)分布,而且除定安县为内陆型县域之外,其余8个均为临海或滨海县域,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交通线路和海岸线趋向性(见图1),表明交通线路(陆、海)及其衍生区位条件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助推因素。

4、反垂直地带性。7个较低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ⅲ、ⅳ量级)近乎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乐东县除外),尤其是中西部山地、丘陵地区;而9个较高城镇化综合指数县域(ⅰ、ⅱ量级)也基本分布在周围的沿海滩涂地带(定安县除外),地域分异表现出明显的反垂直地带性,即海拔高地区城镇化综合指数低(见图1)。表明山地丘陵等高海拔地形仍是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推进的重要制约因素,并成为县域乃至全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5、中心趋向性。由图1可以看出,地处海南岛北端的海口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周边的文昌市、定安县和澄迈县3个县域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均较高,均属于ⅰ、ⅱ量级,指数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和第6位。地处南端的三亚作为海南经济特区旅游、创意经济中心,其周边的4个市县城镇化综合指数也较高,尤其是陵水县和保亭县,县域城镇化综合指数均属于ⅱ量级,排名分别为第7位和9位。这表明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中心趋向性,即临近区域中心城市的县域城镇化水平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三亚作为新兴区域性中心城市,其对周边市县发展的带动能力有待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差异性、失衡性、线路趋向性、中心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构成了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的地域分异特征。这既是海南建省办特区30年来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的客观结果,也是深入和准确探究未来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和开发建设,尤其是城镇发展努力方向和障碍因素的认知起点。海南经济特区县域城镇化水平地域分异的差异性与失衡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均衡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任务;而中心趋向性、线路趋向性和反垂直地带性特征,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加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周边市县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推动交通线路沿线市县发展等未来地区城镇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1、赵显洲.基于城市化本质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j].北方经济,2007(7).

2、仲盼,罗守贵.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定中存在的问题及调整方法[j].经济体制改革,2006(3).

第5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关键词: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经济发展 邯郸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195-03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晋冀鲁豫四省交汇处,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春秋时期就作为一个地方经济中心的城邑见于史册。邯郸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丰富,近几年其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资源、交通、人口等因素,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对于各县经济发展差异,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区经济差异的现状、原因及解决措施等方面。本文选取14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邯郸15个县(峰峰矿区、市内三区除外)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 对各县经济实力排序, 然后在此基础上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 结合因子分析提取的三大公因子对各地区进行类型划分, 最后进一步分析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缩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协调县域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一、数据来源和指标选取

为了全面客观地衡量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遵循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可获取性等原则,选择合适指标,建立评价模型,进而研究邯郸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数据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局官网2013年统计年鉴中各县(市)主要国民经济指标(2012年)中提供的各项数据。

指标的选取是在考虑影响全面客观地衡量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结合邯郸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遵循合理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下,选择邯郸地区15个县的14项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即选取X1生产总值(万元),X2农林牧渔业产值(万元),X3工业产值(万元),X4第二、三产业比重(%),X5人均GDP(元),X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X7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X8人均地方财政支出(元),X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X10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X1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元),X12常用耕地面积占行政区总面积的比例(%),X13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床),X14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等14个指标建立指标体系。

二、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利用降维的思想,由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综合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因子分析,保证数据信息丢失较小的原则下,对原有数据进行降维简化,最终用少数几个公共因子来评价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实现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等级排序,避免人为评分的主观性,使评价结果更为客观。

(一)因子分析的适宜性检验

运用软件SPSS19.0,对指标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本文通过对数据进行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见表1。

由表1可以得出,KMO值=0.615>0.6,Bartlett球体检验的sig取值0.000,表示拒绝各变量是独立的假设,所选数据通过了KMO统计量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故选取指标数据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二)公共因子个数的选取

从表2和图1得:前三个公因子能够反映原始指标92%的信息,且特征值均大于1,具有显著代表性,并且碎石图验证了提取前三个因子的可行性。因此,前三个因子包含了原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可以代替原14指标对邯郸市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三)因子分析与模型建立

