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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学选论精选(九篇)

无机化学选论

第1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计算机选修课;教学;优化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信息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深入渗透了教育等多个领域。为了推进信息化在教育领域的深入应用,国家提出了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战略方针,也受到了各大院校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今,全面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计算机应用与操作能力已经成为高校大学生的基础要求之一,因此,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计算机选修课,以促进学生计算机应用与操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但就各院校计算机选修课的开展情况而言,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以教育信息化为思路,探讨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的优化途径,改善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现状,促进学生计算机应用与操作能力的全面提升。

1教育信息化概述

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高校教育改革的核心,旨在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创新意识与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全面发展。近些年来,各大高校纷纷开始推行新型教育计划,开始走多元化人才培养,凸显高校办学思想与特色,增强文化素质教育,实现自然、人文等学科互融,提升基础知识、理论、技能比重,促进大学生顺利就业等现代化教育模式。在此基础上,国家提出全面推行“教育信息化工程”,旨在促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改革。

所谓的教育信息化,是指在国家的统一计划、组织下,借助于诸如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加快软、硬件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教育信息化,不仅体现在技术手段信息化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学理念、目标、内容、教学过程及评价的全过程中,为国家培养高质量优秀人才。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但我国教育信息化仍亟待推进,因此,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将教育信息化作为推动高校教育改革的重大推动力。

2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现状与困境分析

纵观当前高校计算机选修课开设情况,选修课已经成为高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据调查,高校计算机各类课程占据所有选修课约11%~32%,由此可见,计算机选修课在高校公共选修课中十分受欢迎。但是,就高校授课质量回馈而言,大学生对于计算机选修课的满意程度并不十分理想,无论是缺课率,还是缺考率都在选修课中占据较高的水平,在高校网络开展的公开课人气排名中,计算机课程也鲜有前列者。由此可见,高校计算机选修课教学现状并不理想,计算机选修课发展也陷入了困境,主要是由于如下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2.1教学内容不完善

据调查,对于计算机知识而言,大学生最希望获取如下两大部分:一是最前沿的技术与发展动向,此部分内容有助于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对其未来发展给予帮助;二是实用性应用与操作知识,包括flash设计、Photoshop的使用、网络知识等。但很多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并未考虑到学生的需求和兴趣,课程内容仍依赖于书本,对于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无过多帮助。

2.2教学方式单一化

虽然多数高校计算机选修课已经配备了多媒体设备,但是,高校教职工、教务处等对于选修课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也难以提供诸如网络设施、机房等的支持,但这样的环境对于大学生计算机应用与操作能力培养、技术演示等都不可或缺,因而导致多媒体成为屏幕教科书,计算机课程成了教师一个人的演示课。

2.3考核方式落后

当前,计算机选修课考核仍多采用笔试为主、论文为辅的模式,很多都未将实际操作纳入考核标准中,这导致对学生动手能力要求极高的计算机课程成为理论课程,并未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更无法使其施展自己的真实水平,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3顺应教育信息化发展,优化计算机选修课教育的途径

3.1依托教育信息化技术,完善课程教学方案

如今,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正在逐步普及,资源建设、整合依然有待加强。在教育信息化技术的支撑下,高校计算机选修课程教师要求必须全部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二级考试,确保其掌握足够的现代教育技术理论、方法。如教师教案应当打破传统的PPT模式,可利用软件,如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雨课堂、Flash,Dreamweaver等进行教案制作,通过信息技术改善传统、单调、乏味的PPT,充分运用教学资源,提高学生学习热情与教学质量。

3.2利用多媒体设施,规范机房教学模式

高校应加快引入现代化多媒体设备,增设机房等计算机选修课程教学所需设施,通过实践操作切实提升学生的实用计算机技能。例如,计算机选修课授课可以安排在多媒体机房中,教师利用多媒体设备、“凌波教学系统”等进行授课。教学时通过“凌波教学系统”的屏幕进行广播教学,学生跟着教师的操作思考和学习,还可依据教师下发的实验指导书进行,并提交作业,有困惑时还可与老师进行沟通。此外,还可以为学生提供自由上机时间,学校实践中心可以为学生提供自由的上机环境,方便有兴趣的学生课后实践,为学生的兴趣发展与计算机能力拓展提供支持。

3.3依托校园网,构建互动式学习网站

借助于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雨课堂等,构建计算机选修课互动学习网站,为教师、学生等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提供平台。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全面覆盖了课程建设、学习、社区学习、课程管理等多项功能,教师可利用其进行课程循环建设,进行活动式学习活动的组织,学生可利用该平台登录课程网站,开展互动学习,进行学习话题讨论、也可查找资料及学习记录,进入社区进行心得分享和交流,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此外,该平台还提供了答疑互动板块,教师可通过该平台答疑,每周对答疑时间进行公布等,学生可互相答疑,也可在线与教师沟通,与其他学生讨论。

3.4依托考试软件,实现理论、实践考核一体化

计算机这门学科是一项实践应用、操作能力要求极高的学科,因此,考核时必须将实践操作作为指标,对于传统单一化笔试而言,无法真正地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加以衡量,因此,学校可以加快引进计算机考试系统,促进理论、实践考试的一体化、规范化,弥补传统考核系统的缺陷。通过全过程机考,分别从客观题、操作题两大方面着手进行考核,了解学生掌握情况,题目可从题库中进行抽取,考试结束后系统会自动进行评分,极大地简化了传统笔试评分过程,将教师从中解放出来,也保障了考核的科学性、合理性。

第2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也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为找准课程定位,明确课程培养目标,并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及课程建设提供充分的依据,《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学团队于2013年9月至12月在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渭南海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和3所同类职业技术院校从企业生产、质量管理、分析检验等方面进行了调研,为该课程的定位和课程建设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2课程调研基本情况

2.1调研背景和意义

2.1.1课程发展历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由《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两门课程整合形成的[1]。《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①整合前,《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分别强调无机化学的理论性和基础性、分析化学的实践性。②整合后,《无机及分析化学》强调无机内容与分析内容的有机结合和融汇贯通。③工学结合、行动导向下的《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学模式。

2.1.2工学结合人才培养的要求

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即教高〔2010〕8号文件和教育部教高〔2006〕16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加大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力度,增强学生的职业能力。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高等职业院校要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2-3]。因此,深入行业、企业调研,了解企业的岗位设置归纳岗位职业能力,找准课程定位,明确培养目标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2.2调研思路与方法

本课程的调研思路是:从生产实际出发,调研企业关于分析检验等岗位设置,人才的需求,并分析岗位与能力的需求关系,再基于工作过程设计课程的学习单元,制定课程标准。课程组到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同类高职院校考察,采用问卷调查、座谈、专家探讨等形式对分析检验及相关岗位设置和人才能力等方面开展市场调研;收集整理调研及专家讨论的材料,分析职业岗位和职业能力,确定企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

2.3调研企业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渭南海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大和氯碱化工有限公司、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宝塔山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天宏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宝鸡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高科理化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唐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西安彩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瑟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万邦制漆有限公司、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兰州、承德职业技术学院。

2.4调研内容

调研的内容主要包括:需要无机及分析化学知识和技能的岗位有哪些、需要具备的知识是什么、需要具备的能力有哪些、本课程主要欠缺的方面、学生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重要性、本课程的意见和建议等。

2.5调研对象和方式

与企业负责人、企业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生产一线单位负责人、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同类高校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访谈;参观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现场,在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质量部顶岗实习,填写《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调查表等方式了解企业基本情况、企业生产组织情况、岗位设置、人才需求情况以及对课程知识的要求等信息。共发放问卷139份,回收有效问卷128份,有效回收率为92.09%。

3课程调研结果与分析

通过行业企业调研,取得到了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对这些调研资料的整理,掌握了课程岗位方向和能力需求。

3.1岗位对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能力要求

通过调研,确定了生产操作、分析检验、质量管理三个岗位需要用到《无机及分析化学》相关知识和技能,如表1所示。

3.2胜任工作岗位需要的相关知识或技能

①气体和溶液性质;②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③物质结构;④定量分析基础;⑤酸碱平衡和酸碱滴定法;⑥重量分析法和沉淀滴定法;⑦氧化还原反应和氧化还原滴定法;⑧配位平衡和配位滴定法;⑨吸光光度法;⑩元素及其化合物。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④、⑨、③、⑤、②、⑧、⑦、⑥、⑩、①。

3.3胜任工作岗位需要的相关技能

①滴定分析;②仪器分析;③无机物制备;④物质分离、鉴定;⑤其他。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③、①、④、②、⑤。

3.4课程在培养目标的具体要求上的不足方面

①基础知识;②基本理论;③基本技能;④基本能力;⑤综合素质;⑥整体协调发展;⑦综合能力提高;⑧特长培养;⑨其他。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⑤、⑥、⑧、⑦、④、③、②、①、⑨。

3.5在课程中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最有效方式

①加强社会调查;②增大实践性教学环节比例;③增加实验、实训;④举办专题讲座;⑤增加现场实习;⑥开展技能竞赛;⑦举办相关知识竞赛;⑧教学做一体化;⑨其他。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⑧、⑤、②、③、①、⑥、④、⑦、⑨。

3.6课程改革应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

①加强课程整合;②使课程模块化;③搭建课程平台;④使课程“小”学时化;⑤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⑥增设专题讲座。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②、⑤、③、④、⑥、①。

3.7实训内容安排

①让学生自己设计,分组讨论,确定实训方案,老师归纳总结,任务实施;②保持现有模式;③任务驱动,学生自主完成,老师检查辅导。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③、①、②。

3.8在学习中哪些教学资源对你帮助最大

①主教材;②辅导教材;③实验教材;④参考资料;⑤直播课堂;⑥网络课程;⑦CAI课件;⑧网上动态资源。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①、⑧、⑦、⑥、⑤、③、②、④。

3.9在学习中哪些方面可以提高你的学习动力

①老师的表扬;②同学的认可;③疑问解决时的快乐;④无论怎么样都不喜欢学习;⑤其他。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③、①、②、④、⑤。

3.10学生学习评价应该怎样确立

①老师根据平时表现自主确定;②老师和部分同学讨论后共同确定;③其他。以所选项目的数量按降序进行排列,依次为:②、③、①。

3.11对《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意见或建议

经对128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有以下几点建议:1)课程主要欠缺和应增强的方面是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查阅一般无机及分析化学书刊、选择分析方法以及正确判断和表达分析结果的能力也有待加强。2)《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应该增强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专业实操技能、实践检验的数据处理能力。3)建议《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将实践内容大幅增加,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同时采取更丰富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使课堂内容更加生动有趣。4)通过本课程和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取得中级分析工职业资格证书是必要的。调研结果表明:《无机及分析化学》是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专业的基础课程,该课程的教学对学生掌握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是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和职业素质养成的重要部分,是衔接学校教育与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人才要求的关键课程。课程应在课程的定位以及课程目标的确定、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选择合适的教材及教学手段等方面加强建设,通过建设,将本课程建设成为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灵活有效,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特色鲜明,工学结合的示范性精品课程。

4《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建设建议

4.1课程的定位以及课程目标的确定

4.1.1课程定位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其中分析化学内容更强调实践性,偏向于专业岗位技能的拓展[2-3]。本课程主要包括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两门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是一门阐述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应用性的综合性基础课程。

4.1.2课程性质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精化专业进行岗位能力培养的一门基础课程,本课程针对精化人才需求组织教学内容,按照工作过程设计教学环节,为化工分析岗位需求提供职业能力,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提供保障。

4.1.3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近代物质结构理论的基本知识;掌握化学变化及水溶液中四大平衡的基本规律;熟悉常见元素及化合物的性质与作用;掌握滴定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及在相关岗位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具备认真、严谨、务实的职业素质,为取得《化工分析工》职业资格证书打下良好的基础。

4.2优化课程设置,更新教学内容

在素质教育的前提下,构建全新的课程方案,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岗位能力培养为主线,开发教学项目;加强实训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中努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学生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4-5]。

4.3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

充分利用我院教学资源,进一步改革、完善、充实实训内容。重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充分发挥“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职能。

4.4选择合适的教材

在教材的选择上充分考虑岗位任务、岗位能力的要求,选择按照项目化教学改革编写的教材,如果没有合适的则建议在教学实践中自行编写相关教材。

4.5改进教学手段

4.5.1多媒体教学手段

尽量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手段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6-7]。多媒体技术所展示的图、文、声、像并茂,生动活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能激发学生兴趣,活跃思维。

4.5.2网络教学手段

课程教学中教师制作该课程的电子课件、电子教材、习题、教学素材库、试卷库等教学资源,形成网络课程,使之具备助教系统、助学系统、自测系统。教师利用助教系统进行网上备课、网上教学、网上答疑。学生利用助学系统进行课后复习、完成作业、网上答疑、进行学习测试等。这一教学手段的应用将提高学生课后灵活学习、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4.5.3情境教学手段

第3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本文认为,超循环理论是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的开始,超循环,分形与混沌揭示的是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生成的“单元”是信息载体,生成过程是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相互作用,并形成反馈和多层次回环,层层涌现的过程。本文提出以“复元论”或“归源论”超越“还原论”,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系统生成的内在机制,生成的逻辑除了形式逻辑,还需借助辨证与类比推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超循环理论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证明选择价值是生成进化得以实现的必然性依据,第一次展示了内涵价值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的生成论科学开辟了方向。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不仅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数学,而且需要新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基础。在科学的这一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当可提供重要的启示与资源。

关键词:自选择 自组织 生成 信息 载体 “复元论” 价值

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的初衷本是要开创一种机体论的新科学,但由于仍然不能超越构成论 —— 即整体由部分构成的预设,其后的发展几乎仍然向着制造“更复杂的机器”前进,以致许多人认为系统科学并非科学革命,因为它并未逃脱机械的逻辑和“还原论”的“如来佛”掌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系统科学后又一轮重大突破是从超循环理论开始的,超循环直接探究生命发生的奥秘,终于冲破了机械论的遮蔽,揭示了生成的逻辑及由之生长起来的整体的规律。由此,它不仅推动了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而且展示出内涵价值的自然界生成演化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内涵价值的新科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自选择与自组织——整体生成的内在机制

艾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超循环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不同,超循环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根据超循环机制,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进化实质上是一种生成的过程,即生命发生及其完成的过程。这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从不稳定到重建新的整体稳定的过程。与构成性整体不同,生成不是从实体到实体,从部分到整体的既成“原子”之组合,而是信息不断选择和组织质料(信息载体),而质料不断生灭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整体在原则上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或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可还原性)。为明确整体生成与构成的差别,笔者将超循环机制或过程概括为自选择、自组织与自稳定三个主要阶段:

1、自选择:即具有进化优势的突变体作为偶然涨落而出现,并通过自复制实现自我选择。这种自复制机制相当于“正反馈”放大作用。通过自复制,信息选择质料,功能相似的突变体越“生”越多,它们逐渐聚集起来,使进化信息得以积累。

这里,突变体的出现及其自复制作为总体现象乃发生于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态下,或者说,突变体的发生和生长本身就是一种远离平衡态下打破系统原有稳定的行为。

2、自组织:经选择生成的突变体通过自组织进行功能整合。选择出来的众多突变体经相互竞争、相互协同,功能慢慢耦合起来,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负反馈机制,最终生成总体稳定的封闭环。显然,若干自复制单元组成的总体的功能整合,必然要求在所有成员中建立催化联系,这样,突变体通过自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作为更大循环功能整合的单元进入更高层次的进化过程。

3、自稳定:在高度关联的组织中,由突变体组织成的循环逐步地自我稳定。突变体能够在新的稳定序中复制、保存、转换、传送进化信息,经过因果的多重反馈循环、自我选择和组织,在新的稳定序中,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不断积累,并层层转换传送,形成具有“长程相干”的多层回环,最终使系统整体得以稳定生长,实现向高度有序的宏观组织进化。

