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意象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虽然早在中世纪哲学中就有对“意向”(intentio)问题的最初讨论，例如托马斯·阿奎纳就把用它来定义有意图的精神行为，但真正将它作为哲学术语加以运用的首先是深喑中世纪哲学的弗兰茨·布伦塔诺。他将“意向的”、“意向的内存在”这样一些概念引入到哲学和心理学中，并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或心理学蕴涵。“意向的”一词，在他那里并从他开始而代表着心理现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所有心理现象都“在自身中意向地含有一个对象”。他认为可以通过对意向性或意向内存在(Inexistenz)的指明来区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意向性”是心理现象所独有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后他的学生埃德蒙德·胡塞尔曾对此评价说：“在描述心理学的类别划分中，没有什么比布伦塔诺在‘心理现象’的标题下所做的、并且被他用来进行著名的心理现象和物理现象之划分的分类更为奇特，并且在哲学上更有意义的分类了。”[①]

2．意向性对胡塞尔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乃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契机。此后，无论是在他1907年完成的超越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意向性都构成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核心课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对此精辟地概括说：“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②]就交遇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然观点中的心物二元的原则，是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主体与客体、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就构成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是哲学观点中的或超越论的主体性原则，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显现活动与显现者、构造与被构造的关系。

在此双重方向上的意向性问题，通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意向性成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因此，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工作，即对意识体验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合理地、但不尽全面地被称作“意向分析”。

无论如何，意向性分析的工作主要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具体地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三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础上，用“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两分来开始自己的意识体验分析。这样，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或者本身是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的命题，就被胡塞尔改造为“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③]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意识就是意向体验。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

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每个意识都是意向的”这个说法有两重涵义：一个涵义在于：意识构造对象；另一个涵义是：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前者专指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后者可以指所有的意识行为，即是说，非客体化的行为虽然不构造对象，但也指向对象。例如，爱是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对象。被爱者作为对象首先是通过表象的客体化行为被构造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爱，即成为爱的行为的所指。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说：“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非客体化行为（如爱、快乐、悲哀等等）自己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因此必须倚赖于客体化行为（感知、想象、符号行为等等），更确切地说，倚赖客体化行为构造的对象。即便是像“无名的悲哀”、“末名的喜悦”这样一些现象，在胡塞尔看来也有其确定的对象。

据此，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非客体化行为必须建立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对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与定性，事实上为自古代哲学以来就有的并在近代哲学中得到极度弘扬的一个基本取向提供了依据：将哲学首先视为理论哲学，视为知识论。而情感活动、意愿活动作为非客体化行为只有在表象和判断等知识行为得到分析和探讨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解释和澄清。这个将理论哲学定位为第一哲学，将实践哲学定位为第二哲学的意图，与笛卡尔、康德、布伦塔诺等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它通过胡塞尔的细致扎实的意向分析而获得了更为严格缜密的依据和更为令人信服的实施。

因而马丁·海德格尔在为胡塞尔《内意识时间现象学讲座》所写的“编者引言”中有理由说，通过胡塞尔的分析，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挑明：“意向性”这个表达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④]。这几乎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进行颠覆的一个暗示性预告。

3．正因为胡塞尔的工作为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奠定了一个意识哲学的基础，因此要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顺序做革命性的变革，也就需要对这个奠基做出实质性的解构。这个解构首先是在现象学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马克斯·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同样冠名为现象学的——分析工作。

由于舍勒在其哲学思考之初便把“精神”（不是胡塞尔的“意识”）视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内在于行为之中的对某物的指向关系活动，因此，当他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发现意向性学说时，他立即予以积极的评价与附和。以后的研究者也用“精神的意向性”来标示舍勒所发现的“精神的结构”。

尽管舍勒不会否认意向性分析是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自己也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意向分析，但这些分析并不像胡塞尔那样被用来给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做论证，恰恰相反，他用这些分析来论证的是他的价值哲学。

与胡塞尔的结论不同，在舍勒的意向分析中，感受行为不等于非客体化行为，因为它有自己构造出来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借助于客体化的直观行为而被构造出来的各种实在对象和概念对象，而是通过感受行为构造出来的各种不同价值。

因此，在舍勒看来，感受活动所依据的并不是由表象活动提供的对象，而是它本身所特有的对象，或者说，是由它自己原初地构造出来的价值对象。也就是说，感受有其自己的对象，表象也有其自己的对象。他写道：“我们把这个对价值的接受的感受称作意向感受功能的类别。这样，我们就全然不能说，这种功能乃是通过所谓表象、判断等等‘客体化行为’的中介才与对象领域发生联结的。这样的中介惟有状态的感受活动才需要，而意向感受活动却不需要。在意向感受活动的进程中，毋宁说对象本身的世界向我们‘开启’自身，只是恰恰从它的价值方面向我们开启。在意向感受活动中常常缺少形象客体，这正表明，这种感受活动自身原本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它不需要以任何表象为中介。”[⑤]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

如果在舍勒这里也谈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首先要取决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秩序。感受价值的意向行为是不感受价值的非意向行为的基础；感受较高价值的意向行为是感受较低价值的意向行为的基础。由于最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因而对这个价值的“极乐”感受便构成所有其他价值感受（如包括对“纯粹真理认知”价值的精神感受）的基础。将这个分析结论推演下去，就必然会引出取消理论哲学第一地位的结论。 转贴于

概而言之，由于胡塞尔和舍勒赋予意向感受和一般感受行为的奠基意义的不同，它在整个现象学意向性分析中也就占有了根本不同的位置。感受行为的位置变更进一步导致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胡塞尔和舍勒现象学体系中的位置变更。

4．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努力属于另一个方向。他在意向性问题上是否受舍勒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舍勒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海德格尔可以被纳入到主张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现代哲学家行列中，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他当然也有超出这种理论－实践二分的意图。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意图还没有如此被实施，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他看作是凌驾于理论哲学家和实践哲学家之上的另类思想家。

与舍勒相似，海德格尔也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意向性的意义与问题。虽然在1925年的《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的讲座中，他已经把意向性看作是现象学的三个决定性发现之一和之首：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先天的原初意义[⑥]，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询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在其随后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他已经将意向性问题置而不论，而是用作为此在结构的“烦”(Sorge)或“超越”(Transzendenz)来取代之。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用自己的此在结构分析来排斥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意向分析），而更多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基础。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刻意地避免对相关问题做明确的表态。但在私下的讨论中，他对自己的立场表露再清楚不过了：“从其根本上透彻地思考意向性，这就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的超越性基础之上。”[⑦]“意向性建立在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且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人们不能相反地从意向性出发来解释超越性。”[⑧]“从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的烦的现象出发可以看到，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所把握到的那些东西，以及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来把握这些东西的方式，都是残缺不全的，都还只是一个从外部被看到的现象。”[⑨]

所有这些说法要想表达的都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意图，这个意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此在的基本结构分析所开启的那个层次与意向性分析所揭示的那个层次相比，是更为原本的和本真的。

如果胡塞尔说，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那么海德格尔会批评说：真正的基本情绪是没有对象的。烦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是非客体化的、非意向的。畏(Angst)作为基本情绪也是无意向对象的，否则它就不是畏，而是怕(Furcht)了，如此等等。以此方式，海德格尔“暗示了一个对现象学的提问方式的原则性批判是从哪里起步的。”[⑩]

5．对上面这些可以称作“现象学意向性分析历史导引”的概述，我们可以再作一个扼要的总结：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通过意向分析所确立的是表象和判断在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舍勒则通过意向分析而得出价值感受活动在精神生活中是第一性的结论，海德格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不是最根本的，而是应当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之上。所有这些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发点和立场的分歧所导致。

无论如何，意向性概念及其分析在现象学中发端和展开的历史，清楚而典型地折射出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史，它是一个从以知识论为主的理论哲学向以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为主的实践哲学过渡的历史。这个过渡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所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但在现象学哲学中，它是以一种细致的意识分析的方式昭示于世人的。