由于初始载荷矩阵不够简明,各因子的含义不够突出,为此,本文在因子旋转时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使各个指标在某个因子上产生较高载荷,在其他因子产生载荷较小,经过6次迭代收敛,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如表3(见下页)所示。

表3可知,第一个公因子F1在生产总值(X1)、农林牧渔业产值(X2)、第二、三产业比重(X4),人均GDP(X5),固定资产投资(X6)、人均财政收入(X7),人均财政支出(X8)、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X10)、人均储蓄余额(X11)、耕地面积比例(X12)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是县域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展示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1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二个公因子F2在工业产值(X3)、医疗机构床位数(X13)、学校专任教师数(X14)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是县域科技发展的现状和潜力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2命名为科技发展因子;第三个公因子F3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9)等指标上有较大载荷,这个指标是县域民生发展的现状的重要指标,所以,可以将F3命名为民生发展因子。

(四)综合得分及评价

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并进行加权汇总,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F,其计算公式为:

F=(58.122×F1+24.493×F2+9.400×F3)/92.005

将邯郸所辖各县的数据代入,得到15个县的经济发展因子得分F1、科技发展因子得分F2、民生发展因子得分F3,以及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得分F,并进行排序,见表5。

由表5可知,在经济发展因子F1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武安、涉县、邯郸县,其中武安的得分约为2.34,涉县约为1.84,远远高过其他县区,在此项因子的得分上有11个县得分为负值,这就是说,武安、涉县经济发展能力远高于其他县区,其他县区需加大对此项因子的重视度。在科技发展因子F2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永年、武安和大名,其中永年的得分约为2.27,远远高过其他县区,说明永年县对教育、工业、医疗等行业的较为重视,经济发展潜力较大。在民生发展因子F3上得分最高的前三个县区依次是永年、邯郸县、武安,特别是永年的得分约为1.46,农民平均纯收入远高于其他县区,生活质量较高。在经济发展综合得分F上最高的两个县区依次是武安、涉县,特别是武安综合得分约为1.92,远远高于其他县区,说明武安整体经济实力强,对经济发展的各方面都很重视。武安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民生发展因子都处在全市各县前三名。

三、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将个体或对象分类,使得同一类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其他类的对象的相似性更强。其目的在于使类间对象的同质性最大化和类与类间对象的异质性最大化。常用的聚类方法有:系统聚类法、K均值聚类法、模糊聚类法等,本文采用的是系统聚类法中的离差平方和法。

(一)聚类分析的过程

在上述因子分析得到三个公因子的基础上,根据指标特征,我们选用系统聚类法中Ward法对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借助SPSS18.0软件,距离上采用欧式平方距离,得到谱系聚类图如图2(见下页)。

(二)聚类分析的结果及评价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6,见下页)表明:邯郸市15个县按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为发达县域,包括武安、涉县;第二类为较为发达县域,主要是磁县、邯郸县;第三类为中等发达县域,主要是永年县;第四类为一般发展县域,包括成安、曲周、广平、馆陶、鸡泽、邱县、肥乡、临漳;第五类为相对落后地区,包括魏县、大名。

第一类县域:武安、涉县为经济发达县域,综合得分远高于其他县的得分,特别是武安的综合得分为1.92,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依次1,2,2;涉县在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第二,在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有待提高。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地区的西部丘陵地区,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工厂企业众多,经济发展迅猛,为邯郸各县经济发展的典范。

第二类县域:磁县、邯郸县为较为发达县域,综合得分排名依次为第3名和第4名。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拥有一定经济基础和实力,区位优势明显,邯郸县围绕邯郸市,磁县位于邯郸南部,且马头电厂与邯郸市相邻,邯郸机场就建在磁县码头镇。在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在比较靠前,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