艾根指出:催化超循环的作用,不仅是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整合功能,由此它才能推动系统迅速越过不稳定点,建立新的整体稳定,它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①为保存信息而竞争。②允许不同单元竞争协同,自己组织起来。③建立某种稳定的共存。

我们看到:正是在超循环这样的生成系统中,携带进化信息的突变体不断被创生并自己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和筛选联结在一起,从而使每一个体的优势都能够被所有成员加以利用,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协同进化。艾根指出:这就是一切系统能在没有“外部选择者”的情况下,自己有选择地组织自己,完成进化的奥秘。

笔者认为,生成整体的不可还原性正是由以上超循环的生成机制所决定的,或者说,是超循环过程的必然结果。与构成性整体不同,超循环起源于某种达尔文拟种的突变体分布中,它是从自复制单元出发的,这种自复制单元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原子”、“分子”,它从一开始就是整体,不是部分,更重要的,它是信息载体,具有某种排列序,而非单纯物质。信息(而非形式)赋予质料方为载体,载体离开信息即成死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循环机制的关键是自选择和自组织。这种自选择和自组织乃是信息对质料的选择和组织。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将指导生成发育的全过程。这里,信息是主动的,质料是被动的。信息规定了选择和组织的基本法则和标准,根据这一法则,质料与能量不断被选择、组织和协调。由此,超循环生成的过程必然是一远离平衡的过程,即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只有信息相对稳定,而作为信息载体的质料则是不断生灭的。

正如艾根所说:信息是生物学的典型性质,信息的物质载体(核酸分子),同别的化学物质一样不稳定。…… 但蕴含在核酸分子中的遗传信息却是稳定的,经过自我复制而生生不息,大约3、5到4万亿年前,即核酸开始贮存和传递信息,连续地改变信息,并以修改过的形式转录信息的时候,贮存在我们基因中的信息原理上就被产生。在这些过程期间,材料载体仅有有限的生命,只有非材质的信息幸存。[1]

因此,笔者认为: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是信息选择、组织物质和能量的规律。生成的过程是从整体到整体,而不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成是信息的创生、保存、传送、翻译和转换,而不是物质的运动,也不仅是能量的传递与转换,或者说后者只是表面现象。

二、 “复源论”—— 关于生成的方法论原则

根据超循环机制,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

1、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原则上是不可还原的。因为一个通过超循环机制生成的整体,不仅相同层次各单元间具有功能耦合的非线性反馈关系,而且不同层次间亦存在不可割断的功能偶联和信息回环关系。这里,被生成者反过来生成自己的生成者,回环即指不同层次间对自我进行组织、生产的反馈整体。显然,与构成系统不同,生成整体在小尺度与大尺度之间存在“长程相干”的“强相互作用。” 由于生成过程中贯彻始终及一切层次的信息规律之一致性和时间绵延性,决定了生成的整体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此外,根据超循环生长机制,可以推出一切生成系统必然具有蝴蝶效应。因为微观尺度上的微小变化——如基因变异必然会被放大为宏观的整体突变。

2、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必然是超稳定系统。由于通过自复制自组织生成的每一部分(如突变体)都携带着某种整体信息。因此,一旦系统的物质结构被破坏,乃至毁灭的情况下,只要信息尚存,其每一部分或“单元”皆有可能成为“种子”或“生成元”,被破坏的系统便可能通过超循环机制再次生长起来,重新修复系统。但注意:可修复决不意味着原系统可逆或可还原。这里,修复是再生,是信息对质料的重新选择和组织,修复的系统乃由新的载体实现,它虽与原系统结构相同,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质料。

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现象的内在机制或原因。可以推测,经由超循环机制生成的系统,只有在信息本身被破坏,或其生长信息不能再适应环境变化时,才面临真正的灭绝或淘汰。同时,也只有在信息“进化”时,系统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化。总之,在宇宙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经常性再生的无序则是对组织有序不断进行再生建构的必要部分。”“一切存在。一切生命,它们都靠不平衡和不稳定得以长存。”[2] 而系统进化的差别在于这种不平衡、不稳定表现的方式,因为系统突变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3、超循环是一种层层涌现的整体性生长过程。如果说,涌现是(emerge)是一个“无中生有”产生新秩序的过程,或“可变结构的受限生成过程”那么,涌现本身就是一种生成现象。注意到哈肯曾将序参量称为“信息子”,并指出序参量的功能乃是作为宏观信息的信源,向子系统发出如何组织和行动的命令。[3] 那么,一旦组织成整体的循环作为“单元”在宏观层次上出现,它就相当于一个序参量。“涌现”使生成过程充满不稳定的突变点,这是超循环论与“自然界无飞跃”的达尔文渐变进化论之又一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超循环理论不仅揭示了从无生命到生命的机制,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系统整体或群体生成演化的普遍规律,为我们研究自然界生成进化及一切生成性组织现象奠定了新的科学基础。它本身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原则。笔者以下试提出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图超越以构成论为基础的还原论:

首先,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方法应建立在信息及生成论的基础上,肯定生成整体原则上的不可还原性。尽管它也需从某种“单元”出发,但它所需观察和研究的是如何从这种“单元”生长为新的整体之过程,而非将整体静态分解为基本物质实体。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研究,而不是静态的结构研究。

其次,作为新的科学方法之基础或逻辑起点的“单元”是整体,不是部分;它本身亦是生成进化的产物或过程。“种子”或“生成元”是信息载体,而非“死物”原子,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1、是以信息为基础还是以质料为基础,前者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携带或蕴藏着整体生成信息, 2、是生成整体的信息源,还是构成整体的“本原”。信息源是“时间最初”,而非“空间最小”,更非层次最低。3、关键是破译和掌握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及其生成法则,还是分析物体的运动或物质成分。如果说整体是“质”,部分是量,那么,生成整体论的方法乃是“以质还质”,而不是“以量控质”的。

进而,如果科学必遵循某种因果律,那么,由此出发可以开出两条路:一条是遵循构成因果律,还原到最小物质实体,这是众所周知的传统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另一条则是遵循生成因果律,复归(恢复、回归)到最初生命之“信源”或“生成元”,笔者将后者称为“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区别于还原论。迄今,此二者分别引领了科学发展的两大主流,以前者为范导,科学找到的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夸克及由之构成的世界;以后者为范导,科学发现的则是宇宙大爆炸奇点、奇怪吸引子、各种信息载体或“生成元”——基因、细胞、胚胎、种子及由之生成的世界。

笔者认为,“复元论”和还原论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图景,研究“生成”抑或“构成”需要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也可以说,两者对“分”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显然,对于一颗“种子”,我们不能同时既观察其内部结构,又观察其生成过程,为全面理解和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复元论”与还原论这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应是互斥互补的。在一定情况下,“复元论”可将还原论作为静态的特例包容在内。

三、辩证与类比——生成进化的逻辑与数学

透过超循环机制,我们进一步看到,以信息为基础的生命性活动,从一开始就涵有与物质构成及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

艾根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充当信息载体,那就是:代谢作用,自复制与阈值范围内的突变。与这些条件对应的正是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的三种必要能力:即保持系统远离平衡态——与外界交换的能力,积累和保存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或超越的能力。

显然,这些条件从一开始就已将两种相反相成的因素统一在信息载体之中。为进一步研究遗传的保守性与变异的革新性的关系,艾根提出了最大信息量的阈值关系。该关系表明,复制错误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错误导致进化”,但复制错误是有限定的,当突变率处于某种阈值时,进化最快,但突变率不能超过阈值。否则,只要一次错误突变,就会使进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息丧失殆尽。这里,误差阈保证了内稳定性的需要,但它也限定了拟种进化的能力,规定了生成进化只能是“遗传变异”。

从自选择、自组织过程看,进化信息诞生于不稳定,却完成于稳定。可以说,生命起源于两种相反相成力量的相遇和作用。或者说,自选择、自组织、自稳定本身就是平衡与不平衡,稳定与不稳定,正反馈与负反馈两种相反相成的过程。生成意味着:“在起源、生存和常态上,时间之存在都以复杂的方式(即在对立中合作的方式)在自己体内包含了反组织活动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把解体的基本因素统合为组织的基本因素。”[4] 如果我们将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或因素归结为生与灭两种作用或过程,那么,一切生成系统都必然内涵生与灭两种循环。由此,笔者认为:生成进化,特别是生命的逻辑必然需要能涵容互补、互含、互根或互生关系的辩证思维。显然,在超循环理论等非线性科学观念与方法论中,蕴涵着当代辨证逻辑深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其次,对于不可还原的生成整体,量的守恒律不再适用。但以遗传变异为基础的进化,在其不同进化阶段或不同层次间必然具有某种相似性。由此,以质的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逻辑”亦日益引人关注。令人鼓舞的是,随后分形理论的创立为超循环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数学形式。分形通过简单的几何变换法则的重复,或方程迭代,或直接应用迭代方程,揭示了超循环生长的普遍规律,并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出具有非线性自催化特征的生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生长的整体性表现在变换并非是一部分一部分完成的,而是每变换一次,所有相应部位便一起变换,也就是说,所有相关部位是同时生长的。这里,我们看到贯穿所有层次的信息或规律的一致性与自相似性,这决定了生成性整体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与构成性整体的又一明显差异。此外,如果说一个方程代表一个系统,解方程意味着对系统的静态分析,那么,迭代方程便意味着系统整体随时间的演化。注意到迭代将反馈回环表现为数学上的递归,而递归在逻辑上则意味着自生产或再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说,分形提供了关于生成的逻辑基础和数学形式,

混沌学作为生成动力学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生成的普遍规律。我们知道,混沌的关键在找到奇怪吸引子,而奇怪吸引子具有分形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形所表示的既非物质结构,亦非运动轨迹,而恰恰是信息传输的通道——即信息从小尺度传向大尺度的通路。混沌学通过各个不同学科,以各种不同方式证明了,生命性的发生与完成实质上是信息的创生、储存、传送与转换,这种独特的信息活动方式和生成发展规律,不仅决定了系统生长的基本形态,而且决定了系统整体生成进化的基本道路。笔者以为:奇怪吸引子的涡流正是一种超循环的螺旋,它源于稳定与不稳定两种作用的相遇,它生成旋涡,又每时每刻孕育着旋涡得以再生的组织,并由此维系着整体的动态稳定,正是这种涡流的形式“不仅是发生学性质的,总体性质的,也是生成性的。”[5] 而进化的限度与超循环生成的非线性、反馈与回环特性,决定了分叉、s形,螺旋与网络才是生成性系统的基本形态。

进一步追问下去,辩证的逻辑亦可能找到合适的数学表达吗?“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蕴含的是某种二进制推演方法。那么,从目前的二进制数学中有可能发展出更复杂的能涵容互含、互生辩证关系的数学吗?

迄今,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成进化的数学尚有突变论、拓扑学、群论等,而复杂网络方面的研究更令人关注,或许,其进展可望为艾根提出的超循环化学反应网络及其数学处理方法带来新的发现。

总之,超循环所开创的研究世界生成进化的科学方向,需要新的时空观(另文详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描述与时空描述,它的发展正有待逻辑与数学方面的新的突破。

四、价值与“一旦——永恒”——生成进化的必然性依据

西方经典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基于主客二分,以追求客观性为主旨,将价值排除在科学的殿堂之外,而超循环理论对科学发展最重要、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并根据选择价值,证明了生成进化是大自然的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为科学建构以信息为基础、内涵价值的生成论研究纲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启示。

作为科学,超循环理论必须证明生成进化实现的可能性或普遍必然性。艾根指出:在分子进化中,信息如果不能保持到被读出,它就没有价值。而信息只有通过选择,才可能获得价值(语义)。超循环机制表明:系统自选择、自组织的过程就是信息创生、保存、传递和转换的过程,这一切都是通过信息载体来实现的,与普通物质不同,可以说,信息载体是集信息、物质、能量“三位一体”的整体。而要证明生成进化的必然性,就必须确定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信息所赋使命的能力或性质。

由此,艾根引入了选择价值,他指出:对选择有决定意义的是选择价值,为了定量刻划选择价值,艾根根据载体必备的三个条件,建立了选择进化方程,并以具有最大选择价值的函数来表征在选择约束下幸存的系统,该函数包括三个价值参数,即速率参数:包括生成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复制的速度;分解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寿命长短,以及品质参数——表征信息转移的精确性。显然,它们是对载体在有限的寿命内保存、表达并准确转移信息的能力或“素质”的度量。对于最优选择,要求价值参数尽可能大,三者的组合则决定选择价值。

根据选择价值和选择原理,艾根规定了进化的选择原则 —一简言之,即携带最大信息量的载体,具有最高选择价值。 由此,进化便意味着提高选择价值和利用更大的信息量。而自选择、自组织便都成为由价值引导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其目的就是生成本身。

选择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让“上帝的骰子灌了铅”! 艾根证明了:选择价值使超循环具有一种特殊的“once—— forever” 即 “一旦——永恒”发展趋势,它使得超循环虽然根源于随机性,而且在生成过程中还会包含大量随机事件,但只要条件具备,超循环组织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自然选择有了偏好,它就可能超越统计平均值,从而保证具有选择优势的突变体只要一旦出生,就会继续生长,并最终将微观的不确定性通过不可避免的放大过程在宏观上映射出来。这样,通过超循环的进化不但在原则上不可避免,而且在现实的时间间隔内也是完全可能的。艾根指出:这种“一旦——永恒”之势乃是大自然的一种统计必然性。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规律。

近代以来,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西方科学,一直将价值中立奉为最基本的原则与信念。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作为科学革命的最深刻之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我们对自然的基本理解之中,科学地证明了自然界的进化乃源于有价值的选择,并将事实的生成与价值的实现统一在自然进化的同一过程之中。科学的建构基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超循环的提出为人类建构某种价值内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至此,贝塔朗菲所提出的科学转向亦终于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内涵:那就是: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从探究物质实体转向解读信息载体;从还原论转向“复元论”;从机械的逻辑转向生命的逻辑;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内在。显然,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与目前科学的基础是矛盾的,它需要新的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其开路。

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朱葆伟在《机体与价值》[6] 一文中已以超循环理论为案例,深入讨论了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价值学蕴涵及其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哲学问题,本文仅从建构未来科学的角度出发,引述如下(有删改):

1、假定价值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之前有一个自然的起源并由此与我们的生命存在形式密切相关是否合理?

2、宇宙中是否有一种“可以追溯到被理性所发现,但仍然是根源于自然的普遍的善的原则”?或是否可能概括出一条适用于整个宇宙进化的标准或价值倾向,以此作为“普遍的善”?并进而成为所有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普遍规范?

3、用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取代机器的隐喻,把生命有机体看作理解世界的模型和代表水平对自然界来说是否更为本质?

4、生命活动有着与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通过与超循环类似的“活动-实践的逻辑”,我们能否找到认知与价值统一之路?建构某种价值内涵的科学?