在结束本文之前或许有必要指出一点：这种现象学意识分析的方式已经可以在两千年前的印度佛学中发现。撇开时代精神的差异不论，小乘－大乘佛学通过意识分析（更确切地说：关于心识的讨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不是与舍勒、海德格尔的相关主张，而是与布伦塔诺、胡塞尔的分析结果更为相近。具体地说，小乘有部与大乘唯识宗都把六识或八识的识体称为“心王” (citta)，即心的主体或主作用；这里的“识”，是了别的意思，主要是对外境而言。而与心王同时和相应发生的精神活动，在小乘有四十种，在大乘有五十一种，如感受、烦恼等，都不是心本身，而是心王之所有，是心的别作用，因此称作“心所”(caitta)。这个“心王－心所”的分类与奠基层次确定，与胡塞尔“客体化－非客体化行为”的分类和奠基层次确定，基本上只有术语上的差异。

但我们并不想依据历史思考的案例来得出一个对现象学内部各种不同分析结论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而只是想——借用海德格尔的口吻来说——暗示一个对意向性问题的原则思考还可以从哪里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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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A 344/B1 364。

[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法译本译者导言”，载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476。

[③] 胡塞尔：《逻辑研究》II/1，同上书，A 458/B1 494。

[④] E. Husserl， Husserliana Bd. X: Zur Phae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 (1893-1917)， Den Haag， Matinus Nijhof， 1966， p. XXV。

[⑤] 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梁康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上册，页264－265。

[⑥] 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1925)， Gesamtausgabe Bd. 20， Frankfurt/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9，p. 34.

[⑦] M. Heidegger， Vier Seminare， Frankfurt/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p. 122。

[⑧] M.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aenomenologie (1927)， Gesamtausgabe Bd. 24， Frankfurt/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5， p. 230。

第2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这里准备讨论的意向性,首先应当是作为哲学问题的意向性。当意向性作为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时,它的日常含义在哲学讨论中就退回到背景里。“意向”此时不再是指“意图”或“倾向”意义上的意向,而是指意识构造或指向对象的活动或能力。

    2.意向性对胡塞尔之所以具有哲学意义,乃是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契机。此后,无论是在他1907年完成的超越论转向之前还是之后,意向性都构成胡塞尔意识分析的核心课题。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对此精辟地概括说:“意向性可以在现象学还原之前和之后被描述:在还原之前时,它是一种交遇,在还原之后时,它是一种构成。它始终是前现象学心理学和先验现象学的共同主题”[②]就交遇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然观点中的心物二元的原则,是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界、主体与客体、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就构成而言,意向性所体现的是哲学观点中的或超越论的主体性原则,是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显现活动与显现者、构造与被构造的关系。

    在此双重方向上的意向性问题,通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意向性成为现象学的不可或缺的起点概念和基本概念。因此,胡塞尔的整个哲学工作,即对意识体验的分析工作,都可以合理地、但不尽全面地被称作“意向分析”。

    无论如何,意向性分析的工作主要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开始的。具体地说,胡塞尔在布伦塔诺对心理现象三分(表象、判断和情感活动)的基础上,用“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两分来开始自己的意识体验分析。这样,布伦塔诺的“心理现象或者本身是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的命题,就被胡塞尔改造为“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③]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一个着名的命题:“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也意味着,意识就是意向体验。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

    但若仔细分析起来,“每个意识都是意向的”这个说法有两重涵义:一个涵义在于:意识构造对象;另一个涵义是:意识指向对象。意向性既意味着意识构造客体的能力,也意味着意识指向客体的能力。前者专指客体化的意识行为,后者可以指所有的意识行为,即是说,非客体化的行为虽然不构造对象,但也指向对象。例如,爱是一个非客体化的行为,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对象。被爱者作为对象首先是通过表象的客体化行为被构造出来,而后才有可能被爱,即成为爱的行为的所指。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什么要说:“任何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

    以这样一个行为为基础”。非客体化行为(如爱、快乐、悲哀等等)自己不具有构造对象的能力,因此必须倚赖于客体化行为(感知、想象、符号行为等等),更确切地说,倚赖客体化行为构造的对象。即便是像“无名的悲哀”、“末名的喜悦”这样一些现象,在胡塞尔看来也有其确定的对象。 

    据此,客体化行为是奠基性的,非客体化行为必须建立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这样一种对客体化行为和非客体化行为的区分与定性,事实上为自古代哲学以来就有的并在近代哲学中得到极度弘扬的一个基本取向提供了依据:将哲学首先视为理论哲学,视为知识论。而情感活动、意愿活动作为非客体化行为只有在表象和判断等知识行为得到分析和探讨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解释和澄清。这个将理论哲学定位为第一哲学,将实践哲学定位为第二哲学的意图,与笛卡尔、康德、布伦塔诺等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它通过胡塞尔的细致扎实的意向分析而获得了更为严格缜密的依据和更为令人信服的实施。

    因而马丁·海德格尔在为胡塞尔《内意识时间现象学讲座》所写的“编者引言”中有理由说,通过胡塞尔的分析,意向性获得了“一种原则性的揭示”。但是,海德格尔同时挑明:“意向性”这个表达即便在胡塞尔之后也仍然“不是一个口令,而是一个中心问题的称号”[④]。这几乎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进行颠覆的一个暗示性预告。

    3.正因为胡塞尔的工作为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奠定了一个意识哲学的基础,因此要想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顺序做革命性的变革,也就需要对这个奠基做出实质性的解构。这个解构首先是在现象学内部进行的,主要是通过马克斯·舍勒和海德格尔的——同样冠名为现象学的——分析工作。

    由于舍勒在其哲学思考之初便把“精神”(不是胡塞尔的“意识”)视为一种存在形式,一种内在于行为之中的对某物的指向关系活动,因此,当他在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那里发现意向性学说时,他立即予以积极的评价与附和。以后的研究者也用“精神的意向性”来标示舍勒所发现的“精神的结构”。

    尽管舍勒不会否认意向性分析是现象学哲学的主要工作,并且自己也以现象学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意向分析,但这些分析并不像胡塞尔那样被用来给理论哲学的第一性地位做论证,恰恰相反,他用这些分析来论证的是他的价值哲学。

    与胡塞尔的结论不同,在舍勒的意向分析中,感受行为不等于非客体化行为,因为它有自己构造出来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借助于客体化的直观行为而被构造出来的各种实在对象和概念对象,而是通过感受行为构造出来的各种不同价值。

    因此,在舍勒看来,感受活动所依据的并不是由表象活动提供的对象,而是它本身所特有的对象,或者说,是由它自己原初地构造出来的价值对象。也就是说,感受有其自己的对象,表象也有其自己的对象。他写道:“我们把这个对价值的接受的感受称作意向感受功能的类别。这样,我们就全然不能说,这种功能乃是通过所谓表象、判断等等‘客体化行为’的中介才与对象领域发生联结的。这样的中介惟有状态的感受活动才需要,而意向感受活动却不需要。在意向感受活动的进程中,毋宁说对象本身的世界向我们‘开启’自身,只是恰恰从它的价值方面向我们开启。在意向感受活动中常常缺少形象客体,这正表明,这种感受活动自身原本就是一个‘客体化的行为’,它不需要以任何表象为中介。”[⑤]

    由此可见,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

    的“认知的功能”(也是胡塞尔所说的“客体化行为”)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感受行为”的对象或意向相关项所决定的。 

    如果在舍勒这里也谈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问题,那么这就首先要取决于被感受到的价值的等级秩序。感受价值的意向行为是不感受价值的非意向行为的基础;感受较高价值的意向行为是感受较低价值的意向行为的基础。由于最高的价值是神圣的价值,因而对这个价值的“极乐”感受便构成所有其他价值感受(如包括对“纯粹真理认知”价值的精神感受)的基础。将这个分析结论推演下去,就必然会引出取消理论哲学第一地位的结论。