第三类县域:永年县为中等发达县域,综合得分排名为第5名。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市北部,人口和农业大县,人口超过100万,永年县城紧邻邯郸市,交通便利;近年来,永年房地产业发展较快,在蔬菜种植、轴承生产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永年广府古城是旅游胜地,也是太极文化之乡。永年县在科技发展因子及民生发展因子的得分排名均为第一,发展潜力较大,但由于县域人口众多,在经济发展因子上得分最低,需发挥自身优势,加快经济发展。

第四类县域:成安、曲周、广平、馆陶、鸡泽、邱县、肥乡、临漳等8个县为一般发展县域。这类地区位于邯郸地区的东部,地处华北平原,各县农业较为发达,均为地域和人口小县,工业、第三产业相对落后。在经济发展因子和科技发展因子的得分均为负数,但各县应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养殖业、特色种植、招商引资等方面加大力度,增强自身的经济发展力,逐步缩小各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第五类县域:魏县、大名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这类县域位于邯郸地区东南部,两县均为人口大县(90万以上),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经济发展因子和民生发展因子得分较低,排名均在10名以后,而科技发展因子得分较高,排名均在前5名。这类县域应采取措施努力提高经济发展效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控制人口数量,发挥县域特色,比如魏县的鸭梨,大名的香油。

总之,通过上述简单的分析,结合邯郸地区自身的情况,制定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市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各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逐步缩小各县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全市各县均衡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

四、结论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2012年邯郸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1)邯郸各县经济发展主要受三大因子影响。其中经济发展因子F1贡献最大,贡献率为58%,科技发展因子F2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因素,贡献率为24.5%,民生发展因子F3是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三大因素,贡献率为9.5%。(2)把三个公因子作为聚类分析的变量,不仅剔除了传统聚类分析中变量间的信息重叠,提高了聚类精度,而且把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结合起来,使得分析更加全面、客观。(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邯郸15个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排序;运用聚类分析把邯郸15个县划分为五个经济发展区域,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经济发展政策。(4)从经济发展因子、科技发展因子、民生发展因子三个方面从发,分析邯郸各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从而便于各县从中找出自己的亮点和不足,进而制定与自身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为邯郸各县域的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为2014年度邯郸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014030);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民生调研专项课题(201401603)]

参考文献:

[1] 何晓群.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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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冰,王东,等.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安徽省城市综合实力分析评价[J].金属材料与冶金工程,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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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海永.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江苏省13个城市社会发展水平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8] 刘丽英.基于PCA和DEA方法的北京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3(5)

[9] 赵春广等.河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分析与协同研究[J].经济师,2015(4)

第6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关键词] 湖北省 经济差异 空间尺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经济以较高的姿态向前发展,作为中部地区的龙头老大,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湖北省经济发展也以成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重点。关于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文献已有很多,学者们对湖北省经济的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如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及促进湖北省经济发展的对策探讨等。

湖北省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但内部也存在经济差异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是值得学者们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等已趋于成熟,近年,学者们又转换视角开始从空间尺度关注区域经济差异状况,这对于省区经济差异研究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因而本文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选取市尺度和县尺度等空间尺度,从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入手,从空间尺度上对湖北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以期探求在空间尺度上分析湖北省经济差异发展状况以及影响湖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从而为学者们从空间尺度入手研究如何缩小湖北省经济差异提供一定指导。

二、方法和数据

1.研究方法

(1)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方法

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方法有很多,许多学者采用标准差、极差、极差变率、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熵指数以及锡尔系数等来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状况。在此,主要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分析法,选取GDP、人均GDP和人口三个经济指标,对湖北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

变异系数最大的特点是计算方法简单明了,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公式为(1)

基尼系数也是研究区域经济差异中常用的一种测度方法,其公式为:

(2)

式(1)和(2)中,yi(i=1,2,3,…,n)是第i地区人均GDP,yj (j=1,2,3,…,n)是第j地区人均GDP,u为所有地区人均GDP,n为地区个数。

锡尔系数因其易于分解,现常用于研究区域经济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差异状况,其公式为: (3)