“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7]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笔者蓦然回首,转向中国文化。

五、“天地之大德曰生”——探索内涵价值的科学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科学,恰恰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体论与生成论,它对我们今天与未来试图建构内涵价值的科学,将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智慧启迪。

追根寻源,亚里斯多德从‘存在’(‘to be’)的探究开始,创立了“四因说”,他以形式加诸质料成为一物,外部动力推动物体运动以恢复其自然位置来理解存在及过程。实质上,这是一种机械论或构成论的制造原则,由此出发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之方法论基础。

而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人了解‘存在’不从‘to be’(是什么)讲,中国人从‘生之谓性’的‘生’讲存在。” [8] 笔者发现,中国古代亦有关于存在的“四因说”,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深刻揭示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二)[9] 这是一种生成论“四因说”。

老子以道、德、物、势为万物生成的四大原因。其中,“道生之”:道为生命之本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代表宇宙生命的创始,或原始动因;“德畜之”:德为生命之载体,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德载物,可谓保存生命,使生命得以诞生之质料。一开始,“道”“德”便为生命创造之源,或者说,万物生成皆源于内涵价值的“乾”“坤”;“物形之”:物使生命有形,须注意,中国人以“气”为物质基础,生成是“气”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气一旦凝聚成物,自然有形;故形与物不分开讲。“势成之”:生命既已诞生,便必有自然而然生长之势,以实现和最终完成自身之生命,“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是谓玄德”,(五十二)这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本身就是自然本体的道德目的。

根据老子之四因说,显然存在一个人类诞生以前,根源于自然的普遍之善的创造性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下,一),整个宇宙的价值倾向就是“生”,而这种本然的价值乃是今天我们与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依据。

显然,老子的生成论四因说与亚氏构成论的四因说是大异其趣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可将老子四因说中的“之”理解为信息,以此解释超循环理论,则“道”可释为信息创生,“德”可释为信息载体,“物”释为突变体,“势”恰为“一旦——永恒”。

循此新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对变化及其规律的理解。

“生生之谓易”,[10] 易经中讲变易即指生成,如果说自然有选择,那么其偏好就是“好生”。“生”就是宇宙价值,“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五)继承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大德。

就生成过程看,周易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十一)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这里,道为无,为终极因,而太极即宇宙万物生成之起点或“信源”。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一开始便是将阴阳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统一为“一”的整体,太极图生动表达了阴与阳互含、互根、互生的动态关系。故“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太极既为生成万物之本源,又为万物生成之普遍规律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通过气,使对立的因素和谐共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

就生成之最基本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反者道之动”(四十)显然遵循辩证的逻辑,中国人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笔者认为,这一法则是人类最早提出的具有信息内涵的生成法则,[11] 此不详论。有趣的是,中西科学皆推崇简单性,而西方科学的简单性指逻辑或形式之简单,而中国则指“易知”“易从”,西方以简单性为美,中国却以简单性为善,所谓“易简之善配至德”。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中国的认识论是沿着以价值为本的实践(践履)与直观的“感应论”路线发展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之“德“与天地之”“德”的相通、相应,实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并大量采用了类比推演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开不出西方近代机械论式的科学,由此可说易经“阻碍”了近代西方式科学在中国之诞生;但易经却哺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源于价值的生成论式的科学。

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与机器的隐喻,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模型,何者更合理?更本质?这一问题牵涉到中西科学的又一重大区别,进而,西方科学之隐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隐喻,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差异?自然之“真”是否可有不同层次?如果有,怎样认识世界才能更本质或更合理?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最基本、最低层次的物质和机械运动为隐喻,将机器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则以宇宙进化之最高产物——人为隐喻,将人的生命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如果我们将所谓“真”分为不同层次,西方近代科学所讲之自然,乃人所认识之自然,故其“真”乃为感性与概念之“真”,主要依靠实验与形式逻辑。但20世纪后,其真理性已不断受到质疑。问题在于,低层次的“真“对更高层次之真”往往是“瞎”的,机械的隐喻及其模型显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目前,以之解释生命现象已显困难,解释人类社会则更有危险,故以基本物质或机械为理解世界之模型,若试图覆盖一切,必导致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目前已引发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自然,乃自然而然之“物之在其自己”,自然不仅是善的,而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此为真善美统一之本体。实乃人之最高境界或理想。中国文化与科学以人之生命为隐喻,将人体作为理解世界之模型,所谓“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其形式逻辑不发达,主要依靠辩证与类比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隐喻或模型,必最全面而具有最大包容性。因为人是宇宙进化序列中最高、最全面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邵雍说:“举凡动植之偏,莫若其(人)气质秉受之全也”“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13]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五)“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六)笔者以为,“生成论”与“人之隐喻”才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根本原因。但其弊或在于,一旦由此“据高临下”蔑视、忽略甚至取代最基本之物质需求与知性框架的建构,则必因缺少基本层面的支撑,最终导致虚伪而带来文化衰落。

与以上两者不同,超循环理论是介于无生命与有生命之间的理论。应该说它是一种以原始生命为隐喻,将生命发生及生成过程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沿此方向发展的人类未来科学,有可能综合中西文化与科学之长,开辟出既内涵价值又有实证基础的科学之路吗?

总之,对以上三种不同的隐喻与模型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比较研究。

笔者以为,科学的发展亦遵循生成演化之规律,未来科学的发展必将继承当今科学发展的成果,同时吸收中国整体论、生成论的自然哲学,并将这种哲学转化为现代型的关于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而中国文化只有在对世界文明及科学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获得现代生命,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1] 参见艾根 (m.eigen ): 《相跃——生命的未来基础》潘涛译 引自《走向混沌》 新学科研究第一辑

北京、上海 1995年 p123-4

[2] 莫兰(edgar. morin):《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 冯学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227、226

[3] 参见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164

[4] 同[2],p227

[5] 同[2],p186

[6] 参见朱葆伟:《机体与价值》 《自然哲学》1994年第一期 p151-179

[7]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 刘珺珺译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第143页

[8] 页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p2

[9] 老子引文,皆引自《老子道德经》辜正坤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以下同

[10] 易经引文皆引自《周易》 马恒君注释 华夏出版社 2001年,以下同

[11] 参见李曙华:《非线性科学视野中的易经》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2年第4期 p16-17

第4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关键词: 动机和预期、参与、不确定性、投资秩序、演化

abstract: differing from the main stream theory which trea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as a calculus process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 the authors treat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as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develop a framework based on this point of view.

in this framework, participation index is used to describe investor's attitude and sense, inferred from investor's motive and expectance, of investment decision. different investor groups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participation indexes interact in investment decision make process and this interaction determine the produce and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order which actually affect the make of investment decision. uncertainty equals the subjectiveness and undesigned of investment order evolution.

key words: motive and expectance, participation, uncertainty, investment order, evolution

现有主流经济理论基本上把投资者动机和预期理解为投资者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过程,认为投资者能够对自己的风险作出估算,并通过选择不同金融产品来进行自身的风险管理,从而达到其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对应。主流理论对于整个金融活动的解释也是在这一基点上展开的。这一解释把风险视为既定的、可计算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对风险的估算进行风险管理。可是,如果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呢?在这样一种无知(即无法计算风险)的状态下,仍然以投资者的理性计算作为讨论金融活动的出发点,将是缺乏理论解释力的。

因此,需要重新理解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我们认为,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表明投资者对于投资形成的参与,投资者的投资其实质不在于对既定风险的一种应对,而在于投资者通过其对金融产品的选择而参与到风险形成过程中,通过参与风险形成的决定而实现其管理风险的目标。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所形成的储蓄-投资,代表着投资者拥有一份参与投资形成决策的权利,重要的也在于投资者保有参与风险形成的权利。无数投资者所形成的储蓄-投资,构成决定投资形成从而风险形成的权利结构,这一权利结构就是投资秩序。投资者通过储蓄-投资实际上参与到决定风险形态的投资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进而构成了一个参与储蓄-投资的无数投资者在其间互动的复杂系统。投资者是这个系统运转的基本决定力量,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决定着参与投资决策的各类投资者群体的形成及其利益特征,从而决定着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金融机构的风格,并最终决定着投资秩序的形成与演变。

通过投资者动机和预期,重要的是读出投资者对于风险形成过程的参与,读出投资者作为无数投资者中的一员对于投资秩序形成的参与。而且,只有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投资者在应对自身风险时所作出的种种日常金融选择。也就是说,从参与投资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理解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可以包容对投资者应对自身风险的理解。而如果仅仅直观地从投资者应对其风险的方面来理解其动机和预期,则只能观察到机械的、被动的一面,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误解。

一.若干前提性讨论

1.风险与不确定性

--关于理性的不同理解

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的产生,毫无例外地是针对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就不需要有应对的准备。因而,讨论到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涉及到未来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

现有主流理论集中于讨论风险的管理。金融实务中的风险管理集中于可计量的风险,发展为一套技术高度复杂的金融工程,与此相对应,围绕风险概念所进行的理论讨论也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基本上不关注最终决定风险形成的秩序演化。这些讨论虽然也关注风险的制度背景,但却是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的,制度在这里是外生的,并不构成对风险的决定关系。这一点可以说集中体现在学者们现在已不再对风险概念与不确定性概念的区分感兴趣。在实际讨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被混用的。

如果仅仅从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以应对自身的风险来理解,而不是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原来不可确定的变动,就变为可确定、可计算的波动了,这就是现有的风险的概念。这样,就把决定投资收益的复杂关系,变为较为简单的关系。由于不再讨论由于行为主体的参与而构成的复杂性,因此,也就不存在与风险相区别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成为仅仅是行为主体对于风险的一种心理感受。

现有解释个人储蓄行为的理论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对于风险概念的技术性含义。在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永久收入假说)中,典型的消费者对某一年龄的消费安排多少收入,将仅取决于他的终生收入,而决不是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因为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他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所以,需要储蓄来调节当期收入与平均终生收入二者之间的波动,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依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能够确定其一生收入与一生消费,储蓄在这样的确定性条件下调节收入和消费,从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不断地保持均衡,达到效用最大化。在这里,关于投资者的理性假定是由均衡观来具体贯彻的,投资者的理性,不仅体现在他要使自己的一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且,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一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储蓄是投资者调节其收入波动、从而保证效用水平不会发生大的波动的手段。

尽管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在几十年中不断地受到质疑,也不断地出现修正这一理论的理论模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个人无法确定其收入,储蓄不能是对临时收入(终生收入与当期收入之间的差)的调节,而直接的是对收入波动的调节,即预期收入上升时,会减少当前储蓄,反之则增加当前储蓄,储蓄额成为个人所不能确定的,而不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中个人可确定自己的储蓄额。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构成对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替代,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其实在于说明储蓄对收入波动的应对,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防范,实质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只是把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仍然贯穿着均衡的思想,坚持个人对于收入与消费之间均衡的可把握性,坚持个人对于自身面对的风险的可计算的理性。

现有的解释投资者储蓄行为的理论,都是立基在建构论理性主义之上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不同于演化论理性主义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人的理性加以限制,认为通过人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制度是设计的产物。演化论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决定风险形成的投资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秩序形成过程,是不确定的,是人的理性所不及的。秩序是参与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

建构论理性主义不注重个体的差异, 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是已知的、是可测量的,那么就可确信,环境之中的个体行为就犹如气体中的分子一样,其行为是确定论。"( 克劳斯.迈因策尔,第322页 )传统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假定,投资者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投资者对于自身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应对,并不会引起投资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样的假定下,投资者所面对着的世界与人自身,相互之间实际上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这种分离决定着投资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只是对他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应对,而不会使他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任何的改变。这种分离意味着投资者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不存在由于投资者之间多维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投资者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于是,复杂关系成为简单的关系。

关键在于,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在确定自己一生的效用从而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储蓄来调节围绕这一确定水平的波动,即进行风险管理。投资者之所以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最为根本的在于投资者所进行的风险管理本身是影响风险形成的要素,投资者通过风险管理实际上参与到其所面对的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之中,因此,风险实际上是通过无数投资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在这里,投资者是理性不及的。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投资者的投资对于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的意义,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了 。投资者投资的有意义在于,投资者通过其投资,实际上是参与到金融系统从而金融秩序的选择中,而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选择与再选择,影响并决定着风险的形成和风险的水平。因此,对于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金融风险管理的讨论,必须放到投资者与整个金融系统的互动中,才能够说清楚。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导致并决定着个体所承受的风险。

风险是投资者所承受的投资收益的波动;而不确定性则是决定着风险形态及其水平的金融系统与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当然,不确定性总是要通过个体所承受的风险表现出来,也就总是要由个体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不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而且,对于个体来说,他只是认识到他自身所承受到的风险的影响,他并不需要从自身所承受的风险而意识到整个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变化。但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是实质上存在的。

简单的、无差异的假定,是以存在着先定的效率标准为前提的。可是,实际上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意愿,带着不同的目的进行投资者。因此,重要的是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形成中的位置,而不是某种先定的效率。布坎南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既没有目的(purpose)、 功能(function),也没有意图(intent)。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buchanan, 1991,第27-28页)

既然经济在总体上是无目的的,由各投资者所参与的经济其走向也是不可确定的、非决定的,是创造的,那么,传统储蓄理论所描述的储蓄对于投资者追求其合乎意愿生活的作用就是有限定的,储蓄在这里所要体现的人的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投资者所参与的社会经济这个复杂系统,是投资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这一系统的整体走向是随时变化的,它必定随这一系统中每一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断形成,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情形。所以,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自身应对外部问题的理性计算过程,更大程度上是投资者们之间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并不断演化秩序的互动过程。这样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个投资者的行为,实际上最终都将传导到整个系统,并对原来的系统发生影响。在这里理性的计算是有限度的。理性,应该被理解人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积极参与,而不能被理解为在可计量基础上对自身所面对的不确定的把握。"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采用'经济人假定'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为了'科学地'解释(作出预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buchanan,1987,第52页)

投资者处于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之中,其目标和意愿是受到其所参与的系统中所有成员的互动的约束,这一系统及其成员互动所形成的走向,是他理性所不可及的,他的理性体现在他参与到这一系统中成员的互动中。

2.选择与参与

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是围绕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问题既寓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之中,又不同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因此,如何展开秩序问题的讨论,秩序问题的讨论与日常选择问题是否能够相容?如果能够相容的话,又如何相融合?

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行为主体选择行为所作的讨论,是以制度规则的既定为前提的,市场作为制度在其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么一个既定的设置下,各类行为主体展开交易,行为主体的交易与市场这一制度设置本身的变化之间,并不发生关系。在分离制度选择与日常选择的情况下,一方面制度演进被分离,另一方面对于个人的假定则变得机械、呆板。新古典经济学依靠了一种选择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经济当事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目的,对他们来说,目的是以无差异曲线的形式'给定的'。"(米塞斯,前言)

当然,在经济理论史上,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力求把日常选择行为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说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渊源,但这些理论资源在发展中往往被抽掉了其关注制度讨论的一块。可以说,把日常经济选择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的讨论,并没有真正发展为成熟的框架体系。

在制度选择的讨论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情况下,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试图专注于制度选择层面的讨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制度演变的研究得到一个深入的发展。布坎南把人的选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中的私人选择,一是对于公共物品的选择,这两个选择属于执行层面的选择;还有一项是对于制度规则的选择,这属于立宪层面的选择。因此,布坎南区分了执行层面与立宪层面的选择,并且把这两个层面的选择看作是相互分离的。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声称专门研究对于制度这一立宪层面的选择。

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立宪经济学在几十年里仍然停留在泛泛的讨论中,并没有更为深入的展开。看来,我们还得坚持,人的选择只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并不能把人的选择分为可以相互分离的不同层次。人们在日常的选择中,必定进行了对于制度的选择,而我们也必须从日常选择出发,决不能脱离日常选择来讨论制度选择。如果说秩序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那么,它必定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日常选择中生成并演化的。实际上投资者在进行金融产品的选择时,一般地也不会意识到他在参与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这就是秩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不可设计。

3.动机与群体

心理学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一般认为,行为的心理动力和方向的机制是由于存在着为满足需求、缓解焦虑的内部驱力(drive), 这种来源于生物本能和后天习得的驱力,推动着人们从事各种行为。这些动机理论着重解释了外显行为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心理动力关系和心理过程。近年来有关认知(cognition) 研究的进展揭示了知觉、预期、归因等心理过程在动机构成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动机结构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人类选择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助益。然而,当我们需要借助心理学有关动机的理论深入认识投资者动机的时候,上述理论的解释力均显不足。

从直观上看,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源自人们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占有财富的需求、预防风险的需求等需求的推动,其特性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例如莫瑞提出的20种基本需求,佛洛姆提出的5种基本需求以及马斯洛提出的具有层级特征的基本需求与元需求等心理学家提出的动机并无本质区别。可是,当我们站在投资者参与投资秩序形成的视角时,使用现有的动机理论对投资者动机进行一般的描述和解释就不能够把握它的本质特征,通过将投资者动机解析为生存性动机(例如用于日常生活必需物品的采买、未来生活的保障)、社会性动机(例如用于社会交往、实现社会责任的准备)、精神性动机(例如获得成就感、社会地位象征)来认识投资者动机的特质,就显得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因此,我们需要进入经济心理学这一社会心理学的特殊分支的领域对投资者动机作出新的角度的分析。

