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原文及译文精选(九篇)

第1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读好《离骚》，你会发现，自己整个心灵都受到了净化还有对情感的升华，没错，面对生活，人生的道路，我们都要持有自己的原则，屈原有“芳与泽其杂糅兮，唯玿质其犹未兮”一说，哪么我们又何尝不可有自己的看法与坚持!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高中离骚的知识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高中离骚的知识点1.写出下列通假字的本字，并解释其义

(1)错：偭(miǎn)规矩而改错(通“措”，措施)

(2)邑：忳(tún)郁邑余侘(chà)傺(chì)兮(通“悒”，忧愁苦闷)

(3)圜：何方圜之能周兮(通“圆”)

(4)离：进不入以离尤兮(通“罹”，遭受)

(5)章：芳菲菲其弥章(通“彰”，明显，显著)

(6)反：延伫乎吾将反(通“返”，返回)

2.解释下列句中加点的实词

(1)掩涕：长太息以掩涕兮(掩面拭泪)

(2)谇：謇(jiǎn)朝谇(suì)而夕替(谏争)

(3)替：謇朝谇而夕替(废弃，贬斥)

(4)虽：虽九死而未悔(纵然，即使)

(5)众女：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喻指许多小人)

(6)蛾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喻指高尚德行)

(7)遥诼：谣诼(zhuó)谓余以善淫(造谣，诽谤)

(8)偭：偭(miǎn)规矩而改错(背向，引申为违背)

(9)度：竞周容以为度(法度，准则)

(10)溘：宁溘(kè)死以流亡兮(突然，忽然)

(11)异道：夫熟异道而相安(不同道)

(12)尤：忍尤而攘诟(罪过)

(13)伏：伏清白以死直兮(守，保持)

(14)相道：悔相道之不察兮(观察，选择道路)

(15)及：及行迷之未远(趁着)

(16)止息：驰椒丘且焉止息(停下来休息)

(17)初服：退将复修吾初服(当初的衣服，比喻原先的志向)

(18)岌岌：高余冠之岌岌兮(高耸的样子)

(19)游目：忽反顾以游目兮(放眼观看)

(20)缤纷：佩缤纷其繁饰兮(繁多)

(21)未变：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不会改变)

3.解释下列加点的古今异义词的古义

(1)浩荡：怨灵修之浩荡

①古义：荒唐。

②今义：形容水势广阔而壮大

(2)工巧：固时俗之工巧兮

①古义：善于投机取巧。

②今义：技艺巧妙

(3)改错：偭(miǎn)规矩而改错

①古义：改变措施。

②今义：改正错误

(4)穷困：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①古义：处境困窘。

②今义：经济困难

(5)流亡：宁溘(kè)死以流亡兮

①古义：随流水而消逝。

②今义：因灾害或政治原因被迫

4.指出下列加点词语的活用类型并释义

(1)鞿羁：余虽好修姱(kuā)以鞿(jī)羁兮(名作动，约束)

(2)淫：谣诼谓余以善淫(动作名，淫荡的事)

(3)群：鸷鸟之不群兮(名作动，合群)

(4)死：伏清白以死直兮(为动用法，为……而死)

(5)屈、抑：屈心而抑志兮(使动，使……受委屈，使……受压抑)

(6)步：步余马于兰皋兮(使动，使……步行)

(7)高：高余冠之岌岌兮(使动，使……加高)

(8)长：长余佩之陆离 (使动，使……加长)

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

5.指出下列句子的句式特点

(1)不吾知其亦已兮(宾语前置)

(2)唯昭质其犹未兮(固定句式)

(3)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定语后置)

(4)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被动句)

(5)虽体解吾犹未变亏(被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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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

6.将下列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余虽好姱(kuā)以鞿(jī)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译：我只是崇尚美德而约束自己啊，早上进谏而晚上即遭贬黜。

(2)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译：这也是我心向往的美德啊，纵然九死也不后悔。

(3)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译：宁愿突然死去，随水流而长逝啊，我也不肯做出世俗小人这种丑态。

(4)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译：到朝廷做官而不被(君王)接纳，又遭受指责啊，就退隐了， 重新整理我当初的衣服。

(5)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译：裁剪荷叶做上衣啊，缀缝荷花花瓣做下装。

(6)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译：不了解我也罢了啊，只要我本心确实是美好的。

(7)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译：再加高我高高的帽子啊，再加长我长长佩带。

(8)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译：世上的清芳和污浊杂糅在一起啊，唯独我明洁的品质还没有亏损。

(9)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译：即使被肢解我还是不会改变啊，难道我的志向是可以挫败的吗?

屈原离骚读后感品鲁迅之作，感慨万千;读冰心散文，细腻委婉;然而，屈原诗歌，给人留下的却是无限激情与对祖国的忠诚!

端午节——是中国人的民族节日，为了纪念屈原而产生。

有人曾说过：“初读好书，似遇新友，重读此书，似会旧友。”的确如此，第一眼见到《离骚》二字，就觉得这是一本意味深刻的书籍。果然，大约一看后，无法真正明白作者想要通过书来表达的情感。反复斟酌后才略知一二。

“宁溘死一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句是我最难忘的一句。没有华丽的语言，但却在字里行间充分的透露出作者希望报效祖国，为国家效力的热衷这情，“我委屈着自己的心智，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暂且认同把谴责和羞辱一起承担。”

是啊，也许屈原那热血沸腾的心我们终生无法亲身体验，可我相信，就如他所说的：“我不能和今人志同道合，但却心甘情愿沐浴彭咸的遗辉。”好一幅幽美恬静的水墨画卷，好一种看破世俗，红尘的浩荡之气，好一位用生命来铸成宏伟诗篇的屈原。

读好《离骚》，你会发现，自己整个心灵都受到了净化还有对情感的升华，没错，面对生活，人生的道路，我们都要持有自己的原则，屈原有“芳与泽其杂糅兮，唯玿质其犹未兮”一说，哪么我们又何尝不可有自己的看法与坚持!

读好《离骚》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却知道了为何它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上的奇珍瑰宝——它是一部感动人们，激发人们，有强烈艺术魅力的作品。

离骚的构思诗中写了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由天界、神灵、往古人物以及人格化了的日、月、风、雷、鸾风、鸟雀所组成的超现实世界。这超现实的虚幻世界是对现实世界表现上的一个补充。在人间见不到君王，到了天界也同样见不到天帝;在人间是“众皆竞进以贪婪”，找不到同志，到天上求女也同样一事无成。

第2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关键词：赋；体裁；对等；汉英翻译

引言

赋，在中国文学艺术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始于战国，止于清末，兴盛于两汉，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学艺术价值，因而赋的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目的就是将原文（源语言）的形式和内涵用另一种语言（目的语）忠实地再现出来，使目的语读者能够从译文中了解原文之内容，甚至产生共鸣和同感。故赋的英译英区别于其他诗歌体裁，认识到文体对等和“形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本文将其主要原因分析总结如下。

一、对翻译中“意美”、“形美”的误区

“意美”指意境、情境之美，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描写事物所达到的情景交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境界，意境传译是翻译中的重中之重[1]。“形美”是指语言的表现手段（语言、文字等）和表现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形式美在美学中是个很大的课题，在翻译中也是举足轻重的[2]。根据功能语言学的观点，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形式在意义体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意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某些译者一味追求“意美”，忽视形式，就抹杀了翻译的意义，也阻碍了其发展。

首先，“意美”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已上升到人的情感和精神层面，故衡量“意美”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Barthes曾说过，文学语言具有“预言式的开放性”(prophetic openness)的特点，有其创造性和多义性的一[3]。再次，由于“意美”指的是语言的深层含义，所以意境需要译者的个人体会与感悟。

二、赋的宏观体裁特点

我国古代的韵文体裁主要有四种，即诗、词、歌、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认为诗赋不同，诗可合乐而唱（如乐府诗），赋则只可传诵。清代学者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云：“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曹道衡等诸学者皆认为赋是一种“介于诗和散文之间”的新文体，是“我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4]可见，赋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体裁，其译文也应具有区别于其他诗歌形式的独特性。

其次，在西方文学中无法找出与赋对等或相近的文体，故不能将赋机械地套译为某种现有的文体。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在1926年版的《亚洲专刊》（Asia Major）上曾把宋玉的《风赋》英译为“Song of the Wind”。“song”有诗歌、歌曲之意，但前文已指出赋乃“不歌而诵”，故此译法欠妥。而美籍学者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则将“赋”译作“essay”[5]，即西方的一种随笔散文，属无韵文。虽然赋也有散文平铺直叙的特点，但此译法违背了赋作为有韵文的根本特点。因此，美国汉学家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翻译龚克昌教授的赴美讲稿以及对《昭明文选》的英译本《Wen Xuan，or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都将“赋”直译作Fu。Katharina Reiss认为翻译过程中，是否传递原作的主要功能是评价译作的主要标准。翻译中要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采取特定的翻译方法， (转引自Munday J.)在翻译中注重其形式对等是至关重要的[6]。因此，赋的英译也应根据其形式特点运用具体的标准及方法。

再次，赋体本身就格外关注形式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概括赋之特点为“铺彩摛文，体物写志。”，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还言：“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萧统《文选序》亦曰：“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可见，赋对其形式之美的追求真可谓“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又因翻译旨在于将源语信息包括内容和形式等，尽量准确完整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故综上所述，赋体英译过程中对其形式的把握十分重要。

三、赋的微观体裁特点

根据赋的变化发展，大体可分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及其馀绪，其中古赋有包括大赋、小赋、骚体赋、骈赋及杂赋等[7]。严格对偶、平仄韵律及虚词的普遍运用等都是赋的特点。