式中,yi和xi分别是第i个地区的总GDP和总人口,Y和X分别代表所有地区的总GDP和总人口,n为地区个数。锡尔系数T越大,就表示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越大。

(2)锡尔系数的空间分解

近年来,学术界又运用一些新的方法来测度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有:基尼系数分解、加权变异系数对区域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锡尔系数对区域差异的地理空间构成分解。

本文侧重于从空间尺度对湖北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因此选取锡尔系数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构成分解。而且,由于锡尔系数具有把总体的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不同空间尺度的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的特性,已被学者们用于从不同空间尺度上认识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的发展差异,通过将总体的区域经济差异划分为内部差异和外部差异,可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上的经济差异状况,以及比较不同空间尺度对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和影响。

为详细了解湖北省经济发展差异的构成,本文对湖北省进行市级和县级空间尺度的划分,根据二阶段嵌套分解法对总锡尔系数进行分解,从而将湖北省经济差异分解为市际差异和县际差异,进而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和影响。

根据以上对锡尔系数的分解,湖北省经济差异可以分解成地市内差异和地市间差异。则湖北省总体经济差异T为:(4)

式中,i=1,2,3…,n,代表湖北省第i个地市; 是地市间差异, 是第i个地市内差异的加权平均值。其中:

; ;j=1,2,3…,m,代表第i个地市的第j个县;

(5),(5)

在这里, 和 分别为第i市的总GDP和总人口。 和 分别为第i市第j县的总GDP和总人口。运用公式(4)、(5)既能分析湖北省地市间的差异(即文中的市际差异),又能分析各地市内部各县之间的差异(即文中的县际差异),从而确定哪个空间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湖北省总体经济差异中起主要的影响作用。

2.数据

因为涉及对多尺度的分析,所以在空间单元划分上进行等级划分:以县(区)级行政区域作为较小空间尺度,以地(市)级行政区域较大空间尺度,分别在市和县尺度上分析湖北省经济差异状况。

以湖北省统计年鉴中的各县(区)的GDP、人口以及人均GDP作为分析计算的基础数据。对于少数年份中不完整或有缺失的经济指标按统一规则进行处理。如统计年鉴中无相应的指标数据,但有增长率记录的,按照增长率进行计算;无增长率记录的,按照已有数据的平均增长率进行差值计算,最终得到完整的湖北省的GDP、人口以及人均GDP数据。

三、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多尺度分析结果

以人口、GDP、人均GDP为经济指标,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等方法,在市、县不同空间尺度上,对湖北省1990-2007年的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图1)表明:第一,湖北省县、市尺度上经济差异曲线图总体上呈扩大趋势,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动。第二,湖北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的曲线变化与市尺度上的曲线变化存在差异。在县尺度上,2002-2004年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而在市尺度上,在2004年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显著上升。第三,在县、市尺度上,三个系数的结果均为变异系数最大,锡尔系数最小,且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结果较一致,与锡尔系数分解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在县、市尺度上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在2001年后均出现下降,而锡尔系数分析结果并没有这一体现。

分析表明,虽然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研究选用的指标和方法相同,但相应的结果却不相同;而且,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不同指数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在市、县尺度上,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变化趋势一致,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敏感度最高,与锡尔系数相比,选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更能贴切表现湖北省经济差异状况。

采用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分别在市、县空间尺度上对湖北省1990-2007年的经济差异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见图2)表明:第一,各指数的绝对值由大到小排序均为县尺度、市尺度,县尺度上的结果一直比市尺度上大,湖北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更明显。第二,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表示的湖北省经济差异存在几点不同:(1)在县、市尺度上锡尔系数的计算结果与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不同,表现为2001年后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出现短暂的下降,而锡尔系数曲线一致呈上升趋势;(2)从用变异系数和锡尔系数表示的湖北省经济差异的曲线图不难看出,在市尺度与县尺度上,湖北省经济差异发展趋势有差异,表现为在市尺度上2004年出现极大值,而在县尺度上没有这一体现。