    概而言之,由于胡塞尔和舍勒赋予意向感受和一般感受行为的奠基意义的不同,它在整个现象学意向性分析中也就占有了根本不同的位置。感受行为的位置变更进一步导致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在胡塞尔和舍勒现象学体系中的位置变更。

    4.海德格尔对此问题的思考努力属于另一个方向。他在意向性问题上是否受舍勒的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舍勒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海德格尔可以被纳入到主张实践哲学是第一哲学的现代哲学家行列中,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他当然也有超出这种理论-实践二分的意图。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意图还没有如此被实施,以至于我们可以将他看作是凌驾于理论哲学家和实践哲学家之上的另类思想家。

    与舍勒相似,海德格尔也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意向性的意义与问题。虽然在1925年的《时间概念历史导引》的讲座中,他已经把意向性看作是现象学的三个决定性发现之一和之首: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先天的原初意义[⑥],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想询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何以可能的。因此,在其随后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他已经将意向性问题置而不论,而是用作为此在结构的“烦”(Sorge)或“超越”(Transzendenz)来取代之。这种取代并不意味着用自己的此在结构分析来排斥胡塞尔的意识结构分析(意向分析),而更多是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基础。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他刻意地避免对相关问题做明确的表态。但在私下的讨论中,他对自己的立场表露再清楚不过了:“从其根本上透彻地思考意向性,这就意味着,将意向性建立在此-在的超越性基础之上。”[⑦]“意向性建立在超越性的基础上,并且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成为可能,——人们不能相反地从意向性出发来解释超越性。”[⑧]“从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的烦的现象出发可以看到,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所把握到的那些东西,以及人们在现象学中用意向性来把握这些东西的方式,都是残缺不全的,都还只是一个从外部被看到的现象。”[⑨]

    所有这些说法要想表达的都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基本意图,这个意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此在的基本结构分析所开启的那个层次与意向性分析所揭示的那个层次相比,是更为原本的和本真的。

    如果胡塞尔说,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那么海德格尔会批评说:真正的基本情绪是没有对象的。烦作为此在的基本结构是非客体化的、非意向的。畏(Angst)作为基本情绪也是无意向对象的,否则它就不是畏,而是怕(Furcht)了,如此等等。以此方式,海德格尔“暗示了一个对现象学的提问方式的原则性批判是从哪里起步的。”[⑩]

    5.对上面这些可以称作“现象学意向性分析历史导引”的概述,我们可以再作一个扼要的总结: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通过意向分析所确立的是表象和判断在心理活动或意识活动中的首要地位;舍勒则通过意向分析而得出价值感受活动在精神生活中是第一性的结论,海德格尔认为意识的意向性结构不是最根本的,而是应当建立在此在的基本结构之上。所有这些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发点和立场的分歧所导致。 

    无论如何,意向性概念及其分析在现象学中发端和展开的历史,清楚而典型地折射出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的变化史,它是一个从以知识论为主的理论哲学向以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为主的实践哲学过渡的历史。这个过渡或隐或显地贯穿在所有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但在现象学哲学中,它是以一种细致的意识分析的方式昭示于世人的。

第3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摘要：本研究采用意象对话技术对一名女生的梦境进行心理分析与治疗，力图探讨该生异性交往焦虑的心理过程与机制。在咨询过程中，采用象征性意象进行交流，达到了解患者潜意识和解决患者潜意识中心理冲突的目的，通过改变潜意识中的意象，能很好地改善学生的焦虑情绪。

关键词：梦；意象对话技术；想像

梦，是一个虚幻而又真实的世界。说它虚幻，是因为梦中的奇境绝大多数是奇妙的，是一个幻象；说它真实，是因为作为梦本身，是的的确确存在的。从远古开始到现今的文明时代，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依靠自己的智慧对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当数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他对梦进行心理学研究，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发表出版了《梦的解析》一书，开创了现代对梦及睡眠心理研究的道路。他在《释梦》中论述了这一思想：“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并不是荒谬的，并不是以我们的观念储蓄的一部分休眠而另一部分开始觉醒为先决条件的。它是一种具有充分价值的精神现象，而且确实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它在清醒时我们可以理解的精神动作的长链中占有它的位置，它是通过一种高度错综复杂的理智活动而被建造起来的。”他认为，梦含有一种科学的程序，是可以释悉的。通过对梦境的检视和回顾，我们可以尽情开发出丰富多彩、难以想象的梦中人生，从而不断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发现问题、甚至还能帮助解决问题。

[案例] 咨询者，女， 16岁，独生女。主诉：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不知道车开往何地，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座位，旁边坐一位年轻小伙子，她开始和他攀谈，也比较开心。有一位年长的男性在其背后，用手掐住她的脖子，想把她掐死，年轻的小伙子拉着她的手逃跑，这时又有一人拿着两把刀，一把是菜刀，另一把是尖刀。他说，你选择怎样死法？菜刀钝，慢慢地死；尖刀快，一下就死了。她非常害怕，想让那位男孩帮忙，可一转眼，男孩不见了，车上的人也不见了，只有前面的司机打开前门，她从前门跳下，跑呀跑，这时发现前面有一堵墙，并且墙是绿色的，正不知如何做时，就醒了。

[分析]坐上公交车，表示开始了她人生的旅途，但不知将要到哪里，说明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方向，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在人生的道路上她好像找到了自己位置，同时又对异性充满了好奇，渴望接近异性，想和身边的一位男孩谈恋爱，但受到了来自父亲或权威者的制止，选择死的方法，表明让她选择对恋爱的态度，是快刀斩乱麻还是慢慢地冷却感情？这时，她想求助别人（包括那个男孩）帮助，却发现别人都指望不上。只发现前面的司机打开了前门，这位司机代表了主宰她人生道路的权威者给她指明了方向，想让她积极地去面对问题，她顺从了，但她还是采取消极的方式――逃跑来解决，逃跑的过程中，遇到了阻碍，但发现墙是绿色的，表明她还是看到了希望。

[治疗]使用意象性对话技术对她进行了治疗。“意象”是指人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可以分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运动表象等。我们所指的意象主要的是视觉意象。意象是有象征性的，意象可以反映人意识中或潜意识的心理活动，精神分析开创者弗洛伊德从梦这种特殊的意象开始研究，发现梦里的意象和人的潜意识中的心理活动息息相关 。然意象对话是一种心理咨询技术，其中所表达的思想更为精彩也更有价值，在分析梦境时很有深度。具体地讲，出现在梦境中的各种意象是有象征意义的，象征就是“代表他物的某物”。意象性对话技术是我国心理学者朱建军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的自由联想方法，开发出来的心理治疗技术。此技术首先让来访者在安静、舒适、安全的环境中，坐着或躺着，先做放松练习，然后，让来访者同时体验两种不同的情绪及身体反应；尤其体验有憋闷、堵得慌等不舒服向轻松、舒服、畅快转化的身体感受；反复几次，直到不舒服感慢慢的消失。最后，进行自由联想（最好闭着眼）。在这里我让她接着那个梦，继续想象，发现前面有一堵墙，仔细观察着它，看看有没有可以攀登的地方，然后努力爬过去。让她多次按照这个方法，进行想象，直到自己能够翻越过去为止。

[咨询效果]三个月后，求助者找到分析师，就其他事情咨询。分析师详细询问了那次体验释梦以来的变化。求助者讲，释梦后，数次体验及回忆梦里体验过的那些身体感觉，心情轻松了很多，也变得很坦然了，真是很奇妙。还讲，经过那次咨询后，感到咨询师很亲切，值得信赖。

参考文献:

[1]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修订本)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46 页.

[2]朱建军《我是谁―心理咨询与意意象对话技术》[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6 .

