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第1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一、经济哲学的源起

经济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起源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三次重要论战关系密切。

第一次论战的一方是以李斯特、罗雪尔、克尼斯等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以及19世纪70年代后继承和发扬他们观点的以施穆勒、布伦塔诺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强烈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描述远不符合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世界，而过分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片面狭隘的利己主义动机，更批判性地指出以“经济人”概念为基础的抽象演绎法必然得不到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经济理论。而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们针对历史学派的批判展开了积极有力的回击， 坚持认为对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动机的有效分析才是研究并掌握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与规律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双方唇枪舌战，论战非常激烈。1883 年， 门格尔发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反驳历史学派的批判并对其历史归纳法提出批判；同年， 施穆勒发表了《政治社会科学》与门格尔针锋相对；1884年，门格尔发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错误》再次予以回击；1888 年， 布伦塔诺发表演讲批判“经济人”概念；1889年， 庞巴维克发表反批判言论， 对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提出指责… …最终，关于经济学的科学门类问题也卷入论战之中，奥地利学派认为“边际革命”使经济学成为一类严密的科学，历史学派则认为经济学绝对不可能成为科学。

20 世纪30、40 年代进行的第二次论战将经济学学科性质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穆勒认为依据经济理论做出的判断要想达到精准度并获得验证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因素， 否则这种判断只能是一种预测指向。1932 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证实法而张扬证伪法的浪潮。罗宾斯认为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并阐述了“正确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他认为“正确性”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导过程，而“实用性”则是从“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出发的，能经受住检验与证实的经济理论才是可取的。1937年，萨缪尔逊发表《经济分析基础： 经济理论的实用意义》对罗宾斯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经验材料的假说”。 1938 年， 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主张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应用证伪法。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理论应具有可证伪性，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应朝向经验自然科学。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和现实经济活动中原菲利普斯曲线的销声匿迹打破了经济理论界的宁静与祥和。随着“第二次经济学危机”的到来，第三次论战拉开了大幕。一些经济学家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经济人”，伴随随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假设成为群起攻之的目标。经济学应不应该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学可能如何发展等都成为了此次论战涉及的问题。1973 年， 海尔布伦纳发表《作为“非价值”科学的经济学》批判传统二分法，肯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并对经济学应注重非价值分析的观点提出质疑。同年，缪尔达尔发表言论提出为加强经济分析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应将价值判断作为其前提条件。

在近百年的唇枪舌战过程中，研讨与反思的范围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研究本身，而正是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批判与反思促成了经济哲学的产生。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第一，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西方经济学论战当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急需一种专门的哲学理论为其提供方法论支持。然而无论是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还是实证论哲学、证伪论哲学等都没有以人类经济世界作为反思对象。而经济哲学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从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出发，其哲学理念为构建经济理论体系打下基础，观念上指引经济理论发展，方法上引导经济理论逐步完善。但目前我国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明显不适应我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而以对经济学反思为基础的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有困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必须相辅相成，是我国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共同走向成熟。

第二，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现实中经济现象的辨识水平，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从而超越肤浅的经验认知层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思维模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一时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许多经济思维与行为上的误区，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哲学在观念上的牵引作用能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传统经验束缚，提高我们对经济世界的认知。

第三，第一哲学是经济哲学的基础，经济哲学是对第一哲学的丰富。经济哲学与第一哲学一样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从而求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到达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二者反思对象不同，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反思，而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第一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经济哲学必然以第一哲学对人类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它无法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独立存在；而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反思， 又是以经济哲学为媒介和条件来进行的，缺乏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认识， 就难以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进行反思。因而，第一哲学的发展是经济哲学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而经济哲学的发展是对第一哲学补充、丰富与延展，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第一哲学。

第四，经济哲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升华大有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哲学与经济学不可割裂的渊源，他说：“探寻社会的奥秘， 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他的研究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然而其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收效甚微，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更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观。

三、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只有哲学方法论的牵引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因而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规范显示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对解答我国目前的热门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经济决策是十分必要的。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问题、传统价值观念与新兴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的诚信问题、产权问题等都需要哲学的理论指引与宏观上的把握，指导我做出正确的、全面的、有方向性的经济决策。

第二，经济哲学研究对提升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是十分必要的。计划经济虽已远离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但它留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余毒”却多年来难以清除。倾向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体系、人生观、价值观依然在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人们脑海中“作祟”，它干扰了我们对于经济世界的正确认知，导致了诸如争抢所谓的“铁饭碗”等许多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的出现。而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也会出现偏差，而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往往固守以往的经验作出判断与决策，而单凭经验是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偏差，这正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必须要有哲学理性的指导。因此，研究经济哲学，理性地认识市场经济，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住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

四、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逐步完善

就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我国很多学者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还很模糊，只有一些哲学家对其产生了兴趣，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把经济哲学看成是哲学的“自我推广”，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把握与深刻反思。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已十分注重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几乎每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家。

第二，并不重视的经济学范式及理论基准等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式，忽视前提条件而对西方经济理论全盘接受；缺乏理论基准研究导致对经济问题的判断力失准。然而目前多数经济学书籍仍然很少涉及经济学范式等的研究。

第三，教学领域的哲学和经济学存在严重脱节现象。以本科教育为例，绝大多数高校哲学课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学专业则以经济学传统理论为主。经济学与哲学的姻缘关系被生生切断，更谈不上对经济哲学的涉猎。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对经济哲学的研究领域与作用知之甚少，可见经济哲学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

在我国经济哲学发展的道路上，要注重培养经济学家的哲学素养，要积极参与经济哲学的热烈讨论，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范式与理论基准，要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互相渗透影响，实现经济哲学对我国经济社会牵引与指导。

第2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世界经济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与国家集团所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共同运动的经济有机整体。其中包括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经济协调等。当代世界经济基本包括三类国家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

1、行为主体世界经济的行为主体主要有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两大类，其中非国家行为主体又可分为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经济组织和区域性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迄今为止，主权国家依然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主体，构成世界经济的最主要部分。

2、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专业现有4个研究方向：国际金融与投资、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开放经济学与政策研究、世界经济运行与国别经济研究。

（来源：文章屋网 ）

第3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针对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研究，通过选取1978-2008年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及7个样本国的经济数据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相关分析法、图表比较法对中国经济在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协同性、差异性特征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特征的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以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规律，文章认为：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以期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共同周期 经济 相关分析法 协同性 差异性

研究背景

世界经济共同周期是一种经济波动现象，是将整个世界的经济活动作为一个个具有理性的个体而组成的整体，具有阶段性特征及协同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国家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也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为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以及不同代表国经济间的波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基于此，本文通过多个国家和较长时间跨度的分析证实了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发现了经济发展趋势的协同性和隐藏于国家群体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为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规律性和特征性，为做出更好的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特征，本文中中国经济增长率所采用的数据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为起点，截至2008年，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世界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历年《国际统计年鉴》；样本国选择不同发展阶层、不同地区的国家，本文主要选择美国、日本、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巴西和南非作为样本国，样本国家数据除美国外全部来自世界银行WDI 数据库，时间跨度从1978到2008年，都以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美国的数据来自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网站。

（二） 方法定义

针对中国经济在世界共同周期下的不同发展特征，本文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分别进行计算、比较与分析。

方法一：滚动相关系数法。该方法是基于固定样本长度的滚动相关系数法来使用分析，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出滚动相关系数，进而分析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i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ik}，j国的经济共同周期的指标序列是{sjk}，在样本范围内的滚动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1所示：

（1）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

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该方法是基于两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本文主要使用该方法计算中国与另一样本国间的经济发展相关系数，分别计算多个不同的样本国数据，根据交叉相关系数大小进行排序比较进而分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相关度高、中、低的国家类型（规定交叉相关系数大于0.7的为高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至0.7之间的为中相关度国家，交叉相关系数在0.4以下的为低相关度国家）。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假设中国经济变量组为U，样本国经济变量组为V，利用数学方法分别对这两组变量进行线性组合，把这两组变量化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即令x=（U1，U2，...，Um），y=（V1，V2，...Vn），计算x和y之间的交叉相关系数r，则标准化U和V的相关系数定义如公式2所示：

（2）

其中Cov表示方差，var表示变量，R为变量间转化的常数。

研究分析

（一）协同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协同性。所谓协同性，是指世界各国的经济周期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行为的同步性，表现为一个国家与该整体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经济波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经济周期的共振现象，还存在经济波动的传播行为。为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本文从定量的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采用滚动相关数法，考察二者间的相关性。

首先，针对特定的数据来源，绘制从1978-200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经济增长率曲线图，如图1所示。

通过图1中的波动振幅变化规律可知：从宏观上看，世界经济周期的波动位势比中国的稳定，这是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更高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从微观上看，中国的波动变化规律是先动荡后稳定，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在探索经济发展之路，故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具有动荡性。但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逐渐强大并形成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故具备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世界经济在1994-1998年出现大的波动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导致的经济衰退。

其次，利用方法一的滚动相关数法，计算出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值，绘制成表格与图形如表1和图2所示。

由图2 可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滚动相关系数一直在0.5左右波动。在1997-2001年期间相关系数是负值，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当时正是体制转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最艰巨的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诸多国家的经济动荡，使得这段时期两者之间的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是负值。进入21 世纪之后，两者的滚动相关系数又突然升高了。因此，总的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从研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关性经历了由强到弱，再逐步转强的过程，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世界经济稍强，但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较大且滞后于世界经济波动，对世界经济存在较强的依赖性。

（二） 差异性

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差异性。所谓差异性是指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非同步性，可以用不同国家的发展经历的跌宕起伏来理解。通过对差异性的研究可以进行类别的归类，同时为把握国家今后经济发展的方向提供依据。

本文选取的样本国有针对性的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两大类，分别考察这些国家在我国改革开放推进阶段（1978-1992）、改革开方深化阶段（1993-2008）的同步相关性。根据特定的数据源，利用文本方法二交叉相关分析法公式依次计算中国与各个样本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具体的数据见表2与图3。

通过对图3的观察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与发达国家（美、英、日）、发展中国家（马、新、巴、南）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呈现不同的类型，在1998年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周期的相关性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相关性，总体而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期的同步性高于与发达国家周期的同步相关性，并且在2000 年以后差异性更加明显。

中国与亚洲国家（日、马、新）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逐渐增强，而与亚洲以外国家（美、英、巴、南）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政治上重视亚洲国家、经济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向具有很大的区域性特点，中国与亚洲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结论

本文利用1978-2008年的经济数据，重点研究分析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共同周期下的协同性和差异性两种特征，并对出现该特征的原因做相关分析，同时也为中国经济所处于的位置及发展趋势做好相关依据。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周期高度同步且协同性在增强，与发达国家周期协同性在减弱。第二，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第三，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参考文献：

1.薛敬孝，张兵.论东亚地区经济周期的同期性与非同期性[J].南开经济研究，2001（4）

2.王海红.基于共同周期的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协同性特征的测算[J].统计与决策，2012（11）

3.宋玉华，周阳敏.世界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与非协同性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12）

4.刘金全.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3（4）

5.蔡莉萍.我国经济周期的特点及发展趋势[J].科学决策，2005（11）

6.刘恒，陈述云.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J].管理世界，2003（3）

7.方明.中国经济周期的独特性[J].宏观经济，2008（10）

第4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世界工厂;国际分工;制造业;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91 ― 02

一、 世界工厂概述

（一） 国内文献分析

自2001年起，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大量学者开始研究世界工厂。以“世界工厂”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截止2015年1月6日共1242篇文献，其中2002--2003年成果最为丰富，此时学者争论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工厂的差距和意义、中国世界工厂和英美日世界工厂的区别。大量学者通过论证认为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但具备发展成世界工厂的条件。2004年--2007年，则通过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探寻中国成为真正世界工厂的战略和对策。2008年文献数量出现拐点，这和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及提倡节能减排有关，经济危机爆发导致我国制造业出口锐减、大量企业破产，中国世界工厂有休克现象，有学者认为其会转移到非洲、东南亚等地区，或重回美国。此时学界关注世界工厂的转移、中国是否应保持世界工厂地位、中国世界工厂的转型升级和发展路径研究。