分析表明,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示的湖北省经济差异存在不同。在县尺度上,湖北省1990-2007年经济差异一直较市尺度上大。这也表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有影响。

四、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的多尺度分析

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按照GDP数据和人口数据,运用锡尔系数二阶段嵌套分解方法,计算1990-2007年湖北省市际和县际各分解组分的锡尔系数,进而研究湖北省市际和县际差异对于湖北省经济差异的影响,分析结果(见图3)表明:第一,县际、市际差异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曲线呈明显的对称分布。县际差异的贡献率在1990-1992年上升,1993年下降,直到2001年一直发展平稳,2001年后下降,并在2002和2004两年达到极小值。市际差异的贡献率在1990-1992年下降,1993年上升,直到2001年一直发展平稳,2001年后上升,并在2002和2004两年达到极大值。第二,从总体趋势来说,市际差异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一直高于县际差异的。第三,市际差异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率从总体趋势来说呈上升趋势,相反的,县际差异的贡献率却呈下降趋势。

分析表明,市际差异对于湖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一直较县际差异高,是造成湖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并有扩大的趋势,因此,应该重视市际差异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第一,不同空间尺度上湖北省经济差异状况不同。湖北省经济差异在市、县尺度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县尺度上,2002-2004年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均呈下降趋势,而在市尺度上,在2004年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显著上升。

第二,湖北省经济差异在县尺度上比在市尺度上明显。研究结果不仅表明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示的湖北省经济差异存在差异,而且,在县尺度上,湖北省1990-2007年经济差异一直较市尺度上大。这也表明,不同的空间尺度对研究区域经济差异有影响。

第三,市际差异是影响湖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993年以后市际差异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贡献一直较县际差异高,并有扩大趋势,是影响湖北省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是减小湖北省经济差异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

2.政策建议

第一,各地市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各自的特色经济。如水利资源、旅游资源、农业资源、高新技术产业资源等的合理利用与发展。

第二,完善各市基础设施建设。居民医疗保险、学校教育发展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即是经济发展的落脚点,也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关系着经济发展的协同与稳定。

第三,发挥武汉作为增长极的作用,调动其他地市的积极性,以增长极带动发展的模式,实现湖北省共同协调发展。

第四,注重各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与外省甚至海外的联系。学习其他地区的优良发展模式,选择各种有利的政策措施,吸引多种经济成分资金、各领域人才,为湖北省发展提供资金和人力支持。

本文以市、县空间尺度为依据,对湖北省经济差异进行分析,并且通过对湖北进行空间构成分解进一步了解湖北省经济差异形成的原因和构成,以为学者们从空间尺度入手研究如何改善湖北省经济差异状况提供一定的指导。但本文仅就市、县差异提出的几点政策建议还略显单薄,还有待其他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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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爱华.基于区域分离系数的福建省地区经济差异系统分析[D].福建:华侨大学,2009

[3]Wei Yehua and Fan Cindy. Intraprovincial Inequality in China: A Case of Jiangsu[J].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0

[4]高志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差异研究述评[J].当代财经,2002,(5)

第7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因子分析;综合评价

县域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通常说来它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最能折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苏北地区5个省辖市,24个县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根据江苏省苏北地区的特点,充分考虑资料的可得性及客观性,建立体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开放程度、人才资源和环境保护这五方面内容共1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县域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

因子分析的基本步骤

一是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指标(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二是确定因子变量。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根据特征值大于1,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来确定主因子的个数。三是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在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够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四是计算各县、市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综合得分。

二、数据处理和分析

根据SPSSl6.0运行结果,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情况如表2所示。KMO给出了抽样充足度的检验,是用来比较相关系数数值和偏相关系数是否适中的指标,其值越接近1,表明对这些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Bartlett检验用来检验相关系数矩阵时是否是单位阵,如果结论是不拒绝假设,则表示各个变量是各自独立的。从表中可以看出此时的KMO值为0.771,说明因子分析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Bartlett球形检验Sig.的取值是.000,表示拒绝该假设。