以骚体赋为例。它是古赋中的重要体式，受《楚辞》中《九歌》和《离骚》体制的影响颇大，因而对偶句数量多、比例大，并逐渐骈化，即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式组构方式，如《九歌》中“×××兮×××”或“××兮××”和《离骚》中“××××××兮，××××××”[8]。此处“兮”为语气词，因省略泛声而无实义，但却规定了两句之间基本的语音节奏，是句子以工整对偶的形式出现。另外，由于这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和汉字的基本特点，即汉字绝大多数为单音节且具有单音独体性，不同于英语的多音节，因而便于构筑两两相对，形成排偶。这种对偶不仅在音节节奏上对仗，而且在视觉感官上也十分工整。像“兮”、“之”、“而”、“以”等此类虚词，在英文中几乎无法找到与之功能相对的词，所以在翻译中英尽量做到译文形式对仗、整齐、平衡，保留并传递出原文的风格特色。下面是针对上述理论视角对几个例子的分析。

例1：“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苏轼 《前赤壁赋》）

译文1 ：Our rudder and oars， redolent of cassia and orchids;

Strike the moon’s reflection， cleaving the glimmering water;

But my heart is far away，Longing for my dear one under a different sky!①

译文2 ：Laurel boat and sandal-wood oars，

Beat the empty light， pierce the sheen;

Shoot my feelings out of my bosom，

Eye I the Beauty across the serene.②

此句是苏轼引用《楚辞》中《离骚》里的话，原是屈原用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急切之情并且体现了自己的高风亮节。苏轼借用这一典故暗示了自己与屈原相同的被贬之境，表达了心中的苦闷与失意。在杨译本中，译者用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情怀趋向的cassia 和orchids来释译“桂”和“兰”，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借梅、兰、竹、菊等寓意高洁脱俗，同时也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境与主题，含蓄真挚。而在孙译本中，译者更是有意将sandal-wood（檀香、白檀）替换orchids来表现“桂”这一意象，其认为原典故中屈原是运用orchids的清新香气比喻自己的高尚品格，但这个暗喻对于外国读者来说十分牵强难懂，故改之。从形式结构上来看，孙译本每句的音节数及词数较为一致，对仗较工整。其中奇数句和偶数句分别押韵，韵脚为abab，这与原赋中“光”和“方”都押/αng/韵的韵律特点相符，并且abab韵脚在英语诗歌中很常见，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例2：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 《前赤壁赋》）

译文1 ：We are nothing but insects who live in this world but one day，

mere specks of grain in the vastness of the ocean.

译文2 ：and lead our beings like mite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tiny as a grain of millet in the blue deep.

此句描绘了苏轼感叹人的生命、自由和利益在浩瀚天地之中的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二者都较为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意义与思想。在孙译本中，两句均为10个词且音节数（syllable）分别为11和12，更加接近。故译文2的句式更显对仗工整，更符合赋的文体特点。译者用deep代替sea 、ocean等词来释译“沧海”，符合英语诗歌中用deep表示“海”的意象的传统和习惯，更能引起西方人审美情怀与趋向上的共鸣。

四、赋的价值与意义

从文学角度上来说，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独特的文体形式本身就应当予以重视。同时，赋给后世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摇篮，孕育了如骈文等新型文体及文学精神。赋的演变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体流变的内在规律[7]，则在其翻译传播的过程中就不应当受到对其文体形式上的扭曲和误导。

从文化观念角度上来说，赋特有的排偶齐整的文体特点体现了中国古代阴阳和谐的理论，即“一阴一阳之为道”的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推崇平衡与和谐的审美心理趋向，这与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及二元范畴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社会和历史角度上来说，赋的内容包罗万象，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也推动了整个历史的进程。在政治方面，《汉书·扬雄传》中“三世不徙官”、“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揭露了儋石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抒发了劳动人民的愤慨。在社会生活方面，李尤《平乐观赋》中“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鞀鼓。戏车高橦，驰骋百马。”则描绘了汉代百戏演出的情况。在自然科学方面，《坠行训》描绘了地上东西南北中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以及“海外三十六国”的情形。

五、结语

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罗曼·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认为，“文学性”的要素不在作品内容之中，而在语言形式的结构关系之中，构成文学性的主要语言结构就是特殊的音律结构和对等结构，这两大结构使读者(听者)忽略语义内容转而注意到语言本身的美。这便是文学作品区别于一切非文学作品的地方，也就是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9]。此观点正符合赋文英译的特点。当然，本文所说的赋文英译重的文体对等和“形美”并不是机械地逐字照搬原赋的体裁形式或者将“对等”片面地理解为数字意义上的绝对等同，而是指在尽量保持赋的体裁形式特点的基础之上，结合“意美”、“音美”、“形美”等众多翻译理论的优势与合理性，高度重视形式在赋文英译中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旨在得到在音、形、意三方面尽可能平衡与和谐的赋文译本。

参考文献

[1]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论文集[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2] 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 李栋明.从一首古诗的翻译看功能翻译理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8).

[4] 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 陈世骧.Essay on Literature，Written by the Third 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陆机—《文赋》）[J]. Portland (Maine):The Anthoenesen Press，1953.

[6] Katharina Reiss.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之二十五: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4.

[7] 袁济喜.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 郭建勋，邵海燕.赋与骈文[J].北方丛论，2006，(4).

[9] 朱立元.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0] 踪凡.汉赋研究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周勋初，等.辞赋文学论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

第3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关键词：杨宪益；诗歌；创作；翻译；译者主体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40?05

纵观古今中外翻译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译者地位都十分卑微，翻译研究主要以文本分析为主，忽视对翻译主体的研究。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翻译这个以人的思考和创作为中心的艺术活动中，最不应该忽视的恰恰就是对这个活动的主体——译者的研究和重视”[1]。翻译家的研究得以成为翻译研究的时代课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相濡以沫，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译文准确、生动、典雅。从先秦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跨度之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外翻译界创造了一个奇迹，被称作翻译工作者的典范，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2]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曾对记者说，“他的译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眼中的经典”[3]。

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译著及典籍译者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对杨宪益的研究开始从单一的译作分析、译本比较转向多元化探索。薛鸿时译杨宪益英文自传；邹霆、李辉、雷音各自著杨宪益传记；任生民、陈晓勇、付智茜、杨小刚和禹一奇等人也从不同角度解读杨宪益翻译思想。然而，由于杨宪益长期潜心于翻译实践，较少系统谈论他的译事思索，使得学术界对其翻译思想的系统、全面梳理较之于对其译本的分析研究相对落后。

因其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2009年杨宪益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成为季羡林之后获得该项殊荣的一代翻译巨擘。辉煌的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的诗人身份，使其诗歌创作没能受到应有的关注。杨宪益虽“算不上大诗人”，但说他“是有才调、有自家面目、有好诗可传的诗人，是并不夸张的”[4]。他的诗人气质得益于传统文化熏陶和西方教育浸润。作为具有诗人才气的译者，杨宪益的诗人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诗歌翻译。

一、旧体诗情怀与诗歌翻译追求

杨宪益诗作大多收录在其个人诗集《银翘集》①和与黄苗子、邵燕祥出版的旧体诗合集《三家诗》中，“均属旧体，主要是‘打油’式律、绝”[4]。尽管出版了个人诗集，杨宪益[5]却在《银翘集》自序中坚称自己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确实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并将近二十年所有

收稿日期：2011?12?10；修回日期：2012?04?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青年基金项目(0yjc740111)；湖南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0wlh47)；中南大学中央高校青年助推项目(2010qn10)；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辛红娟(1972?)，女，江苏徐州人，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典籍英译，翻译理论；唐宏敏(1986?)，女，土家族，湖南保靖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诗作冠以“打油诗”之名，甚至认为连打油诗也不够格，自谦地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众所周知，中国诗人向来好作隐语。例如，屈原《楚辞》中的“香草美人”，多半有所寄托。如果抛开寓意，我们终不能把诗歌理解透彻。杨宪益的打油诗也正是如此，“以俗语入诗，以俗为雅，以俗胜雅”[5]，是“对言不由衷、言之无物的伪诗的挑战，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反拨”[5]

杨宪益早期诗歌创作主要是与同学廉士聪一唱一和，高中两三年时间里，写了一百多首诗。可惜，这些诗大部分都已散失，只剩下《雪》和《死》两首，收录在《银翘集》中。从形式上看，这两首诗都属五言旧体。在《雪》中，诗人将洁白无瑕的雪比作音乐、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革命心愿，或许也显示了诗人以后要走的道 路。[6] 而《死》与《雪》的昂扬基调完全不同，显示出诗人对待生死的达观、冷峻态度。这两首诗虽在形式上采用旧体，但内容却与时俱进，积极向上，赋予诗歌新的生命。

杨宪益后期诗歌作品继续秉承这种“旧瓶换新药”的风格。在《感语言之洋化》中，他用七言旧体诗（律诗）形式痛斥外来语滥入汉语导致的不伦不类现象。该诗针砭时弊，用“旧瓶”自由地抒发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此外，杨宪益在夫人戴乃迭病逝后作七律《悼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诗中仿写毛泽东悼念杨开慧的词“我失骄杨”，用“失健翎”来抒发丧妻之痛。细察之下，不难发现杨宪益的诗既遵循传统的平仄、遣词、造意等严格的格律，又有巧妙而入情入理的创新，赋予了旧形式以新生 命[5]。中国第一家“诗杂志”《诗帆》创办者之一的常任侠先生曾评论说：“宪益的诗可以与散宜生（聂绀弩）的旧体新诗相媲美，不仅在内容上新奇、犀利，而且艺术质量也过得硬。”[7] 之所以钟情用旧体写诗，与他所接受的古典教育密不可分。他的父亲杨毓璋曾是一位业余诗人，崇拜黄遵宪，酷爱写旧体情诗。杨宪益承袭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对诗歌语言艺术有着天生敏锐的感悟力。受国学底蕴深厚的魏汝舟先生教导，杨宪益广涉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熟读《楚辞》《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等古典诗歌，打下扎实的古文功底和良好的诗歌创作基础。魏汝舟爱写旧体诗，也教杨宪益作诗。初学对对子时，杨宪益便能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的诗句。高中时受廉士聪影响，杨宪益继续诗歌创作，形式上主要模仿汉魏五言古体诗；受康有为、梁启超新体旧诗的影响，认同黄遵宪“我诗写我口”和吴宓“旧瓶换新药”的主张，认为“旧瓶”作为一种诗的形式，根本谈不上“过时”。这种形式和西方的“十四行诗”“商籁体”相同，各有其优美、合理之处，关键在于旧体诗的内容应当革新，不能再用“旧瓶”来装旧的意识，不应再用旧体诗词来表达旧的感情[7]。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绝对否定，把格律诗说成一种与真实情感格格不入的诗体，诗才横溢的杨宪益却能够自如地用古体诗抒发个人情感，可见国学功底之深厚。