（二） 世界工厂转移过程概述

英国自蒸汽革命后，纺织冶金、机械制造、能源交通等行业从手工业向机械工业转变，通过海上贸易将大量商品销往世界，产出占世界一半成为首个“世界工厂”。美国电力革命后，电力、电动机取代煤和蒸汽机成为新的能源和动力;继续加大科研投入使生产力水平上升，19世纪末在重化工业占据世界领先地位，工业产出赶超英国成为第二个“世界工厂”。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后，美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业比重下降;而日本通过先进技术引进吸收后再改进，使其某些行业技术领先，产出和出口巨大，成为第三个“世界工厂”。

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工厂就是英美日三国，每一个世界工厂的出现都伴随有产业、技术革命和分工方式改变。到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进步产生远程制造，各发达国家注意到中国具有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纷纷到华投资设厂;于是中国在某些制造业产值和出口领先世界，2001年日本首次宣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众多学者认为中国只是“世界车间”，因为中国与其他世界工厂相比明显不同。首先英美在形成世界工厂时整个工业产出居全球首位，日本则是重点行业领先，而中国仅某些低端行业领先;其次英美日在形成世界工厂前首先是科技中心、金融中心，而中国缺乏关键重大技术和融资环境，因此中国无法生产高端商品，只能作为产业链低端加工制造者，大部分生产皆由外资控制，造成中国GDP较高、GNP却不见增加的局面〔1〕。目前学界对世界工厂也没有统一界定，一般认为世界工厂必须是制造业重要生产基地，产品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差别化优势，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部分学者认为应制造业整体产出全球领先，部分学者则认为制造业重要行业产出领先即可。李萍、罗宁认为拥有先进技术水平，产品研发能力强，劳动者素质高，工业企业规模大，世界市场份额大等特点才能称之为世界工厂，中国除某些市场世界份额较大外，其他特点均不具备，因此不是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2〕。

二、 中国世界工厂国内研究现状

国际学界早期对中国“世界工厂”主要有中国、崩溃论和有利论。日本学者认为大量外资到华建厂会导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工业霸主;且中国工业品和东盟国家相似，入世后贸易壁垒降低会成为东盟国家最大竞争对手。国内学者不同意此观点，首先是中国有利论，其次认为中国当时还未成为世界工厂。英美日曾形成世界工厂，未曾威胁世界发展，反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外资进入中国是利用中国的资源要素低成本优势，是正常的资源配置结果。

（一）研究初期：中国是不是世界工厂

1.中国不是世界工厂。一般认为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不健全、核心技术和品牌缺乏、企业规模较小等原因导致产品品种少、档次低，因此中国只是作为打工仔，获取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费。大量学者通过中日、英美日对比得出世界工厂的条件，最终都得出中国离真正的世界工厂还有一段距离，但有发展成世界工厂的条件。

2.中国是否需要成为世界工厂。对于是否需要将中国打造成真正世界工厂，观点不一致。第一种观点是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率和比较优势一定能造就世界工厂。第二种观点是否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不能强求。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一直是明显的，中国产业资本较少、研发能力欠缺，销售网络狭窄。要成为世界工厂必须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过度引进会将我国工业转交给跨国公司，形成中国制造、外国赚钱的局面。因此只能适当采取产业政策鼓励外资进入，同时培育具有研发能力和品牌优势的大型制造业企业。第三种观点是中国不能以“世界工厂”为目标，长期“世界加工厂”模式会使技术创新动机消失，高增长是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为代价取得的。短期可能因资源、成本优势而获利，资源、成本优势丧失后，中国继续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经济将面临严重打击，因此不能仅依靠制造业促进经济增长。

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学者则主要从中国经济增长率、FDI数值、制造业产值和出口值在全球的排名来说明。出现分歧的关键在于“世界工厂”的定位，但不论是否承认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学者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及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位置看法一致，认为中国在技术、产品结构方面与其他世界工厂相比有所欠缺

（二）中国世界工厂研究进展

后期研究主要是定性分析，大量学者从制造业整体现状分析，得出中国世界工厂存在过度消耗、破坏环境等问题;或分析单个因素对中国世界工厂的影响，或结合英美日的发展经验分析中国世界工厂的转型等。邝梅和单连枫（2006）从要素市场角度得出我国还没有成为真正世界工厂，并提出相关市场制度改革建议〔3〕。2008年后世界分工不断细化，冯昭奎（2008）通过中日对比得出中国在企业数量和行业产出值、出口值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不断缩小;但在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方面较弱;仍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低端。〔4〕

1.世界工厂是否转移。欧阳言非（2008）认为越南和印度等国劳动力成本比中国更具优势，吸引了大量西方和港台资金及内资流入，中国世界工厂时代将结束。〔5〕李智彪（2012）认为中国丧失比较优势后，世界工厂地位难以维持。要实现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将世界工厂外移到非洲，这样既能形成非洲新的经济增长点，又能改善中非经贸关系。〔6〕唐凯千、鞠杨（2013）等指出虽然大量制造企业向周边国家投资，但中国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及制造业生产数据说明中国仍是全球制造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发达国家也将更多资金投入中国高端制造业，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只会使中国专注于高端制造业发展，进而向更高层次世界工厂迈进。〔7〕

2.中国世界工厂转型升级研究。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解读世界工厂，产业链中价值最丰厚的区域是价值链两端--研发和销售，要促进中国世界工厂转型升级，就要从制造中心变为研发中心。研发的前提是要了解市场，相对西方我国消费市场明显开发不足;要改善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首要任务是扩大内需，促进企业创新;而中国消费市场巨大，潜在需求不断向现实需求转变、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市场〔8〕。

经济危机严重打击过度金融化国家，实体经济较强国家影响则不大;因此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和新能源开发战略。如果成功外资将从华撤出，中国加工组装业经济增长点将消失，不过西方再工业化需要较长时间。中国应该利用这段时间改变世界加工厂模式、调整产业结构。〔9〕刘志彪（2011）认为在当前价值链主导者压制下，中国企业又缺乏技术和相关机制难以转向价值链高端。 〔10〕巩爱凌（2013）通过中国土地、劳动力等市场价格的扭曲论证了在当前世界工厂模式下难以转型，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摆脱相关市场市场扭曲。〔11〕

三、简要评价

通过整理的文献发现，有关世界工厂的研究、争论很多。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对制造业进行现状描述和比较分析，缺乏定量实证研究。再工业化和绿色经济的提倡使学界再思考世界工厂，其中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现阶段对世界工厂分析的重点应是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世界工厂模式升级，让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世界工业强国、世界市场、世界投资者。现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描述中国世界工厂发展现状及意义，缺乏深入理论分析和未来模式转变的方式、目标的研究。中国多数区域制造业属于来料加工型或外资主导型，但也存在某些区域通过本地力量发展壮大，如义乌模式、温州模式等;可分析这些地区模式对中国世界工厂出路的启示。

（2）重视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由于各国世界工厂、各地制造业的特点和发展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世界工厂的作用和所需模式也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大量的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只有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的研究。可通过建立不同模型分析不同模式、不同路径的效应，这样可更有针对性判断中国世界工厂出路。

〔参 考 文 献〕

〔1〕曾慧琴. “世界工厂”的内涵变迁与生命周期论〔J〕. 发展研究，2009，（01）：50-53.

〔2李萍，罗宁. “世界工厂”与中国制造业发展定位：理论分析与事实观察〔J〕. 社会科学研究，2003，（04）：51-55.

〔3〕邝梅，单连枫. 要素市场改革与中国的“世界工厂”之路〔J〕. 经济与管理究，2006，（07）：85-88.

〔4〕冯昭奎. 中日“世界工厂”的比较〔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06）：74-83.

〔5〕欧阳言非. 中国的世界工厂时代即将结束？〔J〕. 长三角，2008，（06） ：24.

〔6〕李智彪. 中国、非洲与世界工厂〔J〕. 西亚非洲，2012，（03） ：53-72.

〔7〕鞠杨. 世界工厂将迁往何方〔J〕. 中国工人，2013，

（12）：41-43.

〔8〕下一个世界工厂〔J〕. 装备制造，2013，（09） ：41-43.

〔9〕贾晋京. 中国应从“世界工厂”升级为“世界实验室”〔J〕. 文化纵横，2013，（04）：96-100.

第5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沃勒斯坦;经济主义;一体化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2015－10－21［DOI］10．15939/j．jujsse．2016．02．009

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于世界中心地区的学者———沃勒斯坦———提出“世界体系论”并产生广泛影响，许多人为拥有了这样一个国际关系解释框架而欣喜，感觉到耳目一新。其实，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是受到依附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它借用了依附论的最为重要的中心—边缘概念，只不过沃勒斯坦在“中心—边缘”之间加上了一个“半边缘”，以告诉人们世界体系包含着“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基于这一结构所做的分析也似乎能够对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巩固和变动的过程及其原因作出更加客观、形象和合理的描述。的确，与依附论相比，世界体系论的诸多分析都显得更加细致入微，诸如对国际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构成、相互作用及其动态变迁等所做出的分析，都使这个作为分析框架的世界体系论显示出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也许是因为沃勒斯坦希望让自己关于国际分工的论述更具说服力，也许是因为他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劳动分工与控制方式上了，以至于让世界体系论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倾向。也正是世界体系论所具有的这种明显的经济主义理论倾向，无法真实地反映世界体系的存在与运行状况。根据斯考克波尔(ThedaSkocpol)的评论，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常用的概念。斯考克波尔说:“奇怪的是，尽管沃勒斯坦看起来特别关注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地区的阶级结构，但事实上，在我看来，他在解释世界体系的经济变迁时用到的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通常使用的那些变量，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即生产关系与剩余分配是任何经济体系运行与发展的关键。”［1］应当说，沃勒斯坦也看到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一直努力去把这些复杂关系简化为经济变量，总是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去对这些复杂关系做出解释，努力将这些因素解释为经济变化的某种结果，甚至有时在肯定了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后又立刻赋予经济因素以更高的地位。可以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世界体系所做的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解读。