[3]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M]. 孙名之,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 :356.

[4]申荷永.心理分析: 理解与体验[M].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第4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关键词　西方音乐史　音乐技术分析　音乐学分析

当前，有些西方音乐史研究的论文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论文中过多强调了音乐技术分析，试图仅仅从作曲技术的微观结构来探究历史，而忽视了对音乐作品或音乐现象的文化意义的关注。事实上，音乐史属于人文学科，仅仅通过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不能够触及其研究的核心——人的精神，音乐史更多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它研究的不仅是可见、可视的音乐事件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这些事件发生的动因、观念和倾向。作为音乐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技术分析仅仅是理解音乐史的照明工具，是达到深刻理解音乐内涵的一个阶梯、一种手段，并不是西方音乐史研究的主体。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研究和认识达到理解，而非纯粹的技术分析本身。笔者认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不应只停留在音乐技术分析的层面上，而必须在技术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史实和文本进行意义的阐释，从而达到探究其音乐本体背后的人文精神。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学术取向应是“融历史研究与音乐分析为一体的音乐批评(criIicism)”。

一、音乐技术分析

英国音乐学家安·本特认为，分析即“将某一音乐结构化解为较简单的组成要素，并探讨这些要素在该结构中的功能作用。……它的出发点是现象本身而不是外在的因素(诸如生平事实、政治事件、社会条件、教育方式以及所有那些组成该现象周围背景的其他因素)。”本特认为音乐分析的任务是对作品结构进行化解、描述和比较。技术分析专注于作品的内在固有结构，试图以“纯音乐”的方式把握音乐，通过对音乐结构的剖析，明确各要素间以及它们与整体结构之间所具有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以求得对音乐结构组织规律的认识。

音乐技术分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19世纪，其研究重心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创作过程的本质。二是寻求音乐作品中的结构统一。技术分析的这种倾向并不是出于任何科学或抽象的兴趣，而是受到各种思想观念的直接推动。因此技术分析虽然常常在表面上回避价值判断，而事实上分析自一开始便建立在价值认可、价值论证的基础之上。技术分析主要涉及音乐的表层，因而缺乏深入探讨音乐本身更深层的内在动力。音乐由于其材料的特殊性，其分析的对象不仅包括乐谱文本或乐谱所投射的声响效果，而且也包括作曲家在创作时的内心印象、表演家的演绎结果、听者对一次表演的历史体验等。因此，作为西方音乐史研究对象的“作品”不仅仅被视为写下的乐谱，而且被视作某一特定个体所创造的东西，并且在某些方面表达着个体的人格等。

音乐技术分析是一种理性化的、系统化的理解音乐的手段，它必然要以乐谱这个音乐中最具理性化的存在方式作为稳定的基石(尽管乐谱并不能完全清晰地体现音乐)。因此，在音乐技术分析中还必须考虑那些乐谱所不能体现的音乐维度。音乐作品是一种人文社会现象，不论从人的个性、社会与历史的环境、传统的风格与习惯、艺术的目的等原因来看，认识都不能被定量化。而分析家们通常只注重音乐中可测量的方面，忽视了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内涵。有鉴于此，音乐学的历史意识帮助技术分析摆脱了音乐创作的实用目的，使得技术分析成了音乐学的一名正式成员。

二、音乐学分析

音乐学分析通常采用音乐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新视角，紧密结合音乐技术分析对作品进行社会性、历史性的探讨，突出技术性理论与相关社会学科理论方法的交叉融合，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较高的理论层次。音乐学分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5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关键词：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现象

当前，很多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内容中，没有将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心理学有机结合在一起，受此影响，我们很难从大多数社会行为或社会心理现象的解释方面，找到精神分析理论的恰当位置。而在新时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我们普遍看到的只有社会认知、社会学习及行为主义等理论对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的说明，这就难以体现出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那么，如何看待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一、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探究

研究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心理根源，是早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有学者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质，是从主观上对社会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的一种普通科学，这一观点和社会心理学的理念完全一致，认为精神分析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样，都是借文化现象的心理根源研究这条道路走进社会心理研究殿堂的。文化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以弗洛伊德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在该作品中，弗洛伊德从俄狄浦斯情结视角，就社会文化现象进行了解释。弗洛伊德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是社会、道德、文艺及宗教起源的根本，这与精神分析过程中归纳出的心理症结构相一致。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卡尔·荣格（弗洛伊德的大弟子）那里有了不一样的表述形式--集体无意识论。这里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论”是指在个人思想深处存在的无意识存在的一些东西。具体来讲，无意识论的内容，并非个人获得物，通常是遗传而来的、潜在的心理功能，也就是大脑支配的结果，即神话联想。从某个层面来讲，集体无意识是所有社会文化活动形成或出现的决定因素。不管是科研还是文学创作，虽然都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实质上都是集体无意识作用下的产物。弗洛伊德及之后，许多学者发展了他的心理学理论，社会文化现象的心理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研究原则。

二、社会文化决定与心理现象

将社会文化中的诸多要素当成决定人的心理生活的核心力量，是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个基本观点。精神分析类型的社会文化研究学派，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社会文化心理学根源观点相反，认为社会文化才是决定人的心理活动的根本。因此，探究心理活动对应的社会文化因素，是社会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任务。而社会文化研究学派在相关论坛研究中的各种观点，也成为精神分析中的重要社会心理学研究主题。阿德勒作为社会文化研究学派的第一人，其认为人的行为形成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力量，只有对一个人对他人的态度及其社会关系进行透彻的了解，才能更好地评价其人格。阿德勒的这一主张，为精神分析理论重视对个体因素及本能方面研究社会群体指明了方向。霍尼认为西方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而冷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体极易产生孤单、无助的感觉，许多人甚至在儿童时期就会出现一种焦虑情绪，这将成为未来出现神经症的不良因素。假如西方社会认识不到这一点，也不能有效改变现有的社会状况，就会导致神经症的肆意蔓延。从霍尼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心理活动是映射社会条件及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个体内心根深蒂固的潜在心理，其实是其身处的具体文化中具体矛盾的反映。总而言之，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社会文化研究学派获得与现代科学精神相关联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也就是人类的所有心理活动，全部的思想情感，均受具体社会文化背景所影响。

三、心理学视角的社群心理问题

精神分析视角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古典精神理论经常会被归于心理学理论的范畴，这和精神症患者之间有密切关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精神分析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心理学，弗洛伊德及很多精神分析研究人员的研究，大都涉及了群体心理相关问题。具体来讲，群体心理也是涵盖有精神分析观点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论题。在对人类精神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最早对群体普遍性心理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他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这部作品中，弗洛伊德接受了G.勒朋（群体心理学的提出者）的群体心理思想，认为群体对个体的吸引力在与：首先，个体可从人员数量上，体会到力量和无敌感。其次，群体中的个体在情感与行为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再次，群体对个体有着较强的接受性暗示。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作为主要立场，认为能将群体联结在一起的力量，也可以将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这个力量就是爱的本能。弗洛伊德提出，暗示能影响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接受暗示的人拥有和他人保持友好的、爱的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存在这种融洽的爱的关系，才能形成群体心理。虽然弗洛伊德的观点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但是值得赞赏的是，其将研究群体心理当成精神分析的主要内容，提高了学者对群体心理问题的关注程度。在现代心理学看来，弗洛伊德的这一观点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

由上述可知，在新时期，精神分析是非科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从精神角度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渊源，提出社会文化是心理现象的决定因素，倡导对社会群体心理问题的高度关注，使得精神分析与社会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也为社会心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赵维燕.研究性教学在《社会心理学》中的改革与实践[J/OL].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7，（06）：918-920（2017-12-01）. 

[2]张曙光.社会转型期中国大陆社会心理学适应性重建初探——基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J/OL].北京社会科学，：1-9（2016-02-02）. 