正是诗人的灵感和扎实的古文功底，使杨宪益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由于自身好用旧体写诗，杨宪益翻译诗歌时在形式上多以诗译诗。杨宪益早期创作的诗歌模仿汉魏古体，用五言写成，同时期的诗歌翻译也多采用这种古体形式。他用五言古诗体翻译英国诗人雪莱的《云雀颂》和《西风颂》；还译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生命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两首短诗《欢乐》《忧思》和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两首歌词；转译过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两三个断句。然而，这些初期的译作基本失落。只有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歌词、古希腊女诗人萨孚的诗现收录在《银翘集》里。这两个译作丝毫看不出翻译的痕迹，古体诗的形式读起来气韵生动、文气盎然，更像个人诗歌创作。

杨宪益曾尝试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由于“认为著名的诗篇《离骚》是一部伪作”，他坚信，“模仿‘英雄偶句体’形式翻译这首诗是恰当的”[8]。但英汉两种语言本质上的差别注定译作无法百分之百地还原原诗的意境、韵律、节奏。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曾开玩笑说：“杨氏夫妇译的《离骚》，与原作的精神比较，就像一块巧克力排同一个巧克力蛋那样不同。”[9] 虽如此，“以诗译诗”的信念仍强烈影响着杨宪益日后的诗歌翻译实践。随着杨宪益翻译风格日渐成熟，领悟到“用外国的格律诗体译中国诗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9]，他不再刻意追求“诗体译诗”，会适时地选择以“散体译诗”，杨宪益翻译《奥德修记》用的便是韵体，因为他意识到“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

艺人讲故事的本领”[10] 。只是，杨宪益在史诗开头十行仍保留了原文的诗歌形式，还增加了尾韵，使其与中国诗歌行文习惯相吻合，看起来更像诗。杨宪益不受原文体裁的限制，大胆创新，译文诗体、散体夹杂，努力再现原诗之精妙。

二、至真至善情趣与诗歌翻译

内容选择

杨宪益在《银翘集》自序中如是说道：“诗集编完了，有朋友们认为这本集子总要起一个名字。我记得前几年同黄苗子兄唱和时，曾开玩笑写过一首七律，诗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联云：‘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当时启功兄看到，认为对得还不错。银翘解毒丸是北京同仁堂的成药，专治感冒，我常常服用。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就想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5]

正如杨宪益所言，他的诗的确“多半是火气发作时”所作。如《千家驹兄邀游深圳》中写道：“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穷”，“剧怜满座无双士，治国空谈特异功”。诗人用对比的手法，痛斥官员贪图享受，喜好空谈，治国无能。“教授如今成饿殍，豪商多半靠高官”（《无题三首》）的诗句更是辛辣地揭露了某些腐败的社会现象。针对新闻造假，有偿新闻层出不穷的现象，杨宪益还写下了“报纸头条假大空，如何蜥蜴亦称龙”（《报载贵州发现龙化石》），“报刊原本是宣传，只要宣传便要钱”（《有偿新闻》）的诗句。另外，杨宪益在1993年所写的诸首诗歌，如《青海》《百万庄路景两首》《银行》等，一改讽刺为抨击，从怨到怒。《又一首》便怒斥道：“希望工程成泡影，祖先基业换金条。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诗人对那些没有良知的贪官进行无情批判，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诗人特有的至性至情。

读此类带有“火气”的诗，让人不由想到古罗马诗人尤维利斯的诗句“愤怒出诗人”。实际上，杨宪益讽世、骂世都是为了达到一种警世的目的。“火气”流露的是他作为诗人的一种激昂悲愤的情怀，凝结的是他忧患时世的思考，宣泄的是他作为一代知识分子、文化学人的“真”。

然而，只看到杨诗的“火气”，感受不到其内在的宁静淡泊，就无法还原杨宪益诗作的全貌，无法对其进行全面而真实的解读。“杨宪益的学问不挂在脸上，也不挂在嘴上”，而是“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5]。很难想象，“火气”冲天，动辄拍案而起的杨宪益，也有如此淡泊宁静的一面。而诗人这份悠然自得的情怀也充分融入到其风趣幽默、俏皮潇洒的诗句中。《银翘集》里亦有很多诗人自嘲、自我调侃的诗句，如“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诗人对酒和烟的钟爱。同是写喝酒，杨宪益却总能写出新意，情趣盎然，令人忍俊不禁。如《祝酒辞》：“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该诗分明是表示“醉了不在乎”，而他在《谢酒辞》中又道：“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这是表示“醉了很在乎”[4]。两首诗自相矛盾，却又出自同一诗人之手，让人哭笑不得。诗人在此是想“以轻松戏谑之‘酒话’，明‘有经有权’之‘酒道’”[4]。诗人对酒的喜爱在《途径吉首饮酒大醉》中表现地更是淋漓尽致。诗人游湘西，在“途中风雨正癫狂，又报前车遇塌方”的情况下，不但没有丝毫焦急与埋怨，反而庆幸能留下来喝酒，生出“还是暂留古丈好，虽然沉醉又何妨！”的诗句。由此足见诗人的“真”潇洒与“真”俏皮。 “火气”诗中感受杨宪益的可畏与可敬；从“悠然”诗中感受杨宪益的可爱与可亲。杨宪益十三岁进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学习，开始在全英文的语言环境中接受西学。学习期间，他大量阅读英文原版诗歌和翻译成英文的欧洲各国诗人的作品，对美国诗人朗费罗，英国诗人丁尼生、拜伦、雪莱的作品有着浓厚兴趣。旅英留学后，他更是不知疲倦地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只要是手头上的书，他都读——希腊神话和悲剧、英国培根的作品和莎翁戏剧，德国歌德、海涅的诗歌，甚至是用法文写作的勒南《耶稣传》和蒙田散文。他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也尝试一些创作，用英语撰写了一部大型历史言情剧，描写中国战国时代美女西施的传奇故事；还用英文写了一部颇有

莎剧味道的大型历史剧，名为《吴越春秋》。在西方文化中浸润多年，杨宪益得到的是自由、平等、创造的真谛，这也因此造就了他兼跨中西的独特诗人情怀。

翻译风格论认为，译者选取那些与自己形象气质相投的文章翻译更易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译出原作的精髓。诗人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翻译的选材。作为诗人，杨宪益的“火气”诗充分体现了他和而不同的真性情，特立独行的品格以及敢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面对原则是非，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率真得毫无掩饰，更没有矫揉造作[5]。这或许是杨宪益选择《离骚》作为其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处女作的原因之一。《离骚》中屈原“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与译者勇于挑战的革命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杨宪益的“火气”诗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促使杨宪益——当年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翻译了《近代英国诗抄》。这个集子里收集了第一次大战结束和第二次大战开始之间的英国著名诗人作品，反映那个年代西方青年的精神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杨宪益这样的中国青年的心情。当时中国青年同欧洲青年一样，经过迷惘失望和追求，对祖国和世界人类前途保持美好的理想和希望 [11]。

杨宪益淡泊宁静的诗人情怀，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出闲适、俏皮、潇洒的一面，他诗歌翻译的选材也因此部分地呈现轻松、欢快的特征。杨宪益在自传中曾说：“一本书是乃迭和我都非常喜欢并把它译成英文的，它就是民间叙事诗《阿诗玛》。”[8]《阿诗玛》讲述了阿诗玛和阿黑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是流传在撒尼人民口头上的一支美丽的歌，充分体现了撒尼人民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诗中明快的基调、单纯的情感与诗人淡泊的心志恰好契合。类似地，对于中国古典诗歌《诗经》的英译；法国中古史诗《罗兰之歌》，古希腊罗马诗《奥德修纪》，以及罗马维吉尔的《埃涅阿纪》的译介，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源于同一种情怀。这一类诗歌其实都可算是民间叙事诗，然而由于其内容多涉及历史，也称史诗。要不是事态的发展使其离开了学术研究领域，杨宪益很可能是一位历史学家。[8]

三、在写诗与译诗之间

“翻译者的主观因素，其个性、气质、心理禀赋、知识面、语言应用能力，乃至译者的立场、道德因素，无不对翻译活动起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12] 杨宪益兼善国学、西学，对东西方古典文化情有独钟，文化视野开阔。正是这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识背景，造就了杨宪益特殊的诗人情怀。这种诗人情怀与他写诗、译诗有着密切的联系。

杨宪益从小饱读诗书，喜欢即兴吟诗作对，中学开始写诗，能自如地进行古体诗创作，为诗歌翻译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功底。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诗人作诗对于韵律，就如学外国文者对于文法一样，都是取现成纪律加以学习揣摩，起初都有几分困难，久而久之，驾轻就熟，就运用自如了。一切艺术的学习都必须经过征服媒介困难的阶段，不独诗与音律为然。‘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成熟的境界。”[13] 这告诉我们“任何艺术的魅力都在于征服其本身的限制或约束而达到自由境界。诗歌韵律非但不是束缚思想的桎梏，反而是‘如枪炮之便利战斗’”[14]。正是诗人扎实的古文功底和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使他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充分体现出诗人译诗的独特优势。此外，诗人创作诗歌所流露出的思想感情同样影响诗歌翻译实践。从杨宪益诙谐幽默的自嘲诗、愤怒无比的“火气诗”，淡含忧伤的怀古诗，我们能真切体会到诗人遗世独立的品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史识功底，这或许也是诗人选择翻译《离骚》《近代英国诗抄》《罗兰之歌》等作品的原因。杨宪益以大量的中英诗歌译作，精妙地阐释了诗人译诗的译界命题。