一、经济主义视角中的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有着自己所钟爱的一套概念体系，首先，他是从“社会体系”(socialsystem)的概念出发的，认为“社会体系”是一种自立自足的有机体并有着特定的边界、结构、规则与生命周期。在沃勒斯坦看来，只有自立自足的“社会体系”才能(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单位。既然社会体系被确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那么，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单个国家也就不能被视为自立自足的有机体，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沃勒斯坦认为，他所提出的这个“社会体系”包括“世界体系”(worldsystem)和其他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但是，由于高度自主的相对较小的局部体系已不复存在，当前仅存的“社会体系”也就只有“世界体系”了。他认为，把这个实际上是世界体系的社会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在起点上所拥有的就是一种整体观，从这个社会体系出发展开的叙事所包含的也就是整体分析的方法。其实不然。沃勒斯坦在他的理论实际展开的过程中用经济主义代替了整体分析。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已成为过去式的、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世界帝国”(world-empires);正在进行的、作为经济统一体的“世界经济”(world-economy);未来的作为可能形态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worldgovernment)。在沃勒斯坦的概念体系中，“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一词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是“(现代)世界经济”一词的同义语，它们都是指15、16世纪之后的世界。这两种说法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使用“现代世界体系”一词，是为了强调分析单位的整体性与合法性，以区别于传统的以单个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使用“世界经济”一词则是为了指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即它的经济属性。当沃勒斯坦采用“世界经济”一词时，目的是要强调现代世界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世界帝国”的特征。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世界体系主要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它并不像之前的世界帝国那样存在着由某个政治中心来统治其疆域的状况。恰恰相反，现代世界能够超越任何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单位或范围，是通过经济联系(主要是不同的劳动分工与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实现了世界的一体化的，并在一体化的世界体系中确立起了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以实现剩余价值向中心地区的持续流动。在《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的理论部分，沃勒斯坦似有无奈地说道:“另一种体系(指现代世界体系)中则不存在这样一种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着所有的，或真正统治所有的空间。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world-economy)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2］422。尽管这里所说的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却反映出沃勒斯坦的理论倾向，那就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属性的过度强调，即把“现代世界体系”简化成了“世界经济”，而把现代世界体系的其他方面都舍弃掉了。在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上，这种做法明显地有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沃勒斯坦受到了诸多批评。具体地说，沃勒斯坦认为，15、16世纪之前的世界体系是以“世界帝国”的形式出现的，而现代世界体系则以“世界经济”的形式出现。根据这一历史划分，就会产生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世界帝国是否是纯政治性的?征服与掠夺是否完全没有经济目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仅仅存在着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结构?在比比皆是的军事征服与经济掠夺背后难道就没有政治压迫和话语霸权吗?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前现代的“世界帝国”时期和现代的“世界经济”时期这样的阶段划分，它们其实都只存在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其实，在16世纪之前，世界分割为地域性的空间，根本就没有出现世界体系，世界体系只能被理解为脱域化的产物，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才形成了世界体系。正是因为世界体系的生成，才有了所谓的“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沃勒斯坦对世界历史有着明显的误读，比如，他认为:“世界经济(aworld-economy)是现代世界的发明创造，其实也并非完全如此。历史上曾存在过世界经济(world-economies)，但它们总是变化为帝国的形式，如中国、波斯和罗马”［2］14。我们认为，把中国、波斯和罗马说成是“世界帝国”完全是一种现代观念，只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促使世界体系生成后，人们才反过来看到了那些帝国所拥有的强大的征服能力。就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帝国无论多么强大，无论征服了多少土地，也只是地域性的，更不用说还有大面积的区域仍然处在帝国之外，有时甚至与帝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只有在现代化的意义上，起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的许多国家，再后是美国，才可能被称为“世界帝国”。另一方面，就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而言，可以说是在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才逐渐出现的，是因为民族国家纷纷建立起来，才为世界经济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尽管这种世界经济依然是发生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但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平等与自由等，至少在表面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当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也把学术界通用的“资本主义”概念引入到了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中来并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他自己的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world-economy)(即单一的劳动分工以及多元政治和文化)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一个并不会导向另一个。我们仅仅是在用不同的特征去定义同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3］在这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做出了超越一个国家范围的新定义。他指出，包括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们通常把经济看做是国家结构的内部因素，尽管它在形式上可以突破国家的疆域而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生联系，却不认为那是经济的实质性特征，这种传统认识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国家属性，是存在于国家之中的一种生产方式或意识形态。沃勒斯坦反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概念的传统理解，而是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的属性，而是世界体系的一种特征。“从一开始，资本主义就是世界经济体系内的事情，而非民族国家的事情。”［4］112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其产生之日就注定要突破政治边界的限制，所以，他在把“现代世界体系”与“世界经济”相等同之后又在“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划了等号，认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性是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生成原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是基于这个事实，经济因素在一个大于任何政治实体能够完全控制的竞争场所中起作用。这给了资本家们一种以结构为基础的策略自由。这使得世界体系的持续经济扩张成为可能。”［2］422表面看来，沃勒斯坦的这一解释是合理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的扩张本性造就了世界体系，也开辟出了世界经济。实际上，我们认为，就这三种形式在现代史上的位置而言，是不能在它们之间画上等号的。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在三者之间画上了等号之后进一步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中心—边缘结构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显然，沃勒斯坦是希望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经济理解运用到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中去，这在学术上应当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需要指出，对于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不能做出教条主义的理解的。特别是就国家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种权威机构和治理体系，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运行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事实上，在世界体系中，经济的因素也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世界体系论而言，沃勒斯坦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语境支持的条件下试图对世界体系作出经济主义的解读，这虽然在表面上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较强的解释力，但在国际关系的处理方面，并不能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行动方案。就现实而言，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是政治霸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霸权在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如果它在政治上、话语上受制于霸权国家，甚至经常性地受到军事上的胁迫，那么，它的经济成绩只能是短暂的，甚至是虚假的。由此看来，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经济主义解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的。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现代世界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最为基本的概念，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正是建立在这几个基本概念之上的。但是，沃勒斯坦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却存在着明显不恰当的问题，因而，他通过这些概念而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观也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在历史观方面的错误。首先，我们认为仅仅存在着一种世界体系，那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世界体系，在时间点上，这一进程大致开始于15、16世纪，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世界体系。然而，沃勒斯坦却要区分出前现代的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读。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中国、波斯、罗马等的确被称作为“帝国”，但它们并不是世界体系中的帝国，而是地域性的。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帝国恰恰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出现的，它是通过资本征服、政治压迫和军事掠夺而为世界确立起了中心—边缘结构，在使自己成为中心国的同时，把许多国家转化成边缘国并形成了一种全面的剥削与依附的关系。所以，世界帝国并不是前现代的，反而是在15、16世纪之后出现的。再次，“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是可以用来描述现代世界史的概念，或者说，现代世界史就是一部世界体系化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但是，将这些概念与“世界经济”的概念相混同，并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内部的经济决定论直接移植到对国际关系分析当中的简单做法是错误的。由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存在着这些错误，所以，他并不能真正理解15、16世纪以来的历史是如何进行演变的，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心国是如何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实现对边缘国的剥削和压迫的。

二、经济主义分析掩盖了什么?

既然沃勒斯坦把“世界经济”与“现代世界体系”相混同，也就必然会在对现代世界体系所做的分析中注重对经济因素的强调。相应地，也就会忽视诸如政治、文化、军事等因素。或者说，当谈及其他因素时，沃勒斯坦是将它们简化为或转化为经济因素而后再去分析世界体系的，表现出论证经济之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首要性。我们可以将沃勒斯坦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属性的论证概括为三个方面:逻辑上的基础性、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结构上的重要性。沃勒斯坦说:“它(现代世界体系)是‘世界经济’，因为该体系内各部分间的基本(bas-ic)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这就是说，在逻辑上，现代世界体系内的基本联系是经济联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其他方面的联系。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现代世界体系是因为经济上的联系才得以生成的，此后出现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尽管加速了世界体系的形成，甚至让这一世界体系变得更加稳固了，但它们的作用都只是作为经济的辅助因素而存在的，其结果也只是表现在让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得以持续长存，没有转化为由某个单一政治中心统治的世界帝国。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的这一认识其实是不实的，事实上，随着世界体系生成后，先是英国，后是美国，都曾经或者正在作为世界帝国而存在。沃勒斯坦之所以会无视这一现实，是因为他把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看作不甚重要的因素所致。这就是我们所指出的，在他眼中，现代世界体系完全是经济性的，除了经济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方面的力量可以像经济那样把它的触角深入到世界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就政治而言，没有哪个政治中心能够将其政治权力的触角伸得如经济触角那样长。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知道，杜勒斯早就提出了“和平演变”的设想，而且其手段并不是资本及其他经济活动，反而恰恰是寄托于政治、文化等，对此沃勒斯坦不应丝毫不知。从边缘国家的情况看，政治和文化方面可能恰恰是这些国家的精英群体所渴求的，比如，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会极力把中心国家的政治描绘得无比美好，要求引进并替代被他们说成集权的治理体系，甚至会在没有得到中心国家支持的情况下也动员起本国政府的激烈行动。在文化以及思想理论方面，边缘国家不仅会主动翻译引介，而且会生发出知识依附，只要是来自中心国家的，就会被作为金科玉律对待。所有这些，沃勒斯坦不应没有看到，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强调了经济因素才会视而不见。沃勒斯坦认为，经济因素不仅在逻辑上是基础性的，也不仅是在时间上是先在性的，而且在世界体系的结构上也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沃勒斯坦极力淡化其他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在谈论“社会体系”这个在沃勒斯坦看来是唯一可以作为分析单位的概念时，他说道:“我们认为社会体系的特征便是其内部存在劳动分工，这导致各部门或各地区依赖于同其他部门或地区进行经济交换，以源源不断地、稳定地满足本地区的内部需要。这种经济交换的进行不需要共同的政治制度，甚至更明显地不需要同样的文化”［2］98。从现实来看，如果经济因素在世界体系结构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什么美国总是热衷于向全球推广它的价值观呢?为什么会频繁地在各大洋进行军事演习呢?这说明，美国的领导人比沃勒斯坦更清楚什么因素在世界体系的运行中更能够发挥基本的和主导的作用。一方面，沃勒斯坦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使自己显得具有学究气，但另一方面，从其论证的逻辑来看，他不仅不具有学究气，反而让人怀疑他是在做一项非常务实的替中心国家辩护的理论建构活动。因为，沃勒斯坦在要求人们把对于世界体系的关注重心放在经济要素方面后，紧接着就强调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我们知道，经济交换是从属于平等和自由原则的，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经济交换，结果就会是，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被掩盖了。这一点实际上构成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实质，也是他的理论活动目标。所以，当沃勒斯坦谈到政治与文化等因素时，往往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即使需要发表意见时，也仅仅谈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去讨论不同地区之间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互动与联结。这似乎是在说，在世界体系中的各构成单元中，只有在经济上是因为交换而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所表现出的只是差异而不是联系。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话语上的霸权也就被一笔抹杀了。从近代史上看，不仅政治上而且军事上的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歇过，整个世界体系从来也没有处于真正安宁的状态中，甚至文化冲突也在20世纪后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如果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经济联系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关系，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这样的世界体系应当是安宁的，应当是“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互惠互利”所昭示的和平景象。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经济上的交换从来都不是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是什么因素把边缘国置于不自由的地位上?显然是政治并辅之以文化上和话语上的霸权。这说明，在对一个封闭性的社会———一国社会———的分析中是可以把视线首先放在经济基础上的，从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一国内部社会的其他各种关系，可以看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对于世界体系而言，就不能认为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应仅仅看到经济关系而有意识地忽视其他关系。在世界体系中，政治关系往往发挥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沃勒斯坦把政治关系放在从属的位置上，甚至有意识地在世界体系中淡化政治关系，这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反而会掩盖中心国对边缘国进行政治压迫和干预的事实以及意图。今天看来，当中国在经济上崛起时，一些中心国———特别是美国———并没有选择在经济上与中国开展平等和公平的竞争，更不用说在经济上开展广泛合作了，反而更多地使用了政治和军事的手段，采取各种各样的遏制策略，即使使用经济手段(如反倾销调查、贸易制裁等)，也是建立在政治和军事恐吓的基础上作出的，或者说，背后是有政治与军事威胁作后盾的。进一步，从中国周边国家的情况看，“”从来也不是以经济的形式出现的，反而恰恰是政治渗透的结果。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这种经济主义解读是具有代表性的，即使在对全球化进程进行分析时也存在这类学术现象。我们看到，弗里德曼在其《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所给出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生产外包，并声称外包是碾平世界的一大动力。弗里德曼是在撇开了政治的前提下去证明中心国对边缘国的资本输出以及生产外包是如何让边缘国在经济上、就业上以及生活水平上获益的。事实上，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的，是通过政治开辟道路的。当然，边缘国在与中心国交往的过程中也许会运用经济优先的策略，或者要求经济优先的原则得到中心国的承认，但在实质上，这种经济优先的策略以及主张也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至于中心国，一方面，我们看到，它(们)经常会用“自由贸易”、“比较优势”、“现代化”等一系列的经济用语和谎话迷惑边缘国，以减少边缘国对中心国的敌对和反抗，但在这些话语霸权与文化输出的背后则是强大的政治恐吓和武力威慑;另一方面，当边缘国不听话的时候，中心国就会撕下面具，根本无需用经济策略去掩盖它(们)的政治霸权，而是裸地运用政治恐吓和军事讹诈的手段直接对边缘国进行支配、干预等。当然，沃勒斯坦为了表明他关于世界体系的描述是客观的，也不能不承认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比如，他说，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各部分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性的，尽管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因文化联系和我们最终将看到的政治格局———或联邦结构———而得到加强”［2］13。在此，沃勒斯坦承认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却只承认政治具有某种辅的影响，但他所希望的是在世界体系中找到一个主导性的因素，也确实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史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结果是把现代世界体系视为“世界经济”的同义语这一无需论证的前提。在沃勒斯坦的叙述逻辑中，政治的、军事的因素都只在世界体系的形成中发挥辅的作用，这在他对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欧洲近代史的叙事中反映得非常清楚。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在欧洲的生成是一个完全由经济决定的过程。沃勒斯坦以问答的形式说道:“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出现的同时，也兴起了西欧绝对君主制，但它是其原因还是其结果呢?”紧接着，他就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认为西欧绝对君主制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似乎已要求并且为中央集权和对内部控制的加强这一长期进程提供了便利，至少在中心国家是如此”［2］151－153。我们已经指出，考察一国历史时，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应当得到承认的，如果沃勒斯坦所指的是某个具体的西欧国家，这一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就整个西欧来作出这样的判断，可能就需要对历史作出具体分析了。然而，沃勒斯坦却把这种判断直接地运用于解释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从而简单地得出经济因素是世界体系中首要性的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结论。这样一来，他就把对现代世界体系的描述重心转向了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方面了。结果，他给我们提供的其实是这样一个可以推导出来的结论:中心国虽然早于边缘国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这种国家机器也为中心国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政治支持，使中心国对边缘国的经济剥削成为可能，但是，边缘国之所以处在相对于中心国的弱势地位上，在根本上是由于它的经济分工和劳动控制方式的落后造成的。边缘国在劳动控制方式上依然沿用奴隶制的和封建制的方式，使其经济运行的成本大大地高于中心国，以至于丧失了在世界体系中与中心国竞争的能力，因而也无法改变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在分析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时，都努力从中发现中心国是如何运用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去剥削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的，即要求在对这一秘密的揭示中去寻求应对之策。尽管普雷维什和早期的依附论学派都没有明确地以世界体系作为分析框架，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时默认了世界体系这一前提，认为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是被结构化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中心国恰恰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实现了对边缘国的剥削和掠夺，而边缘国所创造的财富也正是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自动地向中心国流动的。然而，沃勒斯坦却在对世界体系生成历史的经济主义解读中把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说成是由世界经济的变动造成的，把中心国与边缘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说成是由经济决定的。我们知道，沃勒斯坦从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概念，认为世界体系是拥有一个中心—边缘结构的，但是，由于他在世界体系中所看到的仅仅是经济因素，因而，他在谈论这个中心—边缘结构时，也就只剩下了经济意义上的解读，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被消解了。吉登斯在谈到沃勒斯坦时就曾指出他的这种经济主义观的不足:“世界体系理论强烈关注经济影响……以经济标准来划分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区，并不能使我们对权力的政治与军事集中加以阐明，这种集中并非总是能与经济的差异完全吻合。”［5］61这无疑一语切中沃勒斯坦的要害之处。总之，世界体系的运行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关系以及一切经济活动都只是显露于外的表象，特别是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所包含着的是政治上的压迫、军事上的干预、经济上的剥削和文化上的入侵等等众多的方面。如果在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持有经济决定论的话，必然会导向对中心国在世界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掩饰或美化的方向。