三、确定公共因子和载荷矩阵

对上述选取的18个指标,运用软件分析可得到18个指标的相关矩阵及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见表3)。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的原则,选出三个主因子。计算结果为:旋转前的3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个公共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61.998%,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9.586%,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9.092%。

由于计算原始指标的初始载荷矩阵发现各个因子的典型代表指标不是很突出,其实际意义难以得到合理解释。故需对因子进行旋转,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经过25轮正交旋转,因子旋转不改变模型对数据的拟合。旋转后的3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80.677%,其中第1主因子F1的方差贡献率为53.582%,第2个公共因子F2的方差贡献率为35.653%,第3个主因子F3的方差贡献率为18.281%。

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1主因子在X4、X6、X7、X8、X9、X10、X11、X14、X15指标上载荷较高,这些指标依次是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中的经济实力、基础设施、人才资源,统称之为县域经济实力因子;第2主因子在X14上载荷较高,这指标是反映县域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称之为县域经济活力因子;因此我们第3主因子在X17指标上载荷较高,称之为县域经济环境因子。

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县域经济可持续实力因子F1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37.811%,故其权重为0.37811;县域经济可持续活力因子F2的特征根解释了原有18个变量总方差的35.653%,故其权重为0.35653;县域经济可持续环境因子F3的权重同理为0.18281,3大主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贡献率为80.677%,分别计算各个县、市的综合因子得分并排序,得到江苏省苏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转贴于

F=(37.811*F1+35.653*F2+18.281*F3)/80.677

从总得分来看,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淮安市排在前4名,得分为正。其中连云港市、徐州市、盐城市的得分又遥遥领先于第4名淮安市,领先幅度分别在1.1和0.9分以上。从因子来看,盐城市是29个县、市中唯一3个主因子得分均为正的城市,可以说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各方面发展都十分均衡。连云港市除了在第3 因子得分不甚理想、其余因子得分均较高,尤其是在第2因子得分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而第2因子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开放程度,从这个角度看来与连云港市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而徐州市在权重最高的第1因子得分极高,领先于盐城市2分左右,由于在第2因子上的落后,也使徐州市在总分上稍稍逊色于连云港市,但是还是能见徐州市经济实力的优势(见表4)。

苏北县域经济之间产业结构、产业构成都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要充分考虑原有产业基础、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充分利用县域资源、地缘、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依靠项目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特色经济,大力推广先进技术和工艺,注重增加科技含量,由过去的初级加工向深度加工延伸,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又依靠区域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各县主导产业之间形成互补、联动。这种基于不发达县域之间的集群可以有效地培育县域工业基础,改善投资环境,优化产业结构,是苏北县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形成统一市场的必由出路,也是苏北县域经济发展的合理途径。

1、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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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莹雪.广东省县际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地理,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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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海淼,孙秋碧.基于因子分析的我国各省经济活力评价研究[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第8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一研究内容丰富———现状分析与策略研究交相辉映

彭著从经济社会和基础教育事业等方面设计了比较全面的指标,通过文献利用、实地调查和个别走访等途径,对湖南省长沙县、赫山区、娄星区、慈利县和桂东县5个样本县的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调查分析。通过对样本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了我国目前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并在现状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促进县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体制策略、实施策略、投入策略、社会经济策略等相关策略,使现状分析与策略研究相互对照,交相辉映。

二研究方法独特———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得益彰

在理论研究方面,除了运用教育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外,彭著还运用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对促进县域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进行了定性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该书按照基础教育“新三片”的划分,每片选择有代表性的一至两个县进行个案研究,采取一般调查和重点调查相结合、现实调查和历史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县域基础教育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和促进均衡发展的经验,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此外,他还将研究工作与个案县的改革行动结合起来,针对实际的教育活动,不断提出和实施改革意见;再根据教育实践的动态流程,不断充实或修改方案,提出新的具体目标。真正实现了理论研究为实证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和指导,实证研究补充和改善理论研究成果,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得益彰。