“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的杨宪益从不把自己看作翻译家。他曾在诗作中慨叹：“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并感觉到“半生早悔事雕虫，旬月踟躇语未工”。这里的“真译匠”与“旬月踟躇语未工”体现了诗歌翻译之难和诗人对完美翻译的追索。杨宪益在自传和多次谈话中提到20世纪50年代初与毛主席就《离骚》翻译的短暂交谈。毛主席得知他曾把《离骚》译成英文，便问到：“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 “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8]。毛主席的话显然透露出对诗歌可译的怀疑态度。毛主席热爱中国

古典诗歌，能写一手好诗，他明显不相信像《离骚》这样伟大的古典诗篇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当时的杨宪益年轻、自信。然而，随着翻译实践的不断加深，杨宪益也表示尽管他花了很大的心力翻译《离骚》，但最后连他自己都怀疑翻译诗歌能否做到逼真，“因为《楚辞》或其他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能不能翻译成其他文字，而保留其神韵，的确是个难说的问题”[9]。从“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到“的确是个难说的问题”，此番态度的转变，体现出译者杨宪益对于“诗歌可译性”命题的深层思考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卓绝翻译探索。杨宪益对诗歌翻译难于尽善尽美的感喟和译事不辍的实践，有力地反驳了“诗歌不可译”的消极论断。从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启发、互相增益来说，诗歌翻译得大于失[15] 。

四、结语

诗的翻译“能给民族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它能深入语言的中心，用新的方式震撼它，磨炼它，使它重新灵敏、活跃起来”[15]。杨宪益译诗之际，“中国的文学语言从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英国的文学语言也已经进入现代英语阶段。中国和英国悠久的古典文学传统也有助于诗歌翻译，因为杨宪益早年所受的古典诗歌的熏陶会使他保有高尚的情趣，对于形式的要求，对于质量的强调都成为他的翻译标准，这也有助于树立和推广文艺上的新事物。换言之，在杨宪益的译诗中，传统与创新并存”[16]。 益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学教育的浸润，古文功底深厚，好写旧体新诗抒发胸意。他对语言天生的敏感性和良好的驾驭力，淋漓尽致地反映在其诗歌创作及翻译中。杨宪益用一生的实践向我们表明文学翻译人才培养要跳出“技”的层面，转向对“道”的追求。翻译专业人才不仅应当具备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更应具备深厚的国学功底，发挥综合提升、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17]，这也是我们进行诗歌翻译传播的目地之所在。

注释：

① 《银翘集》：1995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杨宪益旧体诗集《银翘集》。2007年8月，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大陆版《银翘集——杨宪益诗集》。和港版相比，大陆版增收了杨宪益90年代中期以后创作的诗。港版中一些作品，未见于大陆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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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郭晓勇. 平静若水淡如烟——深切缅怀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j]. 中国翻译, 2010(2): 46.

[3] 璩静. “是真名士自风流”——追忆一代翻译大家杨宪益. 中广网. 2009?11?29.

[4] 刘炜评./blog. sina.com.cn/s/blog_4fb6e10b0100i1t2.html.

[5] 杨宪益. 银翘集——杨宪益诗集[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6] 雷音. 杨宪益传[m]. 香港: 明报出版社, 200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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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杨宪益. 漏船载酒忆当年[m]. 薛鸿时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76, 178, 132, 179.

[9] 金圣华, 黄国彬. 因难见巧: 名家翻译经验谈[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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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杨宪益. 近代英国诗抄[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

[12] 许钧.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22?23.

[13] 朱光潜. 诗论[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118.

[14] 陈建中. 吴宓的译诗（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2): 32.

[15] 王佐良. 翻译: 思考与试笔[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57.

[16] 禹一奇.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d].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40.

[17] 辛红娟. “国学重振”与翻译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139.

on yang hsien-yi’s poetr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xin hongjuan, tang hong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as a most distinguished translator in the 20th century, yang hsien-yi, together with his wife gladys yang, h

第4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 英汉互译

以汉语和英语为各自母语的社会群体，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点与民族色彩。这些特点和色彩在语言之中的渗透，必然带来英汉互译过程中的障碍。奥泽洛夫曾说：“翻译艺术中存在一个奇妙的辩证法，并为无数时间所证实：接近原著有时反而脱离原著，脱离原著有时却是接近原著。”早在 1971 年，前苏联的两位教授就在一本名为《对外国人进行俄语教学中的国情学的语言方面的问题 》 的小册子中，第一次提出了“语言国情学”这一术语，探讨了单词、成语、句子、体态语言等手段所传载的民族文化信息。钱钟书先生也曾就翻译问题作过“好译本消灭自己，坏译本消灭原作”的精辟的论述。

下面就从几个方面略举数例，谈一谈英汉语言中所伴随的文化差异，供大家参考。

一、动物的喻义

不同的动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赋予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鹅在汉民族的观念中是纯洁美丽的象征。早在唐代就有骆宾王对鹅的咏颂：“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而英语中的 goose（鹅）却是指代“傻瓜”、“笨蛋”，这取决于鹅的呆头呆脑和行动不灵便。而英语中用 as drunk as a mouse形容“酩酊大醉”，用as happy as cow形容快乐，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再如对狗的印象，在中西方国家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狗在汉民族的文化史上，自古以来就是卑鄙的代名词，于是在汉语中衍生出了无数有关狗的贬义词：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狐群狗党、狗血喷头等等。郭沫若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很不喜欢狗。这情绪似乎是一种国民的情绪”。

二、植物的象征

把各种花卉草木人格化，是文学作品中的常用手法，这在中国秦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突出的体现，其中屈原的不朽诗作 《离骚）最具代表性。在《离骚》中，屈原歌颂江离（香草名）、春兰、秋菊，以讴歌公正高洁，斥责“茅”、“萧艾”（蓄草之类），以表现其卑视流俗的性格。例如“兰芷变而不香兮，荃葱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不同的植物在英汉语言中的喻义却有所不同。例如，在汉语中，花还常喻或与有关的事物，象：拈花惹草、花街柳巷、花魁、烟花女等等。而英语中的flower（花）却没有这层含义，这类概念的语句常用street（街）这个词，如walk the street（），woman of streets （、野鸡），live on the streets 等等。又如，中国人传统上认为，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最为高洁，而英美人却一向认为百合花最为纯洁，故有 as pure as lily （象百合花一样纯洁）之说。再如，汉语中以黄莲喻苦，象“苦若黄莲”。而英语则说 as bitter as wormwood（苦若艾蒿）。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和伦理观念发展的产物。

三、颜色的隐喻

中国人习惯颜色表达不同的情感与好恶。这在京剧脸谱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常见的“红白喜事”说法，即用“红”象征喜庆，“白”暗指丧事。自古以来，喜事总与红色有关，如结婚张贴红喜字，逢年过节挂红灯笼，新娘要穿红衣裙，蒙红盖头等等。而丧事的人家则要穿白衣、戴白帽、贴白纸。对此，西方人是不太理解的。因此，对此类文字，在汉译英时，我们除了要表达出字面意义之外，还要对其引申义做扼要的说明。例如“红帖”：red card ― card announcing a happy event （ betrothal，birthday ， etc . ） ； “红包”：red package ―① a gift of money to children， servants on holidays； ② now generally a bribe with money。“红”还含有政治意义，如“红小鬼”、“又红又专”。后者如果直译为“be red and expert”，会让英美人士莫名其妙。而在西方国家，“白事”却是用黑色来表达的。参加丧礼的成员要穿黑衣、带黑纱，在死者遗像四周钉上黑框等等。黑色在英美国家则喻示着不幸和灾难，例如：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Black Hand （黑手党）、black tidings（坏消息）、black box （黑匣子，用机失事后分析原因）。另外，中国人常用“戴绿帽子”比喻“妻子有外遇”，而英语中的 green （绿色）没有这层含义，却含有幼稚、忌妒的意思，如 green hand（生手）； as green as grass（无经验）、green with envy （十分忌妒）。

四、人名、地名的文化积淀

在漫长的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许多人名、地名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特征。如人名方面，中文用“林黛玉”作为“弱不禁风”的代名词，用“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英文用 Uncle Sam 指代美国，用 John Bull 代表英国人。地名方面，中文里的“泰山”常比喻敬仰的人或重大、有价值的事物，如“有眼不识泰山”、“轻于鸿毛，重于泰山”、“泰山北斗”等。而“五陵”原指汉朝最著名的陵墓，皇帝曾把四方豪门及外戚迁往附近居住，故后世用“五陵”指代富豪贵族聚居之地。杜甫在《秋兴》之三中，就曾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睦衣马自轻肥”的诗句。

结语：从以上的例证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要求译者要尊重汉英语言社会成员不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接受能力等，采用各国人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努力做到“信、达、雅”。否则，就会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因此，翻译工作者加强对汉英国俗语义的学习和研究，对于认识复杂而有趣的双语现象，切实提高英汉互译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第5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人心实在奇妙，说它小，仅容方寸，说它大，能包容世界。这位多年居住中国的俄罗斯侨民诗人，虽浪迹天涯，心中却依然牵挂中国，牵挂俄罗斯。他默默地写诗，反复吟唱的主题，就是思念两个祖国，两处故乡。这位终生漂泊的诗人就是――瓦列里・弗朗采维奇・佩列列申(1913―1992)。

佩列列申出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父亲是白俄罗斯贵族后裔，曾在中东铁路局任工程师。1920年，七岁的瓦列里跟随母亲从俄罗斯的赤塔来到中国的哈尔滨，在当地的俄罗斯侨民学校读书。他十七岁毕业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随后就读于哈尔滨北满工学院，学习法律和汉语，大学期间开始写诗并发表作品，受到哈尔滨俄侨诗人的青睐。1932年10月他参加了文学团体“丘拉耶夫卡”，结识了许多俄罗斯侨民诗人。佩列列申在哈尔滨先后出版了四本诗集：《途中》(1937)《蜂巢完好》(1939)《海上星辰》(1941)《牺牲》(1944)，他还把英国诗人柯尔律治的叙事诗《老水手的传说》翻译成俄语，也在中国出版。