三、经济主义分析方法的适用性问题

尽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有着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但他却一再宣称自己所做的是一种综合的、整体主义的分析。他说:“世界体系分析的论点非常简明。三个认定的人类互动的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约束、选择、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式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4］168在论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时，沃勒斯坦也解释道:“当然，事实上我坚持认为政治和经济两个变量是存在于一个单一领域中的。我拒绝接受下述论点，即政治领域具有自主性，或它是由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甚至独立于———那些支配经济领域的法则支配的。我在书中坚持一种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holisticanalysis)”［6］6。沃勒斯坦甚至自我辩解道，他在将“政治”与“经济”加以区分时只是出于方便分析的需要，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问题的全貌。可是，阅读他的《现代世界体系》，却发现他的这些说辞是不实的，他并没有贯彻他的所谓整体主义分析方法，而是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经济主义倾向。在讨论欧洲在“延长的16世纪”期间的劳动分工时，沃勒斯坦一方面强调，“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原则上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不能分开讨论的”;但他同时又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特征是:经济决策要首先适合于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决策要首先适合于较小的合法统治结构，即世界经济内部的国家(民族国家、城市国家、帝国)”。［2］73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然是否定国际政治的存在。而且，这并不是他的一个具体观点，而是贯穿于他的全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一直是在此基点上展开他的世界体系讨论的，在几乎每一项论述中都一直赋予经济因素以高于一切的地位。就《现代世界体系》一书而言，沃勒斯坦所使用的是标准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但是，也正是在这本书中，沃勒斯坦提出了整体主义分析方法的构想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们看到，沃勒斯坦经常陷入到他所声称的整体性研究方法与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之间的矛盾之中。也许沃勒斯坦在希望把握世界体系的整体情况时是把整体主义作为他的某种追求的，但是，由于他仅仅提出了整体主义的方法论构想，并没有作出深入的和成熟的思考，更没有得到相应的语境支持，所以，在实际操作的时候，选择了把经济因素作为分析切入点的路径。我们已经指出，就一国而言，经济关系是基础，其他因素都需要最终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就世界体系来看，经济因素反而成了被决定的因素。然而沃勒斯坦恰恰把这个逻辑颠倒了过来，在对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滥用了经济决定论。事实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即使对于一国内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也开始变得可疑了。我们知道，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后，领域分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对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分别研究显然需要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方法，以至于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显露出了局限性。20世纪后期以来，之所以社会科学变得声名狼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旧的思维传统滥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以至于很难形成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实，不仅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诸如定量研究等方法也是如此，在某些领域是适用的，而到了其他领域，却成了导致科学研究混乱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决定了近代早期形成的诸多传统研究方法已经不再具有普适性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做出方法论上的创新，特别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去选择或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就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世界体系论而言，显然是前人未能深入触及的课题和研究对象，需要在方法上做出创新。可是，沃勒斯坦偷懒了，直接搬用了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所以，他关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显得非常不真实，甚至表现出了某种为既有世界体系进行辩护的学术倾向。也许沃勒斯坦可以辩解说，他是希望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达致对世界体系形成史的科学理解。但是，面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我们应当做什么?进一步地说，是让边缘国都安于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还是努力改变现状?关于如何改变现状，是让边缘国重走中心国的老路子还是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是让边缘国在既有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挣扎还是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的要求?一旦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认识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而是需要在认识世界体系形成的同时去寻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体系的路径。这样一来，经济主义分析方法就必然会面对无情的拷问。应当看到，沃勒斯坦对分析方法是做过思考的，他也试图在这方面作出创新，他所提出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其实也包含着综合性分析的内容，他在评论社会科学研究时甚至说过，“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中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multidisciplinaryapproach)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的研究方法(unidisciplinaryapproach)”［7］8。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社会科学研究中正流行着跨学科研究，沃勒斯坦在批判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表达了他所追求的“一体化研究”的愿望，这说明他并不愿意“随大流”。的确，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来看，更多的是从多个学科中去东采西撷，往往满足于形式上的中和，而不是建立在对每一个所涉及的学科都做出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所谓“跨学科研究”并没有摆脱专业化学科分类的限制，往往表现出来的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觊觎其他领域的研究议题，依据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所形成的专业视角去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发表意见。沃勒斯坦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认为:“跨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ity)在表面上试图要超越学科，但在实际上，它通常只是强化了它们。那是因为‘跨学科研究’这个词本身就预设了分立的学科分类的合法性及其意义，因为它主张将不同知识综合起来。也就是说，其背后的假设就是，分立的知识是存在的”［8］224。鉴于对跨学科研究的这种认识，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研究”的设想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但是，沃勒斯坦在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分析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并没有把“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化研究”贯彻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之中，这说明他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的设想却没有创新的能力，更没有创新行动，而是陷入了庸俗的经济主义分析之窠臼。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提出了世界体系研究的课题，也促进了关于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论反思。此前，普雷维什和依附论学派事实上也一直持有着世界性的视角，所研究的也是世界体系，但是，在研究方法上却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在沃勒斯坦写作《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包括依附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开始谈论研究方法的问题，比如，作为依附论代表人物的阿明在20世纪70年代也明确地表达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尽管从某种特殊角度，如从传统的大学学科的角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社会事实，但社会的科学却只有一种，因为社会事实是统一的，它从来不分‘经济’事实、‘政治’事实和‘思想’事实等”［9］4。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沃勒斯坦所构想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致的，就依附论学派的思想发展来看，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更为明确地追求一种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分析。就此而言，沃勒斯坦提出整体主义分析和一体性研究的构想是具有科学史上的合理性的。遗憾的是，沃勒斯坦并没有在其著作中真正地运用这一方法，而是受到了经济主义分析的纠缠。所以，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中，总是基于经济因素而去确定“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以至于把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复杂现实简单化了，也就无法准确地反映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真实情况，更不可能真正揭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掠夺的秘密了。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是有着世界影响的鸿篇巨制，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来自中心地带的学者对普雷维什和依附论的基础性分析框架的使用，对于中心—边缘概念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相关研究能够在这一视角中去认识世界和分析国家间的关系，这应当视为他的一项贡献。但是，沃勒斯坦所构想的与实际使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特别是经济主义分析使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及其形成史成了一个单色的世界，在实践上则可能导致边缘国家在努力向中心跃迁的过程中作出错误的策略选择，那就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以为单凭经济发展策略的运用就可以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从20世纪后期以及新世纪的世界体系运行状况来看，虽然边缘国因为注重经济发展的策略而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但在改变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扑面而来的情况下，整个世界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边缘国不安于边缘位置的要求与中心国极力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的要求之间孕育着各种各样的潜在冲突，以至于世界陷入了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用经济主义的分析方法去认识世界的话，就会把许多决定了世界运行的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那样的话，一场巨大的危机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这是一个重大机遇，它将打破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所造就出的既有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事实上，它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体系时必须运用多维的视角，必须对世界体系作出综合性的分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加以解构的可行性路径。所以，我们需要对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作出批评，目的就是要寻找世界体系分析的新方法。只有这样，边缘国改变现状的努力才能够在理论探索的过程中被引向正确的方向。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纯地在国家边界范围内开展经济、社会建设，而是面对一个复杂的、多元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世界体系中开展各个方面的活动。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体系，以求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在这里，我们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经济主义分析方法所作的评述，是要指出他把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运用到了世界体系的分析中所犯下的错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世界体系是一个刚刚向我们开放的话题，准确地说，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们才遇到了和必须面对世界体系，这样一来，我们原来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及理论视野上的地方色彩也就暴露了出来。其实，我们所接受的方法训练和理论传承都明显地具有“地方模式”的色彩，这很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世界体系作出科学的把握。因此，我们指出沃勒斯坦研究方法上的缺陷，是希望将其作为我们观察和研究世界体系的镜鉴，以便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能够在方法上和理论上都作出创新，对世界体系做出新的解读。

［参考文献］

［1］SkocpolT．Wallerstein’sworldcapitalistsystem:Atheoreticalandhistoricalcritiqu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77，82(5):1075－1090．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WallersteinI.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Conceptsforcomparativeanalysi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1974，16(4):387－415．

［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衰亡:比较分析观》，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011年英文版第一卷序言》，吴英译，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8］WallersteinI.UnthinkingSocialScience:TheLimitsofNineteenth-CenturyParadigms．Philadelphia:TempleUniversi-tyPress，2001．

第6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渊源；流派；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在21世纪新旧格局交替之际，各国内外政策都面临着历史性大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以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卡尔罗·让等人为代表的欧美学者，于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即地缘经济理论。地缘经济学理论一经诞生，就备受关注、讨论及推崇，但由于该理论形成时间短、体系不完善等原因，学界在其性质、内涵及其价值的把握上产生了分歧[1-5]。在地缘经济理论的学科价值上就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从地缘政治学中独立出来，二者并立；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已经取代了地缘政治学；第三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理论是地缘政治研究领域的新拓展，从属于地缘政治学。此外，在理论指向上也出现了论争，且至今未有一致看法。由此造成人们对地缘经济认知的困惑甚至是混乱，并束缚了学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的实践背景、理论缘起、发展流派等进行回顾、梳理与评述，旨在从地缘经济理论发生学角度一探其性质及内涵特征。考虑到欧美地缘经济学发展史只有二十余年，但是地缘经济学的两个至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即地缘经济合作实践和相关或相近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并随着地缘经济合作于70年代前后和90年代左右的两度兴起，为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创立作了较为充裕的时间积淀。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生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加以论述（表1）。