由于投资包含了与社会中他人联系的内容,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不会反对将投资者动机理解为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动机。然而,仅仅将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投资者可以直接感知的社会交往纳入投资者动机研究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视角忽视了投资者通过参与金融活动与社会上更多的人实际上构成的间接交往(indirect communication)以及由这种间接交往而获得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资源。从投资者参与的视角来看,投资者动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ation)成分,也具有社会(后)的动机(societed motivation)成分。前者是指应对社会经济生活需求引发的投资动机,后者指投资者与整个社会的潜在联系。这个字面上的分别似乎是极其微小的,但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借鉴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 )对投资者与投资秩序之间的互动作更进一步的理解。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生活的相对开放性、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将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沟通起来,将社会结构看作是许多的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将社会过程看作是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作出反应的过程,它力图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分析来理解人类行为,从而了解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以及这个相互决定的过程如何发生(井世洁,1998)。在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g. h. mead)看来,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个体之间的事件之流。

投资者通过在日常金融活动中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中介机构的选择,生成并演化着投资秩序,而日常金融活动反过来给予投资者的回馈不仅是各类看得见摸得着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而且是借助这些产品和机构提供一系列可以满足不同意愿和预期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型塑出各类具有潜在参与需求的投资者,并由不同的初级需求聚集为各类参与投资秩序演变的投资者利益群体。正是这些群体重新构成了整个投资者的分层结构,并与其它角度的分层,例如,收入分层、职业分层、年龄分层、教育分层、地域分层等等相互影响,形成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分层结构。

由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而形成投资者群体的分类或分层 ,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变量区分的社会分类或分层,它更具有一种主动性、参与性的特征,是投资秩序与投资者行为形成互动而赋予人们新的身份及其分类或分层归属。它可能超越传统社会类别(social category)或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给与人们的基本定位,释放出更多的由意愿彰显的生命活力。由此,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投资秩序给投资者行为增加了新的意涵,投资者行为也给投资秩序增加了新的意涵,二者是相互证成的关系。

二.投资者群体及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参与

--一个解释框架

这里的讨论将金融系统视为无数投资者参与并作出投资决策的复杂系统,要在这一系统内考察投资者是如何参与投资决策的,投资决策赖于作出的投资秩序是如何形成并演变的,对投资秩序的研究又能够给人们什么启示?

之所以要局限在金融系统内讨论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是因为金融系统是投资发生的地方,而只是由于投资,未来才与现在相区分,才会有不能确定的因素。米塞斯说过,"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资本存量绝不是正确地预见了现在的情况下所应有的那样;这些对现在的预见是在过去的那样一些时刻,在作出相关的投资决策之时,在现在还是未来时所作出的。因此,资本存量决没有其'均衡的组合',所以一般均衡模型不可能适用于有关资本的问题。"(米塞斯,2001,前言)可以说,要讨论秩序的演化,就要与投资、金融、资本这些问题相联系,要在动态过程中进行。

1.投资、投资者与投资决策过程

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是形形色色的,各有其特定的目的和追求,但是,每个投资者的投资总是构成了社会整个投资的一部分,代表着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形成的一种参与,不管投资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总是如此。因而,投资是投资者参与投资决策的行为。

投资者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完全计算风险的环境,投资者的投资其实不在于其表面上所被人看到的均衡收入与消费、管理风险的这些方面,而在于通过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保有自己对社会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所以,投资者进行投资,实质在于保有其在投资决策中的一席之地,并通过投资中的选择而提升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或是其对于投资决策的权利不发生变化。

当然,作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总是追求其具体的目的,这里的投资者在其作出投资决策时并不关心他的投资会对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发生什么影响,也不关心其投资对整个社会投资决策赖于作出的投资秩序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里的投资者只是关心其投资的回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无法从投资者的日常选择出发而直接地过渡到对于投资秩序的讨论,但我们却又必须透过投资者日常选择而讨论影响并决定着实际金融运行的力量。

这需要我们具体地讨论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情形。要强调的是,这里关注的是过程,不关注投资决策的结果。投资者之间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投资秩序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生成与演化,并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先定的标准来进行,不同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所要形成的结果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感受,投资者是基于其自身的感受而进行互动的,且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着感受。

2.参与指数--感觉的参与

我们一方面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实质是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投资者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自身在投资秩序形成与演化中的作用,那么,投资者又是如何地参与呢?

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总是带着具体的特定的目的,也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总是有着特定的动机,不同动机代表着对于投资决策的不同意见,动机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与协调。于是,带有不同动机的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就必定地赋予投资者动机的参与色彩,尽管具体的投资者并不赋予自身的特定动机这样的参与色彩。因此,投资者所形成的不同动机,表明了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看法,表明了投资者的一种参与态度。从投资者的动机到投资者的参与态度,体现了投资者的参与是在一种直觉的行动中进行的。要讨论投资者的参与,必须从投资者的动机出发。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需要对投资者的动机作进一步的讨论,并有必要对投资者动机的不同意义作出区分。可以将那种为了满足某一项具体实际生活意愿的动机属性,即那种被投资者明确意识到的、与投资所要达到的目的--预防意外、延迟消费、数量累积--具有直接且直观联系的动机定义为初级动机(primary motivation);而将体现投资者之间互动从而具有参与属性--未被投资者明确意识到的、与投资所要达到的目的--预防意外、延迟消费、数量累积--具有间接且预期性联系的动机定义为次级动机(secondary motivation)。正是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从而体现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参与,给投资行为带来了新的性质和拓展了新的内容,即赋予它初级动机之外的参与动机。但需要强调的是,次级动机是投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由投资者的初级动机所决定并折射出来的。

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投资者的动机时,我们就能够从投资者的日常动机中读出投资者围绕着投资决策与投资秩序所形成的种种感受,正是这些感受决定着投资者在实际投资活动中的选择,也正是这些感受决定着投资者对于投资秩序形成与演变的参与。为了更为具体地讨论由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体现的参与,我们将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包含的投资者的感受、投资者的参与态度,定义为参与指数。参与指数表明投资者对于自身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与影响力的感受。

参与指数是由投资者的动机而得到的。参与指数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投资者所形成的动机表明投资者对于自身收入水平、财富水平从而自身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的一种定位、一种判断,即投资者对于自身现状的一种认知感受;第二,动机表明投资者的一种期待和意愿,体现投资者的预期及预期的强度;第三,动机还表明投资者在对现状的感受、接受及预期意愿的基础上,所愿意进行何种程度的准备(准备作出什么样的投入、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体现在金融活动中的选择就是准备承受什么样的风险)。

3.投资者群体

不同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带着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则反映了不同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的不同感受,因此,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参与指数。当然,投资者的动机不是唯一的(在实际调查投资者的动机时,调查问卷列出多项动机供被调查者选择,且不限制被调查者只选择一项动机),但是,投资者之间的相互聚集,必定是唯一地源于他们之间在感受上的相一致,感受的一致决定着投资者在利益企求上的一致。投资的发生在根本上是与人们自身对现状、对未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相联系的。

所以,参与指数相同的投资者自然地聚集为一类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可以有不同的动机,但投资者最终要归属于某一类由参与指数标示的群体。不可能在由参与指数所标示的投资者群体之外,再构造出另外的投资者群体。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及财富水平等客观指标虽然可以描述投资者的社会人口属性和特征,但却不可以决定进行投资的投资者的群体划分,投资的发生要由投资者的主观感受来解释,具有相同客观特征但主观感受不同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上往往要发生冲突,而主观感受相同但客观特征不一致的投资者,却一般能够在投资决策上取得一致。

这里的投资者群体是纯粹主观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在客观特征上毫不相同,他们之间也可以是完全互不相识的。他们之所以聚集为一类群体,完全是由于他们对于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相同感受,以及由于相同的感受而同样地选择了符合他们感受的金融产品,因而,他们是在投资决策过程的活动中聚集为一类群体的。同样的,这里的投资者群体的演变也纯粹地是由主观决定的。当投资者的感受发生变化时,投资者群体的类型与组合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投资者群体的形成与演变取决于主观感受,是不可确定的。实际上,投资者群体中的成员自身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的,成员之所以会成为某类投资者群体的成员,只是他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投资者参与指数的获得,是通过对投资者的初级动机的理解与数据处理,同样是以投资者没有意识到其参与方面的作用为前提的。

4.规则、秩序与不确定性

由动机而聚集为一类的投资者群体,最终要形成为具有特定投资风格的金融组织机构,各类不同风格的金融机构通过选择、运用与其风格相对应的金融产品,或通过创新设计与其风格相对应的金融产品,参与投资决策的形成。

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群体从而不同风格的机构,在参与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在投资决策过程的互动中,要遵循既定的规则,而既定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及其所形成的制度规则体系,构成了金融系统的规则。投资者群体(机构)遵循这些规则进行投资活动。

但是,这些规则并不最终决定投资决策过程。投资者群体(机构)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产品的不同选择、运用与创造,形成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金融产品的种类构成与数量构成,这些不同投资者群体(机构)所选择的金融产品的数量与种类,就代表着不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的不同影响力,因而,不同金融产品的数量、种类及它们之间的构成,就构成对投资决策最终发生实际作用的投资秩序。

因此,投资秩序是与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投资者参与指数、投资者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投资者、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参与指数、投资者群体,是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化的基本要素。投资秩序的不断演变正是源于不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同的主观感受,以及由于不同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不同的参与态度。对于秩序及秩序演变的理解依赖于对于人的动机的理解。这样,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来理解投资秩序的演变,一是投资者从而投资者群体之间的互动,二是既定的金融系统规则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既定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构成的规则,规定着投资者的选择,但投资者通过对既定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选择运用、通过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又不断地演变着既定的金融系统规则,投资者与既定金融系统规则之间实际形成互为建构性( interconstructionality) 的关系。

当我们从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出发来理解投资秩序的时候,那么,投资秩序是一个无形的、主观的、不确定的结构,也正因为秩序的这种特性,才决定了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是非设计的,是自生自发的。所谓不确定性,就是秩序的这种非设计性。一旦我们认识到实际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是这样一种性质时,我们就可以理解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实际上是受到不确定性的规定。

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不确定性的存在。首先,由投资者动机变化而导致的投资者群体的变化。动机的种类会发生变化,有些动机随时间而不再存在,新的动机类型则不断生成。与动机种类的变化相对应,投资者群体的类型当然要不断地变化。第二,在不考虑动机类型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单个投资者的动机会发生变化,当投资者以新的动机代替原先的动机时,这个投资者就从原来的投资者群体中转移出去,加入到新的投资者群体中。这时,不同动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原来重要的、较为广泛的动机,可能变为较不重要也较不广泛。在这里,存在着个体成员的流动,并且仅仅是个体成员的流动,不存在投资者群体从某一类动机中转移的问题。这是因为没有既定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群体是因投资者动机而聚集的。当动机不存在时,群体就消失;当单个成员的动机变化时,动机之间的结构从而投资者群体之间的结构就发生变化。第三,在不考虑动机种类、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动机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可导致群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力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实际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发生变化。

5.秩序结构与群体理性

尽管参与投资决策的投资者是各不相同的个人,但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却不必然地因人而异,因而,投资者群体的类别数量,将因投资者主观感受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发生变化。从极端说,当全体投资者的感受趋同并完全一致时,这时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投资者群体;当每个投资者的感受均不同于其他投资者时,每一个投资者自身就成为一个群体。参与投资决策的,是投资者群体,而不是投资者个人,即使这时每个投资者各有不同的主观感受从而各自成为一个群体,我们也说是投资者群体而不是投资者个人参与投资决策。因为,只是有了群体,投资者的初级动机才能有次级动机即参与动机的含义。

由投资者个人到投资者群体,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二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群体理性,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秩序结构的问题。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由投资者个人到投资者群体,只是表明投资者个人从选择到参与的某种转换,基本的决定力量仍然是投资者个人,群体并不成为一种脱离投资者个人、外化于投资者个人的存在。同时,投资者群体本质上并不具有比投资者个人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就是说投资者群体本质上并不能改变投资者个人的无知,投资者群体同样不可能对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有完全的了解,投资者群体的理性同样体现在其参与到投资决策过程中,保有其在投资决策中的权利。

由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参与指数到投资者群体,投资者形成了自组织,有了与群体自身的参与指数相对应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这样,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单个投资者之间无组织的互动就变为机构投资者之间有组织的竞争。尽管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性下一样的处于理性受限制,但机构投资者毕竟加入了组织的因素,有了组织化的力量。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被某类群体所主导,意味着投资秩序的演化可能被某类群体或某几类群体的意愿所左右。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秩序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演化实际上就无从谈起。这说明要对投资秩序作进一步讨论。秩序及其演化本身的非设计,并不意味着秩序及其演化是不可理解、不可讨论的。

投资秩序源于投资者的参与指数,不同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参与指数,我们实际上无法对不同参与指数进行比较,但不同参与指数共同构成决定投资决策的投资秩序,不同参与指数形成一个参与指数的结构,这一参与指数的结构就代表着投资秩序的结构。通过对投资秩序结构的讨论,可以理解不同投资者群体在投资秩序中的作用。秩序与不确定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秩序的结构与不确定性的程度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理解参与指数及参与指数结构的变化,我们将能够对秩序结构作出适当的评论。

对于投资秩序,重要的是保持投资者个人对于投资者群体的最终决定,并保持每一个投资者群体具有对于投资秩序的最终影响力。

三.动机和预期数据处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人民银行所进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是为了及时把握居民储蓄 心态,对储蓄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依据的目的而设计的季度调查制度,调查起始于1995年第一季度,问卷的调查内容也已经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于2000年第一季度做了较大调整;问卷主要内容为了解居民对实际货币收入的主观判断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物价水平的主观感受和未来走势的预期、存款和取款动机、持有现金的动机、对于物价和利率变化的心理反映、以及储蓄的分布特征等状况。

因此,居民储蓄调查问卷所提供的调查数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者动机的数据,体现在问卷中被调查者所选择的储蓄目的和用途上,这些动机包括:购买高档消费品、结婚、正常零用、做生意、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买证券及单位集资、买房或建房、支付孩子教育费、养老、防意外事故、得利息等;二是关于投资者自身客观背景的数据,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收入、家庭人口、职业、所在城镇等;三是被调查者对现状的主观感受、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以及投资对象的选择等方面的数据,具体有:(1)投资者对现状的主观感受,包括:对于当前物价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利率水平高低的认知等;(2)投资者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包括: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等变动的判断等;(3)投资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包括:在假定的物价、收入、利率变动条件下的抉择,投资者手存现金的抉择等。

根据调查数据的这一特色,我们把被调查者对于储蓄动机的选择作为数据处理的切入点。可以认为不同的动机代表不同的投资者群体,这样,通过对动机选择及其相关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得到由不同动机所代表的不同类别的投资者群体,并通过动机结构的变化来讨论投资者选择及投资者群体的变化。

动机和预期的数据处理在注意投资者客观背景的基础上强调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投资者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和投资动机的形成,源于投资者基于其自身的客观背景和所处环境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数据的处理涉及投资者所处的环境因素、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投资者所处环境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主观感受,进而影响其投资动机,例如:对于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数据的分析力求减小这种影响,除了对整个样本进行分析外,增加了不同地域的分析;投资秩序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时间概念,数据分析增加了时间维度的分析,以便更清晰地对演化过程进行表述。

作为感觉的参与--参与指数,是由投资者对自身状况的主观感受、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准备等因素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表示;为了使得动机的抉择具有可度量性,我们将参与指数表示为在[0,1]区间上的实数,虽然投资者的动机可以不是唯一的,但是投资者通过参与指数而归属于特定的投资群体。参与指数在投资秩序形成中的纽带作用可以用下图表示,有了这种映射关系,就可以讨论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实现投资秩序与投资者的参与、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预期之间的互动,数据的处理就围绕这个思路展开。