第6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作为“人为事物科学”的设计，其研究方法有别于自然科学。设计要善于判断问题，抽象该问题的本质，又具象地掌握这类问题所存在形式⑴。意象尺度（ImageScale）就是一种具体的研究和实用性的方法。

1、意象尺度法的含义和研究现状

意象尺度法主要是借助实验、统计、计算等科学方法，通过对人们评价某一事物的层次心理量的测量、计算、分析，降低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维度，并得到意象尺度图，比较其分布规律的一种方法⑵。

意象尺度法在设计中的应用，最早是色彩方面。尤其是日本和台湾，在色彩的心理效应方面的研究十分流行。方法是从色彩计划入手，以意象调查和语义分析法（又称SD法⑶）为手段，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指导设计。在国内，赵江洪教授率先提出了设计过程中视觉语言的本质就是表达意象的理念⑷，开展了国内意象心理方面的研究。

2、色彩研究中的意象尺度法（ColorImageScale）

色彩的心理效应如同色彩的感情作用、象征作用和色彩的美感一样，是无法直接衡量和评价的。色彩的意象研究属于色彩心理学的范畴，其主要考虑色彩引起的感觉和知觉，以及由此引起的情感作用⑸。色彩的意象尺度法则是将色彩的属性及色彩心理综合考虑，同时以科学的实验方法为依据进行的色彩关系的研究。设计中色彩意象的形成，不是单独由某个色彩决定的，而是由设计所形成的配色效果以及总体的色调效果决定的。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实例是日本色彩研究所的色彩尺度图，这种二维的平面图上有规律地分布着若干色彩要素，有单纯的色块和配色，也有企业标识。这种图以一种非常明了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这些色彩元素的变化规律或排列方式，构成了代表该类对象的直观意义上的意象描述，这种图就称为色彩的意象尺度图。

3、产品设计的意象尺度法（ProductImageScale）

在设计的前期阶段，运用意象尺度的研究方法，可以调查现有产品形象，确定市场趋势及产品定位，可以提升产品设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例如：台湾学者针对产品形象曾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及统计分析，并采用SD法等确定产品的意象语汇和概念意象，进而探讨产品认知空间上与韩、日产品的差距。从设计的效果角度看，非常有必要调查和探讨设计师所采用的造型元素与处理手法是否将所要诠释的意象感觉传达给使用者。这有助于了解使用者与设计师对于造型意象诠释的基本认知，并缩小两者间对产品的认知差距，使产品设计的结果能更符合一般使用者的需要。

总体来说，产品设计中的意象方法是与设计心理、认知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的。

4、意象尺度法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意象尺度图的建立过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多学科交叉的问题，涉及实验心理学、统计学等方法和原理。

意象尺度法以语义差异法为基础，它一方面通过寻找与研究目的相关的意象语汇来描述研究对象的意象风格，同时使用类似“暖的——冷的”等多对相对、反义的形容词对从不同的角度或维度来量度“意象”这个模糊的心理概念，并建立五点或七点心理学量表，以很、较、有点、中常（都不是）来表示不同维度的的连续的心理变化量（如很暖、较暖、有点暖、中常、有点冷、较冷、很冷等），并用因素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或多向度法进行研究。一次心理测量一般使用15至25对形容词。形容词对的选取可以从区分语言的三个因素即评价因素、活动因素及潜在因素中得到。日本学者在相关研究中，确定了一系列色彩意象词汇（描述产品的有产品意象语汇）。如：色彩的美/丑、雅/俗等属于色彩的评价性，色彩的动/静、明/暗、引人注目/不引人注目等属于色彩的活动性，而色的强/弱、轻/重、男性化/女性化等则是色彩的潜在性。该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方法。

实验首先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主观感觉对事先选定的待研样本逐个进行不同语意（词汇）的评价，而实验数据的分析整理则必须借助于数理统计（一般常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将由多种因素（意象语汇）组成的多维意象空间，通过统计意义上的降维，找到能最大程度地反映总体意象倾向的尽可能少的意象维度的描述⑹，以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并最终构建色彩的意象尺度图。

二、意象尺度法在数控机床造型设计研究中的应用

笔者在参加九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数控机床计算机辅助造型设计技术及图库研究》（97-776-03-02/01-02）中，应用意象尺度的方法对数控机床这个典型的现代机电产品的色彩配色和产品形态进行了研究。以意象尺度为数据结构的建立基础，在将机床的意象尺度图与WEB网页结合的过程中，构建起了WEB数据库系统，形成了具有动态交互能力的网上图库查询系统，并开发了专业的辅助设计网站——。

意象是色彩、造型、材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心理表现，单独研究色彩或形态的意象可以更容易发现其中的规律，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

机床方案在意象尺度图上以一定的变化规律，如：形态上的从曲到直，从统一到变化。以及色彩上的从暖到冷、从软到硬的变化，这就分别概括了图库中机床设计方案在形态和色彩上的分布特性，并简洁明了地呈现出来。综合考虑形态和色彩的因素，将机床的整体造型作为考察对象，同样可以得到其意象分布规律，选取直——曲、对称——不对称2对形容词作为构成尺度图的轴，可以得到不同的机床在图上的分布规律。尺度图中不同的区间分别代表了直/对称、直/不对称、曲/对称、曲/不对称这四大类型的造型风格。

三、应用总结

简单说，意象尺度图是一个具有明确色彩、形态分布和变化规律的示意图，这对设计方案的评价和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方法在构造产品形态与色彩审美认知过程的内在心理模型的同时，揭示出产品形态和色彩设计的基本规律，将设计中模糊、感性的问题量化，从而为产品设计（尤其是设计图库）提供较为准确的数据结构和一定的科学依据。该方法在数控机床产品造型设计中的应用经验，对其他产品领域也同样适用。

注释：

⑴⑹张兵：《色彩意象尺度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1996版。

⑵罗仕鉴：《基于人机工程的数控机床造型意象尺度研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00版。

⑶同注2。

第7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关键词：荣格 分析心理学 方法 多元论者

C.G.荣格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成为20世纪影响深远的心理学家与人文思想家。现代社会物质力量的强大，使精神逐步丧失。现代人失去了自我。正基于对此深刻的认识与体验。荣格力图为精神找到自己的地位，使现代人重返精神家园。然而，一方面西方物质资源的高速发展，精神成为物质的附庸而需要拯救，另一方面西方的传统文化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荣格在研究与治疗实践中求助于东方文化。因此，荣格的思想特受东西方的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不仅如此，他的方法也具有强大的魅力。理论与方法是分不开的，深刻的理论必有相应的独特的方法，就像荣格一向声称的那样，出于对精神的高度尊重和对心理复杂性的高度敏感而无意建立系统的理论。荣格在方法上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和富有成效的创造性。可以说荣格是一位出色的方法多元论者。

一、字词联想法

荣格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情结理论。荣格在写精神病博士论文时用一张写有100个刺激字词的表对被试进行测试。主试每次念一个词，要求被试尽可能快地对进人心目中的第一个单词作出反应，并用秒表记下反应时间，然后把这些刺激词再念一遍，让被试重复他先前的回答。在实验中，荣格发现，有时被试对某些词作出反应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而被试又对造成反应延迟的原因解释不清。荣格猜想这可能是由于抑制反应的潜意识情绪引起的。于是他把反应时较长的刺激词、回忆错误的反应词和重复反应词叫“情结指示词”。通过进一步分析，荣格于1904年提出了情结理论。并且他的字词联想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一些生理指标的测试结合起来，即用各种装置分别以图表法记录被试情绪对他的脉搏和呼吸的影响，并测量出皮肤电的大小变化，这样字词联想法就成为了解情结和心理治疗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至今，在许多精神病院里仍然使用这种方法来探察心理症结。此法也常用来审问犯人，荣格曾对伦敦的听众说：“在苏黎士时，每当有棘手的犯案，法院就把我找去，我是他们求助的最后一根稻草。”