2 理论孕育：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

二战后，随着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与国家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欧共体的形成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冲击，使得维持了近20年、以国际政治对峙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出现了松动，一个更为均衡稳定的多极格局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各国将竞争目标及重点由传统政治军事安全调整到经济发展与安全领域，注重区域性协同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前后，集团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朗化。继经互会（СЭВ，1941）、经合组织（OECD，1961）成立后，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于1967年在欧洲正式诞生，并适应形势要求在广度（新成员国加入）和深度（合作内容）上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地或是为经济合作组织的示范效应所吸引，或是为区域性竞争压力所迫，开始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基于地体毗邻及邻近关系而实施的跨区域合作的第一轮高潮。集中表现于在欧、非和拉美地区，一些毗邻及邻近国家与地区竞相成立了经济合作组织，实施地缘合作计划。据不完全统计，此阶段先后成立了100多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6]。在此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试图对地缘经济合作的根源做出合理解释，而其研究成果则为地缘经济理论生成提供了必要养分。

（1）国际贸易学的解释。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到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从不同层面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说等，主要以企业生产成本为分析工具，探讨区域经济合作对专业分工与提高劳动效率的贡献。美国经济学家Viner、Lipsey、Williams等人则从交易成本角度，论证了关税同盟具有贸易创造（Trade Creation）与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等效应。在此基础上，Kindleberger研究了区域合作的投资效应，提出了投资创造（Investment Creation）和投资转移（Investment Diversion）理论。由于影响深远，关税同盟理论被视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促成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奠基石。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学派，运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对贸易进行了分析；小岛清、Helpman、Balassa等进一步考察了贸易在区域一体化中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资本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方面。

（2）国际政治学的解释。不同流派诸如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近邻国家合作的必要性，旨在得到关系认同与关系维护，“即使这样做可能是不经济的”[7]。恩斯特·哈斯是较早从政治学角度系统研究区域一体化的学者之一，其围绕三个概念——功能外溢、政治外溢和共同利益升级等分析了一体化的动态过程。不过，多数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区域化背后的政治因素。约瑟夫·格里科用权力变量来解释当代的区域化机制，把地区安全结构的稳定或不稳定视为部分决定地区经济合作机制形成的先决条件；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尤尼·高瓦特别研究了政治-军事同盟和其他政治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吉尔平、莱克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在霸权国家存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方式以稳定区域集团内部的经济关系。高瓦还从安全的角度解释了区域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同盟国家之间签订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经济相互依存，有利于结成共生关系。

（3）地理学的解释。无论是国际经济学还是国际政治学，都没能解释清楚地缘经济合作的“区域问题”，即为什么是发生在此地而非彼地，也就不能揭示其地理意义。而擅长于解析地缘性问题的地缘政治学，由于二战以来被曲解为“一门支持法西斯侵略扩张行径的学说”，成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禁地。除了极少量回顾传统地缘政治思想史及批判性文章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以地缘政治学术语作为书名的论著在西方问世。涉及到该领域，则需要借助地理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的理论表达，甚至在术语上都不用“Geopolitics”而是用“Political Geography”。从而使得地理学思想，主要是其分支经济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成为了研究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理论工具[8-9]。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天然存在某种经济联系的，这种联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美国地理学家厄尔曼以空间相互作用这一术语表示两个地理区域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英国地理学家哈格特借用物理学中热传递的三种方式，把空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分为对流、传导和辐射；政治地理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空间分布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主要分析国家的领土疆界、首都、行政区划等政治现象，揭示国际政治关系的格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国家的政治决策、国际事务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政治地理学对跨国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于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而不是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体。可见，此阶段对跨国经济合作的研究虽然卷帙浩繁，却没有真正深入到“地缘”问题本质，当然难以形成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体系。

3 理论萌芽：地缘经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

第一轮世界性地缘经济合作，并非纯粹是为经济考量，大多出于政治结盟意愿。而各成员国间的诸多边界争端、政治冲突、族群矛盾、宗教与教派纷争等传统政治安全问题在冷战后期渐次显露，更是极大地冲击了原本脆弱的经济利益基础。由此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跨国合作组织要么分离，要么陷入停滞状态未能真正履行其协调职能，从而使得跨国经济合作陷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低谷期。不过，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降低，也未因此降低学界探索地缘经济现象及问题的兴趣。刚刚复苏的地缘政治学，因其擅长于地缘问题的综合研究，并格外关注新形势下世界权力结构变动的经济因素及经济影响，从而为地缘经济理论创立作了直接准备。

1964年，S.B.科恩就在研究中称两极体系终将瓦解，人类必将生存在一个“分裂但是更加永久的世界”。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印证了其预测，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转变，原属两大集团内的各成员国间利益关系分化重组，大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局域性热点问题频现。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等，在已有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重新掀起了世界政治及其格局与国家战略的研究热潮，从而使得地缘政治问题与其描述体系——地缘政治学理论再度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迅速复苏，新地缘政治学逐步形成：继S.B.科恩提出“多极世界体系”论和I.沃伦斯坦描述其“世界体系理论”之后，罗伯特·吉尔平论述了其“霸权稳定论”，乔治·莫德尔斯基发展了“领导长周期论”，H.A.基辛格阐述了其“五头政治”（pentarchy），Z.K.布热津斯基推出了“三边论”概念（trilateralism）。

虽然新地缘政治学坚持认为，基于现实主义解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无政府状态，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并未从根本改变。但是，就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及其地缘政治解释体系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了变化：在理论的学科基础上，实现了从生物进化论到生态学和系统论的思想跃升；在理论的现实依据上，完成了从国家中心论到世界多极论的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开启了从地理决定一元论到世界发展多元论的扩展；在战略导向上，突显了从对抗到对抗与合作并举的转移；在政治安全理念上，其内涵概念得以扩大化，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和军事，更有经济和生态环境。可见，在新旧理论形态的交替中，新地缘政治学已逐步将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纳入到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并强调必须从经济因素及经济-政治互动基础等综合的、多角度的视角来考察地缘政治格局。新地缘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诠释了其经济性及经济内核[10]：

（1）新的权力因素的凸现，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包括经济因素在内新权力要素体系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学者们对沃勒斯坦和麦金德“中心-边缘”结构比较之后得出：“沃勒斯坦的观点深深扎根于全球形势的经济基础，而麦金德的理论仅仅考虑上层建筑的运作方式”。换而言之，I.沃伦斯坦是以“中心-边缘”的经济结构模式构建世界体系的。此外，沃勒斯坦后续研究认为国际经济的持续膨胀、经济增长点的扩大和地理上的扩散，是国家发展、霸权兴衰和大国战争的主要推动力。可见，经济实力、经济手段、经济竞争政策等是决定霸权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霸权国家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及强力手段。

（2）新的世界权力结构的突显，即新地缘政治学是以世界权力的分配结构构建的地缘政治理论。世界权力分配结构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区域性的世界图式、均势体系的世界秩序、欧亚大陆的大棋局理论及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等。这种权力分配方式逐渐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由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等组成综合国力成为了权力的支点和联系纽带。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世界秩序应该秉承“在五、六个大国以及许多小国参加在其中的国际体制上，就和过去数世纪一样，必须借由调和、均衡各自竞争的国家利益，去建立秩序”。

4 理论初创：欧美地缘经济学形成及流派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标志着世界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并加快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世界各地秉持新的发展理念改造并创建了一批地缘性合作组织。原本比较沉寂的亚洲和北美成为了最具活力的区域：①在亚洲，经济合作席卷了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亚增长四角于1985年和1997年先后建成。东南亚的东盟内部则建立了“南部三角区”、“东部成长四角经济合作区”、“北三角”经济合作区、“大马增长三角区”、“中部成长三角”等。中亚的中亚经济联盟成立于1994年，并于2002年并入欧亚经济共同体。西亚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2003年建立关税联盟。此外，中日韩等国与东盟分别开展了“10+x”合作模式，谋求建立自由贸易区；②北美建成了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自由贸易区。继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1992年美、墨、加等三个国家签署了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在美墨和美加边境地区的合作，其成果尤为显著[11]。正是现代地缘经济合作第二轮高峰迭起之际，地缘经济学应运而生。

较早对地缘经济开展专门研究的是美国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爱德华·卢特沃克，其于1990年首创了“地缘经济”这一术语，并为建立地缘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12-13]。此后，地缘经济学不断扩散，形成了以美国、意大利和俄罗斯为中心的多个各具特色的理论学派：

（1）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卢特沃克、理查德·索罗门、麦肯利·肯维、亨利·诺、斯卡拉皮诺等。卢特沃克预言，地缘政治时代即将结束，地缘政治学必须让位于地缘经济学。在地缘经济时代，资本、市场渗透、产业和投资政策取代了的军队、基地与驻军、战略核武器。美国面临的政策问题中心是建立地缘经济威势力量，过去靠武力获取的东西，现在必须靠发挥经济威力来保持。所罗门则强调，国家安全观念正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扩大到经济领域，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等地缘经济内容是国家实力与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决定新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斯卡拉皮诺在研究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中提出了“自然的经济区”（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这一具有实体性地缘区域的概念。总体而言，美国的地缘经济学适应了两极格局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下对外扩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国家政策乃至世界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美国学派的地缘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未脱离地缘政治学的框架，只不过是将冲突逻辑由高政治领域的外交与军事转向低政治方面的经济，并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若干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而美国则应谋求主导地位[14-15]。

（2）意大利学派。意大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翁纳、卡尔罗·让、谢尔兆·菲奥热、F·B·罗查等人[16]。不同于美国学派过度强调经济竞争与较量及其之上的国家战略问题，他们更注重国际竞争与合作，把地缘经济学理解为研究国际竞争与合作规律的科学，认为参加这种国际竞争的是国家经济行为体，所以地缘经济研究对现代国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在意大利学派看来，地缘经济学的独立发展是以地缘政治研究为基础的，地缘经济学实际上是经济地缘政治学，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联系。

（3）俄罗斯学派。俄罗斯学派的总体特征是将地缘经济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并提出了两个代表性研究模式：A·涅克列萨的全球地缘经济六角结构模式和Э·Г·科切托夫的国家地缘经济战略模式。前者提出以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的融合现象为基础的六角模型，并对国家进行了等级划分，描述了世界地缘经济秩序的关键布局，包括四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化空间和两个不具有明确地理区域的地缘经济空间。Э·Г·科切托夫把地缘经济理解为在新的全球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指出地缘经济模型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经济体系，即“以民族经济跨国化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中的经济特性总和”[17]。其核心思想是，寻求世界地缘经济和谐秩序模型的路径，并在这一模型基础上实现战略利益均衡。

5 简要评述：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内涵特征

综上可知，欧美地缘经济学不仅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还有着深刻复杂的理论源流。在其理论生长轨迹中，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三大学科理论起到了特殊的催生、孵化与支撑作用（图1）。其中，地缘政治学是地缘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这是由于欧美学者在构建地缘经济理论时，基本沿袭或借鉴了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美国学派强调的是市场控制和经济争夺；俄罗斯学派注重的是国家战略目的；意大利学派则突出国际竞争与合作。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而是地缘政治学的新研究领域及分支流派；而地缘政治理论在探讨地缘经济问题时，又有所偏差：或将地缘经济视为一种新影响因素，或是某种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手段，或是经济关系甚至跨国合作组织形式。此外，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地缘经济学理论与其相关及相近理论间还存在彼此交错、相互借鉴、互为引证甚或矛盾、抗诘的复杂关系。以上种种，导致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呈现出一派活跃异常、学派林立的局面，却难以掩饰其理论尚不成熟、更缺乏严密规范体系的事实。整体而言，欧美地缘经济学已经和正在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