为了表述简便,可以把参与指数模型用数学表达为下列形式的一类模型:

其中: 是t季度的动机向量,问卷中取值规则是当投资者选择 时,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零;

为投资者的客观背景向量;

为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向量;

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向量;

为投资者的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方式;

为结构参数;

是在一定条件下可逆的非线性映射,这样可以保证在合适条件下找到投资动机与投资群体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为参与指数的剩余解释部分,以保证参与指数所揭示的是最主要的投资群体与其相对应的投资动机之间的关系。

投资秩序的结构通过投资者的参与指数的结构得到体现,投资者群体的发掘是为了更好地找寻适合特定群体投资风格的产品和规模的设计,因此参与指数模型必须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投资动机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资者的信息,找到那些与投资品种相对应的投资者群体,并可以通过投资秩序的演化过程的刻划,发掘出未来的投资者动机和与之相应的投资者群体。

我们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是在满足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数据处理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解读中国居民投资的参与、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和投资的动机等来刻划投资秩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是对于调查问卷数据更深层次的挖掘。数据分析融入了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和行为金融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融入了我们对于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分析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满足中国人民银行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的目的,还可以展示各类投资动机以及其背后所依赖的投资主体之间的各种特征以及结构、揭示投资者动机与投资者群体之间一定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为金融机构针对特定投资群体所对应的投资动机开发产品或挖掘客户提供依据。

由于数据的处理的基点在刻划投资者动机与投资者群体的对应关系上,我们对于这种有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以及心理动机的调查数据的处理,不仅要进行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更应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数据的处理有助于检验理论、完善理论,并为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支持。

四.结语

对于投资者动机与预期的解读,重要的在于通过理解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感受而理解以投资者的投资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个社会的金融运行,理解这一复杂系统得以运行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同时,通过理解人们借以进行投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为什么发生变化而理解这一复杂系统及这一系统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演化的。

我们的框架在于解释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及在这一生成演化过程中投资者主观心理的基本作用。我们强调个人的无知状态,个人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参与的。个人的动机必定是具体的,无关宏旨的,我们正是要透过这种无知的动机来理解经济活动中的秩序生成与演化。在动机数据的获取上,必须坚持被访者对于参与秩序问题的无知。因此,我们的讨论不再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投资决策过程,我们不能说个人选择什么动机更为合理,我们只是从调查数据中,知道动机的结构,从而理解参与指数的结构,我们其实不能给出动机的排序,我们讨论的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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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关键词:动机和预期、参与、不确定性、投资秩序、演化

现有主流经济理论基本上把投资者动机和预期理解为投资者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过程,认为投资者能够对自己的风险作出估算,并通过选择不同金融产品来进行自身的风险管理,从而达到其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对应。主流理论对于整个金融活动的解释也是在这一基点上展开的。这一解释把风险视为既定的、可计算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对风险的估算进行风险管理。可是,如果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呢?在这样一种无知(即无法计算风险)的状态下,仍然以投资者的理性计算作为讨论金融活动的出发点,将是缺乏理论解释力的。

因此,需要重新理解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我们认为,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表明投资者对于投资形成的参与,投资者的投资其实质不在于对既定风险的一种应对,而在于投资者通过其对金融产品的选择而参与到风险形成过程中,通过参与风险形成的决定而实现其管理风险的目标。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所形成的储蓄-投资,代表着投资者拥有一份参与投资形成决策的权利,重要的也在于投资者保有参与风险形成的权利。无数投资者所形成的储蓄-投资,构成决定投资形成从而风险形成的权利结构,这一权利结构就是投资秩序。投资者通过储蓄-投资实际上参与到决定风险形态的投资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进而构成了一个参与储蓄-投资的无数投资者在其间互动的复杂系统。投资者是这个系统运转的基本决定力量,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决定着参与投资决策的各类投资者群体的形成及其利益特征,从而决定着金融产品的创新设计、金融机构的风格,并最终决定着投资秩序的形成与演变。

通过投资者动机和预期,重要的是读出投资者对于风险形成过程的参与,读出投资者作为无数投资者中的一员对于投资秩序形成的参与。而且,只有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时,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投资者在应对自身风险时所作出的种种日常金融选择。也就是说,从参与投资秩序形成的角度来理解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可以包容对投资者应对自身风险的理解。而如果仅仅直观地从投资者应对其风险的方面来理解其动机和预期,则只能观察到机械的、被动的一面,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误解。

一.若干前提性讨论

1.风险与不确定性--关于理性的不同理解

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的产生,毫无例外地是针对着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如果未来与现在没有差异,就不需要有应对的准备。因而,讨论到投资者的动机与预期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涉及到未来变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

现有主流理论集中于讨论风险的管理。金融实务中的风险管理集中于可计量的风险,发展为一套技术高度复杂的金融工程,与此相对应,围绕风险概念所进行的理论讨论也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基本上不关注最终决定风险形成的秩序演化。这些讨论虽然也关注风险的制度背景,但却是以既定的制度为前提的,制度在这里是外生的,并不构成对风险的决定关系。这一点可以说集中体现在学者们现在已不再对风险概念与不确定性概念的区分感兴趣。在实际讨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被混用的。

如果仅仅从投资者选择金融产品以应对自身的风险来理解,而不是从互动的角度来理解,那么,原来不可确定的变动,就变为可确定、可计算的波动了,这就是现有的风险的概念。这样,就把决定投资收益的复杂关系,变为较为简单的关系。由于不再讨论由于行为主体的参与而构成的复杂性,因此,也就不存在与风险相区别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成为仅仅是行为主体对于风险的一种心理感受。

现有解释个人储蓄行为的理论可以说典型地体现了对于风险概念的技术性含义。在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包括永久收入假说)中,典型的消费者对某一年龄的消费安排多少收入,将仅取决于他的终生收入,而决不是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因为消费者将选择一个合理的、稳定的消费率,接近他预期的一生平均消费,所以,需要储蓄来调节当期收入与平均终生收入二者之间的波动,以达到效用最大化。依据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能够确定其一生收入与一生消费,储蓄在这样的确定性条件下调节收入和消费,从而使其一生的收入和消费不断地保持均衡,达到效用最大化。在这里,关于投资者的理性假定是由均衡观来具体贯彻的,投资者的理性,不仅体现在他要使自己的一生效用达到最大化,而且,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投资者,能够根据自己的一生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储蓄是投资者调节其收入波动、从而保证效用水平不会发生大的波动的手段。

尽管储蓄生命周期理论在几十年中不断地受到质疑,也不断地出现修正这一理论的理论模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提出个人无法确定其收入,储蓄不能是对临时收入(终生收入与当期收入之间的差)的调节,而直接的是对收入波动的调节,即预期收入上升时,会减少当前储蓄,反之则增加当前储蓄,储蓄额成为个人所不能确定的,而不是储蓄生命周期理论中个人可确定自己的储蓄额。不过,这些质疑并没有构成对于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替代,储蓄生命周期理论的核心其实在于说明储蓄对收入波动的应对,这与预防性储蓄理论所强调的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防范,实质上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只是把生命周期理论关于人的完全理性的假定,修正为有限理性,仍然贯穿着均衡的思想,坚持个人对于收入与消费之间均衡的可把握性,坚持个人对于自身面对的风险的可计算的理性。

现有的解释投资者储蓄行为的理论,都是立基在建构论理性主义之上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不同于演化论理性主义的,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对人的理性加以限制,认为通过人的理性计算,可以获得关于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型构社会经济制度所需的全部信息,因而社会制度是设计的产物。演化论理性主义则明确指出理性的限度,决定风险形成的投资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即秩序形成过程,是不确定的,是人的理性所不及的。秩序是参与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

建构论理性主义不注重个体的差异,并把复杂分解为简单。"人的行为如同遵从一定运动数学定律的机械系统中的元素一样,是规则的,可预见的。如果起始条件和环境是已知的、是可测量的,那么就可确信,环境之中的个体行为就犹如气体中的分子一样,其行为是确定论。"(克劳斯.迈因策尔,第322页)传统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假定,投资者与其所面对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简单的,投资者对于自身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应对,并不会引起投资者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这样的假定下,投资者所面对着的世界与人自身,相互之间实际上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这种分离决定着投资者所采取的行为,可以只是对他所面对的问题的一种应对,而不会使他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任何的改变。这种分离意味着投资者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不存在由于投资者之间多维的互动而影响和改变投资者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于是,复杂关系成为简单的关系。

关键在于,投资者实际上无法在确定自己一生的效用从而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储蓄来调节围绕这一确定水平的波动,即进行风险管理。投资者之所以实际上无法对风险作出估算,最为根本的在于投资者所进行的风险管理本身是影响风险形成的要素,投资者通过风险管理实际上参与到其所面对的风险的形成和演变之中,因此,风险实际上是通过无数投资者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处于动态演变之中。

在这里,投资者是理性不及的。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那么投资者的投资对于投资者的风险管理的意义,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了。投资者投资的有意义在于,投资者通过其投资,实际上是参与到金融系统从而金融秩序的选择中,而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选择与再选择,影响并决定着风险的形成和风险的水平。因此,对于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金融风险管理的讨论,必须放到投资者与整个金融系统的互动中,才能够说清楚。正是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导致并决定着个体所承受的风险。

风险是投资者所承受的投资收益的波动;而不确定性则是决定着风险形态及其水平的金融系统与金融秩序的不断演变。当然,不确定性总是要通过个体所承受的风险表现出来,也就总是要由个体来承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不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而且,对于个体来说,他只是认识到他自身所承受到的风险的影响,他并不需要从自身所承受的风险而意识到整个金融系统和金融秩序的变化。但是,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是实质上存在的。

简单的、无差异的假定,是以存在着先定的效率标准为前提的。可是,实际上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意愿,带着不同的目的进行投资者。因此,重要的是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形成中的位置,而不是某种先定的效率。布坎南说,"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既没有目的(purpose)、功能(function),也没有意图(intent)。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Buchanan,1991,第27-28页)

既然经济在总体上是无目的的,由各投资者所参与的经济其走向也是不可确定的、非决定的,是创造的,那么,传统储蓄理论所描述的储蓄对于投资者追求其合乎意愿生活的作用就是有限定的,储蓄在这里所要体现的人的理性是受到限制的,投资者所参与的社会经济这个复杂系统,是投资者的理性所不能及的。这一系统的整体走向是随时变化的,它必定随这一系统中每一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不断形成,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可认知的情形。所以,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人自身应对外部问题的理性计算过程,更大程度上是投资者们之间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并不断演化秩序的互动过程。这样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每个投资者的行为,实际上最终都将传导到整个系统,并对原来的系统发生影响。在这里理性的计算是有限度的。理性,应该被理解人将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积极参与,而不能被理解为在可计量基础上对自身所面对的不确定的把握。"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采用''''经济人假定''''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为了''''科学地''''解释(作出预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Buchanan,1987,第52页)

投资者处于社会经济复杂系统之中,其目标和意愿是受到其所参与的系统中所有成员的互动的约束,这一系统及其成员互动所形成的走向,是他理性所不可及的,他的理性体现在他参与到这一系统中成员的互动中。

2.选择与参与

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是围绕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问题而展开的。这样的问题既寓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之中,又不同于行为主体的日常选择。因此,如何展开秩序问题的讨论,秩序问题的讨论与日常选择问题是否能够相容?如果能够相容的话,又如何相融合?

新古典理论对于各类行为主体选择行为所作的讨论,是以制度规则的既定为前提的,市场作为制度在其理论中是作为一个场所、一种机制而出现的,在市场这么一个既定的设置下,各类行为主体展开交易,行为主体的交易与市场这一制度设置本身的变化之间,并不发生关系。在分离制度选择与日常选择的情况下,一方面制度演进被分离,另一方面对于个人的假定则变得机械、呆板。新古典经济学依靠了一种选择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经济当事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目的,对他们来说,目的是以无差异曲线的形式''''给定的''''。"(米塞斯,前言)

当然,在经济理论史上,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力求把日常选择行为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可以说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渊源,但这些理论资源在发展中往往被抽掉了其关注制度讨论的一块。可以说,把日常经济选择与制度选择融合起来的讨论,并没有真正发展为成熟的框架体系。

在制度选择的讨论没有获得实质性的情况下,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试图专注于制度选择层面的讨论,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制度演变的研究得到一个深入的发展。布坎南把人的选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市场中的私人选择,一是对于公共物品的选择,这两个选择属于执行层面的选择;还有一项是对于制度规则的选择,这属于立宪层面的选择。因此,布坎南区分了执行层面与立宪层面的选择,并且把这两个层面的选择看作是相互分离的。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声称专门研究对于制度这一立宪层面的选择。

但这样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成功。立宪经济学在几十年里仍然停留在泛泛的讨论中,并没有更为深入的展开。看来,我们还得坚持,人的选择只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并不能把人的选择分为可以相互分离的不同层次。人们在日常的选择中,必定进行了对于制度的选择,而我们也必须从日常选择出发,决不能脱离日常选择来讨论制度选择。如果说秩序不是刻意设计的结果,那么,它必定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日常选择中生成并演化的。实际上投资者在进行金融产品的选择时,一般地也不会意识到他在参与着秩序的形成与演化。这就是秩序的自生自发,秩序的不可设计。

3.动机与群体

心理学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一般认为,行为的心理动力和方向的机制是由于存在着为满足需求、缓解焦虑的内部驱力(drive),这种来源于生物本能和后天习得的驱力,推动着人们从事各种行为。这些动机理论着重解释了外显行为与内部需求之间的心理动力关系和心理过程。近年来有关认知(cognition)研究的进展揭示了知觉、预期、归因等心理过程在动机构成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动机结构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人类选择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助益。然而,当我们需要借助心理学有关动机的理论深入认识投资者动机的时候,上述理论的解释力均显不足。

从直观上看,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源自人们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占有财富的需求、预防风险的需求等需求的推动,其特性与其他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例如莫瑞提出的20种基本需求,佛洛姆提出的5种基本需求以及马斯洛提出的具有层级特征的基本需求与元需求等心理学家提出的动机并无本质区别。可是,当我们站在投资者参与投资秩序形成的视角时,使用现有的动机理论对投资者动机进行一般的描述和解释就不能够把握它的本质特征,通过将投资者动机解析为生存性动机(例如用于日常生活必需物品的采买、未来生活的保障)、社会性动机(例如用于社会交往、实现社会责任的准备)、精神性动机(例如获得成就感、社会地位象征)来认识投资者动机的特质,就显得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上。因此,我们需要进入经济心理学这一社会心理学的特殊分支的领域对投资者动机作出新的角度的分析。

由于投资包含了与社会中他人联系的内容,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不会反对将投资者动机理解为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动机。然而,仅仅将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投资者可以直接感知的社会交往纳入投资者动机研究的视角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视角忽视了投资者通过参与金融活动与社会上更多的人实际上构成的间接交往(indirectcommunication)以及由这种间接交往而获得的社会、经济、文化、心理资源。从投资者参与的视角来看,投资者动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动机(socialmotivation)成分,也具有社会(后)的动机(societedmotivation)成分。前者是指应对社会经济生活需求引发的投资动机,后者指投资者与整个社会的潜在联系。这个字面上的分别似乎是极其微小的,但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借鉴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对投资者与投资秩序之间的互动作更进一步的理解。符号互动理论强调社会生活的相对开放性、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以及主观解释的重要性,将宏观社会结构和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沟通起来,将社会结构看作是许多的个人理解与行动的结果,将社会过程看作是主观意义赋予客体并作出反应的过程,它力图通过对互动过程的分析来理解人类行为,从而了解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个体又如何作用于社会,以及这个相互决定的过程如何发生(井世洁,1998)。在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米德(G.H.Mead)看来,社会不是"存在"的,而是随着互动中的人们的行动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出来的,是发生于互动中的个体之间的事件之流。

投资者通过在日常金融活动中对于金融产品和金融中介机构的选择,生成并演化着投资秩序,而日常金融活动反过来给予投资者的回馈不仅是各类看得见摸得着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而且是借助这些产品和机构提供一系列可以满足不同意愿和预期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型塑出各类具有潜在参与需求的投资者,并由不同的初级需求聚集为各类参与投资秩序演变的投资者利益群体。正是这些群体重新构成了整个投资者的分层结构,并与其它角度的分层,例如,收入分层、职业分层、年龄分层、教育分层、地域分层等等相互影响,形成了新的、更为复杂的分层结构。

由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而形成投资者群体的分类或分层,是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变量区分的社会分类或分层,它更具有一种主动性、参与性的特征,是投资秩序与投资者行为形成互动而赋予人们新的身份及其分类或分层归属。它可能超越传统社会类别(socialcategory)或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给与人们的基本定位,释放出更多的由意愿彰显的生命活力。由此,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投资秩序给投资者行为增加了新的意涵,投资者行为也给投资秩序增加了新的意涵,二者是相互证成的关系。

二.投资者群体及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参与--一个解释框架

这里的讨论将金融系统视为无数投资者参与并作出投资决策的复杂系统,要在这一系统内考察投资者是如何参与投资决策的,投资决策赖于作出的投资秩序是如何形成并演变的,对投资秩序的研究又能够给人们什么启示?