1938年，二十五岁的佩列列申得了一场重病，病愈之后，下决心献身宗教，他成了哈尔滨喀山圣母修道院的修道士，法名盖尔曼。同年秋天，得到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领班、北京教区大主教维克多的帮助，前往北京(当时叫北平)，在东正教教士团图书馆任职，并担任教士团子弟学校教师。佩列列申非常喜欢古老的北京，皇家园林的秀丽湖光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用“奇妙”两个字来形容这座古都。在北京工作，他学汉语进步很快，不仅阅读书写日渐长进，口语表达能力也逐渐提高。他还四处游历，《游山海关》《游东陵》《西湖之夜》这些抒情诗的题目，都反映出他的行踪。丰富的阅历加深了他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他认同中国文化，在《乡愁》一诗中，他承认中国是善良的“继母”，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他的“兄弟”，这种归属感在其他俄罗斯侨民诗人的作品中并不多见。

由于三十多年在中国生活，阅读了许多中国古典诗歌作品，佩列列申格外推崇中国诗人屈原、李白、苏轼。他在《西湖之夜》这首诗当中写道：“农历每个月十六夜晚，／人们都说：‘月光盈窗。’／普天月明!我还年轻，／这地方几乎就是家乡。／／屈原投身湍急的溪流，／他的心难以承受忧伤；／皓首的李白陷落井底，／捞取水中醉酒的月亮。”不熟悉中国的文化传统，很难写出这样的诗句。佩列列申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常常采用中国诗的意象，糅进中国诗的元素。例如，他经常写松树，而俄罗斯诗人一般更喜爱白桦树、花楸树、橡树；他常常写荷花、，而俄罗斯诗人喜爱的却是石竹花、苹果花、玫瑰花。此外，他多次写到茶叶、扇子、胡琴，这些意象显然具有中国特色。所有这些无一不说明诗人佩列列申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与认同。

阅读佩列列申的诗歌作品，我们还不难发现，诗人喜欢中国的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他对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尤为赞赏。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音乐都曾引起他的浓厚兴趣，《从碧云寺俯瞰北京》《湖心亭》和《胡琴》等诗篇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佩列列申写诗，语言洗练优美，诗风洒脱飘逸，格外注重音韵节奏，布局谋篇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他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决非偶然。

1943年5月，佩列列申在哈尔滨神学院通过神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11月，由于同性恋行为“触犯教规”，受到俄罗斯传教士团惩处，从北京调往上海，受上海教区主教约翰监督管教。1946年，佩列列申向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团递交申请书，退教还俗。这期间他开始为前苏联塔斯社驻上海分社担当中文翻译，不久，经申请获得前苏联国籍。20世纪40年代中期佩列列申将鲁迅的短篇小说、杂文与书信翻译成俄文，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1950年，得到侨居美国的胞弟帮助，诗人离开上海，乘船抵达旧金山，打算移居美国，但由于他曾为塔斯社工作，被美国当局怀疑是前苏联特工人员而被扣留，拒绝人境，后被遣返回到中国天津。1952年，他弟弟帮他取得了巴西签证，佩列列申与母亲一道途经香港前往巴西，侨居里约热内卢。

初到巴西，生活相当艰难，佩列列申曾在TU做工，在礼品商店当售货员，还担任过学校的英语教师。1957年，在英国驻巴西的不列颠文化使团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长达九年。由于生活窘迫，语言环境陌生，他的诗歌创作停顿了将近十年。恰恰是在这段艰苦寂寞的岁月，诗人开始翻译《离骚》、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明明知道这些作品译成俄文，难以在巴西出版，却仍然坚持，不难理解他把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视为一种精神寄托。与漂泊的屈原、孤独的李白进行心灵对话，仿佛能给他带来几分慰藉。

1970年，佩列列申翻译完成了中国古典诗词俄译本《团扇歌》，其中包括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欧阳修、苏轼等诗人的作品，还有《木兰辞》和白居易的《琵琶行》。他所选译的作品，有一个基调，就是惆怅忧伤与迁徙流离。1971年诗人完成老子《道德经》的翻译，这个俄文诗体译本二十年后才在前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0)上发表，译本一经问世，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肯定与好评，2000年出版单行本。1975年他翻译的《离骚》在德国法兰克福出版，那是他多年呕心沥血的结晶。佩列列申精通汉语，对原文理解透彻准确，表达和谐流畅，接近原作风貌，译本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得知《离骚》终于出版的喜讯后，诗人特意带老妈妈上街，在里约热内卢一家冷饮店吃冰激凌以示庆贺。想想此情此景，诗人为中俄文化交流默默奉献的精神的确叫人感动。

佩列列申迁居巴西以后出版的诗集有：《南方之家》(1968)《禁猎区》(1972)《涅沃山远眺》(1975)《天王卫一》(1976)等，这些诗集大都在德国出版。佩列列申的俄文译诗集《南方的十字架》(1978)，都是译自葡萄牙语的巴西抒情诗。1983年，他用葡萄牙语写的诗集《旧皮袄》正式出版。1984年，与巴西诗歌翻译家马尔克斯合作，将俄罗斯诗人库兹明的《亚历山大歌曲集》翻译成葡萄牙文出版。1987年，俄文诗集《三个祖国》在法国巴黎问世，其中既有在中国哈尔滨、上海写的诗，也有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写的作品。心系中国，魂系俄罗斯，是诸多诗篇当中最为扣人心弦的主旋律。

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独具特色，采用奥涅金诗节写成，四百多个诗节无一例外，形式极其严谨，曾有评论家断定，这种形式空前绝后。就重视诗歌的音乐性，熟练驾驭十四行诗而言，佩列列申不愧是普希金的继承人，堪称天70他的代表作《无主题长诗》，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共分八章，包括八百个十四行诗节，全部采用奥涅金诗节格律写成，充分显示出诗人驾驭十四行诗的娴熟技巧。对于这部作品，评论界褒贬不一，颇有争议，因为其中内容涉及当年哈尔滨和上海俄罗斯侨民文化界与宗教界人士的某些隐私，也涉及诗人本人的同性恋癖好，因而遭到非难与指责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母语，佩列列申还精通汉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为各民族文化交流架设桥梁，因而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被称为俄罗斯侨民诗人第一浪潮的优秀代表，南美洲最杰出的诗人。他用自己的作品为民族文化沟通与交流作出了贡献。因此，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卓越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令人敬重的民间文化使者。

1992年11月7日，诗人病逝于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位诗人在俄罗斯只生活了短短的七年，但童年印象终生难忘；从七岁到三十九岁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二年，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都跟中国相关，中国的山水令他魂牵梦萦，实属自然；他在巴西居住了四十年，已经料到南半球这个喧嚣的城市将是他最后的归宿地。不过，他在心底一直保留着一丝希望，那就是等待机会返回祖国俄罗斯，寻找机会重返中国，再次游览哈尔滨、北京、上海、杭州。

第6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11月23日,95岁的杨宪益病故于北京;此前的7月31日,86岁的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在牛津去世。短短5个月内,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位《红楼梦》英译者先后亡故。

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or)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三人皆因此获致巨大声誉。后人或会猜测杨家与霍教授之间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当年必如武侠小说中常见的高手对决,非要分出个雄雌。然而这并非事实:杨霍分居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又因冷战隔绝,故而各译各的,对对方的工作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竞争的压力或发奋的动力。相反,霍克思与杨宪益英雄相惜,两家人日后亦结下厚谊。杨宪益先生晚年在海外出版英文自传《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即是由霍克思的女婿、接续译完《红楼梦》后四十回的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作序。

两本《红楼梦》译本,两种情境

但杨译与霍译并非不可对照甚至对比。事实上,30年来,述及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不仅事关翻译技巧,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亦多有论及。

有人说杨宪益采直译,霍克思取意译。实际上并非如此。两人当然都是直译,只是意趣不同。概括地讲,杨译简练,但略显苍白,文采不足。霍译虽饱满、耐读,却也有落口罗嗦与过度之嫌,有时甚至自由发挥、添枝加叶。

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张南峰在所著《中西译学批评》一书中,举《红楼梦》焦大发酒疯一段,将两译对照,指出,杨译过于整齐,有些字眼太“严肃”,“令焦大显得像正气凛然的英雄,而不大像口吐狂言的酒鬼”,霍译有些段落虽“在字面上离原文较远,但这种俚俗的语言和人物性格相当配合”。霍甚至煞费苦心,将中式度量单位转换成英制,为此不惜调整数字,亦别出心裁,在字体和字号上多变花样。

张南峰大概不知,按当时的标准解读,焦大是劳动人民,属正面人物,发酒疯也是批判腐朽没落阶级,自然该正气凛凛。

张引原著例句:“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曹雪芹没有写明焦大被拖走时脸朝上还是朝下,霍克思却在此处加了半句:“and throwing him face downward on the ground”(脸朝下掀翻在地)。张南峰认为:“这个姿势会令焦大痛苦不堪,却令看热闹的读者乐不可支。”

不过,一触及书中的性事或亵语,杨宪益便不那么忠于原文,不仅能省则省,能略即略,甚至多有洁净,至原著粗俗难耐处,宁可多落个一句半句也不可惜。霍克思则全不避讳,予以充分还原,在处理薛蟠的著名春诗时,还额外给句中的性器加了一个“big”。

关于杨霍两译所呈现的两种面貌,张南峰解释说,实因两国翻译理念不同所致。英国讲究可接受性,而中国的翻译规范使杨宪益和戴乃迭倾向于充分性;另一层原因,则因红楼梦在中国人心目中崇高甚至神圣的地位,“更何况这部作品是最高领导人评价很高的”。1980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座谈会上,戴乃迭说,她觉得杨宪益给自己的自由太少,译得太直,太缺乏想像力,而他们钦佩的霍克思则有丰富得多的创造性。

霍克思个人喜好译书,他本人也以向读者传达阅读乐趣为己任,因而更重译文之可读性。而杨宪益夫妇在外文局工作,“是政府公务员,受政府的委托从事翻译。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各个领域的官方规范的制约”。出版其译本的外文出版社也是非常官方的,然而该社的产品其实很难进入真正的英语文学市场,“其翻译出版工作的实际效果,是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多于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这就是说,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是由来源系统发起的,主要是给来源文化中的读者看的。所以,译文没有很大必要遵守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却很有必要遵守来源系统的各种规范。” 张分析说。