荣格的这个贡献使情结这个词成为日常用语，而且由字词联想法发展而来的测谎仪对犯罪心理的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字词联想法与情结理论也使荣格赢得了国际声誉。拜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后，1906年荣格不顾E，布洛伊尔和P，雅内两位恩师的不快给弗洛伊德寄去了《联想研究》，虽然“情结”是荣格自己独立的发现，但他愿意以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弗洛伊德的当时受到孤立与冷落理论。荣格的加盟使弗洛伊德倍感兴奋。在《回忆、梦与思考》中，荣格说弗洛伊德把他称为“皇太子和继承人”。从此，这两位心理学巨人开始了友谊与冲突。1909年，他同弗洛伊德一起应斯坦利・霍尔(StanleyHall)的邀请参加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

其实字词联想法早就被高尔顿和冯特利用，但他们并没有发现更重要的心理意义。因此，字词联想法的应用与发挥充分体现了荣格高度的创造性与深邃的洞察力。正如E，A，贝纳特在《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前言所说的那样，有些人对荣格如此强调字词联想法感到吃惊。因为此法早已为人们所摒弃。荣格对字词联想测试所做的实验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极有意义的结果。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发现了无意识的自主性质。

二、综合构造法

荣格支持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石――《梦的解析》，称这个方法是通向潜意识领域的帝王之道(The roy，alto theunconscious)。但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方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把病人患病和做梦的原因予以简化，还原为纯粹的生物或纯粹的个人的野心，从而掩盖了其完整性。所以，他认为这种还原的方法在某些场合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但与此同时也有极大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地利用梦中的资源。荣格就认为弗洛伊德从梦中寻找情结，而他则认为“释梦要使病人知道潜意识对病人的情结做了什么，为何种目的做准备”。在《梦的解析》中，梦的内容是可以被现实来解释的，荣格认为这是客观的解释，如果用主观的分析来解释梦，这种解释就很容易把梦的内容带回自己的分析中，而不是将它与主体分离。面对客观世界，这样的解释称为综合性的解释而非分析性的解释。荣格意识到，分析的方法如果只是一种分解的方法，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应该是某种综合的方法，即一种不是将梦简化还原，而是“扩充”其意义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叫作“综合构造法”(synthetic analysis)。

综合构造法着眼于主体本身，不是将梦的复杂内容打碎还原为对外部情节的回忆，而相反，是将梦的内容视为主体本身的种种倾向，并把它们“重新组合”到自身中来。在荣格心中“梦无遮蔽，我们只是不理解它的语言罢了”。所以梦就像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对这一文本的阐释，不可避免地要关联于其中纵横交错的种种“暗示”与“轨迹”，并且通过“放大”与“补充”等方式，一层层地揭示其意义。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即象征，因此，对这一象征的阐释最终将围绕其与某种原型的关联展开。所以荣格不遗余力地将梦的内容进行扩大，将梦中难以理解的情节与文学艺术、宗教神话、哲学及风俗民情等相似的原型进行求同比较，即扩大，从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寻找与之有关的象征意义，通过这样使个体与人类集体潜意识进行对话，使梦的意义清晰起来，从而汲取人类共同的精神力量，“建构”健康的人格。荣格认为在对精神现象的理解中，比较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我总觉得到一种特别的责任，那就是不应该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精神现象不是在训练自诊所中才泄露出来，而是首先显现于广大的世界和历史深处。医生观察到的精神现象只是这个精神世界的微小的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还往往因病理状况而受到歪曲。我始终相信，对精神所作的最大的描述。只能来自比较”。显然这种比较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不是“简单还原”而是“综合与建构”。荣格应用综合构造法的著名例子就是关于“蟹梦”的解释：

由此可见，荣格看到了梦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它对心理健康的意义。荣格采取综合构造法对梦进行解释，其目的是为了更全面、更开放地理解人的精神，是出于对人类精神的尊重，以及对精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尊重。他认为深邃的精神内涵与象征内涵不能简单地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物学的角度予以解释。这种外在的解释导致对精神现象片面、简单的理解，最终将精神及精神现象支解和消融其价值，这就是现代人因精神空虚而产生种种焦虑与痛苦的深层次的原因。正因为这样，荣格把梦置于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与 理解，试图找到重返精神家园的漫长归途。

三、积极想象法

荣格强调潜意识现象，特别是集体潜意识现象的非理性，但不排斥意识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恰恰相反，他的心理健康的标准是在意识的指导下，使意识与潜意识融为一体。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提高患者的个性化水平，即使意识与潜意识和谐统一。11913年12月，荣格进行了一次实验，从中发现了一种面对潜意识，使意识与潜意识保持平衡的方法，后来，荣格把这种方法称为“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放弃了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荣格认为自由联想法“值得怀疑”，因为“这些联想自然地导向你的情结”，“我的目的不是要去知道情结，我想知道梦是什么”。荣格指出，积极想象法是让被试冥想任何一个对他似乎有重要意义的幻想碎片――也许是一个偶然的观念。或者是在梦中他已经意识到的某些事情，一直到它的内容成为可见的，即它被嵌入相关联材料之中为止，使之成为可理解的意识的一部分。

实际上积极想象法使患者潜意识深处的原型内容得到充分的表露，成为意识的东西，使意识与潜意识进行对话。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性各方面逐渐整合，成为一体。意识与潜意识对立双方相互融和与统一。最终导致心理的转化，达到系统的个性化。这一过程有几个阶段。最初的任务是诱导出宁静的心灵状态，摆脱一切思绪，不作任何判断，只是以自然的方法观察，注视着潜意识内容和支离破碎的幻想片段自发地出现和展开。然后，用书面形式或非言语形式把这种体验记录下来。在下一阶段，心灵的意识开始积极地参与和潜意识地对峙，潜意识的内容的意义被理解，并与意识状态和谐一致。最后，一旦自我与潜意识相互妥协，个人就能够有意识地生活，不是再受潜意识控制而生活。同时荣格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危险性：一方面容易转变为自由联想使患者陷入情结的无效循环，另一方面可能使患者过分注意潜意识而不能使意识起引导作用，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心理疾病。可见荣格强调人格的整体性就必定会放弃自由联想法而使用积极想象法。

在荣格看来，幻想与梦想基本上是无意识的主动活动，都是某种“被动想象”，而“积极想象”要使意识参与其中，自我起着主动作用；意识不可能随心所欲，但可以与潜意识交流和争辩。所谓“积极”就是它能使意识与潜意识达到统一，实现个性化，最终达到人格完整，促进心理健康。在这里，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出积极想象法与自由联想法的区别，荣格利用积极想象法就是发挥患者自身的作用，提高患者自我教育、自我理解的能力，使潜意识心理在意识层面转化，从而达到个性化的目的。

四、“共时性”方法

如果说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那么“共时性”方法就更体现了荣格在方法上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因为这种方法是与中国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思维密切联系的。

荣格的“共时性”理论是在《易经》的影响下形成的。荣格在接触中国文化时十分惊讶与兴奋，认为一些用西方的理论与科学原理不能解释的问题，包括原型理论中的集体无意识问题，在中国的哲学文化中却能找到答案。他认为中国人确实有一种科学，它的标准经典就是《易经》，只是这种科学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罢了。荣格曾说：“《易经》中的科学根据不是因果原则，而是一种我们不熟悉因而迄今尚未命名的原则，我曾企图把它命名为共时原则(synchronistic principle)。对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研究，早就迫使到处寻找另一种解释原则。因为因果原则似乎不足以解释某些重要的潜意识现象。我发现有一些心理对应根本不可能在因果性上彼此相关，必须用另一种原则来联系。这一联系似乎主要存在于事件的相对共时中，因而我使用了‘共时’这一术语……这种共时性原则的思维在《易经》中达到了高峰，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在西方，这种思维从赫拉克利特起就不见之于哲学史了，它仅仅作为一种微弱的回响再见于莱布尼茨。”-5，