之所以要局限在金融系统内讨论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是因为金融系统是投资发生的地方,而只是由于投资,未来才与现在相区分,才会有不能确定的因素。米塞斯说过,"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资本存量绝不是正确地预见了现在的情况下所应有的那样;这些对现在的预见是在过去的那样一些时刻,在作出相关的投资决策之时,在现在还是未来时所作出的。因此,资本存量决没有其''''均衡的组合'''',所以一般均衡模型不可能适用于有关资本的问题。"(米塞斯,2001,前言)可以说,要讨论秩序的演化,就要与投资、金融、资本这些问题相联系,要在动态过程中进行。

1.投资、投资者与投资决策过程

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是形形的,各有其特定的目的和追求,但是,每个投资者的投资总是构成了社会整个投资的一部分,代表着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形成的一种参与,不管投资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总是如此。因而,投资是投资者参与投资决策的行为。

投资者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完全计算风险的环境,投资者的投资其实不在于其表面上所被人看到的均衡收入与消费、管理风险的这些方面,而在于通过投资者的投资,投资者保有自己对社会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所以,投资者进行投资,实质在于保有其在投资决策中的一席之地,并通过投资中的选择而提升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或是其对于投资决策的权利不发生变化。

当然,作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总是追求其具体的目的,这里的投资者在其作出投资决策时并不关心他的投资会对整个社会的投资形成发生什么影响,也不关心其投资对整个社会投资决策赖于作出的投资秩序起到了什么作用,这里的投资者只是关心其投资的回报。因此,我们实际上无法从投资者的日常选择出发而直接地过渡到对于投资秩序的讨论,但我们却又必须透过投资者日常选择而讨论影响并决定着实际金融运行的力量。

这需要我们具体地讨论进行投资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情形。要强调的是,这里关注的是过程,不关注投资决策的结果。投资者之间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互动、投资秩序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生成与演化,并不是依据某种客观的、先定的标准来进行,不同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所要形成的结果有着不同的理解与感受,投资者是基于其自身的感受而进行互动的,且在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着感受。

2.参与指数--感觉的参与

我们一方面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实质是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另一方面我们又强调投资者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自身在投资秩序形成与演化中的作用,那么,投资者又是如何地参与呢?

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总是带着具体的特定的目的,也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总是有着特定的动机,不同动机代表着对于投资决策的不同意见,动机之间总是存在着冲突与协调。于是,带有不同动机的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互动,就必定地赋予投资者动机的参与色彩,尽管具体的投资者并不赋予自身的特定动机这样的参与色彩。因此,投资者所形成的不同动机,表明了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看法,表明了投资者的一种参与态度。从投资者的动机到投资者的参与态度,体现了投资者的参与是在一种直觉的行动中进行的。要讨论投资者的参与,必须从投资者的动机出发。

正是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需要对投资者的动机作进一步的讨论,并有必要对投资者动机的不同意义作出区分。可以将那种为了满足某一项具体实际生活意愿的动机属性,即那种被投资者明确意识到的、与投资所要达到的目的--预防意外、延迟消费、数量累积--具有直接且直观联系的动机定义为初级动机(primarymotivation);而将体现投资者之间互动从而具有参与属性--未被投资者明确意识到的、与投资所要达到的目的--预防意外、延迟消费、数量累积--具有间接且预期性联系的动机定义为次级动机(secondarymotivation)。正是投资者之间的互动从而体现的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参与,给投资行为带来了新的性质和拓展了新的内容,即赋予它初级动机之外的参与动机。但需要强调的是,次级动机是投资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由投资者的初级动机所决定并折射出来的。

当我们这样来理解投资者的动机时,我们就能够从投资者的日常动机中读出投资者围绕着投资决策与投资秩序所形成的种种感受,正是这些感受决定着投资者在实际投资活动中的选择,也正是这些感受决定着投资者对于投资秩序形成与演变的参与。为了更为具体地讨论由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体现的参与,我们将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包含的投资者的感受、投资者的参与态度,定义为参与指数。参与指数表明投资者对于自身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与影响力的感受。

参与指数是由投资者的动机而得到的。参与指数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投资者所形成的动机表明投资者对于自身收入水平、财富水平从而自身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力的一种定位、一种判断,即投资者对于自身现状的一种认知感受;第二,动机表明投资者的一种期待和意愿,体现投资者的预期及预期的强度;第三,动机还表明投资者在对现状的感受、接受及预期意愿的基础上,所愿意进行何种程度的准备(准备作出什么样的投入、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体现在金融活动中的选择就是准备承受什么样的风险)。

3.投资者群体

不同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带着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则反映了不同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的不同感受,因此,不同的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参与指数。当然,投资者的动机不是唯一的(在实际调查投资者的动机时,调查问卷列出多项动机供被调查者选择,且不限制被调查者只选择一项动机),但是,投资者之间的相互聚集,必定是唯一地源于他们之间在感受上的相一致,感受的一致决定着投资者在利益企求上的一致。投资的发生在根本上是与人们自身对现状、对未来的主观感受与预期相联系的。

所以,参与指数相同的投资者自然地聚集为一类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可以有不同的动机,但投资者最终要归属于某一类由参与指数标示的群体。不可能在由参与指数所标示的投资者群体之外,再构造出另外的投资者群体。年龄、职业、收入水平及财富水平等客观指标虽然可以描述投资者的社会人口属性和特征,但却不可以决定进行投资的投资者的群体划分,投资的发生要由投资者的主观感受来解释,具有相同客观特征但主观感受不同的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上往往要发生冲突,而主观感受相同但客观特征不一致的投资者,却一般能够在投资决策上取得一致。

这里的投资者群体是纯粹主观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群体成员之间可以在客观特征上毫不相同,他们之间也可以是完全互不相识的。他们之所以聚集为一类群体,完全是由于他们对于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相同感受,以及由于相同的感受而同样地选择了符合他们感受的金融产品,因而,他们是在投资决策过程的活动中聚集为一类群体的。同样的,这里的投资者群体的演变也纯粹地是由主观决定的。当投资者的感受发生变化时,投资者群体的类型与组合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投资者群体的形成与演变取决于主观感受,是不可确定的。实际上,投资者群体中的成员自身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的,成员之所以会成为某类投资者群体的成员,只是他无意识选择的结果。投资者参与指数的获得,是通过对投资者的初级动机的理解与数据处理,同样是以投资者没有意识到其参与方面的作用为前提的。

4.规则、秩序与不确定性

由动机而聚集为一类的投资者群体,最终要形成为具有特定投资风格的金融组织机构,各类不同风格的金融机构通过选择、运用与其风格相对应的金融产品,或通过创新设计与其风格相对应的金融产品,参与投资决策的形成。

不同类型的投资者群体从而不同风格的机构,在参与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他们之间在投资决策过程的互动中,要遵循既定的规则,而既定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及金融监管及其所形成的制度规则体系,构成了金融系统的规则。投资者群体(机构)遵循这些规则进行投资活动。

但是,这些规则并不最终决定投资决策过程。投资者群体(机构)在遵循这些规则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产品的不同选择、运用与创造,形成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金融产品的种类构成与数量构成,这些不同投资者群体(机构)所选择的金融产品的数量与种类,就代表着不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的不同影响力,因而,不同金融产品的数量、种类及它们之间的构成,就构成对投资决策最终发生实际作用的投资秩序。

因此,投资秩序是与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投资者参与指数、投资者群体联系在一起的。投资者、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参与指数、投资者群体,是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化的基本要素。投资秩序的不断演变正是源于不同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不同的主观感受,以及由于不同主观感受所形成的不同的参与态度。对于秩序及秩序演变的理解依赖于对于人的动机的理解。这样,我们实际上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来理解投资秩序的演变,一是投资者从而投资者群体之间的互动,二是既定的金融系统规则与投资者之间的互动。既定的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构成的规则,规定着投资者的选择,但投资者通过对既定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选择运用、通过与金融监管的博弈,又不断地演变着既定的金融系统规则,投资者与既定金融系统规则之间实际形成互为建构性(interconstructionality)的关系。

当我们从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出发来理解投资秩序的时候,那么,投资秩序是一个无形的、主观的、不确定的结构,也正因为秩序的这种特性,才决定了秩序的形成与演化是非设计的,是自生自发的。所谓不确定性,就是秩序的这种非设计性。一旦我们认识到实际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是这样一种性质时,我们就可以理解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实际上是受到不确定性的规定。

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不确定性的存在。首先,由投资者动机变化而导致的投资者群体的变化。动机的种类会发生变化,有些动机随时间而不再存在,新的动机类型则不断生成。与动机种类的变化相对应,投资者群体的类型当然要不断地变化。第二,在不考虑动机类型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单个投资者的动机会发生变化,当投资者以新的动机代替原先的动机时,这个投资者就从原来的投资者群体中转移出去,加入到新的投资者群体中。这时,不同动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原来重要的、较为广泛的动机,可能变为较不重要也较不广泛。在这里,存在着个体成员的流动,并且仅仅是个体成员的流动,不存在投资者群体从某一类动机中转移的问题。这是因为没有既定的投资者群体,投资者群体是因投资者动机而聚集的。当动机不存在时,群体就消失;当单个成员的动机变化时,动机之间的结构从而投资者群体之间的结构就发生变化。第三,在不考虑动机种类、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形下,动机群体的组织化程度的变化可导致群体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位置和影响力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实际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发生变化。

5.秩序结构与群体理性

尽管参与投资决策的投资者是各不相同的个人,但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却不必然地因人而异,因而,投资者群体的类别数量,将因投资者主观感受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发生变化。从极端说,当全体投资者的感受趋同并完全一致时,这时实际上就存在着一个投资者群体;当每个投资者的感受均不同于其他投资者时,每一个投资者自身就成为一个群体。参与投资决策的,是投资者群体,而不是投资者个人,即使这时每个投资者各有不同的主观感受从而各自成为一个群体,我们也说是投资者群体而不是投资者个人参与投资决策。因为,只是有了群体,投资者的初级动机才能有次级动机即参与动机的含义。

由投资者个人到投资者群体,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一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二是群体与群体的关系。第一个问题涉及到群体理性,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秩序结构的问题。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由投资者个人到投资者群体,只是表明投资者个人从选择到参与的某种转换,基本的决定力量仍然是投资者个人,群体并不成为一种脱离投资者个人、外化于投资者个人的存在。同时,投资者群体本质上并不具有比投资者个人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就是说投资者群体本质上并不能改变投资者个人的无知,投资者群体同样不可能对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有完全的了解,投资者群体的理性同样体现在其参与到投资决策过程中,保有其在投资决策中的权利。

由投资者主观感受从而参与指数到投资者群体,投资者形成了自组织,有了与群体自身的参与指数相对应的投资风格、投资策略。这样,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单个投资者之间无组织的互动就变为机构投资者之间有组织的竞争。尽管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性下一样的处于理性受限制,但机构投资者毕竟加入了组织的因素,有了组织化的力量。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即决定投资决策过程的投资秩序被某类群体所主导,意味着投资秩序的演化可能被某类群体或某几类群体的意愿所左右。如果这种情况存在,秩序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演化实际上就无从谈起。这说明要对投资秩序作进一步讨论。秩序及其演化本身的非设计,并不意味着秩序及其演化是不可理解、不可讨论的。

投资秩序源于投资者的参与指数,不同投资者有着不同的参与指数,我们实际上无法对不同参与指数进行比较,但不同参与指数共同构成决定投资决策的投资秩序,不同参与指数形成一个参与指数的结构,这一参与指数的结构就代表着投资秩序的结构。通过对投资秩序结构的讨论,可以理解不同投资者群体在投资秩序中的作用。秩序与不确定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秩序的结构与不确定性的程度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理解参与指数及参与指数结构的变化,我们将能够对秩序结构作出适当的评论。

对于投资秩序,重要的是保持投资者个人对于投资者群体的最终决定,并保持每一个投资者群体具有对于投资秩序的最终影响力。

三.动机和预期数据处理的基本思路

中国人民银行所进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是为了及时把握居民储蓄心态,对储蓄的发展趋势作出准确的判断,为适时调整货币政策提供依据的目的而设计的季度调查制度,调查起始于1995年第一季度,问卷的调查内容也已经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于2000年第一季度做了较大调整;问卷主要内容为了解居民对实际货币收入的主观判断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对物价水平的主观感受和未来走势的预期、存款和取款动机、持有现金的动机、对于物价和利率变化的心理反映、以及储蓄的分布特征等状况。

因此,居民储蓄调查问卷所提供的调查数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投资者动机的数据,体现在问卷中被调查者所选择的储蓄目的和用途上,这些动机包括:购买高档消费品、结婚、正常零用、做生意、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买证券及单位集资、买房或建房、支付孩子教育费、养老、防意外事故、得利息等;二是关于投资者自身客观背景的数据,包括被调查者的年龄、收入、家庭人口、职业、所在城镇等;三是被调查者对现状的主观感受、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方式、以及投资对象的选择等方面的数据,具体有:(1)投资者对现状的主观感受,包括:对于当前物价水平的高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利率水平高低的认知等;(2)投资者对未来的心理预期,包括: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的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等变动的判断等;(3)投资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包括:在假定的物价、收入、利率变动条件下的抉择,投资者手存现金的抉择等。

根据调查数据的这一特色,我们把被调查者对于储蓄动机的选择作为数据处理的切入点。可以认为不同的动机代表不同的投资者群体,这样,通过对动机选择及其相关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得到由不同动机所代表的不同类别的投资者群体,并通过动机结构的变化来讨论投资者选择及投资者群体的变化。

动机和预期的数据处理在注意投资者客观背景的基础上强调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投资者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和投资动机的形成,源于投资者基于其自身的客观背景和所处环境所产生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因此数据的处理涉及投资者所处的环境因素、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对未来的预期。投资者所处环境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主观感受,进而影响其投资动机,例如:对于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数据的分析力求减小这种影响,除了对整个样本进行分析外,增加了不同地域的分析;投资秩序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时间概念,数据分析增加了时间维度的分析,以便更清晰地对演化过程进行表述。

作为感觉的参与--参与指数,是由投资者对自身状况的主观感受、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应对准备等因素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抽象的表示;为了使得动机的抉择具有可度量性,我们将参与指数表示为在[0,1]区间上的实数,虽然投资者的动机可以不是唯一的,但是投资者通过参与指数而归属于特定的投资群体。参与指数在投资秩序形成中的纽带作用可以用下图表示,有了这种映射关系,就可以讨论通过时间的推移而实现投资秩序与投资者的参与、投资者的主观感受和预期之间的互动,数据的处理就围绕这个思路展开。