三体系结构合理———历时逻辑与共时逻辑水融

第9篇:县域经济运行分析范文

【关键词】县域经济 政府行为 竞争 地方保护主义

一、引言

俗话说:县为国之基。也就是说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基础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由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来看,依靠外贸出口的中心城市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大量的农民工返回县域,有很多农民工就地安排工作,那时,有很多县域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缓冲区域,从中可以看出县域经济发展为解决‘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础。”[1]

在目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和正确系统的行为导向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进行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可以从个人和体制两个方面来更加透彻的探寻问题根源,并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二、文献综述

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国内外已有不少研究和论述,在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中有较多研究,主要在理论分析方面。

“国外关于县域经济增长理论的阐述主要有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2]实际上我国现在不仅仅在县域经济上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也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只是两者包含的层面不同罢了。不平衡发展理论比较符合中国县域经济目前的发展方向,从全国比较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实例来看,县级政府确实采用了这种发展策略。

“国内关于县域经济的专门研究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开始主要基于一些调研和工作报告,后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着重强调,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于是就形成了县域经济学分支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向,”[3]尽管如此,县域经济在发展中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理论在指导实践方面显得捉襟见肘,所以对县域经济的研究工作任重而道远。

在查阅国内外关于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的研究文献和理论时,“大部分对政府行为的研究都处于静态的规范的研究,例如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研究、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分工的研究等,”[4]而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并不多。那么从理论分析上看,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独立的管辖范围和独立的决策权力,并且可以享受到竞争所获得的收益,所以政府间在发展各自县域经济时出现竞争成为必然,而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确实存在,综合两个方面考虑,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很有必要。

三、县域经济竞争激烈

“十二五”时期县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发展观”赋予“郡县治,天下安”新的历史性内涵。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激烈的竞争法则不仅要在企业和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中得以贯彻,而且也必然要在区域之间竞相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市场经济法则也无处不在。

(一)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县域间竞争激烈

为了更好的了解全国县域经济的综合发展情况,我国自2000年就对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开展了评价工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关注县域经济的区域经济属性,根据各县域的优劣势做出判断,评价结果揭示的是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现象,考察的是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大小、速度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与县域的资源秉赋、地理区位、人文历史、发展基础甚至外部政策相关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全国两千多个县(市、旗)都被囊括其中,根据总量、均量、速度和效益四类14个指标对其进行具体评价,每年评价一次,从县域经济网相关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每年的排名都有所变化,这说明县域之间为了提升自己的基本竞争力和综合实力,都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和解决民生问题,彼此之间竞争激烈。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的意义在于积极引导了全社会对县域经济的关注,为全国各省(市、区)以及县(市、旗)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相对的参照坐标,为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规律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二)地方保护主义是县域经济竞争的手段及结果

在我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既要为提高经济绩效又要为争取政治晋升机会而竞争,处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采取一些极端措施也就在所难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县域政府追求地方利益产生的不良结果。其主要表现为对当地优势资源及商品和服务供求市场实施封锁、在招商引资和人才引进方面形成恶性竞争、为了增加税收提高绩效形象工程比比皆是、对污染企业只见例行管理不见实际成效等。

从对地方造成的危害来看,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封锁市场,人为阻止当地企业参与市场分工和竞争,缩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形象工程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而且重复建设不利于县城的长远发展;对污染企业的包庇和纵容,更是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且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背道而驰。从对全国造成的危害来看,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全国的统一市场,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区域间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最终导致我国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

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行为表现

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做研究时,我们不能仅考虑到县域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县域政府的行为是在中央政策方针指导下进行的,那么就要首先分析中央政府对县域经济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目标,在这种要求和引导下,再研究县域政府的行为会更加透彻和全面。

(一)中央政府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目标做了明确定位,提出要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扩大县域发展自,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建立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增加对县级财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依法赋予经济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小城镇在投资审批、工商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权限。”[5]发挥县域资源优势和比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方向,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推动形成城乡分工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