（1）挑战传统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后，尽管还存在政治与安全威胁，甚至在国际热点地区频频爆发军事冲突。但是，更多的威胁来自于贫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失衡、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对抗思维，谋求在竞争中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换而言之，地缘经济不仅不排斥对经济共同利益的追求，还在更广阔领域要求切实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而且，在新的地缘经济时代，从争端的起因、实质到对抗的手段，都严格地限于经济范畴。对于处在和平的世界事务中心区域的国家而言，军事威胁与军事结盟的重要性不断衰退，经济的重要性不再受抑制，甚至可能取而代之并成为决定性的支配因素。也正是这个原因，以爱德华·卢特沃克为代表的欧美主流学者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上，并不认为二者能够相互作用，而是将地缘经济看成是对地缘政治的发展或补充，且倾向于取代地缘政治而成为国际竞争焦点。

（2）以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为研究基点。经济利益从来都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内容，在新地缘政治时期更是被视为国家地缘战略的主要参量。不过，直至地缘经济时代，国家及其集团的经济利益与经济主导权才真正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轴与世界竞争的目标。为此，欧美地缘学者将研究视域从“军事争霸”转向“经济角逐”：一方面，地缘经济仍然把国家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还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但是强调这种竞争与对立关系，关键取决于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主要是通过科技、金融、资本和市场等经济方面的竞争手段，谋求超额利润并占据世界经济核心地位，进而使得小国和弱国成为其边沿与，形成深层次依附。另一方面，地缘经济学对经济合作给予特别关注。以美国为例，其正在构筑的以北美洲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今后可能的美洲贸易区为内核、以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和环大西洋自贸区（TTIP）为其东西两翼的地缘经济战略，几近将全球大多数重要国家和地区纳为合作对象。这表明，地缘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社会已经从“对抗”与“分裂”走向“合作”与“统一”。

（3）兼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诉求。在地缘政治盛行时代，国家在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时，总是假定国内利益关系及其目标完全一致，而在地缘经济时代，这种假定则失去了其共同基础，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经济取向、市场区位差异极大[18]。经济全球化情境下，一个跨国公司的利润链条极可能延伸至十多个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民主制度、不同经济体制、不同宗教文化的国家，自然突破政治结盟的战略框架，形成复杂交叉的利益共同体。故而，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必须要考虑到国内利益关系的层级性与复杂性，在以国家经济行为体的名义攫取国家主体利益的同时，也不能不顾及非政府组织、消费群体、生产部门及业界的利益与需求。罗伯特·帕特南在1988年提出的“双层博弈模型”对此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论及具体策略：其一，在政府的指导和协助之下，由跨国公司进行高风险的研究与开发，为渗透市场进行投资，进而借助大量投资以扩大市场份额；其二，由政府实施高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进口设置规定性或隐蔽的障碍，推进技术开发计划等。

（4）不断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19]。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决定国家关系并基于此形成的两极对峙格局已经被打破。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相互间的依存程度，以及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甚至发展潜力，成为了新时期处理国家关系与建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据。新兴大国经济板块的交替发展，必将使得世界政治经济利益格局随之调适。据此，美国莱斯特·瑟洛认为，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格局已在发生变化与重组，正逐步发展成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即以日本为核心的环太平洋经济区、美国领导的西半球北美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经济区[20]。德国的海纳·穆勒·莫巴齐提出了地缘经济学中的“三角模式”：欧洲、北美和东亚三个区域在价值体系、、语言、凝聚力等方面是最具影响力的，他们主宰着今天乃至未来的世界。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世界将会出现多极地缘经济族群：北美组群，欧洲组群，东亚组群，南亚组群，穆斯林新月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群组。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并非完全一致，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缘经济的发展水平及方向。且世界经济发展局势并未完全遵循西方地缘经济学家的预判，新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必将为世界经济版图改写注入了新力量。

6 结论与展望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的生成，是近半个世纪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及科学研究实践的结果。1960年代后期以来，地缘经济合作经历了高涨-低谷-高涨的发展轨迹，从正反两方面为地缘经济理论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背景与经验。在地域空间上，随着地缘经济合作先后继起与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欧向北美转移，地缘经济理论研究也转移至北美主要是美国，初步完成了理论创建，并以此为中心向欧洲地区扩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此外在乌克兰、土耳其、德国、英国等国也有不同程度发展。当前，世界经济重心与地缘经济合作潮流已现出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势头，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其理论研究也取得积极成果，有望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形成创新性地缘经济理论。

作为一门新生的、活跃的交叉学科，欧美地缘经济学有其深刻复杂的理论渊源与分支流派。经济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等三大学科及其分支，先后将地缘经济纳入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为地缘经济学的诞生作了理论准备，并被吸收为地缘经济理论体系的相关或相近理论；而地缘经济学一经诞生，就显示出其极强的理论张力，形成美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多个各具特色的流派。这些学科及其分支理论、观点与流派之间相互借鉴、交叉与融合，一方面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理论的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地缘经济研究泛化，难以形成支撑学科独立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不过，由宽泛、分散、庞博走向集中、完整、严谨，是新时期交叉学科理论创建的必由之路与一般规律。如今，地缘经济学正处于理论初创后发展的十字路口，亟需科学界定其研究领域与方向，构建起比较完整的、独特学科理论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地理学家发挥了学科优长，从“地缘”问题本源出发，结合世界性跨国合作趋势与自身的地缘经济实践经验，提出了地缘经济研究范式，已初步建立理论框架[21]。

对欧美地缘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伦理价值及方法论等方面的系统分析表明，地缘经济学已初步形成有别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特征。不过，地缘政治与经济本身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欧美学者们在创建地缘经济学理论过程中，不仅吸收了包括地缘政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的合理成分，更是直接借鉴、参照、沿袭甚至沿用了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由此，致使欧美地缘经济学理论难免受到缘政治学的多重复杂影响。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欧美地缘经济学寻求世界政治经济主导权、控制权的宗旨，与地缘政治学追求霸权的本质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以对抗、控制与遏制为特征的冷战式思想，显然已滞后于新世纪的发展需要，必将为地缘经济时代应有的开放、合作、共赢与发展等新思维、新理念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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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ein of Geo-Economics Abroad

LI Zheng1，2， CHEN Cai2， XIONG Li-ran1

（1.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第7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世界经济周期；状态空间；Markov；机制转换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2

一、引言

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来自经济体系内部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下，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活动呈现大致同步的高涨、衰退、萧条和复苏，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周期性运动形态。与此同时，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常常表现为明显的不对称性。Kim（1994）在哈密尔顿模型的基础上，把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与状态空间模型相结合，发展成了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此后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成为分析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方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运用先进的模型揭示经扩张和经济收缩形成机制的不同，从而把握经济周期的特征，可以使世界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进一步健全对宏观经济状况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找出经济波动的成因，提出熨平波动的政策建议，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促进世界经济健康的和稳定的发展。

早期国内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主要是以描述性统计方法为主，其周期的划分主要是以峰位、谷位、波幅和位势等经典周期特点为依据（刘树成，2000）。随着经济周期研究的深入，更为复杂的计量模型被运用于经济周期研究。例如，郭梅芳（2009）利用Markov机制转移模型，引入虚拟变量，根据平滑概率很好的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并且得出了重要的预测结论。王建军（2007）通过引入反应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改变和状态转移机制变迁的虚拟变量，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改革前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模式和状态转换机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晓彬（2010）将Markov机制转换模型运用到状态空间模型中，并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了分析研究，实证结果表明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正向的冲击，宏观调控是有效的。从以上文献，可以得出来，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比较好的刻画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世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特征。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

（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构成

Markov机制转换模型主要有两个方程构成，一个是状态方程，一个是量测方程：

2.1

2.2

， 2.3

式2.1为转移方程，其中为的向量，为的向量，表示外生或滞后的因变量，为的扰动随机项。式2.2为量测方程，描述不可观测的状态和的量测向量之间的关系，其中我们假定模型 和是依赖于状态变量的参数。

Hamilton（1989）提出来为不可观测离散时间，离散状态的Markov过程的结果，假定有M个状态，一阶Markov过程，我们可以把转移概率矩阵用以下的方式表示：

2.4

其中，，对于全部 。

（二）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方法

对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采用的是Kalman滤波方法。假定表示观察值到时点的数据，为不可观测状态向量基于的期望，表示为：。

矩阵 表示预测的均方误差，算法如下：

其中为在给定时间条件下的关于的期望，是的条件方差-协方差矩阵，为的条件预测误差，是的条件方差，是卡尔曼增益。

从如上滤波算子中，计算出和的值：

， 2.18

，2.19。最后，我们可以得出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

2.20

有了样本的对数似然函数，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参数就可以利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得。

（三）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的平滑概率

通过前两步的计算，可以得到参数的估计值。平滑是指通过对时刻T为止的所有观测，估计在时刻t

2.21

2.22

三、模型的设定、参数的估计和检验

（1）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数据采用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一共51个数据。采用H-P滤波的方法把GDP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首先将GDP对数化即LNGNP，用表示LNGNP，趋势成分用表示，周期成分用表示，分解后的图形如下面图形1和图形2：

图1 LNGNP及其趋势分解的时间序列 图2 LNGNP的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

通过利用Eviews7.0软件对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做线性自回归模型可以得到，周期成分的时间序列的相关图中自相关系数呈现正弦衰减，偏自相关系数在一阶、二阶处有两个峰值，然后截尾，得出2阶滞后阶数是最恰当的，即周期成分满足AR（2）模型。因此我们将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型设定如下：

从2.1和2.2中可以得到：

3.5

从式（2.5）和式（2.6）可以得出3.6式与3.7式：

3.6

3.7

其中可以看出式3.6和式3.7满足状态空间模型。其中为一阶Markov状态转换变量，表示经济所处的状态只与前一期所处状态有关。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转移概率矩阵为：

（2）参数估计、检验及相关解释

模型设定好之后，将1960-2011年的世界GDP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并利用GAUSS7.0计量软件，以及OPTMUN模块进行迭代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参数估计的数值基本显著。

参数估计结果

和分别表示为经济从经济从扩张状态到扩张状态和收缩状态到收缩状态的机制转换概率。其中等于0.9091，表明当前经济为扩张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扩张状态的概率为0.9091。所以扩张状态的平均持续期为年，为0.7502表示当前经济为收缩状态，下一期经济仍为收缩状态的概率为0.7502；收缩状态平均持续期约为年。意味着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经济收缩期幅度也明显低于经济扩张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周期成分的自回归系数和均显著，表明周期成分本身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其中为正，表明期实际产出受到期产出的正向冲击；为负，主要是期的实际产出受到期实际产出影响较小的原因。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0.0545个百分点，而则意味着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时，经济增长率平均高于其长期增长率1.0253个百分点。这说明，此间世界经济总体上扩张力度要明显大于紧缩力度。且正向的冲击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1.0253个百分点，促进世界经济加速发展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

根据前面介绍模型的算法，在模型参数估计以后，将估计出来的参数代入公式2.21和2.22进行迭代计算，可以得到各个时期经济周期处于收缩阶段的概率分布的估计结果，绘制图形见下图。根据定义，当等于0时，表明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当等于1时，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根据平滑所得到的概率p值的大小，判断世界经济所处的状态，如果p值越大，则表明经济处于扩张状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

图3 经济收缩的平滑概率图 图4 经济扩张的平滑概率图

四、结论

根据相关的经济增长周期理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世界经济周期模型，对世界经济1960-2011年GDP的数据进行拟合，并进行了相关的检验。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Markov机制转换的状态空间模型，可以运用在世界经济周期进行分析研究之中，模型基本通过检验。参数估计出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世界宏观经济发展的事实和内在性特征。 和曲线的周期越来越短，也就意味着世界经济周期持续时间在缩短，具体表现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扩张持续期越来越短，而相对于扩张持续期而言，收缩持续期越来越长。周期持续状态的平滑概率整体上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基本吻合。

第二，世界经济波动产生扩张效应的可能性大于产生经济收缩效应的可能性，扩张期持续振幅也明显高于经济收缩期的持续幅度，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其原因，主要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使得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日益提高。金融危机等虚拟经济因素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加大，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这轮世界经济周期长度缩短，且扩张期较之前的经济周期有所缩短，收缩期有所延长，所以使得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很明显。

第三、世界经济周期成分的变化受到前期实际产出的影响。同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有对经济产生1.0253%的正向冲击机制，这种正向的冲击机制主要来源于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会导致世界经济约增长1.0253个百分点。宏观调控政策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并使得世界经济进入扩张阶段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Miethell.W.C：Businesscycles：The Problem and its seting，NBER1927，NewYork.