投资秩序的结构通过投资者的参与指数的结构得到体现,投资者群体的发掘是为了更好地找寻适合特定群体投资风格的产品和规模的设计,因此参与指数模型必须可以帮助我们通过投资动机以及与之相应的投资者的信息,找到那些与投资品种相对应的投资者群体,并可以通过投资秩序的演化过程的刻划,发掘出未来的投资者动机和与之相应的投资者群体。

我们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处理是在满足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数据处理目标的基础上,通过解读中国居民投资的参与、对不确定性的应对和投资的动机等来刻划投资秩序的形成和演化过程,是对于调查问卷数据更深层次的挖掘。数据分析融入了社会心理学的思想和行为金融的分析方法、特别是融入了我们对于投资者动机和预期分析的新视角,不仅可以满足中国人民银行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的目的,还可以展示各类投资动机以及其背后所依赖的投资主体之间的各种特征以及结构、揭示投资者动机与投资者群体之间一定意义上的对应关系、为金融机构针对特定投资群体所对应的投资动机开发产品或挖掘客户提供依据。

由于数据的处理的基点在刻划投资者动机与投资者群体的对应关系上,我们对于这种有主观感受和心理预期以及心理动机的调查数据的处理,不仅要进行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更应在新的理论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数据的处理有助于检验理论、完善理论,并为理论的实际应用提供支持。

四.结语

对于投资者动机与预期的解读,重要的在于通过理解投资者在参与投资决策过程中的感受而理解以投资者的投资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个社会的金融运行,理解这一复杂系统得以运行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形成的;同时,通过理解人们借以进行投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为什么发生变化而理解这一复杂系统及这一系统所遵循的秩序是如何演化的。

我们的框架在于解释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及在这一生成演化过程中投资者主观心理的基本作用。我们强调个人的无知状态,个人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参与的。个人的动机必定是具体的,无关宏旨的,我们正是要透过这种无知的动机来理解经济活动中的秩序生成与演化。在动机数据的获取上,必须坚持被访者对于参与秩序问题的无知。因此,我们的讨论不再从个人理性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投资决策过程,我们不能说个人选择什么动机更为合理,我们只是从调查数据中,知道动机的结构,从而理解参与指数的结构,我们其实不能给出动机的排序,我们讨论的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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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UncertaintyandtheEvolutionofInvestmentOrder:AnotherFrameworktointerpretinvestor''''sMotiveandExpectance

TaskGroup

Abstract:Differingfromthemainstreamtheorywhichtreatinvestor''''smotiveandexpectanceasacalculusprocesstomaximizetheirutility,theauthorstreatinvestor''''smotiveandexpectanceasinvestor''''sparticipatingininvestmentdecisionanddevelopaframeworkbasedonthispointofview.

第6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论文摘要:进化、适应和选择贯穿在任何一个物种的演化过程中,这是生物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大自然固有的运动规律在生物物种演化过程中的体现。只有准确地把握进化、适应和选择3者的内涵,以生物进化为主线,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把人类对环境的主动适应和自然、社会对生物物种的方向性选择结合起来,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生物的进化和在生物进化背景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坚持真正的达尔文主义和现代进化观及当代可持续发展观。

从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至今,由于对进化论的理解不深,因而出现了2种极端现象:一是生物进化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即忽视社会选择的巨大作用,仅仅将生物进化归结为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二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过分夸大社会选择的作用,而低估了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使我们必须把大尺度上的生物进化和小尺度上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保证人类的各种行为不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人类走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笔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探索生物的进化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旨在为生物进化大背景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基础。

1 生物进化与生物的适应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阐明了生命是进化的产物,现代的生物是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给神创论以巨大打击,使生物学摆脱了神学的羁绊…。达尔文认为由于随机变异的产生和自然选择的作用,适应的变异被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则被淘汰。因此,自然选择的过程,就是生存斗争及适者生存的过程,适应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

进化论及进化生物学的研究发现多细胞生物起源于单细胞生物,结构复杂的生命体总是源于结构简单的生命体。据此,部分学者认为进化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过程。生物的进化就是生物体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其中存在着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这和达尔文对生物进化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是相背的,这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在生物进化论中的体现。即使现代的进化观也并未认为“进化就是革命性的进步”,而把“进化”定义为“进化是生物适应性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一致,在进化理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是达尔文整个进化理论体系和现代进化观的奠基石。

适应是生物进化的最终结果。生物的进化是生物物种的趋异化过程,是生物的随机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过程。自然选择是对随机的多种变异的选择,大自然为选择者,而随机的各种变异成为被选择的对象,被大自然最终所选择的那种变异就得以保存下来,而同一物种中的其他变异就被淘汰,得以保存的变异就是适应大自然的。可见,生物物种产生的各种变异,无论是变异的程度上、方向上,还是变异范围的大小、数目的多少上,都是随机的、不定向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而大自然的选择相对于物种的变异来看,却是有一定方向的。自然选择的方向性和物种变异的随机性,客观上就决定了生物对自然的适应是一种被动的过程,生物体在结构、功能上对自然的适应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对自然的适应性总是滞后于自然对生物物种的选择性,也就是说,生物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不适应才是绝对的、永恒的。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和现代进化论所基于的客观事实,在进化论中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划清了进化论和神创论的界限。

2 自然选择与社会选择

生存斗争及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除此之外,还有另外1种选择——社会选择也与生物的进化密切相关。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开始,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和资源环境私有制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加上当代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对生物界的改造力度越来越大,表现在一些物种逐渐消失;一些物种数量急剧减少,成为濒危物种;一些物种地理分布区域大幅度缩小;一些物种生活习性及部分性状发生改变;不时有新品种出现等现象,表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生物物种的演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选择作用,这种选择称为社会选择。社会选择是人类主动适应自然环境的表现和手段,是人类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好地适应自然的一种必然。从本质上说,人类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科学实践活动等都是人类自主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以及科学实践活动等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和演化等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选择的范畴。

事实证明,现在人类社会选择的力量的确是越来越强大,无论是对自然的改造力还是对自然的破坏力都超过了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但是,人类、人类社会本身以及社会选择等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都是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发挥效能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选择是人类社会对自然选择作用的一种应答和反映,可以看作是生物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个典型。但社会选择一经发生后,便有其独立作用的一面,可以和自然选择作用一道共同作用于生物的进化过程。

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二者一致时,社会选择对自然选择起到了促进和加速的正向作用,使自然选择的力度、范围、时效得以加强,而自然选择使社会选择的目标得以快速实现,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加速生物物种的演化。另一方面,当二者不一致时,有3种情况:①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大于社会选择时,生物物种的演化由自然选择所控制,社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自然选择成为了社会选择的阻力。这种现象在人类的动植物新品种的选育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②当二者力量近于相等时,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都在自己一定的范围内作用,社会选择的目标停留在研究成果阶段,无法有效推广和应用,而自然选择也以其自身的作用规律对生物进行着选择。③当自然选择的力量小于社会选择时,社会选择的结果在自然界中得以快速体现,自然所固有的一些平衡体系被打破,自然选择的方向被改变,社会选择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控制着生物的演化。

2种选择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人类社会诞生起,2种选择过程都直接或间接地贯穿在每一个具体的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但是,社会选择的对象、原始材料和最终归宿都统一在自然界当中,社会选择无论多么强大。都必须以自然选择为基础。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在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选择对生物和环境的再创造作用,同时利用社会选择来抑制或从根本上扭转对人类或自然界(如物种多样性及生态环境等)都不利的自然选择,或减缓各种对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毁灭性打击的自然灾害等,降低灾害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3 社会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社会性选择,是一种非常理智的自主性选择,同时也是人类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机制,是一种实现长期自我演化的策略和手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人类的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以及现代科学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了正确的方向,把人类的社会选择和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主动适应都有机地统一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大框架下,使人类的社会选择和主动适应终于走上了“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道路,从而实现了人类在自己的演化历史上第一次按自己所设计的演化模式去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质上转化为人类的社会选择和大自然的自然选择二者间的关系问题,但这种相互关系无论是从时间、空间维度还是二者间力量强弱的对比情况来看,都是不对称的。从生物进化的时空尺度上来看,人类必须充分发挥自己所特有的主动适应力来确保社会选择在最大时空尺度上与大自然的自然选择相适应,人类才可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长期的自主演化。

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自然和自然选择都不会支持人类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内发展水平的全方位提高,因为这意味着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学种群,将占有越来越多的物质和能量,因而会剥夺其他物种生存和演化的机会,这与生物界的演化趋势相背离。因此,在生物进化的大背景下,人类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全人类长期的艰苦努力,还必须同时处理好进化、适应和选择等重大问题,只有这样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生物的进化、适应和大自然的选择以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都统一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进化是生物适应自然的结果,适应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自然界所固有的属性。换句话说,进化、适应和选择都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运动规律在生物物种演化过程中的体现,是物种演化过程中3个最重要的环节。人类的社会选择和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此为前提,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为人类造福。

第7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关键词】公共选择理论;政府规模;原因

一、对政府机构改革中“怪圈循环”现象的剖析

所谓“ 怪圈循环”,是系统论中的一个术语,是指事物在特定的等级系统中逐渐上升或者逐渐下降,结果却意外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我国的政府规模膨胀经过了四个“ 怪圈循环”:第一个怪圈:1949—1959年的循环。1949年确立(35个)机构1952 年小膨胀(42个)机构1954年较大膨胀(64个)机构1956 年的大膨胀(81个)机构1959年的精简(60个)机构;第二个怪圈:1960~1970年的循环。1960年初(60个)机构1965年底大膨胀(79个)机构1970 年裁减(32个)机构;第三个怪圈:1971~1982年的循环。1971年恢复,1975年增加(52个)机构1981年大膨胀(100个)机构1987年精简(61个)机构;第四个怪圈:1983~1993年的循环。1982年开始精简(61个)机构1986年膨胀(72个)机构1988年精简(68个)机构1992年膨胀(86个)机构1993年精简(59个)机构。WwW.133229.coM

政府规模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活动范围及其质与量,它既指政府职能与权力范围,又指政府机构与人员。衡量政府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作为指标;另一种是以财政支出比率作为指标。一般说来,政府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是有害的,都不利于政府发挥正常的职能和效率。所以对于现代国家的政府来说,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抑制政府规模增长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内容。

二、政府规模膨胀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语文献中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经济学”(economics of public choice)。”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个人受利己心的支配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个人的动机和目标是利他主义的、超个人利益的。公共选择理论则认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人会根据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和动机进行活动;同一个人在两种场合之下受不同的动机支配并追求不同的目标,是不可理喻的,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种政治、经济截然对立的“ 善恶二元论”是不能成立的,公共选择理论试图把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重新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或者理论模式,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基本假设来同一分析人的行为的这两个方面,从而撤除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樊篱。

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论有以下特点:(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明确的定义是,“一切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个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根据。

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二战以来政府规模增长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福利国家发展的结果,而公共选择理论则主要考察了政治制度的特征、政府预算决策过程中政治家与官员的行为、关系来阐释政府预算不断膨胀的原因。其中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府规模膨胀和增长原因的理论工具有:(1)官员预算最大化和官员效用最大化理论。(2)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理论。(3)宪法经济学理论。

三、公共选择理论对控制政府规模增长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有关约束政府规模的思想,对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具有启示意义。因此,在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致力于合理界定政府规模,稳步推进政府改革。

(一)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党如何领导国家以及如何领导社会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新时期党的建设不仅需要理论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诚然,我国党政关系的调整,在经历了以职能分开为中心的改革之后,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仅仅进行职能分开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使党对国家的领导在职能分开的前提下做到制度化。所谓制度化,就是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权依法运作,一切政府和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党内严格的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也就是说,要使党对国家的领导,从党的领导体制直接作用于国家领导体制的过程转变为制度化运作的过程,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

(二)科学界定和约束政府权力

政府权力和职能的扩张是导致政府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所以,合理界定并约束政府权力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有效途径。关键在于处理好下面三个关系:(1)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将权力限制在维护统治和管理社会的范围之内,把社会自身能够解决的管理事务交付社会,培养其应有的自制能力,激发其潜在的活力和责任,使政府权力。政府职能与政府有限管理能力相当,保证政府权力运行的畅通以及行政(下转第23页)(上接第15页)效率的提高。(2)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权力应退出属于市场的有效领域,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把主要职能放在维护市场秩序和国有资产管理上。(3)是政府间的关系。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重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到既不简单放权又不随意收回,中央对地方拥有宏观调控权和监督权,地方则主要履行公共服务职能。

(三)加强财政预算管理,约束政府开支

对政府开支进行必要的约束,是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要手段。(1)要使政府财政开支与国力相协调;(2)要确定政府消费、政府投资以及转移支付的科学比例;(3)要规范财政税收制度,杜绝政府各种形式的税外乱收费;(4)引入行政成本收益分析概念,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讲究行政效果。

(四)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政府效率

引入竞争机制,促进各种类型的竞争,以此打破长久以来的行政垄断,是振兴公共机构,防止政府规模无限增长的重大举措。具体地说:(1)是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使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化,改变过去一切社会事务由政府独家垄断的状况。(2)是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便在市场竞争和私人承包都不可行的领域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高政府效率。例如:实施分权化管理,推行竞争性人事制度,实行政务公开,推动公民参与管理以及舆论监督等等。

只要我们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地做好上述工作,以新的举措深化政府改革,以新的思路加快政治发展,那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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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本科教学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肩负传授知识和技能的重要职能。课程体系构建是本科教学的基础和核心。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课程体系构成具有一些共性,比如:从课程模块来看,都包括通识课和专业课;从课程结构层次来看,都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从教学方法来看,都有讲座课程和研讨课程。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讲,专业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是构建学生专业知识体系、训练专业认知能力和养成专业思维方式的关键要素,蕴含和体现了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特色。

 

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思想决定了课程体系设置。近年来,南京大学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未来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通过深入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三三制”人才培养模式。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在人才培养思路上一直秉承戴安邦院士的全面化学教育思想,即“全面的科学教育要求教学既传授知识和技术,更训练科学方法和思维,还培养科学精神和品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围绕多元化创新型人才培养,在分析借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英国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化学专业课程设置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化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构建了“激发兴趣、注重能力、多元培养、个性发展”的专业课程体系。

 

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化学专业课程体系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也是美国最自由、最激进的大学之一。化学是伯克利的传统优势学科,在OS世界大学最新排名中,伯克利的化学学科排名第二。

 

伯克利学制为4年,每学年有3个学期,分别是秋季学期(一般17周),春季学期(一般17周)以及暑期学校。本科生学位要求的最低学分数为120。

 

伯克利的化学学院有两个系:化学与生物分子工程系和化学系。化学系的专业课程主要是按知识模块进行构建,由基础课和大量的专业课两大模块组成。根据修读课程的不同,化学系的学生可申请化学理学或者艺术学学士学位,或者化学生物学理学学士学位。本文仅介绍化学理学学士学位要求的专业课程。

 

上图是典型的化学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示意图。可以看出,化学系本科生在第一年主要修读大学化学和定量分析这门课(含实验),或者根据需要修读与高中课程相衔接的化学课程。二年级主要修读有机化学(含实验)。三年级需修读高等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两门课。四年级的专业课较多,包括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分析、无机合成及反应、有机化学.高级实验方法或者原子核技术中的化学方法,这几门课均包含理论课和实验。以上课程构成了化学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这些课程一般为3~5个学分。

 

伯克利认为本科毕业生应该“熟悉艺术、文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够收集、筛选、综合、评价来自不同领域并以不同形式呈现的信息;理解研究过程和如何创造新的知识;能够与人合作共事;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其环境;具有解决问题和作出决定所必须的技能,并能考虑决定的广泛的社会和伦理意义;能够处理模糊性,能够灵活思考并具有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发展智识的技能”。因此,化学系本科新生需要参加新生导学课。一、二年级必修的课程还包括数学、物理以及15学分的BreadthElective课程(如阅读写作、外语、人文社科类课程),类似于国内的通识课。除此之外,化学系还开设了培养团队合作(如SupervisedGroup Study和Directed Group Study)和独立工作能力(如Individual Studv forAdvancedUndergraduates)的课程。