然而说到底,杨宪益从不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比起霍克思来,生活中的他更喜笑谑,由于嗜酒,朋友们赠以别号“酒仙”。1968年4月他因“帝国主义特务”罪名被捕时,还与戴乃迭整晚在家中喝酒,太太喝过就睡了,杨先生继续,孰料喝到一半就被带走。入监时,同号的犯人闻见他身上的酒气,以为这老头子喝多了在外面闹事,才被抓来。坐了四年大牢,经历了无数次提审和信以为真的假枪毙,杨宪益终于被释放回家,4年前喝剩下的半瓶泸州大曲还在桌上,却早已发黄而不能续饮。

特殊时代下的翻译人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生于天津名门,1936年入读牛津大学,1940年携英国女友戴乃迭回国,在贵阳、成都等地短暂任教后,入国立编译馆,受主事的梁实秋委派,着手英译《资治通鉴》,从此以汉语经典英译为终身事业。杨宪益译一稿,戴乃迭润色校改,夫妇合作无间,获得举世称许。“50和60年代,对那些在困难中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人来说,他和乃迭已是当时的活传奇。”闵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写道,“若无他俩及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

解放后,杨戴夫妇来到北京,任职外文局,疯狂投入工作,译出《儒林外史》、四卷本《鲁迅选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白毛女》等众多汉语文学名著。时,两人主动响应,废寝忘食,力争工作量翻番,只用10天就译完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杨宪益阔少爷出身,性格中颇多闲散,然而工作中不能自主的地方实在太多,审查无处不在,且愈演愈烈,所以他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并一度自称“受雇的翻译匠”。而且夫妇两人的大量时间,都用于翻译无数的最高指示和领导讲话。杨宪益当年遭批判的一条罪状是:中文里明明有六个“”,译文只出现两次,其他的都用“he”代替。戴乃迭亦曾奉命翻译《同志委托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愤怒之余,竟在译稿上批注: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对外宣传中非常愚蠢云云。此举事后亦成她一大罪状。

《白虎星照命》的英文颇明快,即便述及个人至痛至悲处,亦有几分悲喜剧的色彩,或揶揄,或自嘲。讲到自己在外文局食堂被批斗,被迫站到3张桌子摞起来的最高层,颈挂大他一倍的木头黑板时,杨宪益还特意在行文中采用英制单位:“因为我离地十英尺,当时惟一的恐惧是他们会发飙,开始踹我,或在怒火中把我从高处推落。那我就要腿断臂折了。”

他写到自己在挨批时精神濒于崩溃,时刻觉得同事欲行加害,竟要戴乃迭写信给党的统战部派人来救他;他还觉得有坏人藏在出版社,操纵一台邪恶的发报机,不停向他一人发送信息。他还幻听,坐在家里,听见在隔壁屋里说话:杨宪益不是坏人。

看到这里,读者多半是要苦得落泪的。

杨宪益的翻译生涯大部分不能自主。事实上他并不喜欢《红楼梦》,尤其对书中无尽的宴饮感到厌烦。戴乃迭则始终无法理解贾宝玉为什么不带着林妹妹私奔,两人照例是奉命翻译。相反,霍克思全凭对此书满腔热爱,才全身心投入其中,并很快就把翻译《红楼梦》当成全职工作,为此辞去了牛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的教席。他乐在其中,翻译过程中自绘大观园地图,标明各个人物住房的方位,以求直观理解原著。对书中人名、地名、餐具、食谱的中英转换,亦乐此不疲。如丫鬟名全采意译,戏子名法语化,僧尼和道士则统统译作拉丁语。而或许世风使然,或许本人忌红,霍克思不仅将书名由《红楼梦》改回《石头记》,亦改红为绿,将“怡红院”(Happy Red Court)译作“翠喜堂”(House of Green Delight)。

霍克思不为国家雇佣,翻译《红楼梦》亦非效命于外宣,在严谨的学术态度下,尽可以自由为之,并以此为乐。诚如他在序言中所说,若英语读者能从中得到他读此书时乐趣的百分之一,作为译者,他也便知足。

第7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摘要：结合具体诗词例子分析，在翻译选择适应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古代诗词中出现的服饰词汇的英译从“多维度适应与选择”的原则中的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次进行译文的比较分析。本研究从该理论的语言、文化和交际层面等多维度转换对我古代诗词中服饰的英译进行对比分析，旨在探讨整合适应度较好的英译，“选择适应论”为诗词中的服饰词汇提供了准确的译法。

关键词：翻译选择适应论；三维转化；服饰文化

1.选择适应论视角下的翻译概述.

翻译选择适应论是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根据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理论——生物进化论，推理分析出人类语言翻译与生物界的共同之处随之提出“翻译选择适应论”。该理论原理为与自然界存在的生态环境一样，翻译中也同样存在一个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要强调的是译者中心论并不是说译者可以随意地翻译，而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和方法，即侧重“三维”转换：也就是语言视点、文化视点、交际视点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2.服饰文化

服饰表现着人类特有的智慧，它是穿在身上的文化。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开发和认识自然的方式不同，相异的历史背景使得各民族创造出不同的服饰文化，。郭沫若先生说过两句话：“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这把服饰与文化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事实证明，世界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衣着打扮，是这个民族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尺，也是这个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另外服饰文化在自我表达上可以做到“依民族主义而生，因民族主义而变”。中华民族的壮大，和这种以文化为标准的民族精神有着很大关系，服饰文化在其中展现出的生命力辅佐于民族主义的发展，在维护一统的形式格局下精简、添加，形成时代的既定格局。中式服饰习惯于呈现“天地崇拜”，讲究“天人合一”、“情景交融”，和谐、包容、内敛等审美情愫在中国古代的不同时期都能毫不吝惜地表达在服饰格律上。同时，注重对称，是中国传统审美取向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表现在服饰文化上，因儒家“尚中”的思想发展而起，也借用了道家顺应自然，由“镜像”而映射出对称的心理图景。儒家中正、道家恬淡，服饰文化在其中反映出气韵生动的整体宽松结构，飘逸俊雅的审美气韵。

3.从选择适应论视角研究服饰翻译

如何准确的传达民族服饰文化，民族服饰精神和表达民族服饰审美，笔者认为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由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理论——生物进化论所提出“翻译选择适应论”这一崭新的翻译视角来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笔者将从翻译选择适应论的从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三个切入点应用具体的有关服装的古诗词来具体分析翻译方法。

3.1服饰翻译时的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在翻译古诗词中的服饰类词汇时，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译者为了尽可能地将服饰词汇本身所赋有的民族特性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准确完整地表达中华民族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表达的多重意义，应首推情景描述法准确还原服饰所展现的意境美。正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先袂飘飘举，犹似霓赏羽衣舞。表达的是，杨贵妃乌去发髯半偏着，看起来刚刚睡醒的样子，花冠不整不顾，匆匆跑到堂下来，清风吹拂扬衣袖，步履轻轻飘飘举，好像当年在宫中跳起的霓裳羽衣舞一样。在邢全臣译《用英语欣赏国粹》.中：Her.hair.undressed，she.seemed.just.awake.from.her.slumber.Her.corona.dressed.askew，she.came.to.my.reception.Her.sleeves.in.the.breeze.were.waving.gently，As.if.she.were.still.dancing.for.his.majesty.在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Her.cloudy.tresses.were.awry，Just.summoned.from.her.sleep.Without.arranging.her.flower.headdress，She.entered.the.hall.The.wind.blew.her.fairy.skirt，Lifting.it，as.if.she.still.danced.The.Rainbow.and.Feather.Garments.Dance.

在邢的一文中描述性较强，而译文所表达出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境美体现的程度远远不够，而在译文中关于服饰所传达的文化内涵也不够全面。在杨，戴的翻译版本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原作者所想表达的意境美但在服饰文化内涵方面也需在语言方面增加描述。像“花冠”和“霓裳羽衣”这两个典型突出唐代服饰特点的服饰名词应该在译文中具体描述因而从语言维度来体现翻译所传达的文化内涵，以达到给读者准确还原意境美的最佳效果。

3.2.服饰物翻译时的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在于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译者在进行源语语言转换的同时，关注适应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在翻译是应该充分还原文化内涵用解释或加注释的方法还原文化内涵。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我要把菱荷裁成上衣啊，把荷花编织成下裳。没人知道我也就算了吧，只要我的内心是真正地芬芳。在杨宪益、戴乃迭版《离骚》英译中：With.cress.leaves.green.my.simple.gown.I.made，With.lilies.white.my.rustic.garb.did.braid.Why.should.I.grieve.to.go.unrecognized，Since.in.my.heart.fragrance.was.truly.prized？在许渊冲译《离骚》版本中.：I'll.make.a.coat.with.lotus.leaves，oh！.And.patch.my.skirt.with.lilies.white.Unknown，I.care.not.if.it.grieves，oh！.My.heart.will.shed.fragrance.and.light.