荣格曾在《论共时性》等文献中阐述“共时性”概念。他把共时性描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事件的意味深长的巧合(meaningful coincidence)，其中包含着某种并非意外的或然性的东西。”共时性事件意指一切存在形式之间的深刻和谐，相当于中国的“道”。这些事件的联系不是因果的结果，而是另一种荣格称之为非因果性的联系原则(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是某种经验的结果。所谓的“同时”乃是主观与客观想象符合同步，并产生了意义之合时。对共时现象的判断主要依据三个标准：无因果性、同时性和意义。决定性的因素是意义，是来自个人的主观经验：各种事件之间以意味深长的方式联系起来，即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活动之间、无形与有形之间、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联系。荣格认为共时现象的基础是“潜意识原型”以各种潜意识形式顽强地表现着自己。它不必顾及自我的有意识的意图，似乎是精神本身秘密设计的；但它只有被注意时才有意义，也只有它对本人有意义才是共时现象。一方面，荣格用共时性的概念强调随机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含义，说明人的潜意识心灵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同之处。比如作为自性原型的“曼荼拉”正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所以。共时性原则的思维与特性与荣格的原型理论即集体无意识密切相关。荣格自己对同时性有很深的体验，1928年荣格画了一幅“曼荼拉”，画完以后，荣格意外地发现，这幅画构图与色彩很像中国画，接着，他就收到了理查德・威廉的信和《金花的秘密》的译文，这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与中国文化的共鸣。另一方面，荣格认为共时现象深刻的感情内涵能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对心理治疗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旦患者体验共时现象那种深刻的和谐，共时现象就成为一种发展的力量。荣格称之为“超验功能”，给予个人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意识。因为这种巧合能给人以顿悟和广阔的意识空间，给人提供一种潜意识动力，使人摆脱心理困境。荣格曾举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病例：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病人由于具有十分片面的逻辑思想，冥顽不化，对荣格为减轻她的理性主义所作的努力毫无反应。有一天，当她向荣格讲述昨晚梦时(梦中有人送她一只金色的圣甲虫)，一只金绿色的甲虫扑打着窗户，荣格让其飞进来，捉住给她并告诉她这就是她的金甲虫。从此她智性坚冰的抵抗被打破，治疗继续进行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由引可见。荣格一方面用共时性原则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解释某些用理性无法解释的现象，对弗洛伊德因果决定论提出批评，另一方面自觉地将之作为一种研究与治疗的方法。在荣格看来，观察主体与观察客体组成了观察情境，在排除观察主体的情况下，事件会出因果联系；在主体的潜意识的参与下，事件会出现同时性联系，这时出现了“同时性场”。这个概念提出了以后，引起了科学界与哲学界的重视与讨论。有人认为这是荣格对科学理论的极大贡献。虽然共时现象的机制尚未得到科 学的揭示，但荣格对之所作的描述与分析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荣格的方法是多元的，既有实验的方法也有现象学的方法，甚至还有神秘主义的方法。这与他的医学背景和家庭的宗教背景是有密切联系的，也与他“东西合璧”的思想分不开。但我们能看到，作为方法上的多元论者。荣格始终有意或无意地使人专注于精神本身，极力反对将精神简化为精神以外的东西，从而能够更好描述和研究复杂的精神现象。荣格重视精神现象，“试图建立一种‘有灵魂的心理学’，即一种‘自主精神原则基础的心理学”’，反对以物质取代精神，反对“科学主义”对非理性的遏制与抹杀。从而唤起人们对精神世界、对非理性的关注与尊重，为现代人寻找人类精神资源，重建精神的家园。可见荣格在方法上采取的多元性是与其所研究的对象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荣格说：“我们越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处，就越是产生这样的信念，这就是，人性的多样性与多维性需要我们在观点上和方法上都富于最大的灵活性与丰富性。这样才能适应人的精神深处的丰富性与灵活性。”

荣格也是利用这些方法来研究与治疗的，在应用这些方法的同时就意味着他的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反过来，他的理论赋予了其方法的某些特色。所以说荣格分析心理学方法的有效性有赖于其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分析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又寓于分析心理学的方法的正确性与有效性之中。因此，对分析心理学的方法的评价就显得万分的艰难了。如果因某些研究对象是“神秘”的东西就认为某个理论是非科学的东西，这是不科学的。荣格紧紧围绕研究对象而在方法上采取十分开放的态度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做法，值得学习与赞赏。荣格并不急于建构理论，而是渴望事实，因为他认为现代心理学还很幼稚，所以他对神话学、考古学等历史资料的研究，到非洲、美洲和印度等地的实地考察，从事心理实验和临床实践，以及对自己内心深刻的体察都表明了他对事实的尊重与渴望。荣格这种对精神资源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精神家园重建的不懈的执着，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时不要忘记，我们在评价荣格的时候还必须从临床这个角度去思考。毫无疑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荣格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和一位成功的精神分析医生，被人们誉为“苏黎士的圣人”，而这些都是建立在他的方法的基础上的。从这一点来讲，荣格是一位成功的方法多元论者。

总之，对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及其方法的评价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的评价有必要建立在对该理论与方法的全面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的基础上，这样才会有新的视角。正如荣格自己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我的经验论概念(比如原型及其他)外表上看来应该真正的‘逻辑上的怪胎’。”科恩在苏黎世荣格学院研究过心理分析，对其心理分析有精辟的见解。他在“《荣格与科学态度》(1975)一书中，极力论证荣格心理学的科学性”认为在19世纪欧几里德空间和牛顿物理概念的背景下，人们把荣格等人对潜意识的研究视为荒谬。但在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成就，已经改变人们对空间、时间、物质、能量、现实性等的看法，因此，对待心理学的态度亦应该相应改变。实际上，荣格的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目前号称是“心理治疗的第四股势力”的家庭治疗将荣格的共时性思想融人自己的体系，在分析心理学理论中产生的沙盘游戏疗法也非常受欢迎。

参考文献：

[1]荣格著.成穷等译.分析心理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7：50.

[2]刘耀中，李兴洪.建造灵魂的宇宙――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评传荣格[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374.

[3]荣格著.冯川编译.荣格文集[M].改革出版社，1997：536-544.

[4]A HJames.The Jungian Experience：Analysis and Individuafion[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Canada.1986：147-150.

[5]荣格著.冯川编译.荣格文集[M].改革出版社，1997：297―299.

[6][美]拉・莫阿卡宁.荣格心理学与佛学――东西方精神的对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2.

[7]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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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荣格著.冯川编译.荣格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549.

第8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关键词：问题；积累；策略

一、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所存问题

（一）兴趣较低，阅读面也较为狭窄，同时积累量也相对比较少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一种被动记诵的状态，在知识的迁移上容易受到约束和限制，缺乏一种宏观审读，也就更谈不上个性悟读或者审美解读，最终造成学生在古诗词学习上非常的茫然，一切为了考试而学习，未真正领悟到古诗词所蕴含的各种艺术美，自然而然其自身的文学素养也就得不到提高。

（二）教学策略过于单一和形式化

对于大部分古诗词而言，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文句的挖掘就可明白其内在所蕴含的意义，而这无疑也为学生学习古诗词加大了难度。据调查资料显示，目前在我国高中语文的古诗词教学中，大部分的教师仍旧采用的是一种“填鸭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忽略了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导致古诗词自身语言所具备的灵活气得不到展现，使其审美趣味逐渐下降，最终使学生创造力以及想象力受到影响、限制，造成其教学质量低下。