 

对于高年级本科生,除了专业必修课外,还要求完成15学分的专业选修课和跨专业选修课。

 

伯克利化学系开设的高年级专业选修课有30多门,一般3学分,包括信息化学、生命体系中的无机化学、高等无机化学、无机合成与反应、普通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实验、高等有机化学机理、高等有机合成、有机化学一高级实验方法、量子力学和谱学、生物物理化学;物理学原理和生命分子、生物物理化学、化学生物学、伯克利能源讲座;生物质能、原子核化学、原子核技术中的化学方法、材料化学导论、生物化学工程实验、高分子科学与技术、大气化学和物理实验以及量子信息科技等课程。

 

化学专业建议选修的跨专业课程涉及大气、生物、土木和环境工程、计算机、地球和行星科学、经济、教育、电子工程、政策和管理、力学工程、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营养学和毒理学,物理、植物和微生物学、公共卫生、统计等多个学科分支,多达200余门课程。另外,本科生还可以选修多达50门的研究生专业课。因篇幅有限,本文不一一列出这些课程的名称。

 

二、英国剑桥大学化学专业课程体系

 

英国剑桥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之一,素有“诺贝尔奖摇篮”的美誉。剑桥大学崇尚自由、创造性、人文和科技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是将传统和现代教育有机结合的典范。剑桥大学化学专业具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在2016 TIMES英国大学优势专业中排名第一,QS世界大学最新排名中名列化学专业第三。

 

剑桥大学对学生的培养与管理是经典的学院制。该校有31个学院,负责学生的生活和本科生的业余辅导。教学由大学的科系负责,主要科系包括艺术和人文、生物科学、临床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等。剑桥大学每学年的授课时间分为三个学期,包括Michaelmas学期(8周)、Lent学期(8周)、Easter学期(5周)。

 

化学系负责化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与讲授,修读不同的化学课程前,要求修读相应的数学、物理课程。另外,学生也要学习计算机、语言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化学专业课分为三个模块。

 

第一学年课程为模块IA,主要是介绍化学的基本原理,与预科课程相衔接,课程包括分子形状与结构、有机化学反应与机理、热力学与平衡、化学反应动力学、元素化学。另外,要求学生参加两周一次的实验课程,实验内容安排与理论课程基本同步,实验课程没有单独学分,实验成绩计入相应课程最终成绩。

 

第二学年课程为模块IB,课程更深入地讲解化学原理。学生有两种化学课程类型可选择,即A类理论与物理化学类课程和B类有机与无机化学类课程。继续修读化学专业的学生要全部完成两个方向的课程。其他专业的学生根据自己以后的专业方向分别修读A或B类课程。

 

A类课程包括量子力学导论、分子谱学、对称与成键、分子能级与热力学、电子结构与固体性质,B类课程包括重要有机反应、结构解析、配位化学、金属有机化学、无机环化学、形状与有机活性、化学生物学导论。对应于A类与B类课程,学生要求每周参加一次或两次实验,实验成绩计入相应课程最终成绩。

 

第三学年开始时,化学系开设学生化学生涯指导讲座。大三学年学习模块II课程,是在模块I学习的基础上,扩展与深化对化学知识的认知。模块II课程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5门课程,每门课程1学分。其中,4门为必修课,包括无机化学I:结构与成键、有机合成基础、高分辨分子光谱、理论技术,另外一门课程物理化学中的概念为选修课。第二层次有8门课程,包括无机化学II:过渡金属与金属有机催化、结构与性能、化学生物学I:生物催化、化学中的衍射方法、材料化学、统计力学、对称与微扰理论、有机机理研究。第三层次有7门课程,包括:无机化学III:表征方法、有机化学中的控制、大气化学、高分子导论、电子结构、化学生物学III:核酸、核磁共振中的物理基础。

 

大三的实验课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现代合成化学中的技术,主要是无机及有机化合物的制备与合成;二是与物理及理论化学有关的实验与计算。两部分实验均为必修。

 

在大三结束时,学校筛选能进入第四学年学习的学生。第四学年主要包括课程模块III的学习和课题研究。在学期开始时,学生接受实验安全教育及生涯规划指导。模块III课程包括18门化学课程以及3门其他院系课程(篇幅关系,文中不再列出这些课程名称),要求学生根据兴趣选修8门以上课程。

 

三、对两校化学专业课程体系共性和差异性分析

 

从以上对伯克利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学化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下共性:

 

(1)课程内容层次和梯度明显。伯克利化学系对本科生实行分阶段培养。课程设置分低年级课程和高年级课程。针对专业基础不同的学生,部分课程设置了引导性或难度较低的课程。如大一年级学生可以先修读层次较低的大学化学、大学化学实验这两门课程,再修读必修的大学化学和定量分析这门课。而剑桥大学的化学专业课程则更多地从学科认知规律来体现课程内容的层次性,学生根据自身发展,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课程模块。

 

(2)课程设置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伯克利基本采用化学四大基础课的模式,但本专业和跨专业选修课程非常丰富,涉及很多相关学科分支,这与化学系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定位有关,即“化学专业毕业生可从事石油、化工、食品、农业、摄影、制药、生物科技及矿业等相关行业的研发,或者化工贸易、质量控制以及行政管理等工作”。伯克利化学专业学生还可以选修本专业研究生课程。剑桥大学的专业课程体系中,前沿性选修课程多,能让学生充分了解学科前沿。比如大四课程模块III的蛋白质折叠、错误折叠与疾病、磁性材料、化学生物学与药物发现、固体电极等课程,本身已经具有研究生课程的专业性和深度。

 

(3)设置导学课程。伯克利和剑桥大学都有针对本专业的引导性课程,如伯克利大一新生需要修读的导学课,主要包括面向新生讲解化学系各个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学院的图书馆、计算机设备、校友和高年级学生的经验交流,以及学校和学院的资源介绍等。而剑桥大学在大三和大四学期初均设置了生涯指导讲座以及安全教育。这类课程的设置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与成长。

 

(4)重视实验教学。伯克利和剑桥大学除了专门的实验课外,很多课程都有相应的实验内容,并且内容与理论课程基本同步。

 

两校课程的主要差别在于:

 

(1)授课时段安排不同。剑桥大学化学专业基础课程不采用平行授课方式,不是从学期的第一周持续到最后一周,而是采取集中连续授课。比如用3周时间集中把A课程讲完,然后再讲授B课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能够使学生在短时间内集中在1~2个知识模块上学习,课后查阅大量的参考书与文献,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入。而伯克利则采用的是比较常用的模式,即一门课程贯穿整个学期。

 

(2)课程内容构建思路有区别。伯克利的化学课程,特别是专业必修课和国内大多数研究型高校的化学专业设置基本相同,是基于二级学科内容划分的传统模式。而剑桥大学的课程设置抛弃了传统的四大化学课程模式,改为按照知识结构和学科认知规律来设置课程,避免了知识点的重复讲授。

 

四、南京大学化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知与行

 

对照伯克利和剑桥大学等国外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化学专业课程体系,我国高校传统的化学专业课程体系存在明显的不足,无法满足科学发展、国家战略以及社会产业对多元化创新型化学人才的需求,具体问题包括:(1)现有课程体系缺少导学与衔接课程,缺少对专业的兴趣培养与认知,造成新生存在较长时间的迷茫期。(2)按传统四大化学设置专业核心课程,部分知识点讲授重复较多,学科前沿内容体现不均衡。(3)在传统课程体系中,交叉课程少,对学生交叉类学科的培养措施不到位。(4)对化学产业人才培养不重视,有关产业素养培养的课程缺失。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了补充和优化。为大一新生设置了衔接课程,开设新生导学课,以解答学生关于化学“学什么,怎么学,去哪儿”等疑惑。为了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开阔学生知识视野,我们围绕不同主题开设了7门新生研讨课:化学与生命、化学与材料、能源与化学、化学与环境、大分子:从材料到生命、原子与分子的量子世界、高分子材料与社会发展等。

 

专业核心课程涵盖化学科学的基本及核心的理论内容和技能训练,是化学专业学生准出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南京大学化学专业学生通过自主招生及高考两种模式选拔录取,这两类学生的化学知识基础差异明显。对此,我们构建并实施了因材施教的两种核心课程体系。

 

一是普通核心课程体系。主要针对无化学竞赛经历和专业基础的学生。我们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思路进行了优化,并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与更新。主要是:合并无机化学与化学分析内容,设立大学化学课程;结构化学由大三调整到大二开设;增设高分子导论核心课程,形成以大学化学、结构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高分子导论为骨架的核心理论课程体系。

 

二是针对学科特长生的课程体系。自主招生选拔的学科特长生通常具有较好的无机及有机化学基础。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对核心课程进行了调整:融合无机化学与基础物理化学知识,构建了一门全新的化学原理课程;压缩了有机化学授课学时;将结构化学、结晶化学、高阶物理化学内容整合为高等物理化学。通过数理课程学习内容的强化、化学核心专业课程的整合与提升,使学生具有宽厚的数、理、化、生等理科基础,学科视野开阔,专业知识扎实,为在化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同时,我们构建并实施了“基础一综合一研究”一体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实验教学新体系,并对相应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合并“无机化学实验”和“定量分析化学实验”为“大学化学实验”;取消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分子专门化实验,在化学一级学科层面上开设综合化学实验课程,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实验,形成了大学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综合化学实验这一新的实验教学课程体系:

 

为满足多元化人才培养需求,我们构建了多元选修课程体系:

 

(1)专业选修课。我们按科学知识单元组织课程,构建了知识体系完整、前沿性强的专业选修课体系,包括高等无机化学、有机合成、谱学基础、近代仪器分析法、高分子化学、化工原理、计算机与化学、化学文献、结晶化学、配位化学、催化化学、现代材料化学基础、分离科学、波谱分析、等离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及物化、胶体与界面化学、高分子材料制备等。另外,我们委托生命科学学院开设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课程;选择环境化学、材料加工、药物化学、能源化学、地球化学等相关院系课程为跨院系选修课。

 

(2)高年级研讨课和研究生课程。高年级研讨课包括化学与纳米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分子识别与分析、无机交叉领域的前沿发展、有机化学现代进展。另外,我们对本科生开放了部分研究生课程,包括配位磁化学、高分子结构研究法、电分析化学基础、高等有机化学、计算量子化学等。这些课程使本科生能系统了解学科前沿领域,让学生了解并思考科学问题的发掘与解决过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

 

(3)化学产业类课程。针对化学行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我们开设了化学化工行业就业创业指导、化学安全与防护、精细化学品开发与商业化、现代实验测试技术等与企业管理、市场需求、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质量认证等课程。我们聘请企业专家、政府管理人员以及外校师资为学生授课,以体现行业要素,培养学生产业素养和创业能力。

第9篇:无机化学选论范文

关键词:无机化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无机化学是工科院校大多数专业的基础课,也是其他三门(分析、有机和物化)化学基础课的基础。处于这种地位的无机化学其内容不仅要体现无机化学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作为大学化学教育的主要内容,还应该体现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即要提供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但是,目前的无机化学只有50学时,学时少、内容多、任务重,而教学对象又是刚步入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学习方法上还没有摆脱中学的学习模式。基于此,探讨这一课程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轻松愉快地学习,并能领会此课程的精髓,就成为一名无机化学教师最起码的责任。

一、更新教学理念

在工科院校中,现行的无机化学教学方法以传统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法有其合理因素,学生通过听课,可以比较“经济”地花费时间,吸收积累很多有用的知识。但是,单向地灌输以及教师的绝对权威,会使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不仅影响了教学质量,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不利。根据当今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要求,高校教学应该不仅仅是单纯地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复合型、能力型、创新型的人才,所以必须对传统的单一的教学模式加以改革,转变教学观念,更新教学思想,精心选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二、精选教学内容,注重“重点讲够,难点讲透,指导自学”的原则

工科无机化学是大一新生的一门基础必修课,也是其它后续课程的基础,要求学生既要打好基础,又要拓宽知识面。而无机化学内容增加了,学时减少了,所以对于这个矛盾的处理,首先我们要根据基本要求,认真领会“掌握”、“理解”、“了解”这三个不同层次,精选材料,进一步明确精讲、略讲、自学的内容,并对学时进行合理的分配。有些内容,例如化学热力学基础和物质结构部分应着重于讲清概念,为我所用,不深究其原理和推导过程,重点在于应用。如化学热力学基础知识的基本要求中提到“能用计算化学反应的热效应,初步学会用和来判断反应进行的方向和限度”。引入这些内容有助于定量讨论和理解物质的某些性质,不对结论进行系统的推理和论证,只能作为热力学基础初步介绍。原子结构部分有不少属于“了解”甚至是“初步了解”这一层次,我们着重讲思路,从最简单的核原子光谱入手,讨论核外电子的运动规律,理解原子能级波函数原子轨道几率密度和电子云四个量子数等基本概念。重点讲清如何用四个量子数描述核外电子运动状态,掌握电子排布一般规律和元素原子结构特征,揭示元素周期律的实质和元素原子性质变化的规律性。这样经过精选,适当减少学时,为拓宽新内容腾出时间。有了这样一个思路,学生听课时就比较主动,知道教师该讲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讲这些问题。课前课后自学时,也会做到心中有数,目的明确,抓住要点。

三、优化课堂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结构,采取不同的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具体采用如下方法:

1.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兴趣

无机化学理论知识,“以板书教学为主,多媒体教学为辅”。针对无机化学理论知识比较抽象,难以理解的特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重问题情境的设计,以日常生活、生产实际为背景,把学生引入问题之中,激发兴趣,激起动机,让学生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引入化学热力学的研究内容之前,提出常温下可否利用水蒸气与碳反应制造水煤气,答案是否定的,要使该反应发生,必须升高温度,那么温度达到什么程度反应才发生?该反应将有多少能量发生变化?在该反应过程中碳能否完全转化为CO?这些均能用化学热力学知识来解决。

2.改变例题的讲授方式

传统教学中例题的讲授采用老师讲学生听的方式,这样师生都觉得累,学生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笔者尝试采用先由学生看,并思考例题告诉我们什么,有必要的再讲,然后激发学生思考一题多解与变换已知、结论后的解法,总结解题本质与规律,最后鼓励学生自己编题,这种方法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与学习兴趣,实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创新意识。

3.引导学生归纳和总结当天学习的重点内容

归纳、综合是学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大一学生知识基础不够深广、自学能力不强、学习上依赖心理较重的特点,理论知识部分着重于课堂讲授。每次课堂讲授结束之前,预留10分钟的时间,由教师根据课堂讲授内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并总结当天学习的重点和难点,学生可以提出课堂上他们没有听懂、没有理解的问题大家共同解决。对于元素部分,结合前面学习的原子结构的电子排布,理解元素应有的性质,并根据“族”或者“区”的不同,引导学生总结归纳同族元素的规律性、特殊性和反常性,从而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元素化学的知识。

4.培养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

教学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体性活动,是师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教师在精心备课,根据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灵活运用讲授、讨论等多种教法的同时,应该注意对学生学习方法的传授和指导,形成一套适合学生自身特点的学习思路,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会学善思。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学生的学是为了会学,在化学教学中,要以教会学生学习为中心,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指导、引导、诱导,让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造”,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总之,一切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目的都是采取学生乐于接受的逻辑和形式,按教学大纲要求,把内容传授给学生,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先进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此,在课堂上我们注意适时启发,讲授与讨论相结合,增加习题课和讨论课。同时,根据课程的内容和特点,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尽量使用多媒体授课,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教学效果也良好。

参考文献:

[1] 沙洪成.构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04,(8):76-77.

[2] 天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无机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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