荷花象征清白。荷花花朵艳丽，清香远溢，碧叶翠盖，十分高雅。周敦颐之名篇《爱莲说》称其“出污泥而不染”，赞美荷花的高贵品格，将其视为清白、高洁的象征。荷花是花中品德高尚的花。在《离骚》中作者屈原用荷叶，荷花制衣来表明自身内心和品质的纯洁与芬芳，表明作者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用在高雅的诗形式来感化楚怀王，体现作者不与世俗小人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在翻译这两句是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从荷叶荷花制衣的描述中体现作者想表达出的自身内心和品质的纯洁与芬芳，表明作者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从上面的两个译文版本来看，杨，戴的译文将代表纯洁的荷叶荷花与作者自身成长紧密联系使读者容易理解荷叶荷花的品质就是作者自身的品质，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这种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的差异，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使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所表达的精神层次的实质。

3.3.服饰翻译的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教授认为，这种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传递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充分还原作者所表达的真正含义。从两句白居易的两句诗“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出自〈琵琶行〉，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版本是That.his.blue.coat.is.wet.with.tears.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版本是：.It.was.none.other.than.the.exiled.blue-robed.host.这里读者就有必要了解在唐代青衫和黄衣、白衫是有讲究的，可不能随便乱穿，唐代和解放前的延安一样，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马虎不得的。在唐代，一品至三品的官员，穿的是紫色衣服，这些人是绝对的高官；到了四品以后着装颜色就有区别了，四品是大红色，五品是浅红色，级别不同，不仅体现在着装上，更为重要的是享受的特权和俸禄也大不相同。在译者翻译的同时应该添加注释或在译文中描述到“青衫”的官员等级来充分体现原著作者所表达的当时心中郁郁寡欢和仕途不得志的境遇。“blue”一词本身在西方文化中代表忧郁的精神状态，所以将“青衫”一词翻译为"blue.coat"时读者就也能和作者一样感同身受体会到作者郁郁寡欢的心情。所以从交际维度的选择适应来看，用含有西方文化色彩的特定词还原服饰名词具体内涵是正确传达服饰文化内涵的正确途径。

总之：鉴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服饰所带有的浓厚民族色彩，想要准确的翻译出其所被赋予的内涵对于翻译工作者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它要求根据不同的读者群体、语用场景、作者意图，从语言、交际，审美等多个维度比较完整地转换原文的内容及交际意义。因此依照“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会有助于产生、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翻译古代服饰时在各个层面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译者只有全面准确地了解丰富的民俗知识，才能准确翻译出内涵丰富耐人寻味的诗句以便于准确传达民族服饰文化。（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

[4]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第三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5]杨宪益，戴乃迭.古诗苑汉英译丛.唐诗.外文出版社，2003

[6]许渊冲.唐诗三百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第8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莎士比亚7岁进了“文法学校”，学习主要课程拉丁文，此外还学一点逻辑和修辞以及简单的希腊文。学校的教学主要是死背书，学不好的学生要受到鞭打，犹如旧时中国私塾和小学教师用戒尺打手心。莎士比亚不可能对此有美好的印象。后来他父亲负债，他辍学，不到16岁就自己谋生，先后做屠夫的学徒，到了18岁与一个比他大7岁的姑娘安妮结婚，婚后生了一男二女三个孩子。莎士比亚时代的青年认为到地主的禁猎区去打猎是值得尊敬的勇敢行为，传说中罗宾汉经常这样做。他偷猎了一只鹿，被地主喽啰们鞭打了一顿。因为怕报复离开了斯特拉福镇逃亡伦敦。他在伦敦找到的工作是为来看戏的贵族照看马匹或在后台做跑腿的事。

 

尽管“大学才子”们看不起莎士比亚，而演员们却把他看成是自己人，他们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1601年剑桥大学的学生们出版了一个讽刺性的戏剧评论刊物《从帕尔纳山上归来》，当时著名的喜剧演员威廉?凯普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他在文章中说：“念过大学的人很少能把戏写好，而我们的伙伴莎士比亚却胜过他们所有的人。”

 

莎士比亚是1590年前后当演员和开始写作，这时莎士比亚结识了骚桑普顿伯爵，因为骚桑普顿伯爵是个戏迷，还有许多其他贵族也是剧场的常客。

 

到了16世纪90 年代英国文艺复兴已到了顶峰时期，这群贵族青年经常赞美意大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轮流复述意大利的小说，听意大利的音乐。莎士比亚对这些音乐非常喜爱。对于莎士比亚来说，骚桑普顿伯爵的家时一所“学院”，他在这所学院里受到了文艺时期艺术和诗气氛的熏陶。

 

斯特拉福镇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留下很深的烙印，童年时听说过许多神奇故事，最可怕的是关于几个极丑陋的巫婆故事，后来他在《麦克白》中描写过他们。这位伟大的剧作家熟悉那个时代人民的语言、民歌、民间叙事诗、历史传说和神怪故事。毫无疑问，早在童年时代莎士比亚就得到了这份宝贵财富中相当部分。

 

本?琼生在回忆莎士比亚时说：尽管莎士比亚的知识不太系统，但却很渊博，那完全是持之以恒、博览群书的结果。对于学校他未必会留下美好回忆，在喜剧《皆大欢喜》中，他说一个学童“像蜗牛一样慢吞吞地拖着脚步，不情愿地呜咽着走上学堂”。在从《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也有类似的描写。莎士比亚总是把他所见所闻的典型内容写在自己的剧本里。如：住在骚桑普顿伯爵家的意大利教师，常常穿黑衫，脸色黧黑，姿态庄重而骄傲的佛罗里奥，莎士比亚就以他为模特，在喜剧《爱的徒劳》里塑造了一个妄自尊大的道学先生霍罗福尼斯形象。霍罗福尼斯说：…此类谬误之读音，闻之殆于令人痫发;足下其知之乎?所谓痫发者，即发疯之谓也。莎士比亚把这种骄傲的老学究式的形象描绘的栩栩如生。

 

大约在1592年莎士比亚读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吗的《变形记》中一则古罗马神话的故事，受到启发写了第一首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嘲讽中世纪禁欲主义的典范——那些侍奉灶神的贞女和幽居庵堂的修女。莎士比亚所有的作品都与他周围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的长诗中那个不要女神的爱，宁过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阿都尼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莎士比亚在骚桑普顿伯爵家见过的某些青年。诗中有些生动的画面大概就是莎士比亚童年时在故乡斯特拉福镇郊外游荡时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当时有种风气，诗人们都把自己写的长诗题献给显赫的贵族。莎士比亚也把《维纳斯与阿都尼》题献骚桑普顿伯爵。伯爵和聚在他家的那群文艺复兴的崇拜者们都很喜欢这首诗，大学生们读得津津有味，他们崇拜莎士比亚，有的大学生晚上睡觉时把它放在枕头底下。

 

莎士比亚读了前辈乔叟(1340?-1400，英国诗人)《好女人的故事》以其其它作品后受到启发，创作他的第二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此长诗也是献给骚桑普顿伯爵的。两首诗受到文坛行家们的关心和好评。骚桑普顿伯爵感到非常的荣幸，据说给了莎士比亚一千英镑。

 

命运对莎士比亚微笑了，1592-1593伦敦都在闹瘟疫，一周要死上千人，而莎士比亚就躲在骚桑普顿伯爵富丽堂皇的宅邸写他的剧本，从1594年起的4年内，他一口气写了7部喜剧、4部历史剧和2部悲剧，平均每3个多月就要写一部不朽的巨作。莎士比亚与骚桑普顿伯爵以及与当时其他有教养的热爱文艺复兴的贵族结识对他的创作生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那就是在他创作生涯的初期就已经可能观察贵族的生活方式和接受他们的文化。

 

莎士比亚事业的成功除了上述所交代之外，他还善于倾听各行下层人们反映的社会现况、民间流传等。他写作时总要回顾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事物。如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正是他在骚桑普顿伯爵举行的盛大假面舞会和一群睡眼惺忪、厚颜无耻的仆役

 

莎士比亚回家探亲，不顾路上骑马颠簸劳顿，一到自己房间，洗澡餐毕便开始伏案写作。在烛光下通宵达旦地飞笔疾书。他毕生都在顽强地劳动。

 

莎士比亚一生只活了52岁，26岁左右开始写剧本，49岁就开始退出剧坛，一生写作时间大约只有23年，在这23年里并非全职作家，至少还得演戏。考虑到这些他的写作速度够吓人了。据说伊丽莎白女王要他写部福斯塔夫爵士——莎士比亚塑造的一个有名的滑稽人物——坠入情网的故事，他用了2星期就完成了，这就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文艺复兴时期培育的莎士比亚拥有思想的巨大力量和炽烈的感情，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充分表明他具有各方面的才能。

 

当时在艺术领域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意大利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倾向在绘画，如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等天才艺术家中得到了最充分、最鲜明的表现。在英国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倾向则最鲜明地体现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戏剧创作中，而这一时期戏剧创作高峰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创作新的艺术作品的人认为中世纪艺术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就转向古希腊和罗马艺术，并称自己的时代为“文艺复兴时代”，意即回复到古希腊罗马去。后来历史上就沿用了这一名称。莎士比亚很熟悉文艺复兴时代这种艺术，这位伟大的人民作家的作品不是给喜好典雅文学的人看的，而是给广大的观众看的。“他是面向人民大众的”，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这样评价过他。

 

莎士比亚一共留下37部剧本，还有许多诗歌，简直件件都是稀世珍宝。他完美的语言非常丰富、幽默，简直像刚收割过的田里拾谷粒一样——俯拾即是。如：

 

Foolery， sir， does walk about the orb like the sun; it shines everywhere.[译]先生，傻气就像太阳一样环绕着地球，到处放射它的光辉。(《第十二夜》3幕1场)

 

Since law itself is perfect wrong， How can the law forbid my tongue to curse?

 

[译]法律本身既然是完全错误，法律怎么能够禁止我的舌头咒诅呢?(约翰王3幕1场)

 

Third fisherman： …… Master， I marvel how the fishes live in the sea.