由上可见,中央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做了具体规划,这表明中央政府在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已引起足够重视,明显意识到县域经济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进一步完善确立市场经济这些经济发展目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体化,这对县域经济竞争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起着导向作用。

(二)地方政府面对激烈的竞争对县域经济的指导

地方政府不仅要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方针进行贯彻和落实,认真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还要在地方经济之间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目前政府间的竞争已经在地方政府行为选择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表现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县域政府围绕吸引具有流动性的要素展开竞争,以增强本县域的竞争优势。“在这两种相互作用下县域政府的行为就是根据县域范围内特定的地理空间、人文历史和资源禀赋使各地经济发展具有特色化、多样化。”[6]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面对竞争时,一定要将当地具体的区位特点和人文环境与中央的经济政策和指导方针结合起来,寻找有地方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

五、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给县域经济带来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因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是竞争中的政府行为,从第三部分分析来看这主要涉及的是县域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所以本文接下来着重分析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给县域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后果,并紧接着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为下铺垫。

(一)县域经济在竞争中的政府指导下产生的问题

城乡发展差距扩大,二元结构亟待解决。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造成县域经济发展空间较小且缺乏自主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工业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各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由于分布不合理,盲目追求效益,不但导致县域经济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而且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建设方面都留下来一系列隐患。

三大产业发展不协调,产业分布结构不合理。县域地区农业基础薄弱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靠天吃饭的农业发展模式占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农业发展所需的新技术和科学指导方法。虽然县域政府比较重视发展工业,“但不少地方还是以生产原材料和提供半成品为主,产品科技含量不高,工业附加值低。第三产业发展也比较落后,只有一些比较基础的服务部门,而且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齐全,难以满足社会需求。”[7]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升级,进一步加强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度。

县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除了存在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县际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也十分突出。进入百强行列的强县(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相比之下显得较落后。由于县际经济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产业结构趋同,竞相争取引进外资等多方面冲突,地方保护主义在县际间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分析

盲目追求政治绩效,导致缺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思考。“在我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政府任命,所以就会造成一种错觉,下级政府主要对上负责,期望获得上级的肯定和提拔,从而获得更高的职位与更大的权力,加之我国对政府官员政治绩效的考察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即,地方政府官员提升与否主要看其在任期间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8]这两者的作用下,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没哟一个很好的规划,即使有良好的规划,也很难得到下一任的继续贯彻和落实。

建设市场经济缺乏经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落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但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还依然严重,尤其是走建设市场经济这条道路没有前车之鉴,我们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的,同时以前的计划经济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明显不符合,这就要求政治体制也要有相配套的改革和完善,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及力度不足,对县域经济指导的地方政府行为难免存在问题,也给地方经济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后果。

六、县域经济竞争中的政府行为界定

在经济建设方面,地方政府确实大有可为。但政府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明确哪些行为是必需的。重要的是政府做好自己权责范围内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为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运行机制,剩下的交给市场去做,依靠市场机制和要素分配原则自由开展经济活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首先,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完善政治体制改革。面对激烈的竞争,地方政府始终明确自己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不是生产者、控制者和干预者,而是指导者和领导者,其制定的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机制应该是为了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充分和机会均等,保证起点公平,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义务教育的权利和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

其次,促进三大产业合理发展,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工业化不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现代县域经济的重要标志。要继续大力发展工业,坚定的执行“十二五规划”中一再强调的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大力发展商业、电信、金融等第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比重,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建设,加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三大产业合理发展,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提高县域经济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协调县际经济平衡发展。[9]要想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就要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优越的环境。协调县域经济平衡发展就要避开产业结构趋同这一经济现象,结合当地的人文地理,民族风情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开展因地制宜的竞争,打造当地特色产业。只有走特色发展之路,才能使县域经济间具有竞争力和差异性,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最终促进彼此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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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荫凯,韩冬梅.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J].经济纵横,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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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青云.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周克瑜,转轨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的作用和经济行为的优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2).

[8]牛冬梅.政府竞争理论与地方保护主义[J].理论学刊,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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