[2]James D.Hamilton. A New Approach to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Econometrica，1989（10）：89-187.

[3]Chang-Jin Kim， Charles R Nelson， State Space models with regimne switching[M]，MIT press，1999.

第8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泽利泽指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学家习惯于紧紧跟随经济学的解释议程，把“有限制的个人选择”作为解释的中心话题，从而漠视了文化的存在。在她看来，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到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任何与交易有关的关系都蕴含着一套关于合理行为规则的意义和信仰的文化系统。并且，泽利泽认为，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意义、符号、信仰等领域的探讨，而把家庭中的生产、分配以及消费等问题排除在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她主张，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打破这种界限，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经济社会学家不应蛰居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为他们安排的角落中，而应在经济生活的所有问题中自由穿行”③。作为社会学中富有影响力两个分支领域，文化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应加强交流，寻求更有成效的合作。而且，要实现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任何新的整合，不仅需要翻越不同学科之间人为设置的藩篱，也需要对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进行修正。

一、“相互联系的生活”观

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替代路向”的研究理路有志于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为一体，并使文化由边缘进入核心，成为经济行为的内在含义。在关于“市场如何运行”的追问中，传统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的二元分割中发展出了一套“敌对世界”观。针对“分离领域观”和“敌对世界观”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的混乱，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这种观点是泽利泽进行“替代路向”分析的延续。当市场机制日益向人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渗透扩张的时候，无边无界的市场对现实社会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团结是否会构成潜在威胁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亲密交易》一文中，泽利泽从法庭对两起案件做出不同裁决结果的讨论中引出了二元论视阈中“敌对世界”的观点。在泽利泽引述的两起案件中，不具有婚姻关系的两个人都维持了一种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并且男方都给了女方钱财。然而法庭认为，在第一个案件中，金钱转让是一种礼物馈赠，而在第二个案件中则是对的补偿。泽利泽认为，因为长期存在一种深层的、经常是隐含的假定，即金钱与亲密关系属于不同的相互分离的层面，因此在亲密情感与金钱转让相结合的情况下，法律往往陷入难以裁决的境地。法庭借用二分法对这类关系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取决于在这两个不同层面之间存在的十分明显的边界。

泽利泽指出，自19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习惯使用这样的假定:社会各个领域是按照彼此对立的和不可比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依附与成就、情感与理性、团结与自利等。如果这两个领域发生混淆，则彼此都会受到玷污。如果工具理入感性的情感世界，情感之源就会枯竭。如果把感情引入理易之中，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偏见和裙带主义盛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腐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敌对世界”的观点:各个层面要健康发展，就必须适当分离，彼此之间必须维持适当的边界。而在反对上述“敌对世界”观点的阵营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还原论，他们试图找到一种单一原则来对社会生活进行统一的解释，认为亲密关系世界只是某些一般原则的一个特例而已。最典型的三种情况是经济还原论、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简而言之，“经济还原论者认为，看护、友谊、性和亲子关系只不过是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个人选择理性化的特例。文化还原论者则认为，这些现象不过是独特信仰的外在表现。政治还原论者则强调相同现象的政治、暴力与剥夺基础。”④泽利泽认为，社会学家对于经济过程的解释长期以来都在敌对世界观和各种还原论之间来回摇摆。敌对世界观主张经济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认为一个体现的是个人理性，一个体现的是隐秘的情感。经济社会学在成长为一种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学科领域的过程中，接受了这种在市场层面与非经济层面之间所作出的划分。但是，经济社会学家认为经济层面只是半自治的，并开始考虑支撑经济层面的社会结构基础，并由此进入了各种还原论的解释之中。如在消费研究和家庭经济研究中，文化还原论和政治还原论的解释盛行，而在所谓主流经济社会学中，经济还原主义则相当普遍。⑤据此，泽利泽认为，上述两种分析理路在对亲密交易的分析中导致了极大的混乱，这些被人为区分开来的关系，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生活舞台包括学校、军队、教堂、公司法人中都存在。泽利泽集中分析了由看护、友谊、性、亲子关系所引出的论题，并对亲密交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主张。泽利泽指出，超越敌对世界观的分裂和还原论困境的出路在于:视所有的经济交易都是在亲密程度与种类上有所不同的关系。⑥随后，在《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中，泽利泽进一步概括明晰了这两种观点:人类社会是由两个独特的领域构成的:一个以理性效率为导向，另一个以情感与团结为导向，两个领域各自独立存在，并或多或少和谐地独自运行———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分离领域”观。如果上述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发生密切的交叉或接触，就会相互侵蚀、玷污;如果理性计算渗透到情感领域，就会腐蚀和消解团结，而如果情感渗透到理性领域，就会损害和降低效率———泽利泽将这种观点称为“敌对世界”观。在关于经济过程如何运行的讨论与研究中，泽利泽对上述看待经济过程的两种常见观点进行了深入质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即，“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泽利泽认为，“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或层面。我们所有的人习惯上都会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我们都会向我们的小孩、配偶与父母，常常还有朋友，履行经济义务或提供经济支持，并获得情感的满足。即使充满爱的家庭，如果无经济努力地有规律地投入，也不会维持多长时间。”在泽利泽看来，人类生活两个领域的分离，只不过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或神话，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会真实存在的理想类型。

“相互联系的生活”观打破了在现实中存在的工具理性世界与文化表意世界之间应该分离的世俗看法，消除了对这两个世界如果完全联系在一起将会彼此侵蚀和损害的担忧。文化因素存在于所有的经济行为中，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的整合成为可能。在二元分割的敌对世界观中，“亲密关系是一种脆弱的花朵，会因为接触货币和经济上的自利而逐渐枯萎”⑦，而在泽利泽“相互联系的生活”观里，亲密关系的花朵在理性的经济世界里一样可以绚烂的绽放。泽利泽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透过这种崭新的研究视角，公共政策设计者不应再担忧和害怕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之间会相互掣肘，而是应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把二者混合起来。与哈耶克将人为的制度安排批评为“致命的自负”不同，泽利泽对人为的制度设计秉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她说:“可以肯定的是，正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充分显示的，腐蚀与非正义的确实实在在地发生着，但我们应该记住，市场的实际运行，比起市场神话所暗示的要更多地服从于人类的控制。”⑧泽利泽相信，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经济领域与情感领域之间可以实现公正的、令人愉悦的和增进生活质量的结合。

二、经济行为的非经济维度考察

近一个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已经演变成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体系，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经济行为主体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非经济因素都被暂时悬置起来，只剩下逐利的原子化个体及其置身其中的经济系统。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在这个严密的经济体系中进行思考，对某些基本假设习以为常，而疏于对在假设中被排除的非经济因素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些非经济因素，正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文所述，泽利泽对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维度考察始于《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一书。在该著作中，泽利泽考察了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考察了影响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的文化因素，考察了货币利润与事关人类生死的神圣关怀是如何建立起货币等式从而交汇在一起的。《道德与市场》一书开启了泽利泽对经济活动进行文化分析的路径。随后，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中，作者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除了坚持文化视角的审视，作者还考察了阶级和改变中的家庭经济与儿童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多个层面上探讨了社会关系和文化对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的形塑作用。例如，泽利泽分析了儿童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关系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儿童保险政策、赔偿金确定、儿童的收养与买卖产生的影响。伴随着儿童价值的文化转型而来的儿童道义上的无价性在与市场机制的交织博弈中，形成了种种非常规的独特市场，换句话说，围绕儿童形成的独特市场，是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泽利泽对这种交互作用的重视与分析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在传统经济学的假定中，情感之域是不可计量的，然而，在有关孩子的独特市场中，我们却看到，美元的价值在与诸如喜爱与痛苦之类的人类情感价值之间进行了量的换算，情感的货币化、商业化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无疑将市场推进到了假定是不可能的情感之域。泽利泽的研究再次印证了经济社会学的假定:市场必然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即是人们所创造的一系列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本身。

《亲密关系的购买》一书则继续深入探讨了人们是如何在各种亲密关系与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制造出多样的联系的，不仅探讨了涉及到亲密关系的法律裁决过程及其对现实产生的影响，还探讨和分析了与两性关系、看护关系和家庭经济等领域相关的此类问题。在经济学的学科视野中，“理性领域”与“情感领域”相互分离，泽利泽称之为“敌对世界”模型，正是在对这一模型的批判中，泽利泽提出了“相互联系的生活观”，并据此指出，人类都习惯于把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与经济活动混合在一起，世界并不会分为“亲密”与“经济”相互隔离的两个领域。例如，我们都会向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提供经济支持或履行经济义务，并获得情感满足。在《货币的社会意义》一书中，泽利泽着重考察了货币的文化含义。她认为，当代社会学仍然倾向于将货币视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可计算的、无关乎品质的、可无穷分割的、完全同质的媒介。人们对货币的认识仍然主要局限于经济学家的领域，只基于价格与数量上的差异将所有货币视为一律相同的无情世界，而对于货币的社会意义甚少追问。在泽利泽的视域中，货币不像齐美尔说的那样是非人性的、体现的只是一般等价物的非社会化倾向。她认为，货币的文化含义是随着历史而变迁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许多新的货币形式，例如，政府发给穷人的食物交换券、超市发给消费者的折扣劵、监狱发给犯人的代币、智障者使用的点劵、军方发给官兵的代币、赌客使用的筹码、机关员工餐饮的午餐劵、礼庆致送的礼券等，在合法范围之内的货币形式以及为了其他特殊用途而创造出来货币代币日益增加，货币已经超出了一般等价物的概念，种种新货币形式凸显了货币的差异，反映了货币具的文化含义。

第9篇：世界经济研究方向范文

一、1900年前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回顾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之前，对该领域在历史上的发展及上一个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作以简要概括，应该是逻辑的起点。

（一）货币金融理论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便已开始了，但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诞生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合在一起，体现在思想家内容丰富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和《法律论》两部著作中，就曾对货币和高利贷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古希腊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论》和《伦理学》著作中也曾多次讨论过货币和高利贷问题，并对货币流通、价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对货币、信用问题的分析在货币金融思想史中具有开端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西方形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大致是在15-16世纪，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确立的时期。在此之前，由其社会性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经济学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科。15-16世纪，西欧的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制度快速成长，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独立出来，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转变，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各种方式在加速，社会生活中经济力量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中对经济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学科中相对独立出来。

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开始走向相对独立的过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被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学。重商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样主要放在哲学和政治学著作中，而是把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来研究。1615年，盂列克钦写作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托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该书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虽然重商主义者开始把经济问题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来研究，但真正确立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是从17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在法国是从布阿吉尔贝尔到西斯蒙第。最著名的著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发表的《赋税论》、布阿吉尔贝尔1695年的《法兰西详情》、大卫·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李嘉图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李嘉图则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既被视为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又因创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被看作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古典经济学兴盛的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时期，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理论的主导思想。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货币、信用、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成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新式银行的出现，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使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对货币、信用、利息、银行等问题的研究成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19世纪70年代，以法国的瓦尔拉斯、英国的杰文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了从各个市场分析供求的微观分析方法，也称均衡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了边际需求的概念，认为边际需求决定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决定市场均衡。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理论发展的集大成者，该书的广泛使用使微观分析成为主流。该书也是第一次放弃使用"政治经济学"而采用"经济学"这一概念，这也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完全独立。

在边际主义兴起（有些学者称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之后，货币、资本市场开始成为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货币金融理论便在经济学科体系中快速发展起来，并随着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渐成为经济学科体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纪初期信用货币广泛流通和货币金融关系与经济生活日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货币金融理论在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时，也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得到更快的发展。