 

First fisherman： Why， as men do a-land： the great ones eat up the little ones. I can compare our rich misers to nothing so fitly as to a whale; a play and tumbles， driving the poor fry before him， and， at last， devours them all at a mouthful. Such whales have I heard on o’th’land， who never leave gaping till they swallowed the whole parish： church， steeple， bells and all.(2.1，29)

 

[译]渔夫丙：……老大，我不知道那些鱼在海里是怎么过活的。

 

渔夫甲：嘿，它们也正像人们在陆地上一样;大的捡着小的吃，我们那些有钱的吝啬鬼活像一条鲸鱼，游来游去，翻几个筋斗，把那些可怜的小鱼赶得走投无路，到后来就把它们一口吞下。在陆地上我也听到过这一类的鲸鱼，他们非把整个教区、礼拜堂、尖塔、钟楼和一切全部吞下，是决不肯闭上嘴的。

 

(《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2幕1场)

 

莎士比亚的语言还体现在将哲学的深刻、文学的优美、历史的深邃完美融合在一起。举一段哈姆莱特台词，这段美句毫不夸张地说是古往今来所有文学语言中最出色者之一，称得上伟大的台词。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it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ed.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Must give us pause; there’s the respect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e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espise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 ? who would these fardels bear，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3.1，56)

 

[译]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哈姆莱特》3幕1场)

 

这段话是整个悲剧的中心，哈姆雷特问自己：“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哈姆莱特是不可能默默忍受和默然旁观的。但是挺身反抗无涯的苦难是无益的。这意味着自取灭亡。因而哈姆雷特想到了“死了;睡着了”，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剧本，那个手执出鞘之剑在汹涌的、准备吞没他的怒涛面前的人物形象，就会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哈姆莱特看到“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这正是排比的妙用，他认识到人世间的混乱，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消灭邪恶。哈姆莱特仿佛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人文主义缩影。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看到人世间的不平等，他们憎恨它，却无法消灭它，因为他们不知道消灭人世间不平等的现实途径。

 

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描写一对真诚相爱的青年男女。朱丽叶父母强迫她嫁给英俊的帕里斯伯爵，在1幕3场乳媪对朱丽叶说。。。小姐!像他这样的男人，真是天下少有。哎呦!他真是十全十美的好郎君。在3幕5场里她的乳媪还说：我想你最好还是跟那个伯爵结婚吧，啊!他真是可爱的十全十美的好郎君!罗密欧比起他来只好算一块抹布。。。即使这样称颂帕里斯贬低罗密欧，朱丽叶也不动摇。朱丽叶爱上罗密欧，就开始考虑人生意义，开始怀疑那些从童年起就不断向她灌输的“真理”，千百次地听过：贵族的姓氏是真正的荣誉，它比什么都重要的“训诲”。朱丽叶说过姓不姓蒙大古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不是手，不是脚，又不是手臂，又不是脸，又不是身上任何其他部分。如;

 

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译] 姓名本来是没有意义的;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我们叫做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

 

So Romeo would， were he not Romeo called， 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

 

Retain that dear perfection which he owes 罗密欧要是换了别的名字，他的可爱的完美

 

Without that title. 也决不会有丝毫改变。

 

(《罗密欧与朱丽叶》2幕2场)

 

罗密欧与朱丽叶分别属于世代为仇的古老封建家族。两个年轻人的纯真爱情与两大家族的世仇水火不相容，这就注定这对青年男女以死殉情的结局。莎士比亚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写的两句话不是偶然的：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谁曾见过这样的哀怨心酸。这部悲剧基本的主题只能解释为主人公真正和谐的感情与他们所处的不可和谐时代之间的对立。

 

Young Adam cupid， he that shot so time，[译]这位小爱神真是个神弓手，

 

When King Cophetua loved the beggar-maid. 竟让国王爱上了叫花子的女儿。

 

(《罗密欧与朱丽叶》2幕1场)

 

As is the bud bit with an envious worm， [译]正像一朵初生的蓓蕾，还没有迎风舒展它的嫩瓣，

 

Ere he can spread his sweet leaves to the air， 向太阳献吐它的娇艳，就给妒嫉的

 

Or dedicate his beauty to the same. 蚊虫咬啮了一样。

 

(《罗密欧与朱丽叶》1幕1场)

 

I think it best you marred with the county， O he is lovely gentleman! Romeo’s a dishclout to him……[译]那么我想你最好还是跟那伯爵结婚吧，啊!他是个可爱的绅士!罗密欧比起他来只好算是一块抹布;……(《罗密欧与朱丽叶》3幕5场)

 

Love goes toward love， as schoolboys from their books， But love from love， toward school with heavy looks. [译]恋爱的人去赴他情人的约会，像一个放学归来的儿童;可是当他和情人分别的时候，却像上学去一般满脸懊丧。(《罗密欧与朱丽叶》2幕2场)

第9篇：离骚原文及译文范文

关键词:自助终端 电磁兼容 传导 辐射 屏蔽 滤波

中图分类号:TP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4(c)-0007-03

随着自助服务(例如:自助银行转帐,存/取款,交纳话费、水、电、气费,信息查询,取号排队等)日益普及,银行自助终端、触摸/综合查询机、取号挂号机等自助终端类产品的使用数量越来越多,使用场合也越来越广泛。为了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近期国家认监委已正式将自助终端类产品(凡是同时具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3C目录内信息技术设备或电信终端设备功能)列入强制性产品认证范围。

为了使从事这一产品领域的同行有更多的了解,笔者就多年来检测工作中的点滴体会作简单介绍,以供参考。

1 产品组成与工作原理

自助终端是一种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机电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其内部可以选择性地集成计算机、开关电源、打印机、读卡器、加热器等模块,能够完成读卡、上传、校验、检测、查询、吸钞、吐钞、转账、打印等一系列复杂的动作。

该类产品一般内部结构越是复杂,则体型越大,份量越重。企业可根据产品应用领域与功能对内部零部件进行选配。其中对电磁兼容性能有重要影响的零部件主要有计算机、电源、打印机、显示器和出钞模块等。是不是把这些单独EMC性能比较好的部件组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后,整个系统的EMC性能也肯定是好的？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各个部件之间还存在着杂散的电磁场能量耦合、部件本身的抗扰度性能好坏等因素,而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EMC性能。

2 产品的测试项目及测试等级

根据国家电磁兼容法规,自助终端的强制检验标准有GB9254-2008与GB17625.1-2003。其中涉及的测试项目有电源端子传导骚扰电压、电信端口的传导共模骚扰、辐射骚扰场强和谐波电流。具体测试原理及方法可参考国家标准GB 9254-2008/CISPR 22:2006、GB 17625.1-2003/IEC 61000-3-2:2001,此处不再赘述。

目前,自助终端产品未进行具体ITE分级。对于一些在公共场所使用的中小型设备(如:排队机、综合查询机等)可按B级限值要求测试。而对于一些大型复杂的设备(如:银行自助取款机、地铁自动售票系统等)则可放宽到A级限值范围。

3 产品的一般整改措施

在EMC测试时,对于一些超出标准限值要求的自助终端产品,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整改措施,一般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1)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适当调整设备内电缆走向和排列,做到不同类型的电缆相互隔离。改变普通的小信号或高频信号电缆为带屏蔽的电缆,改变普通的大电流信号或数据传输信号电缆为对称绞线电缆。

(2)可以在机壳的装配面处涂导电橡胶,或者在装配面处加导电衬垫,甚至采用导电金属胶带进行屏蔽。导电衬垫可以是编织的金属丝线、硬度较低易于塑型的软金属(铜、铅等)、包装金属层的橡胶、导电橡胶或者是梳状簧片接触指状物等。

(3)加强接地的机械性能,降低接地电阻。同时对于设备整体要有单独的低阻抗接地。

(4)在设备电源输入线上加装或串联电源滤波器。

(5)在可能的情况下,对辐射量较大的器件位置进行屏蔽、隔离处理,如加装接地良好的金属隔离板或小的屏蔽罩等。

以上这些方法可以大幅提升产品的EMC性能,其中多数在产品设计初期就应该考虑进去,而不是等到产品成形后再去修改。

4 整改案例

有一款自助终端产品需要进行3C认证,产品必须满足GB9254-2008(idt IEC/CISPR 22:2006)《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A级的限值要求。产品在初步测试时发现所测值超过标准规范要求。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测试结果如图1、表1所示。

辐射骚扰场强测试结果如图2、表2所示。

通过分析测试结果后,我们对于该产品进行如下整改。

(1)内部线路的整理。

首先对产品各个部件之间的互连线进行整理。对于这种系统级的产品,不但要控制好组成系统各部件的EMC性能,而且要处理好各个部件之间的互连和布线问题。首先,电源线尽量与信号线分开,将信号线如:显示器VGA线、打印机USB连线等同电源线分离而不是同捆在一起,沿着机箱壁分别单独走线,此方法可以衰减线之间的耦合和线的辐射。

(2)缝隙屏蔽。

根据相关文献,屏蔽效能和外部机箱缝隙的面积成反比,即减少面积可以减少测量点接收到的电场强度。针对被检的产品缝隙问题(缝隙的宽度约为1.5mm),我们在准峰值超标的天线高度和转台角度所指的方位,在实际机箱对应的正面和后背缝隙明显处增加了一些弹性的金属簧片,因为簧片在约30％的压缩情况下屏蔽效能较高,我们选择2mm厚的簧片,安装后确保机箱与簧片良好地接触,使得缝隙的面积大大减小,故金属机箱的屏蔽效能可以得到提高。

(3)加装或串联电源滤波器。

通过对产品加装电源滤波器,不但能有效地抑制电子设备外部的干扰信号传入设备,而且能大大衰减设备本身工作时产生的传向电网的骚扰信号。其中插入损耗对于滤波器而言是最重要的指标。由于电源线上既有共模干扰也有差模干扰,因此滤波器的插入损耗也分为共模插入损耗和差模插入损耗。插入损耗越大越好,理想的电源滤波器应该对交流电频率以外所有频率的信号有较大的衰减。所以应尽量选择插入损耗有效频率范围覆盖可能存在干扰的整个频率范围。我们可以通过查找滤波器手册,根据其频率范围内的衰减特性来选择合适的滤波器进行安装。

本例中,我们选择了天成达生产型号086.00601.00的电源滤波器,安装于电源分配器中分出来的系统总电源与机箱出口处,具体如图3所示。

其中应注意滤波器与电源等部件距离不能过近,如必要时可使用铜箔等材料进行隔离。滤波器与机箱接触,保持良好的接地效果。

通过以上改进之后再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合格,具体如下。

电源端子骚扰电压测试结果如图4、表3所示。

辐射骚扰场强测试结果如图5、表4所示。

5 结语

由于自助终端类产品系统结构较为复杂,使得产品的EMC性能问题解决难度较大,本文通过对内部线路走线布局整理、机箱外壳缝隙进行屏蔽处理,以切断干扰耦合的路径来减少电磁发射,并通过串联电源滤波器来减弱电源端子骚扰电压。这种针对自助终端类产品电磁兼容问题的整改思路可为相关技术人员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国家标准GB 9254-2008,信息技术设备无线电骚扰特性限值和测量方法[S].中国标准出版社,2008,12.

[2] 杨继深.电磁兼容技术之产品研法与认证[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6.

[3] 白同云.如何实现电磁兼容[r].中国电子学会电子产品战略研究分会,2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