二、高中语文诗歌教学中的策略

（一）反复诵读、激发想象

古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韩愈在《进学解》中也写道：“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由此可见，大量诵读、反复吟咏是培养学生语感、提高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抑扬顿挫、富有感情的诵读中，诗的韵味、诗的意境、诗的情感才能被深刻地品味出来。同时，我们还需展开想象。想象是引感的桥梁，在想象中还原诗歌给我们描绘出的形象画面，在感悟中体味作者的诗情，这样，作者就把我们的精神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二）走近诗歌

在诗歌教学中，教师应从多个角度切入，引导学生深入挖掘诗歌的内在情感与分析鉴赏诗歌的艺术手法。切入点找准了，可以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同时还可以使课堂教学别致生动。我们可以从形象翻译诗歌入手，引导学生感知诗歌内容。比如我们在学习朱熹的《观书有感》时，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形象翻译：半亩大小的方形池塘里的水光明澄清像一面打开的镜子，蓝天和白云的影子倒映在池面上，仿佛悠闲自在地来回走动。它怎么会这样清澈？因为发源处不断有活水流下来。再把翻译与题目联系起来理解，诗歌所表达的意境情感便很明朗了。我们也可以从分析诗歌的意象角度切入，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诗歌中的意象是作者用来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载体。我们要抓住这些意象，仔细体味，通过联想、想象感悟诗词营造的意境，从而准确“入情”。

比如李清照的词《声声慢》抓住秋风、过雁、黄花、梧桐、细雨等一系列典型意向来诉说词人受尽磨难与内心煎熬的凄惨心情，倾吐着词人哀愁凄苦、孤寂悲愤的内心感受。如果我们抓住这些意向引导学生深入挖掘，就可以对这首词做深刻而准确的理解了。我们还可以从分析诗歌的某一表达技巧角度切入分析。比如我们学习杜审言的《渡湘江》：“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我们就可以抓住这首诗的对比反衬手法进行深入分析，诗歌前两句是虚与实的对比、乐与悲的对比，后两句是人与物的对比。全诗借景抒情，通过对比反衬，变现了浓厚的悲思愁绪。除对比外，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虚实结合等都可以作为分析一首诗的切入点。诗词鉴赏分析的切入角度与方法还有很多，在具体分析时，我们也不能仅仅简单地套用某一种，而应该综合并用，尽可能进行全方位的思考与深入。

（三）鉴赏诗歌

鉴赏诗歌是高考考试内容的重要一项，因此也备受广大教师的重视。但我们必须明白，积淀是第一步，然后才能有鉴赏能力的提高。离开了积淀，鉴赏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高考考试说明中规定了鉴赏的两方面内容。即一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二评价作者的观点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内容。鉴于此，我们在诗歌教学中应注意以下几方面内容：

1.诗歌形象。诗歌是依靠形象来表情达意的。有人把这种形象称为意境。应该说意境是诗歌教学的重点。但在意境分析中，我们一定要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片面地用教参上的观点去套原文。而应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去参与、去分析诗歌，诗无达诂，也许学生的分析可能粗浅，但那是学生自己的观点，应该值得鼓励。同时在诗歌分析中，教师要教会学生依据原诗去进行分析，不要空洞分析，同时学会知人论世、辨证地加以分析。

2.语言及表达特色。在诗歌中如果将形象划归到内容上，那么，语言及表达特色则更多地属于形式表达。由于学识环境的影响，每个诗人都会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和风格，关于这一点，历代诗歌评论家都有杰出的评价，教参上也有很多论述。在教学中，我们应该给学生分析、介绍每位诗人的语言及表达特色，通过鉴赏分析诗歌，使学生加深对语言及表达特色的认识，进而能够独立赏析诗歌。

考试不会考课本上现成的知识，但是考的是学生的能力。就古诗教学来讲，很少考的是对课本上古诗的赏析，但赏析能力却来自课内。所以我在诗歌教学中，在讲到赏析的时候，应让学生少背教条，而更多地从诗歌本身出发，通过对诗歌本身的分析，养成学生的鉴赏能力。

第9篇：心理学意象分析范文

一、强化积累，把握典型意象

意者，思想感情也，象者，客观景物也，意象，即寄托作者情感的事物。在古诗词中，一些典型的事物往往被赋予特定的情感内涵，学生可以从这些典型意象入手，快速确定诗词基调，掌握诗词内涵。因此，教师要强化学生对典型意象的积累，以提高学生诗词鉴赏的能力。

以苏教版高中教材中的《雨霖铃》为例。这首词中，蝉、长亭、舟、杨柳、月都是诗词中常见的典型意象，学习这首词时，学生根据这些意象很容易理解诗词的意境。“寒蝉”开篇，渲染出悲凉的氛围；“长亭”为古人送别之所，常表达离别之意；作者用“寒蝉”寄托哀思，以“长亭”代指别离，诗一开头使充满离别的愁绪。“兰舟”象征着羁旅漂泊，居无定所，作者此之一去便是天涯漂泊，四处飘零，心中无尽悲苦。“暮霭”是一种黄昏时的景象，作者的心情如同这灰色的天空一样暗淡，充满悲愁。古人常折柳送别，用杨柳表示依依惜别之意，“残月”彰示作者惨淡的心情。作者心中愁闷之际，用景物作为情感的寄托，抒发内心的苦闷和悲愁。

由上例可，诗词中的意象寄托了作者的内心情感。在日常诗词的学习中，教师要注重学生对典型意象的积累。学生遇到一首陌生的诗词，就根据日常的积累，分析诗词中熟悉的意象，鉴赏古诗词。

二、联想分析，解读特殊意象

有些作者在创作诗词时，常常别出心裁，出其不意，为典型意象赋予全然不同的含义，学生若仍将典型意象的常见含义代入，可能会与诗意完全不符，甚至背道而驰。这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对诗词进行联想分析，理解诗词意象的特殊用法，对古诗词进行鉴赏。

例如，在一般古诗词中，“”常常是品行高洁，孤高傲世的象征。然而在黄巢的《不第后赋菊》一诗中，作者脱离俗套，为赋予了新的形象和内涵。黄巢科举考场失利，却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制度的腐败，新的想法油然而生，遂内心充满了豪情壮志，借抒发心中抱负，一句“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凌霜绽放与百花的黯然凋零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了顽强的生命力。解读鉴赏此诗时，“”意象的特定意义显然与诗意不符，这就要联系作者的生平、诗歌题目及诗句的意思来解读意象含义。黄巢是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题目可以看出此诗为其科考落榜后所作，从诗句中可以读出一股豪迈之意，因而我们可以联想到作者此时是借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

在上述例子中，“”的象征义与常见义不同，分析时借助了作者生平经历、题目含义等信息进行了一定的联想，解读“”在此处的含义，进而了解全诗。

三、结合意境，体悟陌生意象

我们已经知道，可以借助典型意象的积累来分析古诗词，然而我国古代先人留下的诗词数量极为庞大，鉴赏古诗词也时自然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陌生的意象，要体悟陌生意象的含义，就需要学生感受诗词的意境，结合意境去分析陌生意象的象征意义。

例如，在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瑞脑”“金兽”“玉枕”“纱厨”均是一些较为陌生的意象，但通过分析全诗的意境，我们也可以体悟到这些意境的含义。从“薄雾浓云愁永昼”一个“愁”字，就可以看出作者内心必是充满愁绪的。“瑞脑消金兽”，香炉中的袅袅青烟，渲染了寂寥孤寂的氛围。重阳佳节之际，作者却还在独守空房，忍受与丈夫分离之苦，于是深秋之际的“玉枕纱厨”也带着渗透肌肤的寒意，这寒意穿透身体，直达内心。黄昏之时，“东篱把酒”，酒入愁肠，思念之情更笃。“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西风卷起帘子，寒意袭来，人比西风中的还憔悴。“薄雾”“浓云”“瑞脑”“金兽”“玉枕”“纱厨”“西风”“黄花”这些意象共同渲染了寂寥凄苦的氛围，表现作者独自一人的寂寞孤苦及对丈夫的无限相思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