（二）20世纪初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

如前所述，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先贤哲人那里即已开始，其思想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政治学等著作中，所表达的主要是货币、信用问题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等方面。从涉及的内容看，主要包括货币、信用、银行等方面。其中，在货币理论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畴有：货币的起源、币材、价值形式，货币的性质与职能，铸币与可兑换银行券，货币发行权、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货币与财富的关系，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等；在信用理论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质、利息率的决定以及高利贷问题；在银行方面，有银行的产生、职能，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与货币兑换业和银钱业的关系，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关系等；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有汇率的决定、国际收支的平衡等。这些内容就现在看来，有些已属于货币史、信用史、银行史的范畴，理论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结论，后来未有大的发展。有些则成为后来研究的起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展丰富起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产业革命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条件极大改善，经济空前繁荣。与此同时，货币制度与货币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信用货币广泛流通，经济的货币化趋势日益明显，货币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来。在这一时期，对货币金融问题的研究有两个特点极为突出：一方面，对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有了重新认识和发展；另一方面，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微观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大大扩展。关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货币的本质与货币的职能

对货币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基本的问题。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经济和货币金融问题，大都是从此开始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历史上大致有两种观点，即"货币金属观"和"货币名目观"。货币金属观认为货币的本质是财富，必须具有实质价值，货币天然是贵金融，货币的职能便是储藏财富，交换的目的便是增加财富的储藏。货币名目观认为，货币是一种价值符号，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国家的权威规定的，由此货币的职能是充当交换手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已不是这样简单的看待货币了。一方面，他们认识到生产的扩大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货币，而货币不必限于具有实体价值的贵金属，于是有了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认识到，银行券和纸币的流通也不能是无限制的，要有一定的价值储备作基础。由此，对货币职能的看法也扩展到流通手段、计价手段和财富储藏这几个方面。

2.关于银行券和货币发行制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银行券已广泛流通，铸币流通已日益减少，并已呈现出纸币取代铸币流通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对银行券流通和货币发行制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在此之前，银行券的发行已逐步统一到中央银行，对发行准备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取得一致，即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货币，根据兑换需求保留一定比例的准备金。此时对银行券和货币发行问题认识的一大突破是淡化银行券和纸币之间的区别，把二者和铸币统一起来考虑，这便为后来货币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3.关于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

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在完全的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也是一个研究的焦点，早期的"货币数量说"便是很有影响的一种观点。生产和商品流通规模变化不大而新的金银矿的发现使金银在短时间内的突然增加，货币数量的相对稳定而农作物的歉收等，都曾导致物价的波动，给货币数量说提供了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信用货币已广泛流通，货币数量与物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取得很大进展。20世纪货币供求理论的发展基本建立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上。

4.关于信用和利息理论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范畴，信用理论是货币金融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学者们大都给予充分的肯定。斯密认为，信用的作用主要有两条，一是节约资本家所必须保有的准备金和金银货币，二是可以把节约下来的准备金和社会流通的金银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用于扩大再生产。李嘉图认为，信用还可以通过资本的再分配，促进利润率的平均化。约翰·穆勒认为信用能为有才干的人提供条件。在银行发展起来之后，对银行信用的认识更加深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信用与货币量之间的关系、信用与物价之间的关系等都已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调节控制信用量的必要性。对银行提供信用的态度，历史上有两种学说即"信用媒介说"和"信用创造说"影响很大，前者主张银行应在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提供放款，放款的数量决定于存款的数量，银行只是充当媒介的角色。后者主张银行的放款可以超过存款，且能用放款的办法创造存款，银行提供信用的限制在于社会的真实需求。到19世纪末，"银行创造论"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理论界对于信用创造货币的机制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利息与信用是相并存在的古老范畴。历史上对利息问题的研究一般是与信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最初的研究焦点在于利息的合理性及其界限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利息的研究转移到利息率的决定上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学派从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利息率的形成和决定，提出了"均衡利息论"，成为20世纪利息理论发展的新起点。

回顾20世纪初期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除了上述在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方面有了重新认识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货币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金银铸币，而是扩大到存款、商业票据等形式

历史上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和国家发行的纸币已广泛流通，由于转账结算体系的建立，银行存款明显起着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商业票据的使用也节约了金属货币的流通。学者们已看到银行存款、商业票据等与金属货币的联系，已把存款纳入了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围，开始把存款看作货币。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便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并且随着货币形式的不断增加，对货币的研究开始分层次进行。

2.把货币供给与需求放在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

在金属货币流通体制下，学术界对货币供求的分析基本上是分别单独考察的。从货币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分析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从货币供给方面看，重点考察的是货币是否足值以及从物价的角度判断货币是多还是少。新古典学派兴盛之后，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建立了市场均衡分析模型，把供给和需求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由此，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也开始联系在一起，此时的研究重点则仍然集中在宏观方面，即统一框架内的总量分析。

3.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开始引起广泛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在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之后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起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对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市场的作用、证券交易的组织与运作原理等方面，也看到了资本市场与货币供求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奠定了20世纪资本市场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

4.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本位货币制度虽然仍然是占主导的货币制度，但此时信用货币已呈现出即将取代金属货币成为主要货币的发展趋势。经济的发展和生产与流通的扩大，使金本位制度面临极大的挑战，新的国际经济关系需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很明显，信用货币体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比金属货币制度体制下的国际货币关系复杂的多。因此在上个世纪之交，理论界已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集中探讨，并使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20世纪初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在经过此前数百年的发展之后，在许多方面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认识深度，并建立了货币金融学科体系最初的研究框架。

二、20世纪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20世纪，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马克思、恩格斯曾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西方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19世纪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出高度评价，而20世纪世界经济领域的成果又远远超过了19世纪和以往任何时代。在新的世纪之交，美国经济学家拉迪·多恩布什应德国《明镜》杂志之邀，写作了《伟大的繁荣》一文，对人类社会在20世纪取得的经济成就作了充分的评价，他写到："这个世纪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好。尽管有大萧条，尽管有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人类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从生物学到国际互联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无论是汽车、电视机的人均占有量，电话通讯成本的下降，还是电子计算机容量爆炸性地增长都体现了这种进步。根据这个标准，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同样，对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来说，20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是20世纪初所远远不能想象的。

理论的发展永远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的。20世纪货币金融理论也是遵照这一规律发展的。根据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西方货币金融理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其主要脉络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一）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里，西方各国的经济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就货币金融领域来看，银行券的流通补充了经济发展对金属货币的需要；比较完善的金本位制使国际经济关系比较顺畅。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经济发展的进程，许多国家经济与金融发生了剧烈的波动，生产急速下降，银行券普遍停止兑现，物价普遍上涨。战争结束后，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各国开始从多方面致力于恢复经济，主要措施包括：努力使财政收支平衡，控制通货膨胀，健全中央银行制度，执行稳定的金融政策，共同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等等。由此决定了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开始向现实政策转移，这也是货币金融理论研究史上的重大转变。货币金融理论研究更加服务于现实这一特点基本上贯穿于整个20世纪。

这一时期，货币金融领域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以及在国际间传递的主要途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对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主要是从商品的供求和银行券的过量发行以及政府赤字方面进行考察，对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主要从贸易和货币制度方面进行分析。(2)对国际收支和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理论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具体研究上，把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提出了进出口需求弹性的重要概念，马歇尔--勒纳条件、古斯塔夫和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凯恩斯的远期利率决定于利差的利率平价论等即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3)对金属货币和信用货币同时流通条件下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一战"前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政策建议。(4)对中央银行制度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初期中央银行制度运行的经验，加快了各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步伐。(5)货币供求和均衡分析大大扩展，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关系的分析引入了数学这一工具并取得很大进展。甘末尔的交易方程式、费雪的交易方程式、马歇尔的现金余额方程式、庇古的"剑桥方程式"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对上述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有些直接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如中央银行制度的普遍建立，物价水平的稳定，财政赤字的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等等；有些研究则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深入，如通货膨胀传递机制分析，国际收支理论分析，货币供求的数量模型分析等，使货币金融理论走向一个新的高度。

（二）1929-1933年的大危机至"二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主要国家经过几年的恢复发展和政策调整，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22-1928年，西方各国出现了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但1929-1933年发生的大危机再次使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断。这次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即扩展到西方世界。美国的GDP在1929-1934年间下降了24%，大批企业和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生产凋敝，物价剧烈波动，货币金融制度受到极大的冲击。这次危机使生产力水平倒退了20年，1934年西方世界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1908年的水平。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及危机结束后，产业界、理论界和政界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危机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就经济理论来说，导致了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即凯恩斯主义的兴起。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这部后来被奉为经济学经典的著作中，他依据对大危机发生原因的深刻分析，系统批判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开创了经济学全新的理论框架、思维范式和政策方向。凯恩斯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动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开出了具体的政策药方。在他的政策药方中，最重要的便是赤字财政政策和低利率及增加货币数量的"廉价货币政策"。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国家干预理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货币金融理论迅速成为经济学研究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两大基本手段。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凯恩斯革命"对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直接影响是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的无比关注。事实上，凯恩斯本人理论体系的形成除了他对经济现实的认真观察和慎密思考外，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正是他建立新的理论大厦的基石。在《通论》发表以前，他即于1923年发表了《货币改革论》，1930年发表了《货币论》，并多次就货币问题发表讲演。他认为从中短期的宏观经济分析，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数量会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通论》发表以后，更是引起学术界对货币金融问题研究的高潮，货币理论成为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内容。对储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衡量、货币供求与通货膨胀、利率的决定与信贷的作用机理，成为这一时期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重点。

与此同时，根据大危机发生前几年信用过快增长和证券价格大幅度上涨的现实，货币金融学家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信用膨胀与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资产虚拟性和资本（证券）价格的变动也成为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产生了最初的股票定价模型，推动了信用理论和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

（三）"二战"结束至60年代末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大危机之后，在由此带来的新经济理论的兴盛和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措施尚未得到充分实践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二战"给所有参战国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经济再一次受到极大的破坏，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对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展开了大讨论，成立了联合国以及世界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实行了复兴欧洲的"战后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在制定战后恢复经济的措施过程中，很明显地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真正进入实践，并逐步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就货币金融领域来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研究的重点首先是重建国际货币体系，最主要的成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直到70年代初该体系的解体。

经过战后几年的努力，到40年代末，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得以确立，各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西方世界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50-60年代，西方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这一时期，经济理论得到极大发展。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不论是学科体系、基本架构，还是基本原理、主要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50-60年代研究的内容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扩展。最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2)把众多因素引入货币供求分析，货币需求理论和货币供给理论的内容都大大丰富了；(3)利率理论得到极大发展；(4)主流经济学中的货币金融理论全面深化；(5)货币主义学派等迅速崛起，推动了货币金融理论走向更高的层次；(6)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结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7)储蓄和投资理论走向成熟；(8)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成为货币金融理论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并奠定了后来发展的基础；(9)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理论不断完善；(10)由金融业务发展带来的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填补着以前的空白点，丰富了整个学科体系。

（四）20世纪70-80年代

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在经过50-60年展的黄金时期之后，7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转折。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遇到阻碍，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物价上涨，被称为"滞胀"的现象出现了。石油危机又使经济发展的困难雪上加霜。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扩张性政策的利弊得失。在这一背景下，对经济"滞胀"的原因及解救措施的研究成为70年代中前期的一个焦点，就货币金融理论来说，对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并在理论上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不再承担按官价兑换黄金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出现重大的困难，由此，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又一次成为国际性的大课题，其结果是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这一时期的货币金融研究，除了货币政策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三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外，还在下述几个方面取得重要成果：(1)金融创新理论得到极大发展。在50-6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金融领域的发展很快，进入70年代后，面临新的环境，新一轮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在金融领域广泛应用，由此，对金融创新的研究，包括创新的原因分析、创新的成本、创新的效益、创新对金融发展及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2)金融市场理论又一次深化。在50-60年代建立的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理论框架基础上，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对资本市场的研究再次掀起一个高潮，各种模型得到充实、完善，特别是对新出现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研究很多，丰富了资本市场理论；(3)对资本流动的分析成为新的热点。70-80年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已日益明显，跨国公司纷纷建立，资本流动数额迅速增大，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分析也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重点；(4)对外债的分析引起广泛关注。80年代初，拉美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不但对债权国带来很大影响，也影响到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80年代对债务尤其是外债问题的研究也成为货币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5)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分析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关注始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后，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这个方面。60年代提出的金融压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影响不断扩大；(6)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极大的扩展。

（五）20世纪的最后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